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諺有言：“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高等教育對于大學生成長成才至關重要，如何在大學生群體中實現“看得見的正義”關鍵在于高等教育的法制建設。依法治校既是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法治、實現正義的重要保障。社會和學校法制環境的日益完善，也必將對大學生的健康成長成才產生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高等教育;法制建設;高校;學生事務;管理

一、引言

現階段，中國的法制建設工作正在有條不紊的向前邁進。為了構建一個法制和諧社會，大學生的力量不可小覷。大學生學好專業知識的同時，身處的高等教育法制環境狀況，法律思維和觀點如何，與我國整體法制建設息息相關。因此必須時刻堅持規范完備高校的法律建設狀況，著力開展對我國高校大學生的法制建設尤為重要。論文從簡述高等教育法制的理論內容起始，包括高等教育的概念、高等教育法的淵源和地位，重點探討了《高教法》中的相關核心內容。結合資料總結了我國高等教育法制建設歷程，對于當今我國大學內的學生事務管理中法律問題的提出相應的建設化意見。

二、我國高等教育法制建設歷程

高校教育是挖掘、培養人才的重要保障，高校處于先行發展的重要位置。高等教育也在社會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成為經濟社會建設、開拓進取、創新發展的根本和雄厚實力。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一方面使社會發展對高等教育的依賴性逐漸加深，另一方面社會發展對高等教育的多方位需求逐步提高。推進高等教育的法制建設，已經成為高等教育事業本身成長的必然需要，也成為社會發展和國家強盛的戰略要求。中國高等教育法制的變遷主要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第一，經濟的變革促使高校教育的法律建設。因為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使得高校教育的狀態也發生了變化，豐富和提高了高校的辦學資源。同時，高等學校獲得辦學資源的途徑和渠道愈加多元化，社會的各個方面對高等學校的辦學要求也隨之提高，必將促成高等教育從方方面面去順應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變遷，其中也必然包含高等教育法律法規的制定修正和施行。第二，依法治國政策的落實推動高等教育法制建設。在依法治國的方略指導下，以義務為本位的古代法律價值取向被以權力為本位的現代法律價值取向所取代。依法治國對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就教育工作而言，依法治國政策對高等教育的影響，最為突出的代表是教育部在2003年推行的教政法[2003]3號《關于加強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依法治校意見》），以教育部門規范性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依法治校”目標。就像推出的意見中所表明的：高校教育建設發展過程中必需遵循有關法規，建立法律教育上的專業教育，培養學生成為執法懂法遵法的人。2012年，為了將十八大會議精神傳達，教育部門進一步推動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實施，在全國各教育單位、各學校全面遵循依法治國要求，齊力貫徹落實依法治校，教育部在宏觀根據各單位、各學校依法治校經驗、做法的基礎上，研究制定了《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實施綱要》。依法治國方略決定了依法治校的方向，有力地促進了國內高校法制進程。第三，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極大地推進了高等教育法制建設進程。自從鄧小平經濟改革以后，中國的高校教育獲得了進一步的成長。高等教育的發展不斷要求優化學校教育主體間法律關系、不斷完善學校的辦學質量、提高教學資源的利用率。隨著中國各項改革的平穩有序實行，高等教育先后推出了高等學校管理體制改革、招生制度改革、學生管理體制改革、后勤社會化改革等。在這期間，中國高等教育的相關建設工作不斷得到推進。不過面臨的情況是發育較晚、發展緩慢，現在也逐步改善了。縱觀歷史，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法制建設經歷了艱苦的探索實踐，在不斷取得成就的同時也遭受了曲折和痛苦。近期，國家有關教育機構有推出了重新完善的《普通高校學生管理規定》。這項規定涵蓋內融眾多，如學生的獎勵、處分等，與高校學生的日常管理和生活息息相關。教育文明和法制文明逐步交織融合，我國高等教育法制體系逐步形成和發展。

