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領導哲學下中西方古代領導思想的異同，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領導哲學是領導理論的基本范疇之一，本文從領導哲學的視角出發，對以儒道法三家為代表的中國古代領導思想和以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為代表的西方古代領導思想進行概括闡述。通過中西方古代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領導哲學異同點的比較分析，為現代的科學領導提供一些經驗啟示。

關鍵詞:領導哲學;儒道法;君主論

領導理論包含三個基本范疇:領導、領導科學和領導哲學。領導指向行為層面，多被認為是一種影響力，領導科學主要在于研究領導活動中增強影響力的方法，而領導哲學則揭示了領導活動的基本原理。對于中西方古代領導思想中蘊含的領導哲學研究，必將對現代社會的科學領導有所啟示。

一、領導哲學的概念

早在古希臘時期，先哲們就開始了對領導活動的哲學關注，柏拉圖率先明確提出哲學與領導以及領導者的關聯性。而領導哲學最早由加拿大學者克里斯托弗•霍金森提出，他在《領導哲學》一書中詳細論述了領導對于發展人的潛能的重要作用以及哲學在領導中的應用價值?；艚鹕J為:“哲學是一種補償的力量，必須對領導活動進行價值的、倫理的、情感的分析，建立一門領導哲學。”①因此，領導哲學不僅僅是探討領導理論和領導過程規律的形而上的思想，而且是可以在具體的領導領域中應用、為領導目標的實現提供指導的補充力量。

二、領導哲學的特點

首先，領導哲學具有價值性。正如霍金森所言，“領導哲學主要關注人類領導活動的意義和價值的問題，特別是道德價值的問題。”思想家對于領導哲學的研究，同時也是對社會規則的深度思考以及對領導者自身的信念追尋。其次，由于領導哲學探討的是領導理念和社會規范的問題，并且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引導性，領導哲學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識形態性。最后，合法性也是領導哲學的重要特點之一。凡有領導現象，必然關系到領導關系和行為的正當性?；趪榈牟煌?，合法性在中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表現不同，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常常表現為道、天理、德政等，而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它則被稱之為正義。與之類似，在中西方古代傳統文化中蘊含著相似或者完全不同的領導哲學思想，下面進行具體闡釋。

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領導思想

(一)儒家“為政以德”的領導哲學。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是諸子百家中對中國古代影響最深的一個學派，它的領導哲學可以概括為“為政以德”四字，具體表現為施惠于民和明德慎罰?？鬃釉凇墩撜Z•為政》中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由此可見，儒家主張明德親民、重教治心，提倡以理服人、以德服人?？鬃诱J為，只有用禮義道德引導和教育百姓，使其懂得禮義廉恥，他們才會自覺約束自己的行為，從而達到“善治”的最終目標。而明德慎罰則是儒家推崇的主要治國手段。其中，明德即崇尚德政，統治者需要持之以恒地謹慎修德，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慎罰即慎用刑罰，統治者要慎重斷案，不能濫用刑罰，如若刑罰過重，就會使民積怨，從而威脅到統治者的政權。

(二)道家“無為而治”的領導哲學。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學派闡述了領導的更高境界———無為而治。道家推崇的無為而治，既是無為也是無不為，老子認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②也就是說，君主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必須要效法“道”的無為無不為。無為指領導者應該順應客觀規律以及適當地授權給自己的下屬，充分信任下屬并給他們發揮的空間，而不能凡事以自己的想法為中心，專制強斷。無不為則指對于領導者來說應該審時度勢，把握大方向，對于正確的事情也要積極采取行動，順應時勢而為，如此才能引導國家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

(三)法家“法、術、勢”一體的領導哲學。以申不害、商鞅和韓非三人為代表的法家學派與儒家的德政、道家的無為不同，強調法、勢、術三位一體的領導思想。商鞅在《商君書》中最早提出嚴刑峻法的思想，“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偽。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他認為，民風民情古今不同，百姓巧偽的現實決定了理民治國要有成效就必須把刑罰置于首位，實行法治。而且，刑罰宜重不宜輕，只有“刑重者，民不敢犯”，才能做到“無刑而民莫敢為非”。申不害在商鞅“法”的基礎上提出了“術”的概念，包括為君之術與馭臣之術。他認為，君主應該牢牢掌握權力、發號施令，臣對治國之道不具有建言之權，對君主亦無諫諍之責，否則就是挑戰“治主”的地位，而君主的無上威權就體現為“勢”或“勢位”。因此，法家的領導思想可以概括為以法為本，嚴刑峻法;尊君卑臣，刑賞嚴明;君主集權，馭下以術。

四、《君主論》蘊含的西方領導思想

(一)領導者的絕對權力。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開篇就提出君主應該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統治地位。他認為，“依靠能力成為君主的人雖然在取得君權的時候困難，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而“單靠幸運由平民崛起成為君主的人，奪取政權成為君主的過程可能不難，但要維持國家的統治卻困難重重”。③因此，馬基雅維里特別強調君主，即領導者的絕對權力。他認為君主應該運用法律來進行統治，然而法律離開權力則如同虛設，所以必須以武力為后盾，兩者相結合就是領導者的立身之本。

