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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本科畢業論文范文1

關鍵詞：科研實踐 創新人才 本科生培養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09-0088-02

一、研究的意義

據最新數據統計，我國2012年普通高校畢業生680萬人，與2009年相比增加了69萬人。在國際金融危機給經濟帶來的創傷久久不愈的情況下，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越來越多的高校畢業本科生涌入社會，但由于他們中的大多數在本科階段所具備的素質和能力與社會實際應用存在很大的差距，難以適應工作的需要。本科畢業生就業舉步維艱的同時，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需求又存在大量的崗位缺口，急需具有一定實踐能力的高層次復合型大學生盡快承擔起相應的工作的責任。

因此，如何在大學期間以培養高層次應用創新型專門人才為發展目標，使學生既能夠學習專業領域內相關科學知識和理論，又能以科研實踐為推動力促進學生們將所學習的專業知識與實踐相結合，從而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理論研究聯系工程實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迫在眉睫。

綜觀美、英、德國的大學教育體系，與我國高等院校現階段的培養模式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美國和英國的學位（包括學士、碩士、博士）教育均分類很細，目的性強，根據不同的教育類別提出不同的教學要求和培養目標。在美國，其宗旨有三：教學、研究和服務。這里提到的教學和研究很容易理解，而服務這一宗旨則是美國高層次學位教育所獨有的。即要求學生畢業后能夠從事應用性和實踐性較強的工作，為企業、公司和社會服務。英國在學位教育分類細的基礎上更加強調教育的專門化程度，即將大力培養專業的研究人員作為其教育的重中之重。要求學位的獲得者成為某一科學領域的權威，有能力去開辟新的研究論題，并運用所掌握的技術得出新的研究成果。

德國大學對學生的培養強調獨立的工作能力和開創精神，一些大學明確規定學生必須能在學士論文中證明自己具有獨立進行科學技術工作的才能和清晰準確描述自己的科研成果的能力，能提供新的、獨立的貢獻。其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標：一是科學探索，培養大學和研究機構工作的教學科研人員，提高高等教育學術水平；二是為社會提供智力服務，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可以看出目標兼具理論性或基礎性與應用性或功利性，旨在著重培養能夠從事教學和科研的工作者。

同時，我們已越來越深刻的認識到我國大學教育發展歷程中的不足與缺憾，目前國家教育部正在研究并調整本科教育的價值目標取向，逐步向培養具有開拓精神、創新意識的技術型和應用型高層次人才的目標轉變，隨著大學本科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特別要形成著力培養以應用創新型為主體的新興學科人才的新格局。

因此，持續發展和不斷完善我國目前的教育體制和培養模式，是學校建設研究型大學、培養應用創新型復合人才的內在需求，也是增強我國大學人才培養和提高人才的社會適應能力的迫切需要。

一些國外知名大學，如麻省理工學院、加州伯克利大學、劍橋大學等，其大學理念和使命中都滲透了加強實踐教育的思想，并通過多種途徑提高學生能力的培養[1]，學生參加科研實踐被納入教學計劃之中。本科生科研實踐以工作內容分為兩種：一是學生參與以教師為主的研究小組，擔任研究助理；二是學生自己提出項目方案，包括研究性項目、創造性設計工作及公眾服務性項目等。

例如，美國本科生可以通過參與科研取得1/6以上的學分，本科生科研計劃始于1969年，有接近80%的學生在學習期間至各大學均設立專項資金對本科生科研進行資助， 許多教師也把指導本科生科研當作自己最重要的責任。

德國最著名的工科高校亞琛工大與德國企業界有著聯系密切，進行課題研究時，常采取“博士+碩士+工程師”的團隊工作方式；從事科研開發時， 強調“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的研究方式。本科生的教育也同樣注重科研實踐，教授將生產實踐中遇到的部分問題與解決方案有針對性的編入專業課與學生進行交流和探討，亞琛工大加強科研實踐能力的培養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一個共同趨勢[2]。大學傳統人才培養模式被教學與工業創新的相結合，特別是與企業界合作的理念徹底打破。

