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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克思“經濟正義”范疇探源及內涵解析

對經濟正義的探討，源遠流長，馬克思經濟正義理論是前人思想之樹的果實。對馬克思的經濟正義范疇進行探析，對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概念的特定內涵進行解析，有利于全面深刻理解馬克思經濟正義的思想。

1.馬克思經濟正義范疇是對前人經濟正義思想的繼承和深化。

赫拉克利特“一切事物都換成火，火也換成一切事物，正像貨物換成黃金，黃金換成貨物一樣”。他把萬物的始基比喻為貨物和黃金，說明了經濟生活對希臘生活的特殊意義。特拉西馬庫斯則說“正義滿足的是最強者的利益。正義即強權。與此相反的權利觀和正義觀都是愚蠢的天真表達。”他將正義與利益相掛鉤，并關注其現實的存在，將正義與一定的權力結構相關聯，達到了一種深度。柏拉圖說“一個正義的社會也是一個滿足相互需要的社會：智慧者思考，勇敢者防御，節制者生產。”這種在社會分工上的各得其所，可以說是對經濟正義最早的明確表達。亞里士多德則區分了交易平等的正義和分配平等的正義，他把經濟正義具體化了。中世紀將上帝看成正義的化身，并認為使人獲得財富是一種正義的獎賞，而且還要求富人慎重地對待自己的財富。這是用神學的語言表達了人們對經濟正義的訴求。近代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推進了經濟正義思想的跨越式發展。洛克強調了財產是與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由同等重要的不可剝奪不可轉讓的自然權利，這是一切自然權利的基礎和核心。洛克將經濟正義提升到人的權利的核心位置，并成為資產階級憲法的重要原則和斯密為首的西方經濟學思想的重要原則。康德強調正義是基于人的理性的“道德律令”的實踐活動，從而通過實踐的概念給正義以不斷生成的樣態。黑格爾對精神勞動及其異化的強調，為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的產生做了理論鋪墊。馬克思是由“林木盜竊法”的討論開始關注現實的物質利益問題的，并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路徑，深入而系統地探討了經濟正義這一問題，并形成了經濟正義思想。雖然馬克思并沒有用“經濟正義”這一概念，且出于對資產階級虛假正義的反感，也很少使用正義一詞，但是這并不能掩飾其經濟正義思想的光輝。

2.馬克思經濟正義這一概念具有多層次性，在不同語境下有獨特的含義，需要對此進行全面地解析。

對“經濟正義”這一概念的理解，可謂是眾說紛紜，但多集中在對效率和公平的關系的討論中，這是經濟正義的核心內容。張雄教授在《經濟正義，被定義了的話語》中，強調“在日常經濟活動中，如果一種狀態既是平等的，而又具有帕累托效率，那它就被描述為‘經濟正義’的。”他精準地抓住了馬克思“經濟正義”范疇的實質和核心，并進行了通俗化和現代化的語言轉換。馬克思的經濟正義的內涵，有兩個層面：第一層面，他強調經濟正義實現的現實前提是社會生產力的高效率發展，即以國民財富的高效率的迅速增長為前提。從而給人們提供盡可能大的可供分配的蛋糕，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需求。所以，一個正義的經濟制度必然是最大限度地推進生產力的增長，產生“帕累托效率”的制度。在此意義上，處于異化勞動狀態的工人要比封建社會的農民的經濟地位要好得多，這是由個體所擁有的經濟正義受到歷史發展狀況尤其是生產力現狀的制約的事實決定的。第二層面，經濟正義歸根到底反映的是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意味著一種合理化的分配和總體上的均衡。張雄教授在其文章中對這個“帕累托效率”進行了具體地闡明，他指出：從柏拉圖所強調的契約正義看“，正義的本質就是最好與最壞的折中”，“正義作為社會德性的性質就是不偏不倚，公正不阿”，因此，“它意味著既不犧牲自己而成全他人，也不損害他人而致利于自己的一種德性張揚。”從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法律上的正義來說，它是“矛盾沖突的有效協調”；從羅爾斯的社會正義和制度正義來說，平等和自由的優先地位不容置疑，不允許以任何借口允許一部分人剝奪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他還深刻地指出，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內部的經濟正義的實現受到各國經濟發展狀況和國際關系的制約和影響，這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博弈的結果。對于現在的中國而言，經濟正義強調人們在現實經濟活動中地位的平等和應該享有的自由權利的平等，關涉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創造財富機會和分配機制中分享勞動成果份額的對等性和差異化的合理限度性。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平均主義或西方均質化抽象化的正義，而是在承認個體天賦差別和努力程度差別的基礎上，使個體的勞動獲得符合其心理期待和符合社會整體發展水平以及吻合其付出的公正待遇。馬克思一直強調，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正義和絕對的公平。但是，關注每個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給人以尊重和尊嚴，達到社會歷史發展限度內的最大程度的和諧，則是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的應有之義。由此可見，馬克思的經濟正義將效率與公平有機地結合起來，帶著深厚的歷史感和強烈的現實感，并且具有鮮明的人民性。

