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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譯論文范文1
關鍵詞:電影翻譯;文化意象;寓意;重構;修潤;轉換
中國的電影翻譯事業已走過了五十多年輝煌的歷程。在這半個世紀中,電影翻譯工作者給廣大觀眾奉獻出了許多優秀的譯制片,觀眾從這些優秀的譯制片中不僅領略、了解到了異國的風土人情,同時也感受到了語言給人帶來的無窮魅力。許多優秀譯制片中的精彩對白已成為中國觀眾爭相傳誦的佳句。如“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前蘇聯影片《列寧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幾代身處逆境中的中國觀眾。由此可見,電影作為大眾傳媒,其社會效應是無可估量的。然而,在學術領域內,由于受世俗偏見的影響,電影翻譯研究卻頗受冷落,翻譯研究人員似乎“完全把這一領域給忽略了。”[1](P99)為此,我國著名影視翻譯界學者錢紹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譯界對影視翻譯的重視遠不如文學翻譯。”而這“與影視翻譯的社會作用不相稱。這一現象亟應引起翻譯界的注意。”[2](P61)鑒于此,本文擬從語言的角度來探討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的重構、修潤與轉換。
一、語言與文化意象
語言(Language)不僅是人類思想感情表達與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是文化的載體。語言能真切地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態地域、政治經濟、物質文化、、風俗習慣等。不同的語言決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語言表達方式。語言在有聲電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因為聲畫同步的視聽藝術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擬現實,創造出酷似“真實”的藝術時空。如中國觀眾非常熟悉的《簡愛》、《王子復仇記》、《葉塞尼亞》等優秀譯制片中那玲瓏別致、清晰明亮、頗具異國風情的語言,逼真、自然、隨意,充滿了生活氣息。因而這些精彩的對白、片段令人百聽不厭,久久不能忘懷,它們留給觀眾余韻不盡的美的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image)是“一種文化符號,它具有了相對固定的獨特的文化含義,有的還帶有豐富的意義,深遠的聯想,人們只要一提到它們,彼此間立刻心領神會,很容易達到思想溝通。”[3](P184)物象(Physicalimage)與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義的載體,是形成意象的客觀事實;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語言文化環境中的引伸意義。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語境中,“以具體來表現抽象,以已知或易知來啟迪未知或難知。”[4](P137)如宋代大詩人蘇軾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賦”中用蜉蝣這種朝生暮死的小昆蟲來比喻人生的短暫,人很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5](P509)英語諺語Itisthelaststrawthatbreaksthecamel’sback.[6](P1578)意為“駱駝負載過重時,再加上一根稻草也會把它壓死。”諺語中意象詞語thelaststraw“最后一根稻草”,生動形象地寓意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無可忍的極點。”
二、重構文化意象
譯制片又稱翻譯片,顧名思義,一些國外優秀的影片必須通過翻譯方能為中國觀眾所接受。電影翻譯與其它文學作品翻譯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語言來表達形象思維中高超的藝術意境。但電影翻譯又有區別于其它翻譯的特殊性,即其譯文要做到能見之于文,形之于聲,達之于觀眾。著名翻譯家Nida指出:“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義都直接或是間接地反映一個相應的文化,詞語意義最終也只能在其相應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幾乎很自然地體現在語言上的不相同。”[7](P28)
漢語、英語分屬兩大不同的語系。漢語是象形文字而英語是一種字母文字。要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語際間進行成功切換,這對電影翻譯工作者來說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電影翻譯工作者不僅給觀眾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優秀譯制片,同時也給電影翻譯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課題。筆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英國電影RedShoes播放時被譯成“紅舞鞋”,覺得也無可厚非。此片主要講述了英國一名芭蕾演員面對愛情與事業而不能作出正確抉擇,最終走向斷崖的凄惋的故事。盡管“紅舞鞋”正確無誤地譯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緊扣劇情,但直譯的平鋪直敘,沒有更深的寓意。觀眾如果光看片名,確實難以激起任何聯想的波瀾。80年代后期,在一次外國優秀影片巡回展的大幅廣告上RedShoes這部英國影片片名被譯成了“紅菱艷”,細細品味“紅菱艷”這一譯文,譯者把那雙纖巧的紅舞鞋比作了中國觀眾婦孺皆知的紅菱。它寓意紅菱雖生長于濁水污泥,卻嬌艷迷人,特別是那兩只彎彎的紅菱角,猶如中國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蓮,三寸金蓮雖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淚,有的甚至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因此“紅菱艷”這一片名隱含穿著如紅菱般舞鞋的艷麗卻薄命。
譯者把這一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紅菱”注入其翻譯中,從而成功地重構了一幅為廣大中國觀眾所熟悉、能會意、肯接受的嶄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構(ReconstructionofCultureImage)這一巧奪天工的翻譯手法在電影翻譯中隨處可見。如美國電影WaterlooBridge這一片名原意為“滑鐵盧橋”。眾所周知,1817年英國在泰晤士河上出資建造了滑鐵盧橋,以此來紀念威靈頓公爵指揮英國軍隊打敗拿破侖而取得的滑鐵盧戰役的勝利。如果依據英文直譯成“滑鐵盧橋”,乍一看,觀眾定會認為這是部與拿破侖打仗有關的戰爭片或介紹與該橋建筑有關的紀錄片。但看過此片的觀眾都知道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愛情片。
影片描繪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年輕漂亮的女演員瑪拉在滑鐵盧橋上結識了青年軍官羅依,并成了戀人。而后,瑪拉獲悉羅依戰死疆場,痛不欲生,為了生存淪落為妓。當羅依奇跡般地出現時,她無法面對現實,為了愛情和名譽,她再次來到與羅依初戀的地方,喪生在車輪滾滾的滑鐵盧大橋上。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史中,有著許多與之相仿的神話傳說。如牛郎織女的“鵲橋相會”,陜西省藍田縣一年一度的“藍橋相會”等。而“藍橋相會”的傳說與WaterlooBridge故事情節有著許多異曲同工之處。所以譯者把原名“滑鐵盧橋”譯成了“魂斷藍橋”,這樣做不僅避開了中國觀眾由于地城文化差異、歷史背景知識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藍橋”這一隱含中國文化的意象能使觀眾一看到片名即刻領悟到這是部關于愛情的電影。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重構的意義在于它能及時有效地達到使譯文與觀眾勾通,使觀眾心領神會的效果,由此來吸引廣大的影迷,創造譯制片票房紀錄的新高。仔細認真研究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重構這樣的翻譯手法會不時令人拍案稱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潤
由于中外觀眾知識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電影翻譯工作者應盡可能地幫助觀眾去理解那些與一個民族的歷史、地域文化、宗教習俗等有著密切相關的語言現象。電影翻譯中如果對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潤(ModificationofCulturalImage)處理,就事論事直譯,會造成這一文化意象的缺損,文化涵義支離破碎。英國電影《魂斷藍橋》[8]一開始,有這樣一段畫外音:Announceer’sVoice:At11:15thismorning,thePrimeMinisteer,speakingtothenationfromNumbeerTenDowningStreet,announcedthatGreatBritainisatwarwithGermany.
