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學主要是指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與左翼文學，40年代的解放區文學以及建國到70年代期間反映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的文學作品。［1］   這些作品用通俗、大眾的語言展示了中國人民進行新民族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苦歷程，贊揚了無產階級理想和犧牲精神。作為過去社會生活和意識形態的反映，紅色文學對當代青年認識歷史和現實提供了啟發性視角。   同時，紅色文學特別是中國20世紀“50至70年代的文學，是‘五四’誕生和孕育的充滿浪漫情懷的知識者所作出的選擇，它與‘五四’新文學的精神，應該說具有一種深層的延續性”［2］。作品中所宣揚的愛國主義、英雄情結、理想主義與進取精神，也無疑會對當代青年具有積極的教育意義。所以，盡管紅色文學具有特定時代語境中的文學生產的規定性，從文學價值上來說，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但對當代青年人而言仍不乏現實價值。創作于20世紀50年代的《青春之歌》以革命、青春、成長、情愛為主題，是紅色文學經典作品之一。作品以“九•一八”到“一二•九”這一歷史時期為背景，以學生愛國運動為主線，反映了這一時代背景下，青年的苦悶、希望、歡樂與奮斗。本文便以《青春之歌》為例，從精神與現實兩個向度上探討紅色文學對當代青年的教育意義。   一《青春之歌》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靜這一在30年代覺醒、成長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主人公在困境之中，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成長為一名優秀女性和合格的革命戰士。她敢于走出家庭，反抗他者對自己婚姻和命運的主宰，體現了其鮮明的獨立精神和反抗父權、追求自由的勇氣。林道靜面對家庭的變故、社會的動亂和感情的創傷，始終堅守自己的信念。作品人物不斷要求進步、追求理想的精神激發了幾代青年的斗志，也與當代青年渴望成功、努力實現人生目標的心理達到了一定程度的契合。［3］   在反抗父權與尋找自身價值認同上，林道靜同當代青年的追求具有很多相同之處。青年正是在反抗與尋找認同的同時來獲得成長的。但與紅色文學不同，當代青年的反抗與認同更多地表現在姿態上和視覺符號上。如，對青春偶像特別是明星人物的追捧。偶像所帶來的時尚視覺以及其成功形象都會帶給青年人以一種夢幻般的誘惑力。于是，青年更多的是通過服飾裝扮、語言以及對父權價值觀的忽略來肯定自身對個性解放的追求。特別是在當代的青春文學與影視作品中，學校父權制最集中的體現成為青年人最主要的反叛與反抗對象。因此，當代青年對自由的追求和自我的塑造愿望通常是以反抗主流文化為起點的，以個人為中心的，更多的是通過視覺符號來傳達。   反觀20世紀的紅色文學作品，以林道靜為代表的青年在反抗與自我價值實現中，一方面，以一種積極的姿態，而不是通過忽略和逃避的方式來反抗父權制的壓迫。他們不僅是理想主義者，還是行動主義者;他們不僅努力地去拆解推翻舊的，而且又滿懷激情地去建設進步的新世界。他們的人生價值的實現是通過個人的不懈奮斗與犧牲來建立理想的崇尚民主與科學的新國家。另一方面，這種反抗不僅宣揚了個人實現自我價值的理念，也更加強調個人如何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緊結合起來，以自我的犧牲換取嶄新時代的豪邁情懷和獻身精神。   紅色文學中的青年追求的恰恰是通過對革命主流文化和愛國主義主流價值觀的皈依與認可來體現的。   因此，《青春之歌》所提倡的是以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為核心的價值觀，更加強調人的崇高精神追求。   兩相比照，青年人追逐夢想和成功的積極態度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共通的，但其實質卻有著很大的不同。這正是紅色文學中的人物形象對當代青年具有積極教育意義所在。面對當今以商品經濟為中心的物欲膨脹的社會，消費文化中的娛樂性、快餐性、平面性、功利性使很多人喪失了曾經的理想。   當代青年文學與影視作品中呈現的青年人生活的頹廢色彩與信仰的迷失等問題，正反映了當代青年精神領域的貧瘠。因此，紅色文學中青年對理想和生命價值的追求，無疑對當代青年的精神世界具有滌蕩與促其反省作用，其教育意義是深遠的。   二追求個人權益、物質利益和幸福的愛情是人之為人的正常動機與行為。