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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臺經濟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大環境下出現并發展起來，將知識和經濟緊密結合下最經典的產物，但它在深刻改變人們傳統的交換方式和消費方式的同時涌現出許多問題，電商售假、網約車命案、網貸平臺欺詐等不法現象接連向現有的法律規范發出挑戰。這些原本分散在單個市場交易中的誠信缺失問題因平臺經濟大量集中交易活動而被無限放大，從而暴露出我國平臺經濟的發展正面臨的一個嚴重危機———信用缺位，與之相關科學、規范、完備的信用法律體系正亟待完善。

關鍵詞：平臺經濟；信用缺位；信用法律體系

一、平臺經濟的概念及其信用體系構建的必要性

（一）平臺經濟的概念

平臺經濟作為一個新的商業模式方興未艾，但其至今也沒有被賦予一個明確、統一的定義。平臺作為一個漢語詞匯，意指高于附近區域的平面，通常引申為供人們舒展才能的舞臺或進行工作的環境與條件，它所展現的是存在于二維平面的一個區塊。經濟作為經濟活動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的統一體，呈現出的是一種線性狀態。當平臺和經濟由信息技術結合成一個整體時，它表現為一個連接了消費者、經營者以及平臺的三維的立體空間，把世界上紛繁復雜的經濟形態都濃縮到一個有限的空間中體現，凡是與人們生活有關的方方面面都能夠在其中找到映射，如：網上外賣、網絡游戲、網銀支付等。本研究認為，平臺經濟是一種虛擬的交易中轉站，其本身并不生產產品，但可以縮短供求雙方或多方之間交易的物流和資金流，方便快捷地促成交易。

（二）平臺經濟信用體系構建的必要性

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物質非常豐富、需求多樣化的現代化社會里，人們對誠信的需求充斥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誠信對推動我國現代化建設有著不可忽略的作用。平臺經濟是集信息化、網絡化、市場化于一體的新興優化資源配置的有效途徑[1]，它的出現極大縮短了產品宣傳在時間緯度上的積累，但買賣雙方互不見面，僅數字化的信息交流溝通方式弱化了經營者對信用堅守[2]，致使投機致富成為一種捷徑，像上海同濟這種基于信用而形成品牌效應的百年老店變成了特立獨行的經營方式。雖然，這個由法國圖盧茲召開的“雙邊市場經濟學”會議上產生的理論更多的是在推進這個世界的發展進程[3]，帶動幾乎所有的傳統行業進行結構轉換升級，將生活中的普通現象通過平臺包裝經濟化，繼承擴展了原有的經濟體系，如：網絡直播，它將人們之間可視化的交流變成一種個人魅力營銷。這個龐大的交易中介模式發展前景無兩，可謂勢不可擋。但伴隨而現的一系列信用缺失引發的社會問題的出現正發出警示，完善加強社會誠信道德建設已是當務之急。當前，我國的信用體系尚不健全，社會整體信用水平不高，如“扶不扶”“霸座女”等社會現象頻頻出現，社會信用坍塌越發嚴重。結合中外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法治經驗來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最根本途徑就是加強法制建設，積極推動國家平臺經濟信用相關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進一步加強司法程序保障制度建設，以此來充分保障法治經濟的順利實施和建設[4]。

