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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經濟學范文1

［關鍵詞］行為主體;行為經濟學;職務舞弊;前景理論;預期效用函數

1引言

近年來，關于職務舞弊的報道越來越多，據統計，我國每年因職務舞弊被證監會處罰的上市公司就有70家以上，而據美國注冊舞弊審查師協會(ACFE)統計，2014—2017年職務舞弊對世界經濟造成的損失已經高達5.6萬億美元，對公司等組織造成損失的平均數為20萬美元。這些數據均表明，職務舞弊對公司及經濟組織的健康有序發展，乃至社會的發展帶來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因此，研究職務舞弊行為動機，加強對職務舞弊的防范和控制刻不容緩。目前國內外對職務舞弊行為的研究主要是從經濟學視角和行為科學的視角來進行。從經濟學視角研究舞弊行為雖對舞弊行為的成因、辨別和防范有成效，但其未全面考慮現實生活中行為主體的錨定效應、風險偏好等問題及環境、心理因素的影響，缺乏現實性。從行為科學視角研究舞弊行為，雖然考慮了行為主體心理因素及組織、環境的影響，但其未將兩者的相互作用相結合及探究相互作用的結果，且其未對舞弊行為進行經濟分析和度量，缺乏定量性。本文將從結合了經濟學和行為科學的行為經濟學視角，運用其前景理論對職務舞弊行為進行分析。

2職務舞弊的定義

本文參考ACFE對舞弊的解釋，將職務舞弊定義為:指包括普通員工、經理、高級執行官等組織內不同層次行為主體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條件，以不正當手段為自己或他人謀取利益，并對國家、集體及他人的合法權益構成威脅或造成損失的行為的總稱。

3基于行為經濟學的職務舞弊行為分析

每個行為主體均是有限理性的，在做出職務舞弊行為決策時會經歷一個復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會受到舞弊收益價值函數和舞弊成本價值函數(這一價值是行為主體對該決策主觀感受所形成的價值)，以及舞弊決策權重函數(這一權重是行為主體對舞弊行為的收益和成本主觀排序所形成的權重)的影響。本文將通過前景理論的預期效用、風險偏好、時間偏好、錨定效應及框架效應來分析其對價值函數和決策權重函數的影響，進而對舞弊行為決策的影響。

3.1預期效用與職務舞弊行為傾向

行為主體在做是否舞弊決策時，會計算舞弊收益價值和成本價值，這一價值是行為主體對該決策主觀感受所形成的價值，此外，行為主體會將客觀概率轉化為其主觀心理權重，這一權重是行為主體對舞弊行為的收益和成本主觀排序所形成的權重。行為主體在衡量舞弊價值時，會將給其帶來正效用的因素，納入舞弊收益價值函數，將給其帶來負效用的因素歸入舞弊成本價值函數。這些因素可分為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物質方面包含當期能夠獲得的物質收益k和付出的物質成本m，將來可能獲得的物質收益j和付出的物質成本n，精神方面包含當期能夠獲得的精神收益t和付出的精神成本r，將來可能獲得的精神收益k和付出的精神成本s。通過對行為主體職務舞弊收益及成本價值函數的分析，可知職務舞弊的預期效用函數為U［(k+t)－(m+r)－p(n+s)+(1－p)(j+k)］。從預期效用函數可知:(1)當舞弊行為的預期效用越大，舞弊傾向越高;(2)某次舞弊行為未被發現再次實施舞弊的傾向顯著大于某次舞弊行為被發現;(3)行為主體對物質和精神利益的偏好程度越大，舞弊傾向會越高。

3.2風險偏好與職務舞弊行為傾向

風險偏好是指為了實現目標，行為主體在承擔風險的種類、大小等方面的基本態度。依據風險偏好不同，行為主體可分為:風險追求者、風險中立者和風險規避者三種，且行為主體對于風險的承受能力逐漸降低。但不論哪種行為主體，當涉及收益時，更加偏好確定性收益，厭惡不確定性損失;當涉及損失時，更加厭惡確定性損失，偏好不確定性收益。因對待風險態度的不同，行為主體在進行舞弊決策時，所要求的確定性收益與風險性收益差額即風險溢價也會有所差異，故舞弊收益和非舞弊收益直接的差額滿足風險溢價的可能性也會有所不同，但只有當兩者之間的差額滿足風險溢價的要求時，行為主體才會進行職務舞弊行為。因此，風險偏好會對職務舞弊行為產生效用評價約束:(1)在高風險狀態下，風險偏好程度高的行為主體，職務舞弊傾向越高;(2)行為主體的損失厭惡程度越大，職務舞弊傾向越高;(3)行為主體預期損失金額越大，職務舞弊傾向越高;

