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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飲食文化論文范文1

隨著科技的發展，漁獵工具、炊具不斷地改進。隨著無數嘗試和不斷積累的經驗，人類的食物原材料也越來越豐富。但是由于地域不同，各個國家的食材也不盡相同。中國的飲食原料經過上千年的發展，不斷地匯聚、增加和補充，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種類繁多，涉及廣泛。自古以來，中國人的飲食結構就是以飯食為主，以菜為輔，以菜佐飯。主食的種類主要以米食和面食為主，中國的南方多以米飯為主食，而北方則以面食為主，如面條，餃子，饅頭，餅等。副食的種類更加豐富，如蔬菜、肉類、蛋類、禽類、魚類、奶類、豆類等。

俄羅斯處于中高緯度地區，氣候寒冷，不利于農作物的種植。所以，俄羅斯人可用的食材算不上很豐富。以面包為主食，面包分為白面包和黑面包。俄羅斯人把粥視為面包的“始祖”。俄羅斯民間有句諺語是“粥——我們的母親，黑麥面包——我們的父親”。在俄羅斯，土豆被稱為是“第二面包”，與圓白菜、胡蘿卜和洋蔥一起，是俄羅斯人一年四季不斷的“看家菜”。豐富的森林和湖泊、河流帶給俄羅斯人野味菌類、山果和海鮮魚蝦。俄羅斯飲食中副食主要有肉類（牛羊肉為主）、牛奶、奶酪、香腸、魚類、禽蛋和塊莖類蔬菜如土豆、圓白菜、胡蘿卜和洋蔥等。

二、餐具的差異

在飲食的餐具的使用上，中俄兩國差異很大。眾所周知，中國人用筷子夾菜，用湯匙喝湯、用碗盛飯。而俄羅斯人用刀叉吃牛排、喝湯則用專門的湯匙。中國的餐具在材質上以瓷為主，兼有銅、不銹鋼等。中國人的餐具主要是筷子，輔之以匙，還有各種形狀的杯、碗、盤、碟。在中國講究美食要用美器配，根據菜肴的特點來選擇器具，煎炒、炸爆等無湯汁的宜用平盤；燉、燴、汆等湯汁較多的則用碗、盆。餐具還要菜肴的形狀相統一。例如，魚類才適宜用長盤，丸子類的宜配圓盤。另外，餐具的色澤和菜肴的顏色也要相協調，例如，深色系的菜要配淡色器皿，而淡色系的菜要配深色器皿。俄羅斯人的餐具體系龐大，無論是刀子、叉子、湯匙還是盤子，都有各種形制。例如刀又可以分為食用刀、肉刀、魚刀、奶油刀、水果刀等；叉可分為肉類用、魚類用、前菜用、甜點用；湯匙分為前菜用、湯用、咖啡用、茶用等。依照不同料理的特點配合使用不同形狀的刀叉。

三、上菜順序的差異

中華飲食文化論文范文2

關鍵詞：文化認同；接近性；刻板印象；文化偏見

隨著信息科技的飛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在20世紀末期明顯加快。電視傳媒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同樣面臨著全球化問題。電視作為全球化時代的風向標，對整個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過程發揮著重要作用，并日益成為一種影響政治的社會公器。

從世界范圍來看，自1984年美國新聞總署開辦世界電視網，首次把電視節目推向全球以來,美國的三大廣播網、英國BBC、德國官方的衛星電視臺，以及意大利、澳大利亞、日本等西方國家相繼實施了發展衛星電視的全球戰略。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馬來西亞和拉美的一些國家也紛紛發射和租用衛星，進行節目跨國乃至跨州覆蓋。

而以我國為例，隨著世界貿易組織的順利加入，電視全球化的步伐越來越快，人們也越來越多地接觸到外國的電視節目或受到外國電視文化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的下，國內的許多研究者們紛紛高呼"狼來了"，呼吁建構電視文化。這當然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也有些人對外國的電視節目持完全排斥的觀點，認為在這些節目面前，受眾沒有任何抵抗力。文章就單從文化認同這個方面出發，來批判這種觀點的不合理之處。

首先要明了的是文化認同的概念。文化認同（culturalidentity）指個體對于所屬文化以及文化群體形成歸屬感（senseofbelonging）及內心的承諾（commitment），從而獲得保持與創新自身文化屬性的社會心理過程。

文化認同往往以某種象征而與不同的民族、歷史、傳統和觀念聯系起來，成為集體動員的符號和標志。如國旗的布料與顏色與其他的布料和顏色并沒有本質的差別，可是一旦獲得文化象征的地位，它就具有了某種魔力，代表了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化認同對于維護國家安全統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有了文化認同的保護，即使在外來文化猛烈襲擊的今天，本土文化也很難在短時間內迅速崩潰。

一般而言，在電視全球化過程中，文化認同的穩定性主要受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一、本土節目吸引力

新聞價值具有"五性"原則，其中包括接近性。接近性又分為地理性接近和心理性接近。文化產品也是一樣。本土文化產品的競爭優勢在于它們擁有文化相近性，熟悉的語言及文化背景使本土傳媒產品更容易被受眾理解和產生共鳴。一般而言，在文化層次相當的情況下，觀眾對本土的電視節目總是有所偏愛的，只有當他們發現外國的電視節目無論是在技術上還是內容上都比本土電視節目要優越時，觀眾才可能放棄本土的電視節目而選擇外來的。不少研究表明，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主要都是本土生產的。在亞洲7個國家中，名列前20名的電視節目絕大多數都是本土制作的。

在我國，本土節目吸引力主要體現在民生新聞和方言節目兩個節目形式中。這兩種節目都是近幾年興起的節目形式。這兩種節目的收視率都創下了新高。究其原因，不外乎是與受眾的生活接近，有著共同的生活基礎，同處于一個文化環境中，自然就容易引起受眾的興趣。

