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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黨的以來，提出了企業家精神，社會上對于企業家精神的定義眾說紛紜。筆者認為企業家精神的核心應該本著可持續發展的態度去經營企業，對企業的制度進行積極的創新和重新的構建。企業持續盈利作為企業的生命線，如何使企業在盈利狀態中同時兼顧服務社會的責任，依然面臨著許多的困難。比如，公司決策層所面臨的桎梏，或是企業因自身盈利所帶來的壓力等。本文將以經濟法的理論和制度為導向，從多路徑出發，以多重路徑的模式去探討如何解決當今企業所面臨的在兼顧盈利目標和社會責任時所遇到的困境。

關鍵詞：利益均衡;可持續發展;一股獨大

在實踐當中，一些企業除了考慮到自身盈利的問題外，也會積極的貢獻著社會責任。反之，有的企業只顧著自身的盈利，而不去主動的履行社會責任。從學界來看，爭論的焦點主要圍繞在企業盈利的同時，是否應該同時兼顧社會責任。換句話說，企業的盈利和履行社會責任是否矛盾。正如有的學者認為企業在盈利的同時，有必要兼顧社會責任。而持不同意見的則認為，在當今中國公司的實踐當中，應把企業盈利作為企業發展的首要目標導向。如果公司在無利可圖或者資不抵債時，一味要求公司去落實社會責任，只會加速公司的破產，進而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和損失。但從長遠看，如果企業不去履行社會責任，將對社會資源造成極大的耗損。比如一些虧損企業對環境排放污水，但不去整改，給當地居民生活帶來損害。所以筆者認為，企業的盈利與否和兼顧社會責任并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問題的關鍵在于企業應該怎樣去做才能更好地實現社會責任亦或是貢獻多大程度上的社會責任，而不是想方設法的推卸責任。企業對于社會責任的履行有其必然的理由。首先，當今世界發展極不均衡，全球環境及生態系統受到極大的破壞，資源與環境問題日益嚴峻。企業作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極大地推動了社會和國家經濟的極大發展。但與此同時，自然資源也不斷地被企業發展所消耗，也導致了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所以企業有責任和義務去積極落實社會責任。其次，黨的以來，旗幟鮮明的提出了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的口號。提出綠色發展，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綜上，筆者認為，企業在關注自身盈利目標的同時，有必要兼顧社會責任。

1企業兼顧社會責任與盈利目標的必要性

在可持續發展理念和企業家精神下，企業有必要承擔起社會責任。與此同時，企業為了能夠更好地擔負起社會責任，必須盡最大努力實現其盈利目標。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為公共利益，而盈利目標則代表了企業的私有利益。企業的公益和私益共同構成了企業終極的價值追求。經濟法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正是人類的欲望，即私人欲望與公共欲望。從某種意義來說，經濟法形成的公私二元結構也印證了企業的社會責任與盈利目標存在的合理性。

