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新文化史對職業教育敘事研究的啟示，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

新文化史在敘事材料、敘事風格和敘事方式三方面取得了較大的突破，主要表現為故事與“碎片”、從“文本”到“修辭”，以及影像資料的運用。職業教育敘事發展存在著“瓶頸”問題，主要體現在為敘事較少且停留在經驗層面的描述、敘事風格單一，不追求修辭、敘事方式單調等方面。新文化史所取得的突破，為職業教育敘事的轉向提供了良好的經驗。

關鍵詞：

新文化史；教育敘事；職業教育；文化研究

新文化史是20世紀70年代西方史學界重要的轉折，以法國、美國和英國最具代表性。“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林•亨特的《新文化史》《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還有羅伯特•達恩頓的《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以及彼得•伯克的《圖像證史》《制造路易十四》等都是推動新文化史發展的重要代表。其中，新文化史關于“敘事”的突破，值得教育界借鑒和學習。

一、新文化史中的敘事轉變

（一）敘事材料：故事與“碎片”

新文化史學家戴維斯在其著作《馬丁•蓋爾歸來》（LeretourdeMartinGuerre）一書中，以法國南部山區流傳已久的故事為原型，通過這個歷史小人物，放眼到十六世紀法國南部農村的風土人情、宗教信仰、社會結構和人們的生存狀態。戴維斯將法官讓•德•葛哈斯的記錄、證詞作為第一手研究資料，作為一名嚴謹的歷史學者，戴維斯對葛哈斯的案件記錄反復考察，對比市面上已出版的書籍，進而進行比對和印證，并且她本人還去了法國南部山區進行了實地考察訪談，“通過大量的、瑣碎的資料還原他們的生活狀況、社會關系和性格命運等。”[1]在傳統史學敘事中，這是根本不會發生的。再如，對影像碎片的重視。1945年4月英國軍隊在貝爾森制作的影片，在著名的紐倫堡大審判中作為重要的證據來使用，影片中所提供的證詞讓人永遠也不可忘記那些記憶。在新文化史之前，影像和圖像作為敘事材料是不具有信服力的，但是新文化史的學者卻更加注重材料的豐富性，且影像類資料能夠更加生動形象地展現事件。多版本的歷史故事、碎片的材料和鮮活的影像資料，都成為新文化史學者手中珍貴的敘事資料，看似“碎片”化的敘事資料，在新文化史學家的手中，卻成為一部部優秀的著作。

（二）敘事風格：從“文本”到“修辭”

對文本的描述和分析，是研究者對研究材料分析能力的綜合體現，是研究者展現研究結果的重要過程。新文化史學者注重對文本的“虛構”，“我要把資料的‘虛構’的部分當作分析的中心。”[2]不能停留在字面面上理解“虛構”，戴維斯所說的“虛構”指的是，在敘事手法方面所存在的一個普遍的現象，通過外顯的“文本”來分析內在的“本質”，以便獲得事實的解釋。史學家將文學領域中的“虛構”，引入到了史學領域，讀者在閱讀史學作品的時候，更加像在閱讀一部文學作品，將傳統史學所注重的敘事風格發生了改變，使之通俗易懂、富有韻味。“修辭”通常應用在文學領域，新文化史的學者受到海登•懷特、克利福德•格爾茨、羅蘭•巴特等人的影響，將傳統對文本的處理，轉變為對通過一個具體案例的處理，創造一種新的歷史敘事風格。正如英國學者彼得•柏克評戴維斯所說“就某種意義而言，那是對實證主義者最致命的一擊，因為她已侵入了實證主義的地盤；她展現的是，即使在實證的領域，若不轉向研究語言及修辭，你將一事無成。”[3]新文化史的學者將傳統歷史文本的敘述風格轉向了“修辭”，并且獲得了較大的成功，這預示著敘事風格的轉變會給其他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帶來新的轉機。

（三）敘事方式：影像

提及新文化史敘事方式的轉變，也是一個重要的特征。傳統史學敘事只借助于文本來展現，而今新文化史學者突破了“瓶頸”。再以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為例，在這部著作誕生之前，先在戛納電影節上映了影片，戴維斯擔當影片的歷史顧問。無論在人物臺詞、人物性格和人物關系方面，還是在布景、服裝、場景選擇方面，真實還原了十六世紀法國南部山區村民的生活狀態。影片一經上映，便引發了文學評論家、電影評論家關于電影和歷史的學術討論。此外，再以羅伯特•羅塞利尼所執導的影片《路易十四的登基》為例，該片也是像法國歷史致敬的影片，這部影片以法國歷史學家菲利普•埃爾朗熱在1965年出版的路易十四傳記為腳本，該部電影也成為他電影事業的轉折點，從此之后，他把歷史影片當作平民教育的方式，幫助民眾通過過去來理解現在。美國批評家海登•懷特主張“影視史學”，即“用視覺形象和影視化的話語表達的歷史以及我們對它的思考”是對“史學（historiography）的補充。”[1]羅塞里尼認為“電影應當成為寫作歷史的手段之一，或許，它比其他的手段更有價值。”[4]222與文本寫作不同，流暢的敘事方式和對視覺的刺激，能夠產生一種“事實效應”，盡管影像史學在學術界，就方法論、范式等方面還存在爭議，但是它作為一種全新的敘事方式，已經獲得了成功的先例，并且在該領域已經愈發成熟，此外一些職業歷史學家已經開始嘗試制作歷史影片，多數導演和制片人，他們本人都會有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的教育背景，并且會請到專業的歷史顧問。文本和影像是傳統史學和新文化史敘事方式的產物，雖然對于兩者的如何使用依然存在著分歧，但在未來的發展中，二者必將互相促進、相互影響。