但由于特定歷史時代的限制，紅色文學中對人物的塑造是片面性的，特別是在塑造人物崇高的人格上，通常會給予進一步的放大處理。他們往往排斥自我的物質性、自然性，而更加強調和傾向于精神領域。他們沒有物質欲，甚至將個人的情感也完全納入革命理想事業中去。然而，正因如此，小說人物的思想也為當代青年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野，促使他們有機會去發現人物形象的獨特個性和自我的精神世界。小說人物舍棄個人感情和利益，為民族和國家犧牲自我的做法也有利于青年對歷史和現實進行反思和思考。個人應該如何處理和看待精神與物質、理想與現實、愛情與事業等之間的關系。從這個角度上看，紅色文學具有其更加現實的教育意義。   《青春之歌》創作于20世紀50年代，當時恰逢我國長篇小說創作和出版的高峰期。這個時期的小說創作多以革命、斗爭、贊揚、回憶為主題，歌頌了黨領導人民在民族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的艱苦奮斗和表現出的偉大精神。《青春之歌》這部作品的主題沒有脫離革命、抗爭和歌頌。但《青春之歌》還反映了人物的愛情主題。《青春之歌》這部作品正是因為對愛情主題的描寫，才顯得別具一格，有血有肉，更容易進入青年的閱讀領域。   在作品創作的年代，過多追逐個人權益和男女情愛被認為是自私和腐朽的表現，可以說，這是對一種強烈個性和純粹愛情觀的壓抑與束縛，這既與創作時代背景和作品主題闡釋的需要有關，也與人物本身所處的社會和精神現實有很大關系。林道靜作為一個小資產階級青年，是以一個被社會改造的對象而存在的。因此，她對理想甚至愛情的追求既是執著的，又是困惑的。這表現在她對幾位男性的愛情態度上。林道靜在成長過程中，一直在尋找自己的人生位置，尋找社會的認可。因此，在其思想成長道路上的余永澤、盧嘉川和江華又有著其人生向導的身份。林道靜在成長過程中，其心路歷程的變化恰恰體現在她對不同男性的感情態度變化上。因此，林道靜最終選擇江華并不是以純粹的愛情為出發點，而是將個人理想與愛情混淆在一起。她之所以如此選擇，因為江華正是自己理想中的生命形態。#p#分頁標題#e#   在現代，自我利益的實現和個人情感的滿足則是被認可和提倡的。一方面，由于物欲和私利的誘惑，很多青年又表現為向另一個極端的傾斜。他們過于強調個性、愛情至上，在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上，很多人不惜犧牲他人的利益，將道德與美好的人生理想拋之腦后，甚至將婚姻和愛情作為交易的籌碼來換取其他。這樣的選擇到最后都難逃悲劇性結局。   另一方面，許多青年人做著脫離現實的浪漫主義愛情美夢，為了追求所謂的“真愛”而失去自我，放棄個性的獨立，成為情感上的傀儡。一旦美夢破裂，跌入殘酷的現實，才發現人生失去了奮斗的動力和條件，亦無法獲得社會和他人的認可。與林道靜相比，當代青年人對愛情和人生的其他抉擇上都缺乏堅定的人生信念和崇高的精神追求作支撐。因此，從紅色文學人物的人生經歷中，我們可以發現，個人要獲得個人追求的成功與情感上的幸福，是在不斷認識自我、完善自我和成為自我的過程中實現的，并且，需要有正確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追求為精神動力。同時，只有既承認“我”的自然性也兼顧“我”的社會性，才能正確地對待和處理精神與物質、理想與現實以及事業與愛情的關系。這些對當代青年人來說，具有極其深刻的教育意義和指導意義。   此外，受過去觀念的局限和影響，在《青春之歌》出版的幾十年間，余永澤都是以自私、麻木、無情的反面形象被接受的。一些紅色文學中強調個人自由和自我利益的人物形象也遭到了很長時間的批判和誤讀。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思想的進步，社會開始承認個人價值的重要性，作為年青一代重視個人的解放、個性的張揚和自我的發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余永澤被還原為一個普遍的學者形象，［4］其勤于治學、醉心學術的刻苦精神也是值得當代青年人學習的。   綜上所述，《青春之歌》中人物表現出的個人奮斗精神符合青年不斷追求自我成功和自身價值的觀念，小說中所強調的革命理想、集體利益和精神追求，與當代青年注重個人目標、自身利益和物質追求的思想相互沖突，也有利于激發當代青年用現實的視角去認識和解讀人物、去反思和分析作品，從而反觀自我，教育自我，使其對歷史、現實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體悟。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觀念和精神，但個人價值的實現必須以社會價值的實現為前提。只有符合時展的個人追求才是有意義的，才能更好地促進社會的發展和個人的滿足，也才能在精神和物質上都不貧瘠，這正是此類紅色文學作品對青年的重要教育意義所在。

