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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有幾個自治區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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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李曉南（前中）和達勒村的孩子們在“帳篷教室”外合影

“11點左右經過念青唐古拉山，山口最高海拔5200多米，身體明顯感到不適，憋氣。視野中白雪皚皚，格外壯美……”

“13點半到達那曲地區所在地那曲縣。接下來2個小時的路程很艱難，身體感覺是進藏以來最難受的，一度昏昏欲睡，心臟和大腦仿佛有東西堵著，幾次被憋醒，似乎不愿意醒來。”

2013年11月29日，李曉南開始寫駐村日記。

這一天，他以自治區國資委第三批駐村干部的身份，來到那曲地區比如縣茶曲鄉達勒村。

4個月前，他作為央企第七批干部抵達，履新自治區國資委副主任。此前，他是國務院國資委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副巡視員。

10萬元為民經費

進入達勒村的第一個夜晚，李曉南嚴重失眠。

“窗縫漏風嚴重，夜里被凍醒幾次，爐子早已熄滅，玻璃全面結冰。”他在日記里寫道。

按自治區統一部署，每個駐村隊4名成員。李曉南的隊友是來自金珠集團的邊巴次仁、達娃次仁和丹增古桑。住在改造的農家書屋里，清晨被怒江上的日出喚醒，透過漏風處，能看見院內國旗飄揚。

比如縣是怒江源頭所在地，達勒村則是順江而下的第五個村，坐落在怒江北岸沿江長約千米的一塊坡地上，全村118戶690人。

作為第三批駐村工作隊，他們的任務是“5+2”。即建強基層組織、維護社會穩定、拓寬致富門路、開展感黨恩教育、辦好實事好事這五項重點任務，加上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和參加指導基層開展好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兩項。

自治區常委、組織部部長曾萬明告訴《t望東方周刊》：“為幫助駐村點解決困難，自治區財政每年安排約10億元專項資金，其中每個駐村工作隊有10萬元的為民辦實事經費。”

幾乎每個村民都知道這項政策，很快就有人找上門來。

右眼全盲的加旦西尼左眼染病，要求到內地救治。李曉南立即聯系了上海瑞金醫院和中醫醫院，最終把加旦西尼送往上海進行手術。

住在村口的桑布說車翻到山溝里了，要求駐村隊給錢修車，卻被拒絕。

“修私家車要駐村工作隊資助，開了口子，后患無窮。買車不買商業保險，是村民還不太適應現代生活，缺乏必要的相關生活知識。”李曉南將此事記入日記，然后請保險公司來村里講保險知識。

“文明的沖突” 達勒村村干部們的北京“紅色之旅”

“在政策落實過程中，基層干部一定要堅持原則，不能隨意，更不能忽左忽右，否則會影響政策效果。”自治區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劉逢春告訴《t望東方周刊》。

他曾與李曉南同期下派，在日喀則市甲措雄鄉瓊孜村任黨支部“第一書記”。

“以低保政策為例，很多地方采取輪流吃低保、抽簽確定低保戶，甚至有些地方因為低保爭議太大，無法確定人選，最終全村放棄。”劉逢春說。

在瓊孜村，劉逢春主導定下規矩：低保戶由群眾公推，駐村工作隊、村兩委、第一書記聯合考察確定。

同時，村里道路清潔、村委會辦公室打掃由低保戶負責。低保戶如存在宣稱不干活政府也會養著、從事高消費活動等問題，一經查實，馬上取消低保，并且3年內不得享受任何幫扶。

“大部分群眾認為這樣比較公平公正，也符合政府設立低保的初衷。”劉逢春說。

那么，10萬元為民辦實事資金如何花？

達勒村的駐村工作隊和村兩委一起研究，達成共識的有“20%用于全村慰問”，以及“開展駕駛員技能培訓”。

李曉南告訴本刊記者：“達勒村蟲草收入是主要經濟來源，占比達97%。部分家庭已擁有私家車，因此駕駛員培訓很受歡迎。”

但駐村隊提出的“自來水入戶”項目，卻遭遇“文明的沖突”。

即使在村委會免費做了試點樣本，仍有村民擔心放牧或挖蟲草不在家時，跑水把房子淹了。或者認為孩子會玩弄閥門開關，嫌麻煩。他們寧愿背水回家。

“什么是好日子，取決于對生活的理解，對文明的感受。”李曉南在日記里感慨。

進京的“紅色之旅”

達勒的未來在哪兒？

2014年4月，李曉南接受電視臺采訪稱：“我整天光說，沒用！只有他們自己想改變了，村子才會好。”

為此，他策劃了一趟讓村干部們大開眼界的“紅色之旅”。

在比如縣委書記陳剛的支持下，“紅色之旅愛國主義教育活動赴京、津考察團”的成員，包括達勒村、多托村和茶曲鄉的十來名村干部。

為這一趟，李曉南調動各方資源，找地陪導游，還調動自治區國資委在京掛職干部參與活動。

“為參加升旗儀式4點多起床，全體隊員無一遲到……瞻仰遺容，排隊近2小時，外地人在不停地向前擁，我們的村干部謙虛有禮，按順序跟進。”李曉南在日記里寫道。

不僅參觀了故宮和長城，村干部們還參觀了北京韓村河村，體驗自來水入戶的便利，到蔬菜大棚和農戶家中參觀，在山莊賓館就餐，親身感受北京的新農村。

回來以后，他們主動給村民講在北京的見聞和感受。“自來水入戶”項目最終通過，花了6萬元。

對此，李曉南稱：“水龍頭是打開達勒村文明之窗的鑰匙，而非蟲草換來的轎車！”

蟲草收入在村民總收入中是絕對支柱。“這說明經濟結構過于單一。”李曉南又開始和嘎布、貢布次仁商量新計劃――蔬菜大棚、溫泉休閑中心以及野生動物攝影。

一邊是酥油，一邊是茶

拉薩市當雄縣寧中鄉堆靈村的村支書普布告訴《t望東方周刊》：“我們和駐村干部，一邊是酥油，一邊是茶，只有在一起，才是酥油茶。”

普布在村里很有威信，村里需要集體籌資時，只要他出面，村民們都愿掏錢。在他看來，“駐村干部最大的優勢是懂政策、有資源。能給我們帶來一些好項目。”

在達墩村，李曉南就帶來了“新型垃圾廠”。

“從霧霾的內地進藏時感覺很純凈。半年多，特別是駐村3個月，卻發現處處是美景，但道路條條藏垃圾。”李曉南認為，“對來說，保護好環境，維護好自然，是最重要的投資。”

2014年3月14日，他委婉地給茶曲鄉黨委書記旦達提意見，說茶曲鄉門口的垃圾場太影響環境。

旦達卻建議他去看看比如縣的垃圾山。“就在老電廠旁，臨怒江。相比之下茶曲鄉只是千分之一還不及。”

