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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發展使大量農業人口進入城市，成為城市建設工人。新型城市化的重點之一是“人”的城市化，加強農民工職業教育，有利于提高其就業能力，更好地適應城市生活，提高生活質量；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有利于為城市建設帶來大量勞動力，進一步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農民工的職業教育既注重實踐，強調技能應用，提高勞動力創造的價值，同時亦著眼于長遠，注重提高其在城市“扎根”生活的能力。當前相關工作已經在部分發達地區試水開展，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同時亦存在諸如缺乏制度保障、教育內容單一以及教育成本高等現實問題，需要通過一系列措施有針對性地加以改進。

關鍵詞：新型城市化；農民工；職業教育；城鄉發展；勞動力價值

引言

城市化是指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第二、三產業向城市聚集，城市數量增加，面積擴大的社會經濟發展進程。截至2017年底，我國城市化比率達到58.52%，城鎮常住人口超過8億人，占總人口比例超過58%以上，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市務工。由于城鄉發展差異、個人受教育水平等的差異，農民工在城市務工工種大多勞動量大、收入低、工作環境艱苦，融入城市面臨諸多實際困難。加強農民工職業教育，包括實用技術和心理的兩個方面，有利于提高就業競爭力，盡快在城市立足，有利于進一步幫助其更好、更快地實現農業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身份轉變，為城市化發展貢獻力量。

一、農民工職業教育的理論依據

（一）人力資本理論

人力資本理論強調人的勞動是對原有的自然物改造的過程，使其價值增加，帶動經濟整體增長。亞當•斯密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在社會經濟發展諸多要素中，人力資本，能夠通過作用于其他要素，推動社會發展。1960年，經濟學家舒爾茨進一步提出，人力資本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商品與服務，成為其附加值的一部分，成為經濟增量的重要來源。另外，人力資本從量化角度看，不是“相等”的，智力勞動創造的價值要大于體力勞動，因此在國民經濟財富這一“蛋糕”的分配上，智力勞動者的分配比例應當大于體力勞動者。部分社會學家從人力資本理論出發，解釋農民工從事工作的薪酬水平較低的深層次原因。農民工的工種崗位，以勞動密集型為主，例如建筑工人、保安、快遞員等，是典型的體力勞動崗位。雖然這些崗位是城市發展必不可少的，但在分工上，無疑處在社會較低層級，而且幾乎沒有什么發展空間，僅僅能養家糊口，并沒能真正融入城市發展浪潮中。農民工職業教育內容應當緊密貼合農民工的實際工作，要“省時高效”，能夠短期內“立竿見影”，迅速提高工作技能，因此開展職業教育，要根據農民工的工作內容進行課程內容的安排和設計，尤其是提高農民工對高科技生產工具的使用能力，逐步淘汰“出大力”式的生產方式，培養自覺、主動應用科技工具和設備的意識，增強操作能力。

（二）準公共物品供給理論

上世紀中期，經濟學界提出了“準公共物品”這一名詞，其特征是，如果完全由政府提供，會導致效率低下，產出水平難以達到預期的問題，如果完全由私人提供，又會因初期投資高，盈利周期長而導致供給不足，消費門檻高，具有過度排他性。因此，要由政府、私人部門在適當的比例下，共同提供。農民工職業教育屬于“準公共物品”概念范疇。一方面，教育本身是公共物品，公民擁有受教育權，教育的產出，即人才和科技成果，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是普遍性的，因此國民教育主要是由政府提供，經費來源是公共財政支出，歸屬于事業性服務；另一方面，農民工職業教育不是普惠于社會全體成員的，僅僅是農民工這一個社會群體，受眾人數少，而且農民工職業教育的目標明確，就是更好地提高農民工就業能力，而且更明顯地體現為有利于企業自身的發展，因此，如果農民工職業教育如果全部由政府財政買單，相當于全體納稅人為部分群體的利益納稅，顯失公允，因此私人部門，例如企業、非政府組織等要充分參與進來，作為經費來源方，開展相關工作。

二、現階段我國農民工職業教育開展的現狀

（一）受教育人數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17年底，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7億人，其中，有30.6%接受了非農職業技能培訓；有9.5%接受了農業技能培訓，合計占比32.9%。整體上，當前我國農民工接受職業技能教育的比例不高，比例僅為30%左右；2017年相較往年增幅不大；在職業培訓內容上，以非農業技能培訓為主，農業技能培訓居次。

