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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既是一個綜合的、多向量的概念，也是實現高等教育強國話語構建的過程。從歷史邏輯來看，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是在依附式發展、外延式發展、跨越式發展等方式總結、提煉基礎上的繼承、反思、創新與超越;從比較邏輯來看，西方高等教育強國的成功經驗為我國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提供了借鑒;從理論邏輯來看，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主要包括質量、規模、結構、特色等要素;從實踐邏輯來看，需要政府與高校合力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關鍵詞: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歷史邏輯;比較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

黨的報告提出“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當下，“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具有怎樣的時代意蘊?由哪些基本要素量組成?需要選擇怎樣的發展路徑?這些都值得我們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筆者嘗試從歷史、比較、理論、實踐等四個層面對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內涵意蘊進行深入的分析，以求教各方。

一、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歷史邏輯

作為高等教育的一種發展方式，內涵式發展如同高等教育自身一樣，“是一個歷史的概念”［1］。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國高等教育一直在探索適合國情的發展方式和發展道路，學術界對高等教育本質的認識也不盡相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黨和政府在重要政策文件中正式提出“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以來，就賦予其特定的歷史形態和豐富的時代意涵。有學者從歷史的視角考察后認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史可以說是一部選擇發展方式的歷史。”［2］筆者通過對相關資料的梳理后發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相對于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歷史上曾經選擇過的其他發展方式而言的。在“內涵式發展”概念正式提出之前，我國高等教育先后走過依附式發展、外延式發展、跨越式發展等道路。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是在這幾種發展方式總結、提煉的基礎上的繼承、反思、創新與超越，是新時期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和人力資源強國的必然選擇。一是高等教育依附式發展。梅貽琦先生說:“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客觀而言，我國高等教育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走的是依附式發展道路，以模仿、跟蹤西方教育強國為主。近代以降，無論是19世紀后半葉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民國時期“中國資產階級教育的美國化的改革”，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以蘇為師”，以政府主導的“移植”“照搬”“套用”他國高等教育體制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現實特征。特別是那種“傷筋動骨”的“大移植”“大調整”，給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揮之不去的，至今仍留有較深的痕跡。依附式發展凸顯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還缺乏足夠的自信，底氣不足。二是高等教育外延式發展。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也越來越強烈。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高等教育開始進入外延式發展階段。外延式發展是以“擴大規模”為主要特征、依靠“外部”力量“推動”或“拉動”(而非內部“催動”)高等教育發展的一種方式，更多地表現為工具價值理性(如促進經濟增長)。高等教育外延式發展在價值取向與目標追求上表現為“外在性”“政治論”的高等教育哲學色彩比較濃;在教育活動過程中表現為“外在化”，學生成為被動接受知識和改造的客體，以無知、少知、淺知的形象機械地接受教師的灌輸與注入，主體地位缺失，學生的多樣性與個性化發展無從談起。三是高等教育跨越式發展。我國高等教育曾經熱衷于以轉型為主要特征的“跨越式發展”，并且“以跨越式作為制定激進政策的工具”。然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跨越式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割裂歷史延續的，是一種跳躍性的發展方式。以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例，我國只用八年時間就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而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則用了近三十年。馬丁•特羅曾告誡世人，進入大眾化以后，高等教育在規模、高等教育觀等十一個方面都發生巨大的變化［3］，對高校會提出更高的要求。對于我國來講，面對這種“要求”，無論是政府、社會、受教育者還是高校、用人單位都沒有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幸福來得太早”，反而亂了正常發展節奏，結果陷入“跨越式陷阱”(如高等教育質量滑坡，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滿意度下降等)中。正如閻鳳橋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從某種意義上看，跨越式發展模式是以犧牲歷史繼承性和自洽性為代價的，容易產生知識創造和傳遞上的囫圇吞棗、食洋不化的問題。”［4］通過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方式的考察，筆者發現自我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以來，一直在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可謂道路曲折，教訓深刻。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既是我國高等教育進入新的發展歷史時期的必然選擇，也是適應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趨勢的必然選擇，還是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的重要途徑。在發展重點上，堅持以提高質量為核心;在發展路徑上，堅定走中國道路;在對外交流與合作上，堅持開放辦學，傳播中國經驗和中國主張，展現中國高等教育的道路自信與質量自覺。

