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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各地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以后有了新的奮斗目標。職業教育與鄉村振興具有非常高的耦合性，一方面鄉村振興需要職業教育的供給，另一方面職業教育也需要鄉村振興這塊陣地。職業教育在融入精準扶貧的過程中存在一系列困境，主要表現為用工荒與人才外流相矛盾；農民普遍學歷水平較低；職教學校定位不準造成供需矛盾；職教單一主體與精確的培訓對象的矛盾。這就需要從吸引人才回流、加強教育扶貧力度、防止貧困代際傳遞、明確職教與農民的供需關系以及多元主體參與培訓對象的甄別等方面入手，讓職業教育融入精準扶貧，建設更美鄉村。

［關鍵詞］鄉村振興；職業教育；精準扶貧；應對策略

黨的報告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對“三農”問題進行了部署，提出了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戰略，以及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而要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把人力資本的開發放在重要位置，必須優先發展農村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也提出要求：“要發揮職業教育在鄉村振興中的服務作用，為廣大農村培養以新型職業農民為主體的農村實用人才。”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從失業保險基金結余中拿出1000億元，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國家計劃今年培訓1500萬人次，三年內培訓5000萬人次以上。這次培訓重點是面向職工，同時也要兼顧到就業重點群體和貧困勞動力，以提高他們的就業和創業能力。新時代下，各級各類職業院校和職業培訓機構更應該牢固樹立服務鄉村振興意識，培養能夠“下得去、沉得住、用得順”的實用型人才。

一、職業教育與鄉村振興的耦合

不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制定的“教育為工農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的方針、2002年出臺的《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還是2019年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黨和國家為教育定了基調，特別是后期在職業教育發展中制定了一系列服務鄉村振興的政策，對職業教育與鄉村振興的耦合提供了政策基礎。

（一）鄉村振興需要農村職業教育的供給

1.職業教育為鄉村振興培養人才。鄉村振興離不開“人、地、錢”，其中人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核心要素。要實現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就必須解決人力資本的積累問題，而我國農村目前還處于形勢比較嚴峻的狀態。據國家統計局2月15日的數據顯示，按現行國家農村貧困標準測算，2018年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1660萬人，比上年末減少了1386萬人；貧困發生率1.7%，比上年下降了1.4個百分點。但在我國中西部農村地區，扶貧的道路還任重道遠。這些地區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較低。在參加2017年全國“兩會”四川代表團審議時提出：“就地培養更多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這類人才的培訓不能過于依賴大中城市的建設者，也不能過分要求高等學校的畢業生，而應當“就地取材”。農村職業教育直接植根于農村，根據扶貧攻堅項目對接，服務于農民，為貧困地區農民解決“愚”的問題，提供了文化教育與技能培訓，由于其形式多樣、更為符合實際情況而深受大家喜愛，形成了農民愿意聽、聽得懂、能運用的局面。職業教育一方面可以通過“工匠型”人才的培養，培育新型農民并參與到鄉村治理過程中去；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職業教育統籌城鄉，共促、共享鄉村振興發展成果。2.職業教育為鄉村振興傳播文化。貧困地區的貧困主要分為物質方面的貧困和思想方面的貧困。物質方面的貧困通過不斷增加投入能夠改進，但思想方面的貧困卻會嚴重制約農村地區脫貧致富。在扶貧過程中，各地都把“扶貧”與“扶志”“扶智”結合起來，從思想上改變貧困的基礎，也防止貧困思想的代際傳遞。通過農村職業教育一方面可以宣傳黨和政府的各項惠民政策，讓廣大群眾能夠跟著政府走上勤勞致富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外出務工年輕人回鄉學習，改變農村空心化的狀態和傳播優秀傳統文化。通過農民群體技能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以及心理資本的提升，實現鄉村振興中“農業強、農村美和農民富”的美好愿望。

（二）職業教育的發展離不開鄉村振興的陣地

進入21世紀以來，為了推動國家產業轉型、優化人才結構，國家加大投入積極發展職業教育，職業教育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據不完全統計，從2014年到2019中央各部門相繼制定24項政策推動職業教育發展，各地政府在中央系列文件精神下也大力推動地方職業院校的建立。職業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是對受教育者傳授以從事某種職業或生產勞動所必需的知識、技能和職業道德的教育活動。在一片政策利好的情況下，職業教育市場規模有望繼續擴大。但在搶占城市資源以后，大量新建的職業院校也會迎來殘酷的生源競爭問題。在國家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以后，農村需要大量“工匠型”的農業能人，這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陣地。針對農村扶貧攻堅項目，職業院校有意識地去以項目為依托，通過學歷教育去爭取生源，通過非學歷教育去占領市場，在為鄉村振興培養人才的情況下，也讓自己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二、職業教育融入精準扶貧的困境

