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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基因生物安全論文范文1

【論文摘要】：21世紀是生物科技迅猛發展的時代，生物技術為農業、漁業、林業以及食品工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近幾年來，轉基因植物推出的品種之多、推廣面積之大、發展速度之快，遠超出人們的預測。在研究與開發轉基因產品的同時，理智、客觀、安全地運用轉基因技術，加強其安全性防范的長期應用研究。

植物轉基因技術將為農業生產帶來一場新的革命，它將為農作物的持續增產和解決全球人炸所造成的糧食危機做出巨大貢獻。但也有人對這一技術持懷疑態度，認為目前人類還不能對它的潛在危險性做出正確的評價。因此，在大規模應用前有必要對轉基因植物的安全性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 植物轉基因技術的研究意義

轉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組DNA技術將克隆的優良目的基因導入植物細胞或組織，并在其中進行表達，從而使植物獲得新的性狀。這一技術克服了植物有性雜交的限制，基因交流的范圍無限擴大，可將從細菌、病毒、動物、人類、遠緣植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導入植物。轉基因作物可提高農作物產量，減少除草劑、殺蟲劑等農藥的使用量，并節省大量勞動力，因而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根據農業生物技術應用國際服務組織（ISAAA）的年度報告，2006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猛增了1200萬公頃，首次突破了1億公頃大關。轉基因植物產生至今僅20年時間，但其研究和應用得到了非常迅猛的發展。

2 對轉基因植物安全性評價的必要性

從理論上說，轉基因技術和常規雜交育種都是通過優良基因重組獲得新品種的，但常規育種的安全性并未受到人們的質疑。其主要理由是常規育種是模擬自然現象進行的，基因重組和交流的范圍很有限，僅限于種內或近緣種間。并且，在長期的育種實踐中并未發現什么災難性的結果。而轉基因技術則不同，它可以把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轉入植物。因為這種事件在自然界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人們無法預測將基因轉入一個新的遺傳背景中會產生什么樣的作用，故而對其后果存在著疑慮。而消除這一疑慮的有效途徑就是進行轉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評價。也就是說要經過合理的試驗設計和嚴密科學的試驗程序，積累足夠的數據。人們根據這些數據可以判斷轉基因植物的田間釋放或大規模商品化生產是否安全。對試驗證明安全的轉基因植物可以正式用于農業生產，而對存在安全隱患的則要加以限制，避免危及人類生存以及破壞生態環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揚長避短，充分發揮轉基因技術在農業生產上的巨大應用潛力。

3 轉基因植物安全性評價的主要內容

目前，國際市場上的轉基因食品按照要求必須進行了嚴格審查，證明它們對人類健康無副作用。檢驗不僅在生產國進行，而且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委員會負責監管。對轉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評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環境安全性，另一個是食品安全性。

3.1轉基因植物的環境安全性

環境安全性評價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轉基因植物釋放到田間去是否會將基因轉移到野生植物中，或是否會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打破原有生物種群的動態平衡。

⑴對野生生物的影響：轉基因植物種植推廣后，釋放到自然環境中的機會多。因其具有野生植物缺少的多種抗性，將會迅速成為新的優勢種群，從而影響生態平衡。雖然利用"終止因子技術"，以及"化學催化"技術可以限制轉基因植物的擴散，但因此項技術對農業的持續發展等諸多方面影響而受到多方面的關注。

⑵對自然生物類群的影響：出現高抗藥性有害生物。"病毒重組"或"異源包裝"是否會產生新的農作物病原物，自然界存在著植物病毒的重組現象，包括DNA 病毒和RNA 病毒。轉外殼蛋白(CP)基因的抗病毒植物，當有其它病毒侵染時，入侵病毒的核酸有可能被轉基因植物表達的外殼蛋白質包裝，從而改變病毒的寄主范圍，使病毒病防治更加困難。擔心作物中轉入抗蟲或抗病基因后，會加大對某一種害蟲或病原體的選擇壓，使害蟲或病原體加速突變產生抗性，給防治增加麻煩。

3.2轉基因植物的食品安全性

食品安全性也是轉基因植物安全性評價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轉基因植物生產的產品與傳統產品具有實質等同性，則可以認為是安全的。若轉基因植物生產的產品與傳統產品不存在實質等同性，則應進行嚴格的安全性評價。在進行實質等同性評價時，一般需要考慮以下一些主要方面。

⑴有毒物質：必須確保轉入外源基因或基因產物對人畜無毒。如轉Bt殺蟲基因玉米除含有Bt殺蟲蛋白外，與傳統玉米在營養物質含量等方面具有實質等同性。要評價它作為飼料或食品的安全性，則應集中研究Bt蛋白對人畜的安全性。

⑵過敏源：在自然條件下存在著許多過敏源。在基因工程中如果將控制過敏源形成的基因轉入新的植物中，則會對過敏人群造成不利的影響。所以，轉入過敏源基因的植物不能批準商品化。另外還要考慮營養物質和抗營養因子的含量等。

4 總結

植物基因工程食品在解決全球饑餓問題和保障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可通過轉基因能源植物為緩解世界能源危機作出巨大貢獻，盡管與之相伴的轉基因植物安全性問題與公眾態度、貿易中的技術壁壘及倫理、宗教等復雜因素交織為一個科技含量很高的政治、經濟問題，成為了國際、國內普遍關注的焦點和熱點，但轉基因植物輝煌的發展前景是不容置疑的。在研究與開發轉基因產品的同時，理智、客觀、安全地運用轉基因技術，加強其安全性防范的長期應用研究。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既符合國際標準又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檢測體系，確保轉基因產品進出口的安全性，讓植物轉基因生物技術成為21 世紀解決健康、環境、資源等重大社會與經濟問題的有效手段。

參考文獻

[1] 陳君石主譯，轉基因食品:基礎知認及安全性，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8

[2] 閆新甫，轉基因植物(生命科學專論)，科學出版社，2006.3

[3] 吳愛忠，基因轉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9

轉基因生物安全論文范文2

關鍵詞：轉基因 案例 教學 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4）10（b）-0183-03

1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概述

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斯坦福大學的Paul Berg教授首次成功將外源基因導入真核細胞，獲得首例重組DNA，自此拉開了轉基因技術在人類史上的發展序幕[1]。20世紀90年代，第一例利用重組DNA基因工程菌生產的凝乳酶在奶酪工業中的使用，標志著轉基因技術在食品工業中得以應用[1]。1993年，美國批準Calgene公司轉反義Pg基因的延熟番茄Flavr-Savr上市，這使得轉基因食品正式進入了民眾的消費生活中，成為傳統生物技術食品的延續和豐富 [2]。此后，轉基因植物源食品原料的種植面積迅速增加，被寄予厚望的轉基因食品被譽為未來“糧食咽喉”，但是隨之其安全性也開始備受關注[3]。縱觀我國近幾年的轉基因食品研究發展狀況，2008年，我國啟動了計劃投入資金約200億元的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根據該計劃我國將于2020年就轉基因動植物新品種培育、功能基因克隆驗證與規模化轉基因操作技術、轉基因生物安全技術、轉基因生物新品種推廣及產業化和條件能力建設等五大優先領域這些重點問題及動植物轉基因研發和產業化發展中急需解決的關鍵問題實現突破[4]。引人注目的是，2013年美國轉基因巨頭孟山都首席技術官Robert T. Fraley和另兩名在作物中插入外來基因技術的科學家獲得了國際農業領域的最高榮譽“世界糧食獎”，這是擁有27年歷史的“世界糧食獎”首次頒獎給研究轉基因的科學家[5]。多年以來，轉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對其安全性的關注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科學家，同時也款款走入了尋常百姓家。

就我國情況而言，社會各界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了解程度不一[6]。高層次的學術界和科研人員對其安全性的信息掌握較多，而普通民眾的知曉程度較差，很多人只是聽說有轉基因食品的存在，談不上科學理性的認知，更沒有自己的態度和立場，而是人云亦云，甚至是盲目的談“轉”色變，可見轉基因食品安全知識的推廣勢在必行。而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教學與轉基因安全知識的推廣是相輔相成的，作為經由高等教育的食品專業人才，更加需要扎實的掌握轉基因食品的基本原理和安全性評價常識，做到能夠客觀、理性的認識轉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進而擁有認知新科學技術的積極態度，才能讓科學之風吹開發展之路。

自2001年起，中國農業大學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學中開設了《轉基因食品安全》相關的6門課程，其他各大高校的食品學院也開設了食品生物技術、轉基因食品等課程，其教學都不可避免會涉及到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這些課程的開設，旨在培養學生正確認識、分析和對待新技術、新問題和新生產力的能力，希望學生能夠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為日后從事食品安全、轉基因生物、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等工作打下基礎。而《轉基因食品安全》作為一門快速發展的學科，其課程內容不斷發展變化、原理概念相對晦澀難懂，教學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進行教學改革與創新的探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 案例法應用在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中的必要性

