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來，翻轉課堂這一的教學模式日趨受到關注。高校英語教學則是翻轉課堂研究的重要領域。本文梳理了國內核心期刊刊登的關于翻轉課堂在高校英語教學中的共74篇論文，并進行歸納分析。研究發現此類論文理論和實證研究數量相當，雖存在研究對象分類籠統，研究方法單一等不足，但研究領域，內容呈多元化趨勢，且研究成果豐富。

關鍵詞：

翻轉課堂；課堂模式；英語教學；高校

一、引言

自從科羅拉多州的高中化學老師Jon-athanenBergman和AaronSams于2007年提出翻轉課堂理念以來，翻轉課堂作為一種新興的課堂教學模式已經在短短幾年中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推廣并得到了大多數教育工作者的認可。翻轉課堂英文全稱為“FlippedClassModel”,是指在信息化環境中，課程教師提供以教學視頻為主要形式的學習資源，學生在上課前完成對教學視頻等學習資源的觀看和學習，學生在上課時一起完成作業答疑，協作探究和互動交流等活動的一種新型的教學模式。隨著翻轉課堂教學實踐的不斷深入，與此有關的國內外研究也日趨增多，其研究成果涉及經濟學，數學，機械工程，外語學習等不同學科。翻轉課堂的價值在于彰顯新課程改革的“人本主義”理念，能夠充分發揮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增進學生中的互動，提升學生信息技術素養。為了推進翻轉課堂在高等教育階段英語教學中的改革和發展，本文將對此類研究現狀全面地總結歸納，分析不足并展望今后此類研究的趨勢，以期進一步完善我國高等教育階段翻轉課堂在英語教學中的深入應用，提出相應的參考意見。

二、期刊的選擇

【摘要】

畢業論文是對高校學生在校期間學習成果的檢驗，是理論教育與實踐教育的連接橋梁，是高校本科教育的最終環節，在人才培養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目前，財務管理專業本科畢業論文質量不容樂觀，文章揭示了論文選題及寫作中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探討其解決方法。

【關鍵詞】

財務管理;畢業論文;論文質量;寫作周期

畢業論文是衡量高校本科教育質量和辦學效益的一項非常重要的評價內容。按教學大綱的要求，財務管理專業本科畢業論文是在校學生的必修實踐課。通過這個環節的考核，可以考察學生大學四年所掌握的知識、獲得的技能和能力。綜合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調查研究及搜集整理資料的能力，計算機和外語的運用能力，進而培養學生能夠運用專業知識對會計及財務管理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進行分析和闡述的能力等。但目前，財務管理專業本科畢業論文質量低下，如何提高財務管理專業本科畢業論文質量成為亟待需解決的問題。

