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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國重點學科遴選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各高校的中文學科應適時調整學科建設目標和具體路徑,回歸中國語言文學教學與科研的自身規律。具體而言,在師資建設方面,應著力實現教研團隊的梯隊化,合理分工;在人才培養方面,應提升教學質量,夯實學生基礎,并樹立學術自信;在科研工作方面,應注重學術內涵導向與質量提升,兼顧基礎與應用兩個維度;在學科結構方面,應整合內部二級學科的力量,并與其他學科實現協同創新。在上述路徑的具體實踐中,應該結合本校、本系的實際,有針對性地開展學科建設。
[關鍵詞]
中文學科;學科建設;師資;建設路徑
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持續發展,有重點地建設一批一流學科已經成為未來高校發展的重要方向。在學科建設由成規模的快速發展向常態化的內涵發展轉型的過程中,中國語言文學作為我國高校中發展歷史長、學科分布廣的基礎性學科,如何全面、合理地開展學科建設,是亟待探索的問題。當然,學科建設的路徑本不能一概而論,而應當在尊重學術規律的前提下,結合各自學科的發展歷史量體裁衣地進行路徑探索。不過,站在學科發展戰略的高度來看,在中文學科“學術共同體”的形成與歷史演進中,在不同地域、類別的高校各自的探索中,也存在著一些可通約的經驗和“家族相似”的問題。這些都是在中文學科教學和科研實踐中產生的,值得深入思考和總結。筆者以為,中文學科的學科建設要尊重歷史、立足時代、面向未來,應在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深入探索。
一、師資建設:實現教研團隊合理配置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不少高校高薪招聘學科帶頭人,甚至招聘多名學科帶頭人在某一個二級學科內細分下級方向。與此同時,中文一級學科的學位點數量較多,各層次畢業生人滿為患。而在以往,為了沖擊重點學科、增設學位點,不少高校持續引進高層次人才,使得年輕學者愈來愈難在高校就職。這也造成了高校中文學科人才斷層、年齡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師資隊伍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和先導條件,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有遠見的學科建設規劃首先必然要考慮師資梯隊的合理搭建,這有助于保持教學水平的穩定以及長遠的學術研究、傳承和學科持續發展。中文學科作為傳統的人文基礎學科,更是如此。對于中文學科而言,學術研究的傳承性、學術積累的必要性體現得十分明顯。中文學科的人才培養規律和學術發展規律決定了知識積累和傳播、學術研究與創新都很難在短時期內實現完全意義上的范式轉換,而更多地呈現出知識譜系的穩定化和學術研究中的路徑依賴。中文學科建設中人才梯隊的合理配置本身與中文學術傳統的傳承密切相關,因此,調整師資結構、搭建有助于學科建設和長遠發展的教研團隊就顯得尤為必要。具體來講,從中文學科教學需要和科研工作的實際出發,建設一級學科時,既要考慮二級學科間師資配備的平衡,也要著眼于在各個二級學科搭建“首席專家———中年骨干———青年人才”的三級梯隊,并結合中文學科的特點,使教師在日常教學和學術研究中的任務區別化、明晰化。首席專家在教學和科研中發揮的是引領與示范作用,既要考慮如何提升學科競爭力,也要積極參與一級學科發展規劃的制定;中年骨干應承擔主要的教學任務與科研實踐;青年人才重在積累、學習,進而在繼承的基礎上謀求發展。這里尤其要強調的是,中文學科的教學科研強調的是學術素養在積累中逐漸養成,所以不能為了完成科研制表而對不同年齡段的學者提出相同的要求,否則就會出現一種現象:許多青年人才無論是在教學還是科研中,都如章學誠所概括的:“所見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余也。抑亦后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即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1]這一方面體現在缺乏積累而將學術浪費視為學術創新;另一方面使得青年教師的判斷力有限,無法在教學中傳授真知灼見?;诖?,可以看出合理的師資配置將形成一種教研人員成長的良性循環,這也將有助于中文學科發展的持續性。中文學科上承兩千年古代學術,近有約百年的國際交流,傳統流脈和國際視野在最近三十年的加速融合,使各高校的中文學科更加需要長期的、有序的師資代際更迭,進而形成自身學風、學脈、學派,并使本學科在學術界具有持續的影響力。
二、人才培養:從夯實基礎到教育自信