3.馬克思將經濟正義作為其正義思想的核心范疇來使用。

馬克思的深刻之處，在于把自己的正義理論建立在經濟正義的內核上，強調經濟正義是實現政治正義、文化正義等的基礎和前提。馬克思一直強調經濟生活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地位，尤其是物質利益對人的社會生活和人類發展的重要性。《德意志意識形態》強調“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的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于這個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經濟正義的核心和實質是讓廣大勞動人民有尊嚴地按應該享受的國民待遇活著，讓其積極地參與國家管理和制度建設，并獲得人格自信，而人民自信的現實前提是讓廣大勞動人民富起來，像有錢的資產階級一樣擁有“口袋里的權力”。恩格斯也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國民經濟學成為唯一的一門科學”，而他則是致力于對這門科學的前提進行批判。馬克思在對資產階級鼓吹的“經濟正義”虛假性的揭示中強調了無產階級和人民的經濟正義，從而將經濟正義的理論提升到了歷史哲學和經濟哲學的高度。總之，馬克思經濟正義范疇有著豐厚的歷史底蘊和深刻的內涵，將人們對正義的理想追求和價值追求推到新的境界。

二、建構社會主義經濟正義的基礎：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新采掘

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深刻影響了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既是我們深刻理解和批判各種各樣的虛假正義觀尤其是資產階級正義觀的理論武器，也是構建社會主義以“經濟正義”為核心的正義體系并實現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動力機制和平衡機制有機統一的理論基礎。只有深刻理解和剖析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的內在結構，才能深刻理解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的現實價值。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的內在結構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理論基石：基于“人的本質”和“歷史發展”的緯度的正義原則

正義是一種價值觀念，是評價現實生活中正義和非正義的價值原則和標尺。

1.正義的價值觀念具有相對性，卻都以對人性的理解為基礎。

張雄教授指出“經濟正義是一種價值判斷，推崇什么、反對什么，直接受不同國家文化習俗、政治傾向和宗教信仰的影響，它具有相對性。”同理，從不同角度和理論視野提出的正義原則也有相對的特征，但卻會有深層次穩定的基礎。功利主義哲學家，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將正義變成了總量的算計；羅爾斯等自由主義哲學家，則強調自由的重要價值是他的正義原則；康德強調對基于自由意志和人類理性的道德律令的絕對服從。三種正義觀各有特點，卻都以對人性的獨特理解和考量為基礎。因此，基于人性的科學認識并對人的存在的意義的考量，是所有正義理論產生的前提，也是衡量一種正義理論完善與否的重要標準。