哈佛大學于20世紀初創造了案例教學法，是指在課堂教學中，教師將現實世界中的真實場景進行典型化處理之后，有步驟地組織學生進行針對性的研究與討論，引導學生進入具體實際的分析中，而不是學習晦澀的抽象理論，進而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實現既定的教學目標[7]。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的基礎理論比較抽象難懂，轉基因食品相關的經典故事也不勝枚舉，非常適合案例法教學。因此，將教學計劃內的知識點融合到案例中，引導學生開展討論和辯論，進一步向學生傳授正確、客觀地看待科學問題的思路和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案例法應用在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中是貫徹啟發式教學的需要。通過案例引發討論，讓學生踴躍參與其中，不僅可以加強師生互動，形成活躍的課堂氛圍，避免教學課程枯燥無味；還可以逐步使學生轉換為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引導學生由被動的學習過程變為主動的學習過程，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啟發學生的求知欲和創造力[8]。

案例法應用在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中是激發高科技興趣的需要。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用案例引導學生了解轉基因科學技術中的深刻學說，體會蘊藏其中的科學思想，進而激發更深層次的思考。學生可以學在其中、樂在其中，老師也避免了填塞式的教學方法，以及就原理概念而講原理概念的老調重彈，更能激發學生對于高新科技的興趣[9]。

案例法應用在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中是培養批判性思維的需要。科學的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而是在批判、繼承、發展之中曲折前行[10]。能夠對案例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讀，讓學生從不同的視角出發憑借邏輯和證據進行辯論及反思，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提升學生獨立的判斷能力，從而科學、客觀地看待轉基因食品，并推動這一先進技術的發展。

3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案例法教學改革的主要措施

3.1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案例法教學的教學內容

本課程根據轉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設計教學內容，首先以目前應用比較廣泛的“抗除草劑轉基因大豆、抗蟲轉基因棉花、抗蟲轉基因水稻、抗病毒轉基因番木瓜和抗病毒轉基因甜椒”為例來認識具有特定抗性的轉基因食品；以“耐儲藏轉基因番茄和耐儲存轉基因河套蜜瓜”為例來認識延長果實儲藏期的轉基因食品；以“富含β-胡蘿卜素的金大米、含多不飽和脂肪酸的轉基因亞麻和降低過敏原的轉基因花生”為例來認識改良品質的轉基因食品；以“抗乙肝轉基因番茄”為例來認識藥用功能的轉基因食品；以“吸收有毒重金屬硒的轉基因印度芥屬”來認識可以改良環境的轉基因植物。讓學生更好地了解目前轉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圍內研發和產業情況，更清晰地認識為什么要進行轉基因研究，以及我國在轉基因研究領域所處的位置。

另外，針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問題圍繞歷史上引發轉基因食品物安全爭論的典型案例，如“巴西堅果與轉基因大豆事件”、“普斯泰事件”、“孟山都轉基因玉米事件”、“俄羅斯之聲轉基因食品事件”、“中國廣西迪卡007/008玉米事件”、“黃金大米事件”、“帝王蝶事件”以及“墨西哥玉米事件”等展開轉基因食品食用安全與生態安全的教學，使學生掌握轉基因食品安全評價的原則和內容，以及獲準進入市場的程序。進而，將轉基因技術以及轉基因生物安全方面的最新研究新進展及時反饋到課堂教學中，使課程內容不斷豐富和更新。

3.2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案例法教學的教學過程

課堂上，結合教學內容，選擇最合適的時機導入案例，教學過程可分為“案例呈現-問題提煉-角色模擬-教學實施”四個步驟，下面以迄今唯一因過敏而未被商業化的轉基因食品案例―― “巴西堅果與轉基因大豆”事件為例進行解讀。

首先通過“案例呈現”將發生在1994年的“巴西堅果與轉基因大豆”事件娓娓道來，然后向學習拋出“為什么要向大豆中轉乳巴西堅果中編碼蛋白質2S albumin的基因”、“如何確定轉基因大豆的安全性”以及“如何處理不安全的轉基因食品”等問題，積極引導學生針對問題掌握知識、搜集資料、查閱文獻。然后把課堂的部分時間交給學生，通過“角色模擬”環節請學生分飾大豆種植者、科學家、政府官員、消費者、媒體等角色，進行激烈的討論或者辯論，其間由教師把轉基因大豆的背景、轉基因食品涉及的主要安全問題、轉基因食品安全評價的內容和原則以及管理策略等知識點融入此案例教學中，并對學生在分析討論中存在分歧和疑問的內容進行詳細地講解，完成“教學實施”的過程。繼而引導學生認識到轉基因植物的安全管理和生物技術育種技術體系具有自我檢查和自我調控的能力，能有效地保障轉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再讓學生進一步提出完善轉基因食品安全評價技術、標準體系及管理制度的一些建議，從而更易切中預設的教學目標。

此案例法教學將學生放到不同的角色飾演之中，將理論知識與社會實際緊密結合，使學生真正獲得自主學習的樂趣，順利地實現由“學會”向“會學”的轉化，有助于引導食品專業人才用科學的態度參與到社會熱點話題和公眾事務的討論之中。

3.3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的教師隊伍

轉基因食品安全作為一門新興課程，教師資源相對比較緊張，針對這一問題采取“本校教師+客座教師”的模式開展教師隊伍建設的改革。以本校的師資力量為主，尤其是中青年骨干教師，經常開展的教研活動，堅持輪流聽課，分析研究本課程的教學內容，探討適應時展的教學方法與手段，著力提高本課程教師隊伍整體的教學水平[11]。另外，分析發生在我國或者涉及到我國的重要轉基因安全案例可以從社會引入教師資源，以曾經參與處理過轉基因重要安全事件的轉基因食品安全專家、學者或公職人員為客座教授，有請他們參照國家標準程序來解讀如何處理的相關事件，形成生動的課程教學典型案例，如“湖南黃金大米事件”、“湖北非法種植Bt轉基因水稻事件”、“廣西大學生異常事件”和“山西老鼠絕跡事件”等。本校教師與客座教師的結合，可以說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是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與社會進步的碰撞。

3.4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的教材建設

目前在整個轉基因食品安全的教學中尚無一本合適的教材，本課程的案例法教學尤其需要一本精編的案例集錦教材，因此需自主編纂首冊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案例集錦。該教材圍繞五個原則進行編寫，一是“秉承事實”的原則，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還原案例的來龍去脈，沒有任何感彩的傾斜和結論性引導，保持科學嚴謹的純粹態度；二是“百家爭鳴”的原則，針對轉基因食品安全事件的分析歷來存在許多爭議，從客觀的角度描述不一樣的聲音，讓學生擁有全方位信息的知情權；三是“科學規范”的原則，以科學原理為基礎，用理性、客觀、辯證的科學思想分析案例，讓學生掌握用科學思考問題、用科學分析案例以及用科學處理問題的能力；四是“深入淺出”的原則，全書使用科普性的語言和生活化的描述，繼深入挖掘案例之后，注重強調轉基因食品與我們的生活，從而讓學生更容易的掌握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相關知識；四是“網絡同步”的原則，在這個網絡越來越重要的年代，青年人更愿意利用網絡獲取知識，因此將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的電子教材、教案、大綱、課件和參考資料等教學資源全部實現網上同步開放，便于學生隨時隨地進行資料查閱和自主學習。

3.5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的考核機制

在傳統的考核方式中，僅僅從一張期末試卷來判斷學生對該課程的掌握程度是存在很大缺陷的，因此對于考核機制的改革是教學實踐過程中非常關鍵的環節。結合本課程的實際情況和教學宗旨，將考核機制加以改革后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隨堂考核”，涉及出勤率、課堂表現等內容，主要考核學生的學習態度和課程參與度，此部分占總成績的10%；第二部分“討論及辯論”，理不辨不明，由學生分飾食品生產者、科學家、政府官員、消費者、媒體等不同的角色，只有身臨其境才能體會其中乾坤，讓學生針對典型的轉基因食品安全事件進行不同角度的討論和辯論，主要考核學生綜合分析的能力、辯證思考問題的能力以及學以致用的能力，此部分占總成績的45%；第三部分“期末考試”，從教師傳授的知識和案例集錦教材上涉及的內容中選擇3～5個典型案例，由學生進行獨立的案例分析并形成小論文，綜合考核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情況、搜集和處理科學信息的能力，同時老師也可以通過學生的論文更加直觀的得到教學質量的反饋，此部分占總成績的45%。通過考核機制的改革，充分體現出“傳道、授業、解惑”的思想，更加注重于辯證思考問題的能力、綜合實踐能力和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培養，使考核機制更好的服務于塑造學生的科學觀。