當時，全區120多個垃圾填埋項目，只有3個縣沒有推進。比如就是其一――垃圾未經處理，直接傾倒怒江邊，堆積如山，泛出陣陣臭味。

茶曲鄉當時已確定要建填埋式垃圾堆場。但李曉南認為，“這是在照搬拉薩以及內地大城市的做法，并不適合藏北高原。”

他去找比如縣環保局長古桑。“我問為什么一定要填埋，有沒有想過其他辦法？她愣了一下說：‘一直是這么說的嘛’。”

“內地推行的‘村收集、鄉轉運、縣處理’模式，在行不通。一般轉運半徑控制在30公里以內，可有的村鄉之間距離二三十公里。加之高原缺氧，微生物少，污染物自分解能力很差，填埋會造成永久污染。”他建議就地高溫焚燒處理生活垃圾，并寫出《的垃圾問題及處理建議》，報給比如縣委書記陳剛。

在國資委的工作中，李曉南知道澳大利亞Entech公司生產的高溫焚燒爐，在陜西省漢中地區煎茶嶺金礦所在村使用了近10年，效果不錯。

他迅速前往陜西調研，向澳大利亞Entech公司發郵件咨詢;到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環保有限責任公司和安徽盛運的控股子公司考察，又調研了十來處垃圾處理廠;并陸續拜會了自治區住建廳、發改委和環保廳。

住建廳城建處副處長孫鐵恰好是來自住建部的“援友”。在孫鐵的幫助下，李曉南又跑到了住建部爭取支持。

不到兩個月，他關于《的垃圾問題及處理建議》就獲得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吳英杰的批示：“比如縣垃圾問題你們看得準，抓得實，希望深入推進，為全區類似縣走出一條路子。”

留下什么

駐村工作，總有一天要撤走。干部們能為當地留下什么？

更長遠的產業、更健康的生活，還有更美好的未來――在達勒村，李曉南有個自選動作，給孩子們上課。

他給學齡前的孩子放電影，從動畫片《貓和老鼠》《冰川時代》到科教片《輪回》;給孩子們拍照片、錄視頻，刻下光盤送給他們;教放假回村的孩子念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還讓他們讀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為了教育孩子們孝順，他用毛筆和水寫紙作為禮物引導，只要孩子們交回“給媽媽洗了腳”的回執條。有幾個家長不識字，在家長簽字處畫上五角星作記號。

這些并不在駐村干部的“五項任務”清單上，但李曉南樂在其中。

“剛到村里的時候，走在路上，村民都當看不到你。”他向本刊記者回憶，但慢慢地，村民們會把孩子送來看書;起大風的時候，會來帳篷教室幫忙;碰面時會用力握手，用漢語招呼“你好”。

如何走進群眾心里？那曲地區聶榮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次仁美朵，先是走到白嘎鄉達慶村。

“說實話，一開始我們對駐村干部沒抱多少希望。”村民索朗次仁說，“工作隊的隊長是個女人，又是城里來的干部，覺得駐村就是走個形式，對村子不會有太多幫助。”

但很快，次仁美朵為達慶村爭取到了80萬元的村道維修項目資金。修路的那些日子，她帶領駐村隊員天天泡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扛水泥、拌砂漿。

“次仁美朵干起活來，絲毫不比男人差。”最后，連達慶村村支部書記朗扎都夸她。

我國有幾個自治區范文2

【關鍵詞】污水處理市場化現狀發展對策

近年來,城市水業市場化成為熱門話題。城市水業市場化是涵蓋城市供水、污水處理、節水,包括污水再生利用等產業范圍的改革。其中,污水處理市場化在實際運作上剛剛開啟,問題很多,探索的意義更為明顯。因此,本文以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為主題,具體分析其市場化的各個方面。

從概念角度來看,污水處理市場化至少應包括三方面:(1)防治水污染、保護水資源的集約化;(2)水資源利用主體產權的多元化;(3)污水處理和污水處理設施運作、服務的市場化。在具體運作過程中,要把污水處理看作生產性事業,拓寬籌資渠道,形成政府、銀行、國內外企業和個人等多元化投資建設的局面,讓市場機制貫穿于污水處理運作的全過程。

一、推行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的必要性

長期以來,我國的城市污水處理一直被當作公益事業,靠政府養著,很多城市污水處理廠都是事業單位,準事業單位的運作模式使得競爭缺乏,運行成本高,其建設資金主要來源于城市維護建設稅,這筆稅額很小,與幾十億元的建設費用相比差得很遠,同時常年生活污水處理費征收水平低,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和有效的宏觀調控,難以調動起積極性,城市污水處理廠長期處于虧損狀態,難以適應城市化發展要求。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持續上升,如果光靠政府投入,必然給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帶來巨大壓力。可以看出,在當前城市污水處理設施急需建設及資金嚴重短缺的雙重壓力的環境里,政府投資、建設、運行的傳統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顯。解決這一問題,根本在于改變計劃體制中的思考方式,適應市場機制的要求,走出認識上的誤區,走水業市場化道路,將一些政府部門想辦但辦不好的事情轉移到社會上去,從而推動潛在市場向現實市場轉變,進而推動整個行業的發展。

二、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發展現狀

(一)初現成效

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公用事業進行改革以后,明確了城市污水處理行業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地方政府對城市污水處理行業改革方向的認識也逐漸統一起來,我國城市污水處理真正開始了市場化的進程,在主體、投融資體制、價格機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地方政府根據宏觀政策框架,相繼出臺了一些實施細則和指導意見,全國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由沿海到內地逐漸成了三個發展程度不同的區域,而且初步建立了污水處理收費體系,至2002年底,除自治區外的30個省、市全都實行了污水處理收費制度。以此為基礎,近三分之一的污水處理單位由純事業單位管理向企業化管理過渡,有幾個城市的相關企業還實現了完全意義上的企業化改革。傳統污水國營企業也積極進行了產權結構改制,提高了市場競爭力,帶動了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社會資本開始通過眾多上市公司或投資公司進入城市污水處理行業,各種資本積極進入,產業結構逐漸優化。以威利雅、蘇伊士和泰晤士為代表的國際水務和環境集團均已不同程度地投資中國污水處理行業。

(二)仍存在著很多問題

我國污水處理市場化實踐僅幾年時間,在一些認識、政策和管理體制方面的問題也是明顯的,這些問題嚴重制約著污水處理市場化的發展。

第一,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上仍存在偏差。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極端上:一方面,計劃經濟慣性思維方式的影響使人們的認識還停留在依賴政府的層面上,過分強調政府對提供設施的責任。另一方面,沒有全面認識市場機制的實質和風險,片面夸大市場化的作用,有的甚至將BOT項目誤解由投資者最后承擔項目成本,忽略了政府的主導作用。

第二,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缺乏完善的政策框架支撐。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一兩項制度的改革。較之供水、供電、通訊等這些有天然市場需求的公用事業,人們并不容易把排放的廢水與污水處理企業之間建立起供求關系,仍需要由政府的行政命令或法律制度予以安排。同時,現有的有關市場化的政策缺乏對細節的規定,特別是當遇到諸如解決企業化改制中的人員安排和實行稅收優惠等深層次問題時,既缺乏可供操作的實際辦法,也沒有明確賦予地方政府實施的權限,往往造成有政策無作為的局面。因此,市場化改革要想繼續進行,急需把市場化過程中的核心內容法制化。