3.3時間偏好與職務舞弊行為傾向

時間偏好是指分配在不同時點的相同財富會給行為主體帶來不同的效用，經常用“貼現率”來表示，即短期貼現率和長期貼現率。每個行為主體對時間偏好是不一致的。由于職務舞弊行為的隱蔽性和偵察手段的滯后性，職務舞弊行為往往在很長一段時間后才能被發現，時間距離的存在導致職務舞弊的收益發生期要早于舞弊成本的發生期，故行為主體在進行舞弊決策時，舞弊收益適用短期貼現率，舞弊成本適用長期貼現率。因此，在面對短期決策時，舞弊成本和舞弊收益存在時間距離的情況下，時間偏好的差異程度越大，舞弊收益的貼現值就越大，行為主體實施職務舞弊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如果縮短舞弊收益和舞弊成本的時間距離，由于在一般情況下，行為主體在偏好短期收益的同時也會厭惡短期成本，致使相同數量損失的效用要顯著大于相同數量的收益，因此相同時間偏好的行為主體，在縮短舞弊收益與舞弊成本時間距離情況下，行為主體職務舞弊的可能性越小。

3.4錨定效應與職務舞弊行為傾向

當行為主體在進行舞弊價值評估時，會通過一個相對的初始值作為參照點來定義“損失”或“獲得”，這個初始值稱錨。而錨定效應是指這個初始值像錨一樣制約著估測值。人們在決策時，會不自覺地給與最初獲得的信息過多重視，而這個錨一旦確定，后續行為基本也確定。而在實際研究中發現，在進行舞弊行為決策時，大到經濟形勢等大環境，小到工作條件都可作為錨，影響著行為決策。因此就有如下幾種情況出現:①社會經濟形勢、國家的經濟法規政策均有可能引導行為主體實施舞弊行為;②處于行業或者企業風氣不佳環境下的行為主體，職務舞弊傾向性更高。

3.5框架效用與職務舞弊行為傾向

框架效用是指行為主體在進行決策時，會受到問題的框架方式的影響，即問題以何種方式呈現在行為主體面前，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對于風險的態度。在進行職務舞弊行為決策時，潛在的與職務舞弊有關的問題以正面反饋的方式呈現會使行為主體舞弊傾向較小或選擇不進行舞弊，而以負面反饋的方式呈現會使行為主體舞弊傾向較高。

4職務舞弊行為的控制策略

根據以上分析，結合我國社會經濟現實情況，本文從以下幾方面提出職務舞弊行為的控制策略。

4.1降低舞弊預期效用，提高舞弊行為成本

從預期效用函數可知，舞弊行為的收益和成本以及被發現的概率決定了舞弊行為的預期效用，故降低舞弊行為潛在收益，提高舞弊行為潛在成本以及被發現的概率可有效降低職務舞弊行為。

4.1.1強化政策約束力

強化政策約束力可通過以下兩方面手段:(1)提高職務舞弊行為的懲罰標準。可通過降低職務舞弊行為的處罰界限以及提高職務舞弊行為的懲罰力度，提高行為主體的舞弊成本以及舞弊行為被發現的心理概率來實現。(2)增強企業員工敬畏感。可通過簽署承諾函或寫保證書的方式來提高行為主體的舞弊成本。

4.1.2加強反舞弊宣講教育

加強反舞弊宣講教育可通過以下三種方式:(1)提高舞弊信息透明度，加強多方式的反舞弊教育。定期違法違規而被懲處的公司或個人，并以案例形式多方式地在一些平臺上，以對潛在舞弊公司或個人起到警示作用，從而降低舞弊預期效用。(2)推進內部控制建設，定期開展反舞弊宣傳教育。從社會監督來說，定期深入企業開展反舞弊宣傳，強化企業反舞弊意識;從企業組織來說，推進內部控制建設，定期對企業員工進行反舞弊宣傳培訓。(3)建立檢舉制度。建立完善的揭發檢舉制度，提高舞弊行為被發現的概率。

