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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論文范文1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闡明了著名的“看不見之手”機制，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在利益驅動下，主觀上為自己的微觀經濟主體可通過分工和交易而客觀上為社會工作，從而實現自利與互利、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相互聯系。故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并不像重商主義者聲稱的那樣，一定是非贏即輸的，而是可能實現“雙贏”的。經濟主體的“利己”不應通過損人去實現，而應通過利他來實現。具體途徑為，社會各經濟主體按自己的特長實行分工，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通過市場進行交易，從而在總體上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顯然，交易活動一旦越出本國范圍，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就出現了。斯密的這一理論被稱為絕對優勢理論。這一理論雖然解決了國際貿易產生的重要動因，但卻無法回答一個問題，即如果一個國家在任何商品生產上都沒有絕對優勢，那么這個國家還能不能參加上述國際分工?另一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相對優勢)理論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不論一個國家的經濟處于怎樣的狀態，經濟力量是強是弱，技術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確定各自的相對優勢，即使總體上處于劣勢，也可從諸多劣勢中找到相對優勢。比較成本的關鍵在于比較。
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回答了斯密絕對優勢理論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上的比較成本差別呢?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簡稱H—O理論)對此作出了解釋。該理論認為，在不同國家同種商品之生產函數相同的條件下，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于各國或區域生產要素相對稟賦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產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別。因此，各國應當生產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這一邏輯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國之間單位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國的生產函數都是相同的。與此不同，李嘉圖的理論則認為各國比較成本的差異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之差別造成的，也即各國的生產函數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時期內這類不同性保持不變。在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市場結構為完全競爭。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這兩個理論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在H—O理論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規模報酬仍然不變，市場結構仍為完全競爭。H—O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無論是“古典”的，還是“新古典”的貿易理論(我們不妨將這兩者合稱為傳統貿易理論)，所強調的比較利益結構都是建立在一國產業之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的。通常的情況是，發展中國家缺資本和技術，而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便宜的優勢。發達國家則具有資本和技術方面的優勢。因此，比較優勢的貿易格局一般表現為：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或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則進口后者，出口前者。應該說，上述理論在解釋現實中的某些貿易格局上是相當成功的，并曾在相當長時期內構成了國際分工與貿易理論的主流，但它們終究存在著局限性。
無論是以勞動生產率差異為基礎的相對優勢理論，還是以生產要素供給為基礎的資源稟賦理論，其比較利益產生的前提是各國的供給、生產條件不可改變，資源和生產要素不能在國際間流動，這種傳統比較優勢具有靜態的特征。但處于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產要素、資源可以在國際間流動；自然資源通過技術進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資源可以通過人力資本投資而以“質量”上的優勢彌補“數量”上的劣勢。這表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并不一定具有動態的競爭優勢。
新貿易理論的形成與不足
由于傳統貿易理論是以“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為基本假定的，故很難解釋二戰到1975年間出現的大量新現象：國際貿易的壟斷競爭、新技術保護主義、產業內貿易等。事實上，這些現象都可以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不完全競爭”予以概括。
瑞典經濟學家林德爾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間要素稟賦條件及生產函數并無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區際差異也可引致互利的貿易。他指出，許多國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種類相同、但品牌不同的產品。它們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利益在多數情況下表現為消費者由于買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業品而獲得了效用。故產業內貿易可以得到解釋。在這類貿易中，產品差異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謂產品差異化是指在同類商品或服務中，廠商通過質量、功能、款式、品牌、廣告、售后服務等環節上的努力使自己經營的一種具有某種特色。它與不完全競爭，尤其是壟斷競爭相聯系。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中，產品之間的類似性會使它們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從而導致競爭；而產品之間的差別性則導致一定程度的壟斷。產品差異程度越高，產品的可替代性越小，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越低，其結果是廠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產品的價格。而這是以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傳統貿易理論所無法解釋的。針對傳統貿易理論的不足，以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除了產品差異化以外，該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規模經濟。即指企業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因參與國際貿易導致市場擴大從而使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下降。與傳統貿易理論相比，新貿易理論大量運用產業組織、市場結構、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和思想來構建新的理論模型，使國際貿易理論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然而，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建立在規模經濟基礎之上的新貿易理論仍然沒有兼容傳統的比較優勢，故其對貿易現實的解釋能力仍然沒有一般化。1985年，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新貿易理論趨于成熟。該書綜合了各種新的貿易理論，提出了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從而把新貿易理論提升到基礎理論的高度，使其適用性進一步增強。該書提出的一個貿易模型不僅導入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因素，符合壟斷競爭假設的條件，而且還兼容了傳統比較優勢，從而使新貿易理論更一般化，解釋力更強。該模型表明，第一，產業間貿易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基礎之上的，勞動力資源豐富國之所以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凈出口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凈進口國，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較優勢。第二，產業內貿易則是建立在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基礎上的，即使兩國具有同等的技術水平和相同的資本—勞動比率，兩國同產業的廠商仍將生產異質產品，消費者對外國差異制成品的需求仍將引致產業內貿易。由于對規模經濟的追求，貿易雙方一般只能生產種類有限的產品，然后通過產業內貿易來增進雙方的社會福利。第三，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產業間貿易和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為基礎的產業內貿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貿易理論的上述改進使其成為當今的主流貿易理論。但由于該理論是產生于市場經濟相對發達國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沒有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來看問題。對一些可能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貿易的線索也沒有進一步研究。例如(1)新貿易理論假定各國市場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為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從成熟的市場經濟運行之角度考察國際經濟和貿易，因而對正處于經濟轉型的中國來說，缺乏針對性和適用性。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國內資源的優化配置是由產權清晰的企業和市場機制自動實現的，國內貿易機會假設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慮。(2)新貿易理論揭示了技術對貿易之間的正面促進作用，但對后起發展國家如何利用技術因素實現“趕超”沒有深入探討。(3)新貿易理論并沒有為發展中國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較優勢內涵的三個層次