1.1經濟法利益均衡原則對于企業兼顧社會責任和盈利目標必要性的理論指引

首先，經濟法的法律屬性兼具公法屬性和私法屬性，單純的公法和單純的私法是難以調整上述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其次，利益均衡原則作為經濟法中的核心原則，所調整的對象不僅在總體上兼顧國家與私人主體(企業、自然人等)的利益，也要兼顧各類主體的具體利益，主要表現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均衡是具有哲學意義上的價值目標，對于法學的各個領域都是適用的。同樣，對于經濟法研究尤其有重要價值(參見張守文：《經濟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9頁)。最后，經濟法的價值與立法宗旨是創建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氛圍。企業的社會責任因為是為國家和社會做出貢獻，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屬性，而盈利目標則作為私人主體之一的企業具有一定的私有性。綜上，根據經濟法所強調的要兼顧各類主體的利益，不但要像公法一樣關注國家和社會利益，同時又要像私法那樣關注私人主體的利益。與此同時，社會責任和盈利目標作為企業的既定目標，而企業作為經濟法下的調制受體，所以從內在的邏輯上來講，企業有必要兼顧社會責任和盈利目標。一直以來，對于企業的探究主要存在以下幾種不同的觀點。分別是：(1)經濟學視角下的“合同連接體理論”(Nexusofcontract),也被稱作股東優先理論(ShareholderPrimacy)或是股票所有者理論(Stockholder)。(2)政治學視角下的“作為市民的公司理論”或也被稱作“利益攸關者理論”(參見鄧峰：《普通公司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3)北大法學院鄧鋒教授的公共性理論等。關于公司的本質是偏向stockholder還是stakeholder的爭論就從來都沒有停止過。正如鄧峰教授所說：“公司本質的爭論不可能很快得到終結，這是因為公司本身處在“公”和“私”之間的二元特性之中，如果將法律看成是事后的調整機制，相對而言，就比較容易在紛繁蕪雜的爭論之中，得到一些容易取得共識的觀點”(參見鄧峰：《普通公司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公共性理論的核心在于：隨著公共性的增強，公司的本質就會從“財產的組合形態”(如合伙)發展到“獨立的財產集合”(小型的私人公司)，而不斷向“獨立的人格”(較為典型的有限公司)發展，這類似于星辰發展成為星球，而當公司的公共性進一步增強的時候，則是從星球發展成為星云，各個相對的主體，諸如債權人、政府，社區，勞動者的各自利益也日益獨立出來(鄧峰：《代議制的公司》，北京大學出版社，第204頁)。這也進一步說明公司公共性維度的另一端代表著公司的私益，而這取決于公司的類型。換句話說，公司同時兼具公益與私益。筆者認為，在公共性理論下，根據傳統的法律制度的劃分，公司法是傳統商法的一部份，屬于私法。對于調整具有私有屬性的企業是適用的，比如獨資企業或者合伙企業等性質的企業。不過一旦涉及到關系公共利益居多的國有公司、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或是非營利性組織時，公司法在調整范圍上就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局限性。這個時候如果用屬于私法范疇的公司法去調整就會遇到“水土不服”的情況。對于兼具私益屬性和公益屬性的公司，可以考慮以經濟法為導向進行調整，這樣才能夠涵蓋公司的公私屬性。據上所知，在企業公共性理論下，可以以經濟法為利益導向來指引企業的社會責任與盈利目標之間的關系。這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的社會責任代表的是公共利益，而盈利目標代表的是私益。既然經濟法體現出的是對于公法和私法上一種均衡。所以作為被調整對象的公司，無論從實然還是應然層面，都要兼顧社會責任和盈利目標。這里需要明確一點，既然企業有著自身所追求的私益，這就表明企業同樣是可以被具有私法屬性的民商法或是企業法調整，只不過這不屬于本文的闡述范圍，亦不在此進行多述。通過以上論述得知，企業可以被經濟法所調整，而經濟法所追求的核心原則是利益均衡。這也就表明，企業從某種意義來說，也要追求利益均衡。這種利益均衡具體表現在：(1)從可持續發展的著眼點看，企業不應為了追求眼前的經濟利益，而忽視長遠的國家利益，比如以犧牲環境資源為代價換取的短時間盈利。(2)大企業不可以為了擴大自身利益，采用壟斷及不正當競爭的手段，侵害中小企業或者消費者的利益。

1.2國家和社會層面對于企業落實社會責任的呼吁

企業社會責任的產生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20世紀70年代以前，企業的責任就是使利潤最大化的觀點一直處于統治地位，但7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人們開始更多的關注除了股東以外，對其他利益相關者所做出的貢獻。“企業公民理論”正是基于這種背景下提出的，企業公民理論的精髓在于企業不僅僅是作為個體而獨立存在的，而是和周邊的一切可能有利益關系的組織或者個體有著緊密的聯系，比如政府，社區等。作為“公民”的企業有責任有義務積極承擔起社會責任。黨的更是提出了精準扶貧、防污治污，化解重大風險的三大攻堅戰。扶貧和污染治理是各國面臨的永恒話題，我國自改革開放至今，社會、經濟，文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發展帶來的問題也逐步顯現，如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環境污染日益嚴重。企業作為連接公民私益和社會公益的市場經濟主體，有著天然的使命擔負起應盡的社會責任。特別是大企業，理應承擔更多份額的社會責任。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如果企業一直把盈利目標放在首要位置，而忽視了社會責任這一方面，有限的資源總有一天會被損耗殆盡。環境污染也會隨著企業的排污而日益嚴重，直至發展到不可逆轉的地步。因此企業在排污減排，綠色發展、幫弱扶貧方面要勇于爭當排頭兵，為社會做出積極的貢獻。