4.2正確認識偏好，減少偏好帶來的影響

(1)縮短成本收益的時間距離，減少時間偏好的影響。當縮短時間距離，使得舞弊收益和舞弊成本處于同一時間區間，行為主體對于舞弊成本的不安心程度會顯著大于對舞弊收益的不耐心程度，從而減少舞弊行為。縮短時間距離可通過延長舞弊收益的發生期和縮短舞弊成本的成本期來實現。(2)職位特征與人員風險偏好程度相匹配。企業可根據職務特征和人員風險偏好程度來進行人事安排，如當職位特征涉及決策較少且更多要求人員誠實、嚴謹和負責時，可將風險規避的人員安排在此類職務上;而當職位特征涉及更多決策時，風險追求者和風險中立者能給企業帶來更好發展，但需設置一些制衡監督崗位，從而降低風險偏好的影響。

4.3建立積極的錨定效應，減少消極的錨定效應

(1)降低不合理的法規政策的錨定效應。政府及監督部門在制定法規政策時，應充分考慮金額、比率、年限等指標要求可能產生的錨定效應，減少公司或個人為滿足指標要求而做出舞弊行為。(2)營造企業良好氛圍，提高員工職業道德。建立良好的企業文化，營造良好工作氛圍，引導企業員工將積極向上、作風端正和長遠利益作為參照，運用錨定效應消除其從眾心理、消極心態。此外，建立員工職業道德規范手冊，開展職業道德教育，引導員工積極端正的工作作風。

行為經濟學范文2

關鍵詞：損失規避 混合均衡 進化穩定均衡

經濟涉及種植、加工、走私、消費等一系列環節，其中走私環節的利潤最大。目前對走私的地下經濟學研究主要集中于規模測估、供給與需求、對地上經濟影響等領域，對走私的行為分析欠缺。本文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對走私行為進行了分析。

一、走私風險決策

走私要承擔巨大的風險，研究走私者在不確定條件下的風險決策，主要有三種理論可資借用。

1、期望值理論

該理論假設決策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風險態度是中立的，作決策時只考慮期望值的大小。假設走私者走私成功的概率為P1，收益為X1，走私不成功被抓獲的概率為P2，收益（負值）為X2，如果不參與走私將穩定地獲得工資性收入w。那么，當且僅當走私的期望收益E（X）=X1P1+X2P2大于w時，走私者才會冒險做出走私的決策，否則他將得不償失。期望值大小直接反映了走私者動機的強弱，期望概率反映了走私者實現需要和動機的信心強弱。此理論說明：假如走私者把走私的期望效益看得很大，估計實現的概率也很高，那么這個目標所激發動機的力量就很強。

2、預期效用理論

該理論假定，每個決策者都有一個效用函數，效用函數以決策行為可能產生的行為結果為自變量，如果某個隨機變量X以概率Pi取值Xi（i=1，2，…，n），而某人在確定地得到Xi時的效用為u（Xi），那么，該隨機變量給他的效用便是U（X）= E［u（X）］= P1u（X1）+ P2u（X2）+ … + Pnu（Xn），其中，E［u（X）］表示關于隨機變量X的期望效用，U（X）稱為期望效用函數。理性的走私者當且僅當走私行為所導致的效用函數期望值大于不走私時所帶來的工資效用時，才會選擇走私，也就是：U（X）=P1u（X1）+P2u（X2）>U（w）。這個理論強調了走私者主觀心理評價，認為走私者是在預期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下做出決策，而不是根據貨幣收益的期望值大小來做出決策，突出了走私者做決策的主觀預期。

3、期望理論

期望理論認為，人們的決策遵從損失規避準則，而不是風險規避準則。具體而言，大多數人在面臨收益時，是風險規避的，在面臨虧損時，是風險偏好的。收益和虧損都是相對參考點而言的，比起收益來，人們對虧損的感知會更敏感。期望效用曲線如圖1。

由期望理論，走私者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是以自我感知的虧損和收益為依據的，而不是實際財富擁有的多少。當走私者感知自我財富狀態處于虧損狀態時，他會“鋌而走險”，是風險偏好的；當走私者感知自我財富處于獲利狀態時，他會考慮“金盆洗手”，是風險規避的。然而走私者對虧損的感知更加敏感，他們的目標追求都是越過參考點O，進入獲利狀態，選擇風險規避。由于參考點是相對于走私者的主觀判斷形成的，一旦進入走私行業，巨大利潤不斷誘惑，參考點不斷提升，從而很難越過。因此走私者在大部分情況下都處于風險偏好狀態，真正“金盆洗手”規避風險的較少。