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顯然，中國經濟要迎接經濟全球化及加入WTO帶來的嚴峻挑戰就必須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但是我們認為，要避免落人“比較利益陷阱”，這種比較優勢的內涵不可局限于傳統的狹義的層次，而應突破現有理論的窠臼，拓展為以下三個層次。
1．比較優勢I：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
任何一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都會受到其國內資源稟賦和比較成本的制約，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于“初級階段”。從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按照傳統比較優勢進行生產和貿易還不能過早地放棄，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以來，利益驅動觀念普遍增強，市場機制將經濟資源更多地配置到能體現和發揮中國勞動要素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并通過這些產業之產品的出口，實現了大規模的“資源轉換”，即以本國的低位資源換取國外的高位資源，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當前及今后中國仍需繼續充分利用傳統的比較優勢，其理由有：
(1)當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約束。
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若目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出口，將面臨嚴重的要素投入約束，這些要素包括資本、技術、人才等。繼續發揮傳統的以要素稟賦和比較成本為核心的比較優勢可以為新興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積累資金、技術，培養企業家才能，從而為技術創新、突破生產要素的投入瓶頸和促使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升級打下基礎。
(2)繼續發揮傳統的比較優勢有利于中國提高資源在宏觀層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觀經濟學的原理表明，宏觀層次上的資源利用不足和利用過度都是經濟缺乏效率的表現。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業(不論其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意味著實際GDP低于潛在的水平。目前我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資金、技術相對稀缺，成本較高，勞動力相對充裕，成本較低，而一國經濟競爭力與它提供的商品和勞務的成本高低緊密相關，過早地放棄傳統的比較優勢，只會導致欲速則不達。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區發展不平衡，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將至少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得到保持。我們應充分利用發達國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將其技術相對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生產環節轉移過來。為此，要破除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就一定是技術落后產業，以及認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就不能利用我們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舊觀念。隨著現代技術，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等向越來越多的產業滲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含量也會大大提高。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在資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中也有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故發展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生產環節是發揮中國經濟比較優勢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國企業在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中，都應重視在更重要的生產經營環節中積累，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例如，在紡織品生產中，我國企業已經在加工環節具有比較優勢，但在高質量面料及輔料、設計等生產環節尚不具有優勢。再如，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既取決于生產環節，也取決于流通環節，有時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這種情況下，努力開拓自己的國際營銷渠道就更為重要。
2．比較優勢Ⅱ：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
從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現有的建立在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基礎上的比較優勢將逐步減弱。一方面，中國人均占有資源數量本來不豐裕，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國內資源消耗顯著上升，導致國內不少資源性產品(包括農產品)的價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過國際市場。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工資水平必然會不斷上升。可以預料，國內市場化進程愈快，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改變也愈快，轉換出口商品結構的要求愈迫切。同時，資源、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收入彈性低，隨著中國外貿規模的迅速擴大，外部市場需求的約束力顯著上升。低檔、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呈不斷惡化的趨勢。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會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因此，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選擇必須著眼于享有貿易促進技術進步的動態利益。
一般而言，技術變動的源泉有二：一種是經過專門研究開發而產生的，這種技術變動是一種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結果。另一種則是通過貿易等經濟行為接受“技術外溢”(Spillovers)而學來的，稱為“干中學”(Learningbydoing)。這里所說的技術不光是生產技術，還包括管理知識。在大多數情況下，所謂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而只是通過接受“技術外溢”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國際貿易具有重要的“技術外溢”效應和“干中學”效應。通過貿易活動可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經營理念，并將其“外溢”到國內產業。實際上，貿易是與企業家及技術專家的進進出出相關的。由于他們的進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術穿過國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轉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須了解國外的市場需求，外國買主的訂單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設計、款式、生產工藝、用料，成本等多種有價值的信息。這類“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可構成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后發優勢是指在世界上存在眾多發達國家的條件下，較落后的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已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或軌跡中)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或教訓)，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作出更明智的發展戰略選擇，從而避免走“先發”國家已走過的“彎路”，以更短的“捷徑”、更快的速度縮短自己與發達國家之間經濟水平上的距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僅僅依靠從內部演化出現代經濟結構的過程是極其緩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出局了。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結合自己的國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是發揮中國原有比較優勢的重要舉措。為此，中國今后在發展經濟中應注意以下幾點：
(1)重視國內的區際貿易。
中國地域遼闊、區際間資源稟賦差異顯著，國內貿易發展尚有很大潛力，國內區際分工和貿易可以降低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成為其國際競爭力的一個來源。為了加快國內統一商品與生產要素大市場的形成，提高資源在空間上的配置效率，應大力發展全國區際交易網絡，允許企業跨地區發展和兼并，切實推行政企分開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護本地企業的利益沖動，從而降低自然及人為原因引起的區際交易成本。
(2)重視擴大開放，積極與國際上的跨國公司建立長期合作的關系。