第三,現有污水處理收費力度小,價格難以體現價值。良好的收費體系是污水處理市場化方式建設和運營的前提,政府付出的污水處理費好比房租,只要有穩定合理的租金,市場中自然會有人投資出租。專家認為,供、排水企業的凈資產利潤率只有達到6%以上,才能吸引投資者介入,然而目前我國城市污水處理費的收費標準普遍偏低,因此難以吸引企業投資。如果各地政府能夠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切實貫徹水價改革政策,使投資回報水平趨于合理,全面推動水處理市場化將指日可待。

第四,地方政府應用市場化模式的能力欠缺,沒有明確的監管和服務機制。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在我國還是新生事物,許多地方政府對如何運作BOT、TOT等市場化模式缺乏了解,也缺乏專業人員的管理,污水處理廠常常隸屬多家管理造成管理混亂。同時,目前與此項工作最為相關的市政和環保部門,相互之間的職責授權不明確,存在多頭管理。因此,規范市場化動作,有效規避市場化模式給政府和社會帶來的風險,必須要有專門的機構去監督和管理。

三、針對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的對策建議

實行市場化,政府并非可以甩手不管,政府的職責是做好規劃,做出科學的公共決策進行引導、監督和管理,充分發揮政府的監管職能。

(一)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首先,適當集中政府職能,把政府部門從污染治理的“運動員”轉變為“裁判員”。在此以前,市場中其實只有政府一個投資人,監管市場就是監管自己。只有政府不再作為直接投資人,才有可能建立各種資本的平等關系,非國有資本才可能進入這個市場。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 ,只能靠經營的成功,而非政府的行政保護。一句話,政府必須管理好污水處理市場,但絕不能直接進入市場去投資和運營。

其次,因地制宜地選擇市場化模式,統籌管理城市水資源和水污染治理。在中長期設施建設方面,對于經濟發展較快、市場化開始較早的城市,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市場化方式;而對于西部地區,應更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給予財政支持。拓展投融資渠道方面,政府可以利用BOT模式,以特許經營形式引入私人資本。具體說來,可以對新建項目,采用BOT投融資方式,政府以將來的收益來換取資本對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的投入。對國家為改善經濟不發達地區投入的項目,可以采取準BOT模式。對近期已建成的污水處理廠項目,采用TOT方式,有利于盤活存量資產,利用變現資金進一步加快新的污水處理廠建設。對早期已建成且不適合采用TOT投融資方式的污水處理項目,采取委托運營模式。在給水缺口較大地區,可以采取供排水“一體化”模式。

(二)建立配套法規、政策體系,營造良好政策環境

污水處理行業經營過程缺乏強有力的法律法規約束,使投資者感到風險難測,在上文中,已經對此進行了詳細說明,因此要吸引投資首先就要解決這個問題。在目前資金短缺的環境中,政府更要改變以往單純投資者的心理,努力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從公共決策角度看,政府應該制定合理的投資回報政策,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個保障所有投資者利益的法律法規體系,提供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 爭環境,建立多元化的污水處理投資機制。

最近有文章把污水處理同城市供水放在一起進行市場化的研究,從國際經驗看,二者捆綁式發展有一定必然性。但應注意的是,這兩個相關行業的市場化不在一個起跑線上。對于剛剛起步的城市污水處理市場化,仍需要一個單獨的政策框架。

總體而言,這個框架的建立應該是一個從小處著手、逐漸完善的過程。最初因缺少經驗而不完善是可以理解的,但法律上的權威性必須保證,起碼也應是行政規章。框架的核心內容應該包括產權體制、投資體制、收費制度、政府對市場的監管等等。細節上至少應涉及特許經營制度、過渡期的政府補貼、BOT規則等細節內容。框架還應該是可操作的、發展的。最初的框架可以在實踐中修改完善,但不能已有的承諾。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行業有法可依,形成開放、規范、有序的污水處理市場。

(三)建立合理的污水處理收費體系

合理的污水處理收費體制可以逐步將污水處理費調整到居民的承受能力范圍內的合理水平,這有助于完善水價形成機制。在污水處理方面必須由政府掌握收費標準,這既是權利也是義務,核心原則就是使用者要付費,污染者更應該付費,保證污水處理廠的正常運行。我國城市污水中工業廢水約占40%—50%,比發達國家要高得多,而污水處理廠運營及管理成本是依據污水排放系統的水量與水質而確定的,因此計費時,這兩個標準都要考慮,要綜合排出污水中各種污染物的多少來計費。

當然,近期內,我國城市污水處理收費尚難以滿足污水處理的完全商業化運作,在一段過渡期內,政府補貼是明智的選擇,是啟動投資最有力的杠桿。畢竟,比起政府籌資建污水廠來說,支付價格補貼要少得多,只發生在有限的幾年中并且隨著收費的提高逐年減少。

總之,城市水業涉及千家萬戶,政府必須承擔監管責任。在推進市場化改革時,必須對改革的復雜性、廣泛性和影響的長遠性有足夠的重視。在進行過程中,必須時刻把握一個準則:切實保護公眾的利益。這既是最重要的,也是目前經常被忽略的。但也只有做到這一條,才算真正實現政府、企業、公眾“三贏”,才能使城市污水處理走上科學發展道路,改善我國的水環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1]丘國堂.關于水市場化法律問題的研究——防治水污染的根本出路在于水市場化.武大環境法律研究所.

[2]是公益還是產業?——污水處理市場化需要新機制.中國環境報,2002.

我國有幾個自治區范文3

作者劉仁剛自1982年加入建行，至今已有32年從業經歷，見證了建設銀行從專業銀行到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的各個歷史發展時期。從作者的言語與表達中，足以看出一名老員工對建設銀行的赤誠和感恩之心。

而作者經歷的這30余年同樣也是中國金融改革開放的30年，作者在見證建行歷史的同時，也見證了中國金融的改革開放。本刊將分12期（每期5回）來推出這部“微小說”，讓我們一同來品讀一下建設銀行以及中國金融改革開放的發展紀實。

作者的話：

我們度過的一朝一夕，我們經歷的一點一滴，我們發生的一事一幕，我們留下的一印一轍，組成了我們的歷史;

這部歷史沒有粉飾，但生動感人;

這部歷史看似平淡，但足夠輝煌……

第十一回

活氣氛，處長之間"勤斗嘴" 抓工作，一絲不茍很認真

上回書提到我的正副處長，其實他們盡管性格不同，但對工作都沒得說。要說我們這個處，是個團結向上的集體，用現在的話說是個很有凝聚力的團隊。但也充滿著幽默和調侃，這些也令其他處室的同志羨慕不已。