一、財務管理專業本科畢業論文質量低下的現狀

(一)畢業論文選題存在的問題。

一、引言   借殼上市最早開始于1934年的美國，以其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成功率在美國得以廣泛的關注和運用。在我國，借殼上市的運作最先始于香港證券市場，最早要追溯到1984年。而后便轉移到內地深滬兩市，首例內地借殼上市案例發生于1993年。我國證券市場于1997年迎來了借殼上市的熱潮，企業借殼上市受到了各方更多的關注和重視。借殼上市是證券市場發展的必然產物，借殼上市的出現，得以使非上市公司在沒有符合IPO條件的情況下實現上市的可能，并通過證券市場籌資，加速自身的發展。借殼上市有利于優化企業的資本結構、股權結構和產業結構，提高資產運作效率，改善上市公司經營狀況，同時促進資本市場的進一步完善，推進我國市場化進程。國內外學者早已對借殼上市開始了深入地研究，鑒于借殼上市是并購重組的一種特殊形式，對并購重組和借殼上市兩者的研究存在共通性，因此兩者的研究成果往往被用來交叉引用。無論是證券市場發展歷程、殼資源數量還是借殼上市模式、購買支付方式等，歐美市場都要比國內市場豐富，因而有更多的研究素材和歷史資料，其研究必然也更為廣泛和深入。   二、國外借殼上市研究綜述   歐美等國資本市場發展歷史悠久，并購重組事件層出不窮，幾十年的案例資料為學術研究提供了便利。借殼上市作為并購重組的一種特殊方式，雖然在資本市場上時有發生，但是相對于并購重組來說，對借殼上市研究的豐富程度就顯得相形見絀了。鑒于兩者之間的特殊關系，并購重組相關方面的研究結果與借殼上市相關方面的研究結果有很大相似性，可以為借殼上市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和參考價值。所以在以下文獻綜述中將會出現并購重組的研究成果，為借殼上市的研究提供借鑒。國外借殼上市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分別是借殼上市績效研究和殼資源溢價研究。   （一）借殼上市績效研究   Bruner(2011)指出如今研究并購績效的實證方法主要包括事件研究法、會計指標研究法、問卷調查研究法以及臨床診斷研究法等，但是目前，前兩者是國際學術界研究的主流方法。   1、事件研究法   事件研究法是根據并購前后公司的股價變化，計算累積超額收益率，以此對并購績效做出評價。事件研究法運用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資本市場有效，歐美等國家資本市場發展較為完善，所以適合運用事件研究法。并購績效研究文獻從收購公司和目標公司兩個角度進行分析。通過基于股票市場的事件研究，對于并購中目標公司的股東收益基本己有一致的看法，即收益為正。Dodd和Ruback(1977)對1973-1976年間發生的172次并購事件進行了實證分析，Dodd(1980)又研究了1971-1977年間151起美國公司并購事件，兩項研究發現無論并購成功與否，并購方案的公布都能給目標公司的股東帶來超過了10%以上的非正常收益。Jerrel、Brickley、Netter(1988)以1962-1985年間的663起并購案例為樣本，實證研究表明無論在哪個年代，并購都給目標公司帶來了異常收益，目標公司股東在60、70和80年代的異常收益分別為19%、35%和30%。Schwert(1996)研究1975-1991年間1814個并購事件后得出結論，事件窗口期內目標公司股東的累積平均非正常收益為35%。Bhagat、Hirshleifer、Noah(2001)分析了1962-1997年在美國NYSE、AMEX和NASDAQ證券市場發生的794起案例，發現目標公司在事件前五天及后五天的累積超額收益為29.3%。Jensen和Ruback(1983)匯總了13篇文獻的研究成果，成功的兼并和收購分別給目標公司股東帶來約20%和30%的異常回報。   但是，對于在并購中收購公司的股東收益的看法卻沒有統一，因此事件研究法實證研究爭論的焦點在于收購方股東是否能從并購活動中獲利，對此，研究結果并不一致。有些學者認為收購公司沒有顯著的超常收益率(Mandelker，1974；Langetieg，1978；Malatesta，1983；Eckbo，1983；Schwert，1996)；有些學者得出的結果顯示顯著為負的超常收益率(Dodd，1980；Agrawal，1992)。Dodd(1980)通過研究發現，收購方在窗口期間[-1，0]和[1，40]的非正常收益分別為-1.16%和-0.20%。Agrawal等人(1992)研究了1955-1987年1164個并購事件后指出，被收購公司并購后一年內的累積平均非正常收益為-1.53%，兩年內為-4.94%，三年內則為-7.38%，可見并購活動在總體上是不利于并購公司股東的。也有的學者認為有微小但顯著為正的超常收益率(Asquith，BrunerandMullins，1983)。Gillean(2000)匯總了44項此類研究的結果，研究結果的分布相當均勻，1/3(13)項的研究表明價值受損，1/3(14)項的研究表明價值不變，1/3(17)項的研究表明價值增值。平均來講，收購公司股東從并購活動中獲取的超額收益實際為零。   2、會計指標研究法   會計指標研究法通過各項財務指標來全面反映并購重組后公司的業績狀況，涵蓋了盈利能力、運營能力、償債能力、成長性等多個方面，有資產收益率、銷售利潤率、銷售增長率、資產周轉率、流動及速動比率等等。會計指標法有兩種方式來評價績效，一種是運用單一的綜合性指標，一般采用托賓Q（Lang等，1989；Servaes，1991）、資產收益率（Meek，1997；RavenscraftandScherer，1987；Dickerson，GibsonandTsakalotos，1997）、經營現金流（Aloke，2001）、經營現金流資產市價比（JamesandRobert，1999）等。還有一種則是建立包含多個關鍵指標的指標體系，這種方式運用更為廣泛，我國國內主要采用的便是此種方式。采用會計指標法的文獻也分別從收購公司和目標公司兩個角度來研究績效變化，與事件研究法一樣，至今沒有得到一致的結果。