二、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比較邏輯

從比較的視角對西方高等教育的發展路徑進行認真梳理后發現，西方國家高等教育沒有“內涵式發展”的專門概念。張德祥和林杰認為:“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概念不是‘舶來品’，它是高等教育研究者對我國經濟社會和高等教育發展歷程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而創造的一個概念。”［5］盡管如此，西方國家都非常重視高等教育的內涵發展，通過立法、增加經費投入、鼓勵高校分層分類發展等形式，使高校走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道路。美國以國家立法的形式推進高等教育強國的國家責任。美國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與時俱進地頒布了一系列高等教育領域的法律法規，如《莫雷爾法案》(1861)、《孵育法案》(1887)、《退伍軍人安置法案》(1944)、《國防教育法》(1958)、《領導力檢驗:美國高等教育的未來指向》(2006)。美國政府通過這些法律法規一方面為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和競爭秩序;另一方面，引導著美國大學合理定位，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都辦出特色。這一點正如吉爾曼所說的，加利福尼亞大學“必須適宜于這里的人民，適宜于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適宜于這里新的社會和這里還未得到開發的資源的需要”［6］。正是在美國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的保障下，使美國誕生了一批世界頂尖大學，成為世界頭號高等教育強國。日本為建設強大國家，對高等教育一直堅持優先發展與重點發展的政策。二戰以來，日本將高等教育發展計劃納入國民經濟計劃中。從1956年開始，歷屆日本政府制定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一致強調高等教育的經濟價值，強調要根據日本經濟發展需要，有秩序、按計劃、分步驟地擴充高等教育規模、調整高等教育結構和培養經濟社會急需的各種人才。如1957年頒布的《新長期經濟計劃(1958－1962)》，首次將高等教育發展計劃編入經濟發展計劃中，強調要重視并加強科學技術教育。《中期經濟計劃(1964－1986)》強調要進一步加強大學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為日本經濟發展培養規模宏大的優秀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隊伍。日本在堅持高等教育優先發展的同時，將建設重點大學作為趕超歐美高等教育強國的一項重大教育政策。為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國家應當竭力充實高等教育的經濟支撐，擔負起未來高等教育的責任。國家今后在教育方面的主要作用，應是把握未來高等教育的形勢和發展方向，從‘制定高等教育計劃和各種規章制度’時代向‘未來發展方向提示與政策誘導’時代轉移。”［7］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引下，日本先后實施了“研究生院重點化”政策、《TOP30方案》、《21世紀COE計劃》等重點大學建設政策，不但促進日本大學多樣化發展，而且使日本形成一批世界高水平的高校和科研基地。20世紀60年代，德國為克服教育危機，大力建設實踐性強、特色鮮明的應用科技大學，以培養適應區域經濟發展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打破單一的學術型人才培養的模式。德國應用科技大學成為德國高等教育領域中開展應用研究和高級應用教育的主要機構，在以下五個方面形成鮮明的特色:一是在區域布局上，充分考慮學校所在區域的產業結構、人文地理等情況，以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為宗旨;二是在培養目標上，以培養能夠適應各行各業發展需要的高級應用型人才為己任;三是在專業設置上，基本集中在工程、經濟和社會事業這三大領域，彰顯應用性和實用性兩大特色;四是在課程體系上，圍繞應用型人才培養這一目標，側重傳授與實踐緊密相關的專業知識、方法和技能，重視方法和知識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五是在師資隊伍建設上，德國應用技術大學特別強調教師的實踐能力，從產業和企業中聘請一批實踐經驗豐富的工程技術骨干擔任兼職教授或兼職講師。西方高等教育強國的成功經驗表明，盡管國外高等教育領域并沒有“內涵式發展”的專門概念，但這些強國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走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高等教育發展之路。西方高等教育強國通過完備的法律體系、完善的高等教育體系和鮮明的辦學特色，通過不同層次、不同類型高校的建設，避免了高校的同質化發展，促進了高等教育的多樣化發展，滿足了各個群體和階層對高等教育資源的需求，既普及了高等教育，又做強了高等教育。這些都為我國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提供了經驗和借鑒。

