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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體育經濟學是經濟學與現代體育經濟現象相結合的產物。關于該學科的科學理論思考鮮見。從學科的發展規律來看，學科的科學理論思考是學科進入科學領域的首要步驟，缺乏應有的科學理論思考，學科定位與發展將無從談起。對體育經濟學的研究歷史、概念與發展現狀進行概要性的討論，然后在證偽主義、范式理論及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等科學理論框架下，探討與之相關的科學理論的蘊涵。

關鍵詞：體育經濟學；證偽主義；范式理論；科學研究綱領；交叉學科

1體育經濟學的研究歷史溯源

在歐美國家可以追溯到經濟學研究者一些相關的、少量的體育經濟學研究成果，特別是勞動經濟學（主要關注球員工資、轉會）、城市經濟學（主要關注體育場館）、產業經濟學（主要關注職業體育市場競爭）的研究［1］。1956年6月，美國學者羅滕伯格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棒球運動員的勞務市場》，被當今學者認為是開創體育經濟學研究先河的文章［2］6。之后，有學者認為羅滕伯格在此篇論文中勾畫了職業體育聯盟的11個經濟特征，其中“不變性原理和消費者偏好比賽結果的不確定性假設”，被后人視為職業體育經濟學分析的奠基石［2］6。1971年6月，英國學者斯隆發表的《職業足球的經濟學：足球俱樂部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認為是開創歐洲和北美職業體育管理模式比較研究先河的文章。文中提到：“斯隆基于英國足球實踐指出，歐洲職業足球俱樂部以獲勝最大化為發展目標，而不是美國學者主張的利潤最大化”［2］6。德國早期有關體育經濟學的研究論文集中于體育觀賞活動的分析，經濟學中常用的概念被應用到體育觀賞活動的研究中。在德國，體育由體育協會和體育聯合會管理，但這一組織類型長期沒有受到經濟學界的認可與重視。加之經濟學家在當時的體育學研究領域未獲得認可，體育學長期受到非經濟學科的影響，一些其他學科的研究者趁機進入該研究領域。多曼認為，非經濟學研究者極少使用經濟學中已建立的規范標準來對這一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研究，因此，最初的體育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由于在社會學與經濟學理論之間搖擺不定和不重視核心的經濟學概念而飽受詬病。從經濟學視角來看，體育經濟學在概念生成中缺少準確性。我國對體育經濟學的研究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體育經濟學》標志著體育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我國啟蒙與發展。1991年，在我國體育經濟學被正式列為一門學科，當時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局限在政治經濟學范疇，缺乏西方經濟學和現代產業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支撐和指導［1］。在對體育經濟現象進一步研究的過程中，既與經濟學發展有明顯的銜接，也存在斷層。針對企業管理問題的學術討論促進了一種管理學視角的建立，這一視角超越純經濟學領域而為行為學相關學科的運用提供了可能性。在以經濟學為導向的企業經濟學向系統的管理學發展的過程中，提出了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答的問題：管理學到底是一種用科學方法進行解釋的科學，還是一種純藝術性科學。企業經濟學是一種能夠引導不同學科進行融合的學科。體育經濟學的發展，一方面受經濟學傳統路線的影響，它將體育經濟學定位于“經濟學下的純子集”，其中經驗目標僅限于體育中真實存在的行為體。另一方面，體育經濟學并沒有明顯參照經濟學進行構建，同時也不是一種與管理學相同的學術體系。布羅伊爾和蒂爾將體育管理學稱為一種由體育經濟學、體育心理學、體育法學和體育社會學構建的科學。紐弗與比勒的研究雖然沒有將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管理學區分開來，卻突出強調了體育社會學、體育心理學與體育法學是體育管理學重要的相關學科，且與體育經濟學有藕斷絲連的關系。“體育經濟學與管理學作為學科的獨立性是顯然的，但是作為應用研究性的學科，二者的融合是一種趨勢”［1］。綜上，體育經濟學的研究路線可分為經濟學與非經濟學2條傳統路線。經濟學傳統路線明顯局限于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來構建學科理論，而非經濟學傳統路線則運用不同交叉學科的觀點來研究體育中出現的經濟問題。這種非經濟學研究方法能夠實現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而不受各類理論數量和性質的限制，進而生成一系列學術理論性問題。