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東道國。這實際上是國際經濟社會對我國政治穩定、經濟健康發展的肯定。我們要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從產業結構調整角度出發，把利用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升級緊密聯系起來，以此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是跨國公司，特別是大的跨國公司。在“入世”、外資跨國公司大量進入情況下，我國企業與外資跨國公司的相互關系，既有激烈競爭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資企業的當地化戰略往往需要尋求中國當地企業作為合資合作伙伴。在合資、股權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國企業有可能通過股權紐帶與外資跨國公司形成某種“激勵兼容”機制，從而加快我國企業進入國際銷售網絡的步伐和創新進程。
(3)重視用現代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
高技術是一個動態、相對的概念，對于傳統產業，應該利用現代適用技術，技術創新是以市場需求為出發點和試金石的，它不僅是高新技術產業的主要特征，也是傳統產業增強競爭力的必由之路。技術成果在技術上最優并不自動等于經濟上也是最優。如果某項成果實施成本過高或難以產業化，就只能處于“樣品”階段。在產業內貿易量趨于增加的背景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與出口什么產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運用什么技術和方法來生產這種產品。例如，同是生產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種的方法生產，也可用機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術去生產。欲將我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有兩條途徑。其一，通過技術創新，將高新技術，包括從國外引進后消化、吸收的技術與我國的勞動力結合，生產在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產品，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高技術產品，但在我國生產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價格競爭優勢。其二，通過技術創新，對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深加工、細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場接受的產品差異特性。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我國企業生產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價格競爭優勢。這兩條途徑也可兼而用之。
3．比較優勢Ⅲ：競爭優勢與制度創新
在不完全競爭的當代世界經濟中，國際貿易是按包括了競爭優勢在內的廣義比較優勢進行的。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而競爭優勢則建構于不完全競爭的基礎之上，這是傳統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區別所在。在現實世界中，傳統比較優勢僅僅表明了價格競爭的一種潛在可能性。事實上，比較利益的獲得是要以產品實現價值為前提的。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不存在規模經濟與公司活動，產品是同質的，不存在非價格競爭，故比較優勢直接體現為價格競爭優勢。因而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競爭的世界里，價格競爭優勢不但來源于比較優勢，還可能來自于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因素。我們認為將競爭優勢概念納入到廣義的比較優勢體系中去，有利于從理論上更好地指導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
影響一國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國經濟學家M·波特提出來的。他認為一國的產業國際競爭力取決于四個基本因素：即生產要素需求、相關支撐產業、企業的經營戰略、組織結構與競爭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兩個輔助因素，即機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關競爭優勢的上述決定因素對于一國提高其產業國際競爭力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同時也對廣義比較優勢概念內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競爭優勢理論的局限性在于視制度因素為給定的前提而沒有予以關注。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創新來推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構成了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內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1)制度創新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與有形資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復地產生收益相類似，人們通過教育和培訓投資后，一旦擁有了熟練的技術，也可憑借技術不斷獲取較高的收入，故可把勞動技能視為一種資本，即人力資本。克魯格曼在闡述新貿易理論的論著中多處引用“人力資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將人力資本視為某種“存量”。經濟理論中的另一概念“學習曲線”也內含著人力資本的積累可導致動態生產效率提高的觀點，但這一概念沒有把技術進展與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訓方面的投資聯系起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國的制度因素制約了該國人力資本的積累，那么該國的社會發展和財富積累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反之，則可能形成某種良性循環，即一國的制度創新可更多地激勵社會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由此導致該國經濟競爭力的增強和財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強的能力增加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創新所致的人力資本增多可以構成一國經濟增長和外貿發展的“內生變量”。
在企業層次，人力資本對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突出地表現在企業家作用的發揮上。在國際商務領域，交易比國內商務更加復雜，履約保障也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業家才能。新貿易理論將規模經濟視為貿易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因，而企業的規模實際上是企業家能力的函數。企業家能力的發揮是企業規模發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見規模經濟的重要來源之一是企業家的人力資本。因此，若一國的制度因素能對企業家擁有的特殊人力資本形成提供足夠的激勵，就可以更快地產生一大批熟諳國際貿易和海外市場的企業家，從而直接影響該國國際貿易的發展，促進其原有比較優勢的發揮。
經濟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各種制度安排中，產權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確保障是最有效的。薩伊曾指出：“安穩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資本和勞動的果實乃是誘使人們把這些生產要素投入生產用途的最有力動機。”從理性預期的角度來看，產權明晰的制度可為人們進行人力資本自我投資和積累提供確切的預期，故可對一國具有國際水準之企業家群的產生提供可持續的有力激勵。歐洲諸國早年大批具有國際水準的企業家的涌現及由此導致的海外商貿的發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筆者認為，在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中，注意用創新的制度將貨幣收入、股權、住房、福利等一攬子綜合經濟利益與企業員工(尤其是企業家)的貢獻業績緊密聯系起來并予以保障是極為重要的。對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既應看到相當一部分人口素質差、就業人口文化程度低這個嚴峻事實，也要看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可塑性。通過制度創新加強全社會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更加重視教育和職業培訓，無疑是培育中國經濟競爭優勢的戰略舉措。
(2)制度創新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組織結構，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要提高國際貿易的效益，必須改善中國企業的組織結構，由單純的買賣觀念轉變為全面市場介入的現代國際營銷觀念，建立信息來源準確、渠道通暢、反映靈敏的國際營銷網絡，從原來只能把產品賣給中間商、轉口商，轉變為把產品直接賣給進口商、批發商，甚至大型超級市場和連鎖店，努力提高單位出口額的利潤。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目的的企業組織結構演進需要遵循兩條原則。其一是產權明晰的原則。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得以進行的根本條件和邏輯起點是允許并鼓勵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和個人)對自身利益的正當合法的追求，并通過制度對人們以貢獻性努力而得到的正當利益予以維護。舍此，經濟主體就會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費用的動力，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的活力源泉就會被堵塞。產權明晰有助于中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斷探索建立一種更能節約交易費用、生產費用和組織費用的新的組織結構。其二是資產重組的效率導向原則。在市場經濟中，無論是托拉斯還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動因就是人們對提高經濟效率的追求。