G.Meeks(1977)研究了1964-1971年英國233個并購交易樣本，結果表明并購后收購公司的總資產收益率（ROA）呈遞減趨勢，有將近2/3的收購公司最終業績低于行業的平均水平，總的來說，并購使收購公司的盈利水平輕微下降。Ravenscraft和Scherer(1987)以1975-1977年間美國制造業中被兼并的2732家企業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收購公司的盈利水平明顯下降。   Muller(1980)匯總了比利時、德國、法國、荷蘭、瑞士、英國和美國這7個國家的并購績效實證研究，結論表明收購公司在收購后的會計業績要比非收購的對手企業要差，但是這個差距在統計上并不顯著。Manson，Stark和Thomas(1994)選取英國1985-1987年所發生的38個并購事件，以營運現金流量為經營績效的考核指標，結果表明并購使得收購公司的營運現金流量得到改善，所以并購為公司帶來了績效的提升。Kaplan（1989）研究了1980-1986年間48家目標公司的并購收益，發現并購后三年ROA、ROS、凈現金流量與資金比、現金與收入比分別增長15%、19%、79%、93%；Healy、Palepu、Ruback（1992）研究了1979-1984年間美國發生的最大的50起并購事件，他們認為在并購后行業發生改變的目標公司，其績效有所改善。#p#分頁標題#e#   （二）殼資源溢價研究   由于IPO上市的困難和殼資源的稀缺性，使得殼資源存在溢價問題。國外學者對于影響并購溢價的因素做了許多的實證研究，得到了很多有價值的結論。其中，以并購雙方財務指標為影響因素進行的研究居多。Nielsen(1973)等人以128起換股方式進行的案例為樣本，采用財務指標實證分析了反映協同效應動因的18個因素對買殼上市溢價的影響。通過研究結果發現買賣殼雙方的相對市盈率和買殼方主營業務利潤率的值越高，則溢價程度越明顯；而預計買殼上市發生前后每股盈利變化的百分比和預計買殼上市前后現金流量比率的值越高，溢價越低；其余14個因素并沒有表現出對溢價的顯著影響。Miller(1958)等人根據50個現金案例的回歸估計，得到了現金溢價模型參數的經驗估計，并得出如下結論：目標公司股票的市場價格和整體市場狀況對溢價的影響無法確定；目標公司股票所有權的分散程度越高，溢價就越高；買殼公司相對談判地位越強，支付的溢價越低；買殼公司的業績也決定它的支付能力，業績越好越能承受高溢價。Hayward，Hambrick(1997)則從管理層的角度進行分析，研究將收購公司最近的業績表現、最近媒體對收購公司CEO的表揚、CEO自我重要性的測量及前面三個因素組合作用作為反映CEO過度自信的四個指標，結果表明CEO過度自信的四個指標與并購溢價存在高度的相關性。   三、國內借殼上市研究綜述   國內借殼上市研究的內容包括借殼上市動因研究、殼資源估價和溢價研究一級借殼上市績效研究，同國外一樣，殼資源溢價和借殼上市績效兩個方面是國內學者的研究重點。   （一）借殼上市動因研究   借殼上市經常被拿來與IPO進行對比，很顯然，借殼上市在資本市場上的出現和發展有其必然性，大多數文獻都會涉及借殼上市動因的分析和研究。借殼上市動因可以從借殼者和被借殼者兩個角度來分析，但是研究借殼者的動因相對來說更具有價值和意義，大多數論文也的確側重于借殼方借殼上市動因的研究，這主要是由于被借殼者的動因比較單一，而借殼者則會有眾多復雜的理由促使它們選擇借殼上市，因此更值得引起學術界的關注。除此之外，也有從資本市場的角度分析借殼上市存在的意義和原因的研究。國際上主流的并購動機理論主要有三種，包括協同效應、狂妄假說和動機。國內學者在此基礎上，根據國內的實際國情深入探討了這一問題。   劉勝軍(2001)指出買殼上市表面上看是一種接管，但是由于我國上市制度存在的缺陷，給買殼者進行金融資產的掠奪提供了便利，因而買殼者買殼上市更多的是基于這樣的好處。馮根福和吳林江(2001)研究認為出于配股等原因，第一大股東傾向于選擇投機性并購來達到改善公司業績，但這樣的業績只是暫時的，在后續幾年內，業績明顯下降。吳曉求(2003)認為投機性資產重組行為在買殼上市事件中經常發生，由中國不成熟的資本市場和特有的上市制度導致，這種并購行為真正的目的不是公司的產業整合，在目前的情況下，欲通過并購重組來實現產業調整、資源共享的的目標，其難度仍然很大。這些學者對借殼上市持的是一種消極的態度，認為在我國資本市場不成熟的前提條件下，借殼上市是資本投機和資本掠奪的手段。相反地，張道宏(2002)認為，上市公司殼資源擁有多種優勢，殼資源的買賣是社會經濟資源重新配置和整合的過程，對殼資源的有效利用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巨額財富，借殼方可以獲得再融資、政策支持、聲譽提升等好處。張新(2003)通過研究認為并購重組涉及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在改善經營管理效率、發揮協同效應、提升創造增量價值的同時促進立法和監管機制的完善。這兩位學者對于借殼上市的態度更加積極，認為借殼上市有利于我國資本市場趨于完善，同時也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再生發展和資源的有效配置。   （二）殼資源估價及溢價研究   合理估計殼公司的價值是購買殼資源的重要前提，眾多文獻給殼資源的估價提供了參考。陳品亮（1999）人認為企業的清算價值能夠有效地防止對大量低效或無效資產的高估，較為公允地反映企業實際價值，故應該以清算價值來確定企業價值。同時，陳品亮認為借殼上市目的是為了增大名聲、獲取配股資格等，是對未來利益的期望，故應采用現金流量折現法對殼資源進行評估。張道宏等（2000）運用經濟學的一般均衡分析理論，構建殼資源價值的理論分析框架，并采用影子價格理論深入分析殼資源，以獲得能夠充分反映殼資源價值的價格。彭偉（2003）認為買殼方看重的是殼資源的未來價值而不是凈資產價值，故可以將其看做實物期權來評估價值。可見，對殼資源價值的評估的研究主要有三種思路：從資產本身的價值角度考慮；從資產交易的價格角度考慮；從期權的角度考慮。由于我國特殊的環境和社會體制，影響殼資源價格的因素變化多端，錯綜復雜，因此，學術界和實務界一直沒有找到統一的、切實可行的殼資源價格確定機制。