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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經典議題的前沿動向

1.回歸階級分析。

社會階級是傳播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20世紀60年代歐美新左派社會思潮及運動失敗后，“階級”話語在世界范圍內逐漸被遮蔽。進入7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確立使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結構、職業結構以及文化構成都發生了重要變化。“階級”的觀念已經失去了作為一種核心話語或政治組織原則的重要性，在學術界與日常生活中逐漸邊緣化。面對階級分析、階級話語被消解的社會與學術現狀，政經學者呼吁:“按照馬克思的意愿閱讀馬克思。”新的社會生產方式使得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教師、傳播產業從業者、數字媒體技術相關工作者等成為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Mosco)等傳播政治經濟學者所關注的“知識勞工”。因其較高的收入以及“社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這些群體受剝削的本質，并給予其“中產階級”的假象，從而消解了其階級身份認同。與此同時，上述新階級直接參與了對更底層的剝削。莫斯可認為，在新媒體技術引發傳播產業革命、傳播秩序充滿階級間抗爭與協商的新語境下，應在研究中更多地將階級作為關系的維度(RelationalDimension)和構成的維度(FormationalDimension)來考察。李•阿茨(LeeArtz)批判了“傳播的自由市場”假說，解釋了植根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傳播技術的運用，為維護現行制度、鞏固階級位置，作為霸權機構復制現有階級關系的功能。弗吉尼亞•尤班克斯(VirginiaEubanks)發現數字鴻溝爭論主流化的后果之一是，對技術和不平等的釋義掩飾了婦女與信息技術的日常接觸，忽略了女性對技術合理的“批判性的矛盾態度”。

2．新勞工形式。

傳播新科技的飛速進步不僅參與塑造了新型階級構成與關系，也直接影響和改變了階級斗爭的場所與方式。莫斯可認為，在全球化、企業兼并及科技變革的社會語境下，對知識勞工寬泛的定義可以是參與生產、加工和傳播信息的所有勞動力。尼克•戴爾•威瑟福特(NickDyer－Whinheford)從理論層面提出了“數字勞工”概念，他汲取馬克思“物種”概念用以詮釋數字勞工的精神與肉體本質被當下電子網絡和生物技術所異化。烏爾蘇拉•休斯(UrsulaHuws)關注“創意勞工”群體，討論了企業與資本必須在其對創新觀點的無盡需求和對知識產權及創造性勞動的控制管理中尋求平衡。另外，有學者以好萊塢“制作花絮”短片中創造出的享受勞動并收獲導演明星崇高敬意的幕后知識勞工為例，討論這一形式帶來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裂的具體化，遮蔽了好萊塢創意勞動的國際化外包，從而消解了跨國剝削的問題。

二、新媒體語境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新焦點

面對新媒體技術沖擊下的傳播與社會，傳播政治經濟學積極地開拓諸如網絡與社會運動、數字監控、大數據與云計算等新議題，力圖在當下全球信息社會語境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與強勁的闡釋力。

1.網絡與社會運動。

針對網絡對社會運動的影響，學界存在樂觀和悲觀兩種相反的觀點。以詹姆斯•斯坦耶(JamesStanyer)為代表的諸多學者更多地關注第三種傾向，即從全球化與新政治運動的具體語境出發來考慮網絡新媒體對社會運動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新左派浪潮的失敗致使“替代性”政治逐漸興起。傳統政治運動關注宏觀議題，而新政治運動關注微觀議題，即日常生活的政治。眾多社會議題和挑戰都帶有全球化的特點，這決定有效地回應也應具有全球性視野。LanceBennett提出活動中“范圍的轉移”這一概念，認為網絡技術的出現使社會運動的規模變大。Tarrow＆McAdam認為，虛擬傭金、超文本傳播與虛擬競爭促進了全球推廣網絡的形成。網絡提供給人虛擬的行動，使人足不出戶便可以通過網絡參與社會運動。有學者從信息的低成本傳播、成員間的互動、運動間的協調和新的抗議系統等角度對全球化背景下的網絡、運動、權力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網絡對權力的影響體現在信息擴散方面，社會運動者利用有網絡連接的個人網絡信息、傳遞信息，網絡促進了新的信息的流通和再流通。網絡技術使全球網絡和全球抗議得以形成并得到協調，而社交網絡提供了全球抗議運動從集體行動到連接式行動的轉移的可能性。通過網絡技術，異質化、碎片化的社會公眾被動員起來，新的抗議模式為個人創造表達的機會與空間，網絡將個人經歷同“個人行動框架”連接起來。由此出發，各領域學者勾勒出傳播運動全球拓展的圖景，一方面展現了各類另類媒體為尋求傳播民主與公正參與，自行組織社會運動的脈絡。另一方面則論述了當代主要社會運動尤其是環境保護對媒介的使用及兩者間的關系。