對于參與國際經貿的大批中小企業而言，可以股權或契約等方式將自己的產銷活動納入大企業(集團)的經營體系，還可以通過商會、行業協會等機構建立相互支持、補充、服務的橫向聯系，以形成某種“群效應”(clustering)，從而大大降低參與國際商務的交易成本與風險，增強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3)制度創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發揮引導作用，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戰后50余年的經濟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義的“守夜人”。劉易斯曾指出“沒有一個國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積極刺激下取得進步的。”對于中國而言，通過制度創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第一，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總體上經濟欠發達，但從局部看，仍有經濟上較為發達的地區。只要政府積極予以引導和扶持，可以使這些地區率先成為對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地區。這些地區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出口高技術產品和轉移技術的機會，加快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和適用技術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創新，結合本國的資源優勢，進行規模經營，降低成本，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以爭取更大的比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過加大經濟對外開放的力度提高本國已經擁有之要素的品質。例如，外貿的發展不僅可以更多地引進及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而且能使本國企業由此掌握國際市場上更多的經貿信息，更多地了解國外的技術、生產和市場需求態勢，感受國際市場競爭的壓力，激勵技術創新的增多。這在高新技術變化與更新速度快、產品生命周期短的現代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
第三，政府可以依據“窄幅移動帶”(TheNarrowMovingBand)原則，盡可能正確地選擇特定的關鍵產業予以適當的政策支持。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優勢往往是人們努力創立的，而不是與生俱來的，政府在支持高技術產業領域問題上經過慎重決策是可以避免失誤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國政府在選擇那些能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關鍵性產業，如計算機、電信、生物技術等產業方面發生信息不完備的可能性較少。因此，世界各國政府對這些產業大多予以支持。此類產業一旦獲得成功，通常可產生廣泛的外部經濟，且能占領相應的國際市場份額。這種戰略貿易政策的著眼點不是一般的保護幼稚產業，而是在關鍵產業領域內創造比較優勢。當然，政府的“保護”必須是暫時的、積極的，必須與促進企業努力參與競爭結合起來，而且應盡可能取得別國的諒解。同時，政府也要努力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外部經營環境。應該指出，國家是國際經濟潮流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經濟主體，國家之間的差異，政府效率的差異也可納入一國比較優勢的范疇，而對國際貿易產生深遠的影響。對于處在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來說，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其本身應構成制度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
經濟全球化論文范文2
目前，我國企業對于外匯風險也正采取多種方法積極管理應對，如改為非美元貨幣結算，運用多國貨幣周轉支付，降低美元貨幣結算比重；貿易融資、靈活運用金融衍生工具；同時加大產品國內宣傳力度，增加國內銷售比重；加快調整結構，轉變落后的生產方式，提高產品質量，以優質產品博得更多銷售市場，從而獲得更多利潤等。其中，貿易融資以其低成本的優勢成為我國企業防范外匯風險所普遍采取的辦法。通過貿易融資，企業可以提前收付資金，在很大程度上規避了外匯風險，并且提前回籠的資金可以加快企業運轉，解決涉外企業現金周轉問題，商業銀行的快速發展，也為企業采取這一途徑提供了相應的便利。在運用遠期金融工具管理外匯風險中，眾多中小企業敢于積極嘗試外匯掉期業務，風險規避成果顯著；同時遠期結售匯交易也頗受歡迎，一些外資企業和在外國有分支機構的中國涉外企業使用境外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來規避外匯風險。這些風險管理措施的有效運用，反映了我國企業外匯風險防范態度有了質的改變，進步顯著，聯系我國當前國際形勢，在應對外匯風險時有了初步的外匯風險管理體系，這一體系應對匯率連續波動的潛力日益展現。
2我國外匯風險管理中暴露的諸多問題
受我國外匯政策限制和金融市場的一系列影響，在外匯風險管理的實際發展中還是不可避免地凸顯出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2.1企業面臨外部環境的制約首先，企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匯政策的限制，眾所周知，中國金融市場資本項目本身沒有徹底開放。恰當地說，我國外匯市場目前的發展十分不成熟，與西方發達完善的資本主義外匯市場還有一定的差距，并不能稱之為完全市場條件下的金融性外匯市場，資金流通就受到必然程度上的限制；并且，我國外匯經營實行較為嚴格的管制，滯后了我國外匯市場的發展，加之人民幣不允許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外匯市場以幾家國有銀行為主體，也毋庸置疑地造成了外匯市場的壟斷性和排他性，偏離了國際化完善外匯市場的發展方向。其次，受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服務設施不配套，外匯風險規避工具品種單一、結構也相對有限，自然在企業遭受外匯風險的摧殘時，不能為企業外匯風險管理提供強有力的支撐；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立法機關至今也沒有正式出臺一部十分完善的關于涉外企業國際經營的風險管理法律或條例，這無疑加劇了企業在海外市場拓寬國際經營時所面臨的外匯風險，法律的缺失不僅僅限制了企業的發展，更給國家相關部門的執法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2.2企業對外匯風險管理的認識有待提高在外匯風險管理中，國家毫無疑問應該提供強有力的政策支持，給企業提供良好的避險環境，而企業作為外匯風險承擔者的主體，更應在外匯風險管理中一馬當先，但是目前企業對外匯風險管理的認識水平及成本支出都不容樂觀。由于長期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處于一個單方面上漲的穩定態勢，且我國的涉外企業、外貿公司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庇護下運行，在國家政策幫扶下成長，缺乏自負盈虧的經營理念與文化管理氛圍，因此企業規避外匯風險的意識比較淡薄，不愿意在外匯風險治理上投資，普遍缺乏外匯風險管理的積極性和強烈的危機感，因此提高企業風險管理意識可作為企業風險防治的一道突破口。同時我國風險管理的教育起步較晚，在應對實際的外匯風險問題時，必然缺乏一些能夠從戰略制高點出發應對外匯風險的管理人才，從而導致外匯風險防范達到的效果常常不能盡人如意。此外，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在外匯風險防范中，企業總體對匯率工具不夠了解，企業對金融衍生工具的認知也存在誤解和偏差，簡單地把衍生工具等同于炒匯工具，企圖在匯率的波動中投機獲利，一味盲目操作，并不把風險管理放在第一位，結果是便導致更大程度上的虧損。企業只有牢固樹立起風險防范意識，才能積極主動管理外匯風險，而不是將匯率風險完全歸咎于一些政策性因素，以及一些非人為因素，從而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3外匯風險管理的應對策略
3.1強化企業外匯風險管理的意識企業只有充分認識到外匯風險所帶來的重大影響，才能牢固樹立風險防范意識，在實際業務中積極主動地應對可能出現的匯率損失，這也是應對外匯風險的根本所在。為此，要加大匯率風險防范的宣傳力度，大力普及國際金融知識，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讓企業廣大員工理解匯率風險，明白企業不是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機分子，不能在盲目押賭中承受匯率波動所帶來的收益或損失，想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利用外資，提升我國涉外企業競爭能力，就要腳踏實地搞經營，通過產品盈利，為我國企業開辟更為廣闊的成長空間。
3.2企業發展中禮聘高級外匯管理人才準確地預測匯率變化趨勢是有效防范外匯風險的前提條件，而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投資自由化的升級，使得匯率更加復雜多變，準確地預測匯率趨勢無疑是一項高技術含量的業務活動。這就更需要外匯管理人才熟練掌握各類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方法，具有淵博的國際金融知識、敏銳的政治感知能力、專業化的財務分析能力，能夠及時根據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采取相應的風險管理措施。技術性人才是國家發展的動力源泉，是一個國家最優質的生產力，積極培養尖端外匯風險管理人才是防范外匯風險的重中之重。因此，聘請以及培養高級外匯管理人才對于匯率風險的防治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3.3調整企業內部結構，設立風險防范部門我國絕大部分中小型涉外企業雖然面臨著嚴峻的外匯風險問題，但是由于風險意識的薄弱、外匯技術人才的稀缺，都沒有設立起相應的外匯風險管理部門以及匯率波動預警機構。正是由于內部風險管理機制的不健全，才致使外向型企業在面臨外匯風險時不能及時采取合理的方案措施加以補救，增加了外匯風險管理的難度。所以企業內部應當建立健全外匯風險管理機構，有效規避外匯風險在企業內部的發生，之前國內企業在經營發展中并未重視這一方面的問題，今后的發展計劃中應將這一方案措施提上日程。
3.4加強企業與金融機構的合作聯系，實現互利共贏外匯風險管理是一場持久戰，需要企業源源不斷地投入大量財力物力與智力，如果只是企業單打獨斗，勢必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黯然失色。而金融機構有著得天獨厚的政策優勢和專業優勢，對匯率波動風險的實際掌控能力較強，所以企業應充分利用國內金融機構的優勢，在實際經營發展中，與金融機構建立密切的友好合作關系，利用金融機構推出多樣化的外匯管理及服務項目，輔之以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避險工具，如此定能在外匯風險管理的道路上有所收獲。同時合作關系的建立，可以給企業提供借鑒金融機構風險防范經驗、策略的機會，從而進一步增強企業的風險管理能力，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4結語
經濟全球化論文范文3
（一）加劇了對人才的競爭經濟全球化在擴大企業的經營范圍的同時也大大縮短了各國市場在空間上的距離，而企業的生存目的就是要取得足夠大的市場，獲得市場先機，而這一前提就是企業要有足夠強的競爭實力，企業競爭實力的增強取決于內部優秀人才的共同努力，因此，在當前的企業競爭中，競爭的重點開始轉變為對人才的爭奪，尤其是對技能優秀且熟知國土文化的綜合型人才的爭奪，這對企業的長遠發展是極為有利的，這就增加了企業間對人才的競爭力度。
