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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高等教育學的生存性危機為反思其生存邏輯提供了契機。高等教育學作為應用科學的屬性決定了它需要服務高等教育實踐、彰顯學科功用，但從內修與外治的關系而言，其首要任務是提高自身的學科實力與水平，以證明學科的專業性，并在“雙一流”建設的多學科博弈中生存下來。然而，作為研究高等教育的專門學科，高等教育學在學科實力、人才培養水平等方面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專業性。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研究及成果與自身實踐的疏離，而知行統一隨之成為高等教育學的內修之道，即高等教育學一方面以自身的高等教育實踐為研究對象，解決本學科發展與改革中的一系列問題，同時積累和豐富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積極將高等教育研究成果運用到本學科一系列工作中，推進本學科的改革與發展，同時又進一步修正、補充和完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
關鍵詞：高等教育學；生存危機；生存邏輯；應用科學；知行統一
相比其他學科，高等教育學①還非常年輕，似乎還遠遠沒有到反思生存邏輯的時候，然而從近幾年蘭州大學、中山大學、廣西大學、南開大學、中南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山東大學等我國一批重點大學，紛紛對教育學院或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心）進行裁、撤、并來看，高等教育學正在失去學科建設賴以存在的組織基礎，而當作為學科建制的高等教育學消亡之后，作為知識形態的高等教育學也就失去了發展的基礎。因此，當前高等教育學所面臨的已經不是過去曾經經歷過的發展性危機，而是關系到高等教育學生死存亡的生存性危機[1]。這種生存性危機令我們不得不反思其生存邏輯，探討其生存之道。
一、彰顯功用：服務高等教育實踐
基于高等教育學的學科性質，高等教育學應樹立“有為才有位”的建設理念，通過有為即展現服務高等教育實踐的功用來爭取本學科在大學中的重要地位。湖南師范大學從一所省屬師范學院發展為國家“211工程”大學，就與張楚廷校長主政時期所運用的“有為才有位”辦學方略密不可分[2]。這一方略適用于一所大學的發展，對一個學科的生存和發展亦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一）高等教育學是應用性的社會科學
對學科性質的認識，直接影響到對學科使命與任務的認識，而后者又直接影響到學科的生存與發展。當前高等教育學之所以會面臨生存危機，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對學科性質認識不清：“傳統高教研究集中于宏觀領域，把自身局限于普通學科，對高校發展關注不足，致使高等教育學的功用難以彰顯，并使自身發展陷入困境。”[3]因此，高等教育學要擺脫生存困境，首先應正確認識自身的學科性質。對此，潘懋元教授認為，高等教育學不是一門純理論學科，而是應用性的社會科學[4]。作為“應用性的社會科學”①，高等教育學如果不研究社會現實問題，不投入到實踐中，僅是純思辨，就不符合學科的性質，這一學科就很難有新的發展[4]。而他最初創建高等教育學的主要原因也在于，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礎教育，不能以研究中小學教育的“教育學”理論來指導高等教育實踐[5]。可見，高等教育學從創立的背景來看就是為了研究高等教育問題，服務高等教育實踐，失去了這一宗旨就背離了初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依據。進一步來說，與其他很多應用科學不同，高等教育學的研究對象與實踐對象是高度同一的，即專門以高等教育為研究對象的高等教育學本身也屬于高等教育范疇，并直接在從事高等教育的相關工作。這種特性要求高等教育學要充分做好自身的工作，樹立學科的專業性。唯有如此，高等教育學作為應用性的社會科學去指導高等教育實踐時才有說服力，否則就難以讓人信服，甚至為人所不屑。更為嚴重的是，它將在大學諸多學科的博弈中面臨生存危機，從而失去“應用”的機會。換而言之，做好自身工作是高等教育學作為應用科學彰顯功用的一個重要前提。這就要求高等教育學應對自身的學科屬性尤其是其中的“應用性”有全面的認識，而不能將“應用”僅僅理解為指導自身之外的高等教育實踐。
（二）服務高等教育實踐對學科生存的意義