2企業在兼顧社會責任與盈利目標時面臨的困難

2.1上市公司決策層在面對公司“一股獨大”時的選擇困境

首先，從傳統公司法角度來說，董事會作為公司的決策層是由股東大會任選出的代表股東利益的公司機關。在兩權分離制度的安排下，公司的所有權掌握在股東手里，公司的經營決策權則屬于董事會。僅從這點來說，公司不單單是代表股東利益的，也不僅僅是股東手臂的延伸，公司是具有獨立的人格。既然公司從法律意義上說具有人格權，那么單純地把公司看成是財產的集合體顯然不符合法理。其次，“企業公民理論”的引入，也讓公司的身份變得更加復雜。換句話說，公司從一開始僅僅代表股東的利益，變成了要考慮到諸多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無論從法律角度來看，還是從社會經濟變遷導致公司的地位發生一系列的變化來看，公司都不應被看成是簡單財產的集合體。問題是在這種環境下，董事所遇到的困難是什么，又該如何應對這種變化。為了更清楚的弄清楚當下中國公司董事會的局面，可以對中國公司和美國公司的現狀進行比較。首先，中國公司一直以來都是“一股獨大”的局面。這里面即有經濟因素的影響，又有政治因素的影響。從經濟角度來說，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家族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數量占據了主導地位。公司固有特性導致國有股數額占比極高，缺乏流動性，“一股獨大”現象嚴重。其次，從政治學角度來說，中國的公司法一開始就是以國有企業的運營模式來制定的，所以主要是以中國的政治制度構架為模板，從而缺乏必要的彈性和靈活性。比如涉及傳統法律制度二元劃分的弊端，由于采用了擬制論，法律先于公司，沒有考慮到具體公司的性質。反觀美國的公司：首先，美國公司的股權結構極為的分散，主要為自然人持股，股權流通性很強。因此美國公司法賦予了公司董事會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利，方便對公司的經營進行有效決策。比如，商事判讀規則(Businessjudgementrule)制度的建立。中國公司“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不僅造成控股股東對中小股東權益的侵害，同時也使得董事會難以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董事不僅要考慮到股東的利益，同時也要考慮到社區，債權人等公共利益。但是由于股東缺乏商事方面的專業判斷而較少考慮到公司應盡社會責任等長遠利益，進而去影響董事做出滿足當下股東利益而犧牲公司長遠利益。如果不改變企業股權結構，特別是國有股和法人股占比極高的現象。“一股獨大”的局面很難從根本上發生改變。

2.2中小公司盈利壓力帶來的社會責任滯后

作為任何一家公司來講，盈利永遠是其發展的生命線。公司如果沒有盈利就會倒閉，也就談不上社會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說，公司保證持續盈利也是在履行社會責任。另外，企業公民理論表明，企業存在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股東，也要兼顧社會責任。與此同時，企業公共性理論表明：當公司的公共性增強的時候，股東的加總意志和股東的分離程度大。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應當賦予公司以更為獨立達到權力，董事會擁有更大的決策權，而可以更多地要求公司考慮社會利益、外部利益者，越趨向于利益攸關者的治理模式，在前述的爭論中，更傾向于“實體”，董事的責任應當是從誠信責任向公共責任進化。反之，公共程度越小，越應當考慮限制董事會的決策權，公司不過是股東尋求商業利益的工具，而公司的治理上也應當堅守股東所有者的原則(鄧峰：《普通公司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據上所知，公司承擔社會責任取決于公司的規模。從某種意義來說，公司規模越大，公共性維度越高，相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也就越多。中小公司由于經營規模小，融資渠道遠不及大型企業，經營壓力非常巨大。基于此種情況，如果進一步要求公共維度低，盈利狀況一般的中小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無疑于把公司逼上絕境。