【摘要】

紅色文學是一種類型文學，具備一定的政治色彩。紅色文學作品采用革命語言進行創作，以紅色歷史為創作內容。每個時期的紅色文學作品都具有不同的時代精神。紅色文學作品以其獨特的內涵，對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若要提升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就必須深入挖掘紅色文學作品的價值。本文首先分析了紅色文學作品的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義，又在此基礎上從注重人文價值熏陶、開展紅色主題拓展活動等方面，探究了紅色文學作品在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應用。

【關鍵詞】

紅色文學；思想政治教育意義

紅色文學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價值觀傳播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紅色文學的表現形式具有多樣化特點，而且內涵極爲豐富，展現了我國革命者的偉大精神和風貌。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合理運用紅色文學，能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對大學生的精神、道德、思想等會産生重要影響。所以，如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充分發揮紅色文學的作用，采取有效途徑增強大學生對紅色文學作品的閲讀和學習興趣，是當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問題。

一、紅色文學作品的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義

（一）紅色文學作品具有思想教育功能

摘要:河北紅色文學是中國革命斗爭在文學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其所承載的紅色精神是與當前社會審美需求相契合的。探尋人文與人文精神的動態發展歷程，分析河北紅色經典燕趙精神內蘊，探討新時期河北紅色文學精神的傳承，目的在于發揮紅色文學對于人們理想信念的導向作用、對高尚道德的教化作用、對健康情感的陶冶作用、對創新素質的培養作用，發掘紅色文學“文以載道、文以化人”的當代價值及影響，服務于新時期河北人文精神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關鍵詞:河北;紅色文學;新時期;人文精神

一、人文與人文精神

“人文”一詞最早出現在《周易》“賁(bì)”卦，“文明以止，人文也。”孔穎達疏認為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可以教化天下人。它是與天文、地理(文或紋)相對而言的，與人道相通。《易經•說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1］天道即陰陽，地道即剛柔，人道即仁義。構成天、地、人的都是兩種相對立的因素，人可以向天、地學習，人道可以與天道、地道會通，通過法天正己、尊時守位、知常明變，以開物成務，建功立業，改變命運。《周易》最早明確地提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偉大思想，高揚人道旗幟，人與自然休戚與共、和諧共生。這個思想早已深入中華民族之心，貫穿于中華民族的人倫日常之中，牢固地培育了中華民族與天地合一、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精神。“人文”即“人道”，即詩書禮樂的教化。人文在春秋時期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文化潮流，其穩定的價值觀和道德規范普遍被人們認可并推崇。春秋時期的“人文”經由阿拉伯人12世紀傳入歐洲，傳到西西里的羅杰二世與英格蘭的亨利二世朝廷［2］2，進而啟蒙了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在西方，人文形成于17、18世紀的約翰•洛克、亞當•斯密和法國啟蒙運動以及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時期，反思于19、20世紀初的馬克思、尼采、羅素所處的時期，發展于20世紀中后期的現代時期。20世紀聯合國的兩個人權宣言則是人文走向法制化、國際化的標志，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和自我價值的實現，可以說是現代人文思想最杰出的代表［1］。“人文精神”一詞源于西文“humanism”，有時也被翻譯為“人道主義”“人文主義”“人本主義”。眾多學者因對“humanism”的理解不同，而對“人文精神”的理解出現了差別。周國平先生認為，狹義的“humanism”著重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一種思潮;廣義的“humanism”則是指由西方哲學所培育的歐洲的精神文化傳統，即尊重人，把人當成一種精神性的存在［3］，進而提出人文精神的三層內涵，即人性、理性、超越性，也就是人對個人幸福和尊嚴的追求，對真理的追求，對生活意義的追求。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命運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精神文化現象的高度珍視，對一種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是人文精神的根本。人文不是靜止的，而是處于不斷動態變化的過程中，因此，不同時代的文化土壤會孕育出不同的人文精神，它蘊藏于人的內心世界，外化為人的行為結果，具有鮮明的民族性、集體性、地域性和傳承性。新時期河北人文精神就是在繼承傳統的“慷慨悲歌，尚義任俠”燕趙文化基礎上，逐步形成于河北地域的極具時代特征的河北人民的精神支撐，其主要內容概括為:堅韌質樸、重信尚義、寬厚包容、求實創新［4］。