三、對我國高校學生事務管理中法律問題的幾點建議

作者：龐文 于婷婷 單位：東北林業大學文法學院

從全球特殊教育發展的趨勢和人權發展的角度看，通過立法實施特殊教育已成為各國教育決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殘疾人特殊教育需要是否得到滿足、參與機會是否平等、是否享受平等人權的基本尺度。[1]建國以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特殊教育法制建設穩步推進，一批保障殘疾人公平接受教育的法律法規陸續頒布實施，特殊教育事業有了巨大發展。不過，正如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數據所反映的，我國6-14歲殘疾兒童在校接受義務教育的比例僅為62.06%，這意味著有約38%的適齡殘疾兒童沒有接受教育。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我國15歲以上人口的總體文盲率為4.08%，而15歲及以上殘疾人文盲人口為3591萬人，文盲率為43.29%。[2]殘疾人教育仍然是整個教育體系中的薄弱環節，需要進一步建立健全特殊教育相關法律體系以保證殘疾人教育的公平發展。

一、我國特殊教育法律體系概況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特殊教育的法律體系已基本形成。表1是對我國與特殊教育有關法律法規的系統梳理，從中可以看出，目前縱向上形成了的《憲法》、《教育法》、《殘疾人教育條例》及部門規章、地方條例，橫向上形成了《義務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職業教育法》等，已構成較為完整、縱橫交錯的法律體系，基本覆蓋了殘疾人教育的各領域和層次。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規定：“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這種將殘疾人教育寫入國家根本大法的做法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它成為我國發展殘疾人特殊教育事業的基本依據。2006年和2008年我國分別重新修訂并頒布實施的《義務教育法》、《殘疾人保障法》用較大篇幅甚至專章對殘疾人教育作了系統規定。1994年出臺的《殘疾人教育條例》是我國第一部有關殘疾人教育的專項行政法規，它的出臺改變了以往特殊教育法律法規嵌套于普通教育法的局面。《條例》明確提出殘疾人教育是國家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詳細規定了殘疾人特殊教育的組織機構、學制體系、教育形式以及教師、物質條件保障和獎懲等方面的內容。教育部于1998年的《特殊教育學校暫行規程》這一部門規章，則對全國各級各類特殊教育學校的學籍管理、教育教學、校長及其他人員的編制設置、衛生保健及安全工作、有關特教的經費渠道及學校和家庭的相互配合等諸多方面作了詳細規范。此外，眾多地方性法規和條例成為我國目前特殊教育法律體系的重要部分，對維護殘疾人受教育權利、促進殘疾人教育事業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二、當前特殊教育法律體系存在的問題

（一）特殊教育對象界定不一致我國《憲法》將特殊教育的對象界定為“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殘疾人保障法》進一步明確指出接受特殊教育的殘疾人包括“視力殘疾、聽力殘疾、言語殘疾、肢體殘疾、智力殘疾、精神殘疾、多重殘疾和其他殘疾的人”。可以說，這對特殊教育對象的界定比較全面。但在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第19條中，將接受特殊義務教育的對象限定為“視力殘疾、聽力語言殘疾和智力殘疾的適齡兒童、少年”。從法律角度而言，這三個法律用語不一、彼此矛盾；從理論和現實角度而言，特殊義務教育的對象不宜只限定為三類，而將其他類型的適齡殘疾兒童、少年排除在外，這與“零拒絕”的全納教育原則相違背，也不符合當代特殊教育具體化、個別化、特殊化的發展趨勢，對殘疾人分類由少到多、由粗略到精細的趨勢。例如，我國臺灣頒布的《特殊教育法》將身心障礙者確定為11種，美國1997年的《殘疾人教育法》修正案更是將特殊教育的對象細分為13種。[3]其實，現實中我國很多特殊教育學校（班）接收的學生遠不止以上三種，還包括一些腦癱、自閉癥、多重殘疾等類型的少年兒童。所以，法律對特殊教育對象的界定既要做到彼此一致，還要符合社會現實。