廣播員的聲音: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10號向全國發表了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處于交戰狀態。
應該指出此例忠實地譯出了原文的字面層意義。但對“唐寧街10號”這一隱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補充說明的話,相信絕大多數中國普通觀眾會茫然不知其所云。其一、觀眾不知道這個“唐寧街10號”在什么地方?其二、他們更不知道廣播員在這里特地提及這個地名有何特別的寓意?為了使電影譯文能在有限的時間內達之于廣大觀眾。譯者宜對上述譯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補修潤,如:
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10號———英國首相府邸向全國發表了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處于交戰狀態。
通過增補“英國首相府邸”,觀眾這才真正認識到了“唐寧街10號”的“廬山真面目”。至此,“唐寧街10號”所隱含的意象立體地展現在觀眾的面前,觀眾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寧街10號”的全部文化內涵。又如:
Peter:Oh,this?Well,IlikeprivacywhenIretire.Yes,I’mverydelicateinthatrespect.Pryingeyeeeesannoyme.BeholdthewallsofJerichho!Err,maybenotaaasthickaastheonesthatJoshuablewdownwithhistrumpet.Ijustshowyoumyheart’sintherightplace,I’llgiveyoumybestpairofpajamas.DoyoumindjoiningtheIsraelites?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耶利哥城墻,比不上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墻厚,卻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沒有號角,為了表示我的公正無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給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嗎?
此例選自英國電影《一夜風流》[9]。這段對白譯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為在這段譯文中出現了“耶利哥城墻,約書亞,以色列人”這三個與《圣經》歷史故事有關的詞語。眾所周知,東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國,中國觀眾對佛教還可略知一二,而對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宗教歷史文化就知之甚少了。因而在影片切換的瞬間讓中國觀眾把上述三者的關系聯系起來是件難事,他們會搞不懂這“耶利哥城墻”、“約書亞”、“以色列人”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直譯用于上述譯文中不僅令中國觀眾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同時也失去了電影翻譯的真正意義。
為使中國觀眾明白這三個詞語間的關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豐滿起來,譯者應在電影翻譯過程中對這段文字作如下潤色: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像《圣經》中的耶利哥城墻,雖比不上《圣經》里以色列人的軍長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墻厚,卻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沒有號角,為了表示我的公正無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給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嗎?
由于對“耶利哥城墻”、“約書亞”、“以色列人”這些出自《圣經》故事的詞語增補了必要的文化涵義修潤詞后,觀眾不僅了解了這些“典故”的出處,同時在上下語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后一個詞語“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潤增強了語言文字在語境中的透明度;增強了文化意象在觀眾認識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轉換
語言學家認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觀現象,不同的民族語言會給它“刷上不同的顏色”。緣于此,文化意象的錯位(NonequivalenceofCultureImage)會具體表現為作為喻體的文化意象上的差異。換言之,在一種文化傳統中一個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種文化里卻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國電影《呼嘯山莊》[10]中有這樣一個片斷:
Isabella:It’sabrother’sduty,dearEdgaar,tointroducehissisteertosomeothertypethanfopsandpaleyoungpoets.
Edgar:Oh,youwantadragon?
Isabella:Yes,Ido.Withafierymustache.
依莎貝拉:這是一個哥哥的義務,親愛的埃得加,你總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紹給那些花花公子或弱不禁風的年輕詩人吧。埃得加:哦,你該不是想嫁一個龍騎兵吧?
中文翻譯論文范文2
【關鍵詞】：犯罪中止成立要件責任依據
日本刑法學家平野龍一認為:“中止犯在整個犯罪論中或許不一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現在也并非特別緊急的問題。但是，中止犯集中體現了犯罪論的各種論點。犯罪論所討論的是具備什么要件時，才能科處刑罰，而中止犯所討論的是具備什么要件時減輕或免除刑罰，可以說，這是‘反過來的犯罪本身’。”正是因為犯罪中止理論中的許多問題與刑法學的根基和本源緊密相連，所以多少年來它一直是刑法學領域中一片極具吸引力和爭議性的園地。本文擬對犯罪中止的相關問題加以探討。
一、各國刑法中關于犯罪中止的規定概覽
(一)外國刑法中關于犯罪中止的規定簡介
在英美普通法中，對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處理，在處罰上也不做任何特別考慮。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有大約半數州的刑事制定法允許被告人把非外來障礙致犯罪未完成的情形作為無罪辯護的理由。在美國尚有一個州的刑事制定法明確否定犯罪中止可作為辯護事由。但已有九個州的法院以判例法形式否認了中止犯的可免責性，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判例是LeBarron.Stcote案。
