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紅醫精神在醫學教育中的價值，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當前醫學教育出現了目標偏移、技術崇拜及科學傾向等一些現實問題，與健康中國戰略醫學人才培養相背離。而以“政治堅定、技術優良、無私奉獻、救死扶傷”為核心特質的紅醫精神融通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能夠為當前醫學教育實踐語境的重塑、公共向度的重構、服務目標的重定及輔助素材的豐富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關鍵詞:紅醫精神;工具理性;價值理性;醫學教育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適應革命形勢和戰爭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蘇區廣大軍民，通過建立醫療衛生管理機構、紅軍醫院、醫務學校等舉措，在服務于軍民健康的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政治堅定、技術優良、無私奉獻、救死扶傷”為核心特質的紅醫精神。“政治堅定”是從政治環境出發，對醫護人員的定位，是無法忽視的外部訴求;“技術優良”是對醫護人員專業技能的要求，也是成為一名醫生的合格線。以上兩者均屬于工具理性的范疇。“無私奉獻”是對全人的期待，不僅僅是醫生，在任何崗位的人都應該具有無私奉獻的精神;“救死扶傷”是醫生應具備的職業道德和崇高使命，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治病救人是天職也是信念。這兩者構成了“紅醫精神”的價值理性部分。紅醫精神的內涵特質融通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行動方向，對醫學教育具有全面的指導性和針對性。

1醫學教育面臨的現實挑戰

“培養什么人”是教育必須回答的核心問題。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高等醫學教育經歷了院系調整、院校合并、快速發展的不同階段，為我國醫療衛生事業培養了大批高級人才。然而，由于近些年來高等教育粗放式擴張帶來的工具理性蔓延，破壞了醫學教育原有的公共精神向度，也造成了人才的價值偏差。

1．1教育目標的價值偏移

高等教育乃國家事業，國家作為大學的資源供給者，毫無疑問擁有辦學的話語權和教育目標決定權。20世紀20－30年代，培養政治立場堅定、救治戰爭傷害的醫護人員成為蘇區紅軍醫務學校的主要目標。而21世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我國醫學院校的目標職能轉變為培養“促進人類健康的醫學人才”。國家對醫學教育的宏觀調控，雖然能夠快速調整人員結構，但是也往往使教育系統內部陷入忙于應對外部命令的混亂。時代對醫護人員的訴求在不斷變化，卓越醫生的培養需要一整套完備的課程體系、成熟的教學手段和厚實的文化資源作支撐。因此，醫學教育在面對人才需求的變化時，會因慣性的力量而無所適從。以社會期待作為醫學教育目標設定為出發點，也形成了社會本位論對個人本位論的壓制。一方面，醫護人員成為國家醫療事業發展的工具，醫學院校則成為工具的加工廠，對結果的極致追求必然導致過程刻畫的單薄空洞和人才輸出的千篇一律。另一方面，醫學教育中的人本性和社會性被人為割裂。從人與客觀世界的關系出發看待教育目標，是皮亞杰發展認識哲學的邏輯起點;而只強調社會決定論，不僅壓抑了個體的創造力和主觀能動性，而且使醫學教育無法走出“外源性知識+固定程序”的怪圈。

1．2教育手段的技術崇拜

目標的設定直接決定手段的使用。“如果完全理性地考慮并權衡目的、手段和附帶后果，這樣的行動就是工具理性的。這就涉及理性地考慮達到一個目的所要選擇的手段、該目的與附帶后果的關系等。”［1］為了提高目的與后果的契合程度，人們一定會優先考慮手段的先進性，即追求技術在醫學教育中的使用。近年來，MOOCs、云計算、大數據、AI等技術陸續進入高等教育的教學、管理與生活，給師生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是，技術的廣泛使用也大大弱化了教師的批判意志，造成“教學質量好壞”取決于“教育技術高低”的假象。這種偷換教學本質的行為是工具理性的越位，表面上是技術服務于人，而實質上是人受到技術控制［2］。教育手段的技術崇拜能夠在技術空白期迅速提高課堂教學的生動性和趣味性，大大節省語言教授的時間，提高學習效率。但在技術飽和的發展后期，高校課堂教學改革就容易掉入情景化、模式化、便捷化的陷阱，忽視高質量的互動、有益的探索以及對教育規律的把握。不僅如此，若在應用技術的過程中，不以教育為本，而使技術泛濫、誤用，“讓技術來決定教育的性質或狀態，這種本末倒置給教育帶來的只能是本真的失范”［3］。