大學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體，而其內部的高等教育學科組織又是高等教育學科建制的主體。據《中國學位授予單位名冊（2006年版）》統計，截至2006年，我國共有16個高等教育學博士學位授權點，90個高等教育學碩士學位授權點[6]，這些學位授權點無一例外都在大學。很明顯，如果大學“陣地”丟失，整個高等教育學科勢必面臨有“名”無“實”的境地，這對學科發展而言無疑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是否能夠維持高等教育學在大學內的制度性生存至關重要。雖然有的大學的教育學科裁撤后又得以恢復，如蘭州大學2018年6月中旬又重新組建了高等教育研究院，但如果不解決背后的根源，高等教育學的生存危機無法隨之消失，甚至學科組織撤銷的歷史事件會再度重演。那么，如何才能維持高等教育學在大學內的制度性生存？這就需要找到影響其生存的因素。從大學管理者的角度而言，是否保留高等教育學科組織主要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學科體量；學科實力和水平（包括人才培養水平）；對大學發展是否起到有力的服務作用。從現實情況看，高等教育學科乃至教育學科在綜合性大學的規模一般都較小，從體量上并不占據優勢。單從這個意義而言，取消高等教育學的學科組織設置對學校而言沖擊較小。因此，高等教育學科組織能否在大學多學科的博弈中生存下來，將主要取決于其他兩個因素。在這兩個因素當中，服務大學發展對高等教育學的生存至關重要。事實上，當初設立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心）等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的一個初衷就在于針對本校問題開展研究，促進大學改革與發展。比如，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作為我國第一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成立之時制定的目標就是：“研究高等教育問題，研究學校教改問題，為學校服務，推動學校發展。”[7](P157)進一步來說，這也是該學科及其組織在大學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正如潘懋元教授所說：“既然成立了研究室，就要搞點像樣的東西，如果不搞點像樣的東西，不搞點對學校有用的東西，人家就會有話說，我們也不會得到承認或受到重視，也就不能在學校站住腳。”[7](P157)然而，當前很多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的主要任務已經漸漸偏離了這個方向，變成了進行宏觀的高等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8]（P4-6），所在大學自身的問題逐漸淡出了研究視野，當初高等教育研究興起的重要動因——“大學對一切都進行研究，就是不研究它們自己”[9]也隨之變成了“高等教育學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所在的大學”。正因為對所在大學本身的發展、管理沒有提供必要的服務，所以現在有不少大學的管理者對本校設置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不滿意[8]（P4-6）。可以預見，當高等教育學既沒有在一所大學的眾多學科中表現出優秀和拔尖，為大學貢獻一個優勢學科，也沒有表現出對本大學改革與發展的重要服務作用，那么對講究實用的大學管理者而言，這樣的學科必然是可有可無的。
（三）服務高等教育實踐的兩大指向
高等教育學要彰顯功用，維持和發展高等教育學的“位”（即制度性生存），就需要樹立“有為”的理念，積極發揮對高等教育實踐的服務作用。具體而言，高等教育學服務高等教育實踐有兩大指向：首先，服務所在大學的發展。這既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大學紛紛設立教育研究機構的初衷，也是當前高等教育學克服生存危機的重要一環。正如王洪才教授所言，如果高等教育學能為所在大學的科學發展規劃、教育政策、人才培養方案設計、管理隊伍培訓、教師專業發展等工作提供一系列建議、支持或服務，還會有生存之虞嗎[10]？因此，高等教育學需要回歸初心，將所在大學納入視域，積極關心本校的發展現狀，主動研究本校發展中的重大問題，為大學管理與決策提供咨詢服務。其次，服務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發展。中國知識分子自古有心系天下的情懷和使命感，北宋思想家張載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11]就是對這一特質的生動描述。因此，高等教育學除了關注所在大學的發展需要，還應關注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重大問題，提供引領與指導。在這一方面，作為我國高等教育學科的開創者和奠基人，潘懋元教授對高等教育大眾化、大學分類發展、應用型本科教育、民辦高等教育、高等職業教育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實踐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他影響之下，廈門大學的高等教育學科也具有鮮明、濃厚的實踐關懷，為國家和社會所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遠離了生存危機。