（二）員工組成的多元化員工組成的多元化是每一個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所面臨的必須問題。員工組成的多元化主要是由母國員工、外派員工、本地員工以及第三國員工構成的。這些員工來自于不同的國家，其自身的教育背景、文化構成以及價值取向各有差異，雖然這種方式可以實現企業在多種文化的相互影響下取長補短，增強企業活力，但是從另一角度來講，這種多元化結構會導致不同文化間發生沖突現象，給企業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因此，就需要企業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加大對這一層面的重視力度。
二、經濟全球化下的國企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分析
從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經濟全球化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因此，對于國有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工作來說就要根據以下幾方面開展：
（一）立足全球，提高人力資源管理的戰略位置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企業經營思路和方針需要放長、放遠、放大，要有全球化的思維和理念，立足于全球來開展經營活動，這樣才可以保證管理思維的先進性，把人力資源管理以戰略性模式開展，作為企業經營目標和發展規劃制定的主要依據，提升人力資源在企業結構中的地位，對人力資源的結構構成要做到全面詳細的科學化分析，對企業現有人力資源政策與在全球范圍內吸引、激勵自己所需要的人才是否一致，對現有的人力資源管理方式能否促進企業的全球化經營戰略的實現進行探究。
（二）加大對優秀人才的管理人力資源雖然是企業的核心資源，但是僅僅擁有是完全不夠的，還需要對這些資源進行科學的管理，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價值，激發出內在的創造性，可以采取人本管理的模式，人性化管理，充分尊重員工的個性，肯定員工在企業中占據的重要位置，為員工的工作環境創造良好舒適的條件，同時也要制定公正合理的獎懲制度，進一步提高員工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增強對企業的忠實度。
（三）采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提高人力資源管理水平經濟全球化雖然縮短了企業間的市場距離，但是并不代表采用國際化經營就必然會促進企業的發展，國家化的經營策略會導致市場分散、機構分散以及員工的分散，給管理和溝通帶來很大的不便，因此必須借助信息技術這一快捷手段，通過企業內部的構建，借助網絡技術可以把企業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有效的連接，給溝通和管理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使人力資源的管理信息傳遞更為及時高效，而且在一些專業性的軟件輔助下，可以使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更加的規范有序，節省了時間，從而提高了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效率。
三、結語
經濟全球化論文范文4
一、立足單一國家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
（一）產業結構的內部構造及其共同演化趨勢
相關的理論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歸納，主要包括由歐美學者從廣義的兩種方法出發提出的兩類不同理論模型。一種方法是使用若干國家間的橫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從統計分析上確認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之間的某些普遍聯系；另一種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條件與經濟制度相似的一批國家的歷史經驗，探索能夠說明其結構變化過程的一些特殊理論。（注：約翰·伊特韋爾：《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四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頁。）在這兩種方法基礎上提出的兩類模型都以單個國家為分析單位和對象，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注：對此，庫茲涅茨曾有明確的說明。參見：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頁。）。影響一國結構變動的某些因素作為外部環境，即僅存在外界環境因素對國內結構變動的影響，而不存在反向作用。盡管這兩類理論模型迄今仍在不斷地豐富和完善，但始終沒有突破單一國家的研究視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從第一種方法出發作了開拓性研究，該研究成果被稱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論模型采用費希爾(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產業分類，研究了人均國民收入變動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轉移趨向的內在關聯。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則對工業結構演變規律和發展階段作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消費資料工業凈產值與資本資料工業凈產值之比在工業化進程中是持續下降的所謂“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開創了現代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先河，但理論模型過于簡單和不夠成熟。為此，西蒙·庫茲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錢納里等(1975、1986)在不斷改進第一種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發展了的理論模型。
西蒙·庫茲涅茨從經濟增長總量出發，對50多個國家的截面數據和長期歷史數據作了統計回歸，考察了結構變動在不同總量增長時點上的狀態。此后，霍利斯·錢納里等則更多地采用投入——產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經濟計量模型，將分析樣本進一步擴展到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形成了用途較為廣泛的結構轉變分析方法。綜合起來他們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勞動力和產值指標等，對人均收入和三次產業變動間關系作了徹底的考察和驗證；2、深入到工業和服務業內部，對其結構變動作了細致分析；3、研究了影響結構變動的三組因素，即國內需求、對外貿易和生產技術水平及其變量；4、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結構變動差異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的國際性傳播；5、通過結構轉變不同階段中不同部門和因素對增長貢獻相對重要性的研究，對結構轉變作了動態分析；6、通過若干國家多部門模型的比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間型和內向型三種發展模式，考察了戰略、政策等因素和結構轉變之間的聯系等。
從廣義第一種方法出發的理論研究，在不斷豐富和完善中揭示了產業結構變動的“標準形式”。同時，也出現了從廣義第二種方法出發的一些產業結構變動的特殊理論。其中，阿瑟·劉易斯(1954)的二元結構模型和W·W·羅斯托提出的經濟成長階段和主導產業理論最具影響力。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通過三個基本假定和把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為兩大部門，研究了二元結構轉變為一元結構的進程和途徑。該模型在形式上雖表現為勞動力的流動，但實際上是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的假設，涉及到整個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的轉變，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現實的假設基礎上的一種努力。羅斯托則以非總量的部門分析方法，試圖把握住在經濟成長中所依賴的一些特殊部門所起作用的動態力量。為此，不僅按技術標準提出經濟成長的六階段論，而且對推動階段演進起決定作用的主導部門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產業間的擴散效應作了規范解釋。此外，羅斯托曾提出一些發人深思的命題。例如，已從另外角度意識到并主張，研究單位應由國家改為相互關聯的貿易地區，并放到世界經濟整體中去加以考察。（注：G·M邁耶：《發展經濟學的先驅》，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頁。）
歐美學者提出的兩類理論模型，盡管各自理論研究的思路和側重的角度不同，但他們研究的基本傾向和主線從總體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國家”為分析單位，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都以若干國家為分析樣本，通過國別間比較研究，考察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標準形式和共同演化趨勢。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兩類模型在實際應用時可以互補、而非對立物。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