2．監控、大數據與云計算。

監控這一傳統政治學術語已廣泛運用于網絡語境中，“網絡監控”遂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議題。默多克指出監控的網絡化已逐步顯現，安全監控、公共監控、商業監控共同形成了一個復雜的監控體系，身處其中的個體無處躲藏。政治、經濟、技術上的發展與變化導致了監控的不斷強化。政治上，反恐擴大化導致國家監控轉向正對大眾的飽和性監控;經濟上，商業監控大行其道旨在維護信用卡制度，并以此緩解金融危機;技術上，科技發展伙同互聯網巨頭，推動、促進了監控的強化。然而大眾對被監控及生活透明化的處境卻毫無知覺，更重要的是虛擬監控強化了真實世界的不平等，因而對某些社會群體脆弱性的約束或控制，應該成為理解網絡監控的焦點。傳播新科技貫穿始終的社會監控是一個“全景監獄”，但其內部也蘊涵著沖破樊籬的力量。通過建構新型的規則，政府和企業更加透明，同時個體面對新媒體的主體性也得到提高。傳播新科技與大眾社會的變遷也使數據的存儲、抓取方式有了質的飛躍。莫斯可認為，不能放棄歷史視角來研究云計算與大數據相關問題。他認為該議題的重要性在于:云計算與大數據不僅是信息資本主義的動力，而且是數字實證主義的推動者與信息效用的重要構成因素。掌握終端控制權的主體，將云計算塑造成為一個漂浮在云端，自由無限制的想象的空間。然而作為存儲方式的云計算，實則是有形的且由資本直接控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云計算對環境的破壞、對隱私與安全性的威脅作出了如下反思:微觀層面，民眾個體隱私喪失殆盡的可能性;宏觀的層面是人類整體失去主體性的深刻危機。另外，當“云計算”作為科技操作外包的一個組成部分，必將引起現有科技勞工數量的銳減。因此，科技已不僅僅是“科技”，而是關系到人的主體性的發展與社會階級、勞工等諸多問題的集合體。

三、本土視野中的政經路徑及新媒體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市場經濟轉型，使中國大陸原有的社會結構急劇變化。本土學者面對新傳媒技術、政策與結構的變遷，以及社會資源分配日益不平等的社會現狀，敏銳感知結構和權力的交結，洞察并揭示傳播產業與制度再生產的社會問題。當前本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基本思想的介紹及其為傳媒事件提供的嶄新理論視野。第二，是政經視野下，中國本土傳播產業中的勞工問題研究，及其新媒體語境中少數族群的社會運動問題。

1．中國語境下的政經理論實踐。

在轉型語境中，眾多學者使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來解讀中國大陸傳播事件，趙月枝、呂新雨、吳暢暢等學者針對當下中國大陸新聞、電視劇、鄉村建設及其中相關的階級、意識形態、公共性等等一系列重要議題展開基于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的論述與研究。他們認為，大眾傳播市場積極參與了中國社會階級與階層關系重構和意識形態整合，并呈現出日趨明顯的中產階級文化優先取向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偏頗。有研究者從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試圖揭示資本主義國家的版權系統并不一定能提高知識創新的效率;版權的國際化有可能加強世界體系知識傳播的不平等。羅昶以傳播政治經濟學為視域分析了央視二套的定位演變，認為其在“商品化”上體現出了對整體經濟普遍商品化過程的促進和對受眾商品的優化選擇。在“空間化”上體現出企業權力制度邊界的廣度與深度延伸。在“結構化”上權力、社會關系與傳播實踐間產生了相互形塑的作用與影響。他還通過政經路徑反思廣電新媒體的發展，通過對新媒體的技術邏輯以及廣電可能的制度想象綜合視角考量，試圖為廣電發展開拓新路。姬德強將研究聚焦于微博事件的政經解讀，認為商品化的微博空間與微博表達的自由與公正絕非簡單一致。另外，還有學者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下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了反思與批評。

