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茜 畢如田 單位：山西農業大學經貿學院

山西省城鄉生態化的基本內容

山西省作為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試點省、循環經濟試點省、生態省試點省和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明確實施城鄉化策略。山西省城鄉生態化就是要遵循整體優先和生態優先的原則，實現城鄉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整體協調而達到一種穩定有序的演進過程，它是可持續發展模式。［1］復合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包括經濟子系統的可持續發展，還含有自然和社會兩子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基于生態產業下的復合生態系統發展模式，生態產業注意到了自然生命生態系統中本無廢物的事實，遵循“整體、協調、循環、共生”的生態調控原則，而生態產業協調了三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復合生態系統在某一發展階段處于相對平衡狀態，得以持續發展。［4］基于城市和農村生態系統下的復合生態系統發展模式，城市生態系統是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在農村生態系統中，存在著農業、農民和農村即所謂的“三農”問題，從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看，“三農”實質上分別對應著復合生態系統中的三個子系統，即農村→自然、農業→經濟、農民→社會，可見，三農現象不只是經濟或社會領域內的問題，“三農”之間形成了“社會—經濟—自然”的復合生態關系，相互作用，協同發展。［4］

城鄉生態化背景下的農村生態環境治理分析

建立復合生態系統發展模式可以作為山西省城鄉生態化背景下農村環境治理的主要內容。根據榆次區20個村、靈石縣14個村和保德縣16個村的調查，目前農村生態環境治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4］農村飲用水水源地環境保護和水質改善。村建立水源保護區占調查村總數的100％，村建立生態功能保護區占調查村總數的38％，基本上切實保障農村飲水安全。村委能主動加強農村地下水資源保護的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而且有30個村地下水資源受到煤礦區的影響，占調查村總數的60％，農村主動加強農村地下水資源保護存在一定的問題。農村生活污染治理。村建設污水處理設施的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在榆次區、靈石縣和保德縣城周邊村污水沒有納入城市污水收集管網；距離榆次區、靈石縣和保德縣城較遠、經濟條件較差村莊的生活污水，沒有采取分散式、低成本、易管理的方式進行處理。村尚未做到推廣戶分類、村收集、鄉運輸、縣處理的方式，垃圾無害化處理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村垃圾沒有進行無害化處理，垃圾無害化處理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直接倒入深溝和深坑內；加強糞便的無害化處理水平有待于進一步提高，按照國家農村戶廁衛生標準，推廣無害化衛生廁所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52％，但各村推廣的戶數并不多。在農村污染治理和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同發展清潔能源結合方面，能夠大力發展農村戶用沼氣，發展戶用沼氣村達到調查村總數的100％，但各村發展的戶數并不均衡；村綜合利用作物秸稈，推廣“豬－沼－果”、“四位（沼氣池、畜禽舍、廁所、日光溫室）一體”能源生態模式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6％；推行秸稈機械化還田、秸稈氣化、秸稈發電等措施的村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

企業對農村外部不經濟性的影響。村周邊企業污染物達標排放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已經建立，有效地防治農村地區工業污染，村周邊不存在污染問題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在擁有煤炭資源豐富的靈石和保德縣，由于煤礦企業的開采，村內存在一定面積的土地坍陷問題，村內存在坍陷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48％。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和環保標準，村內已經淘汰污染嚴重和落后的生產項目、工藝、設備，占調查村總數的100％。畜禽、水產養殖污染防治。各村能推進健康養殖，在強化養殖業污染防治方面，已經科學劃定畜禽飼養區域，力求改善農民生活環境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但人畜混居現象徹底改變的村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已經建設生態養殖場和養殖小區，力求提高養殖的規模化水平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能夠通過養殖小區發展沼氣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能夠通過養殖小區生產有機肥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但不能有效地進行無害化畜禽糞便還田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0％；重點治理規模化畜禽養殖污染，實現養殖廢棄物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村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控制農業面源污染。按標準化生產，強調采取技術、工程措施，控制農業面源污染的村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能大力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積極引導農民科學施肥，在種植區域普及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50％；積極引導和鼓勵農民使用生物農藥或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推廣病蟲草害綜合防治、生物防治和精準施藥等技術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50％；實施田間合理灌排，發展節水農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50％。

防治農村土壤污染。村對農產品種植區域的土壤污染監測和修復示范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均為0；村對煤礦廢棄地區域的土壤污染監測和修復示范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均為0。但所調查的村均能積極發展生態農業、有機農業占調查村總數的100％，嚴格控制主要糧食產地和蔬菜基地的灌溉，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農村自然生態保護。村能以保護和恢復生態系統功能為重點，營造人與自然和諧的農村生態環境；堅持生態保護與治理并重，加強對礦產、水力、旅游等資源開發活動的監管，遏制新的人為生態破壞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加快水土保持生態建設，嚴格控制土地退化和沙化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但重視自然恢復，保護天然植被的力度不夠，村莊綠化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6％；庭院綠化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2％；通道綠化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6％；農田防護林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6％；退耕還林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64％。