二、我國職業教育中的教育敘事

作為一種成熟的研究，直到20世紀90年代，敘事才被應用到教育領域，從此“敘事研究作為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系統闡釋。從教育敘事研究的發展歷史角度看,克萊丁寧和康納利系列研究成果的發表標志著教育敘事研究作為一種科學的教育研究方法的誕生。”[5]雖然在教育界獲得了大規模的發展，但在職業教育領域較弱，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教育敘事較少且停留在經驗層面的描述

2001年開始，華東師范大學的丁鋼教授出版了《中國教育：研究和評論》（目前已有13輯），其中在第2輯刊載了耿娟娟的《教育信念：一位初中女教師的敘事研究》、黃向陽的《學校春秋：一位小學校長的筆記》，以及在第3輯中劉云杉的《帝國權力實踐下的教師生命形態：一個私塾教師的生活史研究》。加拿大學者許美德的《現代中國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此外，劉良華教授曾專門建立了教育敘事的網站，主要搜集了中小學老師的日常生活作為敘事內容。遺憾的是職業教育界尚未形成豐富的研究。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來看，關于教育敘事的論文很少，對文本處理僅限于經驗層面的描述，這里所說的經驗層面的描述，指的是“教育敘事的類型”。教育領域中的敘事研究類型，共分兩類：分析別人的故事和分析自己的故事，敘事材料大多數來源訪談、觀察、日記等形式。新文化史中注重對“微觀”研究，教育敘事應深入挖掘文本的隱含意義，以獲得對文本的解釋。遺憾的是，一方面，由于敘事材料的有限性和視角的局限性，沒有對敘事材料背后的故事進行深入挖掘，也并沒有進行對輔助材料進行詳細考證，更沒有以平凡人物的敘事故事反映出時代特征、人物性格、生活集體風貌等，即讓敘事成為“宏觀”和“微觀”的橋梁。

（二）教育敘事風格單一，不追求修辭

除追求藝術效果的教育自傳體小說之外，根據可查到的資料來看，會以學術語言來展示，會穿插著對教育現象的理論分析，以“教育現象或教育故事的敘述———教學或教育理論”展現，語言并未得到重視，直接后果是教育敘事風格單一。體現在：（1）敘述故事多以描述在教育活動之中所發生的故事為主，采用平鋪直敘的方式，將故事講完整即可，這便導致讀者可能會喪失對論文的閱讀興趣。（2）“修辭”問題，敘事的修辭之中應蘊含著一種意識形態，“修辭者通過‘講故事’來訴諸某種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迫使’聽眾接受修辭者的主張，”[6]但教育敘事尚未做到。綜合來看，教育敘事，首先是故事，其次才是一個教育故事，沒有故事便沒有發生在活動中的教育，因此，豐富教育敘事的故事情節，加強敘事風格的美學，是教育敘事所需要突破的“瓶頸”之一。

（三）教育敘事方式單調，影像學尚未被教育學術界廣泛認可

從現有的資料看，教育敘事借助于文本來呈現，以公開發表的論文、教育傳記為主，而鮮有教育影像。而在影像學中涉及到教育，主要是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藝術學。“從學科角度來講，我們的教育研究尚未涉及紀錄片領域和問題，從影像的角度研究中國教育問題的著作和論文暫時缺席。一些已有的研究也只是在外延徘徊，沒有切入中國教育的正題和核心問題。”[7]利用文本處理的手段，是大多數教育研究者進行教育敘事研究的時候，所采取的敘事方式，殊不知利用影像、聲音，會更加豐富其研究。美國著名制片人羅伯特•加德納認為，紀錄片能夠提供“直接的和不容置疑的一類證據，是瞬間捕捉到的事實，不會因為看法、記憶或者語義解釋上的錯誤而導致歪曲。”[4]215利用影像的表達方式，能夠真實展現教育活動，而這些教育活動所有的細節活動，恰恰都是圍繞著教育的核心價值和關鍵問題展開。

（四）教育敘事尚未在職業教育領域形成豐富的研究

教育敘事作為一種成熟的研究方法，在基礎教育、高等教育領域取得一些成績，但在職業教育境領域卻面臨著尷尬的局面。“當敘事研究被引入教育理論領域，教育敘事研究本身已經不同于哲學、文學和宗教的方式，而更傾向于以一種實踐的方式接近教育活動本身，并符合教育這個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本身。”[8]職業教育是實踐性非常強的學科，但依然可以做教育敘事的研究，因為教育是圍繞人的活動，只要有人便會有故事。教育敘事能夠提供對經驗的描述，進而對個人行為的理解和詮釋。若要達到該研究目的，必須要進行教育敘事的研究才可以。而在如今在該領域存在著空缺，因此，為彌補缺失，提高對該領域對教育敘事的研究刻不容緩。

