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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在“一帶一路”戰略下推進回族學的創新與發展，是回族學當前必須關注的重大問題，也是回族學學科建設面臨的重大問題。回顧回族學走過的歷程，它以無可爭辯的事實宣告回族學已經基本建立。在此情況下，如何像蒙古學、藏學一樣，把回族學建成一門獨立的人文社會科學，加強其學科建設，意義十分重大。要做到這一點，需廓清回族學研究中依然模糊不清的認識或觀念問題、處理好與學科建設密切相關的諸類關系，并力求具體指出當前回族學學科建設和回族學研究應著重關注的重點領域和重大問題，從而通過完善學科體系，加強學科建設，為回族學的早日建立做出不懈努力。

關鍵詞:

回族學;學科建設;重點領域;重大課題

任何一門人文社會科學的建立都取決于它滿足社會的需要和滿足的程度如何;任何一門人文社會科學的創新與發展也同時取決于它滿足自身學科建設的需要和滿足的程度如何，回族學也是如此。正是基于這樣一種學術認識，筆者以“‘一帶一路’戰略下的回族學創新與發展”為背景，談談當前回族學學科建設的幾個重要問題。

一、回族學的基本建立和回族學學科建設的意義

回顧我國的民族學發展史，經過百年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近七十年的研究與建設，回族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但同時，作為一門新學科，面對學科創新與發展的時代使命，其學科建設的重大任務也被提上回族學的重要日程。既然要談回族學學科建設問題，還要回答某些來自對回族學的質疑，那就不能不對形成一門新興學科的要素或標準進行對照研究，不能不對中國回族學百年研究與發展史作一簡要梳理。回顧總結百年來回族學在中國的研究實踐和成長歷程，探索回族學之所以成為一門獨立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規律，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和理論價值。

(一)新學科構成或建立的標志性標準

按照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構成社會學學科的五種要素，即“一個學科的建立，至少要包括五個部分，即學會組織、專業研究機構、各大學的社會學系、圖書資料中心、出版物。這五個部分建立起來后，這個學科就初具規模了”［1］(27)。對照標志學科構成的這五個標準，回族學也完全符合，具體包括:1998年成立的中國民族學學會回族學會(簡稱中國回族學會);進入新時期以來，先后由寧夏社會科學院設立的回族伊斯蘭教研究所，寧夏大學、北方民族大學分別設立了回族研究院、回族學研究院;在以上大學、研究機構建立了相應的圖書資料機構;1991年創辦的《回族研究》(中國民族學類中文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2006年創辦的中國回族學會會刊《中國回族學》，以及全國各地先后創辦的數十種回族穆斯林研究報刊。筆者認為，對于一個學科的構成或建立，除了上述五種重要因素外，一個學科研究了什么，它的學科體系的建構是什么，它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成果有哪些，它在國內外學術界的影響和學術地位如何，等等，這對一門學科的支撐至為關鍵，而回族學的發展歷程則很好地回答了這一問題。

(二)回族學逐步建立的百年歷程

回族學的逐步建立，從萌發到發展成熟，經歷了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1．清代(或追溯至明清兩代)時期，這是回族學研究(回教研究)的肇始時期，以王涯(字岱輿)、馬注(字文炳)、劉智(號一齋)、馬德新(字復初)為代表。王岱輿著《正教真詮》兩卷，馬注著《清真指南》，劉智著《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天方性理》五卷、《五功釋義》一卷，馬復初著《天方春秋》《天方蒙引歌》等［2］，這些在中國封建社會最早出現的“以儒詮經”(經，指《古蘭經》)的回回大儒及其著作，主要反映了我國早期回回學者對伊斯蘭教研究的成果。只不過這種早期的回族學研究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學科概念，但它確實呈現了我國早期回族學研究的特色，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上述清代四位著名學者被馬以愚評價為“四君之作，皆用明乎回教之道也”［2］(85)。