4 結語

轉基因食品安全課程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科學觀念，同時掌握并熟練運用新生產力解決實際問題的基本技能，進一步使得學生了解我國食品安全的發展狀況，并且為學習其他的相關課程及從事食品安全領域相關工作打下基礎。近幾年，轉基因食品的快速發展要求我們對傳統單一教學模式進行不斷的探索和完善，以適應轉基因食品安全領域發展的模式，力求為培養具有辯證思維和科學理念的高素質人才提供一個理想的教學環境和成長平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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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基因生物安全論文范文3

關鍵詞：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風險；收益；合理性

Abstract: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characters of promotional， preventive， permissive and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Basing on this and integrating the risk and income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ationality of policies of various patterns.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romo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has some risk， which only considers the incom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while ignores their environmental risks; prevent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going too far is as bad as not going far enough”， for it abandons all income while keeping away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permiss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doesn’t recognize the specialties of environment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so remediation afterwards is impossib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can give attentions to risks and income， because when it deals with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it can catch hold of their income. Therefore， promotional， preventive and permissive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are irrational， whi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rational.

Key words：Na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Pattern; Risk; Income; Rationality

Robert L.Paarlberg對美國、歐盟、中國等1999年-2000年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進行了分析，認為可分為四種政策模式：鼓勵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許式的(permissive)、預警式的（precautionary）。[1]p9-10這四種模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合理性如何，本文對此進行探討，目的是為國家制定恰當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一、鼓勵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潛存較大的風險

這種政策的制定主要是為了加速轉基因生物技術在一國范圍內的應用。它建立了比較低的生物安全標準，甚至沒有生物安全標準，對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不進行生物安全檢查或者僅僅采取象征性的檢查。所謂象征性的檢查就是對那些已在其它國家得到認可的作物都給予生物安全認可。

這種模式的政策合理性關鍵在于：如果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不產生風險或只產生少量的、微弱的風險，如果在其它國家得到安全性檢驗而被認可的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能得到保證，則該政策就是合理的；否則，就是不合理的。

事實上，轉基因作物的田間釋放是可能存在一定環境風險的：“轉基因逃逸”（花粉的傳播）引起的“基因污染”，會誘發害蟲和野草的抗性問題，誘發基因轉移跨越物種屏障而造成自然生物種群的改變以及食物鏈的破壞；轉基因作物作為外來品種進入自然生態系統，往往具有較強的“選擇優勢”，其本身可能會演化為“超級雜草”，淘汰原來棲息地上的物種，影響植物基因庫的遺傳結構，致使物種呈現單一化趨勢，造成生物物種數量劇減， 甚至會使原有一些物種滅絕，導致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對此，中科院院士朱作言指出：“缺乏生物多樣性的話，單一的品種抵御病害和惡劣環境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病害一旦發作起來往往是全軍覆沒。”[2]

不僅如此，轉基因食品對人體也可能存在著潛在的風險：導入的基因并非原來親本動植物所有，該外源基因及其表達產物是否具有毒性？如果有，則可能使轉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毒素，對人體產生毒害作用；導入基因的來源及其表達的蛋白氨基酸序列與已知的致敏原是否具有同源性甚至是否產生新的致敏原？如果具有，則可能使轉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過敏原，引起人體的過敏反應。目前在基因工程中選用的載體大多數為抗生素抗性標記。抗生素抗性通過轉移或遺留轉入食品而進入食物鏈，是否可能使進入人和動物體內外的微生物，產生耐藥性的細菌或病毒？如果可能，則使人體產生對抗生素的抗性。轉基因食品中的主要營養成分、微量營養素及抗營養因子的變化，是否會降低食品的營養價值，使其營養結構失衡？轉基因生物所引入的外源基因往往可以表達出蛋白質，是否可能會引起生物的代謝發生變化，造成該生物營養成分的改變？如果這些是可能的，則會導致食物的營養價值下降或造成體內營養素紊亂。

不可否認，以上概括的轉基因作物的風險只是理論上的論述，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而且當前的科學研究還沒有足夠的和充分的證據表明轉基因作物是否會產生這樣的風險，但是已有跡象表明，這些風險存在著由潛在的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比如，在轉基因作物雜草化問題上，國外已有相關的報道：“近幾年，在美國中北部地區，隨著轉基因抗性作物的大面積種植，自生的轉基因抗性向日葵、玉米和油菜已成為后茬作物大豆田的主要雜草；在加拿大西部，自生的轉基因抗性油菜發生率已達11%，轉基因抗性春小麥種子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活5年，在后茬作物田平均密度可達5.2株/m2，這是始料未及的問題。”[3]。在轉基因作物影響生物多樣性上，“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國和品種資源的中心，2001年9月18日墨西哥政府公布了墨西哥玉米已受基因污染的研究報告，2002年1月23日墨西哥政府提供了新的信息，完善了2001年9月的研究數據，確認墨西哥玉米受轉基因污染的事實，2003年4月23日墨西哥政府再次確認了本土玉米品種受轉基因污染這一事實。其國家生態研究所所長Ezcurra指出，污染率平均是8％，有的地方甚至超過10％。”[4]在我國，也有一些轉基因抗蟲棉破壞當地生態環境的相關報道。同樣地，轉基因作物的健康風險也存在著現實化的可能性。比如有報道稱，美國孟三都公司生產的抗除草劑大豆含有一種類似雌激素的化學物質，人食用后會對人體荷爾蒙有一定影響，導致生殖器官異常和免疫系統障礙；菲律賓的兒童食品中含有轉基因大豆成分，部分嬰兒對其中的一些蛋白質產生了不良反應[5]。

至于對那些已在其它國家得到認可的作物都給予生物安全認可，作象征性的檢查，也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1）科學認識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存在局限性

從目前對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評價的主題看，涉及基因工程，“畢竟基因工程研究是新領域，對于轉基因生物出現的新組合、新性狀及潛在的危險性缺乏足夠的預見性。”[6]而且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評價很復雜，存在知識差異和數據缺乏，“知識差異和缺失的數據（質化和量化）就像是硬幣的兩個方面。一些缺失的數據可以通過研究產生，其他的可能會因為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出現潛在負面影響的時間框架或者這些影響的間接特性等而很難獲得。”[7]

從對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的評價方法看，有關評價的原則和一般模式在生物安全領域內已經取得一致，而有關風險識別和風險評估的具體方法尚處于初級階段，評估手段多為定性描述，很難進行定量衡量。“由于缺少適當的方法學、基本的知識及關于效果的清晰的基本資料，環境的研究通常很難進行。”[8]

從評價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的水平看，“21世紀之初，世界科學的水平還不可能完全精確地預測一個基因在一定的新遺傳背景中會發生什么樣的相互作用。而且轉基因生物是過去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和遇到過的新鮮事物，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存在著很多不確定性和模糊性，轉基因作物在環境中的行為、邊界條件、影響過程和機制、各種因果關系等都是很不清楚或難以界定的。”[9]p.128，148“由于科學發展水平的限制，對轉基因作物的環境安全性還沒有一致的結論，特別是缺乏田間試驗結果，尚不能作出精確的評價。”[10]

從對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評價的結果看，學者們已經對第一代轉基因生物的一些未知風險進行了詳細討論，但是，還有更多的風險沒有討論，其中包括基因水平轉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 [11]。而且，當前使用的抽樣和探測方法可能無法探測食品和飼料中的轉基因材料[12]，這可能會帶來很嚴重的公共衛生后果，如能及時地被探測到，便于采取有意義的預防行動。[13]

所有這些表明，對于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有很多領域的研究被遺漏，并且還缺乏足夠的資料對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進行準確評價，有些潛在的影響還無法預測。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既不是直接可感知的風險，也不是能夠被科學完全認識到的風險，而是科學不知道的或科學不能完全知道的，從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確定和達成一致認識的風險。也就是說，科學在認識轉基因生物環境風險上具有不確定性。那些在目前還沒有鑒定為產生環境風險的轉基因生物，可能在今后的商業化應用過程中產生環境風險。鑒此，被他國經過轉基因生物安全鑒定而被認可的轉基因作物，其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證，仍然應該保持警惕，而不應該像鼓勵式的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樣，對此失去警惕，加以認定，僅作象征性的檢查。