我國國內學者也對上市公司并購溢價進行了研究，張海琳（1999）指出殼的價值不是殼公司或殼公司資產的價值，而是指控股權的價值，通常又稱之為“市場溢價”。許多學者多是參考國外學者的研究方法，基于國內的并購樣本對國外的研究成果進行驗證性的研究。朱峰、曾五一(2002)對1997-2001年我國上市公司非流通控股權交易的溢價水平和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政府主導的控股權交易溢價水平小于市場主導的溢價水平，上市公司的凈資產、總股本規模大小和交易比重的高低與溢價水平呈反比。但是研究并未證實流通股市價和盈利水平對溢價的影響。朱寶憲，朱朝華（2003）研究了1998-2000年發生的11起并購事件，通過實證，他們證實影響公司并購溢價的主要有支付方式、并購公司與被并公司的總資產、并購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市盈率、每股收益、并購前的現金流和資產負債比率。其中，收購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越高、獲利情況越差，越容易在并購中支付高額的溢價。游達明、彭偉（2004）基于2001-2003年6月的83家控制權轉移的殼公司，通過回歸分析和顯著性檢驗后得出如下結論：殼溢價水平與變現能力、轉讓比例、凈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呈正比，與股權集中度、每股凈資產呈反比；但是，研究未證實總股本、流通估價和流通比例對殼溢價的影響。#p#分頁標題#e#   （三）借殼上市績效研究   1、事件研究法   雖然我國的資本市場存在很多問題，發展并購成熟，但是一些學者通過實證分析，認為我國的證券市場是弱式有效的，基于這個前提，國內學者借鑒西方學者運用的事件研究法對借殼上市短期績效問題展開了許多研究。陳信元、張田余（1999）并將重組分成股權轉讓、收購兼并、資產剝離和資產置換四類，檢驗了各類重組公告日的前10天到后20天這一事件窗口期內的市場反應。結論表明股權轉讓、資產剝離和資產置換雷公司的股價在公告前呈上升態勢，但之后又逐漸回落；而兼并收購類公司的市場反應并不顯著。楊朝軍(2000)選擇了1998年發生買殼上市的28家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在消息公布前40個交易日，股票市場的價格已經提前做出過度反應，當事件公開以后，股價迅速進行反面修正。作者認為可能存在信息泄漏的可能。萬潮領、儲誠忠等(2001)選取了1997-1999年過各類重組公告的滬深兩市全部上市公司，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重組事件存在提前反應和過度反應的特征，在控制權有償轉讓、控制權無償劃撥、擴張式重組、收縮式重組和內部重組無淚重組類型中，以控制權有償轉讓的反應為最，這表明重組事件可能伴隨著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的發生。大量文獻研究結果表明，在我國的證券市場上存在信息泄露問題，股票市場的價格在交易發生前早已做出過度反映，事件公布后又迅速進行反面修正。所以，筆者在國內使用該種方法還不合時宜。   2、會計指標研究法   相比之下，在一個沒有完善的證券市場和嚴格成熟的經濟體制的國家，采用會計指標研究法來研究借殼上市問題就顯得相對更為可靠和有效。檀向球(1998)以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的在1997年發生買殼上市的目標公司為樣本，建立了包括主業利潤率、凈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主業鮮明率等9項指標的績效評價體系，結果發現3l家中的26家樣本公司經過股權轉讓后，整體經營狀況有顯著提高。即，總體上，買殼上市對提高上市公司經營狀況有明顯效果。張文璋、顧慧慧(2002)選取了主營業務利潤率、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周轉率、流動比率等18個指標，通過主成分分析考察了1996～2000年間上市公司并購前后經營績效的變化，結論表明并購后業績得到改善的上市公司占60.08%，其中資產置換類并購的上市公司比例最高，而股權無償劃轉類并購的上市公司業績惡化的較多。朱寶憲、王怡凱(2002)研究了1998年67家發生并購的上市公司，并以凈資產收益率、主業利潤率為指標，結果顯示主業利潤率在并購后三年的平均主業利潤率急劇上升，其中戰略性并購效果最好，并且國企要稍強于民企；而對于凈資產收益率，民企在并購后三年略強于國企；同時綜合來講，有償并購效果要好于無償并購。可見，與國外一樣，國內并購績效研究也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當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會對結果的差異產生重大影響。   四、結語   可見，直接研究借殼上市的文獻其實并不多，而且研究借殼上市的理論基礎基本等同于并購重組的理論基礎，故眾多學者在研究借殼上市時更多的是參考并購重組類文獻。國內企業上市需求量非常大，借殼上市事件日趨增多，借殼上市模式、買殼支付方式等也更加多樣化，這為學術界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有利于豐富借殼上市研究，為深入分析資本市場提供了便利。本文對借殼上市研究的綜述將為以后的研究提供借鑒和參考。但是，在綜述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對借殼上市研究的分類并不是很恰當，沒能全面展示該領域研究的方方面面，并且分類還不夠細化，其中的各方面實質上還有更為豐富的內容；第二，由于篇幅和個人寫作能力的限制，總結的文獻尚不夠多、內容上顯得還不夠精練，這一方面還有待提高。待我國借殼上市研究增多，內容更加豐富時，再寫作綜述勢必會更加有價值。

