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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黨群關系關乎著一個政黨的興衰存亡，也是政黨得以發展的動力和基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公民社會的興起和發展給政黨與群眾的關系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本文從政治學視角出發，試分析影響政黨與群眾關系的因素，淺析黨群關系面臨的新挑戰及鞏固完善黨群關系的新路徑。

【關鍵詞】政黨;政治學視角;黨群關系

一、政黨的產生與黨群關系的內涵

政黨是人類世界民主政治高度發展的產物，也是一國政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核心力量。政黨的產生大大加快了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步伐。無論政黨開展的政治活動還是政黨之間的政治斗爭，都必將運用到社會力量，這為民眾了解政黨、參與政治提供了良好的互動平臺。“政黨的存在就成為了國家政治與民眾之間的平臺，極大地提高了民眾政治參與的水平和能力，縮短了國家與人民之間的距離。”［1］

(一)政黨的起源和產生的歷史條件

當今世界存在的二百多個國家，約百分之九十的國家都有政黨組織的存在。大多數國家一國有幾個或十幾個政黨同時存在，據統計，目前世界上存在約有一千多個政黨。縱觀人類歷史的發展長河，政黨形式上的存在已經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古代中國，東漢時期就出現過“朋黨”，唐代的“牛黨”“李黨”，明朝的“東林黨”。而在古希臘有山地黨、平原黨的對抗，古羅馬則有貴族黨和平民黨之間的斗爭。隨著近現代政治文明進程的不斷發展，政黨不僅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政治組織，而且這種政治組織建立了正規而明確的政治綱領，政黨的活動也是最有序和組織性，在政治生活中起到的作用也最為明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政黨起源于階級斗爭，是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2］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經濟生活為切入點分析政黨產生的條件。他們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因為經濟利益不同及收入分配差別導致形成不同的階級。各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展開階級之間的斗爭，政黨就是為了適應階級斗爭的需要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同一階級內部大多數成員有著共同的思想，成員之間連為一體制定符合本階級利益需要的階級綱領及組織形式，產生階級領袖。無論是無產階級政黨還是資產階級政黨，它們產生的基礎都是階級和階級斗爭。

(二)黨群關系的內涵

所謂黨群關系，廣義上來說是指政黨和普通群眾之間的關系;狹義上的黨群關系包括政黨與各種自治性組織、選民、公民社團、公民的關系。黨群關系實際上從一定程度反映了政黨與民眾之間的聯系程度和親疏狀態。黨群關系中最為重要的是政黨與普通民眾的關系，政黨與民眾的溝通渠道主要依賴于黨員及黨的基層組織。公民性組織也為政黨和民眾發生聯系提供了重要的平臺。較之西方國家，中國語境下的黨群關系更密切，更為重要。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黨、社會中處于主導地位，一個國家和成熟的政黨能夠在中共的領導下建起來離不開群眾的支持。縱觀革命的奮斗史，中國革命離不開群眾，必須走群眾路線。把“群眾路線”作為思想三個活的靈魂之一在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正式通過。將群眾路線概括為:“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我黨的歷史上，關于黨群關系有許多形象的比喻，例如“魚水之情”“血肉關系”等。

二、影響黨群關系的相關因素

影響黨群關系的因素是復雜多樣的。其中，利益因素是影響黨群關系的核心因素。無論是政黨還是社會人，最重要的都是要滿足生存和發展的物質條件。利益是驅使人類活動的原動力。社會因素也是影響黨群關系的重要因素。政黨的群眾基礎會隨著社會環境的發展而變化，公民社會的興起直接影響著黨群關系的親疏離合。除此之外，黨員的素質和行為也對黨群關系產生直接的影響。

(一)利益因素

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是政黨重要的功能。從一定程度上說，黨是否代表大多數群眾的利益直接決定黨群關系的好壞。任何社會成員都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受主客觀條件的制約，人們追求利益的無限膨脹只是美好的愿望。執政黨就是要組織和領導利益的實現達到有序的狀態，維護整個國家的穩定和團結。資源的有限性及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導致社會成員之間的矛盾無處不在，甚至有的矛盾表現為某些極端的群體性事件出現。這時，政黨利益協調不得力將會使黨群關系出現緊張的態勢。反之，政黨在各種利益之間協調、兼顧各方需求，協調各階層利益，達到利益關系、利益結果相對均衡的狀態，將會激發群眾對執政黨的認同感和感激之情。在我國公民社會不斷發展和興起的大背景下，社會利益分配和利益沖突不斷加劇，只有妥善協調和處理各種利益矛盾，才能協調好人民內部各種不同的利益關系，調動各方力量為社會主義事業提供持續的力量。

(二)社會因素

隨著民主進程的不斷推進，公民政治參與意識逐漸加強，這為構建良好黨群互動提供了新的契機。政治參與是表達、維護、實現群眾利益的有效途徑。一方面，政治參與為執政黨了解民眾需求提供了有效機制，民眾積極有效的政治參與為政府制定政策，提高執政效率輸出持續壓力，有助于黨的政策、方針更滿足群眾的實際需求。另一方面，從群眾角度來說，政治參與是一種低成本表達利益訴求，爭取自身利益的有效渠道。亨廷頓認為:“公民積極地參與社會和政治事務，為制約國家權力，從而為社會實現對國家的控制以及作為這種控制最有效的方式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基礎。”［2］公民參與擴大了政黨與群眾的溝通方式，執政黨在權力運作的過程中更多地反映民意，滿足公眾的合理要求，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理解和支持。

