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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宏觀經濟學經過八十多年的發展,其重要進展體現在模型動態化、引入理性預期、為宏觀理論建立微觀基礎、對總供給行為進行詳細刻畫等方面。但是,宏觀經濟學仍存在加總的理論基礎不扎實,重要經濟結構沒有引入宏觀模型,重要經濟、政治制度的理論刻畫仍不深入等不足。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科學哲學在20世紀初的快速發展是導致主流宏觀經濟學出現上述進展與不足的重要原因,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古典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分析框架和方法能夠為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提供重要借鑒和啟示。因此,宏觀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相互借鑒,是促進主流宏觀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方向。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流宏觀經濟學;政治經濟學
一、宏觀經濟學的起源與發展歷程
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使宏觀經濟學成為經濟學中相對獨立的學科方向,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傳播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凱恩斯認為市場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機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復蘇。更為重要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政策制定部門提供了一個計算政府支出和稅收對經濟行為影響的數量方法。此外,凱恩斯為突出一些重要變量(例如就業、收入、利率和價格)在給定時點上的同時決定,不再強調宏觀理論的動態性。因此,在一個靜態模型中直接研究總量行為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嚴重不足,將模型動態化并為宏觀模型尋找微觀基礎是許多宏觀經濟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紀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學派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而同時期以Friedman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則首先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提出質疑。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凱恩斯主義理論解釋了存在價格調整障礙時,經濟沖擊和政策干預對經濟的短期影響和機制,傳統的新古典理論則對價格能夠靈活調整時長期經濟運行給予了正確解釋。因此,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宏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理論之間能夠相互兼容。貨幣主義學派對凱恩斯主義理論提出了三點根本性批評:首先,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過于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貨幣供給也是總支出的重要決定因素。其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僅考慮政策的短期效果,貨幣主義學派則強調需求管理政策在長期無法影響實際收入和就業。最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作為靜態模型忽視了預期對宏觀經濟運行重要影響,貨幣主義者強調在結構方程中預期發揮著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理性預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快速發展對宏觀經濟學產生了重要和深遠的影響。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認為,預期對各經濟主體的行為具有重要影響,將理性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學理論建模具有重要意義。更進一步,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具有微觀基礎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論引入宏觀經濟模型,并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所使用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存在不恰當之處。Lucas[1]認為這些計量模型無法識別經濟中存在的真實經濟結構,由于公眾對未來的預期會改變其行為,所以,當經濟政策調整后,仍假定經濟中重要結構和行為不發生改變,就無法對政策和經濟運行進行正確分析。20世紀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創立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并對宏觀經濟理論做出如下三點重要貢獻:首先,經濟周期是經濟對外生沖擊最優反應的結果,不是市場機制的失敗。其次,該理論將波動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礎上,并給出了模型數量化的方法。最后,該理論強調對供給行為的建模,供給決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通過假定供給對需求變化具有完全彈性,從而忽略了總供給行為對宏觀經濟的重要影響。20世紀90年代,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獲得快速發展,并逐漸成為目前最重要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綜合了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與“新凱恩斯”模型的特點,采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并將不完全競爭、價格調整障礙引入理論模型,并對各要素市場的價格決定機制進行了詳細分析。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借鑒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觀點并將它們融入一個完整模型,并進一步對經濟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和傳導機制進行詳細建模。由于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模型是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壟斷競爭、價格和工資粘性、理性預期等特征,因而該模型是目前研究經濟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最重要理論框架。
