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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貿易投資新規則為價值鏈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國際貿易、投資新規則體系的建立是對全球價值鏈（GVC）快速發展的回應。美歐試圖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等超大型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來主導未來國際貿易、世界投資新規則體系的建立。國際貿易新規則體系中包括同全球價值鏈的發展緊密相關的條款和內容，很大程度上是回應全球價值鏈快速發展的要求，是維護歐美主導的跨國公司在全球布局的核心利益，通過邊境內條款、投資條款等核心內容在全球的推行和確立，使得GVC的發展環境得到優化，邊境間商品和服務流動更加順暢、成本進一步降低、效率進一步提高。
（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將發揮更關鍵的作用
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發展中國家更深入地參與全球價值鏈。《2014年世界貿易報告》指出，根據經合組織/世界貿易組織附加值貿易（OECD-WTOTiVA）數據庫計算的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的全球價值鏈參與指數（GVCparticipationindex），發展中國家參與程度高于發達國家，整體上處于上升趨勢。《2013年世界投資報告》也得出結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中”。發展中國家在全球附加值貿易中所占份額從1990年的20%增加到2000年的30%，今天已經超過40%。二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價值鏈聯系更加緊密。《2014年世界貿易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零部件貿易比例從1988年的6%增加到2013年的25%。這一比例的顯著增長并不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零部件貿易減少所造成的，數據顯示同時期南北國家之間的零部件貿易也從30%提高到40%。但是發達國家之間的零部件貿易比例下降了近一半。特別是，二十國集團（G20）中的發展中國家從其他發展中國家進口的中間投入品和出口的比例都更高。三是全球價值鏈的未來地理位置、治理結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利用全球價值鏈參與到國際生產網絡中，并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發展中國家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伴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財富和經濟權力的逐漸“東移”，跨國公司調整其全球價值鏈分布策略，更多的創新活動和最終的消費市場逐漸向新興市場經濟體傾斜，新興經濟體有望在GVC中實現升級。
（三）再工業化促進全球價值鏈的調整和升級
伴隨新工業革命而來的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和數字化制造模式，將對傳統依靠資源稟賦的規模經濟生產方式造成沖擊，使得未來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成為可能。無論是成本驅動型還是消費驅動型的制造業回流，發達經濟體中出現了本地化取代國際化的趨勢。美國再工業戰略的含義并非簡單的制造業回歸，其實質是搶占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制高點。再工業化的實質是以引領新工業革命為核心目標，對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進行動態治理和重塑。
（四）新工業革命將重塑全球價值鏈
新工業革命的到來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不僅僅由于許多關鍵技術面臨突破的臨界點，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新變革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生產方式、消費模式和社會生活方式。在新工業革命的洗禮下，未來的社會需求將是個性化和差異性的，與此相適應，生產方式將更為智能化、數字化、個性化、本地化、小型化和扁平化，中小企業組成的生產網絡將和國際商業巨頭一起發揮作用。商業模式也以解決顧客需要為主，服務成為獲得更多附加價值的關鍵所在。數字化、自動化、個性化和人力資本中體力成本的下降，使得傳統的要素比較優勢大大削弱，高級制造裝備生產將更具個性，并且具備更多的高附加值。這將使全球產業鏈條形態發生改變：作為微笑曲線前端的研發、設計和后端的市場、營銷所占比例將提升，而作為中部底端的生產、組裝比重將下降。眾所周知，中國是全球制造中心，通過低要素成本大規模生產同質產品，但新工業革命將使中國的傳統比較優勢大幅削弱，中國未來的制造業發展空間將大幅壓縮，制造中心的地位也將受到威脅。
（五）服務和創新為導向更加明晰
隨著全球價值鏈的深入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對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性越發凸顯。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加速融合是推動全球價值鏈橫向深化發展的決定性變量。未來幾年，隨著全球創新步伐的加快以及國際一體化生產的持續深入，全球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的融合趨勢將進一步加強。同時，創新也成為引領全球價值鏈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都將創新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來考慮，希望通過創新搶占戰略性新興產業全球價值鏈的控制權。