（二）特殊教育立法理念較為陳舊我國特殊教育的立法理念可從兩個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對受教育的主體———殘疾人的認識。2008年新修訂的《殘疾人保障法》是唯一對殘疾人作出明確界定的法律，認為“殘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體結構上，某種組織、功能喪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喪失以正常方式從事某種活動能力的人”。這是典型的“機體損傷”觀，是陳舊的個體生物醫學模式殘疾觀的反映，認為殘疾是個人自身存在的缺陷，忽視了社會環境、法律環境、教育制度等對于殘疾人所造成的各種障礙。與此形成對比的是，200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我國于次年簽字生效的《殘疾人權利公約》中將殘疾看作“是一個演變中的概念，殘疾是傷殘者和阻礙他們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和切實地參與社會的各種態度和環境障礙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其中尤其強調“無障礙的物質、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醫療衛生和教育以及信息和交流，對殘疾人能夠充分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至關重要”。可見，殘疾未必會導致障礙，它取決于環境。這是比較先進的社會模式殘疾觀，即將殘疾人看作是人類多樣性的一個表現，只是由于社會的不理想造成了殘疾人在適應社會、與社會互動中出現了障礙，所以要求法律設置和制度安排必須消除對殘疾人不應有的負面態度和相關環境的阻礙。第二，對特殊教育理念的認識。《殘疾人教育條例》是我國唯一的殘疾人教育專項法規，《條例》制定時限于當時立法實踐情況和認識水平，沒有體現出特殊教育所需要的各種先進理念，在法律原則和制度上存在著一定缺陷。例如，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全納教育（包容性教育）逐漸成為世界范圍內普遍認可的特殊教育理念，它要求從觀念、理論和方式、方法上對殘疾人教育做重大調整，但這一新理念沒有完全反映到我國的特殊教育法律制度中去。再比如，條例中側重于學校教育，而對殘疾人參與終身學習、社會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的關注不足，對滿足殘疾人多樣化、個性化的教育需求，實施殘疾人的個別化教育，推進融入教育的規定相對欠缺等。

摘要：新課程改革背景下，隨著法制社會的構建，對中學生加大法制教育已經成為學校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在初中歷史教學中，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的滲透，能夠培養學生遵紀守法的習慣，有效降低青少年的違法犯罪率。本文從多個角度對初中歷史教學中滲透法制教育進行了探討，希望能為培養學生的法制觀念提供參考。

關鍵詞：新課程背景；初中歷史；法制教育

近些年校園欺凌、打架斗毆等現象頻曝光。這些事件的發生不僅破壞了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同時也會對學校的校風、學風產生影響。這些事件的發生不僅表明校園監管不力，還說明了學校在學生法制教育和品德教育的缺失。青少年是祖國的希望和未來，對中學生進行法制教育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關鍵環節，也是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的重要內容。對中學生進行法制教育的滲透，能夠培養他們依法辦事遵守法制的良好習慣，有效減少學生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促進他們健康成長。因此，初中歷史教師在教學時，要以歷史課堂為陣地，在傳授歷史知識的同時結合當今的時代需求，對學生進行法制知識的滲透，讓他們了解國家的法律法規，增強他們的法制意識和法制觀念，在日常生活中學會用法律知識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一、挖掘歷史資源滲透法制教育

在初中歷史教材中有許多與法制教育相關的內容，初中歷史教師在進行教學時，要認真研讀教材，把教材中的知識與法制教育結合起來，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的滲透。如在戰國末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提出法制思想，漢代實施的內法外儒的治國策略等。舊時期民主法制的嚴重損害，把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推上了風口浪尖，之后黨和群眾深刻認識到法制建設的重要性等。世界史上也有一些涉及到法律的素材，如英國的《權利法案》、拿破侖的《法典》以及《解放黑人奴隸宣言》等。初中歷史教師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要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法制素材，結合歷史學科的特征，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對他們進行引導，讓學生在掌握歷史知識的同時，對他們滲透法制教育，實現歷史教育與法制教育的雙項結合。