2.馬克思對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將人的本質理解為社會關系的總和，使人性本身隨著歷史的波動處于流變狀態。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寫道“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與費爾巴哈等哲學家不同，馬克思現實的考察人性，在《關于費爾巴哈提綱》中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現實性”進行了進一步揭示，人用純粹經驗的方法可以確認“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并且“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這總是與特定的生產力和交往狀況相關。更為重要的這個現實的人所處的世界，現實的人所處的社會關系，在不斷地生成之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業和交往，并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他們的社會制度。”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這一世界的個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動。”因此，馬克思關于人性的理解特別強調其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更強調其歷史性。“人們之間一開始就有一種物質的聯系。這種聯系是由需要和生產方式決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樣長久的歷史；這種聯系不斷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現為‘歷史’”。這無非說明經濟活動本身就是人的歷史存在，就是人們的生活本身，而基于這種現實的經濟活動基礎上不斷以肉體的自然形式和交往等社會形式生成的現實的人，不存在一成不變的人性。因此，也不存在永恒的正義，正義的價值和原則都隨著不斷生成的實踐在不斷地生成中。

3.馬克思在人與動物的區別上理解人性，從而使人的本質具有層次性，正義也具有層次性。

正義的基本內涵是使人成為真正的人的存在“人就是人”，經濟正義的重要內涵是為真正的人的存在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馬克思用帶有嘲諷意味的筆觸寫道，“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家們想象為‘實體’和‘人的本質’的現實基礎”。因此，獲得生產自己物質生活本身的權力是最基本的經濟正義。馬克思指出“，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這種生產又與人的需要相關，人有三種基本的需要和生產，一是滿足基本生存的需要和必須的生活資料的物質生產；二是滿足更高層次需要的生產，包括超出必要生存之外的諸如奢侈品的生產和精神產品的生產；三是人自身的生產———繁衍后代。維持基本生存和繁衍后代的生產，是人與動物一樣的自然存在物。所以馬克思憤怒道“國民經濟學把工人當做勞動的動物，當做僅僅有最必要的肉體需要的牲畜。”因此，他說整個無產階級遭遇了普遍的不正義，工人階級所要求的不是歷史的權利，而是作為人的權利。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說，是自為地存在著的存在物，因而是類存在物。他必須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識中確證并表現自身。”他曾對人是類存在物作過解釋，他說“人是類存在物———人把自身當做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看待，因為人把自身當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這種自由，一方面表現在人比動物依賴生活的無機界更為廣闊，自然“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另“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而且“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才能“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進行生產”，這才是“真正的生產”是全面的生產———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固定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人作為類存在物，高于動物的地方在于人可以超越自己所屬的種屬的尺度而按任何尺度進行生產，而且不僅僅按生存需要進行生產，更按美的尺度進行生產。從而確證了人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物的高貴之處就是，他不僅僅是動物般的肉體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和超越動物生存本能限制的自為和主動的存在。在此意義上，他認為正義的社會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進而犀利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把人變成工具而造成普遍異化現實的“非正義性”，工人只能用摧殘生命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生命“，異化勞動把自主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而且最為悲哀的是有著自由意志的人有意識地將自己淪為生存手段。

4.正義價值觀念和原則的相對性又與歷史性緊密關聯，從社會歷史時間意識上，不同的正義觀是立足于不同的時間坐標，具有鮮明的歷史緯度。

海德格爾寫道，“從將來返回到自身，決心就以當前化的方式把自己帶入到處境中。曾在來自將來，其情形是：曾在的將來從自身釋放當前。我們把這種作為曾在著的———當前化的將來的統一現象稱為時間性。”現代哲學的最大進步是全領域地貫通過去、現在、將來的新的時間坐標系的確立。以現在的時間坐標來看，康德的道德律令是超越時間空間的絕對抽象，而功利主義的正義觀是基于資本主義現實存在的正義觀，因此，在很多思想家看來缺乏未來和過去的緯度。馬克思從人類歷史發展的時間和空間坐標中來考量正義和經濟正義，基于現實中作為歷史綿延環節的現實存在對經濟正義進行分析，因此，具有深刻的辯證色彩。如對異化勞動，馬克思看到了其進步性和歷史必然性，也看到了其不合理性，他把對經濟正義考量放入歷史發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的時間和空間隧道，這使得馬克思的經濟正義理論，具有對現實更強的解釋力和批判力。