（2）別國的轉基因食品安全檢測并非完全可靠

現在對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檢驗普遍采用的是“實質等同性原則”，即“如果一種新的食品或成分與一種傳統的食品或成分‘實質等同’，即它們的分子、成分與營養等數據經過比照而認為實質相等的，則該種食品或成分就可以視為與傳統品種同樣安全。”[14]而現實的情況是“由于現有科學研究和知識的限制以及時間的限制，轉基因作物對人類健康是否有危害呢？一時還難以斷定，需要充分的科學依據和長時間的實踐檢驗，需要時間來檢驗。”[15]

就拿轉基因生物技術公司或檢測機構來說，一是很難收集、建立適用于所有可能的基因改造作物的數據庫，因此也就很難把需要檢測的作物的基因成分檢測出來；二是還未能給出精確的檢測手段，這就使得這一檢測原則實際上成為一種模糊性原則，對不斷出現的新的轉基因作物品種的檢測是無能為力的；三是沒有大量的經費來建立作物安全認證和安全追蹤體系，不能進行全面、深入、長期、復雜的檢測操作。在這種情況下，某些轉基因生物技術公司或檢測機構所謂的“轉基因作物與傳統作物‘并無不同’，轉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實際上它比常規作物經過更加全面的科學測試，因此應當更加安全，”只是在有限的經費支撐下和一種局部的、短期的、表面的、不確定的操作下認定的，是有很多漏洞的，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其目的一是利用這種貌似正確實則錯誤的原則，避免進行昂貴、耗時的長期檢驗，節約成本；二是為在短時間內取信于人，推銷他們的轉基因作物以獲取利益。

從邏輯上看，只有當一種轉基因食品與另外一種傳統的食品所含有的所有分子、成分與營養等數據都實質等同時，才能將該種食品或成分視為與傳統品種同樣安全。目前世界上的任何國家或生物技術公司都不可能達到這一點。因此，對別的國家或生物技術公司根據這樣的安全檢測原則而給予生物安全認可的轉基因作物，是不能不加懷疑地給予相應的生物安全認可的。

（3）作物安全與否是相對于具體的生態環境而言的

即使不考慮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的局限性，而認定某些生物技術公司或檢測機構對某種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的認定是確定的，即某種轉基因生物是安全的，我們仍然不能就認定它是安全的。因為，轉基因作物的安全與否是相對于具體的生態環境而言的，“一些植物物種在一個環境中（特殊的生活環境、氣候帶或者地理區域）可能被看作是嚴重的雜草，而在另一個環境中則被認為是一個幾乎沒有生態學和經濟上的重要性的物種、一種令人喜歡的‘野花’或者生物多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6]。鑒于此，一種作物在某個國家獲得了生物安全認可，這只是表明它們在這個國家的生態環境中是安全的，而這樣的作物在別的國家的生態環境中也許就成了富有侵略性的和破壞性的外來物種，是不安全的。就此而言，對別國所給予的生物安全認可的作物也給予同樣的生物安全認可，是不可行的。

總之，轉基因作物風險存在著由潛在的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而一旦這樣的風險成為現實，那么將會給生態環境帶來極大的破壞性影響。鼓勵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無視這些方面，盲目地引進并種植轉基因作物，其結果很可能招致巨大的環境代價，使其所獲得的收益失去意義。因此，鼓勵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關注收益不關注風險，潛存著較大的風險，是不合理的。

二、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過猶不及

這種模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導向是，政府可能完全阻塞和禁止轉基因農作物技術在一國范圍內的應用。在這種政策下，要么是由于可證實的風險，要么是由于尚待證實的各種不確定性風險，對新的轉基因作物品種不進行生物安全檢查，而僅僅基于轉基因作物的新穎性，就簡單地拒絕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和進入市場。[1]p.24這種政策是另一種極端，僅僅為了保障生物安全而完全放棄發展轉基因作物技術的應用。

這種模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存在欠缺的。表現之一是它沒有區分各種轉基因作物的風險水平，雖然從目前科學研究領域對轉基因作物認識水平來看，還很難定量地評估轉基因作物的環境風險，但是，在評估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時，可以依據評估程序，在遵循科學性（Science-based）原則、熟悉性（Familiarity）原則、逐步評估（Step by Step）原則和個案評估（Case- by -Case）原則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確保風險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以識別風險的種類，推斷風險發生的概率、所產生的潛在危害程度和風險水平（限于篇幅，具體內容不再詳述）。各種轉基因作物釋放所引致的風險情況是不同的，我們應該在進行堅實的風險評估基礎上，確定相應的對策，決定是否禁止某種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或使用，而不應該像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樣，僅僅基于轉基因農作物的新穎性就簡單地拒絕所有轉基因農作物的種植和進入市場。因為，轉基因作物的種植是有一定收益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較大的經濟效益

由于通過轉基因技術把優良的基因轉入到了轉基因作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品性，提高了其產量，減少了生產成本，所以轉基因作物具有明顯的經濟效益。據ISAAA的統計，2005年全球共種植轉基因作物9000萬公頃，直接的農業收益大約是50億美元，如果再加上阿根廷種植的第二熟大豆所產生的收益，那么收益將增加到56億美元。

（2）具有一定的環境效益

在過去，種植傳統的作物，需要噴灑大量的化學農藥，這就給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的壓力，嚴重影響到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而抗蟲、耐除草劑轉基因作物的種植，減少了農藥的使用，降低了環境影響指數 ，從而減輕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據ISAAA的統計，從1996年開始，種植轉基因作物的那些耕地用于農作物的農藥總量減少了7％，環境影響凈減少了15.3％。自1996年開始，由于轉基因耐除草劑大豆的種植，相比于種植傳統的栽培植物，除草劑的使用量減少了4.1％，環境影響減少了20％。從1996年開始，轉基因抗蟲棉的種植，相比于種植傳統的棉花，殺蟲劑的使用量減少了19％，環境影響減少了24％。[18]p.xi-xii

因此，轉基因作物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是很明顯的，如果一國放棄了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及其產生的效益，將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3）有利于維護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健康

以改善作物的營養成分、消除過敏原和抗營養因子的轉基因作物為代表的第二代轉基因作物將提高民眾的健康水平，使消費者直接受益。比如，人體無法自己合成色氨酸，而植物性食品中的色氨酸含量少，人們只能從動物性食品中獲得，而美國培育的轉基因玉米，其色氨酸——人體必須的營養素之一的含量比普通玉米多20%。這種轉基因玉米可以大大提高現代人的飲食質量，而且也給素食主義者帶來福音。 [19]再比如，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表明，每年全球大約有50萬兒童因為缺乏維生素A而失明，英國科學家新開發出的一種富含貝塔胡蘿卜素的轉基因稻米有助于改善兒童維生素A缺乏和因此導致的失明等情況。因為人體能夠將貝塔胡蘿卜素轉化為維生素A，所以長期食用這種新型轉基因稻米可以使兒童避免維生素A缺乏和因此導致的失明。[20]

轉基因作物不僅對消費者的健康有益，而且也可以維護生產者的健康。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可以減少農藥的噴灑量，這就可以減少農民在噴藥過程中的中毒現象。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焜博士在1999年至2001年對中國華北和長江流域棉區農戶進行了實地調查，其中1999年對283戶棉農的調查表明，種植Bt轉基因棉花的棉農農藥中毒現象比例為5％，而種植常規棉花的農戶農藥中毒比例高達22％，2000年所調查的407戶棉農中，種植Bt轉基因棉花農戶農藥中毒比例僅7％，而種植常規棉花的農戶農藥中毒比例達29％。[21]

（4）為保障糧食安全作貢獻

要解決糧食問題，就必須提高糧食產量。而提高糧食產量只有兩種途徑：一是擴大耕地，二是提高單產。對于第一條途徑，是行不通的，因為各國的城市化、工業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態破壞減少了大量耕地，這使得各國未來耕地面積不可能增加，最多和現在持平（通過努力開墾更多新的耕地）。對于第二條途徑，即通過使用大量的肥料、農藥和運用傳統的植物培育技術（比如通過雜交來培育新的優良品種）提高單產，這在“綠色革命”中確實發揮了很大的功效，解決了幾億人的吃飯問題，但發展到現在，出現了很大的“瓶頸”，很難再有大的突破。[22]

在這樣的情況下，糧食問題的解決需要訴諸新的現代科技力量。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和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縷曙光，因為它在提高糧食單產上很有潛力。

綜合上面的論述，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實際上抹殺了各種轉基因作物風險的多樣性和差別，而將之統一認定為具有高風險水平的、高發生概率的和嚴重危害程度的，這是不科學的。而且，如果一旦實行了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就會僅僅因為轉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風險而不進行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推廣應用，雖然這可以將風險系數降到了零，但同時其各種收益也被完全放棄了，顯然這是不恰當的。因此，實行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顧此失彼的，過猶不及的，不合理的。