1965年3月3日傍晚，被告人LeBarron在一座鐵路橋的中央劫持了正匆匆走過橋的一名叫JodeanKand的婦女，告訴她如果不出聲就不會受到傷害，為了使自己不受傷害，這名婦女只好不情愿的隨他走到鐵路橋的盡頭，并被推進橋旁邊的一個小棚屋。在屋中，被告人告訴受害人:你知道我需要什么。隨即他脫下自己的褲子，并開始脫受害人的裙子。在保證自己絕不會叫喊后，受害人告訴他她正在懷孕，并懇求他放過自己，否則會傷害自己腹中的孩子。聽到她的懇求后，被告人用手撫摸了她的腹部，并將她拉到屋門口的光亮處，這時他發現受害人確實穿著貼身的孕婦裝。在警告被害人不要報警，否則他會殺死她后，被告人隨即讓她走了。在法庭上，被告辯稱指控他犯有罪未遂是沒有充分根據的。首先，他在完全有機會和受害人發生關系的前提下停止了這種努力，其次，導致他放棄自己意圖的因素是受害人正在懷孕，這一因素不應被視為外來障礙，他中止犯罪的原因來自他的內心。被告人的辯護理由最終未被法庭認定，他被判處不多于15年的監禁。LeBarron提出了上訴，但仍被上訴法院駁回。
在大陸法系國家，最早規定中止犯的立法例是1871年《德國刑法典》該刑法典是將犯罪中止作為犯罪未遂中的一種特殊形式加以規定的，并確立了中止犯免罰的處罰原則。該法對大陸法系大部分國家的刑事立法產生了重大影響。至今，大陸法系大部分國家的刑事立法都是將中止犯納入未遂犯的規定之中。對待未遂犯的態度和處罰原則，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立法大致采取了以下幾種模式。
1.中止犯不以犯罪論。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2條規定：“凡未遂之重罪，已表明于外部行為并繼之著手實施，僅因偶然或非出于犯人本意之情況，而中止或未產生結果者，以重罪論。”這條規定中雖未明確規定犯罪人因己意中止犯罪的不以犯罪論，但從該法中沒有中止犯的規定和處罰原則，而該法又奉行嚴格的罪刑法定原則的立場看，當然可得出上述結論。新修訂的法國現行刑法仍然沿襲了1810年刑法的傳統，對中止犯不以犯罪論。法國的司法機關也不追究中止犯的刑事責任。
2.規定中止犯在只有其行為或結果構成其他犯罪時才以其它罪加以處罰。1929年《蘇俄刑法典》第19條規定：“如果犯罪行為沒有實施，是由于打算實施這個犯罪行為的人自動放棄實施的時候，法院應當依照未遂犯或預備犯實際上已經完成的行為，來決定適當的社會保衛方法”。該條規定有兩大特色：一是未將中止犯規定于未遂犯之中，而是將其獨立規定為一種犯罪未完成形態，中止犯的范圍，不僅包括已著手實施犯罪后自動放棄的情況，也包括在犯罪預備階段放棄犯罪的情形。這一規定對我國的刑事立法產生了影響。二是對中止犯的處罰，不是作為一種未完成罪處理，而是按犯罪行為構成的其他既遂罪處罰。如自動中止婦女的，因其中止系為己意，故不構成罪。但因犯罪人的犯罪行為已構成猥褻婦女罪，故應按猥褻婦女罪的既遂處罰。對此種處理模式，我國學者曾提出如下意見：以實際危害結果認定中止犯性質之所以不正確，主要是（1）它違背了認定犯罪必須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理；對中止的處罰是對其中止前危害社會行為承擔責任，先前行為是在原來的犯意指導下進行的。行為與犯意的性質是一致的，如果以犯罪過程中造成另外的危害結果確定犯罪性質，必然會產生客觀歸罪的弊端。（2）它會使有些中止犯無法處理而寬縱犯罪分子。就有損法律的尊嚴，也是罰不當罪的表現。
3.規定中止犯可減輕處罰。如1971年《瑞士刑法典》第21條款規定：“犯罪未完成如果由于行為人之本意者，得不依未遂犯處罰。”該法第22第2款規定：“行為人由于己意致力于避免犯罪結果之發生，或阻止其結果發生者，得減輕其刑。”
4.規定中止犯應減輕或免除處罰。如《日本刑法典》第43條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減輕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應當減輕或免除刑罰。”《韓國刑法典》第26條規定：“行為人已著手犯罪行為之實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結果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5.規定中止犯免除處罰。如《德國刑法典》第24條第1款規定：“行為人因己意中止犯罪之繼續實行或防止犯罪之完成者，不受未遂犯之處罰。”
不難看出，不僅兩大法系對中止犯的態度迥然不同，大陸法系不同國家的刑事立法對中止犯的構成條件和處罰原則的規定也存在重大差異。
（二）我國刑法中的犯罪中止形態
據學者們考證，自唐律以來，我國刑法中已經有了近似現代刑法中區分犯罪預備、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的規定，卻惟獨未有犯罪中止形態和處罰的明確表述。直至清朝末年，20世紀初葉，著名法學家沈家本受命主持修律時，由其主持修訂的《大清暫行新刑律》第18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己意中止者，準未遂犯論，得免除或減輕本刑。這一規定系模照德、日刑法將中止犯規定為未遂犯中的一種特殊形式，而未將其規定為一種獨立的犯罪未完成形態。
建國后，195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中首次提出了“中止犯”的概念，該大綱第14條第2款規定：“犯罪未完成，系因己意中止行為或防止結果之發生者，為中止犯，免除處罰。”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指導原則》草案第6條規定：“不論什么犯罪，在實行犯罪過程中，自動中止犯罪行為的繼續進行和有效地阻止了犯罪結果發生的可以免除處罰。”該條規定將犯罪中止限定于“實行犯罪的過程中”，這一點于德日刑法的規定極其相似。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22稿第21條規定：“在犯罪過程中，自動中止犯罪或自動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是犯罪中止。對于中止犯，應當免除或減輕處罰。”我國1979年刑法第21條關于犯罪中止的規定與57年刑法草案第22稿的規定無任何差別。1997年3月14日八屆人大五次會議修訂后的刑法第24條對1979年刑法第21條做了兩處修改：一是對犯罪中止的構成要件，將“在犯罪過程中，自動中止犯罪或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是犯罪中止”。改為“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自動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結果發生的是犯罪中止”。新刑法中的上述改動，避免了在同一法條中相同詞語語義上的不一致，從語言學上講無疑是成功的。二是對中止犯的處罰，由籠統地規定應當“免除或者減輕處罰”修改為“對于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這一規定既是我國司法實踐經驗的總結，同時也使司法實踐中對中止犯的處罰有了更明確的標準。
二、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
（一）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概說：
如前所述，大陸法系各國刑法對中止犯的態度和處罰原則表現出較大差異。但是，對中止犯的成立條件的表述大部分國家的刑法規定較為一致，構成中止未遂一般來說應具備如下條件：（1）行為人已著手實施犯罪的實行行為。（2）犯罪未完成是由于犯罪人自覺地否認了其犯罪意圖。（3）未發生侵害結果。這就要求犯罪人在犯罪行為未實行終了時停止行為的繼續實施，或在行為實行終了后采取積極措施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上述三個條件，因為高度概括，所以并不能給實踐中在認定中止犯時為其所面臨的重重復雜情形提供明確的判斷依據。對中止犯的成立條件，在刑法理論界最具爭議性的問題是如何認定犯罪人是否自動中止犯罪。對于判斷犯罪人“自動中止”的標準，在刑法理論上有四種學說：