2.3委托—制下獨立董事與監事會職權的虛化

公司委托—制是指，股東會享有公司的所有權，并委托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董事對公司經營全權管理。人意義在于，由于掌握公司所有權的股東所追求的是使股東利益最大化，但是人則會從多角度去考慮公司的整體利益。獨立董事制度的引入不但是為了解決人問題的存在，同時是為了防止控股股東及管理層的內部人控制導致損害公司整體利益的現象出現。監事會是由股東會選舉產生，接受股東大會領導，對董事會和高管行使監督的內部公司機關。但事實上，獨立董事制度和監事會制度并未正真發揮其必要的功能。原因如下。(1)獨立董事作為公司內部的監督機構，其職責是對公司行使監督權。但是在實踐過程中，獨立董事的監督職權往往和監事會的職責相重疊，公司法并沒有明確的法規規定，造成職權模糊。不但造成了公司資源極大內耗，同時遇到問題時，監事會和董事會互相推諉責任。(2)獨立董事的股權比例和人數在公司不占優勢。獨立董事屬于外部董事，在董事人數中不能超過三分之一，同時持股比例也有著嚴格的限制。如果按照同股同權制度，獨立董事在公司中并沒有很大的發言權。(3)在委托—制下，由于問題的存在，加之我國公司治理結構中監事會的薄弱，獨立董事制度的引入無疑形成了一種新的委托關系，造成成本的成倍增加。

2.4財政約束軟化導致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邊界模糊

財政約束軟化是指財政政策與措施并未被制度化，使財政規則得不到有效遵守。當財政約束軟化時，政府及其組織部門會表現出以下行為。(1)公共物品的不合意供給；(2)盈利化行為；(3)過度負債等。以上政府行為的缺位或者越位均會直接或間接的打破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時的邊界。比如，部分地方政府由于財政吃緊，把本該向中央上繳的稅收通過征收過頭稅間接的轉移給本地企業上，造成企業無力承擔起社會責任。或是本應由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地方政府為了GDP或是政績的提升，沒有原則的扶持企業，而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或是有無公益行為不做任何要求和建議。無形中給企業逃避社會責任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

2.5征信體系的不完備給企業怠行社會責任提供溫床

盡管我國有著許多的征信機構，但始終沒有形成一個完備的體系。如果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如果沒有履行承諾過的社會責任，并不會對其自身造成負面影響。比如，大到企業對于銀行承諾的還款日期不能按時履行或者企業對承諾過的社會公益事業的捐助臨時反悔和違約，小到企業內部人士信用義務的缺失。并不會遭到執法機關或者相關仲裁機關的嚴厲制裁，而更多只是停留在道德層面的規勸或是社會上的譴責。但是并不會對企業的生存發展產生本質上的影響，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信用成本相比較征信程度高的美國、德國等國家普遍較低。這就使得企業在不履行社會責任時所帶來的成本及代價極低。

3公司兼顧社會責任與盈利目標的多路徑選擇

3.1金融路徑對于解決公司社會責任與盈利目標的制度構建

對于中國的企業而言，無論是經改制過后的國有企業還是家族企業，都應該改變“一股獨大”的控股股東壟斷股權的結構模式。正如有學者曾言：“目前中國擁有一批家族企業，也同時有不少國有企業，即A類企業、C類企業，但中國沒有自己的西門子這些超越家族控制、股權分散的B類企業。“一股獨大”的現狀，制約著董事會發揮出應有的功能，使企業公民理論和企業公共性理論無用武之地。唯有打破“一股獨大”的現狀，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董事會處于弱勢的地位。首先，我國的國有企業的股本產權分別包括國家股，法人股和個人股等。其中占比多數的國有股和法人股不具有流通性或者有很少的流通性。剩下占比極小的流通性個人股無助于企業形成真正的法人制度，使企業嚴重缺乏創興發展的驅動力。其次，過多的國有股占比使得原本純粹的委托制的企業關系演變成了政治功利和經濟目標的混合體，使原本應該投身于市場中進行檢驗的企業變成了被黨政部門領導下公權力機關。所以必須通過對國有股的減持來重塑國有企業內部機制。解決方案如下：(1)國家主動回購一部分國有股，并作為社保基金的使用。(2)把國有股以低于市場價優先出售給企業的老股東。(3)使國有股股轉債，這樣可以在流通股不改變的情況下，提高流通股的比例，達到股票全流通的目的。與此同時，要構建配套的社會保障體系，防止國有股和法人股的減持對社會弱勢群體造成的影響。只有增加個人股流通的比例，建立同股同權的內部治理機制，才能使董事會發揮出最大的決策權。