民生新聞中有很大部分是關注老百姓的生活瑣事，而且這些瑣事經常與觀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江漢風》就是這樣的一檔民生新聞。雖然它只是荊州電視臺這樣一個市級電視臺的一個子欄目，卻是江漢平原家喻戶曉的一個電視新聞品牌。自從2004年改革以來，它以貼近生活，貼近百姓贏得了廣大觀眾的喜愛。根據AC尼爾森的調查數據顯示，《江漢風》在荊州地區所能收看到的所有節目中收視率排名位居第一，在荊州地區特別是偏遠的農村，不知道《焦點訪談》的大有人在，沒看過《江漢風》的則寥寥無幾。為什么在荊州，一個地區電視臺的新聞欄目壓倒了眾多名牌新聞欄目呢？編排合理形式多樣功不可沒，但最主要的還是內容的貼近性。地方電視臺的受眾范圍可以說就是這個地域內的觀眾，這樣它的收視群體是相對狹小的，在這個地域內的觀眾對這個地域的文化有著一種潛在的文化認同的心理。在同樣的文化背景下，觀眾當然更愿意看那些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的電視節目。

另外，方言電視節目也正在各地升溫：四川話、陜西話、廣東話、湖南話等各地方言紛紛登上熒屏，其收視率不斷攀升。如重慶衛視的《霧都夜話》用濃郁、地道的四川話演繹百姓故事和凡人生活，當地觀眾稱其"比連續劇還要好看"。杭州電視臺的《阿六頭說新聞》，其原汁原味的杭州話，不僅使節目成為"票房冠軍"，還贏得了"全國百佳電視欄目"榮譽。

方言節目為什么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績呢？方言作為一種地域文化的載體，它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文化，不同地方的方言就是這個地方文化的一種表征。這種文化往往是被區域范圍內的普通民眾普遍接受的文化，該區域的民眾也對承擔這類文化的方言有著強烈的認同感。傳播范圍大、傳播效果好的電視媒體將方言的這個作用發揚光大，為當地受眾提供了一種精神上的歸屬感和安全感，能夠引發文化和情感的共鳴，從而達到了傳播的效果。

二、受眾能動性

受眾在觀看電視時，并不像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沒有自己的思想，為電視所左右，僅僅只是"沙發上的土豆（potatoonsofa）"。相反，受思維定勢的影響，受眾還常常對外來節目進行本土化和個人化的解讀。

如美國學者凱茨與利比斯對于《豪門恩怨》的解讀研究就體現了這一點。他們把觀眾依據階級背景、教育程度與種族分成50個組群，每個組群三對夫婦，這樣做的理論假設是：看電視的過程是一個社會互動過程而不只是個人行為。研究的結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時候，文本的意義、內容與效果都必然產生極大的變化。不同種族的人在觀看同一劇作的時候都把自己所屬之種族的價值觀帶了進去，比如有一個摩洛哥的猶太人看后的評論是："雖然他們有錢，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們高明"。

由此可以看出，觀眾是主動而積極的，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動、消極、無能且愚昧，他們建構意義的行為實際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與文本進行的"協商"。這一協商的過程相當細膩復雜，觀眾的反省批判能力、他們的文化價值對于外來文化的操縱與"洗腦"功能的抵抗能力，比某些學者想象中的要強很多。正如湯林森指出的："認為文本能夠穿越各個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無差的說法，并不可信。"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霍爾的《編碼/解碼》一文中也涉及到了這個方面的內容。霍爾認為，電視內容可視為由符號構成的文本，任何文本都不止一個單一的意義，多數文本都能被不同的觀眾以不同的方式解讀。霍爾一再強調"編碼與譯碼之間沒有必然的一致性"。人們的社會處境同他們從電視節目中得出的意義之間存有必然的相關性，對此，霍爾舉出三種假想的解讀立場，即"支配-霸權立場"、"協商代碼或協商立場"和"對抗代碼或對抗立場"。與此對應的三種解讀方式為"支配式解讀"、"協商式解讀"和"對抗式解讀"。受眾往往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認知對文本作出不同的解讀。

事實也是這樣。即使同是中國的觀眾，由于各地區之間的文化背景不同，各自的身份和處境不一樣，也會采用多樣的方式來解讀電視節目。如果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傳播中，這種現象體現得更為明顯。例如，在"9.11"事件中世界各地人民看到的電視畫面大致是一樣的，但是彼此對世貿大樓倒塌造成巨大傷亡的反映則不同。有人同情，有人慶幸，尤其是比較一些與美國敵對和友好的國家人們的反映后，更是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帶來的巨大差異。

三、刻板印象與文化偏見

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社會刻板印象，也稱"固定的成見"，由美國政論家和輿論學家李普曼在《輿論學》中首先提出，后來又有人將此提法泛化為"澆鑄鉛版論"、"刻板印象論"等，主要是指人們對某一類人或事物產生的比較固定、概括而籠統的看法。

刻板印象與其他文化現象一樣，也具有歷史繼承性。因此，在同一社會文化群體中，刻板印象具有相當的一致性。由于歷史的沉淀，每個民族都可能對其他民族或整個世界形成一些相對固定甚至獨有的看法，這些看法可能會隨著民族文化一代代地傳承下來，成為本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一個民族的刻板印象往往與社會政治、經濟、歷史、心理等各種因素復雜地交織著。因此，即使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以電視為代表的強勢媒體對受眾狂轟亂炸，也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他們本民族的刻板印象。

文化偏見與刻板印象類似，也是對某一類人或事物產生的比較固定、概括而籠統的看法。不同的是，文化偏見更多地體現在族群之間，同時也具有歷史繼承性。在電視全球化的過程中，文化偏見通過傳者更加明顯地體現在受眾面前。如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電視節目中，要么有意無意地忽視發展中國家的存在，要么只是報道其陰暗的一面，而對其發展過程中所取得的成績視而不見。正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認為的那樣，"每一個文明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歷史當做人類歷史主要的戲劇性場面來撰寫。與其他文明相比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

四、民族國家限制外來傳播

自世界經濟趨于全球化，民族國家的自主性稍有轉弱的傾向，但它對于人們的文化認同仍然是最具決定性的。

在文化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民族國家為了使國家不至于被外界同化，除在軍事上加大資金投入外，也會注重對傳媒的控制。尤其是電視這個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傳播效果好的媒體。盡管電視全球化已經逐漸成為現實，但很多國家尤其是亞洲仍然維持著"防外"的傳統，害怕它們的社會和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污染。

為了抵制外來文化的入侵，民族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規定外來節目的最高比例，或者縮短外來節目的播出時間，有選擇地引進外來節目，等等。

在民族國家權力控制之下，傳播媒介通過對自身主體文化和其他文化進行有意識的甄別遴選，強化或淘汰某種特定的文化構成，使特定的文化體系表現出合乎其目的性的總體景觀，從而發揮出賦予文化身份、制造文化認同的涵化功能，加強了社會成員的全體歸屬感，實現了其社會整合的目標。

總而言之，在電視全球化的影響下，一個國家的本土文化雖然可能會隨著文化移轉和文化雜交而演變，但它的文化基因仍然是相當穩定的。經過長久的歷史積淀形成的文化邊界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源自種族、歷史、血緣、宗教的文化認同更是如此。

參考文獻

[1]楊宜音.《文化認同的獨立性和動力性：以馬來西亞華人文化認同的演進和創新為例》,張存武,湯熙勇主編.《海外華族研究論集》,第三卷《文化、教育、與認同》，臺北華僑協會總會出版，第407-420頁.