本文作者：張瑜 單位：安徽三聯學院思政部

民辦高校周圍環境中存在的問題

首先，違法犯罪事件較多。由于民辦高校校園周邊環境復雜，成為社會上一些閑散人員的集散地，也成為一些流動作案人員作案的“肥肉”，大學生相對來說社會閱歷比較少，缺乏較強的警惕性，容易上當受騙，這就為一些不法人員作案創造了機會，造成校園周邊充斥著黃賭毒現象，打架斗毆現象增加，偷盜甚至搶劫現象時有發生，這些都使得學生失去了人身財產安全的保障。張蓓蓓指出：“高校治安無小事。高校不良的周邊環境嚴重影響了師生正常的學習和生活，更不利于大學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樹立。”[1]正因為此，民辦高校周圍環境中治安不良狀況的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其次，“三癮（網癮、賭癮、舞癮）”學生增多。由于受周圍環境的影響，不少學生迷戀網絡、賭博和歌舞廳，在這些地方經常可見一些大學生樂不思蜀，玩得不亦樂乎，甚至把學費用來作為他們玩樂的資本，最終荒廢了學業，也荒廢了人生。再次，食品安全難以保障。這一問題是民辦高校的一塊心病，校園周圍到處都是小飯店、麻辣燙、米線等等，這些食物價格低廉，原材料質量低，地溝油充斥，環境衛生也令人堪憂，都使得學生的身體健康難以保障。

解決民辦高校周圍環境問題的幾點思考

張耀燦指出，文化背景能“賦予人們對不同的思想文化以創造性的理解，使其基本精神和本民族的文化深層次結構相適應，從而消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文化沖突”[2]，民辦高校周圍的不良環境雖然不能說導致對大學生教育中的嚴重文化沖突，但是這些不良因素的存在卻往往會導致大學生錯誤的認識，從而影響其健康成長。基于此，民辦高校周圍環境的治理已經迫在眉睫。然而，如何才能尋找到有效的治理方案，僅靠某一部分人的工作效果不大，它需要社會各個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群體防范，綜合治理。在師生中廣泛宣傳，提高警惕，增強他們的安全防范意識，這種意識包括日常學習生活的各個方面。積極引導和教育師生增強做好學校安全工作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強化安全防范意識。

結合學校實際和創建平安校園的工作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各項管理制度，特別是要完善安全和衛生管理制度，諸如，學生安全管理制度、晚間回宿舍檢查制度、重大事故報告制度、治理周邊環境協調制度，使得相關的各項工作有章可循，并在實際工作中依章辦事，狠抓落實，在實際治理中增強學生的自律性，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自覺抵制校園周邊的一些不良因素，形成強有力的防范機制。同時，在校園周圍500米到1000米的范圍內進行排查，發現問題隱患立即清除，并且加大巡邏和打擊力度，實行24小時巡查制，發現不法現象立即制止，不能僅流于形式。同時加強校園周邊社區建設，用健康的社會力量影響校園周邊環境。其次，形成社會“共治”機制，變“管制”為“共治”。在我國，對于校園周邊環境的治理傳統的管理模式是純粹的依靠國家管制，使用強制手段治理。然而由于有些民辦高校校址比較偏，處于城鄉結合部或者城市邊緣等地方，這些地方往往成為治安管理部門管理的漏洞，對于這些地方的治理，只有“亡羊補牢”，沒有“未雨綢繆”，這就不能夠適應今天變化了的環境。

在西方福利社會，他們弘揚完全的公民自治精神，如依賴社會某些單位或協會等組織治理社會，這樣，由于缺乏了國家強有力的暴力手段，往往力量太弱，效果不明顯。因此在今天的民辦高校周邊環境治理上，可以使國家和社會兩者相結合，形成契約共治管理模式，如組織學生治安隊伍，代替公安，讓他們自己解決問題，自己管理自己，這樣，既可以節約國家資源，又可以鍛煉學生，還可以發揮他們自己的模范作用，使這種治理模式制度化，使學生的自我治理自律化。還可以動員校園周圍的社區居民參與校園周邊環境的治理，并且發揮大學的影響力影響周圍環境等等。然而，一個地區的治理，說到底是政府所應提供的公共服務的一部分，而不是所謂大眾共同打理的公益事業，這一點有必要加以厘清。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整合社會治安管理隊伍，提高政府管理效率顯得尤為重要，在校園周邊環境共治的過程中，政府相關部門不能輕易的推諉責任，認為既然有了共治就可以抽出身來，相反，在這種契約式的管理模式中，政府相關部門不但不能抽出身來，反而應該加強自身服務意識，增強服務意識，提高治理效率，只有這樣，這種共治模式才能夠發揮有效的作用。因為在我國一直以來社會組織在管理社會的過程中力量都是薄弱的，也容易被有些人認為不能理解而不去接受。