摘要：商務經濟學是一門國家新增設的學科專業，它的建設不僅需要有扎實的經濟學理論知識，還強調以數據分析為基礎的應用實踐能力。如何結合目前互聯網+，大數據和新零售等新趨勢，打造一門應用型商科課程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本文以商業數據分析課程為例，介紹了如何基于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知識，開設一門以stata軟件分析為主要內容的商業數據分析課程。結果表明：首先，應用實踐型課程的開設必須結合學科建設的方向，這樣才能推動學科的整體發展；其次，選擇一款學術界和數據分析工作領域常用的軟件是保證課程實踐性的關鍵所在；再次，包括stata教學在內的數據分析類應用實踐型課程都應該大力發展配套數據庫，在這方面，上海商學院“一帶一路”數據庫已符合相應要求；最后，通過“以文促教，以賽促學”可以加強師生對應用實踐性技術的掌握程度。

關鍵詞：商務經濟學；商業數據分析；stata軟件；學科建設；實踐應用

一、引言

我校商務經濟學是全國第二批批準增設的學科專業。本專業為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12年）》中特設專業，學科門類為經濟學，專業代碼為020105T。截止到2019年上半年，全國已有19家高校開設了商務經濟學本科專業，其中不僅有南開大學這樣的綜合類高校，還有蘭州財經大學、哈爾濱商業大學、廣西財經學院、武漢商學院等財經類院校。2015年上海商學院舉全校之力成功獲批開設商務經濟學本科專業，經過學校近年來的大力建設和積極投入，2018年以商務經濟學專業和學科為依托，獲得了上海市高原學科（應用經濟學學科商務經濟學方向）項目的支持，同年06月經過中國商業經濟學會與全國商務經濟學專業學科建設研討會一致推選我校為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商務經濟學委員會會長單位。我校是目前上海唯一一家開設商務經濟學本科專業且獲得學科類項目支持的高校，商務經濟學院同時也是全國唯一以專業命名的二級學院。與全國其他十數所兄弟院校相比，上海商學院的商務經濟學學科整體建設無論是在教學課程開展，人才引進、學生培養、科研平臺搭建以及數據庫和智庫建設上都處于較為領先地位。圍繞“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以及卓越全球城市的上海地方功能地位的要求，上海商學院商務經濟學學科建設強調以商貿流通服務業為載體，不斷改善上海營商環境為目標，使用大數據、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先進方法為手段，以商務環境、商業模式和商業數據分析為發展方向，致力打造出“全國知名，上海一流”的品牌專業與學科。毫無疑問，互聯網與數據分析已經進入了各行各業之中。基于此，數據在高校經管類學科和專業的教學和科研中承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除了高水平經管類論文包括大量的實證數據分析之外，許多高校還自主建立了大型數據庫，例如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開展的《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開展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開展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和西南財經大學開展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等。在教學上，培養并提高我國高校大學生數據分析能力已經成為了中國高等教育界的共識。張長亮等（2019）就從實踐教學目標、實踐教學內容、實踐教學方式以及實踐教學考核評價四個方面強調了中國高校與美國高校存在的差距，美國高校特別強調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應用能力，因此他們認為大力發展數據素養教育正當其時[1]。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本文以上海商學院應用實踐型課程———商業數據分析為例，詳細描述了該課程的教學團隊配備、軟件使用、課程設計、數據支持以及課后激勵等內容，不僅為商務經濟學學科體系建設中應用實踐型課程的設置提供幫助，也為國內數據分析類課程的發展提供相應的參考和補充。本文的結果表明：首先，商業數據分析的開設與本校商務經濟學科商務環境、商業模式和商業大數據三個建設方向緊密結合，大力推動了整個學科體系的構成；其次，選擇stata軟件作為操作載體，這與學術界與數據分析工作領域所使用的軟件相同，大幅度提升了老師和學生學以致用的可能性；再次，建立了具有商務經濟學特色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據庫，豐富了課程的數據來源并且為今后數據類工作的展開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最后，通過“以文促教，以賽促學”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和拓展了老師的教學內涵，同時也使得學生可以有的放矢。