二、全球價值鏈對國際產業分工的影響
（一）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分解帶來國際分工體系的形成
在全球價值鏈下，生產的碎片化加劇。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跨國公司逐漸成為國際產業分工的主導力量，其通過投資和業務外包，實現產品在生產和管理過程中被分割為不同的任務，并按要素稟賦差異、專業化和交易效率的原則安排在不同的經濟體完成，國際分工覆蓋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全球價值鏈以全球技術進步、要素跨國流動的快速發展為基礎不斷發展，價值鏈各個環節的碎片化程度進一步提高，中間產品貿易的占比逐漸攀升，越來越多的國家、企業融入到全球價值鏈中，全球價值鏈碎片化、分散化加劇，不僅催生了模塊化生產、服務外包、垂直專業化生產等生產方式和商務模式的創新，還帶動新型國家分工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國際分工，打破了原有的基于商品貿易的產業間分工模式，由產業間分工發展為產品內分工，從主要使用本國生產要素進行生產，發展為中間品貿易的重要性逐步提升，各國、各類型的企業在價值鏈上，以合作的形式完成一個產品的研發、生產和銷售。對趕超國家而言，產品內分工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并存。同早期的產業間分工和產業內分工相比，參與產品內國際分工對所在國的門檻較低，對其技術和資本稟賦要求較低，這使得后起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更加容易，只需實現某一環節的生產即可。目前，國際間產業分工形成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和產品內分工并存的格局，多樣化的分工體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融入世界生產體系的多種選擇。但另一方面，全球價值鏈和產品內分工的模式，使得后起國家容易被固化在價值鏈的低端環節，落入跟隨式發展陷阱。全球價值鏈和國際產業分工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可以說，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深入發展，導致傳統的一國生產、全球銷售模式被國際生產、全球銷售模式取代，工序切片化和任務活動成為新型國際生產體系的顯著特征。全球價值鏈和國際產業分工是這種新型生產體系的一體兩面，從產品的價值創造和實現的角度看，就是全球價值鏈；從生產組織的角度看，就是國際產業分工。
（二）基于價值鏈的產業升級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途徑
從價值鏈的角度來研究產業升級，指的是價值鏈中的企業從價值鏈中獲取技術進步和市場聯系，從而提高競爭力，順著價值階梯逐步提升，進入到附加值更高的活動中。價值鏈中的利益分配有利于領導企業，這使得發展中國家重視在價值鏈中的升級問題。根據Humphrey和Schmitz（2002）的劃分，價值鏈上的升級分為四個層次：流程升級、產品升級、功能性升級和部門間升級。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向領導企業學習技術、經驗，跟隨企業很容易實現流程和產品升級，從而實現價值鏈上的初級升級過程。但是功能升級和部門間升級的實現具有一定的難度，需要知識資本的累積，以及創新和服務因素的大量引入。
（三）高端產業鏈是新興經濟體彎道超車的重大機遇
作為產業發展的高端環節，先進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機遇。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和主要的發展中國家紛紛將高端產業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如美國的《“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與《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再工業化戰略，歐盟的2020戰略、俄羅斯的《2020年創新發展戰略》等，這些戰略的實質都是搶占未來全球高端產業價值鏈的制高點和治理權，確立競爭新優勢。高端產業的發展具有技術和資源密集性強，政府在其發展中起到戰略規劃和重要推動作用的特點，目前這類產業的國際分工機制尚未明確，行業主導企業的能力和地位尚未穩固。發達國家同新興經濟體的起點差距小，新興經濟體具有了彎道超車的巨大發展機遇，為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參與和構建新型國際分工體系提供了契機。
三、全球價值鏈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一）貿易方式的轉變：中間品貿易時代來臨
目前，世界貨物貿易的60%是中間品貿易。在全球價值鏈時代，很多產品的生產過程和服務提供已延伸為多個連續的階段，并形成跨越許多國家的供應鏈。全球價值鏈的形成導致產業不同價值增值環節在全球范圍內分工，中間品貿易形成，貿易方式發生轉變。全球價值鏈和貿易深入融合的結果之一是，在全球貿易中，中間產品的貿易份額已經超過最終產品的貿易份額。在過去的20年中，貿易相對于總產出的增長十分顯著，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間產品跨越國境的次數。實際上，中間產品貿易已經是國際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代表著當前趨于分散化的國際分工模式。
（二）貿易結構的改變
1.新型貿易統計方法避免重復計算問題