本文作者：蔡學英 廖小平 單位：長沙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旅游學院教授

教育體系

學校作為公民環境教育的主要陣地，是宣傳、貫徹落實環境保護和環境教育相關法律、政策和培養生態意識的中堅力量，完善學校環境教育體系無疑是公民環境教育持續長遠發展的關鍵。完善學校環境教育體系。進行公民環境教育，可利用學校這一陣地，通過完善學校的環境教育體系來達到環境教育的目的。首先，完善學校環境教育體系，要加強幼兒環境教育。對幼兒環境教育，我們必須明白“在教育兒童時，我們當然應該把功夫用在他們的習慣方面，然后再及于理性方面”①，必須尊重幼兒學習的規律，重視興趣的培養和直接的體驗。其次，完善學校環境教育體系，要強化中小學環境教育。遵照教育部《中小學環境教育專題教育大綱》的精神，中小學環境教育應本著因材施教的原則。再次，完善學校環境教育體系，要抓好高校環境教育。大學生是將來“兩型社會”建設的主力軍，因此，高校環境教育是學校環境教育的關鍵。完善的環境教育體系也離不開合理、科學的教材。要進行公民環境教育，須加大學術研究，組織編寫更多條理清晰、實踐性強，更接近大眾的、內容生動而思想深刻的教材。產學研相結合。產學研相結合，是把教育、研究和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我們關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學術教學和研究，只有當它與“兩型社會”的建設實踐結合起來，發展“兩型”產業，才能真正發揮其效用。希冀于純粹的給學生灌輸關于節約和環境友好的理念就能為構建“兩型社會”培養出生態公民，是欠成熟的考慮。通過產學研的結合，可以讓先進的科學技術和高素質的學生隊伍直接服務于低碳經濟所倡導的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綠色能源、綠色生產和綠色消費等，而低碳經濟的發展又可以為環境科學、生態科學等的深入研究提供物質基礎，并為廣大學生提供實踐生態理念的最佳平臺。可見，產學研相結合開創的是一種多贏的局面，綠色產業因此而獲得了促進發展的生產力，環境科學因此而獲得了保障研究的后盾，環境教育因此而獲得了聯系實踐的橋梁。

企業責任

培養企業責任意識。企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最主要的環境污染源。因此，保證生態環境教育工作的成效，“對企業而言，它要求負責任的企業不能只具有消極被動的責任意識，更應當具有‘預防性的責任’或‘前瞻性的責任意識’，以一種實現責任的精神，以未來要做的事情為向導，在確定行為的目的、手段、結果都無害以后，才去從事追求盈利的生產經營活動”。②具備了環境污染防治的責任感和“前瞻性的責任意識”，企業將在實現經濟資本積累的同時，獲得一種道德資本———一種“能夠有助于帶來剩余價值或創造新價值，從而實現經濟物品保值、增殖的一切倫理價值符號”③。由企業自覺的責任意識和責任感積淀的道德資本不僅能為企業創造價值，而且對社會資本的積累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引導企業節能減排。引導企業節能減排，轉變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的粗放型發展方式，是建設“兩型社會”的必要環節。節能減排與我們常說的“低碳”聯系緊密，企業主要應在這樣兩個方面努力:一是開發運用綠色能源。二是積極推進低碳化、生態化的綠色生產。要培養企業的責任意識和引導企業節能減排，一方面是在“兩型社會”建設中對企業進行的環境教育;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發揮有影響力的企業在行業和社會中的權威，對其它企業和社會公眾樹立榜樣，發揮對公民進行環境教育的作用。企業的節能減排是對前瞻性責任意識實踐，也是企業道德資本的積累，它不僅可以直接為我們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做出貢獻，其榜樣作用還為深入開展公民環境教育，實現“兩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潛在的影響。

傳統文化

加強對傳統文化的研究。中國傳統的道家、儒家等思想中都蘊含著博大精深的生態智慧，以至于我們的前輩們能“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與自然和諧相處。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不管是儒家抑或道家，其主要就表現就是尊重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實質是將天、地、人作為一個統一的和諧整體來考慮……在保護好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基礎上進行人類的生產活動，從而建立一種人與自然共存共榮、和諧發展的關系。在推崇生態倫理的同時，我國古代先賢也非常重視從制度和法律層面來追求生態文明。“歷朝都立有類似保護動物的法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統治者雖然原來是以肉食為主的游牧民族，但入主中原以后，也能適當地注意保護動物。”④因此，中國先哲言簡意賅的格言、警句里深刻的生態智慧，都可供我們運用于“兩型社會”建設中的公民環境教育。促進傳統文化的大眾化。打開傳統文化的經典，我們會發現先哲們的言論和文章都簡短、晦澀。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言，“中國哲學家的語言如此不清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則幾乎是無限的。”⑤但是，這種暗示卻也為我們大眾理解其中的智慧增添了難度。因此，要為我們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智慧，必須將傳統文化大眾化，要把深奧、晦澀的傳統哲學思想轉化成通俗易懂、接近生活的生活智慧，特別是傳統文化中關于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部分。傳統文化的大眾化主要可以采取三個方面的措施:一是當局組織編寫一些推廣傳統文化的普及讀物;二是通過電視、網絡的傳播媒體進一步推進傳統文化的大眾化;三是在學校開設普及傳統思想精髓的必修課或選修課，在條件適合的大學還可以增設國學院。

本文作者：樓蘇萍 單位：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西方國家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途徑