二、河北紅色文學人文精神的內蘊

紅色文化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紅色文學是紅色文化的重要載體和表現。河北紅色文學是中國革命斗爭在文學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河北作家群以平白樸實、通俗易懂的語言，描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廣大冀中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歷程，創作出了大量的紅色文學經典作品，主要有《新兒女英雄傳》《風云初記》《紅旗譜》《野火春風斗古城》《敵后武工隊》《烈火金剛》《平原槍聲》《平原游擊隊》《王二小的故事》《小兵張嘎》等。在河北紅色經典文學中，絕大部分以抗日戰爭題材為主。有資料統計，在全國抗日題材經典長篇小說中，70%以上是由河北作家創作的［5］。很多紅色文學作家也參加了戰斗，如《敵后武工隊》的作者馮志、《野火春風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烈火金剛》的作者劉流等。經過戰火的洗禮和生死的考驗，紅色作家們滿懷沉痛與希冀將筆觸投向這片深沉的土地，深刻關照人們的內心世界、精神追求和價值實現。這些紅色文學經典作品生動地再現了廣大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頑強拼搏、英勇戰斗的歷史畫卷，表達了強烈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情懷，歌頌了廣大民眾大無畏的奉獻精神、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其所承載的紅色精神是對“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慷慨悲歌，尚義任俠”的燕趙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與新時期所倡導的“堅韌質樸、重信尚義、寬厚包容、求實創新”的河北人文精神是一脈相承的，與當前社會審美需求是相契合的。

三、依托紅色文學構建新時期河北人文精神

摘要：紅色文化是黨領導中華民族在艱苦奮斗的革命歲月與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凝聚形成的特色文化。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背景下，黨中央高度重視紅色文化，號召各領域積極弘揚紅色文化。紅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引導大學生堅定政治立場、豐富思想政治教育教學資源、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形式以及傳承與弘揚紅色精神。將紅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徑有：深入紅色文化研究，營造校園紅色文化氣氛；創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融入紅色文化資源；開展校園紅色文化活動，提高紅色文化影響力；構建高校新媒體團隊，強化紅色文化宣傳工作。

關鍵詞：紅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現實價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紅色文化是黨領導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積累形成的文化資源，包括長征精神、井岡山精神、紅船精神、雷鋒精神以及航天精神等精神文化，革命遺址、歷史博物館、烈士陵園以及紅色文學作品等物質文化，具有深厚歷史內涵與時代價值，能在各歷史進程中引導中華民族艱苦奮斗。在新時代背景下，指出：“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高校在開展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簡稱“思政教育”）工作時，要充分發揮紅色文化的政治教育價值功能，響應黨在新形勢下加強與改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要求，實現紅色文化資源與思政教育深度融合，進而提高大學生思政教育質量。

一、紅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價值探尋

1.加強思想引領，堅定大學生政治立場。在新時代背景下，中共中央、國務院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等文件，督促高校提高思政教育質量。紅色文化蘊含著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涵與革命歷程，具有明確政治導向與強大感染力，將其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有助于加強思想引領工作，堅定大學生政治立場。紅色文化中立黨為公、堅定理想、艱苦奮斗、百折不撓、敢為人先以及自強不息等革命精神彰顯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優秀精神品質，紅船會議、萬里長征、挺進大別山以及井岡山起義等革命事跡代表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歷史征程，在思政教育中融入紅色文化，能加深大學生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程度，并促使大學生對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產生自豪感，繼而加強思政教育的思想引領作用，使學生堅定政治立場，強化政治自信。2.豐富思政教育資源，加強內容多元性。我國思政教育采用螺旋上升的普及方式，全面覆蓋大中小學教育全過程，但不同學段的思政教育內容有重復性，導致大學生對思政教育興趣減弱。紅色文化蘊含的思想、精神等內容是在具體革命歷史進程中積淀形成的，既包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理論，又有具體實踐相印證，且孕育出大量紅色文化影視作品、文學作品以及藝術作品等內容，能夠豐富思政教育資源，加強思政教育內容多元性，進而加強思政課的趣味性與感染力。3.拓展思政教育形式，提升實踐教學實效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常以課堂教學為主，校園活動為輔。一方面，紅色文化包含諸多具體物質文化，將其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政教育形式，實現思政教育實踐教學方式轉變。高校可充分利用地區革命遺址、歷史博物館和烈士陵園等紅色文化資源，開展實踐教學活動，使學生直觀了解革命事跡，切身感受革命文物魅力；并通過講解革命歷程，提高學生對紅色文化認知程度，進而提升文化自信。另一方面，紅色文化孕育形成的歌曲、電影以及文學作品等內容，能夠豐富高校校園活動形式，有助于拓展思政教育形式，增強思政教育影響力。4.傳揚紅色文化，提高思想免疫力。紅色文化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優秀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歷史印證價值與文明傳承價值功能，需要傳承與弘揚。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融入紅色文化，有助于大學生深刻領悟黨的革命精神與奮斗目標，促使其自我價值融入社會價值中，實現紅色文化的傳承與弘揚；有助于提高學生群體對紅色文化艱苦奮斗、堅定不移和自強不息等精神內涵的認知，使他們在奮斗過程中堅定自我理想信念，而避免被其他不良思想干擾。