處長祖籍河北，抗戰時期是日寇三光政策的重點區域，副處長出生于大連這個日本統治半個世紀的殖民地城市。如果僅從地域差別也不會有那么多話題，恰恰在抗戰話題上他們之間經常會出現善意的調侃。記得有一次，處長說，剛剛與日本建交時，看到天安門廣場掛滿了日本太陽旗，心里覺得那個別扭，馬上就想起日本鬼子在河北老家的惡行。副處長接道，日本人在大連時我們沒感到他們燒殺搶掠啊？其實他們說的不在一個頻道上，在河北日寇的確燒殺搶掠，那是軍國主義的戰爭暴行，在殖民地日本通過開商社開銀行開工廠，那是實現經濟奴役和資源掠奪。但，放在當時的語境中，處長覺得你的觀點怎么是這樣呢？處長接著講了一個故事，說他們當地游擊隊在一次戰斗中俘虜了一個日本翻譯，一問是大連人。副處長不示弱，大連會日語的人多了，但當日軍翻譯的沒幾個啊！大家說說笑笑，轉過頭來又投入到了嚴肅的工作中了。

處長是個老黨員老干部，副處長是個非黨員專家型，處長對副處長非常倚重。他們之間的"斗嘴"和幽默，在我看來就是工作中的劑，非但沒有形成隔閡，反倒活躍了氣氛，拉近了彼此的心靈。

第十二回

撥改貸，國企改革入骨髓 樹觀念，政策調整費苦心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建設自己財政無償撥付，少量企業自籌資金實質上也是財政返還或分成后自用。建設銀行除了撥付資金，更多的是通過監督審查等行政手段履行職責。這種體制，不僅沒有充分尊重經濟規律，也助長了重復建設和資金浪費。八十年代中期，國家提出了對在建項目的資金，全部由撥款改成銀行貸款，也就是著名的“撥改貸”。標志性的文件是國家計委、國家經委、財政部、人民銀行、審計署聯合下發的2580號文件。這個文件一下發，社會反響強烈。建設單位說，我們的項目是國家的，全社會受益，為什么讓企業承擔利息？發文單位說，經營性單位必須按照市場規律，還本付息天經地義。政府說，就是要通過撥改貸，讓主管部門和建設單位牢固樹立起市場的觀念、投入產出的觀念、還本付息的觀念。記得這次撥改貸，建設銀行承擔了很大工作量，由于有些事業單位不具有還款來源，后來又發文對少部分單位實行“貸改撥”。現在看來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在當時，的確經歷了很大的阻力，畢竟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習慣了國家撥款，一下子要還本付息，難以適應。回過頭看，國家實行的撥改貸，具有重要的意義，沒有當時艱難的一步，哪會有今天的局面呢？

第十三回

搬壽松，鳥槍換炮感覺爽 遇風波，書寫四字遇"麻煩"

在羅道莊幾年，總行終于集中到壽松飯店辦公了。壽松飯店是北京衛戍區招待所，不是辦公樓設計，而是客房單間，面積不大，但有洗手間，比起羅道莊真是鳥槍換炮，一步登天了。記得剛剛搬進去的時候，還真的有一小段時間的不適應。旁邊就是國家地震局，聽說那里食堂伙食好，不少人中午都到那里就餐。壽松飯店頂層電梯間有個乒乓球臺，我成了那里的常客，經常與程寶林、孫冰峰等人交手。行領導在樓下三層，其他部門分散在其他樓層。盡管還有少數部門在外邊辦公，但絕大多數部門算是集中了。壽松飯店呆的時間不算短，在那里見證了不少事情。包括不少人在那里練習張香玉的香功。記得是5月20幾號，廣場學生開始絕食，行里一些同志要開車去聲援。有幾個同志找到我，希望在一個白色床單上寫上標語，并說你字寫得好，你就寫吧。我也沒猶豫，當場寫下堅決聲援四個空心字。事后領導找我談話，問是不是我寫的，我說是。但我又跟了一句，我寫的四個字既沒有主語，也沒有賓語啊！領導聽后善意地拍拍我的肩膀：小劉啊，以后注意啊！

第十四回

苦談判，千萬美元轉貸款 驀回首，外方代表影無蹤

話說89年3月，世界銀行與建設銀行就幾千萬美元轉貸款開始了馬拉松式的談判。開始還覺得挺新鮮，我方派出強大陣容，按專業對口，每天與世行代表會談。談了大約兩個多月，我們發現，這不是什么談判，而是地地道道的匯報，而這種考試性的匯報因為雙方體制的不同，很難溝通也很難理解。比如，外方就我國統計通用的行業口徑提出他們的質疑：你們的運輸業為什么只包括鐵路公路民航，為什么是transportation？我們的運輸業包含傳播，是communacation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茶歇時我們私下議論，就幾千萬美元的轉貸款，至于投入這么多的精力，至于費這么多周折嗎？沒辦法，那時的中國還缺乏資金，我們代表的不是一個個人，甚至不是一個單位，絕不能憑著自己的情緒感情用事啊！持續了三個月，我們整天西裝革履，堅持著每天的議程。就在6月3日還在堅持，這讓我們多少有些感動。6月4日，我們依舊按時走進談判會議室，得知他們已經不在了。這次談判耗時最長，但效果最不理想，整天穿西服、打領帶、擦皮鞋，整天查資料、背數據、想策略，換來的卻是他們對中國的制裁。

第十五回

北戴河，計委辦班急救場 硬頭皮，一天下來受好評

1990年6月，國家計委重點建設司和培訓中心在北戴河舉辦重點建設項目總經理培訓班，這個班比較特殊，一是層級{，對象都是國家重點工程項目總經理，都是司局級以上，而且都冠有教授級高工、研究員級高工，甚至還有個別院士;二是領導重視，國家計委兩位副主任跟班，陳光健副主任、石啟榮委員任正副班主任，重點司沈司長任協調員;三是師資面廣，有高校教授，有社科院理論權威，有各部委專家。共安排了30多門課程，我是第十三個授課者。總行領導十分重視，道炯行長岐山副行長專門批示，認真準備，介紹業務，展示風采。講課前沈司長專門對我說，這些學員層級高、有實踐、有理論，提出的問題很刁鉆，前面12位專家大部分是來自高校和科研機構，效果不太好，學員意見大，希望你能轉變這種局面啊！聽了這話，我的壓力很大，我還不滿35歲，只是投資部綜合處的副處長，我靠什么能力挽狂瀾啊？話是怎么說，課還得講，臺還得上。我的題目是“論建設資金的管理”，6個小時授課，40分鐘Q&A，一氣下來，培訓中心工作人員立即按規定向46名學員發放標有35項指標的評價表，結果是當場宣布我得了全A。陳主任、石委員、沈司長以及全體學員報以熱烈的掌聲。事后，國家計委領導專門給建行領導寫信，希望調我到國家計委投資司工作，并給予優厚的條件，想想在建設銀行工作了八年，我已經適應了這里的環境，于是我謝絕了他們的誠邀和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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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術期刊　核心期刊　質量評價　期刊評價