歐美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及提出的理論模型具有一般意義，形成該研究領域的主流。但作為應用經濟理論，各國在實踐中會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論概括。戰后以來，一些日本學者除了對歐美學者提出的有關理論模型作出修正和補充（鹽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國情，逐步發展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產業結構理論。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動態比較費用論”，其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后起國的幼稚產業經過扶持，其產品的比較成本是可以轉化的，原來處于劣勢的產品有可能轉化為優勢產品，即形成動態比較優勢。由于該理論畢竟與國際貿易理論密切相關，因而只能成為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特別是在實踐中，具體是通過什么途徑來實現的？一些日本學者提出各種理論假設和模型，（注：例如，佐貫利雄(1981)曾提出“戰略產業領先增長論”等，參見：佐貫利雄：《產業結構》，日本經濟新聞社1981年版，第25頁。）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產業發展“雁行形態論”。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戰前研究日本棉紡工業史后提出“雁行形態論”最初的基本模型，戰后與小島清(1973)等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該理論假說，用三個相聯系的模型闡明其完整內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國特定產業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個階段構成。即：進口國內生產（進口替代）出口（后又擴展為五階段，加上“成熟”和“返進口”兩個階段）；模型2（變型Ⅰ）：國內各產業生命周期均經過上述各階段，但次序由消費資料生產轉向生產資料生產，或由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進而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模型3（變型Ⅱ）：隨比較優勢動態變化，通過直接投資等方式在國際間出現產業轉移，東亞的后起國追趕先行國進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條件的，當條件發生變化時，該模式也將轉換。即這一模式可以說明過去，不一定能說明將來；可以適用于東亞中小國家和地區，但不一定適用于發展中大國。（注：汪斌：《東亞國際分工的發展與21世紀的新產業發展模式》，《亞太經濟》，1998年第7期。）
關滿博(1993)提出產業的“技術群體結構”概念和構建了一個三角型模型，并用該模型分別對日本與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產業技術結構作了比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應放棄從明治維新后經百余年奮斗形成的“齊全型產業結構”，必須促使東亞形成網絡型國際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參與東亞國際分工和國際合作中對其產業進行調整才能保持領先地位。
日本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實際上觸及到東亞區域產業結構循環演進問題，并已明確意識到一國產業結構變動與所在國際區域的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但仍以單個國家為立足點，僅涉及國際區域的一個特例，沒有上升到一般理論。
（三）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結構關聯機制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集團化的浪潮勢不可擋，國際間產業結構變動的相互波及和關聯日趨密切，特別是同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運行中通過貿易和投資等方式相互間資源配置重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學術界在對產業結構研究中，也逐步將國際間產業關聯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來探索。
關于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機制的研究，主要從理論與實證研究兩條線展開。前者從本國和周邊國家產業結構變動的聯系，以及從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動趨向，研究本國應有的產業發展戰略與對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術進行度量，主要可分為兩類：1.用貿易結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數等進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將國際投入產出模型作為分析工具。例如，依據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制的亞洲國際投入產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之間的關聯狀況（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為止，各種結構聯結模型主要通過貿易聯接完成的。雖然注意到不同國家產業結構相互間的關聯，但主要考慮產業結構演進的國際性波及由一國向另一國的單向傳導。因而仍是立足單一國家視角來考察各國產業結構間關聯。
二、立足全球視角研究當代產業結構的思考
歐美和日本的學者對產業結構的研究，包括近年對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互動的探討，反映了學術界順應時代的發展，不斷推進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軌跡。但本文認為，這些研究都還沒有脫離原有的思維框架和傳統的視角。
首先，現有的產業結構研究對處于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經濟的本質性、飛躍性的變化缺乏深刻的認識。這種本質性變化表現為全球經濟的“板塊結構”已成為可感知的一個個群體，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鄰成片的地域范圍為基礎，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一個個巨大的跨國經濟實體。因為，世界經濟的現實運行主體，在局部區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國家經濟體和國際區域經濟體并存。整體上由原來倚重自然資源和制造業的國別型世界經濟正在向倚重信息資源和服務業的全球和區域型世界經濟過渡。這種本質性的變化源于國與國之間產業結構演進中相互聯接關系的演變。與歷史對比，聯接關系的變化不僅體現在聯接強度上大大增強和聯接形式的多樣化，還在于聯接拓撲結構的日趨復雜化。聯接關系的變化導致作為研究對象的邊界不斷擴張。因此，單純從國別視角的產業結構研究已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經濟系統的時代特征，客觀上要求立足全球視角，從新的切入點來研究當代產業結構。
其次，目前產業結構理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沒脫離傳統經濟學中線性的、平面的思維方式。或是將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直接作為對象，從一開始就研究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化及趨勢。由于缺少一個中間環節，因而無法將現實大系統作為一個多元、多層次、多側面、復雜的立體結構來深入地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或是立足于單個國家層面，考察與周邊國家的結構互動關系，但通常將其他國家等同于環境處理，最終停留于淺層次的對策研究，缺少綜合性、系統性的理論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雖已觸及到國與國產業結構間的聯接關系，采用各種定量分析技術進行驗證，但在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貿易聯接機制的分析。在現實中，除了貿易聯接機制外，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國際金融和經濟周期等作為聯接機制，各自通過錯綜復雜的渠道發生著各具特點的聯接作用。特別是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的聯接作用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均已超過貿易的聯接作用，成為各國產業結構相互關聯的核心驅動力量。因此，各國產業結構間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理應納入研究的視野。
我認為，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雖然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動不僅與域內周邊國家的結構變動聯為一體、互動演進，而且也和域外各國的產業結構處于相互波及、互動演化中，但由于與全球化并行的區域化浪潮和世界經濟結構呈“板塊”狀格局等，各種聯接機制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內部化趨向，因而往往使處在同一區域的各國產業結構間存在著更為緊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聯接的關系。因此，立足全球視角，運用整體主義的系統研究方法，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作為研究對象和切入點，很有可能成為未來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一個突破口。從該切入點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論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1.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定義、特征和封閉條件假設下的理論與度量方法研究。確立新的切入點或對象后首先對其定義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礎。立足全球視角，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可定義為：地域空間上相鄰或相近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國家產業結構體的集合。它既是一個整體性概念，也是一個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對性或非完整性、開放性、自組織性和整體性這四大基本特征。現實中的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既是一個開放系統，又是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作為理論研究的起點，可運用抽象法暫且將其作為一個封閉系統來處理。通過構建封閉式的理論模型來研究國際區域內務國（地區）產業結構相互關聯成整體的成長及其內在運行機理。包括其整體性成長的實質、動因、機制和整體內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必須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國際投入產出模型或計量經濟模型作為分析技術的出發點，但需在貿易聯接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聯接機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國際區域間產業結構的關聯機制分類及其動態變化研究。現實中的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是由各個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通過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及其關聯機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聯接中構成的。因此，理論研究需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由封閉系統轉向開放系統，對結構關聯機制分類及動態變化進行考察，這是立足全球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關鍵。需要對各種聯接機制從國際區域間立體、多向幅射和多邊反饋角度，分門別類地研究其各自的聯接特點和傳導規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空間上的變化。同時，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的復雜性往往表現為系統時刻處于動態變化之中，結構間關聯強度和關聯模式也同樣處于動態演變中，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甚至出現跳躍式突變狀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時間上的變化。此外，在現實中，由于形成產業結構間互動關系的聯接機制較多，因而渠道復雜，各種聯接機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復雜的機制體系。鑒于跨國公司在當代世界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國際區域間結構互動關系的各種聯接機制及其相互關系時，需要對其加以充分的關注和深入的研究。
