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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學學科自身建設中的本土化
相對于政治學學科自身建設中的國際化來說，政治學自身建設中的本土化就是中國化。中國政治學（“中國政治學”指的是政治學的中國類型，而不是說在不同國家或地域存在著不同的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政治學是唯一的）的理論源頭大概要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國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留下了大量的政治學遺產，但并沒有孕育出近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學。19世紀中葉，隨著西學東漸，西方的政治思想和理論開始流入中國，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近代中國，政治學始終處于翻譯和介紹西學的“拿來”階段。新中國成立后，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過程中取消了大學中的政治學系科，也不允許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存在。20世紀80年代，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中國政治學走上了恢復和重建之路。縱觀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歷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政治學既不能從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資源中生成，也不能從西方照搬或移植過來，而是要吸收和借鑒國外先進的理論、摒棄中國傳統落后的觀念，逐漸使政治學本土化。
多年來，我們雖然一直在努力探索政治學的本土化，但由于西方強勢話語的“攪擾”，中國政治學本土化的目標始終沒有實現。當前，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進一步提升，中國已經成為當代人類政治生活的一個偉大試驗場。對于中國全新的社會主義實踐需要一種新的奠基性解讀，而這種解讀只能用我們自己的話語。這就更彰顯了中國政治學本土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作為中國本土的政治學，它“必須能夠正確描述并科學解釋中國社會的現實政治生活，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發展規律，預測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前景，從而指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但也必須承認，關注中國的現實政治生活，也只是政治學本土化的一個層面而已。
政治學自身建設中的本土化并非要將視角局限于中國，放棄對外交流。恰恰相反，中國政治學應該制定走出去的戰略，逐步將中國政治學的本土性和原創性成果向國外推介，同時加強對政治學前沿問題的研究以提升中國政治學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尤其在吸收西方政治學先進成果的同時，要有清晰的本土化意識，要從我們獨特的視角對全人類的政治現象進行創造性的思考，并能夠把這種思考的結果上升到理論性層面，即“要有意識地在理論化過程中創造新的關鍵詞、概念體系、基本假設、分析框架、研究方法，要以自信的姿態積極與各國政治學者對話，將中國人看中國和世界的心得與各國政治研究者共享”?。
因此，政治學本土化絕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強調政治學理論的建設與研究方法的選擇要關注中國的政治實踐，尤其要關注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實踐和發展，以此確立中國政治學的研究領域和理論路徑，避免陷人全盤西化的誤區。綜上，政治學學科建設中的本土化即中國化，是以中國政治文化資源的研究為依托，從中挖掘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政治理念，以中國學者科學的創造性思維建構中國的政治學學科范式。其根本宗旨是以發展中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一方面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學科范式的建設，另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審視自我、觀察世界，以自信的姿態積極與各國政治學者對話，并以獨特的方式參與政治學學科的重建。
在歐美各國，政治學已是理論成熟、體系完整的獨立學科。而在中國，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尚處于起步階段。因此，創建中國自己的政治學學科范式，就必須借鑒西方各國政治學巳有的理論成果，這必然涉及政治學學科自身建設中的國際化與本土化關系問題。政治學學科自身建設的國際化和本土化不是二律背反的關系，只有二者的和諧發展，中國政治學才能盡快跨越介紹西方政治學理論的起步階段，改變當前理論研究中“西主中附”的格局，才能為世界政治學研究提供屬于中國的實證材料，主動將西方政治學理論運用到中國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之中，并從中培育出中國本土化的政治學理論體系，這涉及到政治學國際化與本土化如何和諧發展的關鍵問題。政治學學科自身建設中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和諧發展并非國際化與本土化之間的揚此抑彼，即避免或堅持國際化的唯科學化、客觀化，或堅持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傾向，而是走向二者的統一，超越兩種模式的自溺和封閉，堅持把國際化、本土化作為政治學學科自身建設中的兩種互補性旨趣，也就是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和諧共生。目前，在我們的政治學研究中不乏帶有普適性的西方政治學理論，但明顯缺少具有世界價值的本土理念。中國政治學能否有普適性理念，如何把具有世界價值的本土理念推向世界，即如何把中國政治學推向世界，把研究中國政治和中國學者研究世界的成果推向世界，需要深人挖掘中國的政治文化資源。
眾所周知，西方政治學理論的創立基于西方的文化土壤，同樣，政治學理論之中國范式也應該基于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底蘊。中國古代文化蘊含著豐富的政治思想，如“民本”、“和為貴”等理念。中國傳統的政治理念不僅豐富了當代政治學理論的知識譜系，同時也為中國的和平發展與世界的持久和平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向和選擇。不僅如此，歷史上的中國也不乏普適性的話語體系，譬如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數千年一直就是東亞世界的普適性話語。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對儒家經典進行重新闡釋，以儒學的內在脈絡作為建立普適性話語體系的依據，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礎上，通過與西方政治學概念的部分對接，重建中國的政治學。進而言之，就是在西方普適性與東方普適性之間尋求融合與折衷。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當代中國也不乏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話語內容，如中國的“和平崛起”、“和諧世界”等等。但不容否認，這些話語首先不是來自于學術界的思考。由于我們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與西方相比在總體上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政治學界的主流話語都是西方的，幾乎沒有一個核心概念是“中國”的。中國政治學界輸入了大量的西方概念和話語，而極少輸出我們自己原創而富有影響力的概念和話語。與中國經濟對外大幅“出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政治學界在與西方的交流之間存在嚴重的話語“逆差”。因此，中國的政治學重建有賴于中國政治學界提出一種新的政治準則和規范并得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認同。
判斷某種話語是地域性的還是世界性的，主要看它能夠為多少國家所接受。因此，要向世界貢獻普遍性的理念，我們就不能一味地強調中國特色，因為中國特色意味著這些話語只適用于中國，而難以向世界其他國家普及。也就是說，中國提出的話語應當是基于中國經驗而具備的世界價值，即中國本土化與國際性的結合。
總之，政治學自身建設中本土化與國際化的和諧共生，就是在創建中國本土政治學的同時，適當借鑒西方政治學的合理之處。我們可以質疑西方政治話語的不合理之處，但不能否認西方政治話語總體上仍然能夠契合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歷史和現狀。因此，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并與當代西方政治學理論相結合，是中國政治學范式形成的最佳路徑。
作者：謝桂賴 單位：延邊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