二、創新法制教育的方法和形式

歷史教學的內容與現實生活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法制教育比較枯燥，初中歷史教師在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滲透時，要不斷創新教育的方法和形式，采取多種形式的活動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的滲透。如組織學生進行辯論、編演歷史劇、講法制故事、多媒體演示等多種形式，進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歷史教師還可以利用學生身邊的一些現象對他們進行法制教育的滲透，如家長讓學生輟學賺錢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等，對學生進行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法制宣傳。還可以利用九年義務教育免費的政策激發學生學習的自覺性，讓學生清楚認識到教育發展與經濟的關系。教育學生要認真學習，發奮圖強，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奮斗。

摘要：教育法治建設以良法善治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彰顯了政治性鮮明、人民性堅定、公正性保證的教育法治理念。現階段，我國教育法律制度建設呈現出教育行政法律關系愈發明確、學校教育法律內容不斷豐富以及社會主體教育權利義務日益明晰的新樣態。與此同時，我國教育法治行動展現出法治政府建設成效顯著、依法治校深入開展以及法治保障不斷強化的新氣象。立足于新時代新形勢新要求，我國教育法治建設應堅持

關鍵詞：大以來；教育法治；依法治教；依法治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法治格局已基本形成。進入新時代，基于“治理現代化”法治目標，我國更是按下了教育法律法規“立改廢釋”工作的“快進鍵”，教育法的調整域不斷拓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法治體系恢宏圖景不斷繪就。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目標已經錨定，亟待我們總結大以來教育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明確教育法治建設的歷史方位和當前重任，探尋并實踐與教育改革“深水區”相適應的教育法治建設新模式，大力推進中國教育法治現代化進程。教育法治建設的國家實踐需要教育法治建設理論研究的“滋養”。在教育法治建設研究“疆域”內，學者們從教育法法典化［1］、法治教育一體化建設［2］、法治教育師資隊伍建設［3］、法治學校建設及評估［4-5］等多維視角展開，直面我國教育法治建設的成就、問題與未來［6-8］，為開啟我國新時代教育法治建設新征程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綜觀學者研究成果發現，大多研究是基于時間軸的平面性回顧與展望，立體式研究匱乏。面對扎根中國大地推進理論創新、研究方法手段創新的新使命，如何生發一種嶄新的教育法治建設研究導引，是我們需要為之努力的新方向。“三位一體”的教育法治理念、教育法律制度和教育法治行動是指導教育法治建設的基本邏輯路線。具體而言，教育法治理念是教育法律制度設計與教育法治行動順利實施的基本前提，教育法律制度是教育法治理念的表達形式，是教育法治行動有據可依的根本保障，而教育法治行動是教育法治理念深化與教育法律制度落地的重要依據。因此，本研究將遵循“理念—制度—行動”的教育法治邏輯，回溯大以來我國教育法治建設新成就，探尋提升我國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未來路徑。

一、教育法治理念：中國特色的時代彰顯

教育法治理念是關于教育法治的思想觀念、價值判斷的總和，是教育法治的理性化觀念。［9］教育法治理念是教育法治建設的內核，若無教育法治理念的指引，教育法律制度建設和教育法治行動便會“茫然自失”。大以來，我國教育法治已由“有法可依”走向“良法善治”，政治性鮮明、人民性堅定、公正性保證的中國特色教育法治理念業已形成，為我國依法治教、依法行政、依法治校與依法執教的“善治”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政治性鮮明