3.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分類及演化模式的比較研究。在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存在著各具特征的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作為一個個相對的整體，需分類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相互關聯中體現的整體演進的形式或表現出具有某種共性的演進方式。鑒于各區域產業結構整體演進方式的復雜性，可選擇若干典型國際區域（如東亞、北美和西歐），采用靜態和動態的具體分析方法，對某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整體存在的穩定性特征和變動性特征及變動趨向作出細致的實證研究和理論概括。然后把靜態和動態分析分別得出的結論聯系起來，研究其相互關系，綜合歸納出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體系各自相異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結構變動與當代國際分工發展研究。產業結構的變動往往與國際分工的發展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事實上，在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中，某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是在參與區域國際分工中才相互聯接形成整體性演進，各區域產業結構在整體性演進中表現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實際上反映了全球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各區域分工子體系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因此，當代全球國際分工體系并非是一個平面結構，而是一個多層次、多側面、交叉疊加的復雜的立體結構，需要對此作出系統、全面的研究。以往的產業結構研究由于沒有深入到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內部不同的層次和側面，因而相聯系的國際分工研究缺少系統性和綜合性。各種研究往往關注不同的側面，其成果可以解釋全球分工體系中的某一層次或側面，然而適用范圍不廣，自然也難以真正認識本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和準確位置。
5.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和國際協調型產業政策研究。以往的產業政策一般以本國產業為對象，通常更多地考慮對本國結構調整及預期，而沒有顧及國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應與調整對本國產業結構運行和政策執行結果的反向影響。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產業結構的互聯、互動強化，直接導致了一國產業政策對內作用弱化，對外作用強化的質變，使產業政策以國際產業政策方式實施，其核心在于協調。事實上，當今某些國際區域經濟的整合程度已相當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國獨立制定，并以本國產業為主要對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礎和政策實施效果的地域空間范圍，已超出本國地理邊界，外延擴大到與本國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的國際區域或周邊國家。目前，雖對制定國際產業政策進行了初步探討（齊東平，2000），但對各國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還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國、特別是同區域內各國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的特點、規律和動態博弈過程，以及全球化時代國際協調型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和實施方式。
以上從整體主義系統思想出發的五個方面的研究，相互間存在著邏輯聯系：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定義、特征和假設封閉條件下的理論與度量，是從新的切入點研究產業結構的出發點和基礎；結構關聯機制分類及動態變化理論構成了以全球化為視角的產業結構研究的延伸紐帶；區域結構分類及演化模式研究，則豐富了立足全球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體系框架的層次結構；結構變動與國際分工發展理論是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擴展、歸結點和通向應用分析的橋梁；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和國際協調型產業政策研究將為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政策協調與合作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深入展開這五個方面的研究，將有望構建一個適應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新的產業結構研究體系框架。
經濟全球化論文范文5
（一）不明確的經營目標我國很多企業在全球經濟化的背景下都爭先恐后走向國外，在走向國外的接近9000多家的企業中雖然不乏又成功的企業，但是卻只是占很少的比例，著主要是因為企業在沒有明確目標的情況下，貿然實現跨國經營，沒有深刻認識到走向國外的意義，認為只要企業面向了全球，勢必會有廣闊的前景，勢必會盈利。但是事實卻是很多企業因為不了解選擇國家和區域內消費者的需求差異，以及在選擇合作伙伴、經營策略上沒有進行論證分析，造成了嚴重的水土不服，引發了企業的經營出現重重困難。
（二）不合理的布局結構中國跨國企業中大部分會出現布局結構不合理的現象出現，出現不合理布局結構主要體現在地區結構和產業結構兩個方面。從地區結構上來講，投資的區域和集中，造成了我國企業內部因爭客戶等原因發生互相壓價等現象，這不僅僅損害了企業自身的利益，還大大增加中國商品的反傾銷案件。而從產業結構上來講，中國大部分的跨國企業哈時候還是偏重于加工和制造等比較初級產品產業的投資，導致跨國企業中高新技術產業嚴重缺失。
（三）缺乏核心技術和復合型管理人才我國企業的出口產量很大，很多產品在全球范圍內也占有一定的價格優勢，占領的市場份額也不少，但常常會因為產品缺少核心技術而讓產品性能受到壓制，只是價格低占領市場，進而導致產品利潤低下，不能為企業獲得最大利益。我國企業在一些高科技技術上還很缺乏優勢，雖然我國企業的某些技術在該領域或者方面站在世界領先水平的地位上，從總體上來說，和發達國家企業還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我國企業的很多技術還是從發達國家技術引進，然后再向發展中國家技術輸出，但是輸出還是一些手工藝技術等；同時，在我國企業中許多高新技術從無到有的時候，發達國家企業中卻已經是從好到精，始終不能跟上發達國家發展腳步。在經營管理中，常常缺乏相關的優秀管理人才，導致一些專業人員因為外語的原因不能管理好企業經營，而有些則是懂得外語，卻沒有相關專業知識而影響企業經營的管理和發展。
二、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管理改善的策略
1.我國企業想要真正的實心跨國經營，就應該向考慮好企業要如何開拓國際市場，僅僅是為了增加企業產品銷售量，是為了了解全世界消費者的需求，以此實現企業產品領導世界主流，還是為了能夠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提高企業生產水平，以此提高企業競爭優勢。只有明確了企業的經營目標之后，企業才能夠更好的針對目標提出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的相關策略，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國企業在進行跨國經營管理的時候，可以借鑒國際跨國公司發展的經驗，將人員當地化作為基礎，再將管理當地化作為管理核心，以生產當地化和行為當地化為兩翼，實現跨國企業的效益經營。2.企業要選擇合適的產業結構和投資地區。企業首先要具有全球化的視野，對產業進行全方位的選擇，要詳實進行可行性研究以及論證調研，然后根據獲取的利益和風險回避的原則上，選擇適宜的經營國家和區域。在實際經營管理中，還要積極的學習國外企業的先進技術，將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的起點高，并且積極快速地進入到高附加值產業中去。我國企業在海外經營有一些相對優勢，這些優勢主要體現在發展中國家、獨聯體和東歐國家中，因為我國經濟和前面列舉的三類國家的互補性比較強，在技術上我國企業也2014年第10期中旬刊（總第567期）時代Times是具有很多相對優勢，尤其是某些機電產品和成套設備，很適合在這些市場進行發展，擁有比較廣闊的企業發展前景。由此可以得出，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的市場跨國經營方向是：確立亞太地區作為投資的重點區域；繼續保持對歐美這兩個市場投資；積極開拓東歐、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地區)市場。3.因為我國很多跨國企業都沒有屬于自己企業的核心技術，所以在跨國經濟管理中投入大量的產品技術研發，打造出屬于企業自己的核心技術。因為在WTO協議中有意向重要內容就是知識產權的保護。但是對于我國很多企業經營管理者來說，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知識和意識還是十分薄弱，因此需要引起企業經營管理者足夠的重視，通過加強學習逐步掌握這一銳利武器。這都是為了跨國企業能夠打造出自己的品牌，而先進的技術就是支持品牌的一種重要因素，所以企業就要加大研發力度，開發出具有企業自主知識產權的知名品牌和產品。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在國外激烈競爭的市場中，穩妥并快速的發展。4.還要加強企業內部經營管理人才的培養，企業可以采取內部員工培訓和高薪聘請專家等多種路徑，培養出一批既能懂外語，又能懂得相關貿易、經濟和法律等專業知識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并讓其在企業跨國經營管理中發揮出重要作用。也可以利用當地人才inanceNO.10，2014（CumulativetyNO.567）資源，實施國外機構人員的當地化管理戰略，為企業提供管理人才，提供企業經營管理水平。除了加強對人員的培訓，還要致力于開發和完善獨特的人才培養機制，形成終身學習、永恒成長的能力提高機制。