二、走私禁毒兩方博弈

從經濟學的角度，走私發生的基本前提是預期風險收益大于合法經營的利潤，如果打擊懲罰的力度不夠，走私活動就難以避免。下面從博弈的角度來分析這一點。

該博弈的參與人是禁毒局和走私者，禁毒局的策略是嚴打和放松，走私者的策略是走私和不走私。為簡化問題，假定禁毒局嚴打，走私者就一定會被發現，禁毒局放松打擊，走私者就不會被發現。其博弈標準式如表1所示。

在上述博弈模型中，Y為財政撥付禁毒局的預算經費（形成收入），C為禁毒局打擊走私的成本，F為走私被查獲時的罰款（假設形成禁毒局的收入），f為對禁毒不力的處罰（如獎金扣除、職位下遷等），t為走私的投資成本，E為走私成功時獲得的高額利潤，w為走私者不走私所獲得的工資性收入，p為禁毒局嚴格打擊走私的概率，q為走私者選擇走私的概率。

對于走私者而言，在給定p的前提下，選擇走私的期望收益為U1（p）=（-t-F）p+（1-p）E，選擇不走私的期望收益為U2（p）=w，令U1=U2，得到p?鄢=（E-w）/ （t+F+E）。其含義是：如果禁毒局嚴打的概率小于p?鄢，那么走私者的最優選擇是走私；如果禁毒局嚴打的概率大于p?鄢，那么走私者的最優選擇是不走私；如果禁毒局嚴打的概率為p?鄢，那么走私者隨機選擇走私或不走私。對于禁毒局而言，在給定q前提下，選擇嚴打的期望收益為U3=（Y-C+F）q+（Y-C）（1-q），選擇放松打擊的期望收益為U4=（Y-f）q+Y（1-q），令U3=U4，得到q?鄢=C / F+f。其含義是：如果走私者走私的概率小于q?鄢，那么禁毒局的最優選擇是放松打擊，如果走私者走私的概率大于q?鄢，那么禁毒局的最優選擇為嚴格打擊；如果走私者走私的概率為q?鄢，禁毒局隨機選擇嚴打或放松。本博弈的混合納什均衡為：走私者以C / F+f的概率選擇走私，禁毒局以（E-w）/ （t+F+E）的概率選擇嚴格打擊。　 進一步把走私者與禁毒局的期望收益聯合起來考慮，用劃線法圖解禁毒局與走私者之間的博弈關系，如圖2、圖3所示。

行為經濟學范文3

關鍵詞：財政幻覺 行為經濟學 原理 應用 制度選擇

相關概念的界定

（一）行為經濟學

行為經濟學作為經濟學和認知心理學的交叉學科，將認知心理學的理論應用于不完全理性市場條件下個人的行為模式研究，分析影響個人行為選擇的內外部因素。作為行為經濟學、心理學基礎的原理是“認知偏差”。認知心理學從認知的視角觀察人的行為，認為個人對現實的反應可能與客觀世界不符，但和個人思維和想象的內部世界中的主觀現實是一致的，即存在所謂的認知偏差。這種認知偏差主要體現在對影響未來決策的效用評估上。效用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指商品或服務滿足人欲望的能力，也就是消費者在消費商品或服務時所感受到的滿意程度。卡尼曼將效用分為兩類：一種是邊沁使用的，指快樂和痛苦的體驗，稱為體驗效用；另一種是現代意義的，指決策的權重，稱為決策效用。其中，體驗效用是人們對事物進行評價和判斷的依據，但是，人們在對未來進行決策時依據的是自己對未來效用的預期，也就是預期效用。因此，個體在決策中產生的認知偏差來自于對影響行為選擇成本和收益的預期，即預期成本和預期收益，與真實的成本和收益存在一定誤差，這在個人決策時會產生心理錯覺，并影響個人決策的結果。行為經濟學就是研究在認知偏差基礎上個體進行決策時行為模式規律性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這一分支隨著其代表人物例如卡尼曼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逐步為人們所接受和重視。