顯然，讓本科生提早、更多的參與到科研實踐當中無疑成為改變培養模式和完善教育體制的不二法門。偉大的思想家，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兼革命導師馬克思也曾指出，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此可見實踐在人才培養中的重要性。可是相比之下，“高分低能”是困擾我國本科生教育的一大難題，學生知識結構書本化， 畢業后適應社會的周期長，實際工作能力差。為了打破這一現狀，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 加強本科生尤其是工科學生的科研實踐能力， 我國也多方面進行著努力。

從1998 年開始，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高校相繼實行大學生科研訓練教育。在全國高校范圍內開展的全國大學生電子設計競賽、數學建模競賽、機械設計競賽、結構設計競賽、大學生挑戰杯賽等， 目的是以競賽為載體， 把創新能力、協作精神、動手能力、針對實際問題進行設計制作的能力的培養作為具體目標。這些學科競賽在全國高校大學生中已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較大影響， 對于培養我國本科生的科研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起到了積極作用[3]。

雖然我們通過努力逐步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但我國高校在培養本科生科研實踐和創新能力方面與國外仍存在較大差距，科研創新活動很多時候是研究人員的自發。處在自發狀態 ，一方面缺乏足夠的鼓勵性政策和足夠的科研硬件支持，學科重點實驗室很少向學生開放； 另一方面缺乏管理體制上的保障， 缺乏專門的組織機構制定管理措施對大學生科研活動的引導扶持， 很少向大學生提供科研活動的經費、場所和必要條件， 沒有把大學生科研活動列入教育發展計劃。創新成果走出實驗室與市場接軌進而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也存在很多困難與障礙。

二、項目研究的主要內容

根據傳統的、以往的培養模式，針對其不足和帶來的弊端，如何使本科生的科研創新意識由自發狀態轉變為有意識的、有步驟的、有目標的創新行為，是我們制定和完成項目研究工作的主要指導思想，我們試圖將課余的學科競賽轉化成長期的、持久的，有計劃、有步驟的教學實踐。在政策和規定允許的情況下，盡量為本科生提供科研硬件支持，并幫助學生盡快的把創新研究轉化成創新成果。

本研究旨在圍繞大學生本科培養階段的里程碑節點，在不同的培養階段制定不同的培養目標、施行不同的培養方法，并以此開展不同層次的科研實踐活動，循序漸進的進行培養，形成有效的實踐框架和經驗。

我們把研究的主要內容分為如下幾個部分：

1.結合學生培養里程碑節點，建立本科生應用創新科研實踐體系與指導方案；

2.深入指導學生創新實踐活動，樹立本科生科學嚴謹的科研態度；

3.深化理論聯系實際的實踐目標，形成以培養學生勤思、善學、創新為主導思想的有效的科研實踐框架。

學生培養的里程碑節點是本研究根據不同年級本科生接受程度、理解能力不同而大膽提出的采用不同培養方案的構想。即，針對本科入學新生而言，大學一年級是他們在大學時期嶄新生活的開始，通過發現并引導學生以興趣出發參與“輕量級”科研實踐活動，首先樹立并形成學生的科研實踐的興趣源動力；增強其創新意識，啟發其創新思維。

大學二、三年級學生的基礎理論日漸深厚，急需我們幫助他們把所掌握的理論知識轉化為科技實踐生產力以加深其對科研的興趣及自身科研能力的肯定，即培訓學生參與科研實踐“世界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在培養過程中，除了對基礎理論的講解，我們也積極引導本科生明確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 掌握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提高學生運用所學知識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這一階段擬通過基礎理論課程實驗環節選拔具有一定創新潛力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投入到科研項目的實踐活動中，促進其提高科研實踐動手開發能力；

經過上述階段培養，在大學四年級即本科畢業實踐環節中培養學生參與到實際科研項目的研發過程中，全面進行理論與實踐的升華，同時，使本科生更加深刻領會到精誠合作對于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三、 采取的方法與具體措施

根據預定的研究目標，在本科生的教學實踐中，我們做了相應的工作。

1.基礎性培養

在基礎性培養方面我們要求大學生具備本學科的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 并要不斷拓寬知識面。不能局限于對現有書本知識的學習， 或只滿足于記憶和重復。旨通過這一過程能夠對本科生科研素質的培養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