大以來，我國教育法治工作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動搖，充分發揮黨領導的政治優勢。追本溯源，教育法治本身就源于政治需要，其理念作為教育法治建設的重要內核，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響，呈現出政治性特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黨的領導地位是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的進程中形成的，是中國人民在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歷史發展進程中作出的選擇。教育法治建設是新時代對我國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的發展性要求，其實現只能在黨的領導下完成。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教育法治建設將會出現理論缺失、道路缺失、目標缺失等問題，堅持黨的領導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基本經驗。一是明確將堅持黨的領導作為指導思想和原則規定寫入國家修訂或頒布的教育法律法規文本之中。法律法規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規定是統治階級和執政黨在當前歷史階段根本利益和基本要求的集中反映，是法治建設和行動的方向性規定。大以來，我國教育法制建設不斷明確黨是教育事業和教育法治的領導核心。如2018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2021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2022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和2022年正在征求意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中，都明確增加了“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法律條文，這些體現了黨對教育法治方向的引領作用。二是加強了黨組織建設及其對教育法治工作的領導。加強黨組織建設及其對法治工作的領導是我國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創新性探索，這既是黨建工作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依托黨組織建設推進依法治國的具體實踐。大以來，通過黨組織建設推進法治建設進程成為教育法治建設的顯著特征。如2017年，教育部先后印發《普通高等學校學生黨建工作標準》《關于加強新形勢下高校教師黨支部建設的意見》《關于加強高校中外合作辦學黨的建設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均強調要全力推進學校黨組織全覆蓋，堅持黨的領導。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頒布《關于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意見》《關于建立中小學校黨組織領導的校長負責制的意見（試行）》等文件更是傳達出各級各類學校要堅持和完善以黨組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為核心的學校領導體制和治理體系的法治理念。此外，教育法治理念的政治性還體現在國家重大會議精神和領導人講話之中。

一、中國社區教育存在的問題

（一）社區教育水平發展不平衡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社區教育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社區教育通過不斷創新，憑借其全員、全程、全方位的優勢日漸成為中國城鎮社區建設、新農村建設的有效載體，在形成學習型社會、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社區教育的發展仍存在很大的失衡。一方面，在一些發達城市，社區教育的發展較好，在一些較落后地區特別是農村，社區教育的建立還是一個問題，更談不上發展；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的社區教育建設照搬國外模式，貪大求洋，重形式輕效果，缺少對國情的考量。有些地區社區教育的發展又過于保守，過分依賴上級的政策規定和外部條件，不敢或不想試驗，進展緩慢。

（二）認識仍較模糊,關注度和參與度還不夠

一方面，由于社區教育工作起步較晚,對社區教育的系統理論研究步伐還相當緩慢,目前的社區教育研究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實踐經驗總結初級層面上,對于社區教育深層次的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宣傳力度不夠,干部群眾對社區教育的認識仍較模糊,關注度和參與度還不夠，主要表現在：活動主要以老年教育、青少年教育、幼兒教育和群眾性文化娛樂活動為主,且表現為松散型結構；參與者主要是老年人和青少年,在職在崗成年人參與社區教育的熱度不足,呈現出斷層現象；教育規劃和項目缺乏系統的安排；教育隊伍比較零散,主要由兼職人員和自愿者組成，文化層次較低，缺少專業的社區教育管理經驗，教學能力和教學水平參差不齊,時間很難保證,難以開展經常性的社區教育培訓活動；社區教育的主要資金來源于財政劃撥，融資渠道狹窄，這種單一的資金支助形式很難適應社區的教育發展需求，影響了社區教育整體水平的提高；未能充分利用諸如學校的一些公共設施、師資等教育資源，造成社區教育發展困難與教育資源浪費同時存在的現象。

（三）政府的監督職能難以發揮

社區教育是教育社會化的一個重要過程，是實現教育社會化的必然趨勢。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政府的監督職能是確保社區教育健康、良性發展的關鍵。而政府監督職能的實現是以法制作為前提的，由于目前社區教育無法可依，有些地方雖然建有社區學院等專門機構,但是各部門之間的合作、協調不夠，沒有發揮應有的統籌、協調與促進作用,一些社區機構甚至不清楚自己在社區教育中所承擔的責任，社區教育公共平臺有待完善，政府的監督職能很難有效的發揮。

一、個體意識———整合現代教育文化

“以契約精神為核心的權利文化”[5]是現代教育制度在西方首先建立的精神條件。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是基督教,基督教文化的一個重大貢獻是來自于猶太教《摩西五經》中的約法精神,是近代社會契約精神、法律觀念及道德規范的重要來源,這種契約意識與近代政治哲學中的自然權利觀念相結合,形成了西方特有的權利文化,成為西方特有的文化精神風貌,是西方現代社會制度建立的精神保障。當然,西方現代教育制度建構的過程充滿權力與權利的博弈。權利要求打破少數人的特權,實現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而特權的持有者當然不會輕易讓自己“把成本強加給他人的能力”即權力受損,由傳統的農業向現代工業社會秩序轉變的背后,是以權力為核心的文化與以權利為核心的文化之爭。但歷史的腳步不會停歇,文化也需要“動態化”的發展。動態化的文化突破了文化對過去原有規范的保存功能,使文化由“產品”轉向“策略”,由“過去”指向“未來”,“整合”是文化發展的策略。