（1）主觀說此說以犯罪人對妨礙其犯罪得逞的客觀障礙的認識作為判斷標準。其依據便是采用了德國學者弗蘭克提出的弗蘭克公式：“能達目的而不欲時，屬于中止未遂；欲達目的而不能時，屬于障礙未遂。”根據該說，如果犯罪人放棄犯罪是因為他主觀上認為存在妨礙其行為得逞的客觀障礙，即使這種障礙并不存在，仍不能認定犯罪人系出于己意自動中止犯罪。如果犯罪人主觀上并不認為存在其完成犯罪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停止了實行行為或防止了結果發生，即便客觀上存在使其犯罪意圖無法得逞的障礙，仍應認定犯罪中止成立。至于促使犯罪人中止犯罪的動機是什么，則非所問。雖然有權威學者和判例采取主觀說，但是主觀說還是受到批判。對該學說的批判主要是通過批判主觀說的基準--弗蘭克公式來體現的：第一，弗蘭克公式中的能與不能是一種可能性概念，至少可以在兩個意義上作出解釋，其一是倫理的可能性，其二是心理、物理的可能性。例如，兒子決意殺害父親，已經向父親瞄準了，但沒有開槍。如果單純從心理、物理的角度而言，開槍是可能的，但從倫理的角度而言，開槍是不可能的。于是，適用弗蘭克公式時會因角度不同而得出甚至矛盾的結論。因此弗蘭克公式并不能準確地區分障礙未遂和中止未遂。第二，即使將弗蘭克公式中的能與不能限定為心理、物理的可能性也存在疑問。例如，甲將丙誤認為乙，以殺害乙的意思對丙實施刺殺行為，但馬上發現對象弄錯了，便立即停止了繼續刺殺行為。如果單純從能達目的而不欲的基準來判斷的話，甲的行為屬于中止未遂，但這種結論是有疑問的，在這種場合必須分析行為人不欲的動機。從上可以看出主觀說對自動性的認定并不明確。
（2）限定主觀說該說認為只有在犯罪人放棄犯罪系出于慚愧、內疚、同情、憐憫等廣義的悔悟時才成立犯罪中止。該學說只是把主觀說中的能與不能限定于倫理道德方面的可能性。限定主觀說的主要缺陷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將自動性和倫理性相混同，混淆了法律責任和倫理責任的界限，對犯罪人提出超出法律規定范圍的要求，實不可取；二是將廣義悔悟作為中止犯的成立要件，沒有法律根據；三是過于縮小了中止犯的成立范圍。如平野龍一指出：限定主觀說將中止犯視為責任減少或消滅事由，其結果導致即使既遂也應以中止犯論處，這與現行刑法相矛盾，也忽視了獎勵中止的刑事政策效果，而且刑法并沒有將廣義的悔悟規定為中止犯的成立條件，故限定主觀說縮小了中止犯的成立范圍，違反了刑法的謙抑性。
（3）客觀說其基本觀點是，對于行為人放棄犯罪的原因，應根據社會的一般觀念進行客觀評價，若該原因在一般經驗上對行為人的意思沒有產生強制性影響，而行為人放棄犯罪時就是犯罪中止。其判斷基準是：如果當時的情況對一般人不會產生強制性影響（或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放棄犯行時），而行為人放棄犯行的就是中止犯，如果當時的情況能給一般人產生強制性影響（或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也會犯行時）行為人也放棄犯行的屬于障礙未遂。只是一味的以一般經驗上是否產生強制性影響作為是否基于自己意志的標準，顯然導致刑法所規定的主觀要件失去了意義。
（4）折衷說該說的基本觀點是認定是否基于自動性時，必須考察行為人對外部事實是如何認識的，再根據客觀標準判斷行為人的認識，探討外部事實對行為人的意志是否產生了強制性影響，如果產生了強制性影響就是障礙未遂；如果沒有產生強制性影響則為中止未遂。其判斷基準是，雖然認識到了外部事實，但根據客觀標準想實施的話仍然可以實施時成立中止犯；認識到了外部事實，根據客觀標準想實施也不能實施時成立障礙未遂。上述觀點較之于單純的主觀說和客觀說，其優點是很明顯的，我們不妨認為，這種折衷表現了現代刑法學的成熟，它不再是一味地追求理想、追求一種虛無飄渺的正義，而是意識到刑法根植于特定的環境，總要帶上時代的烙印。所以，折衷說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更具前瞻性和發展動力。
(二)我國刑法理論中犯罪中止成立條件問題
我國學者對中止犯成立條件的論述，雖然在文字表述上存在一些差異，但基本內容并無太大出入。根據我國刑法學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成立犯罪中止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1.犯罪中止須發生在犯罪過程中。我國刑法明文規定犯罪中止的時間界限為在犯罪過程中，但對于什么是犯罪過程并沒有立法上的明確解釋。“犯罪過程是一個總概念，這里指的是犯罪行為過程也即在犯罪準備或著手實施犯罪的過程中。如果犯罪已達既遂，或者在有結果的犯罪中，危害結果已經產生，那就不可能發生中止的問題了。”可以看出，只有在犯罪預備過程和著手實施犯罪但沒有達到既遂之前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而在犯意表示階段和犯罪既遂的情況下，都不可能出現犯罪中止的情況。有學者指出，在理解犯罪中止的時間界限上，“有一個誤解應該澄清，就是某些刑法論著在論述犯罪中止的時間性時，總是慣于強調中止犯發生在犯罪結果出現以前。這一提法不夠確切，不能全面概括中止犯的時間界限。中止犯只能發生在犯罪既遂之前，才是正確的結論。犯罪既遂與犯罪結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法律意義。我國刑法規定的某些犯罪的既遂并不以犯罪結果的發生為條件，如陰謀犯、行為犯、危險狀態犯等，未發生犯罪結果也成立犯罪既遂，即犯罪已經完成。如果對于這些犯罪形態的中止也以犯罪結果發生作為終限時間，則意味著在犯罪完成以后還可以成立中止犯，這是不合適的。”筆者認為上述學者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刑法中的確存在以法定結果是否發生來衡量是否完成犯罪的情況，如結果犯。對于這種犯罪而言，結果發生之前，有效予以防止的即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的表述，實際上并沒有錯誤。關于犯罪中止時間性的爭議突出表現為危險犯與間接故意的中止形態認定問題，后面將就此加以詳細闡述。
2.必須是自動中止。關于判斷犯罪是否系自動中止的標準，筆者國刑法學的通說是主觀說，但我國刑法理論上對于行為人放棄犯罪的原因，即犯罪的動機，何種情況下可以認為是處于行為人自己的本意也有不同的認識.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1)絕對自動論。認為自動放棄必須是在沒有任何外界因素影響的情況下，自我主動放棄犯罪。如認為犯罪中止的自動性是指“人們的活動完全是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而不受自己意志以外的因素影響。”因此，諸如在被害人的哀求、警告或別人的規勸下停止犯罪活動的，都不能成立犯罪中止。(2)內因決定論。認為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即外界因素對犯罪的完成只是一種條件因素，而最終決定放棄犯罪活動的還是行為者本人。因此，即使客觀上存在影響犯罪進行的不利因素(例如被害人的斥責、呼救、認出犯罪人等)，只要行為人事實上放棄了犯罪行為，仍應當以中止犯論。(3)主要作用論。認為各種外界因素對犯罪人犯罪意志的影響不可能等同，有的足以迫使行為人停止犯罪，有的卻不能改變其犯罪意圖。因此，只有查明意外因素在行為人主觀意志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才能正確判斷犯罪的形態。(4)無意義論。認為“引起犯罪中止的原因對于中止犯的成立沒有意義。犯罪意圖的產生與消滅都是基于一定的原因。中止犯的核心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打消犯罪意圖，客觀上放棄犯罪活動。至于促使行為人打消犯意、放棄犯罪的原因，不是中止犯的特征。”(5)綜合考察論。認為在具有外界因素的場合，判斷犯罪沒有完成或危害結果沒有發生，究竟是行為人被迫停止犯罪，還是自動放棄犯罪，既不能純粹從外界因素方面著眼，單純考慮外界因素的影響而不承認行為人主觀上的決定作用;也不能一味強調行為人的意志作用，而忽視外界因素的強制作用，而應當根據行為人對事實的認識情況，結合外界因素的性質及表現形式，分別不同情形，加以認定。