三、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事后補救不可行

這種應對轉基因技術的生物安全政策的取向是中立的，既不打算加速也不打算放慢其在一國范圍內的應用。這種模式的政策，第一，建立了比較高的生物安全標準，運用標準化的試驗進行個案分析(case-by-case)、檢測新的品種的轉基因作物的風險；第二，對轉基因作物風險的檢測只是基于產品本身（product-based）或產品的預期用處，而沒有考慮到產品的生產過程，即轉基因農作物技術的新穎性。所以不會認為轉基因作物由于其獨特的特性而比傳統農作物具有更多的、固有的、新類型的風險；第三，對轉基因作物風險的認定采取“可靠科學”(sound science)原則[23]，即認為在當前的科學水平下，沒有發現風險就是不存在風險，而不會考慮那些推測性的、不確定的風險；第四，沒有專門針對轉基因作物的法規和管理機構，而是把轉基因作物同傳統作物一樣看待，用傳統的方法加以管制。采取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國家，比較典型的是美國。因此，有些學者也把這種政策模式稱為美國模式。

根據允許式的國家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內涵，這種模式的政策依據有三點：一是轉基因技術無新穎性；二是轉基因作物沒有特殊的風險；三是沒有發現風險就是不存在風險。

深入考察，以上三點依據都是不牢靠的。

（1）轉基因技術具有新穎性

轉基因技術是“在分子水平上，提取（或合成）不同生物的遺傳物質，在體外切割，再和一定的載體拼接重組，然后把重組的DNA分子引入細胞或生物體內，使這種外源DNA（基因）在受體細胞中進行復制與表達，按人們的需要繁殖擴增基因或生產不同的產物或定向地創造生物的新性狀，并能穩定地遺傳給下代。”[24]據此，轉基因技術與傳統育種技術是不同的，雖然它們都是進行基因重組或轉基因，但是，后者所進行的基因重組一般在自然界中也可以發生，即使在某些情況下不能自然發生，但這樣的基因轉移仍局限于近緣種屬。“而轉基因技術的發展，使基因可以在動物、植物、微生物之間跨界相互轉移，甚至可以將人工設計合成的基因導入植物體中實現表達。”[9]p.128如此打破了物種界限，擴大了作物基因的來源，產生了在自然狀態下完全不可能產生出來的轉基因作物。正是由于轉基因技術的這種新穎性，可能致使轉基因作物產生不同于傳統農作物的特殊性風險。在這樣的情況下，用于傳統農作物的風險檢測技術、方法以及相關法規和管制機構都已經不適合轉基因作物的風險評價和管理了。

（2）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具有特殊性

這種特殊性典型地體現在其環境風險的級聯性、擴張增殖性上。

轉基因作物具有活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能夠在生態環境中定居、建群和繁衍，這就致使其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不斷地積累，從而發生級聯效應，即前一次影響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反應，而后者又將前者的影響進一步擴大。轉基因作物能夠侵入非農作物棲息地上的物種，最終可能會導致區域植物組成的改變，生物多樣性的降低，甚至使原來的物種遭到滅絕，這種現象產生的結果是一些物種種群數目下降，繼而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鏈式反應，還會影響到原先以植物為食物的昆蟲，以這些昆蟲為食物的鳥類或其它食物，以及那些依賴于被取代植物的微生物分布。[25] 也就是說，“轉基因作物除了本身直接的生態學效應外，還會引起間接生態學效應，即它們進入自然界（如農業生態系統）后可能會導致‘小環境’的變化（田間管理，如除草劑和殺蟲劑使用措施的改變），環境的變化也可能會影響到生態系統內的生物多樣性及其他生物的種群動態。”[26]

而且，轉基因作物對環境的影響還具有擴張增殖性。“生物繁殖的本質就是基因復制。天然生物種中被強制摻入的人工重組的基因，可隨被污染生物的繁殖而得到增殖，再隨被污染生物的傳播而發生擴散。因此，基因污染是一種非常特殊又非常危險的環境污染。”[27]正是由于轉基因作物的這種擴張增殖性，使之產生的危險性不易控制。Paul Lycett在《生活在地獄的邊緣》一文中比較了核裂變和基因工程的危險性，指出“人類可以直接控制核裂變副產品（放射性廢物）的產生，甚至一些所謂的核事故也處于我們的控制之中。拆掉核設施，不再使用核材料就會使核污染的影響逐漸消失。但基因工程不同于核裂變，因為一旦基因被導入生物體內就會自我復制，我們又無法對其加以控制，而且這個基因還會從 ‘工程’生物體自由地轉移到親緣關系相近的物種中（比如有機的非基因工程農作物）。”[28]

（3）沒有發現的風險仍然可能存在

如前所述，從目前科學發展的水平看，即使存在某些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科學認識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是有限的和不確定的，這給轉基因作物的環境風險的增大和擴張創造了條件。而且從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本身的表現看，它又具有時滯性。所謂時滯性，就是轉基因作物一開始往往沒有任何跡象，也沒有任何預兆表明其對環境產生了不良影響，所以在短期內很難監測到轉基因作物所引起的生態系統問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轉基因作物潛在的安全性問題就會逐漸暴露出來。“轉基因作物的要害就是，它會引起生態環境的蠕變，即自然生態環境受到人為干擾和脅迫之后，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緩慢的悄悄變化；當人們察覺和認知之時，自然生態環境已在組成、結構、機制和功能上變得無法或很難修復，已成為不可逆的演化和變異。”[9]p.113

正是由于轉基因技術的新穎性、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時滯性、級聯性、擴張增殖性，以及科學研究領域認識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不確定性和有限性，需要我們將轉基因作物及其風險與傳統作物及其風險加以區別對待，制定相應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防止嚴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環境風險的發生。但是，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制定沒有考慮到這些，堅持在科學證明轉基因作物及其釋放有害物之前，其就是安全的，從而不采取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而要等到有害的事件發生了，或有了確定性的證據表明有害事件即將發生之后，才會采取保護行動，予以干預、調整。這是事后補救式的，有可能導致劇烈、廣大、不可逆的環境風險的發生。而一旦這樣的風險現實化了，就當前的科學水平來說，是很難尋找到有效措施來應對的，要想減弱、消除這些風險就會困難重重，甚至不能實現。因此，在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處理上，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是不合理的。

四、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兼顧風險與收益

考慮到轉基因的生物安全，該模式政策的制定是打算放慢轉基因農作物技術的發展，但并沒有完全禁止這種技術的應用。現在很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在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問題上，都持謹慎態度，采取了這種預警式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歐盟，因此也有學者把這種政策模式稱為歐盟模式。從這種政策的內涵看，是合理的。

1、該模式的政策能有效應對轉基因作物風險

（1）突破了傳統風險評估的局限性

傳統的風險評估主要依靠科學方法來分析風險問題，對風險問題進行量化。它主要關注的是這些問題：多大的危害是我們愿意接受的？怎樣的安全算是足夠的安全？[29]p.9傳統的風險評估是存在欠缺的，沒有采取積極的措施來徹底解決風險問題。首先，在“可接受的風險”掩蓋下允許危險的行動繼續進行，風險評價在安全或可以接受的假定之下，允許引起更多污染和危害健康的行為繼續進行；其次，以不確定和不充足的證據為理由，風險評價事實上延遲了采取約束的措施和行為。[30]而預警式的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對轉基因生物進行評價時不是這樣，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將其看作是一種潛在的威脅，而傳統的風險評估僅將其當作可懷疑的理由。“傳統的風險評估范例常常把證據的缺失看作是缺失（傷害）的證據，而預警式的風險評估把證據的缺失看作是不存在缺失（傷害）的證據。”[31]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它主要關注以下問題：基因工程使我們失去了什么？轉基因農作物是否在農業中扮演著一個獨一無二以及必須的角色？基因工程聲稱將解決什么趨勢或問題，基因工程將可能使得什么問題永遠存在？[29]p.9由此，該模式的政策一改傳統的風險評估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常常不作為、不采取針對性措施，而主張用實際行動積極地應對不確定性。與其說它考查的是環境問題在多大程度上安全或最經濟，還不如說它是為了減少或徹底地消除風險，并且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尋找各種可能的方法，包括放棄原先計劃進行的轉基因作物商業化行為。

同時，在面對復雜的或難處理的不確定性形式的情況下，預警式的風險評估程序不只是允許科學家和管理專家的觀點影響環境風險（與一項具體技術的使用有關）的鑒定和評估，它還允許公眾廣泛地參與。這種開放性的決策程序是很有積極意義的。“因為與轉基因生物釋放的決策制定有關的許多不確定性在本質上是復雜的或難處理的，所以一個更加‘開放’(open)的風險評估程序，對于確保這樣的不確定性能被‘充分地’和‘有意義地’考慮，是至關重要的。”[32]