2．民國時期，這是嚴格意義上的回族史學研究興起的時期［3］(646)，以金吉堂、白壽彝、傅統先、馬以愚為代表。他們的《中國回教史研究》《中國回教小史》《中國回教史》《中國回教史鑒》，是民國時期中國伊斯蘭教史、中國回族史的代表性成果。對于金吉堂之《中國回教史研究》的出版，白壽彝評價曰:“回教人正式發表其對于中國回教史之整個的看法者，實以著者此書為首創”［4］(100)。而邱樹森主編的《中國回族史》(修訂本)則認為，“1926年，陳漢章的《中國回教史》在《史學與地學》上發表，這是中國伊斯蘭教歷史研究的第一篇系統之作。1927年，著名史學家陳垣的《回回教入中國史略》發表，這部頗具功力的著作對回族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1935年北平成達師范學校出版金吉堂的《中國回教史研究》，對回族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演變、貢獻和境遇均有分析。194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傅統先的《中國回教史》，這本書是繼金吉堂《中國回教史研究》之后全面系統研究回族歷史的一部力作”［3］(646～647)。邱樹森主編的《中國回族史》(修訂本)還指出，20世紀三四十年表回族史論著最多的是白壽彝，他的重大貢獻在于，一是為在我國建立回族學奠定了基礎;二是在回族史研究與方法上作了很好的示范;三是許多研究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四是把回族研究與愛國主義教育聯系在一起［3］(647～648)。這些評價是當之無愧的。前述研究成果使這一時期以回族史學為代表的回族學研究面目為之一新。此外，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民族問題研究會編寫的《回回民族問題》一書，是第一本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系統研究回族歷史，正確指出回族解放道路的書籍，對教育干部，團結回民抗戰，都有很好的作用”［5］(95)。

3．新中國成立至今，這是回族學成熟并逐步建立的時期，以回族學學術大家的引領和《回族研究》的創刊、中國回族學會的成立為代表。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國時期以回族史學為代表的回族學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礎上，一批學術大師，如白壽彝、楊志玖、楊懷中以及“領軍式人物”馬壽千等猶如耀眼的明星，出現在中國回族學的星空里，從此，中國的回族學篳路藍縷，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回族史的探討開始，繼而引發對回族經濟、政治、社會、教育、文化和伊斯蘭教進行全面的學術研究。1991年，《回族研究》創刊，1998年，中國回族學會成立，至此，在全國回族史研討會的基礎上，中國回族學會薪火相傳，截至2014年，接續召開二十二次全國回族學學術研討會，使中國的回族學研究蔚為大觀，業績驕人。正如高占福所指出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回族研究，在中國回族研究史上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時期……尤其是回族老、中、青三代形成的回族研究群體，更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所不可想象的”［6］(42～43)。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回族學”的學科概念開始被廣泛討論和使用，回族學的影響愈來愈大，回族學作為一門獨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已經登上中國學術舞臺并占有重要位置。對這一時期回族學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已有不少學者作了梳理，筆者在這里就不再贅述了。通過以上三個時期的學術史描繪，一個充滿朝氣、生機勃勃的回族學的形象活生生地站立在了我們的面前，我們再沒有理由說中國還沒有回族學，有的只是怎樣去呵護它，怎樣為它的茁壯成長去做更多有益的事。

二、回族學學科建設需廓清的問題和須處理好的關系

(一)回族學學科建設需廓清的幾個問題

對于回族學學科建設問題，實際上，隨著這門學科的成長和逐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學術界一刻也沒有停止對它的關心和探討。以2015年10月由北方民族大學和寧夏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的“第二屆回族學高層論壇暨《回族研究》百期紀念學術研討會”為例，丁明俊在這次論壇上提交的《回族研究與回族學學科建設(初稿)》［7］(4～5)等論文和發言，對回族學學科建設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使當前回族學學科建設的路徑更加清晰。在此之前，姚繼德的《回族學學科體系芻論》等論文都是論述回族學學科建設的重要論作。但由于回族學是一門正在成長中的新興學科，因此更需要加倍地關注它的學科建設問題，為此，筆者嘗試對當前仍然對回族學學科建設有較大影響或與其關聯度較高的問題做一些理論探討。

1．關于如何看待回族學作為民族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以及回族學的研究范疇是否已經囊括了與回族學密切相關的伊斯蘭教研究問題。應該說，這些問題在馬啟成、白友濤等學者的論文中已較好地解決了［7］。前述表明，回族學研究自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付諸研究以來，就自然而然地把伊斯蘭教研究包含在了其中。在學術高度整合的當今時代，把伊斯蘭教研究自然納入回族學研究范疇，而構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回族學在學科建構上不同于其他學科的一個顯著特點。當然，回族學并不等同于伊斯蘭教研究，但就二者的高度契合和學科邊緣的劃分而言，是毫無問題的。