2體育經濟學概念爭議

海涅曼在其早期研究中認為，體育經濟學就是對那些用經濟學方法研究體育的恰當歸納。之后，蒂姆建議將體育經濟學用來指代人們所參與體育行為中的經濟學，體育管理學則指特殊的企業經濟學原理。霍希一方面區分了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管理學，另一方面又將其與體育經濟進行區別。霍希認為，體育經濟學指的是擴展的、與問題相關的概念，它與一種有限的、與學科相關的概念相對立；將經濟學原理運用到體育領域，也就是體育經濟；關于體育乃至所有體育中的經濟學問題，它首先依賴經濟學理論，也需要社會學或心理學、組織學原理來解釋，因此，這類科學在國際上稱之為體育管理學。與霍希的“體育經濟”概念意義相同，多曼使用的是“體育經濟學”這一概念，他認為體育經濟學是將企業經濟學和國民經濟學理論機制應用到體育的各個領域中。相反，弗里克和瓦格拉主張使用“體育經濟學”名稱來表示“經濟學中的子學科”。我國學者蘇義民認為：“從國民經濟的基本構成來看，體育部門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門，體育經濟學也可稱作一門部門經濟學；體育已成為一個產業，體育經濟學同時也是一門以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產業經濟學。”［3］叢湖平、鄭芳則指出：“體育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研究體育領域的經濟現象、經濟活動的本質特點和規律的學科。體育經濟學不是簡單地研究體育或經濟，也不是某個運動項目的經濟學研究，而是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體育資源實現價值的各種規律的學科”［2］9。此外，哈格將體育經濟學看作為經濟學中的應用型子學科和體育學中的理論場域，用來研究體育與經濟的關系。格魯普認為體育經濟學是體育學的分支領域；體育商業化的加強，體育市場和體育經濟體的出現促進了體育經濟學的發展。普廷格爾將體育經濟學看作體育學新出現的分支學科，以及連接體育理論和經濟學理論的紐帶，如今他強調經濟學原理對體育的適用性，并將體育經濟學定位于體育學新的分支領域。按照尼區關于體育經濟學的建議，體育經濟學是體育中的經濟學和體育的經濟學。前者關注體育研究領域之外的普遍性現象，同時這些現象具有經濟學意義，而后者是對體育進行經濟學解釋，以全面重建一個獨有的領域。

3體育經濟學的科學理論思考

科學理論是一種元理論框架，用以解釋那些規范性理論是如何形成的。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庫恩的范式理論和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是最具影響力的3大科學理論概念框架。依此對體育經濟學進行科學理論思考。