（二）教育供給主體

根據筆者在陜西部分地市的實地考察，開展農民工職業教育的主要是企業自辦、社會民辦教育機構，社會公益組織以及高職院校，在業務上接受政府指導，經費上政府給予適當的財政補貼，政府也直接開辦職業教育班，但占比較低。從數據上看，企業自辦和民辦教育機構是開展農民工職業教育的主體，二者比例合計超過為63%，超過半數；公益組織和高職院校合計為31%；政府提供的培訓比重最低僅占6%，這一現象也再次說明，農民工職業教育的“準公共物品”屬性。

（三）教育參加方式

根據調研，當前農民工參與職業培訓的方式主要有短期職業培訓、自學、師徒“傳幫帶”以及進入正規高職院校接受系統教育等。從數據上看，農民工接受教育以短期職業培訓和自學兩種方式為主，合計超過50%；傳統的師徒“傳幫帶”依然存在，占比約16.40%；而參加正規高職院校系統培訓教育的比例最少，僅9.70%。農民工職業教育的正規化、體系化建設依然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任重而道遠。

三、現階段開展農民工職業教育存在的問題

（一）缺乏制度保障

1996年，我國出臺了《職業教育法》，規定“職業教育是國家教育的組成部分”。但針對近年來出現的，開展農民工職業教育，則缺乏明確的條文規定與制度保障。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制度建設對職業教育意義重大，能夠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例如日本于1953年通過《社會教育法》，要求各地通過公辦圖書館、公辦高職院校等開展針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教育內容，到1975年，日本已經開設了275門課程，超過80%的農村勞動力接受了職業教育，切實提高了生產效率。國外經驗表明，農民工職業教育需要制度保障，制度建設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立法，確立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在公民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例如上世紀，日本政府頒布的《農業學校通則》，就明確了農業職業教育的必要性，提出要將農民職業教育作為國民職業教育的一環，公立院校必須開設相關課程；二是通過制度規定，明確教育機構的經費來源，切實解決開辦、接受相關教育的后顧之憂。

（二）教育內容單一

職業教育內容單一，主要是現階段農民工職業教育過度偏重知識和技術層面的培訓，忽視精神層面教育，特別是農民工的“抗壓心理”教育。當前我國90后“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長起來，逐漸進入工作崗位。由于成長環境、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思想觀念、行為習慣以及價值取向等方面與其父輩截然不同，部分存在抗壓心理普遍差，工作態度不端正，業務鉆研能力不強的問題，“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思想在個別新生代農民工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一些新生代農民工的抗壓能力差，進入城市工作后的一個小困難、小挫折都可能成為難以逾越的障礙，甚至導致走向極端。例如前些年富士康接連的跳樓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必要的自我調節能力，加上社會發展節奏快，工作壓力大等造成的。因此，只有職業技能教育是不夠的，職業心理、思想層面必要的引導和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但目前我國農民工職業教育在這方面尚處于探索階段，集中體現為職業教育內容單一。

（三）教育成本高

從供給角度，當前農民工職業教育多由企業、民辦教育機構開辦，企業以營利為目標，提供職業教育要考慮到教師招聘、教學管理、招生等諸多環節的成本，成本高，國家對相關資質的要求嚴格，很多企業不愿意開辦這些教育培訓班。從需求角度，由于農民工工資水平低，進入城市生活還要面臨日常衣食住行、子女教育以及醫療等基本生活消費，因此沒有太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發展層面的消費，所以農民工參加職業教育，自身的需求不是很強，即便自己有意愿參加，往往也是為了滿足工作需要。而企業也沒有太大的動力，出錢給農民工接受職業教育，一方面是因為整體經濟環境下行壓力大，企業普遍“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另一方面，企業招聘農民工主要是用于一些基本的傳統勞動型崗位，例如建筑工人、保安、保潔等，這些工種也沒有太多的知識含量與技術要求；再有，農民工流動性大，即使企業花錢資助其參加職業教育，可能過段時間就離職了，企業白白付出沉沒陳本，這也是企業不愿見到的。綜上所述，供給方經營成本高，經營意愿不足，需求方也因為不愿或無法承擔接受教育的成本，而不愿接受教育，總之，教育成本高，是制約供給和需求雙方提高接受職業教育意愿的重要障礙。