我認為，從我國刑法的規定來看，促使行為人放棄犯罪意圖、停止犯罪的原因，正如第五種觀點所指出的，并不影響犯罪中止“自動性”的成立。但是，行為人放棄犯罪意圖、停止犯罪，事實上不可能不受外在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完全是由于行為人自己“想象”而決定的。即使是由于行為人在準備犯罪過程中或已經著手實施過程中的良心發現而停止犯罪，或自動有效阻止結果發生的，就不能說不是因為行為人由于受到某種教育這種客觀因素的影響?事實上，人所實施的任何行為的意志，包括決定中止犯罪的意志，不可能是憑空產生的。人的意志活動雖然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能動性，但這種自主性和能動性是建立在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之上的。因此，完全否定客觀因素對行為人放棄犯罪意圖、停止犯罪所起的影響作用是沒有道理的。所探討的問題只是在決定停止犯罪行為的當時有無客觀因素影響，以及影響的程度。正是因為如此，不考慮外在客觀因素對于行為人犯罪意志的抑制程度，只從客觀上看行為人只要放棄犯罪意圖、停止犯罪的實施，就成立犯罪中止，同樣是不科學的。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筆者認為第五種觀點要求具體分析客觀因素對行為人意志的影響，以及影響程度，將其作為認定自動性的標準是比較合理的。
3.必須是徹底放棄犯罪。所謂徹底放棄犯罪，是指犯罪人主觀上徹底打消先前的犯罪意圖，客觀上徹底放棄了自以為可以完成的行為，或防止了侵害結果的發生。凡意圖暫時擱置犯罪意圖，停止犯罪行為而待將來繼續進行的，不論處于何種動機，均不成立中止犯。但是徹底放棄犯罪是針對所實施的罪而言，而并非指徹底放棄所有犯罪意圖，決心以后永不犯罪。在我國刑法理論上，對于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犯罪中止，是否只能發生在犯罪行為實行終了這一特定的時空條件之后，通說認為，這是特殊的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行為實行終了結果尚未發生之前。筆者認為，從法律關于“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規定而言，雖然在尚未實行終了的情況下，一般來說只要出于行為人的本意放棄實行行為，就可以符合“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要求，但立法并沒有限定只能在犯罪行為實行終了后才能實施“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行為。例如，故意殺人已經致人重傷，如果不搶救則可能造成死亡，行為人只是消極的放棄故意殺人行為，但不予以搶救是不行的，必須實施積極的搶救行為才能阻止死亡結果發生。在該種情況下的犯罪中止，仍然屬于這種特殊的犯罪中止。因此，我認為，只要是在結果發生之前，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就應當符合“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這一犯罪中止的要求，而不須限定在犯罪行為實行終了后結果尚未發生之前。
對于“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而實施的積極的作為是否只限于行為人本人的行為的問題，我國刑法理論上同樣有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必須是因為行為人的行為阻止結果發生的，才能成立犯罪中止，如果雖然想阻止結果，但結果是因他人的行為或其他力量的阻止而沒有發生，不成立犯罪中止。因此，只有行為人采取的積極阻止的措施奏效，才能成立犯罪中止，否則應當構成犯罪未遂(或既遂)。第二種觀點認為，成立中止犯所要求的，只要是足以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作為即可。如果行為人實施了以避免犯罪結果發生為目的的積極作為，努力避免犯罪結果發生，而事實上由于其他原因，導致行為人的積極努力與犯罪結果未發生不具有因果關系的，也應當認定為犯罪中止。如果行為人沒有實施足以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行為，或者假意避免犯罪結果發生而不采取有效行為的，均不足以構成犯罪中止。第三種觀點認為，阻止結果發生的措施必須有效，但是，阻止結果發生的行為則并非只能由行為人一人實施，第三者與行為人共同采取措施防止了結果發生的，行為人仍然成立犯罪中止。只要行為人的阻止行為對于防止結果發生起到了關鍵作用，就可以認定行為人采取積極措施防止了結果發生。即對于犯罪中止的有效性，“不能機械地理解為犯罪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免了危害結果的發生。事實上，除了非暴力性犯罪以外，在大多數暴力性犯罪案件中，單憑犯罪者一人之力，往往很難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因而常常需要他人的協助。在這種情況下，只要犯罪人真心實意地想放棄犯罪，并且確實為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即使有他人的幫助，也不影響其犯罪中止的有效性。”基于我國刑法的規定，要求行為人采取的措施須有效地阻止結果的發生，這是我國學者一致的觀點，但在是否要求必須是由行為人本人阻止結果發生，從設立犯罪中止刑事政策的意義上看，我認為以更為寬松的態度對待這一問題，更有利于鼓勵行為人中止犯罪，因此，第三種觀點是合適的。
三、犯罪中止形態的若干具體問題研究
（一）間接故意犯罪中有無犯罪中止問題。
對這個問題，我國刑法學界鮮有持肯定態度者，理由是“間接故意犯罪由其主客觀特征所決定，不可能存在未完成犯罪的預備、未遂和中止這些犯罪停止形態。先從主觀方面分析：間接故意犯罪主觀要件的特點，是表現為對自己的行為所可能造成的一定危害結果的發生與否持‘放任’的心理態度，即聽之任之，發生與否都可以的心理態度……根本談不上對完成特定犯罪的追求，也就談不到這種追求的實現與否。而犯罪的預備、未遂和中止形態的行為人，原本都存在著實施和完成特定犯罪的犯罪意志與追求心理。可見，間接故意犯罪主觀上的放任心理是不符合犯罪未完成形態的主觀特征的；再從客觀方面考察:犯罪未完成形態，由于行為人完成犯罪的意志以外的原因的阻止或者行為人自動放棄犯罪意志，而使犯罪停止在未完成的狀態下。間接故意犯罪由其主觀放任的心理的支配，而在客觀方面不可能存在未完成特定犯罪的狀態，因為客觀上出現的此種狀態或彼種結局都是符合其放任心理的，因而這種案件是應以行為的實際結局決定定罪問題。這樣間接故意犯罪里也就沒有了犯罪未完成形態存在的余地”。但也有學者認為“間接故意犯因無犯罪意圖可言，若認為犯罪中止是指犯罪人放棄了犯罪意圖，自然不發生間接故意犯中止犯罪的問題。
但所謂中止犯罪，應理解犯罪人對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而不應限于犯罪意圖。故倘若犯罪人在放任心理支配下導致某具體法益處于危險狀態，不采取措施必然導致危害結果發生時，若犯罪人此時心生悔悟，遂采取措施避免了犯罪結果發生的，應認定成立犯罪中止。如:行為人在山上打獵時，看到野獸旁邊有牧童貯立，基于一種放任心理，行為人開槍朝野獸射擊，結果竟將牧童打傷，生命垂危，此時行為人積極采取搶救措施，將牧童送至醫院搶救，而使其脫險的。若否認間接故意可成立中止犯，故對行為人只能視為無罪。這樣處理顯然寬縱了不法行為人。故愚以為我國刑法界通說在間接故意犯罪可否成立中犯罪中止問題上所持觀點不妥。”筆者認為，如果肯定論者同意我國刑法理論對放任心理態度的界定，則其觀點是難以成立的。