3.2法律路徑對于解決公司社會責任與盈利目標的制度構建

對于中小企業來說，生存才是第一要務，如何使它們能夠在保證盈利基礎的同時兼顧社會責任，筆者認為有以下幾種辦法可以采納。(1)完善經濟法中的公益訴訟機制。當下，公益訴訟在我國還不甚完善，比如，對于公益訴訟的對象有哪些，有誰作為公益訴訟的原告和被告等這些問題還沒有弄清楚。只有建立完善的公益訴訟機制，才能全面保護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期間所遇到的不公正待遇，甚至非法侵害，進而保護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利益。(2)完善我國的稅收體系。我國目前已有的四部稅法遠遠不能滿足我國在現實情況下對稅收征管的需求。一方面，大量的稅收來自于臨時性的規章制度或是政府公文，并沒有充足的法律依據。另一方面，在稅收征繳的過程中出現重復征稅的現象，這使原本盈利壓力就大的中小企業更加雪上加霜。這樣不單單不符合我國依憲治國的精神，同時也會極大損害稅收征繳主體的積極性。進而直接影響企業對于社會責任的履行。(3)依法明確公共物品供給邊界。由于財政制度約束軟化，導致了政府和企業等市場經濟主體在公共物品供給上的邊界模糊。比如市場的缺位，政府的越位或是政府的缺位，市場的越位。具體表現如下，一些財力充裕的地方政府采用地方保護主義，維護地方利益，隨意突破和解釋中央政府制定的稅收減免政策，無底線的給與本地企業和居民稅收優惠政策。這種政府越位行為不僅會引發地區間不正當的競爭、造成區域不平衡的結果，同時還會給企業逃避社會責任和偷稅漏稅提供合理的借口。而政府的缺位表現在，對于財政吃緊的地方政府，為了完成中央下達的稅收征收指標，向地方企業征收過頭稅，導致一些積極投身于公益事業的企業無力負擔起對于社會責任的支出。這樣不但打擊了企業行使社會責任的積極性，同時倒逼企業外流。(4)引入商業判斷規則(businessjudgementrule)。當公司的股權結構極為分散時，董事地位得以上升時，不但要從制度上給與確保董事的自由裁量權。與此同時，還需從制度上進一步完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和獨立董事制度，防止“內部人控制”的現象出現。(5)建立健全獨立董事內部外部約束機制。首先，避免獨立董事與監事會之間職責和權力的沖突。其次，通過建立信息公布制度，股東證券訴訟等制度，通過外部對獨立董事的信用行為進行規制等。(6)加快我國征信體制法律法規方面的建設。

3.3政策路徑對于解決企業社會責任與盈利目標的制度構建

對于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政府可以考慮制定相應的政策為企業進行信用擔保。首先，進一步構建和完善我國信用的獎懲機制。由于我國的信用評價體系不夠完善，且沒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更多的只是停留在道德層面上。所以在信用獎懲體系沒有上升到法律制度之前的過渡階段，政府可以制定相關政策給與信用評級高的企業予以資金引入擔保。具體表現在，首先，政府可以以公權力機關的身份給予社會信用評級高，同時熱衷于公益事業的企業予以資金上的擔保，企業可以借此向社會各主體融資，并把融資得來的資金全部用于社會公益事業。其次，相關信息需及時在網上公布，使出資人知道每筆資金的流向。再次，政府可以給與積極投身于公益事業的企業予以一定的政策優惠和扶持。這樣不但可以使資金不占優勢的中小企業免除后顧之憂，主動履行自身的社會責任。同時還可以培養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最終形成良性循環。綜上所述，無論是哪一種路徑，企業社會責任和盈利目標能否耦合，最終都需要企業主、企業法人，董事，股東及其他各市場經濟主體的共同配合方能完滿實現。

4結語

公司的社會責任和盈利目標的實現不但需要制度上的重建，同時也需要一些路徑依賴。公司的發展過程中受到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因素的制約，但在被制約中也完成一次又一次的進化。在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當中，無論是董事會中心主義還是股東會中心主義，公司在實現盈利目標的同時，還應當努力去實現其社會責任目標。這是因為在經濟法利益均衡原則的指引下，在公司法中共性理論和企業公民理論的嵌入下，企業都有必要實現社會責任和盈利目標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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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黨博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