對于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不是簡單的取舍,而是整合后的再生,是植根于現實而又超越現實與歷史的新文化規范的創造。權利文化對于中國是一種泊來品,其中的個體觀念、個性自由、個人本位的價值觀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價值取向是相互沖突的,這種沖突與其說是“東”與“西”之間的沖突,莫如說是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的沖突,這種認識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先進知識分子中早已達成共識,他們已經認識到古代文化已無法滿足現代社會發展需要,是相對落后的,中國應取法于西方的現代文明,學習西方的民主,發展工業經濟,振興民族文化。一個世紀后的今天,中國經濟已經走向市場,中國社會已經走向法治,實踐已然提出了創建新文化的要求,也已經具備創造新文化的條件,所要做的是將西方的權利文化與中國現有的國情相結合,與中國特有的時代精神氣質相融合,“整合”出適應中國國情的權利文化,作為統領現代教育制度的精神支柱。整合的現代教育文化要有明確的個體意識,突出個體權利,個體尊嚴至上,其精神內涵如下:

一是個人觀念。杜威對于個人心靈重要性的強調值得我們關注:“實用主義和工具的實驗主義強調個人的重要地位,個人才是創造性思想的承擔者、行動者和應用者。……個人的心靈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只有個人的心靈才是那個使傳統和制度發生變化的器官……”。權利文化是一個個體本位的文化,對于個人的重視落實在教育中應是具體的個人,而不是抽象的個人。

二是個體良知。杜威的觀點一方面提醒個人觀念在文化中的重要性,更為重要的是將個人心靈理解為思想與行動的力量源泉,這激發了另一個聯想,即“整合”的權利文化要張揚個體的良知。“良知是人類必須堅守的不可或缺的堡壘,在這個堡壘里人們完成其性格的塑造并發展出抵御榜樣和眾多法律條文之影響的能力來”323。“良知越是更積極地走上社會生活的前沿,那么,我們考慮得更多的就不是國家已做了什么,而是國家允許人們能做什么;……是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及其對權力的分立。社會要優先于國家———個體心靈要優先于國家權力。”326只有打破權力的壟斷,才有可能保證教育制度的道德性。

三是寬容精神。寬容是民主生活的內在要求,是權利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因為沒有寬容就無法完成權利的下移。文藝復興的重要文明成果之一就是寬容精神,有了這個精神才會有受教育對象的擴大,從而突破貴族階層的壟斷。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洛克也強調寬容,意在為權利下移創造良好的思想空間。有了寬容才會有良好的競爭,才會有有序的市場,才會有更多的教育選擇,才會為教育制度的創新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因為“一個社會能夠演化到何種文明高度,最終取決于這一社會的精英群體能夠在何種程度上保持寬容、開放、明智和自我批判的態度,從而在相應程度上保持著恰當的縱向流動性,以及相應地,讓精英群體分享的權利以相應的程度不斷擴展到弱勢群體”。四是讓權利意識成為大眾的生活常識。套用杜威關于民主的論說,那就是當權利是個人習慣或個體生活方式時,它只能是一個“道德理想”,只有當權利成為大眾的生活常識時,它才會是一項“道德事實”。

二、服務意識———強化教育保障機制

本文作者：賴光洪 宋秉斌 單位：江西農業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

一、我國農業教育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農業教育、農村教育、農業職業教育和農民教育等，都可以概括或統稱為農業教育。當前農業教育面臨的問題及現狀，既有其自身發展中存在的，也有新形勢下產生的外部挑戰。