理由是:(1)間接故意放任心理所認識到的可能性應當是“全方位”的，即“明知”的是可能發生這種結果，也可能發生那種結果，也可能不發生任何結果，這都在其認識之中。正因為如此，在沒有發生一定結果之前，行為人在實施其“放任”行為而沒有發生任何結果的情況下，其行為還不能說就是犯罪行為，何以認為其心理活動就是間接故意的犯罪心理?又根據什么事實可以得出在發生傷害結果時，實施的搶救行為是對“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2)理論和實踐中，間接故意犯罪的成立是就所發生的結果被認為是“放任”發生的結果。只有在該種情況下的心理態度，其犯罪心理的間接故意的“放任”心理才能成立。論者如何得出行為人在實施行為時，那時那刻的心理活動就是“殺人”的間接故意，而不可能是“傷害”的間接故意?或者既不是“殺人”的間接故意，又不是“傷害”的間接故意?間接故意犯罪其放任心理的界定，是就其已經發生的結果而言是“放任”發生的，即最終的結局是何種犯罪結果，該結果才能被認定為“放任發生的結果”。就肯定論者的例子而言，結局是被害人傷害的結果，應當構成的就是出于間接故意的故意傷害罪，如何能夠得出“如果行為人不是作為故意殺人罪的犯罪中止來認定就是被認定為是無罪的”這種荒謬結論呢？(3)按照論者的觀點，行為人不犯罪或者放棄犯罪的心理“是對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而所謂的犯罪心理，作為“罪過”的同義語，是應當包括故意犯罪心理和過失犯罪心理在內的。既然認為否定的是前一犯罪心理，是否也可以理解包括否定過失的犯罪心理，如此，過失犯罪理所當然也應當存在犯罪中止形態，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嗎?顯然論者對此是持否定態度的。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肯定說的觀點于法于理都是難以成立的。
（二）放棄能夠重復實施的侵害行為的定性問題。
在一般刑法論著中，對放棄重復侵害行為下定義的不多見，通常是就下列情況而言:“行為人射殺一人，第一次沒有射中，仍有第二次第三次射殺的可能，但行為人卻放棄了繼續射殺的行為。”對此是定犯罪未遂還是定犯罪中止刑法學界意見不一。我們認為，在討論放棄重復侵害行為是屬于犯罪未遂還是屬于犯罪中止之前，應先搞清楚其成立條件及其特征：一是客觀上，首次實施的侵害行為未能發生預期的危害結果，同時必須存在著繼續實施犯罪行為的可能性。這里所謂的“繼續實施犯罪行為的可能性”，是指既包括繼續利用和使用犯罪工具和方法的可行性，也包括再度重復實施行為的環境的可能性。利用和使用工具或方法的可行性，即是指行為人使用的犯罪工具和方法，具有較大殺傷性且能夠反復予以利用，如使用槍支、匕首、大刀，采取刀砍、斧剁等犯罪方法。只要行為人采取的犯罪工具、方法具有實施一次侵害即足以達到犯罪既遂可能性的，均可能存在放棄重復侵害行為問題。所謂再度重復實施行為的環境的可能性，是指在客觀上存在繼續實施犯罪行為的客觀環境和條件，如侵害對象、時間、空間、無關系的第三人以及行為人本人生理等條件，不存在足以影響行為人繼續實施犯罪行為的情況。二是主觀上，放棄重復侵害行為的行為人必須清楚認識到自己本來是可以重復侵害，繼續實施犯罪行為而不再繼續實施。這里的認識，應當全面包括了諸如對侵害對象，犯罪工具和造成危害后果的大小等事實的認識，只有在這種認識下而放棄本來可以重復，繼續實施的犯罪行為，才有放棄重復侵害行為發生的可能。如果行為人是由于某種認識錯誤而所謂的放棄重復侵害行為，一般都不可能構成重復侵害行為，而應當按照主觀上的認識錯誤的理論和實踐來對待。同時，這里的行為人的認識，理應包括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犯罪行為還沒有完成這一事實而自動放棄重復侵害行為，如果行為人不管是正確或錯誤地認為自己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已經完成，那么，行為人既不可能繼續進行犯罪，也不會發生放棄重復侵害的問題。
從放棄重復侵害行為的這些條件和特征出發，我們認為，放棄重復侵害行為應當屬于犯罪中止而不是犯罪未遂，理由有三：第一，放棄重復危害行為完全符合自動中止的條件。我國刑法規定的犯罪中止具有自動性、時間性、有效性的條件。放棄重復侵害行為是以侵害行為有重復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為條件的，在沒有外力的情況下而放棄重復侵害行為，無論從什么角度看，自動性是十分明顯的。同時，從時間上看，放棄重復侵害行為是發生在犯罪實行階段，是犯罪行為尚未實行終了的過程中。另外，從犯罪中止所要求的有效性和徹底性上看，行為人是在實施一個或數個行為而未達到結果時，在可以繼續重復侵害行為的情況下徹底放棄侵害行為的完成或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可見，放棄重復侵害行為與犯罪中止的條件是完全吻合的。第二，犯罪重復侵害行為是在出于一個犯罪目的的支配下可能實施數個同態動作之間所形成的統一連續過程。我國刑法分則中所規定的某個具體犯罪行為，往往不是指的一個動作而是數個動作的過程，或曰數個動作的連續與統一，既然如此，在這種作為一個整體的犯罪行為的過程中，如果行為人自動放棄可以重復的侵害行為，并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視為犯罪中止無須置疑。而認為放棄重復侵害行為屬于犯罪未遂的話，就等于把動作的過程分割了開來，就有可能造成打一槍未逞為一個殺人未遂，打二槍未逞又為一個殺人未遂，照此推理，如果數彈都未逞，則要構成數個殺人未遂了。這顯然是荒謬的。第三，承認自動放棄重復侵害行為是犯罪中止，從司法實踐的角度看也是必需的。如果將其視為犯罪未遂，就可能使犯罪人覺得第一槍未射中，但自動停止下來還是犯罪未遂而不是犯罪中止，還不如繼續犯罪，如果最終仍未能殺死被害人也還是犯罪未遂。而事實上，這兩種未遂在主觀惡性上是具有本質區別的。如此做不利于貫徹我國關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立法精神，不利于區別對待犯罪人，也違背罪刑相適應原則，不利于打擊犯罪，更不利于阻止犯罪減少犯罪的危害性。
（三）關于共同犯罪中部分成員中止犯罪的界定問題。
有學者認為共同犯罪人中有一人或數人想成立犯罪中止，除了自己放棄犯罪行為外，還應說服其他犯罪人也放棄犯罪行為，或有效的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因為從主觀上講，共同犯罪人之間存在犯意聯系，從客觀上講，其犯罪行為相互支持，故每人對全體成員的行為都承擔一定的連帶責任。一人徑自中止了犯罪行為，若其他人仍然將犯罪實施完畢，因為犯罪已達既遂，故對獨自中止犯罪行為者也無認定為中止的法律依據。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上述要求對欲中止犯罪的人來說過于苛刻，而主張只要犯罪人消除了因自己的參與而使其他犯罪人完成犯罪帶來的有利影響，即應認定成立犯罪中止。如:兩人相約同去盜竊，一人入室盜竊，一人在門口望風，望風之人欲成立犯罪中止，只需在另一人入室前告知自己欲放棄犯罪，不在為其望風即可。再如，一人欲去殺人，另一人為其準備匕首，后者欲中止犯罪，只需將匕首取回即可。只要消除了自己的行為對他人完成犯罪形成的便利，便視為已脫離了共犯關系。筆者贊同后一種觀點。但需要強調的是，對引起他人犯罪意圖的人(如教唆犯，其他組織策劃作用的主犯)而言，只要說服他人放棄了犯罪意圖，或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發生的，才能認定為犯罪中止。
四、犯罪中止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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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語匯的不足