（2）能夠應對轉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風險

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考慮到了轉基因技術的新穎性和轉基因作物及其風險的特殊性，把轉基因作物同傳統作物區別對待，認為由于轉基因過程的新穎性，轉基因作物風險是不同尋常的，傳統的檢查程序可能會捕捉不到轉基因作物的所有風險，所以不僅建立了較高的生物安全標準，對新的種類的轉基因作物要進行個案檢查，而且建立了特別的管理機構和評價機構，制定了一整套專門針對轉基因作物的法規、安全評價標準、方法以及規則，基于轉基因過程(process-based) 而非轉基因產品本身，來對其安全性進行評價，目的是通過轉基因作物風險的檢測對轉基因作物進行針對性的管制，所以，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夠有效應對轉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風險。

（3）能夠應對轉基因作物不確定的潛在的風險

風險可分為確定性風險和不確定性風險。確定性風險是指，通過科學研究能認識到某件有害事件發生的概率、范圍和嚴重程度。不確定性風險是指，通過科學研究并不知道某些有害事件發生的概率、范圍和嚴重程度，但通過種種跡象已經知道存在這樣種類的風險以及知道可能會發生如此的風險。轉基因生物風險就是這類風險。為了應對這類風險，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遵循的是預警原則：①保護公眾健康和環境，這是預警原則的首要目標。②鑒定潛在的風險。③承認科學的不確定性。④盡管存在科學的不確定性，但要采取預防性的行動，這是預警原則的核心準則。⑤轉移舉證責任，即要求有著潛在危險的技術的開發者去證明要采取的這項活動是必須的以及不存在更加安全的替代性技術。[29]p.1-2由此，該模式的政策既考查確定的、具體可證明的風險，更要考查推測性的、潛在的風險，能夠應對轉基因作物不確定的、潛在的環境風險。

（4）能夠“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在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處理上，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最大限度的“保證安全防后患”的理念為基礎，改變了過去那種未被證明不安全就是安全或相對安全的，未被證明有害就是無害或相對無害的思維觀點。[33]強調的是，當存在嚴重的威脅和不可逆的傷害的情況，以及確定性的缺失，即對所可能產生的潛在不利影響的程度未掌握充分的相關科學資料和知識，因而缺乏科學定論，不能成為拒絕采取預防性行動的理由。因此，在某項行為做出之前，就要對其可能的影響做出評價，并制定應對策略，采取預防性的行動，對有關的問題要有所防范。這不是為了解決那些可識別的、已為人所知的風險，而是為了應對那些推測性的、還未被科學證實的風險。它的決策程序是這樣的：①識別可能的威脅和描述問題的特征；②關于威脅的確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③對問題進行再組織從而描述出需要做什么；④評估替代性方案；⑤決定策略；⑥監控和采取進一步的行動。[34]而采取的進一步預防性行動包括：有條件的批準（要監控）、暫停（Moratoria）、逐步停止和禁止使用某項技術[29]p.17-19。可以說，預警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獲得確鑿的證據之前就充分評價，制定預警方案，處理突發性的環境問題，以避免重大的或不可逆轉的環境災難，它避免了鼓勵式的、允許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局限性。

2、該模式的政策能夠獲得轉基因作物收益

在處理轉基因作物風險與收益方面，預警式的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具有一定張力的。在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前，它要求對轉基因作物進行特殊的安全評價，并要求采取針對性的預防性措施來應對那些推測性的、不確定的風險。當安全評價或者這些預防性的措施沒有完全落實之前，它會要求暫停或有限度地進行該種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但一旦其通過了安全評價并對可能的風險采取了相應的預防性措施后，它又會批準其商業化種植。因此，這種模式的政策不會由于一些推測性的、不確定的風險而完全禁止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而只是考慮到其風險的新穎性、特殊性以及風險評價、防范上的一些技術性問題，適當地放慢轉基因作物的發展。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夠有效應對和防范轉基因作物風險，但與此同時，它并沒有完全放棄轉基因作物收益，相反，而是在風險的防范中積極地抓住收益。

由此可見，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不是基于可靠科學（sound science），而是為了有效地應對科學認識的不確定性，克服科學的局限性和缺陷，減少乃至杜絕難以修復的、不可逆轉的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的出現。同時，這種模式的政策能夠抓住轉基因作物的收益，比較恰當地處理了轉基因作物不確定性的風險與確定性的收益之間的關系，在保證轉基因農作物技術快速發展的同時，能夠保障公眾健康和環境安全，避免了另外三種模式政策的局限性，因而是合理的。

五、簡短的結論及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鼓勵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雖然可以加快轉基因技術的發展，在短期內能產生明顯的效益，能解決一些燃眉之急，比如饑餓問題、貧困問題，但這不是明智之舉，因為它忽略了環境風險、不顧生物安全、不采取防范措施，一旦發生了環境問題，就會造成嚴重的代際不平等，這不是一種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模式；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雖然可以保障生物安全，但同時也喪失了發展現代生物技術的機會，這是一種顧此失彼的政策，對建立現代農業，保障糧食安全是不利的；允許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沒有考慮到轉基因技術的新穎性，忽視了轉基因作物風險的不確定性、潛在性、級聯性、擴張增殖性等，顯然很難保障生物安全；預警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對風險有科學的認識，既認識到了確定性的風險，又認識到了潛在的、不確定的風險，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做好了應對準備，能協調好轉基因技術的發展、轉基因農作物的商業化種植、生物安全三者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能兼顧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應該是最合理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上面僅僅是一般性的論述，沒有就某國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一旦涉及到這一點，問題將會變得更加復雜。如在政策實踐中，一些以農產品出口為主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采取禁止式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可能是由于它們受技術水平的限制，自身沒有能力對轉基因作物進行生物安全檢查，而且一旦發生轉基因作物風險事件，它們也沒有能力去應對；也可能由于這些國家對轉基因技術有一種先天性的恐懼，認為轉基因技術是魔鬼，它會破壞歷經千載歲月發展起來的可持續農業系統，所以，為了確保國家的生物安全，它們排斥轉基因技術，寧愿完全放棄發展轉基因技術的機會及其產生的收益；還可能由于它們是以農作物出口為主的國家，為了使得農產品能順利出口到一些反對轉基因產品的國家，所以就拒絕轉基因作物，以便保持國家的無轉基因化(non-GM)……這告訴我們，某一主權國家在選擇并制定什么模式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這一問題上的考量是異常復雜的，涉及到技術力量、糧食安全、政治穩定、國際貿易等多個方面，需要我們深入細致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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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基因生物安全論文范文4

論文摘要：隨著世界人口的增長，農業將經歷具有重大意義的革新。毫無疑問，生物技術作為科學和技術在這場變革中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原則上講，生物技術本身有能力幫助人們提高農業生產力和保護環境，但在實踐中，生物技術作為環境保護的人其作用相對來說是微乎其微的。人們對它在環境保護以及促進人類進步中的作用仍將拭目以待。

一、生物技術給農業發展帶來機遇

廣義上講，生物技術是利用有機體、死細胞、活細胞以及細胞內含物，采用特殊的過程生產出特殊的產品應作到農業、醫藥以及環境修復治理中，尤其是70年代基因工程的出現，它能改變、取代物種的基因。

生物技術在農作物中已有廣泛的應用。最初通過遺傳工程獲得而進入市場的作物是：玉米、大豆和棉花。它們經轉基因后具有抗除草劑和棉鈴蟲的能力。這種玉米、大豆和棉花從Bt細菌獲得基因，經遺傳改良后具有防蟲害的能力。利用Bt細菌獲得經遺傳改良的作物的潛力是相當大的。例如：美國有200萬hm2的Bt棉花，澳大利亞有40萬hm2，兩者各相當于2.5億美元價值。如果將Bt玉米引種在美國1000萬hm2的土地上，只要增產5%，就意味著能增加3.5億美元收入。這項技術進一步促進了Bt制劑控制蟲害在商業上的應用。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經轉入特定基因的玉米品種，這些品種能同時抗除草劑和一些蟲害。

生物技術在畜牧業上應用所獲得的益處與在農作物上相似。一方面，生物技術有助于提高畜禽的生命力以及消滅競爭者。促進畜禽生長的物質有生長激素以及促進其生長的調節劑，這些物質可由基因工程而獲得。如利用鼠類基因（該基因能促進角蛋白的形成）能獲得了經遺傳改良的綿羊，這種綿羊比普通棉羊產毛量能提高6%左右。另一方面，生物技術在提高農作物產量、質量的同時，有助于提高畜牧業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例如，通過控制飼料作物體內碳水化合物含量可提高畜牧業生產力；利用基因調控技術可以提高包括豆科作物在內一些作物的蛋白質含量，減少飼料作物中難消化的木質素含量等。達比等人已生產出一種轉基因三葉草，可應用于澳大利亞綿羊牧場。該基因來自向日葵，經轉基因的三葉草能制造富含氨基酸的蛋白質，該蛋白質經食物鏈進入綿羊體內，進而能提高產毛量。