環境治理中的公民，在不同的情景下有著不同的角色。社會成員在環境治理中的角色可以是普通公眾、環境保護主義者以及利益相關者。無論何種情況，公民均有權利參與到環境治理。不過，在不同的情景下，公眾參與的方式與力度通常有所不同。作為普通公眾，其在環境治理中的參與更多的是通過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并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環保以及環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養成來參與，一旦其環境意識較強，并希望有所行動，他可以通過成立或參與環境NGO組織，成為環境志愿者，在NGO的平臺上開展環境保護的宣傳教育、政策執行監督以及政策游說，也可以參與決策體制內的各種地方性、政策性咨詢委員會，如社區咨詢委員會，作為地方公眾的代表影響決策；或者參與政府部門舉辦的各種環境評估與決策的聽證會（publichearing）、座談會(workshop)等發表自己的意見。當他成為環境決策中的利益相關群體的代表時，他不僅會被邀請參與前述的各種環境評估與決策聽證會、公開會議和座談會，同時也有權利對已經發生的環境損害提起行政申訴與環境訴訟。概括起來，西方國家環境保護中公眾參與的途徑有：*成立或參與NGO組織*參與咨詢委員會*參加聽證會、座談會與公民會議等*提起環境訴訟。

參與非政府組織，成為一名志愿者可能是西方國家公眾參與環境治理最為普遍的選擇。1865年，英國歷史上最早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民間環保團體———公共用地及鄉間小組保護協會成立，開啟了環境NGO的序幕[6]。到了20世紀70年代，環境保護運動在主要發達國家均如火如荼地展開，其中一個重大表現就是環境非政府組織的迅速發展。在美國，規模最大的全國野生動物協會在2008年的會員數為四百萬人，年度預算達8810萬美元。①環境NGO組織掌握了越來越多的資源，逐漸成為整個環境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環境NGO組織除了開展環境保護的宣傳教育外，行動方式與領域日益豐富與多樣化，并趨向制度化。在德國，環境與自然保護聯盟———一個專業化的環境NGO、德國環境主要的積極倡導者的活動范圍就非常廣泛，他們不僅參加聽證會，而且也在議會委員會中工作并評議議案。在地方性的市政與州的層面，他們積極參與計劃建筑項目和設施，考慮替代性的交通和能源政策，并參與地方層次上的執行。他們也會出現在法庭上支持公民的法律要求。此外，他們還通過資助科學研究以獲得相關議題的科學支持[4]（P50）。

咨詢委員會是一系列官方或非官方成立的由一定人數市民、專家、利益團體組成的，定期會面與活動并作為決策者咨詢機構而存在的各種形式的委員會。這類委員會既廣泛存在于聯邦政府層面，也活躍于地方層面。聯邦政府層面的咨詢委員會受《聯邦咨詢委員會法案》的管轄。按照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的公共參與政策指南，當環境保護局需要獲得非聯邦政府雇員的個人與群體的意見與建議時，當局需要考慮是否成立一個咨詢委員會。按照法律，咨詢委員會應當擁有自己的章程，各個群體均有平衡代表、實行公開會議、并保留所有的會議記錄及文件等便于公眾獲取[7]（P24）。咨詢委員會的首要功能是為聯邦官員提供建議與意見；同時咨詢委員會也可以成為不同利益群體之間討論問題、交換意見、互相溝通的平臺，并有助于加深對部門行動的理解。在地方層面，咨詢委員會則包括地方政府發起組織的、非政府的地方性組織，及一些是由地方領袖、居民推選組成的非正式性更強的咨詢委員會。這類咨詢委員會既是公眾參與的平臺，也是政府獲得信息反饋的重要來源。市民咨詢委員會一般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首先，地方上不同的利益群體均有代表；開展常規性的會議；參與者的評論和觀點會被錄音；尋求共識但不要求一定要達成共識；在決策過程中，市民咨詢委員被賦予重要地位。按照美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重要的交通政策、規劃政策及開發項目確定之前，都需要聽取市民咨詢委員的建議與意見。

各種類型的公民會議，如聽證會、座談會及參與度更大的公民陪審團等組織安排是西方國家政府部門鼓勵公眾參與的重要途徑，也是重大環境政策出臺的必經之路。在美國，與公共衛生有關的政策法規，如空氣資源、水資源管理及有害垃圾處理等政策法規出臺之前都必須經過座談會與聽證會的形式聽取公民與相關組織的意見。例如，在加利福尼亞，縣級空氣質量管理地區委員會采納新的法律與規章前必須經過公示、公眾評論、聽證會并受州空氣資源委員會的審讀。而州空氣資源委員會作為州政府中管理空氣質量的權威機關，其立法過程也包括了多種形式的公眾參與[8]。公眾可以在立法計劃、法案的起草、建議稿的評論及聽證階段參與到決策中來。除此以外，還存在各種形式的不那么正式的公民會議，小型討論會、焦點小組等，感興趣的市民均可以自由參加；而政府部門在公眾參與之后必須對公眾意見做出整理與反饋。