源語詞匯所承載的文化信息在譯語中不存在，找不到對等的語匯。科技文本中經常會提到有關我國的傳統醫學，其中很多用語都是獨有的，無法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對等的詞匯進行解釋。中醫中“刮痧”一詞就很典型，西方文化中沒有這個詞，并且西方人也不相信中藥與刮痧就可以治病，這就是“文化不對等”現象的典型體現。因此，只能以最大程度描述其治療過程與使用工具為基礎對其進行翻譯。而面對“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翻譯，也只能言不盡義地直譯為five elements (metal、wood、water、fire、earth)。此外，我國所特有的陰陽八卦以及屬相等方面，西方文化中也沒有對應的詞匯可以與之對等。“據說，曾經美聯社的一位編輯打電話給一位美籍華裔學者，請教中國‘羊年’的‘羊’該用sheep（綿羊）、goa（t山羊）、還是lamb（羔羊）？這位學識淵博的學者經過一番冥思苦想后，只能如實相告‘I’msorry。’。
（2）源語詞語與目的語詞語的不同意義
每個民族都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詞匯作為民族之間傳達信息與表達思想的工具，具有不同的民族性和強烈的時代性。譯文要符合目的語習慣，不能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在進行文化的廣告宣傳的時候，在廣告的內容涉及和廣告商標的設計之中，就應該充分考慮到文化的差異性，進行文化內涵的翻譯。
然而，我國也有不少因忽略文化差異而嚴重影響產品外銷的譯例。在中國文化中，龍是尊嚴的化身，是中華民族的象征。但在英文文化中，由于《圣經》中將與上帝作對的撒旦稱為the great dragon，在現代英語中，dragon常用來表達“兇暴之徒”的含義。所以，在進行翻譯相關的宣傳內容時，如果根據dragon的名詞直譯會對中國文化的傳播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不利于外國人理解中國文化。在翻譯“以外貿企業為龍頭”時需要注意“龍頭”的翻譯，譯為“with foreign trade firms as the locomotive”，此處為了避免歧義巧妙地用火車頭代替了龍頭。再如“白翎”牌鋼筆，在出口時直譯為White Feather，沒有很好的銷量。滯銷的原因是英文中經常用to show the white feather 來表達“臨陣脫逃”的意思。同樣有例子舉出，有一男女內衣商標為“紫羅蘭”，竟然將其譯為“Pansy”。“Pansy”不僅有“三色紫羅蘭”的含義，也指“女性化的男子”。這樣商標的產品怎有好的銷路。不僅廣告宣傳過程會出現這樣的失誤，旅游景點的翻譯中也容易引起誤會。如有一個著名的景點——“清明上河園”，曾有人將其譯為Park with“Up-the-River-on-Chingming Festival”。仔細分析就發現這一翻譯會讓別人產生錯誤的理解，因為“up the river”是一個俚語，指“坐監獄”，而不是“上河”的意思。在美國硅谷地區也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體現在依據日常表達——“What’s your space?”，其中“space”是指“謀生的手段”，而不能將其譯為“空間”、“宇宙”。再如，在祝酒詞中表達對蘇格蘭人民祝福時，如果將“為了中國和英國人民之間的友誼而干杯”譯為“I wish to propose a toast to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People”，會讓蘇格蘭人在情感上感覺不適應，而將“English”改為“British”就會避免誤會。
從上面的一些例子看來，我們可知出口商品的銷量與品牌推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品牌名稱的制約，由此可見商標名稱翻譯的重要性。因此，在為出口商品設計廣告與翻譯商標時，要充分了解目的語國家的語言文化與文化背景，避免由于跨文化意識不強引起的語用失誤，特別是在源語中代表祝福的詞在目的語中卻恰恰相反。
二、總結——譯者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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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譯中，通過雙方語言文化的對比，找出兩者間的語言特點，運用這些特點解決英漢互譯的問題，是非常有效的。英漢互譯中的許多問題都來源于雙方語言的文化差異。所以，理解對方文化是翻譯的主要任務之一，只有理解兩種語言的文化差異，才能更好的實現互譯。
二、英漢翻譯的思維差異
（一）邏輯思維差異。中國看重群體意識、注重集體利益的價值體現,家庭和社會做貢獻來自于個體的貢獻,個體應為群體利益服務,群體利益高于個體利益。而個人主義是西方文化強調的價值觀,個人自由、個人自立、自由思考和選擇是西方人追求的目標。如，Nobodycouldbetoocleverthisday．如果將這句話譯為:“今天誰也不會太聰明，”那就完全錯了。在英語的邏輯思維中，表現的較為明顯的是雙重否定的逆向思維。更加妥當的翻譯應該為:今天，不論你怎么聰明，都不過頭。因此，在英漢翻譯中，注重了解思維差異，才能把錯誤率降到最低。
（二）語言思維差異。中國的語言思維模式是整體而善于歸納的。中國人習慣用先因后果的方法組織自己的語言，因為這樣符合歸納的邏輯思維，更能說服別人。而分析，演繹則是西方語言思維特點。因此，西方人習慣把結論放在原因之后。試比較下面兩段文字：（1）BecausemostofourproductionisdoneinChinanow,andit’snotreallycertainhowthegovernmentwillreactinthecomingyear.So,Isuggestthatwedelaymakingourdecision.（2）Isuggestthatwedelaymakingourdecision.That’sbecausemostofourproductionisdoneinChina,andit’snotreallycertainhowthegovernmentwillreactinthecomingyear.比較中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傾向于第一段文字所使用的歸納法，而第二段文字是典型西方文化的思維方式，具有演繹的特點。思維模式的不同會造成感覺上的不適應。特別在談判中，西方人過于直白，甚至強勢，不顧及別人的感受使中國人會感到不舒服，而中國人愛繞彎子，不夠直率也使西方人會覺得中國人有些虛偽。所以，在翻譯過程中注意分析語言思維模式的不同，可以避免產生誤會甚至矛盾。
三、差異對英漢翻譯影響
在西方，人們信仰基督教，基督教產生時，歐洲大陸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基督教應運而生，人們的語言也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色彩，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謀事在人，成事在天），Godhelpsthosewhohelps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Gotohell（下地獄）。中國是一個多宗教國家，佛教已有一千年的歷史，人們相信有佛祖在左右著一切，因此，漢語語言中有許多詞語是來源于佛教。如：“借花獻佛”“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苦中作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不看僧面看佛面”等。可見宗教文化是構成英漢語言差異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要注意宗教文化的差異才能準確地把握譯文的文化意義。