（二）財政幻覺

所謂的“財政幻覺”，是指基于不同財稅制度安排在納稅人心理上產生認知偏差，強化或弱化納稅人對稅負痛苦的主觀心理感受，并對納稅人的行為選擇結果產生影響的制度效果。財政幻覺的概念最早由意大利學者阿米卡爾?普維亞尼提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將普維亞尼的財政幻覺理論推廣應用于財政民主問題。布坎南指出，在充分的民主的背景下，不論最初的組織動機如何，財政制度均能夠根據它們產生財政幻覺的傾向進行分析和排列。財政幻覺有樂觀和悲觀兩種不同類型。普維亞尼式的財政幻覺是一種樂觀的財政幻覺，這種財政幻覺強調通過財稅制度安排產生弱化稅負痛苦的主觀錯覺，以減少推行財稅制度過程中來自納稅人的阻力；布坎南式的財政幻覺是一種悲觀的財政幻覺，這種財政幻覺強調通過財稅制度安排產生強化稅負痛苦的主觀錯覺，以激發納稅人的權利意識和民主觀念，打造民主參與的觀念內核。對于財政民主而言，悲觀的財政幻覺是更為理想的選擇。

財政幻覺產生的機理是認知偏差。布坎南認為，如果選擇者不掌握關于可選擇對象的充分信息，而且他半信半疑，那他就會對可選擇對象形成不完全的概念。如果他受到某種幻覺的影響，他就對可以選擇的對象形成錯誤的概念。在納稅問題上，認知偏差容易導致財政幻覺的產生。繆勒指出，財政幻覺的一般觀念是，存在某種沒有被公民觀察到或沒有充分觀察到的政府稅收來源。如果這些來源的資金被花費了，那么一部分或所有公民都會從這些花費中獲益，而對于政府的支持就會增加。因為公民不清楚這些開支的來源，所以，他們看不到支付更高稅收或錯過稅收削減而帶來開支增長的痛苦。基于認知偏差而產生的財政幻覺會對納稅人產生重要的影響，包括公共權利意識和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

（三）應用行為經濟學原理分析財政幻覺現象的基礎及意義

財政幻覺產生的原理與行為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相同，二者都是基于認知偏差。行為經濟學探索不確定性的外部條件以及個體主觀產生認知偏差的情況下個體的行為選擇問題，而財政幻覺是在對影響行為選擇的各種變量及其權重進行預期過程中發生偏差而產生。這樣可以借助于行為經濟學的原理闡釋財政幻覺產生的內在機理，從而深化對財政幻覺現象的認知。

基于行為經濟學基本原理的正向或逆向的不同應用，財稅制度安排會產生樂觀或悲觀兩種不同的財政幻覺。本文的目標便是通過對不同種類財政幻覺現象的分析，厘清其背后的行為經濟學原理及其應用狀態，通過對行為經濟學基本原理的反向應用來矯正不利于民主觀念和權利意識生成的樂觀的財政幻覺，并通過有針對性的制度改革營造有助于權利意識和民主觀念生成的制度環境。我國當前的民主、法治建設所遭遇的阻力，大部分來自于歷史的負重。兩千多年的專制、人治的歷史塑造了民眾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觀念，而民主、法治意識極度匱乏。即使經過30多年的市場經濟洗禮，當前民眾的公民意識仍然淡漠。應對此種問題，在進行宣傳教育的同時，也可以借助于悲觀的財政幻覺，通過有針對性的財稅制度設計放大稅負痛苦，將民眾對個人利益的關切轉化為對公共事務民主參與的熱情，從而提升民眾的民主觀念和權利意識。前景理論及其從中引申出的稟賦效應和現狀偏見、錨定效應和心理賬戶是行為經濟學的三大理論基石，本文對財政幻覺的考察亦將以上述三大理論為基礎進行。

基于前景理論的財政幻覺分析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卡尼曼（Kahneman）和行為經濟學大師特維斯基（Tversky）在1979年提出了前景理論，也有的學者將前景理論翻譯為“預期理論”。該理論指出，在面對未來的風險選擇時，人們通過一個價值函數來進行價值評估。前景理論的下述原理能夠解釋各不相同的具體的財政幻覺現象。

（一）基于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產生的財政幻覺及其啟示

所謂的損失厭惡是指人們厭惡任何形式的損失，并盡量使這種損失不再發生。在作出自己決策的過程中，人們賦予損失的權重要明顯地大于賦予獲得的權重。卡尼曼認為，當人們對盈虧進行直接比較或權衡時，虧似乎比盈影響更大。換言之，大多數人對損失和獲得的敏感度是不對稱的，面對損失的痛苦感要大大超過面對獲得的快樂感。在金錢方面（或在其他的“損失”或“獲得”能夠被衡量的領域），人們對‘損失’的價值感知通常是相同數量“所得”的兩倍。普維亞尼歸納的下述財政幻覺現象均是基于損失厭惡原理的逆向應用而產生的。