近年來,關于中文學科人才培養質量下降、從本科生到博士生專業能力不足的感慨一直不斷。研究生培養是導師負責制,不同的導師有不同的要求,這里重點談談本科生培養。在本科階段,中文學科的人才培養本應以知識體系的傳播和中文能力的訓練為主,然而,在通識教育的背景下,一級學科的專業課程被大幅壓縮。因此,未來在學科建設的過程中,必然要同步調整人才培養觀念??傮w來說,中文學科建設在人才培養上的首要任務是探索在通識教育日漸普遍化的背景下,如何既立足厚基礎、寬口徑的目標,又著力通過有限的教學實踐培養學生的中文功底和人文意識。落實到具體培養過程中,中文學科人才培養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是教材與教學的質量亟待提升。當代學術所處的體制化的學術生態場以及消費化的社會語境,使得相當一部分高校教師對一時名利趨之若鶩,不惜粗制濫造教材和相關的研究著述,甚至召集研究生拼湊出研究成果。民國時期,朱自清指出:“有人說從前讀書人只知道一本一本念古書,常苦于沒有系統;現在的青年系統卻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統上,系統以外便沒有別的。”[2]因此,民國時期的中文學科教學著力扭轉了這一空疏風氣。事實上,最近二十余年來,隨著高等教育體制化、規范化和學科知識譜系穩定化的程度不斷加深,教材和相關的研究著作作為學生了解中文學科的“入門書”,顯得極為重要。然而,這種教材往往編撰理念依然停留在專業經營培養階段,并沒有與日漸國際化的“通識教育”大背景對接,而且為了“趕任務”,“十年磨一劍”的精品少之又少。在實際教學中,中文學科的“知識”傳承有事實和理解兩個層面,對于語言現象、文本內涵的理解并不能形成唯一的“知識”。因此,教材和學術著作質量的高低不僅影響學生的知識習得,還影響學生的思維方法和認知能力。以文學類課程教學而言,陳平原教授曾指出:“學生們記下了一大堆關于文學流派、文學思潮以及作家風格的論述,至于具體作品,對不起,沒時間翻閱,更不要說仔細品味。”[3]筆者以為,我們亦不宜苛責學生。許多教材的編撰者“不是為了學術去從事研究,趨時茍容以求一逞,則難免人云亦云甚至刻意歪曲,其成果的生命力必然是短暫的”[4]。僅僅是為了編一部獲獎的教材,那么難免學生會討厭條條框框甚至相互抄襲的教材,進而不愿接觸文學文本。中文學科的學科建設不僅要在人才培養方面讓學生讀到功底扎實、論述凈賺而富有啟發性的“入門書”,更要在中文“學術共同體”中逐漸培養和形成中國語言文學的教育自信。中文學科的精義不在于通過幾次實驗和幾個公式來直接解決問題,而在于基礎性的學術訓練。從中文學科所涉及的學術領域來看,語言方面從語音、文字、語法到語用、修辭的研究,文學方面從內部研究到外部研究,都需要對語料、史料或理論、文本的扎實掌握。正因如此,在中國培養中文學科人才,自然應該有高度的自信。這不僅來自于我們厚重的歷史積淀和完整的學術訓練體系,也來自于在全球漢學熱的背景下,國內中文學科教學有著得天獨厚的“在地”文化語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文學科的人才培養理念隨波逐流,對海外經歷和海外學歷盲目迷戀,仿佛海外的語言文學教育在人才培養方面更勝一籌。而美國學者韋恩•布斯在《修辭的復興》、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對美國的語言、文學教育的流弊有過切中肯綮的批評。自然科學可以無國界,但人文學科,尤其是中文學科,必然有其明確的學術與文化歸屬。究其根本,中國語言文學的人才培養必須有中國的特色,即便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也應基于中國人自身的審美經驗和文化立場,以一種比較性的眼光去發現中國文學與世界各國文學間的詩學關聯。離開了文化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在通識以外的專業教育中盲目追求“全球化”、“標準化”的人才培養理念,最終會使得學生理解中國文學、中國作家和漢語漢字的能力急速下降。
三、科研工作:注重學術內涵與結構調整
科研應然是高校教師的重要工作之一,而科研和教學的良性互動對于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也是有幫助的。近四十年來,中文學科體系在從不完善到完善、從單一到多元的過程中,短、平、快的建設固然遺留了諸多問題,但從歷史層面來看,也奠定了現有的學科架構與發展規模。不過,從著眼一流學科建設的戰略層面來看,中文學科的科研工作建設不能始終處在這種外延拓展的層面,而應該向內涵發展轉變。中文學科科研工作需要學者有扎實深厚的學養、深入全面的思考,才能在成果中彰顯學術價值。譬如,從《中國語文》上作者的論文注釋就能看出,盲審專家對于論文的材料使用經常會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亦或者從通行的文學史教材來看,不同學者主編的同名教材中講的作家作品差別有限,但其中的學術含金量卻大相徑庭。質言之,人文學科的問題往往是有終極發問而無終極答案的問題。具體到中文學科,其學術研究不僅要有知識的積累與傳承,更要有以審美情感與語言經驗為基礎的人文精神的傳承,它的價值指向不體現在一時一地的學術效益上,而在于表達的嚴謹、文字的功底、意義的叩問和精神的探索。中文學科的科研工作要更好地為學科建設奠定學術基礎,還應明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區分與聯系。在科研過程中強調基礎性與應用性并重不僅僅是從學生就業的角度而言的,也是中文學科科研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所謂“學術”,如梁啟超所言:“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也者也。”[5]因此,學術必然是明辨治學之道與實現學以致用的統一。在中文學科的科研工作中,基礎性研究的重要意義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沒有語料、史料的整理,沒有文獻考辯與基礎理論建設,學科的學術根基將不復存在。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學者的學術研究除了書齋式的立言,也可以積極參與文化建設、文學傳播、審美教育、語言應用等。