[2]李良榮.《新聞學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頁.

[3]陳韜文.《電視全球化與文化認同：亞洲背景下的理論思考》，《全球化與文化間傳播》,郭震之主編.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

[4][美]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馮健三譯，臺北時報文化企業公司，1993年，第95頁.

中華飲食文化論文范文3

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中，我發現這樣一種現象：部分在學校讀書時被公認為是智力超群的學生畢業后卻沒有大作為；而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在校學習時學習成績不是特別出類拔萃，但是走上工作崗位之后，很快干出了另人刮目相看的驕人成績，這一事實證明：人的成才除了一定的智力因素和社會條件外，還取決于一些非智力因素。那么，在中學數學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的非智力因素呢？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做起。

一、激發學習動機，培養學習興趣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如果一個學生對數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就會滿腔熱忱地主動學習與研究數學，而且強烈希望在本學科上有所成就。根據學生這一特征，我在教學中采取以下措施。

1.選擇最佳授課方案

課堂是教師傳授知識的主要場所，充分發揮課堂效益是學生學好知識的關鍵。由于中學生具有勤思維、善興奮、好模仿等特點，傳統的“滿堂灌”、“一言堂”會讓學生厭煩，產生逆反心理。所以，教師應該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變換多種形式的教學方法，盡量適合學生口味，選擇最佳授課方案，優化教學過程，將講授法、啟發法、自學法、討論法、提問法、講練法等交叉靈活使用。如講數學題時，用綜合法解題有困難時，可以用分析法；用直接證明有困難時，可以用間接證明；正向思維有困難時，可采用逆向思維。克服枯燥無味的單調的教學方法，從而使學生全神貫注，感到學習是一種的美的享受，又使學生感到不知疲勞，且有意猶未盡之感，達到廢寢忘食的境地。

2.講究新課導言藝術

心理學認為，教學的藝術不在于傳授本身，而在于激勵、喚醒、鼓舞，這就要求教師的課堂語言要生動、準確、風趣、新穎別致，富有哲理和啟發性。有趣的新課導言，能使學生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進入探求新知識的階段。如在數學教學中，運用中外古代的數學成就引入新課效果較好：從祖沖之的成就講圓周率；從高斯的故事講等差數列；從國王與象棋發明人的故事講等比數列；從楊輝三角形講二項定理。新課的引入要妙趣橫生，要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興趣因素引入新課，善于以語言的情趣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啟發學生的求知欲，把學生引入事物的意境之中，使學生的學習趣味盎然，樂此不疲。

二、培養頑強毅力，增強學習意志

心理學告訴我們：意志是意識的能動表現，是人自覺地組織自己的行動并與克服困難相聯系的心理過程。學生學好知識必須具有堅強的意志，頑強的毅力。自制力較差的學生在學習上遇到困難時因畏難情緒而自我放棄，特別是遇到一些思考難、理解抽象、運算比較繁的問題時，他們往往是缺乏勇氣和頑強的毅力而產生厭倦、懶惰的情緒，最終落伍。針對這種情況，教學時應注意以下三個環節。

1.培養學生學習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自覺性和堅定性是好的意志品質，在教學中，要培養學生的自覺性，同時要樹立學生能學好知識的堅定信念，還要注意運用名人格言以及一些文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等在各自的學科上不畏艱難，勇于攀登，為真理而奮斗的獻身精神和取得成就的動人事例鼓勵學生，以他們為楷模，從而培養學生學習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說：“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眼里有牛頓，你的譏笑中有愛迪生”，此增強學生的學習意志。

2.激發學生對意志的自我鍛煉

在中學數學教學中，尤其是復習階段，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對一道題不能省時間、嫌麻煩而只告訴正確的解題思路和答案。而要把解題過程板書出來，解題過程中所走過的彎路也要告訴學生。我們知道完成一道題，雖然你知道解題思路，但要得出最終結果所要用到的知識是很多的，而有些知識是不能只憑正確的分析所代替而事先預想不到的，比如高中數學中的坐標旋轉變換顯得較為明顯；選擇題和填空題也不能只告訴結論，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刻苦鉆研、追根尋底、仔細探究的能力。

三、實行因材施教，尊重學生性格

為了在教學中培養學生正直、誠懇、熱忱、謙虛、勇敢的性格，在教學中應實行兩個原則：

1.實行分層次的教學原則

在教學中要針對不同的心理發展水平和個性差異，不同的基礎知識和學習態度，不同的個性特點，采取不同的措施進行因材施教。教學內容的深度和進度要照顧大部學生，一方面不能使基礎好、思維敏捷、能力較好的學生“吃不飽”。另一方面也不能使基礎差、思維遲鈍、能力弱的學生跟不上學習進度，達不到要求，屢遭失敗而失去信心，所以教學中要根據學生學習的多個層次進行。比如把一個班按成績上、中、下編成三個組，布置作業時分別給予難度不同的作業。如上等成績可多布置復習參考題；中等成績多布置習題，而下等成績多布置練習題，使各個層次的學生都能提高學習成績。