3.1歸入證偽主義的思考

證偽主義是由英國哲學家波普爾創立的理論。他從反對邏輯實證主義關于科學理論來自對經驗歸納的觀點出發，把科學理論看作是普遍命題［4］24。波普爾認為科學理論的本質在于猜測，而最終無一幸免地要被證偽，科學理論不斷通過有限的，個別的經驗事實而被證實，但個別的經驗事實都能證偽普遍命題［4］25。在證偽主義中，由于錯誤的結論能夠回溯到至少一個前提中，而且通過不斷證偽來推翻一系列錯誤，這樣可以實現科學理論對事實和假設的要求［5］。盡管將研究的不同傳統路線歸入科學理論，并不能對目標研究領域進行命名，但卻能提出一些符合事實和假設要求的陳述。當前經濟學傳統路線也描述體育領域內的獨特現象，基于已有的經濟學理論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因此，在證偽過程中，確定了體育現象中經濟學陳述的適用范圍，同時這些陳述也經歷了證偽的過程。借助體育這一客體對經濟學陳述進行證偽將會驗證或否定這些陳述。如果人們不去討論到底何時進行證偽，所進行證偽的到底是哪些組成部分，那么，這種通過體育現象對經濟學陳述的證偽只不過意味著，一種證實的經濟學陳述的使用范圍并不能對某一種體育現象起作用。某些不經意的修改調整能夠針對這種體育現象生成新的陳述，而這類陳述必須重新進行證偽，并在證實的情況下延伸到其他研究領域進行驗證。用體育領域的現象對經濟學陳述進行證偽，對其進行特別調整時，可能存在與目前陳述系統的不協調。這些矛盾至少限制了適用范圍，并最終拋棄原有的理論而選擇另一種替論。如果某種被證實的經濟學陳述無法在體育研究領域中得到實證驗證，人們可以將這種相關現象稱作研究領域的特殊性。針對體育領域進行的學科性科學證偽被歸到“體育經濟學”或“體育管理學”，它重點對內容進行說明，但仍停留在上位學科的認知層面。對于體育經濟學來說，若將每一學科陳述相關聯（其中某一學科陳述必須源自經濟學陳述系統）并能夠被證偽的話，之后體育經濟學就能形成一種知識增長。證偽主義并不能判斷一種學科性或者超學科性的方法是否能夠更好地符合研究目標。其僅能夠在陳述的復雜性上進行對比。那些著重論述經驗事實的陳述體系，揭示了很大一部分實證性內容，卻很少能避免被證偽的結局。基本陳述的復雜性隨著其關聯性的增加而強化，因此，一種學科基本陳述H1與另一種基本陳述H2（它與H1具有關聯性且由來自其他學科陳述H3組成，即H2=H1+H3）相比顯得更簡化。從學科認識興趣（H3的來源）的基本立場來看，H1也不具有復雜性，因為它無法對H3進行證偽，同時H3也不能對認知對象進行補充性描述。與H1、H3其中之一或兩者相加比較來看，H2更有可能進行實證性解釋和預測。基礎陳述的關聯性是一種研究策略的定量問題。對極其復雜陳述的驗證會縮小陳述體系的適用范圍，而這些陳述體系能夠非常準確地描述它們所研究的現實狀況；然而，對簡單陳述的驗證會形成普適性陳述，這類陳述經常會有很大的適用范圍，因此，體育經濟學及體育中經濟學的科學傳統路線存在一定風險，總結的陳述并不能生成可供相關專家使用的知識，由于自身的非學科導向能更明顯地促進不同描述體系的延伸，最終形成帶有具體適用范圍的理論體系。在證偽主義的前提下對體育經濟學進行學科定位具有重要的意義：那些被證實的，但在體育研究領域無法進行實證檢驗的經濟學觀點可以充當體育的特殊性；作為決定性組成部分，體育經濟學體現了學科陳述的理論融合程度，并如同作為整體的體育學一樣在進一步提升融合度時面臨難題。