2．關于如何完善回族學的學科體系問題。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看待回族學學科屬性及其學科體系。可以說，它首先是屬于民族學(一級學科)的一個二級學科。回族學是以研究回族經濟、政治、社會、教育、文化，以及與回族生活密切相關的伊斯蘭教的影響和作用等為重點內容的綜合性學科。回族學的交叉性很強，就該學科目前的發展情況看，它可以包括許多分支學科，如回族社會學、回族經濟學，等等，對此，有學者認為，“回族學是一門邊緣學科”［7］。因此，在研究回族學時，不能因為運用了一些別的學科的視角和方法，就認為回族學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學科，這種現象混淆了對回族學學科屬性的正確界定。回族學的這種情況，與蒙古學十分相似。筆者認為，完善回族學的學科體系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妨先允許它充分發展、充分爭鳴，有了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成果之后，再去談論乃至總結回族學的學科體系，到那時就可以說是水到渠成了。

3．關于回族學研究的國際性學科地位問題。有學者提出，要“明確兩個認識:其一，中國回族學學科的建立，正是當前國際國內‘回儒對話’歷史和現實的必然需要;其二，回族學研究與世界性宗教伊斯蘭教研究的這種天然關系，應當成為當前世界范圍內研究‘回儒對話’的一個現成范本，它必將獲得一種國際性學科的當然地位”［6］(190)。作為一種話語體系或話語習慣，誠然，“回儒對話”在回族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一個民族共同體，其在伊斯蘭教本土化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但回族學在今天能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建立起來，卻是有著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文化、社會歷史原因的，更重要的是它自身的原因。這些不是一個簡單的“回儒對話”所能概括的。當然，在當前的學科對話中借用這一歷史上耳熟能詳的話語體系來詮釋今天回族學建立的必然性和其成為國際學科的可能性，是無可厚非的。同時，隨著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沿線伊斯蘭國家和地區與中國回族聚居區和散居區穆斯林之間的相互影響日益加深，在這種情況下，回族學不想成為一門國際性學科都是不可能的。

(二)回族學學科建設須處理好的諸類關系

為了更好地加強回族學學科建設，需要處理好與之相關的諸類關系問題［9］。第一，回族學學科建設與項目實施的互補發展關系。在全國各地的回族學研究中，采取課題制的方式，確定一個時期一個單位或一個學術團隊的研究重點，已成為常規的科研組織方式。問題的關鍵是，以課題方式推進學科建設發展，要有明確的學科建設意識。例如，內蒙古自2004年以來實施的“草原文化研究工程”①，就體現了“以項目實施帶動學科建設、以學科建設促進項目研究”的立項初衷，因而，內蒙古通過組織實施“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創立了草原文化學科，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社會和學術界的肯定，中國文化史也由此而重新改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由此可見，課題制的普遍實施，再加上有意識地融入學科建設的內涵，將會對學科的發展和建設起到事半功倍之效。第二，回族學學科建設與學術團體的整合發展關系。在回族學的學科發展中，中國回族學會所發揮的在全國回族學研究中的引領、組織、帶動作用，堪稱典范。中國回族學會成立伊始，就以建立中國回族學為己任，提出全面推動回族學學科建設，使回族學逐步成為一門有重要影響的綜合性學科的目標。早在2008年，中國回族學會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工作報告指出，“回族學學科建設是關乎回族學研究科學、規范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任務”，提出回族學學科建設分三步走的發展目標:“第一步，成立課題組，出一本標志性的研究成果———《中國回族學論綱》，初步勾畫出中國回族學學科理論體系框架;第二步，經過幾年的努力，爭取進入國家編碼②，基本建成中國回族學;第三步，再經過幾年的努力，建議國家成立回族學研究中心。通過不懈的努力，把回族學建成‘藏學’‘蒙古學’之后的又一門‘顯學’”［8］。可以說，經過五年多的努力，中國回族學會提出的五年發展目標已基本實現。中國回族學會為中國回族學的建立和發展立下的卓越功勛說明，發揮好學術團體的作用，整合學術資源，是加快回族學學科建設的重要之舉。第三，回族學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的促進發展關系。任何一門學科的建立與發展都不可能通過一所大學或一個科研機構或某幾個人“單打獨斗”去實現，當然，這樣的機構和學者個人都有其例，都發揮過重大作用，甚至是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總體來說，一門學科的建立與發展，沒有一支高水平的學術團隊，是不可能的。當前，回族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地位已經確立，但是，回族學的研究隊伍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好，特別是回族學的國際學術研究隊伍還沒有建立起來。應當說，解決的思路在于:一是注重吸引國際上知名的漢學家或曰中國學家參與跨學科、跨領域的綜合性的中國回族學研究;二是注重在國(境)外培養回族學研究人才，走出去、引進來;三是在有關民族院校設置回族學本科課程，吸引更多的各民族學生學習回族學課程，為有志者提供“用武之地”;四是通過各民族各專業人才的培養，儲備回族學研究人才;五是注重吸引外語和少數民族語言，如蒙古語、藏語等少數民族語種專業的學者和博士、碩士參與對回族學、伊斯蘭教研究重要著作的譯介工作。通過上述方面，積極開辟回族學研究人才的來源渠道，使回族學的學科建設成為人才儲備和培養使用的“蓄水池”，發揮更大作用。第四，回族學學科建設與評價體系的督導發展關系。任何一門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建立與發展，都離不開評價體系的建立與運用，回族學的學科建設也理應如此。學科評價來自于學術批評，學術批評包括學術爭鳴，不同學術觀點、不同學術流派之間的學術切磋，甚至包括不同師承關系的學者之間的相互借鑒，等等。一個學科內部的學術批評越活躍，這個學科的發展就越有希望。當前回族學的學術批評要著重解決學科體系中某些不完善，研究方法不夠科學，借鑒新方法、使用新資料不夠等問題。要牢牢抓住“一帶一路”戰略下回族學創新與發展的機遇，把回族學學科建設水平再大大地提高一步。