二、紅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創新路徑

1.深入紅色文化研究，營造校園紅色文化氣氛。將紅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過程中，需深入紅色文化研究，探尋其核心內容與高校思政工作最佳契合點，進而營造良好的校園紅色文化氣氛。首先，高校應設立紅色文化相關研究資助政策，提高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深入研究紅色文化的動力，促使其積極尋求與高校思政教育的最佳融合方式，最大程度發揮紅色文化的思政教育價值。其次，高校應積極組織紅色文化學習活動，營造良好的紅色文化學習氛圍。如組織紅色文化主題學習會，提高教職工對紅色文化的興趣，使其積極主動深入學習紅色文化。又如組織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進行系列紅色文化主題宣講，提高馬院教師深入研究紅色文化主動性，同時促使其及時將成果傳遞至廣大師生群體中，推動高校整體形成紅色文化學習風氣。再次，高校應加大資金投入，在校園文化標語、展覽海報以及雕塑建筑等物質載體中融入紅色文化內容，營造校園紅色文化氣氛，在無形中對學生進行思政教育。2.創新思政教育方式，融入紅色文化資源。首先，高校應高度重視思政課對紅色文化資源的運用。在思政課教學過程中，教師可通過革命事跡講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成果，深層次分析密切聯系群眾、為人民服務等思想，使學生產生深刻領悟。同時，教師可通過紅色文化主題辯論會、課堂小論文等形式，促使學生主動學習紅色文化實質內容、精神內涵及其時代價值。其次，高校應當充分利用地區紅色文化資源，創新思政教育實踐教學形式。高校可以地區革命歷程為基線，將抗戰遺址背后的革命事跡、革命老兵的親身經歷與歷史博物館整體進程有機串聯，打造紅色文化實踐基地，科學組織學生進行參觀、學習與交流，提高學生對紅色文化的整體認知，使其對紅色文化產生自豪感，進而提高思政教育實效性。3.開展校園紅色文化活動，提高紅色文化影響力。首先，高校應積極開展紅色文化校園活動，營造校園紅色文化學習風氣。通過開展大學生紅色文化主題比賽等形式激發學生競爭意識，促使學生在參加活動時深入探尋紅色文化內容，使紅色文化的思政教育價值在無形中發揮功效。其次，高校應鼓勵學生創辦紅色文化社團，讓大學生自發傳承與弘揚紅色文化。如鼓勵學生自發組建紅色文化音樂劇創作社，促使學生對紅色內容進行藝術創作，并在校園、社會等范圍內進行會演，擴大紅色文化影響范圍，提高思政教育質量。4.構建高校新媒體團隊，強化紅色文化宣傳工作。首先，高校應以學生團隊為主體，搭建自媒體宣傳團隊。高校可以在傳統官方媒體基礎上構建自媒體平臺，通過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形式傳遞紅色文化內容。其次，高校應加大網絡內容監管力度，通過與網絡信息安全部門合作，在新媒體團隊幫助下凈化網絡信息環境，進而強化紅色文化影響力，發揮網絡思政教育功能。再次，高校應積極組織新媒體團隊培訓，提升其對紅色文化認知程度，提升高校信息內容的質量與深度，并與短視頻、動圖以及漫畫等形式相結合，提高學生學習興趣，進而擴大高校網絡思政教育影響力。