三、啟示

（一）豐富敘事材料，重視多元的故事和利用“碎片”

研究者在進行教育敘事的時候，應通過故事和“碎片”來豐富教育敘事的材料，不能僅依靠文本、日記等。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故事和“碎片”是針對新文化史而言。教育敘事圍繞著個人來講故事，敘事材料來源于個人，研究者應該要考證故事的真偽，尤其是發生在個人身上非常重要的事件，這便是“證人”和“證詞”。研究者應該傾聽多種聲音，辨別事件真偽，以客觀的態度敘述出事件的始末。而重要的旁觀者，是一個“證人”的身份，他見證個人故事的發生和結束，而“碎片”材料，作為敘事材料的輔佐性材料，更是一種“證詞”，在某種意義上，會豐富個人故事的完整性和真實性，比如照片、報紙報道、電視錄像等，都可以作為敘事材料。“證人”和“證詞”圍繞著個人來展開，但又不完全是個人的故事，它是新的敘事材料，研究者應該充分利用新的敘事材料，將教育敘事的故事寫得更加真實和富有新意。

（二）挑戰傳統教育敘事的風格，注重“深描”和修辭

隨著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尤其是文學的影響，教育學應借鑒史學敘事風格的成功轉型，表現在文本處理和文本敘述中。首先，從文本分析到文本加工，注重文本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教育敘事應從簡單敘事走向文本加工，研究者在完整把握故事的前提下，闡述自己對文本背后的人物性格、社會組織、地域文化等，以提供合理的解釋，具備整體駕馭文本的能力。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重視“深描”的作用，“深入到行為的表層之下去尋找積累的推論和暗示的層次，以及意義的等級結構。”[9]其次，注重“修辭”，增添文本的美學性。新文化史的學者注重對文本的修辭，在寫故事的基礎之上，注重語言的美學價值。教育敘事應當重視敘事風格，因此便要求研究者有較高的文字功底，打破學科視角和限制，積極借鑒新文化史所取得的成果。

（三）多元教育敘事方式，增加教育影像

新文化史在影像學方面所做出的突出成就，也給教育者非常好的啟發，即可以利用教育影像作為敘事的方式。通過教育影像作為一種新的敘事方式，改變傳統敘事中文本敘事所存在的弊端和局限。教育者拍攝教育影像已有先例，首都師范大學汪民安教授所拍攝的《米歇爾•福柯》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雖然他的研究對象是已逝去的法國思想家福柯，但是汪民安收集了福柯生前大量的視頻訪談，可以說綜合利用“碎片”和影像學，才有了這部實驗性的哲學紀錄片。從汪民安教授所拍攝的經歷來看，研究者應當注重對平時材料的“碎片”化收集，只有豐富的材料做支撐的時候，才能將敘事材料用影像的形式呈現出來。此外，研究者應該還要掌握拍攝教育影像和教育紀錄片的拍攝手法，比如把握空間坐標、時間排序、鏡頭運用等基本拍攝技巧。而實現這一目標，有兩種途徑：其一，是研究者本人進行拍攝，無論在取材方面，還是拍攝效果方面，研究者本人最清楚過程和效果；其二，是研究者委托專業團隊進行拍攝，也意味著需要研究者和導演、制片人進行反復的探討，以達到最終目的。第一種方式，在新文化史中已經有先例，在其他領域也有成功的影像作品，雖然我國起步較晚，但在哲學領域已邁出了腳步。而第二種方法，看似容易，卻也給研究者提出其他的要求，比如和導演的溝通能力、臨時處理危機事務的能力等。

（四）重視教育敘事，形成職業教育自身的敘事研究

職業教育領域應該逐漸形成自身的敘事研究，才能在理論和實踐方面取得成績。具體包括：（1）一流大學中的教授。以教授來帶動，會形成一支非常強大師資隊伍，就在根本上保證了學術質量。專業的師資力量，有著強大的學術能力作為支撐，或許會在較短的時間之內，彌補該領域的學術缺口；（2）致力于研究教育敘事的學者。對于已經在教育敘事取得成功的學者，應該放寬研究視角，職業教育是教育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職校中的教師、學生是良好的敘事對象，他們的教育故事豐富多彩，職業“教育行動者接觸，努力走進他們的‘生活世界’，將他們的實踐話語揭示出來，擔當起教育實踐的‘闡述者’。”[10]總之，職業教育要形成自己豐富的敘事研究，積極吸取新文化史在敘事方面所獲得的成功經驗，無論在敘事材料、敘事風格，還是敘事方式方面。一方面，只有豐富教育敘事研究，才會彌補該領域的缺口；另一方面，借鑒新文化史所取得成功，才能讓職業教育的敘事研究走得順利。

作者:劉慧 周維紅 陳旭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