三、回族學學科建設和回族學研究應關注的重點領域和重大課題

主席關于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提出和實施，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大機遇，為發揮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戰略作用提供了具體可操作的抓手，意義十分重大，前景十分廣闊。正因為歷史上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直接影響和加快了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和中國回回民族的形成，因而，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歷史上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地域、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貿易、文化交流、民族關系等重大問題，為回族學的全方位創新與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回族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它必將為回族學注入新的研究活力，增添新的研究動力，為建成中國回族學開辟了廣闊的前景。為了回應回族學在“一帶一路”戰略下學科創新與發展的時代需要，結合回族學學科建設實際，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回族學研究的重點領域和重大課題應包括如下內容。其一，回族學研究的重點領域。在重視傳統回族學研究領域的基礎上，將“一帶一路”研究、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研究、宗教和諧與回族社會和諧研究、新時期回族遷徙問題研究、域外回族問題研究、回族人口變遷研究等列為重點研究領域。其二，回族學研究的重大課題。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加快發展，社會轉型的加速和城鎮化的日新月異，回族社會面臨的大量問題需要解決，這就為我們開展回族學、伊斯蘭教研究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研究素材。重大課題研究包括:(1)“一帶一路”戰略中回族、伊斯蘭教作用研究;(2)“一帶一路”背景下各級伊斯蘭教協會組織對促進沿線國家和地區“民心相通”的作用研究;(3)社會轉型中建設回族和諧社會研究;(4)“五大發展理念”與全面建成回族小康社會研究;(5)城鎮化進程中回族遷徙及其社會問題研究;(6)新中國成立以來回族聚居區社會歷史調查;(7)回族聚居區和回族散居區民族關系研究;(8)對我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十個少數民族的民族特征研究;(9)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過程中新情況新問題研究;(10)極端宗教勢力背離伊斯蘭教根本宗旨問題研究;(11)“一帶一路”沿線伊斯蘭國家與我國回族聚居地區經濟文化交流問題研究;(12)怎樣正確認識和準確把握中國穆斯林的服飾問題研究;(13)世界伊斯蘭教發展趨勢的新情況新問題研究;(14)“回族學”概念、回族學學科建設研究;(15)回族學成為國際性學科問題研究;(16)回族學對繁榮發展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所做貢獻研究。以上提出的課題只是當前回族學、伊斯蘭教研究的重大課題中的一部分。如何抓住國家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這一重大機遇，通過加強學科建設，推進回族學研究，特別是重點抓住回族學重大現實問題、回族史志和回族文化三個方面的研究，這是回族學創新與發展面臨的最迫切的任務，回族學要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

作者：馬永真 單位：內蒙古社會科學院

參考文獻:

［1］費孝通．費孝通社會學文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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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邱樹森．中國回族史(修訂本)［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2．

［4］白壽彝．中國回族史之研究［A］．金吉堂．中國回教史研究(附二)［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5］回族簡史編寫組．回族簡史［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78．

［6］楊懷中．了解回族(上)［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

［7］北方民族大學，寧夏社會科學院，編．第二屆回族學高層論壇暨《回族研究》百期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Z］．內部資料，2015．

［8］高發元．總結經驗齊心協力再創回族學研究新局面———在中國回族學會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J］．中國回族學，2013(2)．

［9］何馨．推動科研管理制度創新促進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繁榮發展———第三屆“社會科學研究管理論壇”在云南召開［J］．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