一是將稅收計入個人對私人商品和服務所做的支付中，會產生樂觀的財政幻覺，典型的代表是消費稅的征收。此種財稅制度安排將賦稅隱藏于私人的購買行為中，具有一定的隱蔽性，能夠避免公眾產生損失厭惡的心理，制造了樂觀的財政幻覺。這種能夠產生樂觀財政幻覺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納稅人民主觀念和權利意識的覺醒，是逆向應用損失厭惡原理的結果。這一啟示的意義在于，通過正向應用損失厭惡原理可以產生有助于財政民主實現的悲觀的財政幻覺。具體而言，價內稅容易產生樂觀的財政幻覺，不利于財政民主觀念的覺醒，價外稅是比較理想的稅制選擇。

二是統治者作出假的許諾，這種手段往往采取使個人認為各種各樣的支出計劃是暫時的和短期的形式，從而產生樂觀的財政幻覺。而實際上，這些計劃一旦開始實施，就會維持下去。此種故意營造稅負痛苦是“暫時的”、“短期的”的財稅制度安排，能夠利用公眾的損失厭惡心理降低推行此項決策的阻力，產生樂觀的財政幻覺，這也是逆向應用損失厭惡原理的結果。這一啟示是，對于財政民主而言，有關財稅的法律、法規的名稱中，盡量避免出現“暫行”的字樣，通過正向應用損失厭惡原理，最終產生悲觀的財政幻覺。我國現行的稅收法規名稱中，多數帶有“暫行”的字樣，這不利于產生有助于財政民主觀念覺醒的悲觀的財政幻覺。

（二）基于參照依賴產生的財政幻覺及其啟示

所謂的參照依賴，是指價值的載體是相對一個參照點定義的“損失”或“獲得”，換言之，實際情況與參照水平的相對差異比實際的絕對值更加重要。人們在對事物進行分析判斷時，常常會選取一個參照標準作為參考依據。人們通常不會過多地留意所處環境的特征，而是對自己的現狀與參照水平之間的差別更為敏感。卡尼曼認為，人們最常見的參照點就是現狀，但也可能是你期待的那個結果，或者是你感覺實至名歸的結果。高于參照點的結果就是獲得，低于參照點的結果就是損失。

在逆向應用參照依賴原理下，能夠產生樂觀的財政幻覺。普維亞尼指出，在公共支出中，政府往往不讓公眾看到預算計劃的規模和真正性質，這種情況下能夠產生樂觀的財政幻覺。即使在現代的預算制度下，預算的復雜性也致使公民至多粗略的了解公款的分配情況。同時，在預算報告中僅僅提出預算規模的數值，而缺乏不同年份之間預算規模的縱向比較和不同部門和支出項目之間的橫向比較，也容易產生上述這種財政幻覺。此種財政幻覺現象產生的原理就是參照依賴的逆向應用，即通過弱化公眾對財政支出數量“變動”的感知而使其更容易接受現行的財政支出方案。此種樂觀的財政幻覺不利于公眾獲得真正的財政信息，降低財政過程的透明度，不利于財政過程的民主參與。這一分析的啟示是，在推進財政透明化制度建設過程中，不能忽略基于逆向應用參照依賴而產生的這種樂觀的財政幻覺，只要將參照依賴原理的應用由逆向轉為正向，即將不同國家之間、不同年份之間、不同部門之間、不同支出項目之間有關預算支出規模、績效等的橫向和縱向比較嵌入財政透明度的量化指標之中，就可以消除這種不利于財政透明、民主的樂觀的財政幻覺。

（三）基于敏感度遞減產生的財政幻覺及其啟示

卡尼曼指出，一種降低敏感度的原則在感覺維度和財富變化的評估活動中都是適用的。這即所謂的敏感度遞減，是指不論是獲得還是損失，其邊際價值隨其不斷增大而遞減。鑒于對未來不確定的金錢結果的偏好，敏感度遞減意味著隨著人們眼前的財富水平距離參照水平越來越遠，其價值的邊際變化量將不斷減少。