教學是基礎，是傳授知識；科研是創造知識，是教學的延伸和發展[4]。我們需要親自參加科研工作才能更好地了解實際和社會的需求，掌握社會對所教學科的需要，從而使教學更緊密地聯系生產實際與社會實踐，把課本內容與科研內容有機地結合起來，并及時給本科生以引導。將自己在科研活動中獲得的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新成果隨時引入到教學中以不斷充實教學內容，讓學生有機會了解專業前沿動態和知識，開拓學生的視野，給學生以啟迪。

我們的教學是“在教師指導下以探究為基礎，而不是以傳遞信息為基礎的教學，把學生作為知識的探究者”[5]，于是，我們將在科研中培養的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創造精神和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應用于教學，充分挖掘學生的創新潛力和聰明才智，提高他們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激發學生的創造熱情。

同時，項目負責人更著手于通過科研訓練幫助本科生樹立遠大理想， 強化廣泛的創新興趣， 克服從眾、倦怠等心理障礙， 使學生形成健全的創新性格。

2.提升性培養

畢業設計是本科生教學過程中的最后一個重要環節。這個過程可以培養學生綜合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有助于培養學生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嚴謹的科研作風和勇于探索的開拓精神。

項目負責人將科研項目和本領域的研究熱點問題設計了相應的畢業設計的研究內容，讓學生真正參與科研。在自己擅長研究的領域對學生進行有的放矢地深入指導，提高學生畢業論文的水平，而且使學生所學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相結合，鍛煉了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動手能力，從而有助于培養學生走向社會后獨立創造或應用科研成果的能力。

然而，在指導過程中，我們并不急于盡快地得到某一些技術成果， 而是循序漸進地引導，使本科生熟悉科學研究過程， 從而真正形成科研創新的思維框架。多給學生自己思考問題的時間， 讓學生在實踐中鍛煉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樣才能使學生在今后的工作中面對各種難題應對自如。

科研實踐當中，我們因材施教、鼓勵個性發揮，同時更著重于學生團隊精神的培養。

例如結合學校承擔的某科研項目，選拔一定數量的學生結合所學習過的自控原理、微機原理、單片機技術等專業知識，參加到儀表信號模擬、基于單片機的信號采集與處理、數字信號濾波等實踐工作中，提高其科學思考、理論創新和解決工程實際問題的能力。

相信上述相應的經驗，不僅是我們研究目標是否能夠順利實現的基本要求，也必將成為我們研究理念得以推廣的利器。

四、結論

在項目研究的整個過程中，教師將科研成果及時、不斷的融入課堂，將學科相關領域最前沿的學術成果不斷地充實到自己的課程體系當中，使教學內容更加新穎，事例更加具體，豐富了課堂教學，提高了課堂教學質量。在不斷創造性地從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促進本科教學水平提高的同時，也大大激發了學生的學習和對科學實踐的興趣，教學效果好，學生反饋好。

把科研創新工作作為畢業實踐與畢業論文的基礎，使得學生對畢業設計理解更加深入、具體。項目負責人指導的參與課題研究的本科生撰寫學術論文并投稿國內核心期刊，現已發表；并撰寫國家技術發明專利。

項目負責人的教育理念與教育實踐使得在本科階段參與科研實踐的學生不僅打下了良好的理論基礎、樹立了明確的創新理念，更培養了其優秀的科研品質。多名學生直接參與到學校的科研任務中，承擔軟件模塊開發與調試工作，這些學生不僅在學習期間多次獲獎，由于其較強的動手能力和不斷鉆研的科學精神在就業中顯得更加“搶手”，有的學生一人收到多家知名研究所、國企的offer。

從項目的整個過程我們看到針對不同年級學生給出的不同的培養方案和在培養過程中我們使用的培養方法均是可行有效的，也是具有推廣價值的。當然，這個培養過程需要一個相對長的時期，在把握目標不變的前提下，也要不斷調整方法，遇到瓶頸時更要多鼓勵學生堅持，培養其堅韌的科研精神。

參考文獻

[1] 陳超， 趙可. 國外大學實踐教育的理念與實踐[ J] . 外國教育研究， 2005， 32（11）：33-38.