[分類號]G255.2

近年來，新聞出版總署一再要求制定期刊質量綜合評價標準和指標體系，對期刊質量進行全面評價。經綜合評價，未達到規定標準或者不能維持正常出版活動期刊，由新聞出版總署撤銷《期刊出版許可證》，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新聞出版行政部門注銷登記。那么什么是期刊的質量，期刊質量評價與核心期刊評價是何關系?這是目前學界、管理界、期刊界等普遍關注的問題。

質量是什么?國內外學者有過很多討論，似乎仍未達成一致意見。從字面上看，質量是滿足或符合一些既定的標準或適應目標或達到目標的程度。常以“卓越”、“優秀”、“第一流”等詞來描述，它涉及價值論領域。在有關中國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中，質量被定義為“一組固有特性滿足要求的程度。一般可使用形容詞如差、好或優秀來修飾。‘固有的’(其反義詞是‘賦予的’)就是指在某事或某物中本來就有的，尤其是那種永久的特性”。按照此定義和注釋，學術期刊的質量是指學術期刊符合一些既定的辦刊標準或達到辦刊目標的程度，涉及到期刊編輯、學術、出版、發行等各個方面的水準或質量，其中尤以期刊的學術質量為主要，可以用“權威”、“一流”、“優秀”、“好”、“高”等一組有聯系的詞來形容。而核心期刊原本的含義則是指用文獻計量學的數據，諸如載文量或載文率、文摘量或率、引文量或率、利用量或率(閱讀、借閱、復印、下載等)統計分析后得到的概念，通常用“核心”與“非核心”，或“核心”、“相關”、“邊緣”等一組詞來表達。

可見，學術期刊質量評價與核心期刊評價既有相同點亦有不同點。其不同點至少有三點：其一是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不同。期刊質量評價是衡量期刊學術水平、編輯水平、出版水平、政治水平等達到的既定標準、目標或程度，外延較大；而核心期刊主要從載文量、文摘量、引文量(率)的大小、比例來測定期刊所屬的層次，并輔以專家微調，核心期刊的數量應較少。其二是評價的方式方法不同。盡管目前核心期刊評價也應用定性的專家評價法，但側重點不同，期刊質量評價以專家評價為主，而核心期刊則以文獻計量學的指標為主。其三是評價語詞不同。期刊質量評價多以“權威”、“一流”、“優秀”、“好”、“高”等詞表示，而核心期刊則根據信息集中分散的程度用相關的語詞來描述。其相同點主要在于核心期刊評定依據的載文、文摘、引文、利用等指標與期刊質量有或多或少的聯系。例如載文量，即期刊編輯部通過同行評議認為文稿達到該刊發表水平的數量，通常選題有意義、概念清晰、論證有力、結論合理的文稿，即具有一定質量的文稿才會被正式發表，有一定質量的文稿正式發表量大，與該期刊的質量有弱相關性。而文摘量的相關性則強于載文量，因為文摘是文摘期刊編輯部(也可能有專家介入)對已正式發表的論文的內容是否重要、是否被讀者所關注進行評價的結果。引文數據與期刊質量的相關性更強，因為引文數據是眾多作者(引用者)對已發表的論文等對自己研究有無影響的評價，其中正面引用數據與期刊的質量有很強的正相關性。但值得強調指出，與期刊質量有很強的正相關性的評價并不等于期刊質量的整體評價。把握和處理好兩者評價的異同的“度”，對期刊評價和管理至關重要。

實際上，關于學術期刊質量評價與核心期刊評價的異同，早在14年前，筆者在拙作《核心期刊概論》中就明確表達過：“核心期刊主要是通過載文量、引文率、利用率等文獻計量學的指標來篩選的，這些指標從一些重要的側面反映了期刊的學術、技術水平及質量，然而，要較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質量，除了文獻計量學指標外，尚有其他一些指標。這(較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質量)是一項十分有益而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和常設機構”(葉繼元，核心期刊概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113)。關于核心期刊與其所刊載的論文質量之間的關系，書中也明確指出：“一般說來，核心期刊上刊載的論文，大都是質量高的，但并不是所有高質量的文章全部只刊載在核心期刊上，由于投稿的目的不同等各種原因，有些高質量論文也會出現在一般期刊上”(56頁)。可惜這些有價值的觀點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正是由于沒有下功夫認真研究和正確對待兩者的異同等問題，對科學概念不求甚解，將“很強的正相關性”大而化之地等同于質量整體評價，將核心期刊中高質量論文在概率上較多完全等同于其刊載的論文篇篇都是高質量論文，“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導致了核心期刊概念的泛化或異化。

近十多年來，隨著核心期刊概念突破圖書情報界，迅速向社會普及，由于“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質量”的復雜的系統工程遲遲沒有完成或及時推出，而學術界及社會又有這方面的迫切需求，于是，很多人，包括科研管理部門、文理各學科的專業人士及公眾已將原本文獻計量學上的概念有意無意地發展到了期刊學術質量上的概念，將一個方面的評價擴大到期刊質量整體評價。例如，媒體在報道、表揚某個學者時，經常說他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了多少論文；在各學術機構評職稱時，有關部門明確要求在核心期刊上發表多少論文。這里已將核心期刊等同于好期刊。有的評價部門也將核心期刊再劃分，將期刊質量評價的一些形容詞，如權威期刊、一流期刊來表述核心期刊中的部分期刊，也是將核心期刊泛化為好期刊。這些都說明，不管是由于無知、誤解還是其他什么原因，核心期刊已被許多人約定俗成(或異化)為質量好的期刊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為什么核心期刊在我國登陸20多年來，雖累遭質疑，卻依然不衰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既然核心期刊在我國已有狹義(原本)和廣義的兩種理解，既然學界、期刊編輯界要求核心期刊回歸原本含義的呼聲沒有產生實際效果，為了盡快解決核心期刊泛化或異化問題和期刊質量評價系統工程長期沒有建成的問題，何不換一種思維方式，將已有相當基礎的核心期刊廣義概念進一步“合法化”，即按照“好期刊”的概念重新定義，并按好期刊的評價標準、指標、方法來評選?廣義的核心期刊與質量好的期刊可以看成同義詞，可以互換，因為概念、術語很大程度上就是約定俗成的產物。翻翻字詞典，一個詞有幾個義項的比比皆是。當然，如果經過學術共同體的討論，覺得區分核心期刊的狹義和廣義概念并非最佳之舉，那么，依然可以用“權威”、“一流”、“優秀”、“好”來表述質量高的期刊，而核心期刊只指原本文獻計量學上的含義。但不論用什么

術語，“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質量”卻是當務之急。

要“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質量”，不僅要完善引文、文摘等與期刊質量有密切關系的文獻計量學指標體系，而且要制定同行評價的期刊學術水平的指標體系。可以吸收核心期刊評價的經驗，深入到期刊文本內容，以同行專家精讀為主，從整體上定性和定量相結合評價期刊質量。