三、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理論邏輯

從理論上來講，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是一個綜合的、整體的概念，由多種要素組成，這些要素共同致力于“實現高等教育系統的內部結構優化和外部功能協調的有機統一”［8］。一般來講，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主要涉及質量、規模、結構、特色等要素。一是規模是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基礎要素。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第一要義是“發展”，而發展的首要特征是規模擴張。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表明，內涵式發展不是對擴大規模的簡單否定與拋棄，而是需要合理的規模。所謂“合理的規模”就是經濟社會與高等教育都能承受、承載的規模，即從過去暴風驟雨式的“超常增長期”轉向風和日麗的“正常增長期”，從而進入“常態增長期”，使高等教育規模穩定在合理的范圍內。從宏觀層面講，我國已擁有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規模，國家要穩定高等教育規模，將發展的重點轉移至質量上;從中觀層面講，各省(市、區)要根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實際情況，合理規劃本區域的高等教育規模(如中西部地區部分省區還有進一步擴大規模的需求和張力);從微觀層面講，高校內部要根據學生就業、創業的情況及時調整招生規模，合理設置學科與專業規模等。二是結構是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支撐要素。高等教育作為一個復雜的體系，“在量相同的情況下，結構的改變往往導致性質的差異”［9］。結構的優化對于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具有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意義。“調整教育以適應數量上的新壓力及新的社會需求的途徑是進行教育結構的改革”［10］。“高等教育結構是否合理，關系到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是否相適應，關系到高等教育自身能否健康、可持續發展”［11］。從這個意義上講，“調整結構是高等教育的一場深刻變革，也是一場革命”［12］。也正因為如此，《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強調要根據“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建立動態調整機制”，以此來“不斷優化高等教育結構”。從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現狀來看，從宏觀上要優化高等教育的區域布局結構，均衡配置高等教育優質資源;從中觀上要優化高校的層次結構、類型結構，使各級各類高校協調發展;從微觀上要優化高校的學科結構、人才培養結構、課程結構以及師資隊伍結構，為經濟社會培養高素質的創新創業人才。三是特色是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關鍵要素。伯頓•克拉克認為:“院校的希望與其說產生于彼此的共同點，不如說產生于相互之間的差異。”［13］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已步入“千帆競渡，百舸爭流”的“戰國時代”。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浪潮中，高等教育發展格局正面臨重新“洗牌”，唯有樹立“品牌”意識，方能繼續生存，高校尋求“一招鮮吃遍天”將成為一種常態［14］。隨著后大眾化時代的到來，我國高等教育逐步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從受教育者的角度看，“買方市場”意味著受教育者將擁有更多的選擇，學生、家長對高校、專業的精“挑”細“選”也將成為一種常態。從高校層面來講，要樹立“不在規模大小，歷史長短，關鍵是要有特色”［15］的辦學理念。四是質量是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核心要素。提高質量是我國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最核心最緊迫”的任務。因為質量既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通行證，也是我國高等教育與世界“接軌”最堅實的“橋梁”，還是我國從高等教育大國邁向高等教育強國的“臨門一腳”。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歷程來看，提高質量是各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后面臨的共同問題［16］。在經歷“暴風驟雨”式的擴招運動后，高等教育“質量滑坡”已成為社會各界心知肚明的事實。因此，無論是對于政府、社會、高校，還是受教者本人來講，提高質量迫在眉睫，任重道遠。當前，我國高等教育質量在宏觀上的最高體現是能夠滿足國家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即高等教育服務于社會的滿意度與匹配度;在微觀上的最高體現是能夠滿足學生個人全面自由發展的實際需求。