二、完善其身：提升學科實力與水平
從“有為才有位”的角度來看，高等教育學固然要發揮對高等教育實踐的服務作用，但從內修與外治的關系而言，當務之急和首要任務是“先善其身”，做好、做強本學科的教學、科研等工作，提升學科實力與水平，以證明自身的專業性，并在“雙一流”建設的多學科博弈中生存下來。
（一）學科實力與水平對學科生存的影響
學科實力和水平是大學核心競爭力的主要體現。某一個學科實力和水平如何，不僅影響大學的發展，而且影響自身的生存。這在“雙一流”建設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因為大學教育質量和水平的競爭，歸根到底是學科水平的競爭[12]。于是，大學為了進入“雙一流”行列，往往通過學科布局和優化來提升學科影響力，而大學的學科發展主要聚焦在如何“做大、做強”上，那些非優勢、非特色學科往往成為戰略“犧牲品”[13]。而在“雙一流建設”過程中進行的第四輪學科評估，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區分優勢學科與非優勢學科的作用，那些表現欠佳的學科無疑將進入大學學科調整與優化的視野當中。因此，高等教育學應努力提升自身的學科實力與水平。在這方面，王滬寧教授曾針對復旦大學法學院提出了一條重要的辦院原則——“學術立院”，即一個學院能否立住，十分關鍵的就是學術地位如何，學術有沒有堅實的根基，在國內甚至國外有沒有影響[14]（P198）。很明顯，當一個學科在國內乃至國際上都非常有影響力，在校內就有較高的地位，隨之也就遠離了生存危機。對高等教育學而言，我們自然而然能夠想到廈門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批大學，這些大學的相關學科組織之所以未被撤銷，就在于具有優勢和特色，并在全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比如廈門大學的高等教育理論研究、華中科技大學的院校研究、北京大學的高等教育經濟學研究以及清華大學的大學生學情調查研究等。
（二）高等教育學學科實力與水平的現狀
30多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學科建設取得了一系列顯著的成就，包括確立了穩定的學科地位，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研究隊伍集群，發表了一系列有重要影響的力作，涌現出一批學術精英等[15]（P1-7），但目前仍存在公認的學科范式缺乏[15]（P41）、理論研究與成果應用脫節、研究規范和質量有待加強、依附與西化傾向顯著、方法異化與語言魅化及研究精神失落等諸多問題[16]。如在學科范式上，任何學科發展都應有一個公認的學科范式，因為這是學科內部相互認同的基礎，同時也是學科成熟的標志。然而，我國的高等教育學至今還沒有確立起自己的方法論，也沒有出現系統闡述本學科價值、方法和基本問題的典范著作[15]（P1-7）。再如在研究規范方面，高等教育研究不規范的問題還比較突出，以致于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學性、可信度、解釋力都還無法為學術界高度認可。這些問題具體表現為缺乏專業的嚴肅性，不重視基本、核心概念界定，基本理論掌握不足，常發生常識混淆和錯誤；方法論意識淡薄，對研究范式和具體研究方法的選擇缺乏科學性，且運用不夠合理和熟練；文獻綜述未獲重視，導致選題和研究重復；學術失范，如引文不當、剽竊、篡改或空造數據等[16]。由以上問題可以看出，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學還處于學科發展的初級階段，距離一個成熟的學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在人才培養上，不少高等教育學學位授權點都存在培養目標模糊、選修課程有限、導師指導不足、實踐訓練缺乏等一系列問題[17]，以致于出現了人才培養方案制定需要由學校另外派專家進行指導和糾正的現象，出現了研究教育卻不懂教育、不善教育的矛盾，也因此受到學界、學子以及所在大學管理層的質疑。如某項質性研究顯示，某校高等教育學研究生的學習是“糊弄”“沉默”“放羊”的狀態。很多研究生只是在大學里走馬觀花地走一遭，始終沒有進入真正的科研訓練，更談不上通過科研實現“自我人格的歷練與超越”[18]。這既與學生自身的原因有關，也與高等教育學的人才培養質量和水平不高有關。顯然，這不是專門研究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學應該犯的錯誤。