二、應用實踐類課程與商務經濟學科建設的關系

與傳統經濟理論相比，實證數據分析包含大量實時性數據，通過分析這些數據可以有效地考察和探究經濟主體的偏好，以及在市場中的行為。無論如何，實施實證數據分析都離不開扎實的數學和統計學基礎，目前經濟學界中的計量經濟學已經成為了即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后，經濟學又一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內容上來看，它就是通過數學和統計學的方法來描述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應該說，計量經濟學是實證數據分析的前提條件，而實證數據分析則是目前主流經濟學界分析所使用的重要工具，因此作為應用經濟類學科的一個門類，本校在確定商務經濟學的學科方向時也將數據分析作為了其中之一。與其它行業的數據分析相比，商貿流通行業的數據分析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通過科學的方法收集數據，并且建立有效實用的數據庫；二是利用計量經濟學理論配合相應的統計分析軟件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分析。許多國內高校已經開設了初級、中級或者高級的計量經濟學課程，這為學生進行商業數據分析打下了理論基礎，但是真正要完成數據分析的全過程，單一地依靠理論是遠遠不夠的，熟練掌握一款統計軟件的應用將會給數據分析帶來極大的幫助。不少高校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例如北京理工大學在建設數據科學與大數據專業建設過程中，數據軟件的應用是必修課程之一（王國仁等，2018）[2]；清華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以及上海財經大學等經濟學重點高校也都將stata、spss、R語言等經濟類統計軟件列入了教學計劃之中。為了契合上海商學院商務經濟學學科建設方向，并且與其它國內經濟學重點高校看齊，本校也推出了基于stata軟件的商業數據分析課程。該課程與傳統的經濟學課程相比，旨在教會學生如何將理論知識應用到統計軟件之中，幫助學生進行大規模的數據分析；同時，該課程與計算機學科的課程相比，它又強調了數據分析背后的經濟學邏輯和含義。商業數據恰恰具體反映了商貿流通行業中不同主體在商業交易過程中的行為信息，通過stata商業數據分析，可以讓學生通過數據去驗證經濟理論的正確性，讓學生學會使用數據來詮釋經濟理論，用數據來證明經濟理論。從教學和科研的角度綜合來看，這個課程可以被看作是整個學科體系構建中教學與科研之間的橋梁，前沿的數據分析知識可以通過它傳導給學生，學生也可以將這些學到的理論知識通過軟件應用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去。而對于商務經濟學學科而言，它也可以將學生對數據分析的掌握情況如實地反饋出來，幫助教師完善整個學科的發展體系。

三、基于stata軟件的商業數據分析課程設計

一、更新觀念，提高創新意識

1.樹立師生和諧平等的民主教學觀念。

民主、自由、和諧的精神環境，是學生創新思維的形成不可或缺的條件。教學活動是師生相互學習、共同發展的過程，教師和學生都是教學過程中的主要角色，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改變居高臨下的習慣，真心實意地與學生平等交往，鼓勵學生自由思考、自主發現、自主質疑，賦予學生發表個人見解、表達個人思想的自由空間，使學生能夠積極地、全身心投入到創新性的學習過程中，最大限度地發揮學生的創新潛能。

