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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在向西方“取經”到本土化創新的發展過程中，既面臨著本土化研究成果的供需矛盾，也經歷了本土化與國際化的世紀爭辯。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社會科學體系，促進學科知識體系的完善和進步，應摒棄西方中心取向，建構中國特色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并實現中國政治學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有機結合。這既是我國學術界應對時局、厚植和強化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路徑，也是促進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重要使命，有助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擺脫簡單模仿、編譯引進甚至盲目追隨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學徒狀態”，以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文明心態，走向真正的社會科學研究“自我主張自由”。從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實際發展來看，一方面，盡管我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訴求空前高漲，但還沒有形成顯著的原創性本土化學術成果。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持續發展，本土化理論和知識供需失衡現象更加凸顯。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社會科學國際化的訴求持續存在，但也面臨著不同話語體系下國際學術對話的艱難，其中，典型的表現是在國際學術引用中來自中國學者群體研究成果的整體被引用依然處于較低水平。
一、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界定
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發展經歷了橫跨三個世紀的嬗變，其中包括從抵觸西學、到接納西方理論、到學徒式模仿、再到嘗試性探索乃至創新發展的階段性反復和螺旋式上升的發展。學者對本土化的界定，既包括使外來社會科學適應本土實踐和發展需要，也包括使區域經驗研究國際化，而不是使科學研究區域化，強調本土化是科學辯證地處理本土學術與國外學術之間的關系，并不意味著對西方學術的徹底排斥和拒絕。歸納來看，本土化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基本內涵：一是直接或間接以中國本土的現實社會問題為內容導向，二是反思對西方理論的機械性移植與照搬。
二、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多重動因
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具有多重復雜的動因：一是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需求。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實際狀況使得社會科學本土化成為必然。中國社會科學經歷百年發展，目前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中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如同總書記指出的那樣，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戰略還不十分明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哲學社會科學訓練培養教育體系不健全，學術評價體系不夠科學，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完善；人才隊伍總體素質亟待提高，學風方面問題還比較突出，等等”。在學界，也有學者指出，社會學以數理統計為基礎的量化研究泛化，陷入潛在的以“問題—理論—假設—測量—數據—方法—發現—結論”為全套的“洋八股”，這一現象也正在蔓延到其他學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需要基于中國國情、科學有效的社會科學支撐，需要從物質財富的積累走向精神和文化財富的積累，需要強大的文化自信，需要克服對于西方文化的自卑心理、弱勢心理和防御心理。二是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現代化發展的需求。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和崛起，賦予社會科學本土化以強勁的內在驅動力。歷經百余年的發展，世界的經濟中心正在改變，如在經濟學領域中，世界經濟學界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而逐漸重視基于中國實踐的理論闡釋。學者認為，現代西方經濟學有關發展和改革的諸多理論，已經無法解釋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轉型。在政治學研究中，我國學界通常關注宏觀問題多于中觀和微觀問題，其中，以國家認同、權利主張、政權認同、社會正義和政治參與等議題為主的“國家建設”以及以執政黨本身的建設和黨政關系為核心的“政治建設”的研究，作為中國政治學界的宏大議題，具有基于中國歷史文化和現代化實踐而發掘新理論的巨大空間。從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發展的角度看，中國政治學研究不應該是西方既有理論的試驗場，而應該是建構中國本土社會科學的理論發源地，以科學有效的原創性理論，指引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恰恰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共同要求。三是中國現代國家建設解除所面臨的內外部互動的學術和文化壓力的需求。