3.2歸入范式理論的思考

范式最早由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提出，它指的是一個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的集合［6］。范式是庫恩科學方法論的核心。“這一概念一方面對社會成員的思想、價值觀、方法論等進行總的概括，另一方面也表示總體中的某一成分對具體問題的解決，而這一過程作為模范典型能夠替代常規科學對一般性問題的解釋規則”。在解決一些學術圈內專家共同面對的問題時，這種科學方法論的各種范式更加有效。科學的進步依賴于專家所達成的一致，即將一種范式作為他們研究工作的基礎，而非通過證實或證偽。相互競爭的范式借助它們的預言、知識、地位和聲譽來獲取科學界的擁護，然而這些范式原則上是不能進行相互比較的。范式并不是以某種理論存在為先導。經濟學的核心范式在于“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以及“由此產生的用來解釋宏觀經濟學現象的結論”。弗里克在討論體育經濟學中體制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協議成本、交易成本理論、貿易和博弈論的意義時，運用了核心經濟學范式的內容。同樣，多曼在定位體育經濟學中經驗和認知目標時，也使用了相同方法。到目前為止，還無法斷定體育經濟學的經濟學傳統路線是否采用了與經濟學常規理論相對的其他范式；因此，經濟學傳統路線也被理解為經濟學常規科學的組成部分，而且常規科學的認知界限也無法確定。但針對國民經濟學理論展開的方法論之爭，以及對金融市場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進行的抨擊，表明了常規科學的局限性。目前，還無法確定體育經濟學的經濟傳統路線是否也存在同樣的情況。然而，對于體育經濟學中的非經濟學傳統路線來說，還無法確定一種可以用來確立學科身份的范式。通過研究，對于是否已經形成一種與其他學科范式相獨立的范式仍值得質疑。目前，體育經濟學的非經濟傳統路線仍處于前范式理論時期，也就是還沒有獲得一種范式，因此仍無法進行常規科學的研究。另外，也無法確定是否能夠在非經濟學傳統路線中生成一種或多種范式。內在原因可能是體育學中缺乏主導范式或管理學的學科融合度不高。另外，常規科學擁有一種較高的吸引力，它能夠引導科學家做出有利于范式的規范化選擇。體育經濟學中2種傳統路線的不同范式的發展程度，導致了學科內與學科間不同理論或理論成分通約性的差異。雖然庫恩和費耶拉本德認為經濟學傳統路線中，常規科學的擴展不存在不可通約的問題，但無法避免非經濟學傳統路線內部，以及2種傳統路線之間的通約性問題。理論對比需要一種中間語言，這樣就可以將那些需要進行對比的理論毫無保留地翻譯成這種語言，然而并不存在這種中間語言。如果各種范式及其機制化的可能性不存在吸引力，那么也就不存在不對稱的范式發展（此處存在經濟學傳統路線下的常規體育經濟學，而那里融合了存在各種通約性問題的前范式嘗試）。初生的非經濟學范式也許通過與學科母體（由象征性概括、模式、價值和范例式解題構成）保持一致來渡過前范式理論時期，這樣在與其他范式競爭時可以爭取剩余的吸引價值。總之，集中將核心經濟學范式應用到體育研究領域，同時缺乏替代范式使得體育經濟學中的常規科學帶有認知理論的優點和局限性，非經濟傳統路線由于沒有統一的范式而限制了各個理論解釋問題的能力，但可以使用其他理論成分進行解釋。