[2] 尹喜云， 南. 科研訓練： 提高大學生創新能力的有效途徑[J] . 湖北教育學院學報， 2007， 24（6）：99-100.

[3] 任成龍. 論科研實踐與大學生創新能力的提高[J]. 南京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10）：48-51.

英國本科畢業論文范文2

有無中國哲學,這一問題在近代西方學術東漸中凸顯。在西方強勢背景下,有的人懷疑、否認中國哲學的存在。判斷中國有無哲學,就看哲學如何定義和確定哲學的標準是什么。中西哲學各有自己的側重點,不可因為不能完全對應、符合,而否認中國哲學的客觀存在和獨特價值。牟宗三認為:“中國學術思想既鮮與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定取舍。若以邏輯與知識論的觀點看中國哲學,那么中國哲學根本沒有這些,至少可以說貧乏極了。若以此斷定中國沒有哲學,那是自己太狹陋。中國有沒有哲學,這問題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學?凡是對人性的活動所及,以理智及觀念加以反省說明的,便是哲學。”

西方著名學者承認中國哲學的存在,對其獨特價值進行了贊揚和研究,他們認為中國哲學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是人類文明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的著名哲學家羅素、美國的中國文化研究專家史華慈和安樂哲就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羅素的《西方哲學史》、《西方之智慧》就暗含了對東方中國哲學的肯定。史華慈認為中國的哲學智慧價值很大,“中國儒家、道家和墨家興起,都有‘一種高瞻遠矚的傾向’,‘一種追問和反思’,‘以及出現了新的積極的視野和通見’”。史華慈在他的《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書中說:“和古希臘的思想一樣,中國古代思想并沒有對古代文明所提出的問題提供單一的回答……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有可能出現某種普世性的屬于整個人類的論域。”安樂哲作為研究中國哲學的大家,他的《自我的圓成: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學與道家》強調中國哲學的獨特性和對世界哲學的貢獻,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他談到:“儒學對于人類經驗有其獨立的視野,儒學最重要的貢獻是提供了西方倫理學傳統之外的另一選擇。西方絕大部分倫理學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之上,而儒學中的‘個人’是處于關系中的‘個人’,強調人的關系性、共生性。這個理念非常健康,它向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圖景”。

當代美國學者承認中國哲學并出版了大批研究著作,例如顧立雅的《孔子與中國之道》、孟旦的《早期中國“人”的觀念》、郝大維和安樂哲的《通過孔子而思》、牟復禮的《中國思想之淵源》、芬格萊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安樂哲的《和而不同:比較哲學與中西會通》、狄百瑞的儒家的困境境》等,積極推動了中國哲學在西方的傳播。如果中國人不承認有中國哲學,是奴性和敗類的表現。由于中國近代長期作為殖民地,西方哲學有霸道的話語權,使一些人產生了自卑和崇洋心理,喪失了文化自信、自覺、自強,甚至自甘墮落,失去了學術和人格上的獨立和尊嚴。牟宗三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時至今日,東西方都應互相尊重平視,藉以調整、充實、并滋潤其文化生命……中國人少數不肖之徒,若再抵死糟蹋自己,不自愛重,那只可說是其買辦之奴性已成,自甘卑賤,這只是中國之敗類。”