（三）提升學科實力與水平必須轉變思路
面對難以服眾的現狀，高等教育學亟待提升實力與水平，而這迫切需要發展思路的轉變，即“內修”而后方能“外治”（服務高等教育實踐）。無論是人，還是一個學科，首要的是“善其身”，這樣才有足夠的“外治”能力以及說服力。以人才培養為例，王滬寧教授曾說：“學生是我們最重要的產品，我們系的目標就是要培養出最好的學生，這樣這個系才能在社會上有地位，有名聲。”[14]（P39）對專門以高等教育為研究對象的高等教育學而言，其在學生培養上勢必更要做到這一點，也只有做到這一點，其他學科才能相信高等教育學在人才培養研究方面的專業性，也才可能主動尋求、借鑒和吸收高等教育學的相關研究成果。也就是說，高等教育學首先要做到的是，以自身的“實績”服人，不斷提高教學、科研水平，做好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學科建設等方面的榜樣和模范，以此來證明高等教育學的專業性。發展思路轉變的另一個要義是將關注點回歸自身。早在1969年，鉑金（Perkin，H.J.）就揭露了大眾對于大學的另一項指責：“它們準備對一切進行改革而不去準備改革它們自己。”[9]相比之下，高等教育學當前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即經常針對宏觀的高等教育問題呼吁改革、提出建議，卻有意或無意間忽視了自身的改革。這也導致現在很多大學的高等教育學在本校沒有存在感和影響力，甚至連本機構的教學、科研、管理等工作都沒有做得足夠好。試想一下，在這種情況下遑論服務高等教育實踐，又何談校方對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的重視？對此，潘懋元教授曾經批評道：“坐而論道實際上既無助于理論聯系實際，也無助于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建設。”[19]因此，高等教育學亟待將視角回歸自身，先內修自身而后再謀治平。
三、知行統一：高等教育學內修之道
從現實看，高等教育學雖然以高等教育為專門研究對象，但并不必然就有一流的“高等教育”水平。相反，不少大學的高等教育學科并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與其學科特性相符的專業性。從根本上說，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在于知行分離，即高等教育研究及成果與自身高等教育實踐的分別與疏離。因此，高等教育學欲“先善其身”，亟待將知行統一起來。
（一）高等教育學知行統一的雙重意蘊
所謂知行統一，是指認識、知識與行動、實踐的統一。對高等教育學而言，就是指高等教育研究及成果與自身高等教育實踐的統一。它一方面表現為，高等教育學以自身的高等教育實踐為研究對象，解決本學科發展與改革中的一系列問題，同時積累和豐富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表現為積極將高等教育研究取得的成果運用到本學科的一系列工作中，推進本學科的改革與發展，同時又進一步修正、補充和完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如此循環往復，不斷向縱深推進。就知行統一的根本目的而言，是努力發揮高等教育研究對本學科的促進作用，推動本學科實力與水平的提升，從而實現先善其身、先保其身的結果，并進而實現服務高等教育實踐的理想。可以預想，當高等教育學具備知行統一的品質和習慣時，它將首先關注自身的教育教學、師資建設、學科建設等一系列問題而不是一味想著服務高等教育實踐，因此將直接有助于自身境況的改善。與此同時，它不僅將在實踐基礎上取得高質量的認識成果，從而證明自身的學術水平，而且因為其理論是真正建立在自身實踐的基礎上，經過了運用和檢驗，所以會增加指導高等教育實踐尤其是中觀和微觀高等教育實踐的實際能力，從而增強自身的專業自信，也不再受他人“只會紙上談兵”的詬病。可見，如果高等教育學能夠做到知行統一，它不僅善于言，而且敏于行，這樣的學科其實力與水平自然不會差。
（二）高等教育學知行統一的必要與可能