（二）馬克思經濟正義理論的核心：從宏觀層面關涉基本經濟制度是否合理合法的制度正義

羅爾斯特別強調制度的正義，他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具體而言，“正義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之劃分的方式。”而“主要制度”無非是“政治結構和主要的經濟和社會安排”，它們“確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影響著他們的生活前景即他們可能希望達到的狀態和成就。”這是基于這樣的考慮“，一個社會體系的正義，本質上依賴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權利義務，依賴于在社會不同階層中存在著的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馬克思則更早的對制度正義尤其是基本經濟制度的正義進行了系統地論述。馬克思眼中的制度指的是“迄今為止的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權力以及社會結構的權力”。一方面，從歷史的普遍性上，馬克思給我們提供了評價社會經濟制度的一般標準，并對所有的經濟制度形態進行了縱向考察。馬克思認為，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經濟正義意味著“經濟制度”與社會生產方式的契合。“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義的。”對生產方式的符合，有兩個層面：從生產力角度看，正義的經濟制度意味著在生產力上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和潮流，大大推進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從而為人們創造豐厚的物質基礎，同時意味著人的本質力量的解放；從生產關系上，正義的經濟制度要有符合人類進化的增益目標，要彰顯人的高貴存在的特有的價值，要人以人的尊嚴和自由地活著和發生交往等社會關系為前提。馬克思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對一切社會形態的經濟制度的歷史合理性和歷史局限性給予了辯證分析。資本主義曾創造了生產力巨大發展的奇跡，建立了世界市場，開啟了全球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也彰顯了人類主體翻天覆地操控自然的巨大力量。然而，周期性爆發的經濟危機，則說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走向它的反面束縛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馬克思驚嘆到“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隘了，再容納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在此意義上，伯曼指出馬克思是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最激烈批判的人，也是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最熱情贊揚的人。另一方面，從歷史發展的特殊意義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正義進行了特別的關注。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處于普遍異化的現實存在，探究了其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制度根源。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轉引布雷的話說，“這樣去探究事物的本質，我們就會發現一切統治的形式，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從現在占統治的社會制度，即現存的私有制度中產生出來的。因此，要永遠消除現在的不公平和貧困，就必須徹底摧毀現代的社會制度……”“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枉費心機地希望通過消滅現存的不平等但并不觸及這種不平等的原因，來糾正現在占統治地位的這種反常情況”，“政府是財產不平等的產物，而財產的不平等和現在的社會制度是密不可分的。”馬克思指出“只有把勞動理解為私有財產的本質，才能弄清楚國民經濟學運動本身的真正規定性。”馬克思強調說“在私有制范圍內”，每個人都力圖創造出一種支配他人的、異己的本質力量，以便從這里獲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滿足。因此，隨著對象數量的增長，奴役人的異己的存在物王國也在擴展，而每一種新產品都是產生相互欺騙和相互掠奪的新的潛在力量。”馬克思進一步具體指出“，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斗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并消滅任何階級統治；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會貧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所有權對于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有他人無酬勞動或它的產品的權利，而對于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強調“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呼吁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只有廢除私有制，在公有制大家共同擁有社會生產資料的前提下，工人階級才能擁有經濟正義，通過自己的勞動公平地分享自己的勞動成果，進而消除異化的生活困境，自己擁有自己的產品、自己的類生活、掌控自己獨特的類活動勞動，才能與社會的其他人處于平等的地位。因此，基于基本經濟制度在整個社會結構的核心地位，馬克思的經濟制度的正義分析，把人的解放看成了人們不斷打破不合理制度模式尤其是經濟制度這種根本的社會制度的束縛并探求新的制度模式以實現人的幸福的歷史過程，是“人的需要的豐富性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從而某種新的生產方式和某種新的生產對象具有什么樣的意義。人的本質力量得到新的證明，人的本質得到新的充實。”