2.樹立主導和主體相兼顧的教學觀念。

教與學是一種雙邊活動，在這個活動中，教師的主導作用與學生的主體地位都不可忽視。離開學生的主體地位，教師的主導作用就變成了以教師為中心；離開教師的主導作用，學生主體地位就變成了以學生為中心。只有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使教學達到最佳效果。教師的主導作用，應著眼于引導，要充分調動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讓學生做學習的主人，在學習知識的同時，學會獨立思考、自我探索、自我提高的目的。

3.樹立教師終身學習的知識更新觀念。

時代是不斷發展的，知識是不斷更新的，二十一世紀的會計是核算型會計向管理型會計演化的世紀，會計教師必須不停的充電和學習，及時汲取會計專業發展過程中的新思想、新理論、新成果，積極了解與會計專業相關的前沿知識。只有保持教師自身知識的動態性，才能在教學過程中幫助學生深入透徹把握理論實質的同時，引導學生進行創新性思考，才能有培養出創新意識的、國際型、高水準的會計人才。

摘要:隨著管理會計的逐步推行和智能財務的出現，大量基礎會計在企業中會面臨被邊緣化的危機，財務轉型已經迫在眉睫。但目前，現行的會計學理論教學基本局限于老師講、學生聽的“灌輸”式課程講授，該方法不利于學生會計綜合思維的培養，教學方法的改革勢在必行。基于此，本文依托移動信息，在財務分析課堂上試點進行PBL混合教學改革，將本院會計學、財務管理專業分為PBL混合教學組和傳統教學組，對兩組研究對象進行教學效果考核，并對考核結果進行了方差分析。結果表明，PBL混合教學對提高學生綜合素質以及實踐能力具有明顯優勢。同時也提出依據課程特點，加強PBL混合教學的針對性、加強教學環境建設、改革教學效果評價模式等措施，以促進PBL混合教學的有效實施，推動PBL混合教學深入開展。

關鍵詞:移動信息;PBL混合教學;財務分析

2016年6月7日，教育部頒布《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規劃》，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教育信息化體系。由于受到種種條件的限制，我國教育利用“網絡平臺+電腦終端”達到“處處能學、時時能學”的狀態，仍有一定難度，更何況高校教學中的“課堂用、經常用、普遍用”。然而，智能手機能夠在高校教師和學生中人手一部，利用“網絡平臺+移動信息”達到此要求輕而易舉。隨著財務機器人的沖擊及管理會計的大力推行，傳統教學方法已不完全適應教師和學生的需要，高校會計學類專業利用移動信息進行教學改革已是必然，因此基于PBL方法的混合教學實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前景。

一、PBL教學法

基于問題的學習(即Problem-Based-Learning，簡稱PBL方法)作為一種全新的教學和學習模式，構建隱含于問題背后的新知識，形成解決問題的技能，提高自主學習的能力。該方法采用分小組學習及討論的方式，不僅強調組員之間的資料共享和觀點交流，還強調在課堂演示不同組之間的辯論，是一種以問題為核心的教學方法。該方法自產生以來，其理念不斷得到發展和精煉，逐漸被推廣應用到教育、管理、工程、心理等其他專業的教學領域。

二、移動信息環境下利用PBL法進行混合教學的優勢

應用型本科會計學專業更注重實踐型人才的培養，PBL教學法以學生為中心，通過情景模擬會計工作的實際問題展開教學，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專業素質及實踐能力。因此，此方法在會計學專業教學中具有適用性。利用PBL方法進行混合教學的主要優勢如下:首先，財務分析課程教學包括理論教學和課內實踐。課內實踐主要是在理論教學的基礎上，在課堂上以實際企業為情景案例，通過專業技能解決實際問題。PBL教學法要求學生獨立學習并解決問題。財務分析課程的難度較大，需要豐富的專業知識為基礎，該課程的教學要求為PBL教學的應用提供了可能性。通過PBL方法進行混合教學可以鞏固學生的理論知識，并培養學生動手實踐能力和探索能力。因此，在財務分析課程中利用PBL法進行混合教學是十分有必要的。其次，PBL方法下，教師需根據教學大綱、課程體系和學生的知識以及能力結構設定相應的教學目標，然后在此基礎上結合現實案例設計可延伸拓展的問題情景，形成一個相關的學習主題。在移動信息環境下，可利用微信、QQ群對相關的MOOC和文本等資源進行整合，推送給學生進行學習，幫助學生更新知識結構。同時，PBL教學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移動信息的使用使得學生可以充分利用好碎片化的時間，做到隨時學、隨地學、隨心學，并可以微信或QQ同步與同學或老師就某一問題進行交流。文字或語音消息的發送，增強了師生之間學習交流的真實性。最后，利用移動信息進行PBL混合教學可以對教學進行多維度的評價。PBL混合教學下，教師對學生的評價應當著重關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活動參與度、合作交流的積極性、學習成果的創新性等方面，理性制定教學評價標準。移動信息環境下，PBL混合教學評價方式更加豐富多樣，不僅可以利用學習平臺的數據統計功能全程跟蹤學生的學習行為，統計學生對教學資源的利用程度，學生也可以將學習成果上傳到朋友圈等，還可以通過相關的平臺實現問卷調查、在線測試、數據分析等功能，使教學評價時效性更強。