二、中西哲學的差異

中國哲學的學術(學問)有自己關注的話題、重點、體系、內在標準、研究方法,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按照西方哲學的模式來衡量。中西哲學的文化背景、服務對象差別很大。西方哲學是在古希臘上層貴族大雅之堂的“形而上學”,中國哲學家則面向社會大眾,試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造福蕓蕓眾生;西方哲學強調嚴格的形式邏輯和數理邏輯,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不可能掌握和領悟,中國哲學則強調日常生活,關注世俗層面的接人待物、“灑掃應對”的感悟和智慧運用,認為“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語)、“滿街都是圣人”(朱熹、王陽明、王艮都有此說法)。例如,惠能從舂米、種菜、掃地等打雜事務中脫穎而出成為禪宗六祖,就是典型代表。在談到中西哲學的差異時,梁啟超說得好:“所謂西洋哲學,那才真是貴族的、少數人愛智娛樂的工具。研究宇宙來源,上帝存否,惟有少數貴族,才能領悟得到。晚近雖力求普遍,漸變平常,但是終未做到。儒家道術,因為籠罩力大,一般民眾的心理風俗習慣,無不受其影響。所以研究儒家道術,不單看大學者的著述及其理論,并且要看政治上社會上所受他的影響。”[5]18中西哲學研究的內容側重點差異明顯。西方哲學講究知識論、邏輯學、真理觀,中國哲學強調人生觀、為人之道、處世哲學。中國哲學面向人生和社會,希望能夠指點迷津、安心立命,西方主流哲學則在邏輯上十分講究,強調純粹知識的推演,不甚干預世俗的生活。梁啟超考察西洋文化,對此有深刻認識:“西洋哲學由宇宙論或本體論趨重到論理學,更趨重到認識論。徹頭徹尾都是為‘求知’起見。所以他們這派學問稱為‘愛智學’,誠屬恰當。中國學問不然。與其說是知識的學問,毋寧說是行為的學問。”[5]4對中西哲學的差別,不同角度的概括一直持續,各有千秋。

李艷輝認為:“西方人講‘用腦’,中國人講‘用心’;西方人的思維方式重理性和邏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重直觀和體悟;西方人講天人二分,中國人講天人合一;等等。”[6]中國哲學的三大派別儒釋道都關注生命之學,成為中西哲學差異的又一個方面。中國哲學歷來一直主張“生民為本”,《周易》強調“生生之為大德”。儒家提倡君子之道在于利于蒼生,墨家主張兼愛之道在于利天下,道家探討自然之道希望人生自在、浪漫、逍遙,都著眼于生生不息。牟宗三認為:“中國哲學以‘生命’為中心。儒道兩家是中國所固有的。后來加上佛教,亦還是如此。儒釋道三教是講中國哲學所必須首先注意與了解的。二千多年來的發展,中國文化生命的最高層心靈,都是集中在這里表現。對于這方面沒有興趣,便不必講中國哲學。對于‘生命’為中心的學問沒有相應的心靈,當然亦不會了解中國哲學,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在中國哲學里選擇合乎西方哲學的題材與問題,那將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與最大的不敬。”[1]3中西哲學研究的內容不同點甚多。梁啟超和傅斯年認為將西方的philosophy翻譯為“哲學”,并且移植、界定“中國哲學”,是簡單地將西方學問搬到中國,缺乏對應的內容,實在不妥,值得反思。傅斯年1928年所作《戰國子家敘論》略云:“‘斐洛蘇非(philosophy)’,譯言愛智之義……像蘇格拉底那樣的愛智論,諸子以及宋明理學是有的;像柏拉圖所舉的問題,中土至多不過有一部分,或不及半;像亞里斯多德那樣竟全沒有……拿諸子名家理學各題目與希臘和西洋近代哲學各題目比,不相干者如此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則知漢土思想中原無嚴格意的斐洛蘇非一科,‘中國哲學’一個名詞本是日本人的賤制品。”[7]中西哲學的文化背景、側重點等差異,要求我們注重中國哲學的特殊性,采取獨特的原則和方法進行研究,用中國語言,突出中國風格,講究中國習慣。例如,中國古代的書信、游記、對話、會談等,具有很強的學術性,現在看來仍然屬于珍貴的學術成果,起碼是重要的學術線索,按照今天西方嚴格的學術論文、著作規范要求,它們肯定被排除在學術領域之外。現在學術論文的寫作格式往往固定化、“八股化”,例如:論文要求有“引論———正文———結論”,排除了“文無定法”的獨特的、多樣化風格;哲學碩士論文一般要求在2萬字以上,即使言之無物也要拼湊達標。