本文作者：陳波 吳寶林 單位：湖北大學文學院 武漢大學文學院

魯迅有篇小說《頭發的故事》,講述了革命與頭發的關聯。在魯迅的小說里,殺頭、剪辮子、放小腳、革命的被殺于反革命,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從魯迅開始,20世紀的中國文學里,身體既是革命殘害的對象,亦是驗證革命成功或失敗的符號,革命與身體,一直都有著密切的關聯,身體的形變以鮮明的鏡像刺激著文學的敘述,革命不僅改變著人們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翻身),同時,革命也可能改變著人們身體的形態,而對身體的敘述或者非敘述,成了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0世紀中國的紅色文學,這類按照黃子平在《“灰闌”中的敘述》講述的:“這些作品在既定意識形態的規限范圍內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以達成既定的意識形態目的:它們承擔了將剛剛過去的‘革命歷史'經典化的功能,講述革命的起源神話,英雄傳奇和終極承諾,以此維系當代國人的大希望和大恐懼,證明當代現實的合理性,通過全國范圍內的講述與閱讀實踐,建構國人在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體意識”。在這類紅色文學中,過往的那段革命歷史成了反復言說且百說不爛的材料,革命歷史只有那么一段,而言說的方式卻各個不同,而在這諸多言說中,革命與身體卻有著秘而不宣隱而不現的曖昧。

一、身體是驗證革命性的符號

在革命歷史小說里,革命者受難,身體遭受敵人的嚴刑拷打是敘述革命者成長歷程的需要,《紅巖》中江姐面對敵人的酷刑,革命精神異常飽滿,面對各種嚴刑拷打毫無懼色。《紅燈記》中李玉和即使慘遭酷刑,同樣神采奕奕。酷刑對于他們來說,肉體的痛苦在高昂的革命情緒、堅定的革命意志面前顯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對革命者受虐的場面描寫,往往通過表現其承受暴力后的高貴之美來塑造革命者靈魂的高貴。以革命者的身體來檢驗革命者精神的純潔性,從而塑造紅色文本中的高貴靈魂,這種獨特的審美敘述方式是紅色文本中共同的描寫公式,這種描寫公式的法則在于,肉體越是受到敵人酷刑的摧殘,革命者的革命精神越是高昂。這種文學敘述在于彰顯革命理想對革命者精神的引領,只有偉大的革命理想才能引導革命者面對敵人的酷刑毫無懼色。

人在這種情況下,生命是完全依靠革命信仰的力量的支控,而信仰同時又左右著革命者面對敵人暴力的身體表現。作者一再要呈現并且以一種相似與筆下殘暴酷刑施舍者的血腥迷戀一樣迷戀著自己的敘述激情:不斷的讓受難者的肉體承受瘋狂血腥的暴力,不斷的以此來張揚革命的狂熱理想主義情結。這種革命者受難的敘述暗含著這樣的思想導向:革命者的身體越是能經受敵人的摧殘,便越是能考驗革命者面對革命信仰的忠貞程度。當身體受到酷刑的摧殘時,革命者能超越生理痛苦便能表明其信仰的可靠;反之,革命者被身體的感覺所左右,那么,他對革命理想的信仰和革命意志的堅定性便都是值得懷疑的。如果說在紅色文本敘述中,敵人的酷刑是幫助革命者走向崇高精神境界的一種必須的道具,那么革命者受難的身體,自然就是驗證革命者革命純潔性的符號。

二、身體的在場與消失

魯迅有篇小說《頭發的故事》,講述了革命與頭發的關聯。在魯迅的小說里,殺頭、剪辮子、放小腳、革命的被殺于反革命,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從魯迅開始,20世紀的中國文學里,身體既是革命殘害的對象,亦是驗證革命成功或失敗的符號,革命與身體,一直都有著密切的關聯,身體的形變以鮮明的鏡像刺激著文學的敘述,革命不僅改變著人們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翻身),同時,革命也可能改變著人們身體的形態,而對身體的敘述或者非敘述,成了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0世紀中國的紅色文學,這類按照黃子平在《“灰闌”中的敘述》講述的:“這些作品在既定意識形態的規限范圍內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以達成既定的意識形態目的:它們承擔了將剛剛過去的‘革命歷史'經典化的功能,講述革命的起源神話,英雄傳奇和終極承諾,以此維系當代國人的大希望和大恐懼,證明當代現實的合理性,通過全國范圍內的講述與閱讀實踐,建構國人在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體意識”。在這類紅色文學中,過往的那段革命歷史成了反復言說且百說不爛的材料,革命歷史只有那么一段,而言說的方式卻各個不同,而在這諸多言說中,革命與身體卻有著秘而不宣隱而不現的曖昧。