將此種敏感度遞減原理正向應用于財政制度建構過程，能夠產生樂觀的財政幻覺。普維亞尼認為，如果可以分解一個人的總納稅負擔，使他面對無數小稅而不是若干大稅，就會產生財政幻覺。這種將稅負分散于若干小稅的做法，其原理就是敏感度遞減的正向應用，即納稅人對眾多小稅的稅負痛苦敏感度會逐步遞減，如果稅負在其可承受的限度之內的話。此種利用“短痛”分解“長痛”的稅制安排，能夠產生樂觀的財政幻覺，但此種稅制結構不利于只有在足夠的稅負刺痛下方能覺醒的民主觀念和權利意識的生成。在財政民主的背景下，只需逆向應用敏感度遞減原理即可消除上述樂觀的財政幻覺。具體而言，正向應用敏感度遞減原理并產生樂觀財政幻覺的稅制選擇是復合型稅制，逆向應用敏感度遞減原理并產生悲觀財政幻覺的稅制選擇是簡單型稅制。這一啟示是，簡單型稅制更有助于財政民主的實現。

基于稟賦效應和現狀偏見的財政幻覺分析

在損失厭惡的基礎上，還可以引申出其他兩個行為經濟學中的原理，即基于現有物品損失的厭惡而產生的稟賦效應和基于現狀改變的厭惡而產生的現狀偏見。

（一）基于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產生的財政幻覺及其啟示

行為經濟學范文4

【關鍵詞】網購；博弈模型；經濟學

一、全民瘋狂的網購時代

網購是指通過互聯網檢索商品信息，并使用電子訂購單的形式發出購物請求，之后按照支付，發貨等一系列環節完成交易的購物形式。 我國網購市場到底有多火再來看看數據就知道了。艾瑞咨詢的2013年第三季度Q3中國網絡市場數據顯示，Q3中國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模為547.6億元，同期增長42.4%。而國家統計局法術的數據顯示，網購交易規模同比增長速度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的3.2倍。剔除通貨膨脹的因素，預計2020年中國網購規模將達25000至40000億元。電子商務時代的到來，不僅僅是給人們提供便利的購物條件，也使得傳統企業有了更多的銷售渠道，的確開創了一種雙贏局面。

二、網購中的博弈模型

我國網上購物真正的迅猛發展其實是從2006年開始的。在此之前“先付款，后發貨”的交易制度使得大部分的消費者對廠家的誠信度持有懷疑態度致使成功的交易次數很少。開通第三方獨立支付平臺的想法是馬云在2005年度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提出的，要想徹底解決誠信問題，就要先從交易環節入手，采取適當的監管措施并設立資金保護平臺。實際上這每一次交易過程都是買賣雙方博弈的結果，他們都會根據自身需要相應做出一個使自己效益最大化的行動。

1.一錘子買賣下的博弈

這里的一錘子買賣指買方與賣方只有一次交易機會，即不管交易結果如何每一個購物者都只會光臨一個商家一次。商家當然也不需要為消費者提供售后，免費退換等服務。下面我們就以傳統“先付款，后發貨”的交易模式為例進行討論。無論是買方還是賣方，都有誠實或不誠實兩種交易選擇。為了使我們的討論有效，這里還要做出兩點假設：（1） 暫不考慮雙方交易信心指數（ 2） 交易時不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擾，屬于無章交易狀態。從買方開始，先做出選擇，同時他選擇的結果會很清晰的被賣方感知（即是否付款）。所以為了使得交易的繼續進行，買方只能被迫選擇“誠實”，即先付款，否則交易立刻終止。當買方做好決策之后，就進入到了賣方的選擇時間了。賣方也有兩種選擇，即誠實交易時，雙方各自獲取利益π；但他選擇違背承諾，即不誠實交易時，他本身就可以獲得2π的收益，而買方則損失π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的賣方都會選擇不誠實交易的策略，因為2π的收益顯然更高一些。而買方肯定也預料到了這種結局，所以在開始選擇的時候一定會選擇不誠實，就是不給賣方匯款，至此博弈結束。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為買賣雙方都選擇不誠實，各自收益為0，交易失敗。因此在一方率先履約的情況下，交易失敗的可能性很大。