僅以字數標準,古代孔子的《論語》、老子的《道德經》,僅僅五千言,現在很難符合本科畢業論文字數要求,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樣的做法,似乎是嚴格遵循學術規范,但卻忽視、取消了學術生態的多樣化,更奢談中國特色了。假如小說、電視劇等文藝作品也嚴格按照這樣的統一規范衡量對待,更無所謂“百花齊放”,也許就沒有讀者和觀眾了。目前學術刊物的發行危機和讀者的流失,不能說與此無關。中國哲學的獨特性告訴人們,不應該與西方哲學簡單比附或者生搬硬套,更不應該唯西方哲學和學術規范為尊。石峻認為,中國哲學不同于西方哲學,要有獨特的研究方法,他評論黃子通的《儒道兩家哲學系統》一書,指出中國哲學“研究基本概念或基本名詞的時候,切不可用外國的概念或者外國的名詞來比附……用西洋的套子去套,或者把中西絕對不同的名詞,活剝生吞地等同起來,于是乎對于中國哲學生了許多誤解”[8]。

余紀元認為:“通常當我們說不要把西方的哲學概念強加于中國的古典思想時,其實是指不要把西方的某種哲學概念(一般是指占統治地位的分析哲學)做框架。……中國哲學的自身理性雖然與西方主流哲學傳統相悖,卻與后現代諸多流派的視角相吻合。”[9]34-35其實,西方學者承認、尊重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越來越強調“中國式”了,他們進行中國哲學研究,開始尊重中國的語言和文化背景了。例如,美國的“君子”一詞的翻譯就有10多種,爭論不休,常見的gentleman的翻譯以西方“紳士”為參照,方便了理解,但這是以西方來解讀中國,有不少不恰當的地方,例如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純粹是以道德情操作為衡量標準的,不是以“紳士”的地位、爵位衡量的;中國傳統的男尊女卑,“君子”講究男女有別,不像西方“紳士”那樣要為女士獻殷勤、做奴仆。為還原中國哲學并進行地道的表達,避免歧義,現在流行的一種翻譯,就是按照“君子”一詞的漢語發音翻譯成junzi或者Chun-tsze。近年來,西方“漢學”到“中國學”的概念演變,也表明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研究方法的轉變,尊重文化的獨特性,平等地進行研究和交流。柯文認為,“西方中心論”實質上是一種“種族中心主義”,而“種族中心主義”必然導致對儒學的歪曲,應該從“西方中心論”轉變到“中國中心論”,這樣一方面是尊重,另一方面的確是研究主題、對象與方法的需要。他說:“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研究西方沖擊之后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最嚴重的問題一直是由于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歪曲。”[10]53針對這種弊端,他提出了一種有別于上述三種儒學觀的“中國中心觀”。對于這種新的研究模式,柯文指出應該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并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中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柯文解釋道:“我使用‘中國中心’一詞時絕對無意用它來標志一種無視外界因素,把中國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討這段歷史的取向;當然我也無意恢復古老的‘中國中心主義’,即含有世界以中國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國中心’一詞來描繪一種研究中國近世史的取向,這種取向力圖擺脫從外國輸入的衡量歷史重要性的準繩,并從這一角度來理解這段歷史中發生的事件。”

三、中西哲學的共性

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應該也必須交流與對話,從而才能推進中西哲學的互動和人類文明的發展。中國哲學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讓世界了解中國哲學與文化,這是中國哲學研究者應該承擔的責任。承認差異,同時尋找共同點,是東西哲學溝通的需要。我們不能因為學術上存在差異和學術生態的多樣性,而放棄比較研究和相互溝通、交流。不同的學術生態的呈現是正常現象的反映,顯示了不同國家對人類的獨特貢獻和魅力。近代西方的學科分門別類,強調分析,是人類文明的進步,也是中國文化世界化的大趨勢。即用近代學科觀念來看待中國經學、史學及諸子學,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近代的闡釋:“是故《書》為歷史學,《春秋》為政治學,《禮》為倫理學,《樂》為美術學,《詩》亦美術學。而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以至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賅心理、倫理及理學,皆道學專科也。《易》如今之純正哲學,則通科也。”[11]應該將中西哲學的共性和個性加以分別,進行綜合、貫通研究,避免過分極端、自說自話、各自為政的做法。在全球文化融合的大背景、大趨勢下,如果過于強調中國哲學的獨特性,不主動與西方哲學交流,就容易孤芳自賞,中西哲學對話就可能出現障礙,西方主流分析哲學就會更有理由不把中國哲學當作真正的哲學看待。德國的中國學家羅哲海指出,中國哲學具有重要價值,需要在現代西方進行整合,加以思想的中西貫通、重建和利用,這樣才能有利于中國和世界。“中國哲學具有一種不僅對于中國本身、而且對西方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無論對中國人或西方人而言,古代中國的倫理學并非只是文獻學上的課題,而是一個與倫理學本身關系重大的議題。這樣一種議題需要一種特殊的方法論———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說,可以稱做‘重構’”[12]。對待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中西學者殊途同歸,已經成為共識。學界大多數人主張應該一方面切實地按照中國文獻的經典進行詮釋,認真對待原始文本,另一方面需要站在當代的理論高度進行審視,挖掘、發現其現實價值和問題,加以合理運用。劉笑敢在《詮釋與定向:中國哲學研究方法之探究》一書中指出,關于中國哲學詮釋傳統和中國哲學研究方法的研究,是注釋、詮釋,還是創構?是“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是“以中釋中”還是“以西釋中”?值得深入反思[13]。依據經典進行認真研究,挖掘其價值,是應有的正確路徑。