二、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進展與不足
1.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進展
作為主流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構建、模型處理、基本假設、主要結論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擴展性都超越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并綜合了宏觀經濟學各流派的主要觀點,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中為宏觀經濟理論建模。作為宏觀經濟學家最為關心的三大問題,即經濟增長、經濟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本質上都是一個動態問題。首先,經濟增長理論中核心問題之一是最優儲蓄決策,該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動態決策問題,拉姆齊模型就是在一個無窮期動態框架中分析行為人的最優消費和最優儲蓄決策問題,而拉姆齊模型與真實經濟周期模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內在聯系。其次,作為研究經濟波動的主流宏觀經濟模型,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模型在一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框架中為家庭決策行為和企業最優定價行為進行理論建模,并通過動態規劃等動態優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現代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特別關注政策動態不一致性對其有效性的影響,由于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框架是一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該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認為對未來政策行為做出可信的承諾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關鍵。因而,將靜態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模型擴展為動態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模型是主流宏觀經濟學最重要的發展之一。第二,將理性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學,并對宏觀經濟理論建模、計量模型設定與評價和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產生革命性影響。早期宏觀經濟理論,如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宏觀經濟學,通常為靜態模型并較少考慮行為人預期對經濟運行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Muth[4]首先將理性預期引入經濟學分析,Lucas[1-5-6]則在20世紀70年代將理性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學模型,證明這一方法能夠成功應用于宏觀經濟政策研究,并指出這對于政策效果的計量評價具有重要意義。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關研究基礎上,首先提出經濟政策制定不是與自然而是與理性經濟行為人的博弈,當經濟行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時,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會公眾當前和未來行為選擇的約束。因此,最優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社會公眾當前與未來的行為選擇。第三,為宏觀經濟學建立完整、穩健的微觀基礎。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宏觀經濟學最重要不足是從總量假設出發研究總量關系,在Lucas[1]提出“盧卡斯批評”之后,宏觀經濟學家達成共識,即一個好的宏觀經濟模型應當具有微觀基礎,總量行為關系應該是從微觀個體的跨期最優化行為中得到。隨后的宏觀經濟學,如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均是從家庭和企業等經濟行為人的微觀主體出發建立。從微觀基礎出發為宏觀經濟理論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個通過對深層次結構參數分析的框架,這些結構參數不會隨政策的變化而改變。因此,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應“盧卡斯批評”,同時,該研究框架可以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福利影響進行討論,從而使宏觀經濟學自身獲得了更科學的基礎,其邏輯一致性更強。第四,對宏觀經濟的供給面進行更加詳細的刻畫。總供給是每個一般物價水平上經濟體愿意并且能夠提供總產品和服務的數量。早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古典綜合經濟學和貨幣主義學派討論的重點是總需求管理,以Lucas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更加強調總供給行為的微觀基礎,并在分析中強調供給沖擊對總供給行為和經濟波動的影響。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則進一步強調理性預期和微觀基礎對總供給行為和宏觀經濟政策有重要影響,并認為市場不完全和價格調整障礙會導致經濟調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變慢。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從微觀基礎出發將總供給影響因素擴展至包括生產成本等多個方面,使理論模型的供給面能夠解釋更加豐富的宏觀經濟現象。
2.主流宏觀經濟學的不足