(二)必要的民眾支持。在強調領導者權力的同時，馬基雅維里同樣重視保持與民眾之間的良好關系。他在《君主論》中提到，“君主必須同平民保持友好關系，否則當他陷入困境時只能坐以待斃”。馬基雅維里認為，如果君主獲得了足夠的民眾支持，他就不必擔心有人叛亂，反言之，如果君主感到人們對他有敵意，那他就得處處提防所有人。由此可見，對于西方領導者而言，獲取必要的民眾支持也是保證君主統治的重要基礎。

(三)高超的智謀和權術。不同于中國重道不重器，普遍奉行以德治國的領導原則，西方領導者更加重視高超的智謀和權術。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里有一段關于獅子和狐貍的著名類比，他認為，君主必須像狐貍般的狡猾，像獅子般的兇狠，充分運用各種手段來獲取權力。同樣，不同于中國對君主美德的普遍要求，馬基雅維里提出美德對于君主并非必要因素，甚至有時候可能成為阻礙。在他看來，君主不必真的擁有良好的美德，應當視具體情況而定，有時只需要偽裝一下，表現出自己擁有這些美德即可。

五、中西方古代領導思想的共同點

(一)對百姓的重要性認識。無論是中國儒道法三家的思想家們還是西方以馬基雅維里為代表的政治家們，對于百姓在國家建立與穩定上的重要性都進行了深刻闡述。古語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中國，百姓既是君主奪得天下的基礎也是王朝覆滅的直接推動力。在西方，百姓也是君主實施統治的對象和達成一切目的的手段。古往今來，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對于百姓重要性的切實寫照。對此，中西方的領導都形成了共識:以民為根基，重視民生，施惠于民。

(二)對時勢的運用與準備。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中提到君主的行為如果順應時代精神就會治國順利，如果與時代精神不相符就會走向失敗。這對應的正是中國道家領導思想中的無為而治，無為即效法自然，充分尊重客觀規律，順應時勢而為。同時，馬基雅維里要求君主在和平時期也應為不利時期準備好可以利用的資源。這也對應著道家領導思想中的無不為，正如前文所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審時度勢，積極行動也是領導者應有的重要素質。綜合而言，中西方領導思想都要求領導者善于運用時勢并能夠為未來的各種情況都做好充分準備。

(三)法律與軍隊的強制約束。我國古代通常將法律稱之為“律法”或“刑法”。在法家看來，它是君主行使權力的重要手段，是政治統治的延伸。對于西方政治家，法律同樣被認為是維護政治統治和約束民眾的重要手段，而軍隊被視作維護法律強制力的必要機構，也是實行政治統治的暴力機構，具有對外抵抗外敵、對內鞏固政權的重要作用。因此，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特別強調法律與軍隊的強制約束。

六、中西方古代領導思想的差異

(一)對待道德的態度差異。中國自古崇尚明君圣主，特別強調領導者的自我修養。古語有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國一直將領導者的個人素質與治國之道緊密相連。在用人上也講究尚賢使能，除“量才”之外更注重“論德”，寧用庸人、愚人，不用小人、惡人。與之迥異，西方選人則注重能力、業績，只要能達到目標，對個人德行不作過多要求。從《君主論》可以看出，西方奉行領導者為了維持自己手中的權力，可以拋開道德的約束，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以實現自己的目的。簡言之，如果可以靠道德統治，則不采用惡行;靠道德不能統治，則必須采用惡行。由此可見，對待道德的態度差異是中西方領導思想中最主要的差異。

(二)決策方式的差異。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用一句話充分展現了中西方的決策差異，即“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和合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精髓。在決策上，中國注重集體意見，宣揚領導者應具有高超的協調藝術，決策盡量得到大家都滿意的結果，在集思廣益的同時也能減少矛盾，均衡各方利益。而西方重獨立、重分工，崇尚個人主義，提倡領導者應具有特別的個人魅力，在決策過程中帶有更多的指揮色彩。七、對現代科學領導的啟示從前文對古代中西方領導思想的闡述和比較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兩者各有偏重，總體而言相似之處多于差異。由此可見，中西方領導思想的融合與發展具有必然性。“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我國面對傳承與發展問題時遵循的準則，對于古代中西方的不同領導思想，我們更要兼收并濟，充分吸取各自領導文化的精華部分，從而推進現代的科學領導。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點:一是領導過程中應該更加重視人的作用，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無論如何，人都是領導的基礎，也是領導的最終目的。二是儒法并行，除了道德文化的“軟約束”外我們也要加強法律制度的“硬約束”。三是因時而異、順勢而為。不同地域的不同時代都會由于各自的文化特點形成不同的領導哲學，只有善于應變、靈活運用才能尋找到最好的最適合自己的領導道路。

作者:周虹霞 單位:浙江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