二、我國平臺經濟信用問題法律規制的現狀及不足

我國的市場經濟歸根是法治經濟，這種動態的經濟平衡需要相關的法律體系加以輔助和推動,不論經濟模式內容如何改變，信用作為市場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商業道德地位并不會動搖。然而，不論在任何搜索引擎輸入平臺經濟信用規范的詞句，我們都無法獲得詞條中明確顯示規范此類對象的單獨的綜合性法典[5]。我國從第一次計算機普及高潮到2004平臺經濟的提出，在歷經十幾年的發展過后與之相關的信用法律體系還處于空白，在以分秒為計算單位進行交易的今天，平臺經濟信用規范體系建設已迫在眉睫。從立法看來，2018年以前我國沒有一部調整平臺經濟信用問題，且普適于全國的法律法規來規范[6]，雖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等法律規范中零散有涉及到信用問題的法條，但條款的表達都過于寬泛和抽象，無法直接適用于平臺經濟糾紛。以廣告代言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修改前，只規定了因虛假廣告推銷商品或服務而給消費者造成損害的承擔連帶責任主體僅包括社會團體和組織，修改后才增加了個人，代言明星方才被納入責任的承擔主體之中。由此可見平臺經濟信用規范立法嚴重滯后，會造成社會上一些失信行為得不到及時制止和有效的經濟法律層面的懲罰，直到一樁樁由此導致的悲劇或事故被輿論推到風口浪尖。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這是我國電商領域里首部綜合性法律，也是平臺經濟首創性綜合規定，其中將網絡中刷好評、網絡搭售、電子支付錯付等一系列現實發生過的平臺經濟信用問題做了規制，雖然亡羊補牢猶未晚矣，但新法律不僅是被制定出來收拾爛攤子的，更應起到預警機制的作用來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從司法實踐來看，涉及平臺經濟信用的案件審理過程中存在著重審判、輕執行的現象，隔靴搔癢式的懲罰是違法不究，執法不嚴最直接的體現。以國內電商訴刷單平臺第一案為例，簡世公司經營的傻推網通過組織刷手刷單，擾亂了淘寶公司和天貓公司構建的信用評價體系，給以信用評價體系為其核心競爭的淘寶公司和天貓公司的競爭力及聲譽造成了重大的損害。該案發生于2016年，最終被以不正當競爭判決處罰，其做出時間在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公布之前，是一例維護了公平競爭的網絡交易秩序的又有創新性指導意義的案件。但即使是有如此光環的經典案件也難掩判決對信用價值的輕視，訴求近200萬元的案子最終以20多萬元的處罰終結。且不論該案原告的訴請賠償數額是否完全合理，就被告破壞現有的信用體系這點來說，幾十萬元的處罰未免過于畸輕，就案論案的判處忽視了判決給市場經濟中其他信用違法主體的不良暗示：低風險成本的不良經營模式不免會被投機商們看作是盈利的新手段而肆無忌憚的投入其中。從執法方面來看，雖然我國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作為保障對失信被執行人予以通報和懲戒，但本研究認為，這些規定在高速發達的信息社會里流于形式，個人或單位的各項評價指標都被數字化標簽所展示，而這些數字信息可以通過各種技術手段按照個體需求被篡改，喪失了其原本與主體間一一對應的屬性，如失信企業只需要重新注冊一個名稱即可卷土重來進入市場之中。這凸顯出針對平臺經濟信用問題主體在執法方面無法精確打擊和規制的不足。綜上，我國目前平臺經濟信用缺位的原因，既有宏觀調控中的體制障礙因素，也有微觀規制中的管理漏洞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信用法律體系約束和保障力度不足。平臺經濟中交易雙方各自的信息均被數字和技術處理并模糊化，現有的法律無法全面維護經濟協約中債權人的合法權益[7]。第二、征信體系信息記錄不夠精確化。可參考信息有限，給信用缺失的風險造成一定的可乘之機。第三、平臺經濟下交易雙方對象可選擇的廣泛性使經濟活動雙方或多方信用觀念淡化。第四、個人和企業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缺乏長足地考慮。特別是觀念的偏錯和道德的淪喪，導致交易行為主體的信用觀念處于渙散的狀態。

三、完善平臺經濟信用法律體系的具體建議

（一）完善與平臺經濟信用缺位相關侵權法律制度

隨著平臺經濟在我國市場活躍程度地不斷提高，各式各樣的信用缺位行為也花樣翻新地涌現，這使得合法經營者和守法消費者防不勝防。世界作為一個各要素間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沒有任何一個事物或行為是可以脫離環境里的其它對象而單獨存在的，信用缺位問題也不例外。依舊以淘寶、天貓與杭州簡世不正當競爭糾紛案為例，其被告雖然手段上來看似只侵犯了兩原告構建的信用評價體系，實則它同時也侵犯了消費者利用評價系統衡量商品優劣的知情權。這種不正當競爭行為既嚴重侵害平臺經濟合法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也嚴重損害了消費者的權益，使社會經濟運行中買賣主體間的信任程度降低。本研究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應對與平臺經濟信用有關的侵權現象，作為對應侵權行為條款的從重處罰情節，使得此類行為的牽連行為有法可依。