自凱恩斯1936年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來,經濟學家通過將模型動態化,引入理性預期,為宏觀理論建立微觀基礎,對總供給行為進行詳細刻畫使主流宏觀經濟學獲得巨大發展。但宏觀經濟學的歷史使命依然沒有完成,仍存在許多需要改進、完善與補充之處,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主流宏觀經濟學加總問題的理論基礎仍需進一步研究。作為研究總量行為的宏觀經濟學,凱恩斯理論由于直接從總量假設研究總量行為而受到質疑,在“盧卡斯批評”提出之后的近四十年,宏觀經濟學家通過代表性行為人模型使宏觀經濟理論的微觀基礎不斷加強。許建明[8]指出代表性行為人模型以一個典型家庭效用函數作為社會整體效用函數的替代,并以此為基礎研究代表性行為人的經濟決策,將其進一步加總為社會整體的宏觀經濟行為。但是,根據阿羅不可能性定理,一般條件下無法將異質性個體偏好傳遞至社會整體福利函數。因此,主流宏觀經濟學通過對代表性行為人建模,將個量總和視為宏觀總量,并以此為基礎研究宏觀經濟行為的方式為宏觀經濟學所建立的微觀基礎是否能夠真正反映宏觀經濟運行實際過程仍需要進一步研究。第二,主流宏觀經濟學如何將重要的經濟結構引入理論建模仍需進一步研究。主流宏觀經濟學如新凱恩主義經濟學是通過將異質性家庭或異質性廠商引入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從而使理論模型考慮了異質性,因而宏觀經濟學家從來都關心異質性。經濟作為一個整體是由不同部分以一定結構組成,所以,宏觀經濟運行不僅表現為總量行為調整,經濟內部結構也對總量行為和宏觀經濟運行具有重要影響。林毅夫和蘇劍[9]指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通過在模型中引入支出結構、貿易結構和一般物價水平的內部結構,使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也考慮了經濟結構問題。但是,如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對宏觀經濟運行有重要影響的經濟結構對總量行為的影響機制仍未能較好地體現在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模型中。第三,主流宏觀經濟學如何將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引入理論建模是其面臨的重要挑戰和機遇。古典經濟學,亦稱為政治經濟學,特別重視制度和政治力量對經濟運行的重要影響。然而,邊際學派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強調在嚴密定義的約束條件和市場環境制約下消費者和企業的最優化行為,逐漸淡化了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對經濟結果的影響,使基于新古典傳統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模型中較少考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內生化產生過程及其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機制。因此,將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恰當方式引入理論建模對主流宏觀經濟學未來發展而言既是挑戰,更是機遇。
三、主流宏觀經濟學存在不足的原因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借鑒意義
1.主流宏觀經濟學出現上述不足的原因
主流宏觀經濟學雖然存在加總的理論基礎不扎實,對重要經濟結構考慮不充分,將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僅做出簡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但是,19世紀古典經濟學或被稱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中實際上十分重視上述問題,例如,斯密的《國富論》和馬克思的《資本論》都考慮了宏觀經濟加總、經濟結構和重要制度對經濟運行的影響。理論界認為,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科學哲學在20世紀初的快速發展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產生重要影響,即出現了經濟學數學化,并導致新古典經濟學的快速發展,而這是建立在新古典傳統上的主流宏觀經濟學出現上述發展與不足的重要原因。經濟學所研究的問題使其具有利用數學工具的天然優勢,但經濟學數學化對主流宏觀經濟學而言也有顯著的成本。從19世紀后期的邊際學派到20世紀初的新古典經濟學開始將數學應用于經濟學分析以來,部分難以利用現有數學工具加以描述和刻畫的重要經濟學現象和事實被經濟學家通過假定或技術性處理等方法簡化處理。數學化雖然使基于新古典傳統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對問題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但是理論界應該重新審視數學化對經濟學尤其是主流經濟學所帶來的成本,如本文提出的加總的理論基礎不扎實,對重要經濟結構考慮不充分,將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僅做出簡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2.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重要宏觀思想的借鑒意義
作為古典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存在重要的宏觀經濟分析邏輯并且對宏觀經濟現象進行了分析。馬克思關于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論,是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著名的新劍橋學派代表人物羅賓遜夫人將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建立在李嘉圖的價值論和分配論基礎上,并主張學習和公正研究馬克思的理論,但這些主張將主流宏觀經濟理論重新借鑒古典經濟學理論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學派被逐漸邊緣化。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蘊含了豐富的宏觀經濟思想和分析邏輯,主流宏觀經濟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應重新借鑒和綜合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方法。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之間聯系與不同的分析對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加總問題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經濟活動的專業化分工使千百萬企業之間形成全面的依賴關系,這種依賴關系將它們組成一個有機整體,并在相互的投入與產出中形成各種總量的比例關系。這意味著分工使每個企業的經濟活動具有社會性,并且這種社會性具有二重性質:一方面,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必須作為一定的有用勞動來滿足一定的社會需要,從而證明它們是總勞動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種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勞動可以同任何另一種有用的私人勞動相交換從而相等時,生產者的私人勞動才能滿足生產者本人的多種需要。這種私人性決定了其提供的產品只有在轉化為貨幣后,才構成社會商品總量或社會勞動總量的一部分。經濟活動的私人性與社會性之間的矛盾,即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導致經濟活動兩個層面的分裂:由相互獨立、相互競爭的千百萬個單個企業構成微觀經濟層面;由千百萬個單個企業之間的全面依賴關系所形成的各種總量構成的宏觀經濟層面。