文化霸權主義的持續侵襲和由此引發的對西方社會科學普適性的質疑，構成中國式現代化和國家建設的內外部互動壓力。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一直占據主流文化，“言必稱希臘”的學術方式和學科局面，給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戴上無形的文化殖民和理論霸權枷鎖，致使中國不少學者在轉換西方話語的過程中“失語”甚至“失智”。實際上，國家、社會的差異和發展的動態性，使得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術思想都是各自特定時代、特定區域的歷史社會經驗的沉淀和提煉，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當代西方科學在中國已經遇到適用性和有效性問題。西方文化霸權的本土效應和本土學者的批判性反應，構成了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特殊壓力和動力。四是中國社會科學發展強化理論和文化自信的需求。新時代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是推動本土化深化發展的內在動因。近代之初，受西方社會科學影響，中國社會科學最初的亦步亦趨在所難免。中國社會科學本土意識萌芽，正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的實踐，成為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根本動因，從一定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典型而成功的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其巨大的實踐成功，使中國人民獲得了精神主動，產生了強大的思想自信和文化自信。
三、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爭論
在長期的發展中，對于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既有倡導主張者，也有很多反對和質疑的聲音，其中，反對本土化的觀點集中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特殊主義論與學術規范化的對立。反對本土化的學者通常質疑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所提倡的“中國特殊主義”和“中國例外論”，而竭力倡導“學術規范化”。二是對本土化動機與本質的質疑。反對本土化的學者質疑本土化的動機和本質，認為西方學術的邏輯框架具有很強的吸附性，而本土化運動的初衷看起來是為了抵御西方學術霸權，但是本質上是知識分子所秉持的“天朝模型的世界觀”（即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國文化優越于其他文化）在近代受到沖擊后而形成的“心理防衛機制”，加上自認為在西方文化學術格局中“被矮化”，不少本土化倡導者直接將其倡導立于情感“共鳴”和反依附的民族主義基礎上。三是對中國情境適用性的質疑。反對本土化的學者質疑本土化倡議者的“西方理論對中國情境不適用”觀點。由于西方社會理論有上位概念層次和下位概念層次，在定量方法研究中，上位概念層次是可以用來分類的變量，而下位概念層次則是這個概念的具體取值。上位概念層次是一個普遍性提純，并非一概不適用中國這一特殊情境。四是對方法論的邏輯矛盾的質疑。反對本土化的學者認為，本土化倡導者在方法論上存在“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對立的邏輯矛盾。科學主義取向下的研究知識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而在人文主義取向下的研究知識具有相對性和特殊性。為此，本土化倡議者實際上混淆了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這兩種取向，過于依重人文主義的論據，即：將依重中國特殊化、區域化的社會文化現象作為本土化的論據，而忽視了科學的普遍性。同時，主張本土化的學者總是力圖從中國本土特色實踐中提煉出具有世界意義的普遍性理論體系，這種做法實際上又否定了本土化倡導者的特殊主義主張，由此使得本土化倡導者在方法論與取向性之間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不過，從學科發展情況來看，在社會科學學科中偏向于科學主義的經濟學和偏向于人文主義的歷史學，實際上鮮少提出本土化主張，反而是介于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傾向之間的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社會心理學等學科，存在著較強的本土化傾向。這種情況弱化了質疑本土化倡導者存在方法論邏輯矛盾的論據效度。
四、從一般社會科學到政治學的本土化
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作為支撐學科的政治學的方法論取向介于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之間，這種特性既為本土化研究提供了較寬闊的空間，也為本土化研究帶來特有的問題。政治作為眾人之事，在階級社會中體現為階級的統治，實質是階級關系的政治反映。各國政治學對于政治的基本事實、基本判斷、基本立場和基本規律看法相異，這種狀況，使得不同國家雖有政治學，但是并沒有在本質和價值意義上普遍適用各國的政治學，使得不同國家雖有相似的政治概念，但具有絕然不同的政治本質和概念內涵。政治學理論和知識的本土化，無疑有利于極大提升中國的軟實力。中國政治學本土化研究的議題眾多，一方面，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議題，由此在議題設置方面顯示了社會科學本土化階段性發展的特點；另一方面，目前中國政治學本土化的討論，在方法論意義上卻遵循著所謂休謨的鍘刀所引發的西式政治學的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二分法，按照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類屬來設置本土化的議題、衡量和評價本土化的取向和程度。這種議題設置的方法論，本質上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按照馬克思主義實踐認識論，在實際政治生活和歷史發展中，作為規范和價值的政治與作為經驗事實的政治，客觀上并沒有截然的界分，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學，設置中國政治學本土化議題，應該遵循馬克思主義實踐認識論，在方法論意義上有機結合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有效結合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基于中國本土的政治實踐和發展，構建原創性、科學性、時代性的中國政治學。