第一，農業教育體系不盡完善。由于歷史原因，我國農業教育在教育觀念、教育體系及運行機制等方面還不能適應時展的要求。農業教育和農村職業教育因其弱勢教育產業的特征與發展規律不適應，在我國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不同程度地被削弱、流失，甚至癱瘓。主要體現在國家雖然在戰略上高度重視農業，但農業教育的地位不高，農業投資大部分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只有少部分用于農業教育。

其次，傳統觀念的深遠影響。計劃經濟體制、城鄉二元結構等原因的長期制約，使得我國對農業科技教育和技術推廣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社會對農業、農村、農民的認識不足，農業教育事業發展受阻，直接影響到農業院校的招生就業工作。這導致農業院校與同等次其它院校業相比，生源質量不高，各級各類農科專業畢業生就業渠道不暢，師資隊伍在數量、結構、素質等方面相對不足，而高水平教師人才流失嚴重。

第三，加入WTO后，教育全球化趨勢給農業教育帶來嚴峻挑戰。我國農業教育直接參與全球性的競爭，一方面可以促進農業教育學科結構調整，有利于農業教育的區域化和多樣化，但同時也可能導致該領域中人才外流，引起農業教育結構以及人才培養結構的變化。就生源而言，國外教育機構的大舉進入，對本來就存在生源數量不足、質量不高的我國高等農業院校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此外，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很可能對青年學生，特別是對農業院校的學生形成巨大的沖擊。由于受農耕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影響較深，有些非健康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滲透進來，在一定程度上給高等農業院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很大的難題。

二、我國農業教育立法狀況

摘要：本文通過對當前高校學生管理教育中侵犯學生基本權利行為的思考，提出在依法治校境域下如何開展學生管理教育工作，通過構建法治育人環境、完善法治規范體系、實現法治救濟途徑，維護學生權益，實現法治常態下的學生管理教育，建設和諧校園。

關鍵詞：依法治校；管理教育；學生權利救濟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的思維呈現出多元化發展，高度重視法治建設和堅持依法治國方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的必然要求。教育作為公民享有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到國家建設人才培養和民族復興大業內驅力量形成，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深化教育事業改革、加快發展，推進教育法制建設步伐，施行依法治校發展戰略。實行依法治校，就是要全面貫徹教育方針，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學生服務，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實行依法治校，就是要在依法理順政府與學校關系、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的基礎上，完善學校各項民主管理制度，實現學校管理與運行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依法保障學校、辦學者、教師、學生的合法權益，形成教育行政部門依法行政，學校依法自主辦學、依法接受監督的格局。嚴格按照教育法律的原則與規定，開展教育教學活動，尊重學生人格，維護學生合法權益，形成符合法治精神的育人環境，不斷提高學校管理者、教師的法律素質，提高學校依法處理各種關系的能力，保障校園秩序穩定。