(三)黨員因素

執政黨黨員的行為和作風對黨群關系的親疏產生直接影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的黨員干部已經開始脫離群眾路線，存在著大面積的腐敗現象。導致許多群眾對執政黨怨聲一片，社會開始出現了“仇官”心態，甚至“民官斗”事件頻繁出現。現今，網絡媒體高速發展，有些黨員干部違紀行為在世界網絡散播，嚴重損害黨的形象。人民與黨組織之間產生隔閡，許多群眾對黨員的信任度、好感度逐漸降低，黨群關系受到嚴重的割裂和挑戰。執政黨奪取公共權力后，部分黨員干部開始出現權力腐敗或權力異化，利用手中的公共權力謀取私利，造成大面積的腐敗。腐敗必然激起人民的怒氣，黨群關系也受到挑戰。因此，黨群關系的好壞取決于執政黨隊伍是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否堅定不移地走群眾路線，是否腳踏實地地為人民謀福利。

三、新時期黨群關系面臨的挑戰

新時期黨群關系面臨嚴峻的挑戰。民間組織的興起誠然拓寬了黨群之間交流的渠道。但另一方面，民間組織對政黨領導力產生潛在的威脅。除此之外，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網絡謠言快速散播嚴重影響政黨形象，阻礙了群眾與政黨之間的良性互動。

(一)民間組織興起對黨群關系的挑戰

民間組織興起對執政黨最主要發起的挑戰就是爭奪群眾基礎。在西方已有成功的經驗表明，民間組織是可以發展成為政黨的。例如，綠黨。綠黨是20世紀才在歐洲成立起來的，它的前身是“綠黨—生態協會”，逐漸由民間組織發展成為政黨。從國內外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民間組織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執政黨本身具有利益表達和積聚經營的功能，而民間組織的出現從一定程度上承擔了政黨的功能。在我國，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民間組織在各種行業內協調內部矛盾并維護本行業利益，甚至民間組織會向政黨或政府施壓爭取政策上的傾斜。民間組織的興起有助于政府減少對社會領域的干預，形成“大社會，小政府”的目標。但民間組織對群眾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從而形成了扎實而良好的群眾基礎。一旦某個民間組織迅猛發展成為政黨，那對執政黨而言將會削弱其群眾基礎。在舊體制下，政黨是群眾同國家政權進行溝通的主要渠道。民間組織興起之前，群眾一般會選擇向政黨反饋信息和進行利益表達。但有了民間組織的存在，群眾會主動向利益訴求相似的民間組織靠近，政黨就有了不被選擇的可能性。在我國，非政府的民間組織迅速得到發展，民間組織在協調利益分配，化解矛盾的作用日益凸顯，成為我國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群眾中已經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民間組織的發展就意味著國家政治權威的下降，如何實現對民間組織的領導以及平衡民間組織的發展也是執政黨亟須解決的問題。

(二)網絡時代興起，網絡謠言阻礙黨群之間的良好互動

互聯網高速發展的時代，網絡遍布在各個行業。信息傳播能夠準確及時地傳播到世界每個角落。互聯網正對我們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政治、經濟、文化、國際關系乃至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都在潛移默化地發生改變。信息化時代具有高效、便捷、迅速的特點，對黨群關系也產生滲透性影響。新媒體，例如微博、政務公共平臺、微信公眾號的出現為群眾和政黨之間的溝通渠道提供了新的形式。且新媒體低成本快捷的特點使得民眾操作便捷，提高了黨群之間的互動頻率。然而，互聯網時代也給黨群關系帶來消極影響。例如，現實生活中的事件被新媒體渲染、夸張和放大，甚至有的人為蓄意抹黑政府的謠言一分鐘之內轉發成千上萬條，網上網下交織互動，對社會穩定產生巨大影響。網民素質參差不齊，無法規避部分網民非理性政治參與造成的不良影響。有的網民容易受到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容易形成實施網絡暴力的“網絡暴民”，擾亂正常的網絡政治參與。網絡參與中強大的輿情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制定，政府或黨委既要重視輿情，也要注意甄別輿情，不要被輿情誤導，做出合理科學的判斷。

(三)社會思潮多元化，為密切聯系黨群關系提出了新的挑戰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社會階層發生變化，中西方思潮積聚并發生碰撞。政治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對黨群關系產生重要的影響。人民思想較之于之前普遍活躍，開始獨立思考并評判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不再趨附于主流意識形態的觀點。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意識形態，“它的根本作用之一，就是它為政黨活動的合法性提供理論依據。”［3］意識形態一直是政府用以引導社會增加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手段和工具。缺乏主流意識形態的絕對控制，從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群眾對政黨的政治認同，削弱了執政黨的群眾基礎。多元價值觀并存的局面正在對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觀發起挑戰，各種思潮大量涌現使得人民思想比較活躍，對政治體系的判斷也復雜多變。西方一些政黨為了迎合社會思潮多樣化的潮流，政策制定更具有包容性，不同政見的政黨政策取向分野開始變得越來越模糊。這種方式對鞏固群眾基礎固然有好處，但實質上卻淡化了主流意識形態，甚至有放棄政黨指導思想的危險。