根據對某縣職業教育發展、精準扶貧情況的調研，我們發現在職業教育融入精準扶貧中存在以下困境。

（一）農村空心化現象較為突出，導致了本地

出現用工荒與人才培養難的問題在調查中，我們發現該縣作為勞動力輸出大縣，空心化現象十分嚴重。在調查中還出現了計劃樣本量無法完成的情況。年輕的農戶選擇了外出務工，年紀稍長的則進城陪讀，而沒有選擇在家。通過與業主的訪談發現，現有的用工量沒有達到最佳的生產狀態，很多崗位存在空缺，原因在于大量適齡勞動力的外流。而要實現地方經濟的發展，實現鄉村振興，人才的培養是重要環節，特別是需要培養大量具有專業技術的農業職業經理人以及村級組織建設者和鄉土人才。職業教育在應用人才培養方面的優勢應該在這里體現出來。通過對西部某縣職業教育融入精準扶貧情況的調查發現，該縣有三所職業學校，每年生源在2000人左右。而職教學校在融入精準扶貧的項目推進過程中，所做的工作較少，特別是在非學歷教育方面。

（二）學歷層次低，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

通過對700多戶建檔立卡戶和900多戶非建檔立卡戶的調研發現，該縣現有人力資源教育水平過低，建檔立卡貧困戶中接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不到調查對象的千分之七（數據見圖1），貧困戶中沒有人接受過職校、中專或大專以上教育，而非建檔立卡戶接受過高中、職校、中專、大專以上學歷教育的僅占4.3%（數據見圖2）。受教育層次的較低現狀制約了農民脫貧致富，也制約了鄉村振興。同時，在新投入的基礎教育中，教育資源的分配也存在不均衡狀態，中心鄉鎮與非中心鄉鎮的師生比出現較大差別。有的鄉中心校師生比達到1：1.8，而一所非中心校，學生達到了上千人，老師只有108人。基礎教育的不均衡分配影響職業教育的發展。大力發展的職業教育不僅可以對適齡小孩提供學歷教育，同時也可以對成人提供非學歷教育，而目前這方面的資源配置還明顯不夠。

（三）職教學校定位不準，供給與需求不對應

雖然職業教育是增加貧困群體人力資本，助其實現階層流動的一個重要方式，但由于職業教育學校定位不準，培訓內容供需不吻合造成了其吸引力不夠。根據調查組對建檔立卡貧困戶關于“是否接受過相關的培訓”的調查發現，有接近1/3的被調查者表示沒有參加過，雖然原因大都在于沒有在家或者年老不適合參加培訓項目，但也有部分被調查者表示接受了培訓對自己或家庭也沒有幫助。這主要是由于職業教育中提供的無差別化的培訓沒有深入了解貧困戶的自身情況和條件，沒有提供與之相匹配的職業培訓；另一方面還在于職業教育培訓更多是為了完成教育扶貧數量的要求，對于培訓效果的成效以及是否能長期通過職業培訓提升農民自我發展能力等問題沒有進行思考，也沒有進行考核，缺乏責任意識。這將造成的后果就是農戶對職業教育培訓的參與意識不夠、認同意識不足。在走訪中，我們通過與農戶交談，發現他們對職業教育的認同度也不是特別高，使得職業教育學校在職業教育和培訓中工作難以展開，貧困戶參加脫貧培訓還需要三番五次邀請、參加培訓的農戶發給誤工費、只簽到不培訓等現象層出不窮。

（四）職教參與扶貧主體單一，培訓對象難以甄別

職業教育參與扶貧過程中，學校作為主體造成了其扶貧效果不佳。學校這一單一主體不能解決精準扶貧中精準識別培訓對象的問題。對于培訓對象的甄選過程，我們通過實際調研可以發現，政府組織的培訓更多的是針對建檔立卡貧困戶而言的，而某些未被納入數據庫的非建檔立卡戶雖然具有相同的需求，但是不能得到相應的培訓。同時，另外一些離鄉外出務工、游蕩于城鄉之間的這部分群體的生活也應該受到關注。他們遠離家鄉，享受不了家鄉的職教培訓和更多的其他福利，但是在陌生的城市里，要融入城市成為“新市民”又存在諸多困難。因此，這部分群體的職業教育也需要受到關注。同時，大量需要職教培訓的對象處于分散化的狀態，這也為職教培訓對象的甄別提升了難度。只有讓政府、村社、企業、職業教育學校以及各種社會組織參與到職教培訓中來，才會產生協同效應，取得優異的職教培訓效果。