1．3教育內容的科學傾向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內容是構成教育活動的三要素，三者之間的矛盾也就構成了教育的內在矛盾。從因果邏輯出發，教育內容問題應該從其與教師、學生的適應性角度來破解，但在工業化不斷演進的時代，工具理性的地位凸顯，社會外部的政治、經濟訴求成為醫學教育內容的決定性因素。幾次工業革命重塑世界格局，對醫學教育最具影響的是科學主義。以經驗為主的默會知識，成為能夠編碼、組裝的科學知識，能夠在課堂教學中進行一對多點的系統性推廣，大大加快了育人效率。但是，科學的首要特征在于分析，而分析意味著化整為零，將問題切割看待并使事物靜止化;科學的第二個特征在于客觀，而客觀意味著對事物的原本解析，需要剝離人在其中的意義。在科學獨尊思潮的強烈沖擊下，醫學教育雖然致力于人類疾病的探尋，但卻忽略了人性，喪失了人文內容;導致醫學教育專注于病人肉體疾病的治療而忽視了對病人的人文關懷［4］。醫學教育只傳授與診療技術有關的科學知識，只挑選與學生就業、工作有關的核心內容，導致畢業生在工作中缺乏與人共處的能力，加劇了醫患關系的緊張。正是由于純粹科學導向的內容設定具有剛性、離析等特征，使得培養出來的醫護人員在工作中缺乏心理彈性和精神張力。

2醫學教育的時代訴求

絕對的工具理性造就精致、自私的利己主義者，而絕對的價值理性則導致不計后果的虛無主義者。價值理性解決“做什么”的問題，而工具理性針對“如何做”的問題。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在適當范圍內才能產生積極影響，任何一方的極致化都會造成育人結果的偏差。因此，為了避免教育的扭曲與異化，確保人性的全面與完好，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必須和諧和統一。

2．1醫學的本質需要科學與人文的雙重支持

醫學是一門與生命息息相關的學科，兼具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工具理性體現了醫學的專業屬性和技術依賴，在面對疑難雜癥時，醫生必須利用科學手段、精密儀器，以便有效治愈疾病，減輕病人痛苦。價值理性則體現了醫學的社會屬性和人文關懷，在物質生活日漸豐富的時代，人們對醫療、保健、衛生越來越重視，不僅希望醫生醫術精湛，更期待他們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能夠給予病人無微不至的關懷。醫學的雙重屬性需要科學與人文的雙重支持。在我國，醫生是一種風險高、壓力大、要求高、負荷重、社會評價低的職業，更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質，承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5］。由于已成體系的醫學知識與診療技術更容易教授，也更容易用標準化手段來評判，因而備受醫學院校青睞。人文素養多存在于心理、精神層面，隱蔽且難以測量，成效也無法立竿見影，在高等教育中則日漸式微。工具理性過分膨脹，價值理性相對暗淡而打破了價值和工具間的二元平衡［6］。如果遵從醫學教育本質，在大學階段強化人文素質教育，在學習技術的同時，形成影響終身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養成良好的合作能力與溝通能力，培養樂觀自信、勇于探索、敢于奉獻的醫學精神，將為學生畢業后工作奠定堅實的職業基礎。

2．2學生成長需要在理論與實踐中交替進行

馬克思認為，人雙重地存在著，主觀上作為他自身而存在著，客觀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自然無機條件之中［7］。人的成長就是利用工具、形塑自我的過程，也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互動過程。當下盛行的科學思潮，以分析的手法切割了人性，分裂了教育的本質，亟需予以修正。具身哲學認為，人是以整個身體去認識世界，不僅僅是心靈，認識行為的發生必然要以完整的人作為必要條件［8］。學習過程的方式和步驟是被身體的物理屬性決定的，認知的內容也是身體提供的，而身體又是嵌入環境之中的。我國也一直強調以培養“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接班人”為主要目標追求，但局限于校園、教室一方之地，僅僅通過二手知識發展自身的教育形式是難以支撐全人育人理念的。學生的成長需要生理體驗與心理體驗之間強烈的聯系，需要在具體環境中感悟、升華，即需要在理論與實踐中交替進行。理論幫助學生建立知識結構，發展抽象思維能力，便于日后深度學習的推進。從事醫護工作關乎他人生命安全，需要反復試驗、精準無誤的技術指導和知識支撐，在課堂中傳授醫學知識是不可替代的一個環節。但是，醫護工作不是紙上談兵，更需要結合實際情況靈活變通，因而實習、實踐，多看、多練習是幫助建立醫學直覺，修正理論模型不可或缺的方式;實踐所能提供的動態思維、綜合能力與經驗案例，又是理論學習的重要素材。理論與實踐是互為前提、螺旋上升的過程，與學生的成長規律十分匹配。