環境公益訴訟，特別是公民依法就企業違反法定環境保護義務、污染環境的行為或主管機關沒有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提起的公民訴訟是一種積極的公眾參與方式；公民或公民團體在此過程中直接介入法律的執行與完善。1965年，美國紐約州哈德遜河沿岸的房地產主們聯合以“保持美麗的哈德遜河聯合會”的名義，起訴聯邦動力委員會，反對該委員會批準一家電力公司在哈德遜河上修建跨河電纜一案首開現代美國公民環保團體起訴之先河。法院受理了此案并裁定環保團體享有為保護風景、歷史遺跡和戶外娛樂價值而在法院起訴的權利。1972年，賽爾拉俱樂部訴聯邦環保局，指控該局批準某些州的含有允許空氣質量降級內容的實施方案的決定違反了聯邦《清潔空氣法》。這項訴訟導致了國會在《清潔空氣法》中增補一項關于“防止空氣質量嚴重惡化”的規定。此后兩次修訂的《清潔水法》、《瀕危物種保護法》、《安全飲用水法》和《資源保護與恢復法》和《有毒物質控制法》法律中，都設置了公民訴訟的條款。在日本，人們可以依據《公害對策基本法》與《自然環境保護法》提起“公害審判”或“環境保護訴訟”。就前者而言，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就出現了著名的“四大公害”審判運動；此后又有以米糠油中毒者、斯蒙病為首的食品公害、藥害訴訟，不僅追究了加害企業的損害賠償責任，而且還追究了擁有監督責任的國家和地方公共事業行政機構的國家賠償責任。到了70年代以后，環境公害審判、環境保護訴訟、環境權訴訟等案件激增，最多時候竟有1000多件案件在法院同時審理[9]（P42-98）。#p#分頁標題#e#

本文作者：徐秋艷 單位：駐馬店市政府機關幼兒園

領域挖掘

《中小學環境教育實施指南》中指出：“從學習內容上看，環境教育兼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內涵，環境教育幫助學生從各種角度全面理解環境系統掌握社會環境與生態環境及其內部各種組成要素之間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環境教育可以跨學科的方式融入各課教學之中。”如科學活動“水”“聲音”等內容，讓孩子懂得干凈的水和安靜的環境對人體健康的重要意義，教育幼兒不浪費水、不喝臟水、不在公共場所里大聲喧嘩；藝術活動中《愛護小樹苗》、《小烏鴉愛媽媽》，讓幼兒從小愛護樹木，敬愛媽媽；在第26個“愛鳥周”來臨之際，我們組織幼兒觀看“鳥叔叔”精彩的口技表演。婉轉動聽，惟妙惟肖的鳥叫聲，更加深了孩子們對鳥的喜愛，家長和幼兒共同收集鳥類圖片1000多份，師生共同布置“愛鳥園地”16個，幼兒動手創作愛鳥圖畫800余幅，我們還帶孩子設計鳥巢，掛鳥巢。為了讓孩子懂得“愛”與“被愛”的雙重情感體驗，我們開展生態體驗教育活動：“做蛋寶寶的爸爸媽媽”，電視臺、廣播電臺都做了報道。活動為五個小活動，滲透五大領域，科學活動：認識蛋寶寶；美工活動：打扮蛋寶寶；社會活動：給蛋寶寶看病；語言活動：做蛋寶寶的好父母；健康活動：照顧蛋寶寶；最后我們進行談話活動，讓孩子進行反思性表達活動。

親近自然

我國著名學者、自然之友主席梁從誡先生曾在《與孩子共享自然》中說：“沒有孩子生來不愛樹林、池塘、草地，不愛護野花和小鳥，如果他們漠然，那么現代都市生活對童心的歪曲，孩子們親近自然，在大地盡情游戲，體驗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自然本身應有的和諧與平衡，這不僅是為了環境教育，而且是對稚嫩心靈的撫愛與陶冶。”工作中，我們解放幼兒的時間、空間，讓孩子用激情擁抱自然。他們用自己的眼睛發現、認識自然，用心靈體驗、感悟自然。自然中，小草有生根的土地，花兒有開放花蕾的空間，鳥兒有歌唱的平臺，孩子也有了放飛心靈的時刻，他們撲進自然的懷抱，和各種生命打成一片，認真地觀察昆蟲，用泥土為蚯蚓蓋房屋，拯救小溝溝里的蝌蚪，傾聽花兒的言語及樹葉的吟唱，感受著自然萬物中一切鮮活的生命形象。我們遵循生態教育理論，認真挖掘自然中的教育因子，著力培養孩子強健的身體和完善孩子的人格。每年的登山活動、春游、秋游，我們不斷擴大教育的內涵，靈活運用多種活動形式、增加活動難度，讓孩子得到豐富的體驗，以培養多種能力。登山時，孩子們你拉我、我推你；過小河溝時，男孩拉女孩，大的牽小的。他們那么認真、那么負責，人性中的善良熠熠生輝。