生物技術給人類帶來的益處也包括在生態和環境兩個方面。利用生物技術提高現有農業生態系統的生產力可以減低農業向原始的、自然、半自然生態系統擴張的要求，因此，它有助于有人類保存、保護地球上僅有的自然生態系統及其資源，有助于人們未來再利用其中的基因資源開發新的產品。

生物技術已用于生產抗蟲害、抗除草劑作物。正如前面所述，一些轉基因棉花、玉米、大豆等具有抗蟲害、抗除草劑的能力。1995年人們可以在市場上購買到轉基因馬鈴薯，這種馬鈴薯能產生水晶蛋白，而水晶蛋白對科倫那多馬鈴薯甲蟲有毒害作用。這些轉基因作物能減少殺蟲劑的用量，降低殺蟲劑及其殘留物對食物鏈、水體造成污染，從而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

在許多農業生產區，土壤氮素可利用量是制約農業生產力提高的一個重要因子。而一高科技農業生產區使用人造氮肥是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制造氮肥要利用大量能源，據統計，英聯邦農場平均投入的能源大約有50%來自肥料。由施用肥料而產生的溫度氣體（二氧氣化碳、氮氧化合物等）不可避免地促進地球氣候變暖。除此之外，農業土壤的氮素流失是水體富營養化的主要原因。

生物技術的利用能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潛在的、真正有價值的幫助。

同樣，人們可以利用真菌來提高土壤養分的有效性。溫萊指出：特定的真菌類能促進土壤養分的釋放，從而促進作物生長；真菌也能通過分解有機物質（例如纖維素等）釋放出糖類，促進固氮菌的生長。進一步提高土壤養分有效性的可能，包括獲得轉基因細菌和真菌，以進一步增強它們制造養分和釋放土壤養分的能力。轉基因作物的最終目標是使作物本身能夠自行固氮，避免、減少使用人造肥料，從而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這在目前尚不可能，但在將來卻有望實現這個目標。

二、利用生物技術發展農業應注意克服的問題

從經濟角度上講，生物技術帶來的不利并不明顯，然而，它會引起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因為，生物技術公司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輸出生物技術產品而獲得利潤。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由于技術、及其產品還遠沒有被廣泛接受。

生物技術可能引起生產方式和人類健康的退變。這種情獎品可能會隨著需要特定處理的轉基因作物的出現而產生，特別是抗除草劑的轉基因作物出現。農民必須從同一公司購買種子和除草劑，否則除草劑起不了作用。同樣的問題也可能在需人造肥料的轉基因作物上出現，這些轉基因作物會取代傳統的依靠有機肥的作物，后者在發展中國家是很普遍的，并且也有利于環境保護。生物技術在食品上的應用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民也會造成許多困難。生物技術也會對人類的健康制造麻煩。近年來在英國已有這方面的報道。特別是當能引發人體過敏反應的基因轉入農作物時，例如，堅果能引發人體過敏反應，若它的基因被導入其他作物，則有可能其他作物也會引起人體過敏。為了預防起見，轉基因作物產品必須經免疫測定篩選后才能利用。

生物技術也可能引發環境問題。人們利用生物技術生產出抗旱、耐鹽、抗病蟲害作物同時，也導致生物多樣性遭受嚴重破壞，甚至導致一些物種滅絕。這一結果是由于生物技術促進農作物向它原本不適應的地域擴張而造成的。生物技術同樣加速土壤侵蝕和沙漠化。農業，尤其是耕作農業的擴張會增加除草劑、殺蟲劑、人造肥料的使用，農業中不斷投入的能源促進全球變暖。與此同時，氮素生物化學循環的改變也加劇了水體的富營養化，直接影響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存。新晨

轉基因生物安全論文范文5

關鍵詞：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刑法規制

一、世界各國對轉基因食品的態度

當前國際社會對轉基因食品問題存在兩種相異的觀點。支持者認為，其可以提高農作物產量，緩解糧食短缺以及提高農民經濟收益。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可能受到轉基因食品的侵害。如新西蘭皇家專門調查委員會就得出轉基因食品確實會產生潛在的風險，國際社會知曉后紛紛強烈抵制轉基因食品。

（一）轉基因食品威脅人類的健康。不可否認的是，轉基因食品在一定程度上對人類的健康有益，如緩解了世界糧食短缺匱乏。但大量的科學證據也證實了其對人體的有害影響。該調查委員會分析了人類食用轉基因食品后給其健康帶來風險的所有可能性，包括轉基因食品中的脫氧核糖核酸是否會侵害人們的基因結構。皇家專門調查委員會對一些機構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審查，這些成果證明了DNA可能通過食物消化從轉基因生物中轉移到人體內的染色體中。與此同時，委員會還對轉基因食品致癌的可能性和食品營養價值的降低進行了評估。

（二）轉基因食品威脅生態環境。由于在轉基因過程中引入了外源基因，改變了原作物原有的基因構造，而這種穩定的基因組成是千百年來自然選擇而形成的，與自然環境可以說是高度適應的，一旦被人為改變，則不排除存在破壞生態平衡的可能①。該委員會調查的一些證據表明，如果轉基因生物被釋放到大氣或土壤中，沒有轉變的動植物和昆蟲的很容易受到污染。

二、世界各國對轉基因食品的立法情況

世界各國在轉基因品立法的方式主要分為兩個派別：第一，以美國為代表的寬松派。以美國為例，盡管美國認為沒必要對轉基因食品實行更為嚴格的規制②，但基因食品若想進入消費市場仍然要經過FDA的批準。第二，以歐盟為代表的嚴格派。其轉基因食品的研發環節到生產環節再到流通環節以及最后到銷售環節都對其嚴格實施監管。

總的看來，在應對轉基因食品之安全問題上，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地區）還是很少使用刑法手段，主要還是采用經濟法規以及行政法規對其進行規制。但是有一些國家（地區）已經制定了針對轉基因技術的刑事法律法規。比如，芬蘭刑法典中規定的“基因技術罪”就是一例。雖然此規定不是直接針對轉基因食品，但是對規制轉基因食品技術的研究和濫用仍舊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我國轉基因食品的立法現狀以及完善

世界各國目前都高度關注轉基因食品給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帶來的風險，作為世界糧食大國的中國也必須采取有效的措施進行規制。

針對轉基因食品問題，首先，我國目前規制的手段立法層級不高，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一部全面對轉基因食品進行監管的綜合性法律，這也反映出我國立法機關對于轉基因食品可能帶來的潛在危害的認識程度不夠。其次，法律責任過輕。目前我國對其最嚴厲的制裁措施不過是沒收其違法所得，并處違法所得1-5倍的罰款。這種處罰力度，與轉基因產品可能帶來的危害相比，很明顯是過輕了。從這點來看，也有必要將轉基因產品納入到刑法的規制當中，用嚴厲的刑罰手段制裁這種給人類帶來嚴重危害的行為。

本文認為，根據刑法的必要性原則，針對轉基因食品的各個環節（包括研發、生產、流通、銷售和監管環節）的法律規定應當盡快出臺。轉基因食品進出口、研發、生產、流通和銷售等行為在違反上述安全標準和規則的前提下，才能被認定為犯罪行為并進行處罰。

目前，針對轉基因食品之行為我國仍未設定與之相對應的罪名。在應對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食品問題上，我國僅僅依靠于基因科技法的引導和保障，而刑法在轉基因食品上的規制具有重大的缺陷與不足。一是目標定位不足，也就是沒有認識到轉基因食品技術帶來的負面作用，也沒有認識到轉基因食品技術給人類身體健康與生態環境帶來的重大危害，故很難見到在刑事立法中設置相應的禁止性規范。二是具體制度的不足，也就是說在刑法規制方面，對于在我國境內已發生多次故意向環境中釋放轉基因生物體的行為的規制還存在嚴重不足。此種行為可以說是一種嚴重破壞生態平衡的行為，而刑法中目前沒有一個罪名完全符合這種行為特征③。

然而，也有論者認為沒必要將轉基因食品犯罪單獨立法新設罪名。比如，利用轉基因食品技術進行傷害、殺人的，根據行為人的主觀意圖可以認定為故意、傷害、殺人罪或過失致人重傷、死亡罪；如將轉基因食品傳染病病原體、轉基因食品廢物排放到水體當中的，則可能構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又如走私轉基因動植物行為可以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④。