三、結束語
經濟全球化論文范文6
經過了13年漫長而艱苦的談判，我國“入世”在即。中國“入世”談判的承諾主要是兩條，一是遵守世貿組織規則，二是開放市場。這些承諾具體地規定了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步驟和路徑，敲定了融入世界經濟的時間表。由此形成的“倒逼”機制，將迫使中國相關的管理體制和政策必須強制性地向國際慣例靠攏，從而從制度層次上加快了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進程。“入世”使中國走上了全球化的不歸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承諾都有確切的時刻表，與中國具體成為世貿組織成員的時間無關，就是說，時間表是剛性的。例如，根據中美談判的結果，工業品平均關稅稅率將在2005年降到9.44％，其中汽車2006年7月1日降到25％，大多數信息技術產品由現行的平均關稅稅率13％降到2003年零關稅，化工品現行平均關稅為10.57％，到2008年將降到7％。這正是“入世”所帶來的緊迫感之所在，從這一角度講，全球化對我國的挑戰首先是通過“入世”具體體現的。
2，跨國公司的作用尚不明朗，民族工業又起爭論
“入世”使跨國公司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民族工業問題成為熱門話題。
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推動了全球序列的國際分工構架的形成,按照在這一分工構架中的位置，各個國家被區分為：新產品、新技術研制國——最重要的主機生產國——生產和加工裝配國——原材料、人力供給國——市場銷售國。世界性的產業重構和企業重組，就是這樣從按地域和國家發展到了以全球為目標。在這樣一個世界中，一個國家和民族由全球化獲利的多寡由其在這一分工構架中的地位決定。因此，弱勢國家很難在高層次的產業序列中同強勢國家爭高下，只能被迫在較低的層次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并可能要長時間地忍受這種國際分工的安排（注：10）。中國在國際經濟分工中的位置是什么？在這個分工體系中，中國可能的最有利的角色定位又是什么？發展的趨勢是什么？根據中國的比較優勢，各個產業，各種產品，各個企業難以避免地要做出自己的選擇。改革開放以來，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400家在中國設立了企業。跨國公司帶來了資金、現代管理經驗、管理觀念和技術，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同樣要正視跨國公司擠占中國市場，對本土企業的生存發展所造成的壓力和沖擊。到1997年，國內轎車制造業的100％、軟飲料制造業的99％、膠片制造業的99％都有跨國公司的投資。方便食品和肥皂、洗衣粉市場占有率分別為87.7％和89％。一些行業、企業在與“洋”企業競爭中失利的報道，引致了“民族工業”這個老概念的復活。
“民族工業（企業）”近幾年在媒體出現的頻率日趨增多，但它不是一個經濟學的規范概念，也不是市場經濟通用的概念，從媒體登載的文章看似乎也沒有一致認同的界定，一般中外辭典和經濟學書籍中，都難以找到這一詞條。《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卷》只有詞條“民族資本(nationalbourgeoisiecapital)”。其解釋如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民間投資經營的資本主義經濟。早期統稱商辦企業，與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的官辦、官商合辦企業相區別。稍后的文獻中，它們又常被稱為民族工業，以區別于買辦性企業。民族資本一詞應用稍晚，大體是相對于政府的官僚資本而言，而非相對于外國資本而言；但民族資產階級一詞早見于重要文獻，該階級所代表的生產關系即是經濟。”同時還指出：“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原來的經濟轉化為社會主義經濟”（注：12）。顯然，這是一個產于中國本土，且早已成為歷史的概念。
但是目前廣泛使用的“民族工業（企業）”顯然不是這個意義，其實質，一是指產業或企業的“所有權”，即“國籍”問題；二是指非中國籍企業對中國長遠發展和安全可能帶來的影響。在生產全球化時代，界定企業的“國籍”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只要是由民族國家組成世界，即使這個世界存在著全球化的跨國公司與一體化的經濟體制，無論對個人還是公司而言，國籍的概念就不會輕易消失。但國籍的作用卻會變得不那么重要，除了在公司組建與法人資格方面確定適用的法律規則這一正式角色外，運用公司國籍作為公司劃分依據的做法將會越來越少。”中國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這一概念的內涵更模糊。到中國投資的外商中相當部分是港澳臺同胞，按理也應歸為“民族工業”，但他們與大陸的“民族工業”又不一樣，劃作同類顯然欠妥。
目前，有學者建議劃分“民族工業”的標準，應按股權比例、經營決策權、技術控制權和產品增值比例等四項加以界定(注：13），但實際操作起來仍有困難。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各類產業、企業受跨國公司影響的性質和程度，對引入跨國公司的期望和要求差別很大，各類產業和企業的世界競爭力以及它們在國民經濟和國家安全中的地位差別也很大，很難用“民族工業”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我國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明，跨國公司把技術和創新活動引入東道國，對東道國企業提高生產率的貢獻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東道國自身的技術能力，即它能否掌握引進的技術并使之適應當地的條件（注：13）。
3.“全球化”與“全國化”
全球化的前提是國內和區域內資源的優化配置，最大限度地發揮國內和區域內的規模效益和分工效益，才能提高競爭力，也才能以最有利的態勢與國際跨國公司競爭。世界銀行的一個報告在論述國際競爭與國內競爭關系時寫道：“國內競爭促進了創新與技術傳播，尤其是在國內市場很大的情況下。”“最近對6個歐洲國家、日本、南朝鮮、新加坡和美國成功的工業進行的一項研究報告發現，國內競爭是在全球范圍內獲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Porter1990年）。在日本，幾乎所有躋身國際市場的主要出口部門都有許多國內競爭者。”“一些阻撓內部競爭的障礙——用發放執照來限制進入市場的規定，定價政策，有關破產和勞工法的規定，加上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往往使企業不愿進行技術革新（注：11）。”在實踐中，我國競爭不足和過度競爭都同時存在著，但主要問題是競爭不足。我國統一的大市場還沒有形成，行政分割仍然是資產重組、企業并購、資源優化配置的重大障礙。許多產業和企業不要說“全國化”，有的連“地方化”、“部門化”都難以做到，要形成我國自己的跨國企業還有許多路要走。因此，要加快改革和國內區域間的相互開放，要加快建設全國統一的商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以形成“全國化”的環境和條件。
4.更多的開放要有更有效的保護
世界銀行在它的發展報告中這樣描述貿易保護情況：“在工業革命前的若干個世紀，有些國家就已懂得保護國內市場。”“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工業國的平均關稅降低到6%以下，但是從60年代起，采用其他保護性措施，如配額、補貼、資源出口限制以及反補貼和反傾銷措施，已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在1966-1986年間，進口中受所有非關稅措施影響的份額，美國增加20%以上，日本增加將近40%，歐洲共同體增加160%”。“在1980—1985年間，美國對農業的補貼增加了80%，加拿大增加了60%，日本增加了21%，而澳大利亞、加拿大、歐洲共同體和美國提出的反補貼和反傾銷案件數目則增加1倍以上。”對此，世界銀行不無憂慮地指出：“工業國在過去30年里增加使用這些措施的情況，為發展中國家采取報復性行動和以立法形式制定類似措施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先例（注：11）。”這些話說明了兩點，一是開放和保護從來就是同時存在、并行不悖的；二是隨著國家競爭力和世界經濟的變化，保護的手段和程度是變化的。最近，30名美國參議員寫信給美國電信管理部門，反對德國電信公司收購斯普林特公司，理由是德國電信公司屬國家控股公司，所以這一交易“違反”美國法律，并“威脅”美國安全（新華社7月3日電）。看來，問題不在于是否有保護，而在于怎樣利用各種規則進行有效的保護，而中國卻缺少有關的知識和經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國內市場將進一步開放，但并不是國門大開，不加設防。隨著“入世”，改變了的是“游戲”的規則和裁判。因此，隨著傳統保護手段效能的急劇降低，必須代之以其他符合規則的措施和手段，包括技術壁壘、環保壁壘等。當然，最有效的“保護”是幫助和督促企業迅速提高國際競爭力，畢竟，今日世界仍然是強者縱橫的天下。
5.全球化與新經濟
“新經濟”是與全球化緊密相連的一個現象。美國《商業周刊》曾載文稱：“美國經濟已從工業經濟時代邁向新經濟時代”，認為“新經濟就是建立在信息技術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場基礎上的經濟”。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的報告也指出：“在新世紀的黎明之時，美國經濟正在經歷著一場根本性的轉變。這一轉變外在的明顯標志植根于革命性的技術進步，包括了高性能的個人電腦，高速通訊與互聯網。在過去15年來這些因素所形成的市場環境及其他發展有著各種不同的名稱，如“信息經濟”，“網絡經濟”，“數字經濟”與“風險社會”等。把這些包捆在一起，常常被簡稱為“新經濟”。美國商務部的報告認為：“自1995年以來，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增幅平均達到2.8%，比1973年到1995年間的1.4%提高了1倍，其中一半以上歸功于信息產業。6月28日《日本產經新聞》發表題為“世界認可新經濟理論”的社論，說：“國際社會承認了以信息技術為工具，提高生產率、提高增長力、實現低通脹的新經濟理論。”新經濟的出現，給全球競爭帶來新的內容，也給其他各國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思路和機遇。但是，新經濟是建立在高度成熟的工業化和市場化基礎上，是在強大的實物經濟基礎上發展，在信息技術獲得普遍應用基礎上運行，并在全球市場上進行競爭并獲利的。而這幾點恰恰是我國缺欠，正在努力完成的任務——即完成傳統工業化的任務，加快基礎設施和城市化的進程，加快改革以盡快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無疑，這些任務無法超越，由此而產生的發展階段上的差距正是中國在全球競爭中處于弱勢的根本原因。要縮短這一差距，不僅需要正確政策和戰略，加快科教興國戰略的落實，提高創新能力。還需要努力加快改革，縮短轉軌的過渡期，創造更完善的制度和環境，以利于“新經濟”在中國的興起。
6.以全球思維確定新的經營戰略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