節日主題活動

我們除了在教學中不斷滲透環保教育內容外，特別在國際國內一些主要的，與環保有關的紀念日里，更積極地開展環保專題教育活動。一年中，有很多環境節日，如何深層次挖掘教育資源，讓每個節日都閃光，取得應有的教育效果，也是教育者應該深思的問題。在3月12日植樹節活動中，我園組織了“小手牽大手，共同植樹護樹”活動。孩子們把自制帶有文字和圖案的卡片掛在小樹上，如“請珍惜一片綠”、“我要發芽，別動我！”等，通過勞動實踐讓孩子明白人與萬物息息相關、共生共榮的關系，以及環境人類生存的意義，從而使孩子對自然產生崇敬心理、仰慕之情。在6月5日世界環境日里，我們舉行了“爭當綠色小衛士”系列活動。孩子們手拿“保護環境，從我做起”的小旗，遠足到公園。通過活動，家長也深深地認識到了“環境保護要從我做起，從身邊小事做起”。整個活動真正起到了以一個孩子帶動一個家庭，一個家庭帶動整個社區的作用。我們還帶領孩子們將關在籠中的小鳥重新放回到自然的懷抱中，激發了幼兒愛護小鳥的情感，并讓幼兒們知道小鳥是我們的朋友。

本文作者：白剛剛 袁時祥 彭亮 單位：青海省水文地質工程地質環境地質調查院

青海省礦山地質環境現狀

青海省東部地區采砂場地質環境破壞現狀。青海東部地區人多地少，土地利用粗放，可供耕作的土地資源十分有限。加之基礎建設又主要集中分布于此，以建材類資源為主的礦產資源開發，導致青海東部地區大大小小的采砂坑場遍布了湟水流域各大支流。不僅挖損、壓占了大量耕地資源、破壞了地貌景觀，而且造成了大面積的含水層結構破壞和水土流失，嚴重影響了青海東部地區的自然地貌景觀和水土涵養。青海東部地區采砂場主要集中分布于湟水谷地及其支流谷地一帶。據調查:區內累計過采面積達13337hm2之多。壓占挖損土地、地貌景觀改變、含水層結構破壞、水土流失等環境地質問題十分突出。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采砂過程中，由于地質環境保護等措施缺失或未能落實到位，尾礦隨意堆放，采坑不能及時回填處理，致使采區堆積了大量的固體松散物，在挖損、壓占大面積耕地資源的同時，也嚴重阻礙了溝道的泄洪能力，松散而隨意堆放的尾砂料為泥石流儲備了大量的物質來源，嚴重威脅著下游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另一方面在開采過程中未能按一定的邊坡開挖比進行合理開挖及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識，局部地段已形成高5～20m、長數百米的高陡邊坡，在流水侵蝕和重力作用下常失穩致災坍塌，威脅當地居民安全。

青海省三江源區、內陸河源頭區砂金礦區地質環境破壞現狀。青海省三江源區、內陸河源頭區系純牧業區，經濟發展水平十分滯后，草場植被是當地牧民群眾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畜牧業是當地唯一的主體經濟，牧業生產方式以自然放牧為主，經濟結構單一。由于江河源頭區砂金資源豐富，采金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紀20～30年代，受當地豐富的砂金資源的誘惑、經濟利益的驅動及當地亟待改變的貧窮落后面貌，同時也限于當時特殊的歷史時期，造成礦區長期處于無序的亂采濫挖狀態之中，致使原本就很脆弱的原始生態環境及草場植被遭到了嚴重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日趨惡化。據調查，三江源地區及內陸河源頭區的群采砂金活動累計損毀土地面積高達20000多hm2，該類礦山自上世紀90年代末全面禁采關停后，礦山地質環境治理責任人由于歷史原因已經滅失。2004～2011年年底，地質技術人員赴野外對已破壞的礦區進行了實地調查。調查成果為:開采方式有兩種，即群眾性開采及大規模機械化開采。過采區主要分布于河谷開闊處的低階地及河漫灘地帶，地表原始生態環境多為河谷階地草原和河漫灘裸地，砂金礦過采對礦山地質環境的破壞程度十分嚴重。過采區內幾乎未經過平整，砂堆如山、連綿不斷，溝坑遍布、縱橫交錯。過采區面積1061．6hm2，挖損破壞河道長度數百公里，遺留采金坑塘數以萬計，其中大的坑塘長150m，寬100m，面積近15000m2，坑深10m以上。面積在500～1000m2的坑塘更是隨處可見，且多呈串珠狀相連，坑塘周邊的廢棄砂礫堆積松散，高出原地面5～15m，與塘底相對高差達10～20m。砂堆數萬個，其中高4～23m，方量大于5000m3的砂堆數量眾多，高2～8m，方量在1000～5000m3的砂堆遍布過采區，多呈渾圓狀，受礦體延展方向控制，部分相鄰的砂堆則構成了沿溝谷方向展布的條狀砂梁，由于堆棄高度過大，加之近水一側的側蝕作用，其頂部多變形開裂，易發生坍塌從而加劇水土流失。