摘要:本文以會計理論的功能為出發點，通過會計的特點以及會計信息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闡明了會計專業本科階段開設會計理論課程的必要性。進一步闡述了開課的時間、開課的形式、考核的形式，為提高會計專業本科階段教學效果，提高會計專業本科階段學生的會計素養提供依據。

關鍵詞:會計理論;課程教學;“會計理論”課程

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技術在會計領域的應用，會計專業學生的“會計基本技能———會計核算操作”面臨著嚴重的“機器替代”效應。這直接影響了會計專業學生未來就業的方向，也要求會計專業學生的培養不能只注重會計實務的基本操作，而是要使學生具備指導會計核算操作的能力，使會計專業學生對會計基本核算形成“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的能力，提升其會計理論水平，增強其利用會計信息參與企業管理決策的能力迫在眉睫。目前，高等學校會計專業開好“會計理論”課程勢在必行。

一、會計理論的意義

(一)會計理論的含義

會計理論的含義在學術界沒有統一的界定，有的學者從微觀角度界定，認為會計理論是對會計實務操作的原則、方法的表述;有的學者從宏觀的角度界定，認為會計理論是以財務會計目標為指引的理論體系。筆者認為，雖然不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會計理論進行了界定，但其內在的實質是相同的。會計理論來源于會計實踐、是用于指導會計實踐的依據，是形成會計實踐原則和標準的依據。會計理論包括:會計規范和會計基本理論。會計規范是對具體的某一項或某一類會計實務問題進行處理的標準，是以會計基本理論為基礎制定的。會計基本理論是抽象地對會計實務處理的整體理論，是其他有關會計的概念和標準的依據。

(二)會計理論的作用

本文作者：楊曉麗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一、導言

隨著研究生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社會需求的不斷變化，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越來越成為我國研究生教育的熱門話題。為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從2009年開始加大了研究生人才培養結構的調整力度，計劃到2015年實現全日制專業型碩士與學術型碩士各占一半的目標。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迎來發展的春天。[1]因此，對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現狀研究越來越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以CNKI學術總庫（2002—2011年）關于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文獻為研究對象，采用文獻計量學方法和內容分析法，從文獻數量、相關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數量、專業學位類別、比較研究文獻、中文關鍵詞等五個維度展開統計分析，試圖闡述國內對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現狀和趨勢，以期為今后我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發展提供參考。

二、樣本選擇

1.抽樣。打開CNKI學術文獻總庫，輸入主題“專業學位”并含“研究生教育”進行高級檢索，且對每篇文獻進行諸篇查閱，以確保檢索結果的準確性，檢索出2002—2011年這十年間的1199篇文章。檢索日期為2012年3月25日。從中剔除年鑒、記者報道、日報、人物與學校介紹等非學術文章，得到有效樣本1047篇。

2.對樣本的討論。研究的樣本是中國CNKI學術總庫“學術文獻總庫”收錄的2002—2011年有關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文獻。學術文獻總庫里的文獻總量萬篇。CNKI（China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即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它是全球信息量最大、最具價值的中文網站之一。目前已集結了7000多種期刊，近1000種報紙以及眾多的博士、碩士論文，會議論文，圖書以及國內外1100多個專業數據庫，其信息內容是經過深度加工、編輯、整合并以數據庫形式進行有序管理的，有明確的來源、出處，內容可信可靠，可以作為學術研究、科學決策的依據。對于教育研究熱點的分析，可以通過關鍵詞數量的變化來判斷。關鍵詞出現頻次的升降變化，從一個方面透露了研究熱點的形成和轉移，因而也可以幫助人們預測某一領域今后研究的走向。[2]CNKI系統的主題標引類型恰能反映出學科的屬性以及研究熱點、發展方向，能較好地提供給用戶與學科研究熱點和發展趨勢相吻合的文獻，[3]因此所取樣本是全面、有效的。本研究對樣本采用內容分析法，對檢索結果按被引頻次排序。《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是研究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來源期刊，最高被引文章是2006年翟亞軍等人發表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上的《我國專業學位教育主要問題辨識》。

三、統計結果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