2.實行個別指導的教學原則

現代心理學家和教育家都主張在班級教學中實行個別指導原則，教學不應以中等成績的學生為目標，而應以全班每個學生為目標。由于教學中難以照顧不同類型的學生，難以針對學生的個別差異進行教學，教師應該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點，在教學中應貫徹個別指導的教學原則。要善于依靠學生個性中積極的因素，對不同性格的學生提出不同的要求，可采取個輔導、查漏補缺的教學方法。對個別成績好的學生可以適當增加作業的難度，提高評分標準。而對個別成績差的學生擇適當減少作業的難度，降低評分標準或給予適當的幫助。

以上是我片面膚淺的認識，非智力因素的培養絕非僅此而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要受非智力因素的影響，也需要培養非智力因素。讓我們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探索和總結，使自己的教學效果達到最優化。

【參考文獻】

［1］《心理學》章志光主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2］《教育改革論文匯編》柳明主編，學苑出版社

中華飲食文化論文范文4

[關鍵詞]中文圖書；標引工作；優化

[中圖分類號]G254.36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005－6041(2012)03－0056－03

本文將從書目數據制作實踐出發，對中文圖書標引工作優化進行探討。

1、中文圖書標引工作的一般步驟

中文圖書標引工作的一般步驟見圖l。

是指查核在編圖書是否為已進行過標引的復本。如果屬同一圖書的復本或不同版本，可直接使用原圖書的分類號或主題詞；如果是新圖書，則進入下一步驟。主題分析是依據圖書篇名、前言、目次、文摘、內容簡介等，對圖書進行內容分析。主題概念轉換是以特定的分類表或主題詞表為工具，將分析出的主題概念進行轉換。確定標識是通過查表，給圖書以相應的分類號和主題詞。復核是對標引結果進行審核。

2、據標引工作的一般步驟挖掘優化標引工作的渠道

從圖1可以看出，、主題分析、查表選詞為中文圖書標引工作的三個重要環節。因此，對中文圖書標引工作進行優化，必然也是優化這三個環節的過程。

2.1　轉變觀念。拓寬途徑

作為標引工作的首要環節，是避免重復勞動、提高標引工作效率與保證書目數據質量的第一步。如今出版物的數量逐年急劇上升，其中不乏大量同主題圖書的出版。例如題為《新編大眾菜譜》的在編圖書，館藏圖書有《大眾菜》《大眾菜譜》《大眾菜1000例》等。對于這本書的標引，標引人員完全可以將館藏的三本書中的任何一條標引數據加以利用，即利用提高標引效率。

中文圖書標引工作中采用最多的途徑為正題名。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全題名；二是采用前方一致的檢索方式。有時需要采用截詞。除此之外，ISBN主要用于重印圖書、不同裝幀形式圖書、不同版本圖書、一書多號、連續出版物和多卷書的。這種方式多用于圖書采訪中。著者主要是將同一責任者的書集中著錄到一起，多用于文學類圖書的分類標引。標引工作中除以上途徑以外，還應增添關鍵詞、主題詞、分類號，并將這些途徑靈活地組合起來運用，這樣就能大大的提高標引效率。

2.2　批判地利用圖書在版編目數據

圖書標引的第二環節是主題分析。對于這個環節工作的優化，合理參考、批判地利用CIP(Cata.10guinginPublication，圖書在版編目)數據不失為一種好方法。

CIP數據在標引方面存在優勢，一是給予標引人員對于專深學科、自身不熟悉學科的主題詞參考、分類參考，使得標引人員對于一些主題揭示偏難的圖書從無從下手到有章可循，起到一定程度的引導作用。二是標引人員在進行主題概念轉換時，不僅獲取了圖書主體因素的詞源參考，同時也得到了通用因素、位置因素、時間因素、民族因素、類型因素等的詞源參考。

CIP數據在標引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是主題標引問題；最主要的是選詞不當，如所選主題詞不規范，過于寬泛使專指度不夠；還有錯標、漏標等。二是分類標引問題，具體包括：歸類不當，分類級別過粗，該細分的未細分，該復分的未復分，該仿分的未仿分等。

認識CIP數據標引的優缺點，才能更助于我們總結和改進CIP數據，并將其更好地利用到原始編目中，真正反映CIP一次編目、多次利用的本意。圖書館既應該重視CIP數據，同時擇優利用，這樣可以減少重復編目，縮短編目程序，提高編目效率，從而節省大量的人、財、物力和編目時間，同時還可以加強與出版發行機構的交流合作，促進我國圖書的在版編目質量的提高。

2.3　查表選詞工具的與時俱進

隨著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在我國圖書館界的廣泛應用，聯機編目與遠程編目的進一步發展，傳統印刷型的《中圖法》以及《中國分類主題詞表》(以下簡稱《中分表》)已滿足不了快速建立機讀數據庫的需求，不能幫助標引人員提高選詞分類的效率，因此，符合當今時代要求的查表選詞工具是提高和優化標引工作的重要環節。

第一，《中圖法》的修訂與完善。《中圖法》初版于1975年，它將分類標引工作、主題標引工作從極少數專家手中解放出來，通過良好的用戶界面實時幫助標引人員解決綜合學科知識和標引專業知識的不足，減小標引的技術難度。《中圖法》自出版以來，國家圖書館及其編委會一直在進行日常更新和版本修訂，2010年出版了第五版。修訂后的《中圖法》(第五版)補充了新主題、新概念，增強了類目主題的容納性，明確了類目含義和使用方法；增加了復分、仿分等使用標記，修改補充了類目反向參照注釋；增補了“通用時間、地點和環境、人員”附表的復分類型，完善了類目參見注釋等使得編目員進行標引時更為方便。例如：“K878.2紀念地、故居”在《中圖法》(第五版)中新增注釋“紀念地、故居的考古人此，一般介紹和圖集人K928.72”，該注釋清楚地說明了類目外延部分的交叉問題，幫助編目人員對類目的理解，也明確了該類號的使用方法，同時也解決了類目在使用中存在模糊的問題。因此，《中圖法》(第五版)的啟用定將給編目人員標引圖書帶來極大的方便。當然，隨著時代的變遷，許多新概念、新主題將不斷涌現，作為標引的重要工具之一的《中圖法》也需要不斷的更新和完善。