（1）全球貿易規模縮水傳統貿易總值和貿易增值兩種不同的統計方法的主要區別，是出口中的外國增值部分。世界貿易總額在附加值貿易統計下貿易額減少。根據OECD-WTO聯合數據庫TiVA已有的數據，目前僅能計算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的世界附加值貿易總額，分別為5.2萬億美元、8.1萬億美元、12.3萬億美元和10.1萬億美元。同年度按傳統貿易總值統計方法計算，世界貿易額分別為6.5萬億美元、10.5萬億美元、16.1萬億美元和12.5萬億美元，前者大約比后者少20%。
（2）主要貿易大國排位發生變化附加值貿易重新調整了各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其中，2009年歐盟27國占比為18%，美國依然是全球貿易份額最高的國家，2009年為12%，占比超過傳統貿易統計下的比重。2009年，德國和日本在附加值貿易統計下的貿易份額分別為8%和5%，比傳統貿易統計下的占比高出一個百分點。發展中國家中，按照附加值貿易統計，中國的貿易排名最高，2009年超過德國位居第二，巴西、印度和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由于主要出口能源和服務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占比不高，但總體呈增長趨勢。從歷史縱向對比來看，主要發達經濟體附加值貿易的份額逐年下降，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附加值貿易份額逐年提高。其中，中國是附加值貿易份額提高最顯著的國家。
2.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全球價值鏈貿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發達國家掌控著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占據著“微笑曲線”的兩端位置，所得到的貿易和投資收益最大。全球價值鏈是發達國家獲得巨大收益的重要路徑。盡管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中創造的附加值比重越來越高，但其仍處于微笑曲線的低端環節，對進口投入品的依賴也有增無減，發展中國家主要生產下游勞動力密集型零部件并完成組裝任務。根據UNCTAD-Eora全球價值鏈數據庫，1990年發展中國家附加值貿易的份額為22%，2000年提高到30%，2010年則猛增到42%。
3.服務貿易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
盡管服務貿易的重要性已經成為廣泛共識，但從貿易增值的角度看，服務貿易的重要性進一步得到提升。可以說，沒有服務就沒有所謂的價值鏈的存在。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對GVC起到連接的作用，將GVC中的各個環節，從產品概念、設計、品牌、生產、營銷、銷售到售后的各個環節連接起來。Johnson（2014）的研究可以從更廣義的部門層面來理解貿易總值和貿易增值方法對國際貿易認識上的不同。按照出口總額統計，制成品貿易占全球貿易的比重為70%，而服務貿易占比為20%。但按照貿易增值的統計方法，制成品和服務的占比分別為40%。
4.貿易比較優勢的顯現
從全球價值鏈的視角更能清楚地認識一國的貿易競爭力所在。如果采用貿易增值的方法，可以更加準確的計算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從而更加清楚一國的比較優勢所在，從而有的放矢更有針對性地提高本國的貿易競爭力。例如，一國的金屬制成品（ISIC28）的競爭力情況，按照貿易總額的統計計算，中國的RCA指數最高，但按照貿易增值方法測算，中國僅排名第七位。而美國同一產品的排名在貿易總值和貿易增值的方法下分別排名第十位和第三位。
5.貿易差額的變化
基于全球價值鏈的貿易附加值統計方法能夠更好地反映出一國從貿易中獲得的貿易利益。隨著國際貿易分工的不斷深入和范圍擴大，中間品貿易飛速發展，貿易總值統計無法準確反映一國實際獲得的貿易利益，特別是對于中國這一類貿易結構比較特殊的國家來說。Koopmanetal（2014）的研究結果表明，由于中國是零部件的最終組裝國，中國同美國的貿易逆差存在重復計算問題，被嚴重高估。如果按照貿易增值的方法統計，中美貿易逆差可以減少40%。
（三）貿易政策層面：全球價值鏈對貿易政策的影響
首先，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對傳統貿易的理論和思維形成挑戰。以往重視出口、輕視進口的重商主義，以及市場準入的互換，在目前全球價值鏈的發展背景下對生產都是不利的。全球價值鏈增進了不同國家間的相互依賴，各國無一例外通過全球價值鏈融入全球生產體系。國內的企業想要提高生產率，必須擁有可靠的進口零配件的途徑。在全球價值鏈背景下，各國必須重新審視自身的貿易稟賦、貿易規模，并制定出適合全球價值鏈發展的貿易政策，貿易政策不僅要同產業政策、競爭政策相融合，還要從原有的邊境措施向國內宏觀政策、創新、投資等領域延伸。其次，國際間政策協調是全球價值鏈發展的內生要求。全球價值鏈的增長加深了國際商業的復雜性，使貿易政策和國內政策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產生了政策合作的需要。這就需要在貿易協定的框架內就新的貿易規則展開談判，以制定出協調一致的規則，確保監管復雜商品價值鏈不同部分的政策在各國之間的一致性。實際上，支撐供應鏈貿易崛起的新規則和紀律的制定從未停止過，以后也將繼續下去。目前，這些新規則的制定主要是在雙邊、區域或諸邊談判的框架之下，這些協定包括的可依法執行的條款，通常超出了在WTO框架下談判所形成的承諾。第三，隨著中國整體開放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廣度、深度不斷提升，中國成為全球價值鏈和國際產業分工的重要一環。但中國企業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更多仍局限于對跨國公司價值鏈的參與與適應，較多的集中于全球價值鏈低端和低附加值環節，即仍處于微笑曲線的中部和底部。中國企業在價值鏈的發展中仍面臨利潤空間狹小、產品結構不合理、技術水平相對落后、產品附加值低等問題。中國企業要緊抓全球價值鏈變革中對中國重新參與國際分工、實現彎道超車帶來的機遇，促進國家競爭力的持續增強。
作者：付麗 單位：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