本文認為并不是所有的轉基因食品犯罪都能為我國現行刑法關于食品犯罪的規定所囊括。轉基因食品犯罪與一般食品犯罪相比較，其導致的危害程度遠遠高于一般食品犯罪。所以，如果把轉基因食品的犯罪和一般食品犯罪同等看待，就違背了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也不利于對轉基因食品犯罪的打擊。

除此之外，對于研發型的轉基因食品犯罪，我國現行刑法并也沒有與之相應的規則進行規制。如，作為轉基因食品泉源的轉基因動植物恐怕會破壞生物的多樣性，但我國現行刑法中沒有關于生物多樣性犯罪的規范，對研發、生產轉基因動植物而破壞生物多樣在破壞環境資源罪中無相應的罪名予以懲處。

因此，在世界各國對轉基因食品產生的危害達成共識的背景下，我國立法機關急需制定一部全面對轉基因食品進行監管的綜合性法律，以明確轉基因食品安全標準和強化對研發、生產、流通和銷售等環節的規制。筆者建議，針對轉基因犯罪，有必要在刑法典中專門設置一章，并將轉基因食品罪列為其中的一類罪名，并根據犯罪構成要件，將轉基因食品罪細分到具體的罪名，并根據其社會危害性的程度，設置與之相應的法定刑。（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法學院）

注解：

① 楊慧：“我國轉基因立法現狀及完善問題研究”，《法制與社會》2010年第27期。

② 張忠民：“美國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法律剖析”，《社會科學家》2007年第6期。

③ 劉長秋：“論我國轉基因生物技術之刑法規制缺陷與矯治”，《新疆警官高等專利學校學報》2011年第1期。

④ 楊帆：“基因犯罪初探：以風險社會為視角”，《犯罪研究》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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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基因生物安全論文范文6

傾心科研事業 天道自然酬勤

隨著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長速度隨之劇增，為了解決環境生態問題以及能源危機，尋找發展新型的資源成為人類發展的必由之路。其中，生物工程的應用領域非常廣泛，它必將對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生活等方面產生巨大的影響，為世界面臨的資源、環境和人類健康等問題的解決提供美好的前景。生物工程包括四大工程，基因工程、酶工程、蛋白質工程、細胞工程，其中基因工程（也就是克隆技術）在人類史上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

作為新世紀的尖端科學，克隆技術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吸引了眾多世人的目光，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也一直在致力于前沿科學的研究。吉林大學畜牧獸醫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動物克隆專家李子義，就一直致力于克隆技術的研究，并在中國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而且碩果累累。李子義自1983年留原獸醫大學（現吉林大學農學部畜牧獸醫學院）任教，主要從事動物組織學與胚胎學的教學及動物早期胚胎發育機理和動物胚胎生物工程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承擔動物醫學、動物科學、生物技術、獸醫公共衛生檢驗等專業本科生理論課與實驗課的教學工作，以及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發育生物學、動物學進展、英語科技論文寫作等課程的教學工作。

1999年3月，李子義遠離妻子和孩子只身踏上了赴美留學的路途。初到美國愛荷華大學醫學院解剖學與細胞生物學系John Engelhard教授實驗室從事博士后研究的日子里，他感到一切都很新鮮，一切又都很陌生。盡管Engelhard實驗室從事分子生物學實驗的條件和儀器非常先進，但Engelhard教授交給他的工作卻是組建轉基因克隆雪貂課題組，盡快建立雪貂體細胞克隆的操作程序，而他所要做的第一項工作是要購買用于胚胎顯微操作所需的儀器設備。

三個月后，當看到所購買的儀器設備陸續到達并調試安裝后，李子義暗下決心一定要做出點成績來。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近8年的時間，他對國外高校在管理、科學研究等方面的先進經驗有了全面的了解，并深深地認識到了國內的差距。他深深知道，一個科學工作者要想出成果，要想達到很高的學術造詣，必須要勤奮，這是科學研究的一個必然規律。李子義把所有的時間幾乎都用在了科學研究上，無論是周末還是節假日他從不休息，“工作”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內容。另外，李子義具有很強烈的創新精神，他善于發現問題，然后就是努力地去解決問題，并且，李子義并不僅僅從一條思路研究，他總是試圖從各個角度去探索、完善并找出最佳的解決方案。

2006 年李子義承擔的美國 NIH 研究課題――應用胚胎克隆技術生產具有肺纖維化囊腫的雪貂動物模型，獲得突破性進展，在國際上首次獲得兩只應用成年雪貂體細胞為細胞核供體的克隆雪貂，使他從事的雪貂體細胞克隆技術的研究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為了利用雪貂這一動物建立人類肺纖維化囊腫（CF）疾病的動物模型，他查閱了有關雪貂生殖生理方面當時僅有的少的可憐的報道，著手系統地研究了雪貂體細胞克隆的各項技術指標，即從雪貂的超數排卵、胚胎體外培養和胚胎移植，到雪貂卵母細胞的體外成熟和活化，從供核體細胞的細胞系的建立以及周期的確定，到克隆胚胎構建方法的研究，直到在國際上首次獲得兩只體細胞克隆雪貂和轉CF基因克隆雪貂，創立了雪貂體細胞克隆的操作程序，為應用克隆技術生產轉基因雪貂用于人類疾病動物模型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論文已發表在國際著名期刊《發育生物學》。

立足自主創新 實現強國之夢

李子義在讀博士后期間，由于成績斐然，研究成果豐碩，于2002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任助理研究科學家，被美國政府授予綠卡，獲得在美國的永久居住權，但是李子義心里掛念的是自己的祖國。2006年9月李子義婉言謝絕了愛荷華大學John Engelhard教授的誠懇挽留，毅然放棄了美國的優越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攜家人回到了中國。李子義依照吉林大學學術帶頭人人才引進計劃，在吉林大學畜牧獸醫學院擔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基礎獸醫學科學術帶頭人等工作。

回國后，李子義在國家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和吉林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的資助下，通過他不懈的努力獲得豐碩的收獲。李子義先后承擔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項目、國家轉基因重大專項和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等項目，獲得研究經費1500萬元。同時，組建了一個優秀的“基因修飾克隆動物”創新團隊，并申報吉林大學創新團隊獲得批準。該創新團隊已獲得國家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豬、羊抗病育種，豬、牛品質改善等課題1100萬的研究經費。

李子義帶領團隊充分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經過兩年時間的協作攻關，將牛奶蛋白中編碼賴氨酸基因片段轉入“雌性黑白花奶牛”胎兒成纖維細胞內，以雌體細胞為細胞核供體，通過體細胞核移植技術制備克隆胚胎，再將克隆胚胎移植到西門塔爾雜交母牛（黃白花）代孕母牛體內。受體牛懷孕276天后，于2011年8月6日在吉林大學奶牛繁育基地順利產下一頭雌性轉基因克隆牛犢（黑白花），由于這頭牛是陰歷七月初七中國傳統節日--七夕情人節這一天出生的，故起名叫“織女”，出生時體重為31.5公斤，健康活潑；經初步檢測，體內攜帶所轉入賴氨酸基因。

這是世界上首次利用轉基因技術和體細胞核移植技術獲得的賴氨酸轉基因克隆牛，這也標志著我國轉基因技術與克隆技術完美結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李子義介紹說，牛奶蛋白是牛奶中本來就存在的物質，將牛奶蛋白中的賴氨酸基因轉入，不但賴氨酸含量高而且是水溶性蛋白，利于人體吸收。谷物是我國人民的傳統主食，但是谷物的賴氨酸含量普遍較低，所以飲食中缺乏賴氨酸的情況是比較常見的。牛奶中蛋白質、碳水化合物、鈣、鐵以及維生素等含量高，但是賴氨酸含量比較低，而這項成果可使牛奶中的賴氨酸含量大幅提高，預計賴氨酸水平要比一般牛奶高30%，使牛奶的成分更加完美。

李子義表示，高賴氨酸牛奶要投入市場，估計還需10年左右的時間。這10年時間要完成兩項工作，一是生物安全評價工作，二是高賴氨酸奶牛的擴繁工作，培育出雄性轉基因公牛，轉基因的公牛和母牛得到更多的高賴氨酸轉基因奶牛，獲得轉基因奶牛種群，從更大規模上去檢測牛奶的安全性。對于高賴氨酸牛奶成本和市場前景，李子義說：“轉基因奶牛的飼養成本與普通奶牛一樣，先期的研發成本伴隨著轉基因克隆牛群體的擴大會逐漸攤薄，通過與牛奶生產企業合作，高賴氨酸牛奶是非常具有市場前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