第二，《中分表》(第二版)及其電子版、Web版的應用。《中分表》(第二版)及電子版已于2005年9月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Web版于2010年3月17日通過國家圖書館驗收。《中分表》(第二版)是我國規模最大的分類主題一體化的標引工具，為了適應新學科、新技術、新事物文獻標引的需要，主題詞增至110837條，新增主題詞為21607條，如：新增的“電子政務”“電子銀行”“網絡營銷”“網上購物”“網絡貿易”等有關借助計算機網絡平臺的主題詞，大大提高了文獻主題內容標示的專指度，給廣大標引人員減輕了工作負擔，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時也提高了主題標引的質量。再如：《選股不如選時：中國式炒股圣經》一書，按第一版的《中分表》只能標引為“6060$a股票$x證券投資$x基本知識”，最新版《中分表》中“股票投資”一詞就可以直接用“6060$a股票投資$x基本知識”；《三維動畫特效》以前標引為“$a三維＠x動畫$x軟件”，現在直接用“$a三維動畫軟件”。以前用兩個甚至三個主題詞才能表達的內容現能合而為一了，新增的主題詞對文獻主題內容的揭示更加清晰明了，同時也縮短了文獻標引時間，提高了工作效率。《中分表》電子版以及Web版具有多樣化的檢索功能、豐富的超文本鏈接功能以及顯示、瀏覽、接口等功能，用戶可根據需要打開多個窗口并在文檔之間和各款目要素之間進行切換。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問題研究》一書，在《中分表》電子版中通過查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者“色社”都能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新詞，該書就直接標引為“$a中國特色社會主義$x理論研究”。在電子版及Web版中還可以用族首詞來查找新詞，例如：用“文學研究”一詞可以檢索出“詩歌研究、小說研究”等新增的主題詞，由此看出《中分表》電子版及Web版有助于標引人員更方便地利用自然語言進行查詢以及主題概念轉換，大大降低了標引難度，縮短了標引的時間，提高了工作效率。

3、以人為本——全面提高標引人員素質

除了微觀層面，標引工作的優化更離不開對宏觀層面的思考，即人的因素。無論在標引工作的哪個環節，都離不開人的操作。因此，要從長遠上優化標引工作、保證書目數據的質量以及保持數據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要以人為本，全面提高編目人員尤其標引人員的素質。筆者認為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人手。

第一，自上而下重塑“以人為本”意識。對于如何全面提高標引人員素質，無數的文章、會議、論壇都曾進行過探討，成效卻并不顯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形成一個自上而下的重視體制。所謂自上而下即是從圖書館業務部門的領導、標引人員所在的采編部門的領導直至著錄人員、標引人員，都應該重視提高自身的素質。

第二，為標引人員提供良好的學習平臺。包括加強標引人員對《中圖法》編制理論與編制技術的學習；定期舉辦不同層次、不同內容的講座，比如開展有關《中圖法》(第五版)及《中分表》(第二版)及電子版的使用、《中圖法》的組配技術、《中圖法》中“0”的使用問題、新型學科和邊緣學科文獻的分類方法等專題講座；定期開展交流會、研討會，加強標引人員之間的溝通、標引人員與編目各個環節人員之間的交流、圖書館與圖書館標引人員之間的交流。

第三，開展標引人員思想素質以及心理素養教育。具體包括政治修養、事業心、責任感、工作態度、職業道德、拼搏精神、實干作風、好學上進的品行等方面的教育。標引人員良好的思想素質體現在工作中必然是高度的責任感和事業心。

中華飲食文化論文范文5

作者簡介：鄧曉慧，女，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傳播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媒介融合研究；宋波，女，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藝術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藝術理論研究。

摘 要：從2012、2013年浙江衛視舉辦的中國大型專業音樂真人秀節目――《中國好聲音》從開播到現在，一直備受觀眾矚目，本文借用費斯克關于電視文化的兩種經濟理論，來分析該節目從眾多真人秀節目中脫穎而出的內在成因，旨在揭示大眾文化語境中，受眾在參與電視文本交流中的顯著程度，以更好地俯瞰中國電視娛樂節目市場未來的發展趨勢，準確把握電視經濟的命脈，做好節目的包裝宣傳。

關鍵詞：金融經濟；文化經濟；缺席的在場；生產者式文本；

中圖分類號：G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05-0091-03

一、引 言

在國內電視市場中，具有較高收視率的娛樂節目以“舶來品”居多。當前不少選秀類的娛樂節目，因同質化、低俗化和泛娛樂化而飽受詬病。大眾媒體如何在市場競爭白熱化的狀態化下，突破當前節目創意匱乏的瓶頸，獲得節目人氣和廣告收益的雙贏，成為媒體從業人員當前亟待思考和解決的問題。2012年暑期異軍突起的《中國好聲音》（以下簡稱《好聲音》），成為《傳媒》雜志評比的2012年度盤點十大事件之列。2013年暑假，這一節目再次以高標準的節目質量點燃了整個夏季的收視狂潮。這一舶來品本土化創新的成功，不單是由于頂級的制作團隊、制播分離的運營模式及高水準學員的美妙歌喉，還與其節目的選材、形式和受眾的參與有著極為重要的關聯。

節目的盈利與否取決于收視率的高低，而節目的收視率又與受眾是否買賬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只有洞悉了受眾在接收電視文本時的心理，才能準確把握電視節目的制作要領，贏得可觀的收視率。當代西方學術界著名的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費斯克提出了關于電視文化的兩種經濟理論，結合《好聲音》的走紅內因，該理論做出了合理詮釋。

二、兩種經濟理論的提出

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1939―），當代西方學術界著名的大眾文化理論家，在其撰寫的《理解大眾文化》一書中，根據政治經濟學的商品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理論，提出了兩種電視經濟理論，即金融經濟和文化經濟。這一大眾文化理論試圖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電視節目作為商品，在這兩種平行的、半自主的經濟中生產與銷售，而生產商品的經濟機構與受眾的利益之間存在著一種根本性的斷裂。

首先，電視節目在金融經濟系統中運行，“制片廠商（生產者）生產出電視節目（商品）然后賣給電視臺（消費）；電視臺將節目（生產者）播出，相當于將電視觀眾作為商品賣給了廣告商（消費者）。這一過程注重的是電視的交換價值，流通的是金錢” [1]。緊銜而至的流通階段是文化經濟階段，電視商品的文化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號，觀眾在收看節目的過程是消費的過程，對電視節目的解碼又是對意義、的生產過程。由此，在文化經濟階段，“觀眾構成了生產者跟消費者的雙重身份，這一階段注重的是電視的使用價值，流通的是‘意義、和社會認同’” [1]。由此可見，文化生產只有走出簡單的金融經濟領域，進入文化經濟領域，與大眾的利于趨于一致，才能實現可觀收益――要想擁有財富，必先生產意義和。他的兩種經濟模式理論，具有較高的實踐價值，為我們解讀《好聲音》的火爆走紅提供了很深刻的啟示。