（三）馬克思對“按勞分配”具體社會主義經濟正義原則的論述，具有現實性歷史性的特質，為我們建構社會主義經濟正義理論提供了范式

馬克思認為人們的生活的現實性是人類存在的現實前提，他同時強調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他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生產正義實現的前提，強調“生產力水平的高低”和社會物質財富的多寡是實現分配正義的現實前提。在此意義上，他將共產主義區分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階段，并強調“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的不同，按勞分配具有走向更合理的按需分配必要環節的特征。一方面，他強調與歷史和生產力狀況相契合實行按勞分配的必要性，更強調要辯證看待按勞分配。按勞分配作為對按資分配的揚棄，具有進步意義，但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礎上，有其局限。另一方面，基于歷史理性，馬克思反對將“按勞分配”做教條化理解。他在《哥達綱領批判》強調，從來都不存在著“不折不扣”的按勞分配，為了社會的整體發展，很多對勞動的扣除是必須的。因此“，按勞分配”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生活中的唯一標尺和照耀萬物的“以太”，但是在現有的歷史條件下“，按勞分配”卻是維持社會主義經濟正義的重要緯度。總之，馬克思歷史地看待經濟正義問題，將經濟正義的解決置身于社會發展的歷史流變之中，無論是制度還是其經濟正義的框架，都必須在現實的歷史發展中，通過積極的“易”，確定其合理性。這為我們客觀地看待社會主義發展中的現實困境和理論困境提供了很好的借鑒。當然，馬克思的經濟正義理論有更多的內容值得我們去探討。總之，馬克思站在現代性和現代性批判的高度，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尤其西方經濟學開辟的現代性制度進行了深刻的洞察，發出了“不是資本創造世界，是工人的勞動創造了資本，資本的本質無非是勞動者的剩余價值的物化”的歷史評判，從而把經濟正義的深度和廣度推到了新的境界。馬克思對經濟正義的貢獻表現在：一是，在階級立場上，對經濟主體利益的關注，由“少數人”到“多數人”進行了價值標準的轉換。二是，對經濟正義的考察從現實中現象出發，而歷史地深入到根源本質的考察即社會所有制度即基本經濟制度的考察上。三是，對經濟正義進行了現實的具體的全面的考察。如內容上經濟正義包括生產資料所有的正義、勞動者分享自己的勞動成果的正義、勞動過程的正義以及勞動者用自己的獲得自由的兌換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正義。四是，從人的本質的高度審視正義與非正義，并在歷史發展的時間空間坐標下考量經濟正義問題，因此賦予經濟正義更廣闊的視閾。

三、新政治經濟學建構的關鍵：構建社會主義經濟正義體系

理論只有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才有威望。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的挖掘本身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呼喚。中國需要不同西方經濟學和傳統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新政治經濟學，建構新政治經濟學的關鍵是構建社會主義經濟正義體系，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對中國當代社會主義經濟正義理論體系的建構有著理論基礎和方向指導的意義，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經濟正義體系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1.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正義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經濟正義思想為指導。

一個國家主導正義理論體系的構建，是對流行的正義理論體系的現實的選擇，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以其深刻性構成中國構建社會主義經濟正義理論的基礎。現在，中國比較流行的正義理論，有羅爾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的正義觀，有西方的功利主義正義觀，有康德的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律令的義務論正義觀。他們各有優缺，可謂是各執一詞。但是，從歷史發展的時間和空間的坐標和人的本質意義上的價值維度上雙重去考量這些事情，馬克思的正義思想會有更明智的結論。馬克思強調人有其為人的意義上的崇高性，要基于歷史的發展和人的本質的科學內涵來進行正義的評價，不能因為“多數人同意“”自愿”等為不正義的行為開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正義體系的構建，其核心是對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的創造性發展和中國化的深度推進。

2.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正義體系建構必須堅持人民經濟正義的主體立場和價值維度。