一、身體是驗證革命性的符號

在革命歷史小說里,革命者受難,身體遭受敵人的嚴刑拷打是敘述革命者成長歷程的需要,《紅巖》中江姐面對敵人的酷刑,革命精神異常飽滿,面對各種嚴刑拷打毫無懼色。《紅燈記》中李玉和即使慘遭酷刑,同樣神采奕奕。酷刑對于他們來說,肉體的痛苦在高昂的革命情緒、堅定的革命意志面前顯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對革命者受虐的場面描寫,往往通過表現其承受暴力后的高貴之美來塑造革命者靈魂的高貴。以革命者的身體來檢驗革命者精神的純潔性,從而塑造紅色文本中的高貴靈魂,這種獨特的審美敘述方式是紅色文本中共同的描寫公式,這種描寫公式的法則在于,肉體越是受到敵人酷刑的摧殘,革命者的革命精神越是高昂。這種文學敘述在于彰顯革命理想對革命者精神的引領,只有偉大的革命理想才能引導革命者面對敵人的酷刑毫無懼色。人在這種情況下,生命是完全依靠革命信仰的力量的支控,而信仰同時又左右著革命者面對敵人暴力的身體表現。作者一再要呈現并且以一種相似與筆下殘暴酷刑施舍者的血腥迷戀一樣迷戀著自己的敘述激情:不斷的讓受難者的肉體承受瘋狂血腥的暴力,不斷的以此來張揚革命的狂熱理想主義情結。

這種革命者受難的敘述暗含著這樣的思想導向:革命者的身體越是能經受敵人的摧殘,便越是能考驗革命者面對革命信仰的忠貞程度。當身體受到酷刑的摧殘時,革命者能超越生理痛苦便能表明其信仰的可靠;反之,革命者被身體的感覺所左右,那么,他對革命理想的信仰和革命意志的堅定性便都是值得懷疑的。如果說在紅色文本敘述中,敵人的酷刑是幫助革命者走向崇高精神境界的一種必須的道具,那么革命者受難的身體,自然就是驗證革命者革命純潔性的符號。

二、身體的在場與消失

在德里達看來,“在場”(presence)實際上是對“不在”(ab-sence)的補充才使“在場”成為可能,而“在場”因此被當成是本源性的存在。利用“在場”來掩蓋隱瞞“不在”的本源性空缺,因此,凡是在場的其實都是不在的的替代品,在場的權威性因此被流放到不在的無限性空間。根據德里達的理論重新閱讀紅色文本中那些對革命者酷刑場面的描寫,不難發現身體酷刑中的尷尬性質:《紅巖》中江姐受刑一節是小說中關于革命者被施以暴力的經典場景。在各種紅色文本中,類似于這種革命者受難的刑罰場面還有英雄光榮獻身,如《歐陽海之歌》。而作者對革命者身體的受難以及肉體生命的終結的描寫和敘述,無不是懷著濃烈的情感去表現身體受難的壯烈,如江姐遭受刑罰的場景細致描寫。在受難的軀體的背后是強大的革命意志在支撐著江姐的生命,刑罰既是對肉體的摧殘,亦是精神的受難儀式,如此肉體受難的文字真正傳達給讀者的是敵人的可恨,江姐的如耶穌受難的圣潔形象,以及江姐能如此超脫肉體苦難的支撐物———革命信仰。惟有如此堅定的革命信仰,以及偉大的革命理念,才能賦予江姐等革命者面對酷刑毫無懼色的可能。這就告訴了讀者一個必然的信息,革命信念是可以讓人擺脫凡人的肉體苦難的,個人的身體感覺在革命理想的鼓舞下早已得到解脫,作為動物性存在的肉體,在革命信仰的光照下,僅僅只是一個修煉革命意志的承載物。根據德里達的理論,凡是在場的都是不在的替代品。我們可以看到,呈現在文本字面上的是一個個受難的英雄形象,而傳達出來的是階級敵人的可恨;讀者讀到的是酷刑摧殘下革命者的受難的身體,感受到的是支撐著革命者超脫苦難的堅定革命信仰。