三、鄉村振興戰略下職業教育融入精準扶貧的策略

（一）配套政策，吸引人才回流

在鄉村振興發展的重要機遇時期，人才是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人力資源大量外流的情況下，加大人才培養，吸引優秀人才返縣、返鄉、返村工作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工作。一方面，根據實際需求量，選拔一批年齡結構合理、文化素質高、政治素養強的農技干部，通過上下互派、遠程培訓、專家團隊巡回指導等方式，提升其服務質量和工作實效，確保農村持續發展，農業持續增效，農民持續致富，讓群眾感受改革、政策和產業發展紅利，有效鞏固提升脫貧質量，實現鄉村振興的目的；另一方面，加大對人才的激勵，特別是對在脫貧攻堅或者鄉村振興中有突出貢獻的人。

（二）立足農村，促進職業教育城鄉統籌發展

在現行教育水平較低和資源配置不均衡的情況下，一方面，職教院校要積極對接現行政策，整合現有項目資金、人才優勢等資源，加強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組織專業團隊對達標建成的學校的硬件設施進行深度調研，確保資源合理重組分配，特別是對生源不足的學校，可通過名校聯建聯辦的方式，有效解決資源閑置的問題；另一方面，根據產業、區域發展的特點合理優化布置職業院校教育資源，通過職業院校與夜校聯合培養的方式，拓寬職業院校的服務范圍，全方位做好農民素質提升工作。通過統籌城鄉教育資源，實現“適齡兒童有學上、務工成人有技能、脫貧致富有希望”的目的。

（三）精準定位，培育新型職業農民

“新型職業農民”這個概念從2012年首次提出后，連續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對此都有相關的內容解讀。一方面，對未能升入高中或其他高等院校的農村畢業生實施農村義務職業教育制度，讓這批農村新生建設者能夠接受正規的職業教育；另一方面，則是配套各類資金，整合各種資源共同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特別是通過村組“能人”的帶動效應，讓整個農民群體掌握新型農業知識和科技，讓其了解市場經濟的各類風險，提升其市場經營管理能力，達到新型農業創新發展的要求。從職業農民的培育對象來看，主要包括具有職業院校、農業院校背景的受訓者，正在從事農業而且也將長期從事農業的、能夠接受創新型農業知識和科技的農民群體，專業復員軍人、大學生志愿者、“村官”以及有志于農業農村建設的有識之士。

（四）轉變理念，多元協同精準施策

職業教育學校是職業教育融入扶貧開發的實施主體，然而，單一的主體將會造成識別不精準、培訓不到位、效果不達標等問題。因此，必須在這一過程中加入企業、其他社會組織、政府、受培訓者等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一方面，加強校企、校校、政校、校生等方面的多元合作，精準實施職業教育培訓政策，確保人才的實用性。一是加強職業教育學校與企業的協同，根據企業的用工需要“訂單式”培養人才；二是加強校校合作，每個學校都要形成自己的優勢學科，并在培養過程中加強溝通合作；三是加強政校合作，政府教育扶貧中把非學歷教育培訓任務交由職業學校來完成，政府作為“裁判員”來對職業學校的完成情況進行考核；四是讓受培訓者主動參與脫貧培訓的過程，增強其就業能力、適應能力和發展能力。另一方面對培訓對象進行合理劃分，根據受訓者自身和產業發展的特點（包括受訓者貧困程度、致貧原因、脫貧意愿、職業發展方向的選擇與需求、本地產業發展的具體情況等）進行合理分類。在培訓中要以自我能力提升為導向，只有受訓群體能力提升了，自我發展的空間擴大了，他們才能尋求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階層之間流動的機會。在培訓中同樣要以改變心理動機為關鍵，改變過去“我窮我驕傲”的心理，從政府“要我脫貧”到“我要脫貧”，通過“扶智”“扶志”重塑貧困農民群體，提升其社會參與以及社會融入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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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小麗 楊錕 單位:西華師范大學管理學院 南充科技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