一個國家主導正義理論體系的構建，是基于經濟基礎的一種理論立場的選擇。中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正義體系的構建，必須堅持人民的經濟正義的價值緯度作為基本原則，指導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中進行行為抉擇。人民的經濟正義緯度，有利于社會的成功人士看到自己的幸運背后的龐大群體的默默的支持，而慎重地對待自己的成功和財富；人民經濟正義緯度，會使得政府機構和企業決策者超越所屬組織的特殊利益，而基于社會發展的高度有更強的責任意識和更高的價值目標；人民經濟正義緯度，有利于對強拆等侵害人民利益的行為更快更強地達到輿論的一致聲討，從而一定程度上遏制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也有利于對互聯網金融等有利于更多人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經濟創新制度和舉措，消除一定的阻力，有利于他們更好地成長。

3.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正義體系建構的關鍵是制度建設。

制度是社會的基本權力結構的安排，對于個人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制度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并相應地必須進行生產關系的調整而呈現出一個不斷生成且一旦生成對整個社會發展起統攝作用并呈現出剛性穩定結構的狀態。一個社會的制度作為形式規定整合著個人，并成為個體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以及活動的自由限度，因此對于社會整體穩定和發展動力的激發與控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尤其對中國這個有著幾千年的中央集權制的統治傳統、人民的個體性尚未得到充分發育的情況下，更是如此。轉型中的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可以看到世界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下各國多樣的制度模式的利弊，因此，為中國構建自己的制度提供了必要條件。中國社會主義正義體系建構的制度建設的關鍵是認清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中介階段，處于與資本主義諸國的普遍歷史聯系中并面對自己現代化進程中的現代困境，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開放的心態，大膽地對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進行創造性的理論融合，并構建有中國特色和鮮明的社會主義特征的系列制度，為社會主義人民主體性的發展和創造性地發揮以及在經濟正義基礎上的美好幸福生活提供制度的引導和保障。

4.馬克思對按勞分配的全面分析，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正義理論提供了范本，要堅持歷史緯度和人的本質的緯度，并隨時代的發展實現理論的突破創新。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勞動人民經濟正義的制度保障“。按勞分配”使勞動者與勞動資料有機結合，人與人成為彼此協作的同志，使得勞動者能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相應的物質財富，按照自己的努力程度分享社會財富大蛋糕的份額。“按勞分配”保證了廣大勞動者對價值源泉的真正占有，作為國家公民分享社會財富的權益，有力地保障了廣大勞動人民享受教育的權利、參與政治生活等其他憲法所規定的權利。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之所在，也是社會主義中國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按勞分配”的實行，是以社會自然分工的存在為前提的，由于個人稟賦的差異，按羅爾斯正義論的說法，勢必產生：如果強調結果的平等，會造成犧牲效率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用機械的統一代替豐富的個性，勢必使得個體的現實性存在成為虛幻，因此，個人的激情和欲望也變得沒有意義，如此會使社會缺乏動力機制；如果嚴格“多勞多得”按程序公平進行分配，實際上是在取消天然弱勢群體的生存權力。程序的正義和結果的正義，成為了社會主義經濟生活中必須面對的二律背反。而且無論是程序的正義還是結果的正義并不顯示主體個人精神自由和自覺選擇的緯度，即并不意味著對勞動者心理和精神等主體現實狀況的關注。馬克思更是全面地看到了“按勞分配”的局限性，其存在是以勞動還是生存手段為前提的，是維持生存的片面發展，是基于自然分工的不自由狀態。此外，勞動之外的生活才是人的本質的存在的開始，而精神生活的豐富要以不受物質匱乏所困的物質豐饒和獲得的自由為條件。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將社會主義和按勞分配看成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因此，我們必須對按勞分配的優勢和不足有全面的認識，并探索新的分配制度和模式，這也是我們對待任何社會主義經濟正義的其他方面應有的態度。

作者：趙海瑞 單位：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