摘要：新時代下，新媒體對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運用新媒體更好的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服務，創新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走進大學生心里，潤物無聲，已成為亟待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以許昌學院“紅色小課堂”紅色文化網絡育人品牌為例，積極探索新媒體在創新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的新路徑。

關鍵詞：新媒體；思政教育；網絡育人；紅色文化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新媒體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通過更新教育教學理念，創新教師與大學生之前的溝通交流機制，探索思政工作新路徑，來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和時效性。

一、新媒體環境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現狀

（一）教育模式單一，教育手段固化。新時代大學生思維活躍、視野廣闊，勇于嘗試新鮮事物，對知識的獲取不再是被動灌輸，而是主動汲取。傳統思政教育則重視理論知識的灌輸，對于知識實踐運用關注較少，很難發現學生自身知識的所需。再有思政課教師教學觀念轉變慢，很少創新授課方法，學生聽課興趣低，使大學生思政教育成為學生們認為的一種口號和形式。

（二）情感交流少，缺乏溝通交流。與人情感交流是每個人必須的社會需求之一，大學生情感豐富但不穩定，學習生活中如遇困難難題，迫切需要與人溝通交流獲得精神慰藉和情感寄托。但傳統思政教育多以集體授課、集中班會和輔導員談話形式展開，主要是對大學生進行政策理論宣講和行為規范教育引導，內容刻板，缺少有效溝通，不重視學生對于思政教育的情感體驗，長此大學生就會對思政教育工作產生抵觸。

二、新媒體背景下，高效思政教育工作的新契機

隨著我國教育理念的不斷繼承與發展，新時代背景下，幼兒園教學方式也在不斷深化改革，人們更加注重紅色文化資源對幼兒的影響。我國的紅色文化資源在當前時代背景下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能夠有效地引導人們學習祖輩們的正確思想，接受紅色文化資源的熏陶。因此，在幼兒園教學過程中，教師要積極地向幼兒滲透紅色文化，將紅色文化的優秀理念傳承下去，更好地對幼兒園教學進行深度優化與改革，引導幼兒感受紅色文化的魅力，學習紅色文化的精髓，從而更好地實現我國的偉大復興。

一、紅色文化在幼兒園教學中滲透的意義分析

中國作為歷史文明古國之一，優秀的紅色文化資源一直是我國引以為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今幼兒園教學過程中，無論是古詩詞，還是一些文學類的作品，都與紅色文化息息相關，都是經過人們對紅色文化的理解，進一步轉變與演化而來。所以，在當今時代背景下，教師應將紅色文化資源融入幼兒園教學過程中，并注重引導幼兒學習紅色文化的深刻內涵，繼承我國祖輩們的優秀思想，使我國優秀的紅色文化得以繼承與發展。同時，紅色文化在幼兒園教學中的滲透，可以更好地豐富幼兒園課堂教學的知識內容，并且引導幼兒通過課堂知識的學習，不斷地提升自我的綜合素養。同時，教師通過補充與講解紅色文化，幼兒可以更深刻地掌握紅色文化的內涵，理解祖輩們的優秀思想，可以更好地對自我進行約束，有利于幼兒的自我成長與發展，也會極大地促進我國紅色文化資源的繼承。

二、紅色文化資源融入幼兒園課程的策略分析

（一）借助多媒體滲透紅色文化

幼兒園教學對幼兒自我價值觀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教師作為幼兒園教學過程中的主導力量，往往自身的教學觀念會對幼兒產生一定的影響。所以，為了有效提高紅色文化在幼兒園教學中的滲透效率，教師首先應該樹立正確的紅色文化思想。在日常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有意識地將紅色文化資源合理地穿插進幼兒園課堂教學過程中，積極地借助多媒體，不斷地對幼兒園課堂進行合理的構建與創設。這樣可以更好地在幼兒園課堂上引導幼兒感受紅色文化資源的魅力，體驗紅色文化資源的熏陶，從而更好地理解紅色文化資源的深刻內涵，并對其進一步繼承與發展。例如，教師在開展紅色文化資源學習的過程中，可以借助多媒體，通過視頻展示的方式引導幼兒進行有效的學習。教師可以選擇紅色文化中一些感人的事跡，引導幼兒通過觀看視頻的方式，學習與感受紅色文化資源的深刻內涵，這對幼兒園教育與紅色文化資源融合效率的提升也有著深遠的意義。

（二）基于生活教育，滲透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