從必要性來看，我國高等教育學之所以沒有在人才培養水平等方面表現出比較性優勢，除了缺乏將知轉化為行的意識和能力之外，還與研究取向密切相關。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往往側重于宏觀的理論研究，而對課程、教材、教學方法等微觀研究重視不夠[20]，而且這種不夠不只是對整個高等教育的微觀研究不夠，還包括對自身的微觀研究不夠，如怎么克服高等教育學傳統的學術型人才培養體系慣性、針對應用型的碩士研究生培養目標進行課程設計。然而，微觀的高等教育研究，有賴于宏觀的高等教育研究確定價值，指明方向；而宏觀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只有通過微觀的高等教育研究，才能轉化為實踐[20]。如果僅僅停留在宏觀層面，而不對微觀問題進行研究，就缺失了一個轉化為實踐的中介，或者因為太過宏觀從而無法指導實踐。因此，要想達到高等教育研究促進自身高等教育實踐的目的，就必須完善研究取向，將本學科的實踐問題納入研究視野。同時，只有充分達到了知行統一，高等教育學在服務高等教育實踐時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因為既研究高等教育，又在從事高等教育，卻連自身的人才培養、學科發展等工作都沒有做好，這既無法服眾，更不可能讓其他人接受高等教育學的理論與說辭，這就喪失了高等教育學作為應用科學對高等教育實踐的服務作用。因此，高等教育學應有“訥于言而敏于行”、“先行其言而后從之”的君子品格。相比其他學科，高等教育學實際上更容易做到知行統一。究其原因，除了因為研究對象與實踐對象高度同一之外，還因為高等教育研究者往往也是高等教育的實踐者。正如德國卡塞爾大學國際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奧立奇•特曲勒（UlrichTeichler）教授所言：“高等教育研究中最令人興奮的是，研究與實踐的結合以及研究者與實踐者身份的重合。”[21]顯然，在這兩者當中，身份的重合是根本，因為它隨之帶來了研究與實踐的結合。這種重合是很多學科并不具備的先天優勢，因為“研究者與實踐者角色的重合決定了他們不僅便于從教育教學或管理實踐中發現問題，進行理論上的探究，而且有助于他們理論聯系實際，提升研究的現實針對性，同時還賦予了他們在教育教學或管理過程中將其研究成果轉化為實踐的一定的權力和空間”[22]。
（三）高等教育學知行統一的方向與路徑
根據知行統一的意蘊，高等教育學先善其身的方向與路徑包括兩個大的方面：其一，由行至知，即自覺將本學科的高等教育實踐作為研究對象，探討本學科發展與改革過程中的重大問題；其二，由知致行，即積極將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用于自身的實踐，或者在自身的實踐中踐行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以高等教育學的課程改革為例，王洪才教授認識到，在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出現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而高等教育學研究生尤為突出，因為碩士研究生畢業進入高校工作越來越難，從事專門的學術工作更是極為困難，這要求研究生培養必須實行分流并把培養重心轉向應用型人才培養，而要實現培養模式的成功轉型必須從課程教學改革探索入手[23]。為此，王洪才教授沒有僅僅停留在問題分析與改革呼吁之上，也沒有寄希望于他人，而是認識到了高等教育研究的使命與責任，從他自身承擔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和“教育哲學”課程開始了自己的應用型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從結果來看，這種改革不僅促進了研究生應用實踐能力的培養，而且通過對行動研究的梳理與反思，加深了對應用型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思考，并產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可見，如果每一所大學的高等教育學科都能積極將知與行統一起來，不僅將推動培養模式改革，提升培養質量，而且將豐富學科研究成果，提升學科實力，這對克服學科危機既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綜上所述，面對當前高等教育學的生存危機，高等教育學及其研究者應“增強憂患意識和學科自覺”[24]，以“知行統一”的行動，先將本學科的一系列工作做好，切實提升本學科的實力與水平，進而以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服務所在大學以及國家、地區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從而爭取高等教育學的重要地位，維護高等教育學賴以存在的組織基礎，促進高等教育學的進一步繁榮和發展。
作者:張曉報 易紅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