（二）完善平臺經濟企業信用數據的采集與公示

政府在自己職權范圍內盡可能收集和錄入平臺經濟企業的信用信息，實現資信信息與平臺經濟企業主體的一一精準對應，隨其變化實時更新，打破信息不對稱的弊端[8]。嚴格信用檔案的建立，同時必須踐行信用信息公開。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既要專業化、精確化體現該類企業的信用程度，也要盡可能把企業的各項信用指標公之于眾，讓企業的信用程度在低于一定標準之后必然走向滅亡，讓失信的巨大風險就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懸于平臺經濟企業頭頂，使他們時刻謹記運用信用建立與消費者之間的經濟交換關系。但是法律也不應強人所難，對涉及商業秘密的信用信息，也應允許在特定條件下調檔查詢。

（三）促進平臺經濟企業建立信用的品牌理念

卡爾•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論述資本原始積累時描述傳統資本的形成無不帶著征服、掠奪、殺戮的印記。在和平與發展作主題的新時代，資本融入了更多具有時展特征的元素。信用作為一種新的資本組成元素在平臺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美國便是公認的信用經濟發達的典型代表。它在兩次金融危機的洗禮后發展為世界金融中心，并且以其建立起來的信用金融體系為風暴中心吞噬著全世界的財富[9]。其完整的社會信用體系、完整的征信數據庫、發達的信用管理教育在這一過程中功不可沒，使得美國對世界資本的強烈吸引力變得好像地球繞著太陽轉那種理所當然。由此本研究認為，信用的品牌效應遠遠超出了物物交換的范疇，是一種能夠吸引財富的無形財產，處在平臺經濟中的企業若是能夠以信用作為資本增長的助力器可謂是如虎添翼，極大程度延展平臺經濟超越時空和領域的經營優勢。而要達到這樣的效果，最基本途徑就是平臺經濟企業建立信用的品牌觀念，因為只有將信用這種人們內在存在的品質根深蒂固下來，才可以實質轉化成為自覺的行為,信用法制的效果才能間接被推進,簡言之,信用法治的目的也才得以實現，信用活動可能性的才能得到充分根本保障。

（四）嚴格失信懲戒機制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趨利避害是人類的本能，無論是市場還是守夜人，我們都無法期望它在犧牲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自發的而關注信用。現今群眾對失信行為的懲罰力度不夠、法律執行力的問題反映最為強烈。失信懲罰機制應該被作為平臺經濟信用體系最基礎的重要內容構建[10]，以此來推動平臺經濟引領下的我國經濟發展向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地轉型升級之路。本研究認為，重新塑造失信懲罰制度的地位和功能，關鍵在于我們能通過強制性的法律規范實施實現對平臺經濟失信方重拳出擊，讓失信者在經濟上傾家蕩產，在生活中寸步難行，從而激發出失信者對信用的敬畏之心，進而推動他們去主動追求良好的信用環境。故而我國可以通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等涉及平臺經濟交易法條中增加懲罰約束條款，加大懲罰力度，增加失信成本，以將社會信用會遭到破壞的可能性或由此引發的損失降到最低。

參考文獻：

[1]蔡柏良.平臺經濟視野下的商業模式創新與企業發展[J].業經濟研究，2016（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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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陵生，李文陸.重塑社會信用若干法律問題的思考[J].經濟師，2003（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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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約翰•S•戈登．偉大的博弈華爾街金融帝國的崛起（1653－2004）[M].祁斌，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10]高廣春.信用交易市場的缺位是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一個重要短板[J].銀行家，2015（3）：40.

作者:姚涵孜 單位:甘肅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