美國學者郝大維和安樂哲在《通過孔子而思》中指出,客觀地再現孔子哲學的真實情況,才能發現儒家的重要價值,促進世界哲學研究的活躍:“我們希望,通過展現孔子思想最具活力的那些層面,我們的工作會推動某種思想過程的形成,該過程不僅對于孔子思想來說是真實的;而且,對于重新體認哲學活動本質與功能這兩個層面的價值也將會有所貢獻”[14]。中西哲學的互動,其路徑可以由西到東,也可以由東到西。即是說,可以從西方哲學的角度來分析儒家思想,或用中國哲學的范疇來分析西方思想,從而發現兩者的相似、相同之處。例如,分析哲學家赫爾伯特•芬格萊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可謂其中的代表,他用西方哲學來解讀孔子;而用東方儒家思想來反思西方哲學,從而發現兩者的差異的著名漢學家郝大維和安樂哲的《通過孔子而思》,就是這一方法的典范。他們的目的,都是在中西哲學之間架通橋梁。僅僅從單一的、固定的西方維度看待中國哲學,是片面的和危險的。在西方哲學強勢的情況下,中國哲學目前在世界上顯得弱勢,但是中國哲學作為濃縮的中國精神對復興中華文化有獨特的意義,應該得到比較多的關照,特別是方法上應該更新,尤其是打破“西方主宰論”。劉笑敢認為機械地照搬西方哲學體系和方法,甚至全盤西化來研究中國哲學,是生搬硬套,會帶來很多問題,即“借用現成的西方哲學概念來定義和解釋中國傳統思想之術語所難以避免的枘鑿不合的現象”[15]。中國文化背景和文本,需要還原其真實的場景才能再現鮮活的內涵,儒的含義理解就應該這樣。美國學者齊思敏在其《物質道德:古代中國的倫理和身體》一書中指出,要認識中國哲學思想,文本應該回到中國場景,運用中國語言,才能真正明白。例如,就“儒”來說,用“Ru”來指稱先秦的儒,比用“Confucian”更加準確。在他看來,先秦時期“儒”指的是一群以使用古代禮儀文化知識為生的人,孔子雖然是這群人的最杰出代表,但是這些人并不一定就是孔子的直接追隨者,不同的儒生有著不同的禮儀傳統,所以才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16]。中西文化需要認識差別、、加強對話溝通。作為哲學,中西都有共性,強調宇宙觀、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探討認識論、真理論、方法論,引導人類精神,追求價值理想。“形上學的途徑,也就是哲學的途徑”[17]。方東美指出:“中國哲人乃自辟畦徑,獨創典型,孕育出別具一格之形上學體系。”[18]西方哲學傳統在于二分法,強調主體與客體、人與我的兩極對立,進行分析、細化、解剖,不適合中國哲學的境界。“中國哲學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對立矛盾,卻總要透視一切境界,求里面廣大的縱之而通、橫之而通,藉《周易》的名詞,就是要造成一個‘旁通的系統’”[19]。這樣的見解,不僅僅適合于我們認識中外哲學的差異,而且也是我們尋求中外哲學聯通的妙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