四、推動農民工職業教育發展的路徑

（一）加強制度建設

推動農民工職業教育發展，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制度。可以以《職業教育法》為基本框架，完善相關細則，并由地方教育部門負責監督落實，定期開展教育質量考評，建立合理的獎懲制度。有條件的地區可以增加企業義務條款，即企業應當組織農民工參與職業教育，如果怠于履行義務，或以此為理由克扣工人工資，將會受到法律的相應制裁。加強制度建設，還可以借鑒國外成功經驗。例如美國，十九世紀中期頒布了《莫雷爾法案》，規定開展農業職業教育的主體是各級政府，1914年，為解決職業教育發展中出現的諸多問題，美國成立了職業教育國家補助委員會，旨在緩解相關工作經費來源緊張的問題；1964年，為能夠給城市化進程中大量涌入城市的農民工提供省時高效的“加強版”職業教育，美國通過了《就業機會法》，規定美國全境的公立院校都有義務開設農民工職業培訓課程，為農民工加強職業能力學習，提供公共服務。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劃定出資比例，提供必要經費。美國正是通過一系列的法律，有效地保障了美國農民工職業教育工作的開展，對提高勞動者素質與生產產出具有重要作用，值得我們適當借鑒。

（二）完善教育內容

前文提到，當前農民工職業教育偏重于技術實操培訓，對農民工心理問題關注不夠，未來要進一步完善職業教育內容，增設必要的心理教育，幫助其更好地適應從農民到城市建設者的“身份轉換”，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一是要強化心理教育，扭轉固有思維。新生代農民工成長于世紀之交，相較父輩，接受了相對良好的教育，接受能力強，愿意融入城市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思想意識、行為習慣等方面難免會出現一段“過渡期”，他們會敏感地感受到自己和普通市民之間的或多或少的區別，因此存在高度疏離感。另外，日常工作的壓力過大，平時生活成本高，都會對他們的心理產生不良影響，甚至出現情緒乃至心理疾患。職業教育應當關注這一問題，由教育機構開辦心理疏導課程，并對問題較為嚴重的農民工進行“一對一”幫扶，還可以利用微信、QQ等社交平臺開辦網上“心靈驛站”專欄，給新生代農民工傾訴的空間進行職業心理教育的渠道。二是要開展課后交流活動，包括集體娛樂活動，職工技能比賽等，在工作之余，豐富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職業教育不能僅僅是課堂上的幾小時，課后也要有組織地開展起來。這一點可以借鑒哈爾濱南崗區的做法。南崗區總工會組織當地農民工成立歌舞隊、棋社、歌唱團等，工作之余組織起來開展文娛活動，鼓勵農民工互相敞開心扉，釋放工作壓力，慢慢融入城市生活。

（三）建立多元化投資機制

一是要增加政府的財政投入。準公共物品理論已經闡明，農民工職業教育需要政府和社會資本兩個方面的投入。教育是社會事業，財政應當承擔更多的職責，加大撥款力度，扶持農民工職業教育發展。政府可以向接受教育的農民工發放適當補貼，也可以進一步完善農民工進城后的教育、醫療保障體系，解決后顧之憂，減少生活成本；再有，要落實對企業各項“減負”優惠政策，讓企業有更多財力支持農民工參與職業教育；四是直接向對職業教育承辦單位提供政府補助。二是要引導企業參與投資，鼓勵企業自辦職業培訓教育課程，政府可以幫助協調高職院校教師，或由大型國有企業派出技術過硬的員工前往授課，企業出錢聘任，解決企業自辦培訓的師資問題。要鼓勵合格的社會民辦教育機構擴大辦學規模，增加課程種類，完善培訓內容，鼓勵做大做強，加快整合升級。此外，還要引導企業對口幫扶公益組織，更好地搭建農民工職業教育體系。總結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農民工職業教育，需要建立健全職業教育體系。本文從人力資本理論和準公共物品理論入手，論證農民工開展職業教育的理論依據，并結合當前相關工作的開展現狀，分析了存在的問題，包括缺乏制度保障、教育內容單一以及教育成本高，并針對性地給出建議，即加強制度建設、完善教育內容和建立多元化投資機制等。現階段，要加快發展農民工職業教育，更好地為新型城市化進程服務。

參考文獻

［1］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協調機制分析：一個整體性框架的構建［J］.王立民，孫正林.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03）.

［2］我國成人職業教育培訓支撐服務體系存在問題及建設的思考——基于對江蘇的調查研究［J］.馬建富，陳春霞，呂莉敏.職教論壇.2015（09）.

作者:張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