應用性研究不完全是直接付諸實踐,還強調要以學術研究的眼光照亮實踐本身,總結規律與經驗,這也是中文學科學者在科研工作中應有的文化擔當。在這個前提下,結合高校自身定位與學科實際,要夯實基礎研究、拓展應用研究,形成中文學術的一體兩翼,在科研層面拓展學科建設的內涵和外延。與人才培養自信相對應,在科研評價層面,不能盲目相信海外的學術標準。海外漢學工作者往往是紙上談兵,流于空頭理論,研究中國語言文學,他們并不比我們更有優勢、有洞見。一個世紀前,美國學界大肆引入德國學術,白璧德就深感憂慮:“如果這方法令我們無法區分單純的學識與真正的學問,那么我們就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6]當前,中文學科的學科建設已漸成規模,形成了一個古老又年輕的“學術共同體”,而各二級學科的學術話語提供了豐富的話語資源,也應該成為中文學科學術自信的重要來源。
四、學科結構:內部整合與外部協同
學科建設最終要落實在高校的具體建制之中,而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內部力量的整合不應該再停留在申報書的成果上,而應發揮二級學科之間內在的學術聯系。中文學科未來的學科建設,一方面要注意整合現有二級學科的學術力量,面對并適應二級學科間協同發展的“新常態”。近些年,不斷有學者試圖將語言學所涉及的兩個二級學科從中文一級學科中分離出來,然而這種做法不僅有損于中文學科的完整性,也會對語言學相關學科的長遠發展造成消極影響。學科建制和學術研究不同的是,學科建制考慮的不僅僅是具體的學術問題研究,還包括學科的文化基礎和知識體系關聯性的密切程度。近年來,有關語言學與文學分離的錯誤想法不斷出現,表明過于細致的學科劃分讓有些學者守著一個二級學科中的小問題坐井觀天。遺憾的是,許多學者往往沒能看到語言學與文學兩個基本范疇在學科建設中強烈的互補性。這種互補性不僅體現在語言學的語料大多來自于文學文本,或文學理論和批評在20世紀發生了語言學轉向;更重要的是,中文學科各個二級學科共同的文化基礎是以漢語和漢文化為主流的中華文明。中國學術從古典到現代艱難轉型的過程中,中國語言和文學的轉型是“異質同構”的,也是相互影響的。因此,在未來的學科建設中,應該立足一級學科的長遠發展,整合二級學科的力量,激發和密切二級學科間內在的學術聯系。另一方面,中文學科的學科建設要注重處理好與周邊學科的學術關系,同時要有開放的國際視野。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引入系統論、控制論、熵等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到后來語言學、文獻學引入神經科學、語音實驗、數學統計等方法,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文學科發展一直與其他學科保持著互動關系,學科間既有各自獨立的學術理念與問題意識,又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取長補短、借鑒融通。在未來的學科建設中,多學科的協同有兩種路徑:一種是以中文學科為主,引入、借鑒、吸納其他學科的經典理論和前沿方法,擴大中文學術研究的內涵與外延。如,引入腦科學、神經學的設備和方法研究語言的發生、語義的變化和語用的實例,相較于之前的研究,將進一步提升學術研究的科學品質。但我們引入這些方法,最終還是要解決語言本身的問題,它并不脫離傳統的語義、語用兩個基本范疇。另一種是積極參與其他學科主導的協同創新工程。中文學科的學科建設過程中,與其他學科的合作不能只是抱著“拿來主義”的態度,只求為我所用,應該秉持“學術者,天下之公器”[7]的理念,積極參與其他學科主導的跨學科研究,在推動哲學社會科學整體繁榮的同時,也在與其他學科的交流中彰顯中文學科自身的魅力和價值。此外,在當前的學術環境中,中文學科建設的國際化并不是趕潮流、追時髦,也沒必要為了避免學科經費回收,就大量聘請一些海外的所謂“專家”來講一些早已發表或老生常談的內容。真正的國際化,是要深刻地意識到中文學科發展建設要有自己的學術標準,而非以西方標準取代本土立場;要對學科的歷史積累和在地經驗有充分的自信,在這個基礎上建構并為世界貢獻中文學科的學術話語詞典和學術話語體系。中國的語言、文字、文學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和紐帶,是中國人文化交流和審美精神的集中反映。因此,與世界各種各樣的文明對話、交流,是中文學科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國際化的最終目的。
五、結語
正如古人所言:“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8]對于中文學科的學科建設亦是如此。全國各高校、科研院所的中文學科歷史與現狀都有較大差異,本文基于歷史經驗與當下問題而提出的是開放式和方向性的學科建設路徑,但落實到每一個學科點,則更需要在遵循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規律的前提下,進一步探索自身學科建設的具體方案,形成基礎扎實又有自身特色的學科發展態勢,并通過境內外高校間的對話、交流形成學科互動,使國內中文學科建設的水平和影響在未來實現整體上的提升。
作者:劉楊 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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