四、歷史文化差異對英漢翻譯的影響
（一）中外歷史背景不同。儒家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中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自我貶仰的儒家“中庸之道”思想一直是中國人基本的行為準則。中國人在接人待，舉止言談始終以溫、良、恭、儉、讓為原則，以謙虛為榮，以虛心為本，不贊成或者反對過分地顯露自己表現自我。西方文藝復興運動推崇的人文主義思想對英美等國家價值觀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忽略了謙虛。生活中人們崇拜的是“強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強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無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體現出個體文化特征，這種個體性文化特征崇尚個人價值凌駕于群體利益之上。
（二）風俗習慣差異。風俗是指一地區社會文化中長期形成的風尚、禮節、習慣以及禁忌等的總和，有著獨特的文化內涵，對社會發展影響巨大，因此，不同的民族有著各自不同的風俗和性格。中國對別人健康的關心是有教養、有禮貌的表現。但在西方人眼中，關心別人的健康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因為在這西方人看來，有病看醫生這種簡單的事情連小孩都知道，用不著任何人來指教。
五、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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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更多的老百姓參與到群眾文藝活動中，基層文化工作人員要不斷創新工作模式，加大力度宣傳群眾文化生活的有益性，提高群眾的文化藝術生活意識。在宣傳時，相關工作人員可以將傳統宣傳方式與現代媒體宣傳相結合，如定時發放群眾文化活動手冊，及時在宣傳欄上張貼一些文化活動的標語以及一些活動照片，運用手機、電視等多媒體科技信息技術來傳達一些重大文化活動，以此提高老百姓對群眾文化活動的認知度，讓越來越多的人重視群眾文化，尊重群眾文化，熱愛群眾文化。
二、建設群眾文化活動場地，完善群眾文化服務體系
要讓老百姓積極投身到群眾新形勢文化活動中來，首先要不斷完善群眾文化活動場地，尤其是要完善基層、社區文化活動場地。當前，現有的一些鄉村文化陣地建設落后，設備匱乏，有些甚至長期處在閑置狀態，城鎮中的群眾文化陣地雖然要比鄉鎮文化陣地條件好，但仍有很多社區周邊缺乏配套活動陣地，有些城鎮居民雖熱衷于群眾文化活動，但是苦于離家比較遠、出行不方便最后放棄，這樣就在不知不覺中流失了很多群眾文化活動愛好者。因此，要充分發揮城鎮中圖書館、群藝館、文化站等公共文化服務場地的功能，進一步建立健全社區文化廣場、文化陣地，讓老百姓在茶余飯后有地可去，有樂可圖。要實現多建立群眾文化場地，一是要真正體現齊抓共管。爭取上級和政府在政策、資金、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并在各級政策制定中增加一些硬性指標和要求，讓新形勢文化軟實力真正硬起來。二是要真正體現齊抓共建。要把文化建設納入當地經濟和社會總體規劃及新農村建設規劃，努力實現文化設施現代化，文化工作制度化，服務對象社會化，活動形式多樣化的新格局；要加大人員隊伍建設的投入，進一步落實編制、人員、經費，特別是要加大基層宣傳經費；要創新培養人才模式，通過核定編制，公開選拔等辦法，既解決管理人才問題，同時又解決專業藝術人才問題。三是要建立齊抓共享。主要是解決文化成果不能共享的問題。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工作機制和監督機制，把文化惠民工程落到實處，讓千家萬戶都能享受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是各級各部門要把送政策、送科技、送衛生、幫扶活動與送文化有機結合。
三、組織群眾文化活動下基層，豐富群眾文化藝術生活
群眾文化是一種藝術，也是一門學問，組織群眾文化活動要加大力度，下工夫創新。政府文化主管部門可定期組織當地歌舞藝術團深入農村、社區開展“百姓大舞臺”等活動，讓群眾從中享受文化藝術盛宴，獲得文化藝術的熏陶。新形勢文化演出活動要堅持既通俗易懂、寓教于樂，又有較高藝術水準的文藝創作，切實提升演出水平。基層文化主管部門要致力于將高質量的文藝演出活動輸送到社區，精心策劃，注重原創，確保節目質量，做到將地域性和藝術性相結合，精心打造一批地方特色鮮明、生活氣息濃厚的優秀原創文藝節目，彰顯地區群眾文化魅力。除了政府組織的文化藝術活動，新形勢群眾文化藝術還包括民間藝術，這些藝術具有科學性，也是我們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以及文化遺產，所以在群眾文化活動的組織過程中，要站在公平的角度上看群眾藝術，尊重民間的藝術家，尊重民間的藝術絕活。組織活動的過程中可以適當的將民間藝術與現代藝術進行巧妙的結合，也可以讓群眾自己去創新藝術，充分發揮群體的力量。同時，還可以組織群眾文藝愛好者開展各類演出，慰問敬老院等活動，一方面豐富了群眾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為促進和諧社會的做出正能量的傳遞。
四、加強群眾文化藝術輔導，提高群眾文化藝術水平
文化館、文化站等要充分發揮文化服務功能，通過定期舉辦公益性的美術、書法、歌唱、舞蹈等藝術培訓班，為廣大群眾文藝愛好者提供一個專業學習交流的平臺，相關組織者還可以每年適當的邀請一些專家或者藝術家指導授課，輔助群眾文化活動的開展，同時，還可以組織群眾觀看一些高層次展覽、演出，全面提高群眾的文化藝術水平。
中文翻譯論文范文6
中國夢本該如此，敗，有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的倔強傲岸。
孔子被后人稱為大賢至圣，然而在我看來，他更是一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逐夢者。春秋戰國，禮崩樂壞，道德失范，戰火紛飛，天下無道。孔子卻懷著悲天憫人的仁愛之心，為恢復“禮治”而四方奔走。為實現自己的主張，他周游列國，開館授徒，陷于困厄而不屈，遭遇譏諷而不墜，坐盡冷板凳而不悔。楚狂接輿的諷諫，長沮桀溺的嘲弄，墨家高人的排擠，都不曾使他動搖。“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就是這樣，明知世道艱難，不可能實現自己的抱負，仍要四處游說，試圖力挽逛瀾于既倒。雖在當時累累如喪家之狗，卻如日月，照耀歷史。
春秋戰國，一個以天下為己任、敢于擔當的夢，不僅是孔子的，也是我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逐夢精神，激勵著我為理想而奮斗不懈，即使失敗又有何悲，又有何悔？在失敗中前行，一樣能走向光明！
中國夢本該如此，成，有揚鞭策馬、登高臨遠的超然脫俗。
莫言，80年代30幾歲就已志得意滿，他的作品《紅高粱》被改編成同名電影，獲得包括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在內的無數獎項。然而他卻沒有因此而飄飄然，相反他以更大的耐心去挖掘身邊的人物，去記錄身邊的故事。一年年的積累，他完成了《檀香刑》、《蛙》等十多部長篇小說，并在2012年一舉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以后，他謙遜地說“我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