三、金融經濟階段――《好聲音》的生產

（一）優越的制播模式

《中國好聲音》（以下簡稱《好聲音》）是席卷海外的荷蘭音樂節目《The Voice OF holland》的中國版，“是由星空傳媒旗下的燦星制作公司推出的中國大型音樂真人秀節目，也是中國電視歷史上首次引入真正意義的制播分離的一檔節目” [2]。“該節目將利潤分配模式從以往的‘電視臺定利潤’變為‘市場開發利潤’，節目生產線也為之改變” [3]。該制作公司承擔了所有的版權費，并與播出平臺浙江衛視達成廣告分成協議，節目若達不到規定的收視標準，燦星制作公司將單方面擔負廣告商的損失。如果雙方投入的資源越大，節目越成功，得到的收益也越大。在利潤與風險的雙重刺激下，擁有著豐富制作經驗的燦星公司（曾制作過“中國達人秀”、“中國夢想秀”等節目），頂住巨大壓力，不惜成本與投入，成功打造出《好聲音》，“第一季中的收視率從1.5到最高6.5，高達400%的收視漲幅”[4]。最終，廣告費和版權費總計收入3億多元，電視臺、制作方和冠名商都賺了個盆滿缽滿，實現了真正的互利共贏。而在第二季中，好聲音也延續了第一季的強收視。

對于金融經濟來說，“電視工業首當其沖的要務便是生產商品化的受眾，節目需盡最大可能吸引觀眾，惟其如此，廣告商才會掏錢‘購買’他們” [1]，才能實現資本的流通與增值，從而實現彼此的互利共贏。加多寶集團正是看中了《好聲音》可觀的商業利潤才高價冠名，而《好聲音》廣泛的社會關注度、令人眼紅的收視率也恰好肯定了加多寶集團明智的決策。

（二）優質的節目設計

一檔節目要想吸引人、有持續的觀眾，如果沒有好的內容，那根本就難以為繼。好聲音以音樂為本位，主持人成了“賣涼茶”的伙計，主角讓位給場上選手和更專業的評委。“這意味著中國電視娛樂進入‘后海選時代’：即依靠專業素質，精選優質資源，以資源為王”[5]。《好聲音》的節目設計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彰顯出優勢：

首先是選題上，《好聲音》的選題設計極大地滿足了觀眾的口味。與燦星公司先前制作的《中國達人秀》這檔節目相比，學員從多樣化的特長（武術、雜技、街舞、唱歌等）簡化為唱歌這一樣。該節目秉承了原版《荷蘭之聲》的節目宗旨，即“聲音是節目的唯一要素”，只要你有一副好嗓子，都有登臺表演的機會。《好聲音》學員從普羅大眾中走向舞臺，這對觀眾而言，在心理上就感覺十分親近。 其次它在首期節目播出之前就已經有過一輪高水準的選拔，登上舞臺的學員都是些頗具實力的唱將，精湛的歌曲演繹大大增加了節目的可觀性。而對于每位選手也會進行非常詳細的介紹，這些信息在勾畫出參與者不同個性的同時，也增強了節目的故事性。 然后第三點，也是該節目最大的創新點，“盲聽”和“轉椅”。導師背對選手，僅憑歌手的聲音，通過按下輪椅按鈕，來遴選中意學員。這一節目形式打破了其他選秀節目中，靠評委的主觀感受（歌手的舞臺表現力，對歌曲的演繹契合度、長相、發展潛力等綜合考慮）來集體決定選手命運的模式。在選手演唱歌曲的過程中，導師是否按鈕這一懸念同時牽動著選手、選手親友團和場內外觀眾的心；倘若有多位導師轉椅，學員的選擇又成為場內外觀眾的情緒沸點。節目后期，評判決定權在導師們和媒體團之間的博弈，使節目的情節跌宕起伏，收視率由此一路飆升。

四、文化經濟階段――化被動為主動的受眾

在電視商品被買的一刻，金融經濟的流通階段即告完成。作為商品的電視節目已經完成了它在經濟發行中的角色，開始充當文化角色的扮演。在這一階段，“電視是一個‘不生產產品的工業，而消費者也不消費產品’。其文化經濟產品的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號” [1]。原來的電視節目變成了一個文本，一種具有潛在意義和的話語結構。

（一）缺席的在場――隱形交流對話

在《好聲音》這個電視文本中，導師、學員與受眾形成了如圖的交流模式：

（注：實箭頭表示顯流，虛箭頭表示隱流）

在節目播出時，熒幕上出現的是學員與導師間的兩種顯流――導師轉椅要學員，學員自主選導師。但受眾在觀看節目時，也作為一種缺席的在場參與了節目的交流。首先，在轉椅與選擇過程中，因為懸念的設置，觀眾在觀看過程中，不自主的也參與到選擇的過程。觀眾在觀賞表演的同時，也會在心里作下判斷，值不值得轉椅？應該選哪位導師？都成為他們最為關心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就成為他們與節目之間產生親密感與熟悉感的重要線索。其次參加比賽的學員本身就是生活中擁有歌唱特長的普通人，如美甲店老板黃勇、貨車司機曹寅、盲人歌手張玉霞等。學員進行表演，就如同受眾的替代性表演，滿足了生活中大部分人渴望登上舞臺引人注目的心理欲望。第三，兩季《好聲音》的導師――那英、庾澄慶、楊坤、劉歡、汪峰和張惠妹，都是流行樂壇頗有名望的領軍人物，因此，學員與導師的溝通和交流，就如同受眾也獲得了與導師親密接觸的機會。受眾仿佛在無形中也參與了訓練和表演的全過程，并獲得了一種滿足的補償性心理。總之，受眾觀看表演的過程，是與學員、導師隱形交流對話的過程，更是參與節目“全民造星”的過程。