五、中國政治學本土化的實現途徑
從議題與理論源泉來看，政治學要建設好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創造性地轉化和創新性地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鑒西方政治成果。一方面，必須明確中國政治學本土化創新的基礎是在中國政治實踐和中國歷史長河中產生的經典理論和著作，包括中國優秀的傳統政治智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著作、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實踐經驗等；另一方面，清醒認識意識形態和根本價值觀的差異是政治學的顯著特征。由于經濟基礎、制度條件、文化傳統和價值取向的巨大差異，任何試圖直接在中國政治實踐中搬用西方政治學說的做法，實際上都是行不通的，比如，照搬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研究范式來研究中國協商民主政治制度，顯然會造成嚴重誤導。從方法研究與范式構建來看，中國政治學研究需要回歸中國實踐和中國經驗研究，加快構建主體性體系。一方面，政治學深刻反映統治者的治理思想，體現著不同的階級屬性，中國特色政治學研究應該基于中國政治經驗，從中國實踐中概括、抽象、提煉原創性的解釋框架。這種從中國經驗提出問題、構建理論、再回到實踐中加以驗證的循環，既是社會科學必要的認識循環，也是認識—實踐—再認識的辯證唯物論和實踐唯物論的要求。經過這種認識—實踐—再認識循環的政治學，可以逐步提煉自己的科學概念和范疇，形成科學嚴肅的政治學命題，進而逐步建立起中國特色政治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另一方面，政治學是富含一定社會歷史語境中的價值觀、思維方式、生存方式、價值取向的學科，中國特色政治學本質上是中國人政治精神和人格特征的總體性描述和概括。要實現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主體性回歸，必須從維護、實現和發展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從學科影響力與國際學術對話交流來看，亟須增強政治學學科的國際對話能力。社會科學不同學科之間的學術邏輯具有相通性，學術邏輯的這種相通性可以使社會科學進行不同文化之間的互鑒。對我國政治學發展來說，一方面要處理好政治學的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關系，在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的意義上賦予政治學以人文主義色彩。與此同時，鑒于西方政治學受邏輯實證主義嚴重影響，多年融入自然科學的“科學”方法，強調所謂“價值中立”取向，力圖使政治學不斷趨向“科學主義”，我國政治學在構建和發展中國特色政治學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和貫徹唯物辯證法和實踐認識論，推進政治學的人文關懷和科學主義的共生統一，破解“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潛在張力，在追求科學性的同時，觀照人文主義關懷，實現政治學的多重學科、學術和社會屬性和功能。另一方面，我國政治學需要增強與國際政治學對話的能力。為此，中國政治學科的建設必須進一步強化和優化國際交流的理念：不再盲目崇拜和迷信，更多自主創造和理性，以主體性夯實學術國際交流的基礎；不再簡單模仿和套用，更多深入挖掘優秀傳統和創新發展，變國際交流的單向為雙向；不再簡單引進和學習，更多輸出和互鑒。
六、爭議中的本土化及其發展
為了實現文明的互鑒，應該更多地從本質上關注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議題或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對于起源于西方的議題和概念，需要從其發展歷程變化探究其本質意義的變遷，才能進一步科學合理剖析、借鑒、轉換和調試或驗證；要堅持唯物辯證法和實踐認識論，堅持人文主義取向的方法論與科學主義的方法論的有機結合，避免割裂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偏執一端的思想方法論；政治學研究具有政治和學術雙重屬性，要處理好二者的關系，進行科學化和專業化的研究，準確把握政治現象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在堅持原則立場和科學合理的前提下，化解中國政治學本土化與國際化的誤解和對立，基于中國實踐并創造條件，使得二者實現有機結合。總體來看，在新時代，我國社會科學學科發展應該采取更開放、更包容、更積極的做法，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原理和思想方法、堅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持學術研究主體性的前提下，在深刻認識和充分把握我國國情、準確把握時代和歷史發展潮流的基礎上，以廣闊的胸懷和深遠的大歷史眼光，積極發掘和汲取多方面有益的學術資源，匯聚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科學的壯闊海洋。倡導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特色，本質上包含解決中國現實問題、提升中國話語權的要求。建構與時代緊密相連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既是對既有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重新審視，也是對哲學社會科學的當下西方霸權話語的應戰，更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一種自我覺醒。
作者：王浦劬 臧雷振 單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