3.3歸入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思考

英國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這一概念。他認為人們對科學的評價往往不是針對單獨的理論，而是一個具有相同硬核、可變的保護帶和正反啟發法的理論系列，這一理論系列就是科學研究綱領［7］。拉卡托斯用一系列理論組群來替代證偽原則和范式的規范性原則。根據他的方法論，絕大部分科學都是一些可以通過問題轉換來進行評價的研究綱領。科學革命源于一種研究綱領推動另一種研究綱領的過程。各個研究綱領具有連續性，它們是相互聯系的理論，這些理論雖然并不能反映整個科學，但是與某一特殊問題對象相關。這種連續性通過研究綱領的硬核而產生，而這一硬核作為反面啟發法擺脫了檢驗。當一種研究綱領能夠揭示更高層次的真理時，也就是說它能夠毫無矛盾地解釋其他研究綱領也能描述的現象，另外，也能至少解釋一種其他現象或能提出一些新的可證偽的預言時，這種研究綱領將會優先受到重視。研究綱領是由具有連貫性理論T1、T2、...Tn組成的理論系列。一種針對體育領域（T1;S）中一個或多個現象的理論系列出發點，可以成為另一種理論系列的組成部分，后者描述的是體育領域以外的其他現象（T1;S=TX;nonS）。如果TX;nonS后續理論的應用范圍被證實與假設一致，或者范圍更大的話，對體育領域內和領域外現象的解釋就會存在一定的相關性（Tn;S=TX;nonS）。若通過實證發現應有范圍受到限制的話，這種限制也會影響到體育領域或其他研究領域。當涉及體育之外的研究領域時，這種應用在更多研究領域的理論將會發展成用來研究體育領域內一種或多種現象的理論。當這類范圍限制影響到體育的研究領域時，那么這種體育研究綱領的作用將會降低。然而，一種理論系列的出發點也可以是單個的理論，這一理論可以是對其他理論系列中不尋常現象的反映，也可以作為對意想不到檢測結果的反映，最終它可以發展成為一種研究綱領。體育經濟學的2種傳統路線中，可以重建一種評價性的研究綱領。作為早期體育經濟學論文關注的焦點，體育中的單個現象（比如體育成績的均衡性與觀眾需求的關系、體育比賽中高額的固定成本開支）可以借助完美的經濟學研究綱領進行研究。柯西蓋塞僅從經濟學的一種研究綱領出發，認為經濟學研究綱領的硬核就是經濟學行為模式。而對這種行為模式的有限性利用形成了硬核的保護帶，比如在無限理性、信息、利己和易變的偏好性方面，與研究綱領的硬核相反，這種有限性最終被證偽。在非經濟傳統路線中重建研究綱領，并不能形成一種像經濟學傳統路線那樣具有更廣維度的研究綱領。有限的非經濟傳統路線研究綱領既能夠展示有關體育團體的理論發展狀況，這類理論通常與體育金融分析、結構分析及之后體育發展報道相關。對于這2種研究綱領來說，經濟學和社會學行為觀點是它們的硬核，將經濟學研究綱領保護帶中出現的內容成分納入它們的保護帶中；然而，可以發現2種體育經濟學傳統路線科學綱領之間的重合點，也許可以通過體育這一形式化對象中為數不多的理論或通過對不同現象的關注得到解釋。隨著非經濟學傳統研究綱領的擴展，以及經濟學研究綱領更多地在體育現象中應用，上述現象也可能發生改變。當這類歸為體育經濟學的研究綱領，更加關注一些科學訓練或取得體育成績等問題后，它們也會與其他體育研究綱領相競爭。由此，2種傳統路線下的體育經濟學研究綱領在研究相關現象時就會變成未成熟的研究綱領。起初這些研究綱領缺乏解釋力。同時，缺少證偽的現象描述，由于自身的簡化性而在中期會使研究綱領整體陷入質疑之中；因此，要么盡快克服這種簡化性，要么通過忽視相關現象來推翻其合理性，從而避免這種簡化性。拉卡托斯認為，“如果一種研究綱領能夠在沒有競爭性綱領的情況下進行進步的問題轉換，那么我們就不應該拋棄它”［7］。由于只有在極少情況下才能明確解釋一般意義下的科學理論狀況，以及那些研究綱領的基本特征，特別是它們的硬核與保護帶；因此，確定進步的問題轉換或發現體育經濟學或管理學研究綱領的退化現象變得尤其困難。概言之，體育經濟學的研究綱領與經濟學研究綱領齊頭并進，或者禁錮于自身有限的適用范圍內。體育領域內的現象只有在極少情況下才能通過各種體育經濟學的研究綱領得到研究，這些研究綱領首先要與其他強勁的體育學或其上位科學的研究綱領相競爭。

4結束語

在體育經濟現象的研究歷程中存在2種研究路線，這2種傳統路線使用了不同的概念來解釋研究現象。在證偽主義、范式理論及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分析框架下，發現它們產生了不同科學理論及其難題。對經濟學和非經濟學傳統路線進行二分法區分，使得科學理論的蘊涵更加明顯。有時對體育經濟學提出雙重標準，要求它們與經濟學和體育學都要建立起關聯，這似乎沒有注意到研究綱領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范式問題和方法論問題。這類問題盡管能在個別論述層面上得到解決，但無法在學科發展層面上得到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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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孫明湘,陳娜.淺析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波普爾對“分界問題”與“歸納問題”的解決［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23.

［5］波普爾.科學發現的邏輯［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60-63.

［6］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23-31.

［7］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110-123.

作者:游貴兵 張瑞林 單位:山東大學體育學院 淮北師范大學體育學院 吉林體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