（二）生產者式文本――參與意義建構

承上所言，受眾以“缺席的在場”身份閱讀電視文本，實際上也是一種對話的過程，是閱讀主體（即受眾）與文本期望的閱讀位置（商品的制作方）之間的對話過程。費斯克對電視節目文本的分類，不同于艾柯的開放性文本與封閉性文本，而是將其定義為生產者式文本：這個范疇是用來描述“大眾的作者式文本”的，即主動權傾向于受眾的一方，受眾可參與意義建構的文本。對于《好聲音》來說，受眾在觀看《好聲音》這一電視文本時，會因為把自己放在他們所塑造的不同的社會層面與文化效忠從屬關系中，而對這一人物形象有迥然不同的理解。當觀眾把吳莫愁當作一種“90后”形象的文化資源，來思考他們自己的社會體驗和意義時，吳莫愁的意義便會在年齡軸、性別軸或社會認可軸之間移動不止，從而形成對該人物的多義性解讀。

具體而言，觀眾大致會有三種解碼立場：1.支配性解讀；2.協商式解讀；3.對抗式解讀。例如對吳莫愁的解讀，有些觀眾認可吳莫愁對音樂的獨特領悟和個性的演唱技巧，支持她的音樂夢想，即傳受者雙方的立場趨于一致的支配式解讀；有些觀眾肯定哈林老師的評判，但是不認可吳莫愁的成功，這是觀眾對于節目接受的主導意識形態的適當調整，即協商式解讀；還有的觀眾完全不認同吳莫愁展現的才藝，也不贊同哈林老師對她的欣賞和指導，這是受眾根據自身利益與背景選擇解碼立場，即對抗式解讀。

由此可見，電視文本的意義不是一個簡單的從傳者到受者的直線傳播，而是在與受眾極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文化關系的互動中得到修正或產生，電視話語的意義不是被灌輸給受眾，而是受眾自己生產出來的。

（三）大眾的創造力――獲得釋放

“某種文化要想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須創造出抵抗式或規避式用途或讀法的機會，而這些機會的創造又源于商品的使用者在文化經濟中表現的大眾的創造力”[6]。在對真人秀節目進行解讀時，大眾的創造力主要表現在對文本意義的解讀上。傳統電視節目中，受眾的自主要體現在遙控器上，與這種單向傳輸編碼不同的是，《好聲音》節目的全民狂歡模式使得受眾得以較為自由地參與文本的解讀過程。這種主要源自兩方面：“1.生產出屬于自己的社會體驗的意義所帶來的。2.逃避權力集團的社會規訓所帶來的” [6]。前一種，可以體現在前文所提的大眾對“吳莫愁”這一形象的解讀上。第二種源于受眾在媒體這一載體中的狂歡行為。受眾在對《好聲音》節目元素進行解讀時，處于一種暫時的抽離現實處境的真空狀態，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身份和角色得到隱藏，導師的抉擇、選手的去留等情節都能讓受眾的情緒得到托盤的承載――“或惋惜，或感慨，或狂喜，從而獲得壓力的釋放，生產出一種‘解放的，創造性的，游牧式的’”[6]。此外，隨著導師椅子的轉動，權利反轉到學員手上，“選手第一次以主動選擇的姿態贏得了話語對等的機會，這是大眾對戰精英話語權力的一次勝利”[7]，也是受眾無形中獲得抵抗式的重要節目元素。

金融經濟中，受眾處于無能為力的弱勢地位，而文化經濟階段，受眾一躍成為意義生產和消費的主體，基于不同文化代碼和文化能力的解讀，使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得到極大發揮，在此，消費者的力量表現得淋漓盡致。受眾對節目是否買賬，成為制作者和電視臺節目策劃時務必審慎考量的重要因素。

五、兩種經濟理論對真人秀節目創新的啟示

工業社會的大眾文化核心存在矛盾。需掌控好工業經濟與受眾的利益分野。隨著各電視臺真人秀節目的日益泛濫，屏幕前的受眾便擁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同時也提高了對欄目內容的審美要求。真人秀節目的制作難度由此加大，生存周期也變得越來越短，一檔新生節目若是在短期沒能獲得較好的口碑，贏得一定的市場收益，便有隨時被拿下的風險。“視節目一旦成為一種商品，就要服從市場行情與商業原則的調控，市場化的電視要面向市場、面向受眾，就要充分考慮到受眾的接受心理與審美期待”[8]，需要處理好工業經濟利益與大眾利益的辯證統一關系，這就如同鳥之兩翼，缺一不可。在這個選秀審美疲勞的時代，《好聲音》異軍突起，以精益求精的節目內容和別具一格的節目形式征服了受眾。它的制勝點就在于，及時地引進了真人秀“盲聽”、“轉椅”、“導師學員互動”等節目元素，填補了市場空缺，滿足了受眾對真人秀節目心理期待的新需求，制播方的利益與受眾的利益達成了共識，從而實現了雙方的互利共贏。

另外文化商品想要流行，就必須滿足相互抵牾的需要。《中國好聲音》并不屬于國內原創節目，它之所以從眾多真人秀節目中脫穎而出，是因為在原版節目《荷蘭之聲》 的創意之上加以本土化創新和改造。然而流行的節目樣式受市場需要時，再復制（或抄襲）的幾率就越大。可是卻不一定能獲得長期的經濟回饋。《好聲音》的第一季獲得了極大成功，但其他電視臺的其他歌唱節目也相繼涌現，如《我是歌手》、《中國夢之聲》等，這些節目在2013年都一定程度上分割了部分收視群體。此外，受第一季《好聲音》的熏陶，原有受眾對這一檔節目選手的期望值變高，節目組所面臨的制作壓力也相應增大。

向國外的優秀節目學習的確值得提倡，迫于生存壓力以克隆的手段降低節目研發成本也無可厚非，但切不可讓克隆成為制作節目的一種慣性。“安于追隨”的思維方式不利于跳出節目山寨的俗套，反思如何取長補短、增強真人秀節目的原創力問題才是關鍵。只有以受眾為本位，了解、收集他們新的節目體驗和文化需求，洞悉真人秀節目制作的空白點，使創意與大眾的審美取向相合拍，才能不落窠臼，突破節目創新匱乏的瓶頸，贏得國內電視娛樂節目的主戰場。