2．聚焦本土階級、勞工以及少數族群問題。

政經視野下，本土學人的努力也體現在對轉型中國語境下傳媒產業中階級、勞工問題的研究。姚建華在其博士論文中深入討論了當代中國出版產業中以圖書編輯為重要代表的知識勞工，通過對宏觀中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社會轉型，及其引發的商品化、空間化、結構化三個不同卻相關過程的回溯與闡釋，揭示中國出版業及其知識勞工與上述進程相構連的關系。曹晉、許秀云通過對中國上海某綜合性網站的民族志與問卷調查相結合的研究，探討了福利國家向彈性的后福特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轉型過程中，知識勞工是如何遭受社會保障體系瓦解、彈性雇傭、強制性消費主義等制度權力的剝奪與宰制。從而揭示其在文化創意經濟光環下逐步無產化、貧困化的實質。另外，有研究發現，傳播技術以給予“自由”的方式索要人們的精力和時間，娛樂興趣與網絡勞動工作的界限趨于模糊，信息社會知識勞工的彈性興趣勞動與傳播新技術成為“發展的信息化模式”的生產力源泉，資本主義的彈性經濟積累與跨時空、跨國界、跨階級的剝奪更具隱蔽性。邱林川從理論回到實踐，聚焦中國當代非精英知識工人，比如電話中心接線員、短信和游戲玩家等新數字工人，及其產生過程和空間分布，并指出新媒體工具是中國大陸草根工人群體海外連接的重要工具。得益于網絡新媒體以及平等觀念的普及與發展，中國本土諸如同性戀社群、婦女等等少數族群獲得了新的抗爭渠道。魏偉論述了新媒體作為強有力的動員工具，如何介入到新型的性別倡導與抗爭行動中并發揮作用。在新媒體時代，楊國斌敏銳洞察到互聯網作為威權政治控制下的抗爭陣地，網絡動員的公民社會組織迅速增加，網民積極利用這一弱者的武器參與文化、社區與政治事務，從而獲得自我實現、社群團結以及草根賦權的新體驗，線上斗爭與轉型中國的社會矛盾是緊密構連的。王紹光與何建宇聯合寫作的《中國的社團革命:中國人的結社版圖》，勾勒了涵蓋各類準政府社團和草根組織的完整的社團全景圖，論述了網絡社團，例舉BBS凝聚社群的案例并關注到兩大趨勢，即網絡社團的封閉性和虛擬空間結社轉變為現實空間正式或非正式的結社。

四、總結與評述

本文通過對當下傳播政治經濟學相關前沿研究的梳理，勾勒出政經路徑對正在轉型的全球社會及新媒體的積極回應和極具闡釋力的分析、重構。通過不同面向的學術討論，可以看到在全球社會急速轉型并走向復雜化的時代背景下，傳播政治經濟學以其兼容并蓄的學科特質所持有的深切的人文關懷與旺盛的學術創造力。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新媒體技術深刻重構、傳播學界學術聚焦的現狀中，呼吁并期待學界能夠重新發現馬克思經典論述中諸如“階級”、“剝削”、“勞工”等概念的重要意義，認識到傳播新科技對傳統議題的隱蔽的深化，從而剝去后資本主義時代全球社會表面的同一性。另外，政經學者并未固步自封，他們對傳播新科技的迅猛發展予以積極的回應。首先政經取向的學者肯定了新媒體對公眾以及少數群體實現抗爭的社會運動的動員能力。在社會運動中新媒體正發揮著傳統媒體無法比擬的積極作用。其次，他們對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背后隱藏著的受眾隱私、資本集聚數字技術的真實影響力，以及對“鍵盤行動主義”持有質疑與警惕。值得注意的是，云計算與大數據相結合定量的、相關的、反理論的、具有預言性的數據具有了一定的生產力，一種數量勝于質量、相關性勝于因果關系、數據勝于理論、現代性勝于語境的數字實證主義開始形成。這意味著整個世界的社會思潮、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都將被打上全面數字實證的烙印，這也是學者迫切需要反思的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本土學者不再停留于簡單的理論引介與綜述，而是逐步通過對具體問題的理論實踐構筑中國化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本文很難涵蓋政經路徑中所有的研究，全面的知識圖景可從以下兩個讀本中獲取，一是由JanetWasko、GrahamMurdock和HelenaSousa聯合主編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手冊》，其二是由曹晉、VincentMosco和LeslieReganShade聯合主編的《傳播與社會的批判研究英文讀本》。這兩個讀本對正在經歷復雜全球化、本土社會急劇轉型以及新媒體沖擊下的中國大陸學界與社會提供了全球最新的、有力的批判傳播研究視野，對本土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借鑒意義。

作者：徐婧 秦朝森 單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