處在微觀經濟層面的每一家企業,既受到生產同類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約束,又受到社會總勞動時間按比例分配到該類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約束。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類似于成本收益原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則屬于宏觀經濟層面。企業商品能否轉化為貨幣的直接約束條件是其可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最終約束條件則是不為企業所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上述分析表明,微觀經濟層面的個量加總不能簡單直接等同于宏觀經濟層面的加總,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之間的聯系與不同是宏觀經濟學加總過程中需要考慮的重要關系。第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經濟結構的創造性分析對主流宏觀經濟學具有重要借鑒意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統一的角度分析社會再生產,提出應將社會再生產視為物質資料再生產與生產關系再生產的統一,而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是社會再生產涉及的核心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從總量和結構相統一的角度分析社會再生產的。但西方宏觀經濟學的考察路徑則不同,是從總供求平衡的角度入手去考慮國民收入決定的。國民收入會因總需求或總供給的調整而發生相應變化。但究竟這種調整會給產業內部以及產業之間的比例帶來怎樣的變化要借助其他經濟學科進行分析。這就使得西方宏觀經濟學對經濟結構的分析有待深入。第三,在社會權力結構及其對經濟現象影響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對主流宏觀經濟學如何將重要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重新引入理論建模具有重要借鑒意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社會結構和權力結構入手審視社會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在深刻揭示當時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的同時,還從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對強勢權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了社會建設的基本措施。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公共領域尤其是社會制度選擇問題具有非常強的分析能力。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西方快速興起的新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等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有密切的內在聯系,它以政府與社會公眾以及社會公眾中不同集團的利益不一致性為基礎,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將現實世界中普遍存在而又被主流經濟學一度忽視的政治因素納入研究范圍,考察它們對經濟結果的影響,內生化了政府的經濟政策,增強了理論的洞察性和解釋力。因此,通過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流宏觀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進一步綜合和融合,能夠大大推進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水平,也能夠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理論。
四、結論
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開始,經歷了新古典綜合、貨幣主義學派、理性預期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真實經濟周期等理學派,發展至當今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作為主流宏觀經濟學的代表,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已成為最重要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其理論構建、模型處理、基本假設、主要結論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擴展性都超越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并且綜合了宏觀經濟學各流派的主要特點。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進展主要體現在模型動態化、引入理性預期、為宏觀理論建立微觀基礎和對總供給行為進行詳細刻畫等四個方面。但是,主流宏觀經濟學仍存在加總問題的理論基礎不扎實,一些重要經濟結構尚未引入主流宏觀模型,對重要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理論刻畫仍缺乏深入研究等方面的不足。本文認為,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科學哲學在20世紀初的快速發展是導致經濟學數學化現象出現的重要原因,經濟學數學化既使基于新古典傳統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對問題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也導致建立在新古典傳統基礎上的主流宏觀經濟學出現上述不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古典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分析框架和方法能夠為現代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重要借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強調從總量和結構相統一的角度分析社會再生產,而社會總產品在生產資料部類和生活資料部類之間的實現條件能夠將重要的經濟結構問題引入宏觀分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社會結構和權力結構的角度對社會利益的分配展開深入剖析,并深刻揭示了現實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分析現實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主流宏觀經濟學等學派的進一步交叉融合,是促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主流宏觀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方向。
作者:李淼 單位:東北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