筆者在2008年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布局研究》中曾對期刊質量評價的指標、評價方法等有過初步設想，現根據最新的思考，對期刊質量，尤其是對期刊整體學術水平的評價提出建議。

首先，要更加注重學術期刊評價的目的性。是一般性的過關評價，還是分級評價，還是淘汰性的精品評價，必須首先明了。評價目的明確，才會有相應的評價標準、指標和評價方法，才有可能避免對學術期刊的過度評價、異化評價、“千刊一面”的同質化評價的現象，真正達到評價的目的。例如，新聞出版署期刊“退出機制”的評價是“達標”、“合格”之評價，而教育部名刊工程的評價則是“優中選優”的競爭性評價，這二種評價的目的不同，就決定了其評價標準和指標、評價方法的不同。

其次，要分類分層評價，即各學科類(二或三級類)的期刊，理論性與應用性、綜合性與專科性、研究性與資料檢索性期刊分開評價。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學術期刊的辦刊目標是不同的，期刊所載論文的研究內容也是多樣的，研究的層次、深度也不一樣，這些特點決定了學術期刊質量評價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不同類型和層次的期刊的評價標準也是多元的。只有確定一組期刊有可比性，才能得到合理的評價結果。

其三，要更加注重指標對期刊質量的導引作用。根據學術質量的要求，在匿名審稿、策劃、特色、創新等方面設置指標，以導引期刊質量的提高。比如目前中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普遍存在學術性不強、審稿制度不全、學術影響不大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可以設置相應的指標和權重，諸如策劃能力、獨立風格、創新指數、專家審稿人數、審稿嚴格程度、引用率等指標，使這些指標能對期刊的常態工作發揮導引作用，以促進整體期刊水平的提高。

其四，注重同行專家對期刊整體學術水平的定性評價。所謂專家定性評價，即由專家直接面對期刊的文本，根據自己的閱讀和研究經驗，直接評判期刊的綜合質量，進行排序，并給出理由。為了使定性評價具有一定的可比較性和可操作性，可以列出一些指標，但不要求像定量指標一樣各項指標平均加分后疊加統計總分，而是重點考察每個期刊在某些分項指標方面是否有獨特的優勢，如有，則仍可能獲得“優秀”的評價。此評價可以與引文、文摘等計量學指標互為參照，最終給期刊一個總體評價。比如，可以分成學術水平、編輯水平、出版水平等指標，對于期刊整體學術水平，可以從科學性、創新性、前沿性、價值性、規范性、可持續性等方面考察，期刊整體編輯水平則可以從策劃能力、組織能力、文字能力、交流能力等方面去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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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大報告把“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作為“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推進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首次提出“降低行政成本”這一重要概念。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把“降低行政成本”作為“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的重要舉措，這說明中央對降低行政成本十分重視。稅收成本是行政成本的組成部分，降低稅收成本是降低行政成本的一項重要內容。為此，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要提高對降低稅收成本的認識，把降低稅收成本納入稅收工作的議事日程。

在我國，對行政成本包括稅收成本從理論到實踐的研究總的來講是不多的。50多年來，人們習慣將稅收工作視為行政工作，有時又將完成稅收收入作為政治任務來完成的。政府的稅收管理活動，既是政府的行政行為，又是政府的經濟行為。無論是行政行為還是經濟行為都應當考慮成本問題。稅收收入必須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才能夠實現，這個代價就是稅收成本，稅收成本是客觀存在的。為此，本文將對稅收成本的現狀、稅收成本的概念及分類、影響稅收成本的因素、適度控制和降低稅收成本的途徑等方面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稅收成本現狀及研究稅收成本的意義

稅收成本的現狀是指稅收成本理論研究現狀和稅收成本實際情況。對稅收成本的探討，首先必須對稅收成本的現狀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并對稅收成本理論研究和稅收成本實際情況進行分析。

（一）稅收成本理論研究開展不夠

1.對稅收成本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不重視。關于稅收成本的理論和實踐研究是比較少的。一些專家學者在對稅收的研究中，涉及稅收成本理論的文章也不多見，或只有部分章節有所論述。一年一編的《中國稅務年鑒》上關于稅收成本方面的文章也少見。

2.稅收成本資料信息公開甚少。全國稅收成本方面的信息從未公開。一是對稅收征收成本沒有資料可查；二是國家稅務總局編著《中國稅務年鑒》上也從未稅收成本信息；三是各級財政從未過稅收成本信息；四是各種財稅報刊也少有稅收成本方面的信息。

3.稅收成本理念淡薄。稅收的特點是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依法納稅也是履行憲法規定的義務。但人們對稅收成本則是漠視的，稅收成本理念是淡薄的。一是在制定稅收法律法規時，沒有確立稅收成本理念。在設計課稅對象、稅種和稅率，規定納稅的時間、地點和繳納方式時，未認真研究稅收收入與稅收成本的關系，是不計稅收成本的。二是稅務部門在征收稅收時，沒有樹立稅收成本理念。也只是照章征稅，沒有對稅收進行成本核算，最多只有經費的會計核算。三是企業和公民在納稅時沒有稅收成本理念，在會計核算上也是不會去核算納稅成本的。四是對社會稅收成本全社會也是沒有稅收成本理念的，更不會去計算稅收社會成本。

（二）稅收成本問題沒有引起各級政府的重視

各級政府對稅收成本普遍不重視。政府在對待稅收工作上，注重經濟發展和培植稅源，重視稅收收入的總量和增長速度，但對稅收成本卻很少關注。各級政府對稅務部門只考核稅收收入完成情況，不考核稅收成本情況。

目前，降低行政成本和稅收成本的問題已開始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重慶市在2004年和2006年根據市政府主管領導的意見開展的稅收征管成本調查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三）中國稅收成本現狀

1.中國稅收成本高居不下。中國稅收成本較高是不爭的事實。2004年國家稅務總局征管司司長王文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承認，中國有100萬稅務干部，中國稅收成本過高。

一是國稅、地稅兩套稅收征收機構并存，降低了稅收征管效率，增大了稅收成本。這種征收體制已給納稅人帶來不便，納稅人要跑兩個機構辦稅，接受兩個稅務部門的檢查，人為地增加了納稅成本。二是機構重疊，造成稅收混亂。稅收征收機構除國稅、地稅按行政區劃分設外，財政部門還要直接參與稅款的征收。更有按經濟開發、涉外、保稅、高新技術等名目設置的稅收征收機構，即所謂的直屬局。機構設置不科學不合理，造成稅收成本連年增加。三是稅種設置不科學導致稅收成本高，如北京市2004年前征收的“自行車和其他非機動車車船使用稅”，該項收入不到總稅收的萬分之四，征收成本就達到了實際征收稅款的30%以上，因征收成本過高，北京市無奈取消了該稅的征收。