四、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實踐邏輯

誠然，我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但距離高等教育強國的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期望尚有不小的差距。因此，我們必須在借鑒西方高等教育強國發展經驗的基礎上(但不能以西方話語邏輯來解釋中國高等教育)，堅定走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道路，為早日建成高等教育強國注入新活力。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現實要求來看，就是要以“雙一流”建設為引領，不斷增強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話語權。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實踐邏輯需要從政府和高校兩個層面“發力”，即政府積極推動是前提，高校自覺踐行是關鍵。一是政府要積極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政府辦大學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現實國情，政府積極推動是促進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前提。首先，政府要為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提供法律保障。世界高等教育強國為應對大眾化出現的質量問題，都制定了完善的教育法律體系，為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保駕護航。因此，我國政府要針對我國國情進一步完善教育法律法規體系，除了比較宏觀的《高等教育法》以外，還需要制定“高等教育質量”“高等教育評估”“高等教育財政”等領域的專門法律法規。其次，政府要為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提供思想保障。在發展理念上，政府要切實樹立教育優先發展的理念，為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在經費投入上，進一步加大對高等教育的經費撥款;在府際關系上，政府要主動走出“部門中心主義”，超越(政府)部門利益建立伙伴型的府際關系;在府校關系上，政府以立法、撥款、監督等為主要形式對高校進行間接領導與指導。最后，政府要為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從社會支持與教育改革的關系來看，政府需要為高校提供“完整的社會支持”，即社會支持必須是“種類齊全”的，而非有所保留的;從各類社會支持之間的關系來看，政府需要為高校提供“和諧的社會支持”，即各種社會支持要避免各自為戰、各執一詞、互不配合的“支持亂象”，而要相互支撐、相互關聯、相互推動;從高等教育區域發展的視角來看，政府需要為高校提供“大致均衡的社會支持”，即促進區域之間相對均衡發展，進一步縮小區域差距。區域均衡發展也是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要義之一。二是高校要自覺踐行內涵式發展。首先，高校要遵循規律。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歸根結底還是需要落實到具體的地區與高校進行的。因此，高校需要從地區差異性和立校使命出發，遵循教育規律，正視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結構、辦學資源等現實差異，走符合區域經濟社會需要的內涵式發展道路。其次，高校要更新理念。在高校與社會的關系上，以“為社會而學術”作為立校哲學，確立“以服務為宗旨，在貢獻中發展”的辦學理念，以解決問題為導向，不斷提升服務社會的能力水平。高校要以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為辦學宗旨，樹立區域情懷，要面向區域、研究區域、融入區域、服務區域，既要尊“學”，也要崇“術”，自覺超越“學”與“術”的分野，走向“學”與“術”的融合。在探索“辦成什么樣的大學”的進程中，堅定大學文化自信，堅持“行行出狀元”“特色贏發展”的理念。國外一流大學成功經驗的“他山之石”只能批判性借鑒，不可盲目全盤接受，更不可不加選擇地進行移植與復制。在創建“辦人民滿意的大學”的道路上，堅守大學自立，拋棄“等、靠、要”思想，主動盤活資源存量，用活資源現量，激活資源增量，通過開源節流的方式為內涵式發展積累資源，積聚能量。最后，高校要加強反思。高校要主動回應學校改革與發展中現實存在的深層問題，以追求一流的學術水平作為深化學校綜合改革的主線，切實做到以學生成才為中心，全面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處理好規模與質量、教學與科研、德育與智育的關系，以一流的本科教育作為高校內涵式發展的動力、抓手和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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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吉洪 單位:浙江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