六、結 語

從費斯克的兩種經濟理論來看，電視節目作為一種商品在金融經濟和文化經濟階段分別充當了不同的角色。盡管該理論對受眾主體性和生產性表現出過度的偏愛，遭到不少理論家的批評。但《好聲音》文本的成功生產，卻凸顯了費斯克理論在電視節目生產上的實踐價值。在受眾對媒體高呼“選秀已死”的時代，媒體工作者理應審時度勢，減慢收視率壓力下一味高效盲從的制作節奏，以受眾為本位，將費斯克“互動生產” 的理念植入創作，注重求新思變，避免急功近利，在電視欄目整體品牌發展格局下掌握“核心創意” 的主動權，才能使中國的娛樂節目煥發出更為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

參考文獻：

1 陸揚，.文化研究導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2 從中國好聲音開始，八一八那些牛氣的制作團隊[EB/OL].http：///whbm/20121016/0/87F73gI2acbbf3FF.shtml.

3 特別策劃：盤點2012十大事件[J].傳媒，2013（1）.

4 吳瓊.2012中國電視：真正創新的，都火了[J].傳媒觀察，2013（2）.

5 闞慶，冷淞.2012電視節目風向[J].視聽界，2013（1）.

6 （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中華飲食文化論文范文6

一、 民俗文化因素在杜詩中發生的形態

民俗文化是杜詩創作的重要文學對象。從語料學角度看，其在杜詩中存在的形態大致可歸納為三類。

1、審美意象形態。所謂審美意象，是“一種由主體感知的語義形象”。這種語義形象“借助于主體的心理與文學語言的具象化功能，而在主體的頭腦中呈現”。它“不指涉實在，它是文學語言的指歸，又是文學語言創造文學世界的實體和手段”。[1]

審美意象是民俗文化在杜詩中存在的基本形態。它以寫物圖貌為其顯現的基本途徑。

如龍的意象。龍是中國原始社會形成的一個綜合圖騰意象。在其傳承的過程中，積淀了豐富的飽含民族心理的能指意義。杜甫在其1457首詩中，有80多首詩中以龍為意象塑造文學對象。這個意象出現近100次[2]，可見，杜甫十分喜歡以“龍”的意象構建其文學客體。

詩人以“龍”寫音樂之動人是“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渼陂行》）。著一“龍”字，樂之仙韻，宛如耳畔。

詩人以“龍”寫水勢是“蛟龍不自謀”（《江漲》）；“蛟螭乘九皋”（《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狀樹木的造形是“偃蓋反走虬龍形”（《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白摧朽骨龍虎死”（《戲為韋偃雙松圖歌》），“虎倒龍顛委榛棘”（《楠樹為風雨所拔嘆》）。著一“龍”字，整句詩可謂靈氣飛動，意蘊盎然。

此外，同類的如鳳凰、麒麟等圖騰意象，其他如神話、仙話、傳說等民俗文化因素，也廣泛地以審美意象的形態存在于杜詩之中。

杜甫選用民俗意象為其詩歌載體，使其傳達的體驗能準確地在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雙方找到契合點，從而引發較大的聯想空間，產生較好的藝術效果。

2、典故形態。典故即“故事”。它在傳承過程中其意義指向較意象直接而穩固。杜甫賦詩，不僅喜尚經典之典，民俗之典也是其重要的語言材料。其使用方法可粗分二類。

以民俗典故寫志。最典型的當推“稷契”兩個傳說人物。稷，五谷之神。《禮記·祭法》中云：“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契是傳說中的商之遠祖，亦知農事。杜甫一生志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將自己的理想便依托于“稷契”二人之上。所謂“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稷契易為力”（《客居》），便是明證。

以民俗典故寫情。民俗故事與經典文化一個重要的區別在于，后者往往指向社會的有序化，相對忽略個體價值；前者則更傾向于個人感性的滿足與對社會羈絆的反叛。所以，杜甫以民俗典故寫情，主要是借以寫怨情。

例如，天寶十四年（755），詩人游宦長安，被授予河西尉，不就。又改授予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大志受辱，慨然而嘆：“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去矣行》）。

《魏書》載：“李預居長安，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訪藍田，躬往攻掘，得玉石大小百余，磨為玉屑，每日服食。”古人傳說，吃玉屑可以成仙，故前人效仿此說，以成典故。杜甫以之寫一己牢騷，頗為傳神。

民俗典故在其形成過程中，往往攜帶大量的集體無意識、社會心理內容。杜詩將個體情緒依托到這類典故之上，往往能使其意義更具穿透力。

3、文學對象形態。杜甫以民俗文化作為文學對象，是詩歌國度中比較獨特的一幟。而他以民俗文化作為文學對象，又主要是對其進行價值評判。

從杜詩中整理出的幾個民俗文化因素的發生形態來看，杜甫對民俗的認識基本上是客觀準確的，也是比較完整的。這說明杜甫對待民俗文化的認識是具有一定的自覺性的。以民俗文化為觀照對象，往往要求認識主體具有強有力的判斷力。杜甫自幼精熟內典，以此優勢，吸收民俗文化專題入詩，在客觀上形成了觀點鮮明，情感豐厚，意義蘊藉的特征。

中國古典詩歌，自魏晉進入自覺期，其主要特征即個人寫作取代群體寫作而成為文苑的主流。但是，在知識為貴族階層壟斷的時代，文人創作者往往因其階級局限與時代影響，視貴族情感為人類情感的全部，視精英文化為人類文化的全部。而文學面對的對象世界是人類的整體情感世界，創作者的情感世界完整結構的缺失，無意會影響其作品的文學性與人類性的功能發揮。魏晉以降，寫作個人化在當時特定背景下所成的兩個直接流弊即玄言詩派和宮體詩派的生成。這兩個詩派正是因其輻射的情感世界涵蓋的文化視界的不完整，在接受史上表現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失敗。

杜甫詩歌創作的民俗文化視角，修正了盛唐以前中國詩歌的一些偏頗走向。對后人創作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可以說，杜甫創作對民俗文化視角的建構，從某些方面看正是變盛唐之音者。從整個詩史看，這一建構無疑又具有提升整個中國古典詩歌品質的意義。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