一高校學生管理教育行為存在“非法治化”的狀態

大學生思想教育工作強調管理育人、服務育人和環境育人的有效結合，可見在高校學生管理教育工作中，管理具有主導作用。長期以來，由于傳統學生管理思維及模式的慣性作用及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健全，致使高校學生管理中侵犯學生受教育權、人身權、財產權等權益的現象較為普遍，而且沒有引起教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足夠重視，致使學校管理制度中不合法、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管理過程中的侵權行為時有發生。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侵犯學生的受教育權利。受教育權是我國《憲法》和《教育法》明確規定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學生受教育權實質就是學籍資格，可以具體到學生進入學校獲得學籍和退出學校喪失學籍兩個方面。學生通過寒窗苦讀，參加各類入學考試，由于地域、層次、學生身體差異等原因，受到分數、名額、體檢等多方面的限制，使得學生享受不到平等的受教育權利。另外，擇校、權錢交易等腐敗滋生的土壤也無法保證學生享受公平的錄取機會。學校的規章制度中總是包含著退學、勒令退學和開除學籍等改變大學生身份的條令，這些條令本身是否合法就存在著質疑，與“法無明文規定不違法”原則相背離，存在著學校行政規定大于“法”的事實，侵犯了學生的受教育權利。2.侵犯學生的隱私受保護權利。隱私權是公民對自己個人信息、個人寧靜生活以及決定私人事務等享有的一項重要民事權利，它包括個人信息的保密權、個人生活不受干擾權和私人事務決定權。作為公民的一項人格權，隱私權在性質上是絕對權，其核心內容是對自己的隱私依照自己的意志進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負有不得侵害的義務。近年來，學校為了節省人力資源，大批的技防手段得以實施，校園、教室、宿舍走廊等公共場所安裝了大量的攝像頭，對所拍攝的涉及個人隱私方面的資料公開傳看播放、隨便使用，無形中是對學生隱私權的侵犯。還有諸如考試成績公榜、私拆學生信件、竊聽學生語音通話、私自翻閱他人QQ、微信等信息，都是侵犯學生個人隱私權的違法行為。3.侵犯學生的客觀評價權利。我國教育法規定，受教育者享有學業成績和思想道德素質上的公正評價權，教育者應該按照師德和職業道德的要求，客觀公正地對受評對象做出正確的評價，保障受教育者享有這項基本權利。恰恰相反，學校的各種規定剝奪了受教育者的這項權利，諸如受處分者不能享有評比先進的資格、不得享受獎學金待遇、受留校察看學生不能獲得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還有些學校規定沒有通過英語四級、六級考試和沒有取得計算機等級證書或專業技能證書，不能畢業等規定，從一定程度上與國家、教育部頒布法律條款相違背，侵犯了學生享有的客觀評價權利。到今天為止，有部分高校取消了過英語四、六級取得位的要求，無疑是推動學校法治化改革進程的一個里程碑。以上所列三種高校學生管理教育的“非法治化”行為，是管理者容易侵犯學生基本權利的行為。在高校教育管理過程中，還有其他類似侵犯學生財產權、知情權、自由權、婚姻自由權、生育權等違法行為，都不易引起管理教育者的重視。

二高校學生管理教育行為存在“非法治化”的成因

造成高校學生管理教育行為存在“非法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保守落后的思想跟不上時代日新月異變化方面的原因；也有高校管理層法治觀念淡薄和方式方法欠缺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現在：1.居高臨下的師道強勢。俗話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可見自古以來，師道尊嚴在人們思想意識中占有重要位置。學校中最主要的關系表現在教師和學生的關系上，這種關系的存在本身就是沒有平等而言的，教師居高臨下，具有主導權和絕對權威，是教練員也是裁判員，掌握著評價的規則和話語權。而學生相對處于弱勢，只能尊重和服從，扮演好運動員的角色，享受著不平等的“待遇”。有意無意間，管理教育者就侵犯了受教育者的權利，還被戴上“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為了一切的學生”的高帽子，行為上違法了卻感覺不到。2.以“規”代法的治校條款。學校管理對象被分為教師和學生，對教師的要求有教師法、職業規范、師德規范等制度約束。對學生的要求主要是通過學校本身制定的各項規章制度和行為準則來進行約束，由于高校管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地位上不具有對等性，所以高校在制定規章制度時存在著重視學校權威、輕視學生權利的失衡現象，大量的條款規定學生應該怎么樣、不準怎么樣，有些條款無視學生的權利。高校管理教育者在思想觀念和規章制度執行上都有侵犯學生權利的危險隱患。3.忍讓退步的學子情懷。縱觀當前各高校發生的學生維權案件，步步艱難。一方面由于我國教育相關法律不健全，在法律適用上難以找到合適的條款。另一方面重要原因在于高校管理教育以行政化命令為主，有著極其復雜的行政背景，某些行為也是教育相關法律賦予高校的權力，法院難以插手學校與學生間侵權案件的管轄和處理。傳統觀念和社會輿論也認為學校對學生的行政處理是具有合理性的，作為學生理應接受，并認真履行處理條款，在喪失權利的情況下忍讓退步。再加上學生主體本身維權意識淡薄，放任高校管理教育的侵權行為得以存在和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