2．3政治經濟環境需要綜合型的醫護衛生人員

Longman字典認為醫學是“治療和認識疾病的科學”，Dorland醫學詞典則把醫學界定為“診斷和治療疾病以及維持健康的科學的藝術”［9］。傳統醫學模式是建立在生物醫學基礎之上的“診斷—治療”模式，基本思路是尋找疾病或病理的生物學病因，通過消滅病源達到保障健康的目的。這一醫學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獲得了巨大成功。但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人民生活的日漸富足，人們對健康的要求超越了“治好病”的直接訴求，而期待更加優質的醫療環境、更加溫馨的診療氛圍以及養生預防、延年益壽的良方。時代的進步，需要更為綜合型的醫護衛生人員，需要精湛技術與人文素養的結合。2017年10月，在黨的報告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要完善國民健康政策，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全方位、全周期，意味著技術與人文的并駕齊驅，需要新的能力解決時代新的問題，比如以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緩解緊張的醫患關系，以流暢、通俗的表達解答病人疑惑，以共享合作實現跨院診療等。綜合型醫護人員需求與全人理念不謀而合，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結合迎來了新的機遇。

3紅醫精神在醫學教育中價值

高等醫學教育的人才培養需要一種中介力量，用以彌合工具理性與實踐理性之間的鴻溝，而以“政治堅定、技術優良、無私奉獻、救死扶傷”為核心特質的紅醫精神恰好能夠滿足“全人回歸”的育人理想。

3．1重塑當前醫學教育的實踐語境

當一種價值、一個理論扭轉了社會想象的時候，人們會開始從事、拓展新的實踐;此時，新的前景會使實踐變得更有意義，這種前景是在價值層面首先被闡述，它將使實踐語境變得更有深度［10］。無私奉獻、救死扶傷的紅醫精神，能夠通過故事引導、心理畫面的創造，使實踐語境和實踐氛圍變得富有想象力和情境性。教育醫學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時，要將自己與紅醫先輩置于價值同等的坐標軸上，這既是一份自我激勵，也是一種靈魂對話，無疑對發展醫學生的共情能力大有裨益。

3．2重構當前醫學教育的公共向度

將紅醫精神的價值理性融入醫學教育的培養目標、課程教學、管理評價之中。無私奉獻、救死扶傷的紅醫精神既體現了一種公共價值，它所蘊含的公共關懷、公共參與、公共責任是醫學教育理應包含的要素，也是全人培養的邏輯旨歸。這種公共向度應積極融入醫學人才培養的全過程，使知識、能力、態度彼此割裂的教育目標，條框分明的課程教學，以及不同組織的管理評價，能夠從內部由一種共同的價值牽引，彌合由分析、分工而造成的隔閡。只有這樣，醫學教育的不同環節在呈現多樣形式的同時，才能具有同樣的根基和“形散神不散”的魅力。

3．3重定當前醫學教育的服務目標

以紅醫精神的工具理性度量價值探索的限度。偏激的價值理性會使人們執著于終極目標的達成，而忽視現實條件，以至于“不擇手段”。而紅醫精神的工具理性，限制了醫學教育的應用范圍，明確了醫學教育的服務對象。過去，我們要培養政治立場堅定、技術優良、救死扶傷的戰場醫生;現在，我們依舊具有國家意志，為中國、為社會、為地方培養、輸送具有中國特色和民族意志的醫護人員。價值是一個包羅萬象、近于無限的概念，“工具”等外部力量的限制，確保了價值的合理性，也確保了醫學人才培養的合理性，使學生能夠成為均衡的、不偏不倚的人力資本。

3．4豐富當前醫學教育的輔助素材

將紅醫精神的工具理性作為醫學價值層面的補充素材。“技術優良”作為紅醫精神工具理性的重要一面，要求醫護人員具備過硬的技術本領，在實踐中領悟知行合一的力量。由于實踐具有偶發性，會遇到理論構想不曾涉及的意外，因而可作為醫學研究的突破口，豐富臨床的意義。理論與實踐是相輔相成的一對概念，但只有精湛的醫療技術與診療水平，才能發現特殊案例，超越理論的高度，變為其輔助素材。總之，紅醫精神是蘇區時期黨領導廣大軍民在醫療衛生實踐中形成的，集理想、價值、技術、情懷為一體的思想文化體系，既有對醫療事業的價值判斷，也有對醫護人才培育的技能引導。紅醫精神吸納了經驗醫學與現代醫學的優勢，主張醫學是自然、社會、人文等多重樣態構成的綜合體系，醫學科學精神與醫學人文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內在組成部分，也是醫學實踐的動力與支撐。對身處紅醫精神發源地的贛南革命老區來說，以此作為醫學人才培育的價值理性引導，兼具地利與人和的雙重優勢。

作者:蔡運荃 單位:贛南醫學院人文社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