四、改善和鞏固黨群關系的路徑

曾說過:“依靠群眾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民眾則將一事無成。”黨群關系關乎一個政黨的生死存亡，是政黨繼續得以發展的基石。在全球化浪潮的不斷發展中，社會環境的變換給黨群關系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改善黨群關系首先要把人民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制度建設放在首位，加大反腐力度，以科學理論武裝思想，促進黨群關系的和諧發展。

(一)完善黨內民主制度和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黨群關系和諧發展

鄧小平曾指出:“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4］首先要完善黨內民主制度，良好的黨內民主環境才能增強全體黨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提高政黨隊伍的戰斗力，才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持。黨內民主不是一套空泛的口號，而是落實在黨內政治生活中的各種制度。包括黨內選舉制度、黨務公開制度、黨內溝通機制等。完善黨內選舉制度必須明確候選人選舉資格、提名方式及選舉程序，規范選舉各項程序，擴大群眾參選監督渠道。黨務公開也是政黨走向科學化、規范化必不可少的一環。明確政黨政務公開的范圍和內容，及時公開群眾集中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創新黨務公開的方式。黨內溝通機制暢通才能保證黨員充分的話語權，營造良好的黨內環境。因為政黨內部結構復雜，黨員隊伍相對龐大，成員之間價值取向、社會地位、利益需求存在一定差別。只有保證良好的溝通渠道，才能鼓勵黨員敢講真話，講實話，確保決策科學、規范。建立健全監督制約機制，才能保證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監督機制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規范權力的運行，維護群眾的根本利益，保證政黨與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系。一方面，完善民主監督制度。加大對政黨特別是執政黨的社會監督和群眾監督力度，防止濫權、越權，保證權力規范運行。另一方面，健全權力制約機制。加強對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權力的制約和監督，預防腐敗產生。

(二)加大反腐力度，構建良好和諧的黨群關系

腐敗會嚴重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也是導致干群、黨群關系日益緊張的毒瘤。腐敗損害了政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使群眾產生了對政黨的不信任，動搖了政黨的群眾基礎。預防腐敗首先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權力來源于人民，更應該為民所用。政黨的黨員干部要使權責相統一，增強自身的責任感和擔當精神，不能利益面前往前沖，困難面前往后躲。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要慎重，防止不負責任或濫用職權。其次，要健全權力監督機制。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要用制度去規范和保障，特別是對政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要進行黨內監督、社會監督和群眾監督。再次，要反對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對黨群關系危害極為嚴重，政黨內部貪腐嚴重，奢靡之風盛行，這必將遭到人民的唾棄。黨員及領導干部必須從思想上糾正各種“官本位”思想，消除官僚主義作風。樹立為人民服務、人民公仆的價值理念。最后，對待腐敗必須嚴懲，絕不姑息。對待黨員干部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腐敗行為堅決不能縱容，必須在法律上和紀律上受到嚴厲的懲治。只有堅定反腐的決心和完善反腐的措施，才能遏制腐敗行為的產生，用實際反腐的成效取信于民。

(三)網絡時代下做好群眾網絡政治參與工作

作為政黨應該要適應社會潮流的發展，把握時代的特點，積極找好行之有效的對策。首先，運用網絡平臺做好群眾工作。網絡政治參與固然存在其弊端，但也不能視網絡為洪水猛獸，而是應該借助網絡平臺了解民意、民情，增強與網民的互動交流。其次，要具有擔當精神。當自媒體或新媒體報道負面新聞或群體性事件、公共突發事件時，政黨不能避之不及，應該及時有效地站出來主動處理和應對各種網絡事件。對待輿情不能一味地禁言、刪帖，應該甄別輿情，提取關鍵信息，對待蓄意抹黑散布謠言者應當嚴肅處理。最后，加強網絡平臺的監管工作，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互聯網是一種雙向多渠道的溝通方式，打破了傳統的交流方式。必須加強網絡平臺的管理，凈化網絡環境，為政黨與群眾搭建一個健康的溝通平臺。

(四)利用民間組織密切聯系群眾

政黨是連接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橋梁，但有時執政黨權力被夸大了，管理很多不該管的事情。久而久之，執政黨權力出現了真空地帶，缺少了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民間組織往往是不同利益階層積聚在一起組成的聯盟機構，與群眾有著密切的聯系。政府可以利用民間組織去整合社會資源和加強與民眾的聯系。積極探索政黨與民間組織溝通合作渠道，拓展政黨與民眾之間的交流和聯系。這樣，公民獲得了更多表達利益和政治參與的渠道。執政黨也實現了與民間組織功能互補，實現了社會整合的功能目標，達到密切聯系群眾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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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逸燮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