2.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稅收效率差距大。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使稅收收入差距大，稅務人員人均稅收額差距也大。效率高就意味著成本低。在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稅收成本高于經濟發達地區。從地理環境分析，人均稅收收入差距十分大，以2003年稅收為例，最高的是上海市，人均稅收額達2174.82萬元，重慶市人均稅收額為230.42萬元，最低的是青海省，人均稅收額81.27萬元。最高的上海市人均稅收額是最低的青海省的26倍。人均稅收額東部大大高于西部，西部稅收效率大大低于東部，按成本與效率的內在關系，稅收效率高，稅收成本相對就低。也就是說東部稅收成本也大大低于西部，東部沿海地區稅收成本低于中西部地區。

3.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較，我國稅收成本率偏高。據有關資料顯示，發達國家的稅收成本率多在2%以下。稅收成本率美國為0.58%，新加坡為0.95%，澳大利亞為1.07%，日本為1.13%，英國為1.76%。我國總體的稅收成本率約為5%～8%。據調查，重慶市某區2005年稅收收入成本率為5.62%。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在5%以下。相比之下，我國的征稅成本水平是比較高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研究和控制稅收成本已勢在必行。開展對稅收成本的研究，有利于增強稅收成本理念；有利于推動和諧社會的構建；有利于提高稅收成本理論水平；有利于發現稅收成本的問題；有利于各級領導重視稅收成本問題；有利于提出稅收成本的適度控制和降低稅收成本的途徑，探索稅收成本的內在聯系，為設計科學的、合理的、有效的稅收成本控制體系提供一定的依據。

二、稅收成本的概念及稅收成本指標體系

研究稅收成本的前提，就是要科學地界定稅收成本的涵義，明確稅收成本概念。稅收成本的概念在稅收活動及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不斷發展中形成的。18世紀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較早提出了稅收成本的觀點，即著名的“最少征費原則”。我們認為，“最少征費原則”應當是稅收成本的核心問題，所有理論和實踐均應圍繞其進行。

（一）稅收成本的概念及分類

既然講稅收是有成本的，那么什么是稅收成本呢？《新財稅大辭典》給稅收成本下的定義為：“在稅收征收過程中發生的費用”。有的學者認為：稅收成本是一定時期內國家為籌集稅收收入而加諸社會的全部費用和損失。按照亞當·斯密的“最少征費原則”的含義，即：一切稅賦的征收，須設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將盡可能等于國家收入的。

我們認為，稅收成本是國家、經濟組織及公民在征稅和納稅過程中所付出的費用；稅收成本是為國家征收稅金這個特定目的所發生或應發生的價值犧牲，它是可以用貨幣單位加以衡量的。

稅收成本就其構成內容看，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稅收成本包括征稅成本、納稅成本和社會成本；狹義的稅收成本主要指征稅成本。具體講，征稅成本是稅務部門為征稅而發生的費用，稅務部門是征稅成本主體；納稅成本是納稅人遵從稅收法律、法規和稅收政策為繳納稅款以及接受稅收檢查所支付的相關費用，企業和個人是納稅成本主體；社會成本是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政府等有關部門在立法、司法和宣傳稅收法律、法規等過程中發生的費用，這些機關和單位是稅收成本的社會成本主體。鑒于納稅成本和社會成本無法進行計量，本文主要對征稅成本進行研究。以下所講的涉及稅收成本數據皆是指征稅成本。

（二）稅收成本的原則

稅收成本的原則一是節約原則，即“最少征費原則”。這是稅收成本最重要的原則；二是保證稅收征管工作正常開展原則。不能為了降低稅收成本而影響稅收工作；三是適度增長原則。稅收成本隨物價水平、生活水平提高而適度增加，但稅收成本的增幅應小于稅收收入的增幅；四是平衡原則，即稅務人員收入水平與其他公務員收入水平應大體平衡。

（三）稅收成本指標體系

征稅成本指標體系應當包括如下指標：

1.稅收收入成本率。是考核稅收成本的最基本的指標。用數學公式表示：稅收收入成本率＝征稅成本總額／稅收收入總額×100%

2.人均稅收額。是在一定時期內（一般為1年）稅收收入額與稅務人員數量之比。用以考核成本與效率的內在聯系，屬稅收效率指標，是考核稅收成本的重要指標。一般來講，效率與成本成反比。用數學公式表示：人均稅收額＝稅收收入總額／稅務人員數

3.人均征稅成本額。主要考核稅務人員人均占有征稅成本額，用以考核比較人均征稅成本的變化情況。用數學公式表示：人均稅收成本額＝稅收成本總額／稅務人員數

4.人均稅收收入增長率與人均稅收成本增長率（彈性系數）。是考核稅務人員稅收效率的指標，是成本投入與稅收效益產出的指標。一是用以考核上述指標當年實際與上年同期實績，二是考核稅收增長與稅收成本增長情況。一般來講，人均稅收成本增長率應當低于人均稅收收入增長率。

5.計劃稅收成本與實際稅收成本。是稅收成本目標管理指標，用以考核實際稅收成本是否超支和各項稅收成本增減變化的狀況。

（四）稅收成本變化趨勢

稅收成本是一種客觀的經濟現象。稅收收入和稅收成本額是決定稅收成本高低的兩個方面。稅收成本也隨這兩個方面變化而變化。從經濟發展來看，稅收收入與稅收成本額總體上均呈上升的趨勢。在現行征收體制不變的情況下，稅收成本絕對額將逐年有所增長，而稅收成本率將逐年有所下降。其發展趨勢是稅收收入的增長幅度快于稅收成本的增長幅度。如重慶市某區1996-2005年10年間，稅收收入增長4倍，稅收成本增長2.5倍，稅收收入增長大大快于稅收成本的增長，稅收成本率也從1996年的9.01%下降到2005年的5.62%。這是因為，在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物價總體水平的上揚，稅收成本中的人員工資、辦公用品、交通費用、信息技術升級換代費用等必然增加，導制稅收成本絕對額增加。同時，經濟快速平穩的發展，稅源不斷擴大，稅收收入總量持續增加，稅收收入成本率將下降。

三、影響稅收成本的因素

影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律的、政策的、體制的、管理的等多種因素，具體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財政政策對稅收成本的影響

稅收收入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我國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一般都在90%以上。政府為了取得更多的增量收入，稅務部門必然會投入更多的成本去完成政府的決定。同時稅務經費往往是按照稅收收入的一定比例來預算安排的。因此，財政狀況的好壞對稅收成本的影響是明顯的。財政狀況好的地區，稅收經費相應要充裕一些，稅收成本絕對額相對要多些；相反，財政狀況差的地區，稅收經費相應也會少一些，甚至會因稅收經費不足而影響到征收工作的正常開展，造成稅源流失。因此，財政政策對稅收成本的影響是存在的。

（二）稅收體制對稅收成本的影響

國稅、地稅兩套稅收征收機構并存，降低了稅收征管效率，增大了稅收成本。1994年實行的稅收體制改革是以增加稅收成本為代價的，據《中國稅務年鑒》資料，我國稅務人員從1994年初的50多萬人增加到2004年底的80多萬人，10年間增長了60%以上。體制改革后的直接后果是人員猛增，稅收成本成倍增加。