青海省北部煤、鈾礦區地質環境破壞現狀。青海省北部分布有較豐富的煤炭資源，亟待改變的貧窮落后面貌以及當時特殊的歷史時期，導致煤礦的開采長期處于無計劃的亂采濫挖狀態之中，致使原始生態環境遭到了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日趨惡化，礦山安全隱患隨時危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目前該類礦山主要有祁連縣默勒煤礦、門源回族自治縣紅旗煤礦、瓜拉煤礦、西寧市大通煤礦。煤礦區多為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群眾無序開采形成，歷經20多年的反復開采致使礦區地質環境和土地植被遭到嚴重破壞，生態環境日趨惡化。采煤對區內地質環境的破壞主要表現為對草地土壤層的破壞、地形地貌景觀破壞、河流改道、土地生產力的破壞以及由此引發的土壤侵蝕、水土流失等問題。據實地調查，采煤區歷經多年的采挖，破壞現象極其嚴重。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采煤破壞草地數千公頃，以剝離和占壓為主。對原有地形地貌景觀破壞程度大，采煤礦井和祼露的尾礦堆隨處可見。開采方式以井采為主，有硐、豎井、斜井等沿山體走向展布。尾礦堆主要分布在礦井四周，多呈不規則橢圓狀順坡堆放，尾礦堆積較為凌亂，一般高2～3m，最高達4m，直徑3～10m，最大達20m。礦井治理和尾礦回填、整平整治難度大。由于采煤棄渣隨意堆放引起河道改向，地表水溢流對凸岸的沖蝕作用強烈，致使漫灘面積增大，低洼地多成積水塘。采煤對土地生產力的破壞程度率達80%以上，造成大面積土地沙礫化，水土涵養能力下降。礦井井口四周發育圓弧形崩滑體，地質災害隱患大。

青海省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方法及成效

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是一個地質學、生態學、生物學等多門學科緊密結合的系統工程。礦山地質環境問題以野外調查、分析可行性研究工作為基礎，針對不同地層巖性，不同礦種(類)，不同規模，不同開采方式，產生的地質環境問題亦不同，工程治理措施和方案也不盡相同。工程治理措施和效果是解決礦山地質環境問題的關鍵，近年來該類項目得到了中央財政、地方財政資金來源的支持，使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工程得以實施，并取得非常大的成果。

1建設水利水電工程的重要性

建設水電水利工程的實質是根除對人民有害的事物，興辦對人民有利的事業。追求社會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是水利水電工程建設的首要任務，在方便人們生活的同時還促進了旅游業的發展、農田的灌溉、提供生活用水等是水電水利工程最直觀的表現。此外，從能源的歸屬來看，水電水利資源屬于綠色的可再生能源。近幾年來，能源危機的存在是各國所面臨的又一難題，所以，世界各國都把希望寄托于水電開發上面。我國的水利資源相對豐富，在水利水電工程的推動下，水庫的作用也不僅僅是防澇防旱如用水庫進行發電，這樣不僅減少了環境污染，還能節約大量煤炭資源等。但是，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國對水資源的利用率相較于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提高對水資源的利用率，是我國水利水電建設的重中之重，這就需要從技術上提高與改進，突破對水資源開發與利用所遇到的技術性難題，在保證不破壞生態與環境的基礎上，加大對水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促進經濟發展。

2水電水利工程建設帶來的問題

2．1打破了原有的生態平衡

河流并不是在一兩天的時間內形成的，是經過一次次的演化才形成，河流能夠在一定的范圍內起到調節氣候環境的作用，但是水電水利工程的建設依托于寬闊的河道，這樣就會影響河流的水質和溫度，使河道周圍的地質遭到破壞。

2．1．1提高了河流水溫

建設水利水電工程，河道的水面會慢慢變寬，流淌的速度也會放緩，這樣就會增加太陽對水面的輻射面積，水庫積蓄的熱量在短時間內很難退卻。任何生物適應一個新的環境都是需要一定時間的，水溫的升高會影響魚的排卵，河道中魚蝦的數量相應減少，生物鏈也會因魚蝦數量的減少遭到破壞。

作者：汪基德 朱書慧 單位：河南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現代教育研究所

新中國電化教育的開拓者與奠基人南國農先生不僅對我國電化教育（教育技術）的理論與實踐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對我國教育傳播學的學科建設也做出了重大貢獻，他與李運林先生等一道，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傳播學理論體系，并在實踐中積極推廣、踐行教育傳播學的思想。在慶祝南先生90大壽之際，對南先生的教育傳播學思想進行初步的梳理與探討，以表達對先生的敬意。