（三）稅收收入的增減對稅收成本的重要影響

從近幾年稅收成本率下降來看，稅收收入對稅收成本率的升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現行征收體制和征收成本不變的前提下，稅收收入對稅收成本影響變化有幾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總量增大而使稅收增加，影響稅收成本下降；二是國家經濟政策調整，影響經濟發展方向和發展速度，影響稅收收入發生增減變化，進而影響稅收成本變化；三是在經濟總量和稅源不變時，稅收政策的變化使稅收發生增減變化，影響稅收成本變化，如提高稅率和新開征稅種將增加稅收收入，使稅收成本下降，同理，降低稅率和取消稅種將減少稅收收入，使稅收成本上升，如取消農業稅，全國減少農業稅收入200多億元；四是不可抗力造成經濟受損減少稅收收入使稅收成本上升；五是稅務部門加大稅收稽查力度，查補增加稅收收入，影響稅收成本發生變化；六是地方政府的干預，影響稅收收入發生增減變化，也影響稅收成本支出發生變化。

（四）社會因素可能影響稅收成本增長的方面

1.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物價指數的增長，使稅收成本絕對額增加。一是稅收成本中的稅務人員經費總是逐年增加；二是稅收設施及手段要升級換代增加稅收成本；三是物價水平總的趨勢是逐年增長。

2.納稅人的納稅意識淡薄，納稅人普遍存在偷逃稅觀念，不主動申報納稅，存在甚至出現偷稅漏稅，非法抗稅行為，致使稅收成本增加。

3.無良好的稅收秩序，也會使稅收成本增加。稅收法律、法規不健全、不完善，有法不依，造成稅款流失，由此既增大稅收征收成本，也增大了稅收社會成本。

4.客觀存在的“買稅”現象，增大了稅收成本。如中西部一些鄉鎮買稅屢禁不止，買稅回扣率達到稅收總額的10%-15%。既干擾了經濟秩序，助長干部腐敗，又增大了稅收成本。

稅收成本具有可控制性，即稅收成本是能為政府和稅務部門的行為所控制的。政府和稅務部門可以通過采取一定的方法與手段使其按所期望的狀態發展。

四、適度控制和降低稅收成本的對策

控制和降低稅收成本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標本兼治、綜合治理，要將稅收成本意識貫穿于稅收工作全過程。

（一）要有“行政成本”理念，樹立稅收成本意識

要將“設計節約是最大的節約，設計浪費是最大的浪費”這一建安行業的理念引入稅收制度設計全過程。稅收制度和稅收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稅收制度是國家各種征收法令和征收辦法的總稱，包括稅法、稅收管理體制、征收管理制度。從稅收立法，設置稅務機構，確定稅收管理體制，規定征收管理制度，設計稅種、稅目、稅率、征收方式，稅務登記、納稅申報、減免稅、規定罰則等，都應當樹立稅收成本意識。

（二）深化稅收征管體制改革，以降低稅收成本

征管體制改革是提高稅收征管效率，降低征稅成本、節約財政支出的重要舉措。我國1994年改革并實行的稅收征管體制對國家加強宏觀經濟調控、增加財政收入的作用是明顯的，但它卻是以增加稅收成本為代價的，對稅收成本是漠視的。在稅收機構層次上，我國稅務部門從國家稅務總局到各省（市）自治區、地、縣到基層稅務所共有5個層次。在機構分設上，均按行政區劃設置各級國家稅務局和各級地方稅務局，同時還設置了各種直屬局，部分稅種則由財政部門征收。國稅、地稅分別建立自己的一套征收機構，分設辦稅服務廳，連“金稅”工程也各搞一套，各行其是，沒有形成稅收征管合力。

總理指出：“要整合行政資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務水平”。應將優化機構設置作為征管體制改革的重點。整合稅收資源可從三方面進行，一是合并國稅、地稅兩套稅務機構為統一的稅收征收機構，現由財政部門征收的稅種也要進行歸并統一由稅務部門征收。經過對稅務征管力量的整合，充實第一線稅收人員，提高征管工作效率，降低稅收成本支出。同時也可更方便納稅人，減少納稅成本。二是要取消各級直屬征收機構，按屬地征收管理原則辦理，精簡機構、減少人員，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稅收成本支出。三是根據稅源分布狀況和地區經濟發展趨勢，適時、適當地撤并稅源較少、規模較小的稅務所，在稅源日漸增多的地方建立稅務征收機構，優化稅務所布局和整合征管力量，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稅收成本支出。

（三）完善稅制和稅種時要樹立稅收成本意識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穩步推進稅收改革。”完善稅收政策、改革稅制和稅種的設計要考慮稅收成本因素，設計較少的稅種和盡可能少的稅目、稅率，應盡可能合并稅種，稅種過多過復雜必然會影響稅收效率，增大稅收成本。在優化稅制過程中，必須考慮征稅成本的大小和征收效率的高低，把“最少征費原則”作為優化稅制的重要內容。要進一步完善現有的稅制，盡可能取消一部分不必要或稅源比較小的稅種，對有的稅種進行合并簡化。如居民房屋出租收入由于稅源分散且變化大，既不利于征收，又不方便個人納稅，征稅成本和納稅成本都偏高，按現行稅制要繳營業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和個人所得稅等，是否可設想對居民房屋出租收入只征收一種稅。這樣，既方便納稅人，又減少稅收成本。在劃分稅收隸屬關系上，應改變按稅種和隸屬關系劃分中央和地方分享或共享收入的辦法，改為以征稅總收入按比例劃分中央和地方收入。這樣，可以調動地方積極性，增加收入，降低稅收成本。進一步簡化和完善稅制，建立一個相對穩定和便于操作的稅制模式，減少征納雙方的成本投入，是降低稅收成本的有效途徑。

（四）各級政府在編制財政預算時，也要樹立稅收成本理念

要對稅收成本進行目標管理，科學、合理編制年度稅收成本預算。各級稅務部門在征收稅收時更應樹立稅收成本理念，要加強稅收成本核算，優化稅收成本支出結構，正確核算稅收成本，要對稅收成本進行目標管理，建立稅收成本責任制。政府在對稅務部門的管理工作中應將稅收成本指標納入年度目標考核的內容之一。

（五）提高稅收人員素質，提高稅收效率

稅務人員應有較高的綜合素質。稅務人員的素質如何，直接影響到征管的成本和效率。稅務人員的素質是提高稅收效率的重要保證。稅收效率提高了就可以起到降低稅收成本的作用。筆者認為要從幾方面提高稅務人員的素質。

一是要提高稅務人員政治思想素質，樹立執政為民的理念。稅務人員按照“執政為民、服務發展”的要求，轉變觀念，稅收工作要真正做到以人為本，要為納稅人服好務。

二是要提高稅務人員的業務能力，要提高稅務人員執業素質。要全面掌握財稅理論、財稅專業知識，熟練掌握各種業務技能，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