一、傳播理論是電化教育（教育技術）的理論基礎思想的確立

在我國，傳播學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引入的，我國的教育技術工作者對傳播學的引入做出了重要貢獻，南國農先生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大力支持電教工作者引進、宣傳、推廣傳播學理論。南先生非常重視傳播學在電化教育中的理論基礎地位，在他所著的電化教育著作中都特別強調傳播學的重要作用。在1985年出版的《電化教育學（第一版）》第一章“第四節‘電化教育的理論基礎’”中，他就將傳播學作為電化教育的理論基礎，并認為教育心理學和傳播學是電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論基礎，它們“與電化教育理論的建立，關系最直接、最密切。”[1]在這部著作中，南先生還介紹了當時比較有影響的三種傳播模式：拉斯韋爾的5W模式、香農模式和韋斯特萊模式。在這一節內容的最后，南先生進一步強調：“傳播理論與電化教育有著廣泛的聯系。傳播理論主要是闡明信息傳遞的過程與規律，而電化教育就是運用現代教育媒體傳遞教育信息的過程。在電化教育的實踐和理論建設中，常常需要傳播學的理論援助。”[2]盡管這里對傳播學作為電化教育的理論基礎的論述還不夠全面系統，但南先生認識到傳播學對于電化教育發展的重要影響，并及時地引入到電化教育中來，這顯示了南先生的睿智與高瞻遠矚。在1998年出版的《電化教育學（第二版）》一書中，雖然沒有具體談到電化教育的理論基礎問題，但傳播理論仍然出現在該書的有關章節中，如在“電化教育過程的基本模式”一節中提到，在研究建立電化教育過程模式時，以下幾個傳播模式值得參考：分別是香農—韋弗的傳播模式、貝羅的傳播模式、坂元昂的教育傳播模式、海曼—弗朗克的教育傳播模式。[3]這里實際上仍然是把傳播學作為建立電化教育過程的基本模式的理論基礎來看待，并參照這四種傳播模式，建立起來了三種電化教育過程模式：（1）以教育者為中心的電化教育過程模式；（2）以學習者為中心的電化教育模式；（3）以問題為中心的電化教育過程模式。[4]在2004年出版的《信息化教育概論》一書中，南先生再次明確提出傳播理論是信息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論基礎之一的思想。他認為：信息化教育（教育技術）的理論基礎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其中最里層、最直接的是“學與教理論和傳播理論”。[5]在這里，南先生將四種傳播理論修改為：（1）貝羅的傳播過程四要素理論；（2）羅米索斯基的雙向傳播理論；（3）宣偉伯的傳播效果理論；（4）羅杰斯的創新推廣理論。[6]并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了三種信息化教學的基本模式：（1）以“教”為主的模式；（2）以“學”為主的模式；（3）以“其他要素”為主的模式，如教學組織形式、教學內容、教育媒體等。[7]在《信息化教育概論》一書中，南先生還提出了信息化教育（教育技術）的基本理論這一概念，并將之概括為三種理論：現代教育媒體理論、現代傳媒教學理論和現代教學設計理論。[8]盡管在南先生不同時期的著作中，對傳播學作為電化教育理論基礎的思想表述略有不同，但南先生將這一思想繼承下來，并不斷的豐富、完善和深入。近30年的堅持與努力，顯示了南先生作為電化教育事業的奠基者所具有的繼承創新、嚴謹治學的學者品質和研究態度。

二、對教育傳播學性質和研究對象的深刻論述

南先生早在1991年就在《電化教育研究》上，闡述他關于教育傳播學性質、研究對象的看法。南先生指出，現代科學技術體系所包含的學科有幾千種，僅自然科學就有2400多種，這些學科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單一學科，其內容只涉及一門科學的領域，如數學、物理學、化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等；另一類是交叉學科，其內容涉及兩門或兩門以上科學的領域。交叉學科又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邊緣科學，是兩門學科相互交叉的產物，即兩門學科的基本理論、方法，作用于同一個研究對象，其內容涉及兩門科學的領域。二是綜合學科，是兩門以上學科相互交叉的產物，即兩門以上學科的基本理論、方法，作用于同一個研究對象，其內容涉及兩門以上科學的領域，如生物物理化學、環境科學等等。三是橫斷學科，這類學科具有兩種特性：（1）它是多種學科相互交叉的產物；（2）它的概念、理論和方法具有很強的方法論功能，可以作用于多種其他學科，從橫的方向上研究多個對象。如系統科學的“三論”（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它們是哲學、人類學、生物學、數學、物理學、電子科學以及計算機科學等互相滲透、互相結合的產物；它們的概念、理論和方法都具有很強的方法論功能，具有向多個領域廣泛滲透的可能性。教育傳播學是屬于交叉學科中的邊緣學科，它是教育學和傳播學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產物。它是傳播學的一個分支，也是教育學的一個分支。教育傳播學是綜合運用傳播學和教育學的理論和方法，設計、實施、評價學習和教學全過程，以實現教學和教育的最優化。教育傳播學的研究對象，是教育傳播現象及其規律性。就是通過對教育傳播現象和問題的研究，去揭示教育傳播規律的一門科學，它的對象是整個傳播系統和學習與教學全過程。

在談到教育傳播學和視聽教育學、電化教育學、教育技術學的關系時，南先生指出：視聽教育學是以教育媒體（包括傳統教育媒體和現代教育媒體）的研究和應用為核心，它要探討的是怎樣運用各種視聽媒體，有效地傳遞教育信息，以達到教育過程的優化。教育傳播學和教育技術學是對所有教育資源和教育系統的所有組成要素及其相互關系，進行綜合研究，以期提高教育效果，達到教育過程的優化。它在研究中，對教育系統的所有組成要素，同等對待，一視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