2.無限次的重復博弈分析

一錘子買賣假設的成立條件過于苛刻，在現在的網購中也幾乎不會存在這樣只希望和你做一筆買賣的商家了，相反他們希望出現更多的 “回頭客”，就是所謂的忠誠顧客。所以商家如果想要持久的經營下去，必定要進行無限次的重復博弈。這也就是我們接下來的研究的現實意義。研究這個問題的假設和前者基本相同，但是我們要指出的是假設賣方選擇誠實之后買方就會繼續購買（可以是不同的買家）。但只要賣方不誠實過，所有的買家都不會再買，也就是賣方失去了全部顧客。賣方的貼現因子δ（02π，求出δ>1/2。只要δ>1/2，賣方就不會選擇不誠實。也可以理解為只要賣方想要持久經營下去，耐心程度越大，選擇誠實的可能性就越高，獲得的持續收益也就越多。這也就解釋的通為什么現在的店家都很注重自己的信譽誠信度了。同時對于買方來講，因為其只關注一階段的支付，只有當他預期賣方誠實時，他才會選擇購買。買方認為誠實的賣方將一直選擇誠實的策略，所以買方的狀態為最優；如果賣方曾經不誠實，買方則預期賣方永遠不會誠實，所以買方也會選擇不誠實的策略，即不進行購買。但是現實中也確實存在著詐騙的現象，這就是賣家耐心不夠的表現。他們只想騙一下就卷鋪走人，也不準備進行持久的交易。對于這種特殊的交易動機，我們應該特殊考慮，也就不在上述范圍內。

三、網購中的問題及解決辦法

從上述博弈模型的探討中，我們可以得知有著不同交易動機的賣家會采取不同的交易策略。打算持續經營的賣家毫無疑問會選擇誠實，但少部分遵循“一錘子買賣”原則的投機者則必然會采取不誠實策略。可是選擇誠實交易的賣家是否會禁不住短期利益的誘惑而加入不誠信的行列？我們有沒有什么辦法可以讓他們保持誠信？對于不誠信者，又是否能采取措施使得他們的利潤無限縮小最終不得不放棄這種策略呢？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將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做以回答并提出相應具體的解決方案。

1.外部力量的介入

和商品一樣，信息也是一種很有價值的資源，它能夠提高經濟主體的效用和利潤。比如說如果買方對產品有足夠多的了解，就能夠很容易的避開質次價高的東西，減少自己不必要的損失；賣方如果及時了解市場的需求，也就能夠提供恰好的供給。但是在網購市場上，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使得賣方比買方擁有更多的相關信息。單純的市場調節機制無法很好的發揮效用，就容易出現市場失靈問題。這里指的是單靠市場力量無法滿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比如賣家通過選擇不誠信交易策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卻使得大量消費者利益受到損害，這就不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則。所以在市場失靈情況下，政府的強硬介入則顯得尤為必要。看不見的手失靈的時候就需要看的見的手進行矯正，政府可以通過調節市場機制，彌補市場缺陷等方法來解決這種問題。近兩年，政府相繼出臺了確定市場準入及資格認證標準，強制性要求商家登記記錄，相關部門進行不定期的審核等相關法文保障了市場的效率與公正性。除去這些明確的法律規范，獨立的第三方支付平臺，賣方提前繳納金制度，買家無條件換貨退貨機制更是使得不誠信商家獲益難上加難。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所說：市場本身沒有思考，沒有顧忌，需要政府制定政策，糾正某些由市場帶來的經濟缺陷。

2.自身的激勵機制

理性的賣家會毫不猶豫的選擇誠信策略，因為這可以使得他們獲得持久收益。但為了防范賣家不理的出現，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建立信譽評級制度，通過開設用戶評價平臺使得單個消費者的經濟行為對于其他人也產生一定影響。其他消費者依據這些評價對賣家的誠信度做出判斷，并將此作為自己是否購買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簡單來說就是消費者認定商品質量優劣的標準通常是呈現出來的用戶評價，因此商品對于用戶的吸引力也與用戶評價成正向關系。隨著商品好評的增加，它的協同價值越來越大，就有更多的消費者認可，商品銷售量的增加就可以給賣家帶來更多的收益。與此同時只要賣家選擇過不誠實策略就再也不會有消費者與賣家進行交易，即賣家此后利潤為0。通過這種機制的建立極大地避免了逆向選擇，檸檬市場等狀況的出現，也鼓勵了生產銷售優質產品的誠信者，懲罰了以次充好的不誠信者，提高了誠信的收益及欺詐的成本。在這種激勵機制的作用下使得賣家確信只有一直選擇誠信策略，才會有更多的收益。賣家也就不會為了一時暴利而放棄長久可持續的利潤現金流，這才從根本上降低了誠信賣家倒戈為不誠信賣家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韓莉.我國網購的發展.商業時代[J]，2012.7

[2]陳盈，竟萍萍.三級價格歧視下的福利研究.現代管理科學[J]，2011.11

行為經濟學范文5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理論；現代經濟生活；“三個不等于”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1

什么是行為經濟學呢？行為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年輕分支，之所以能夠成為主流經濟學，我想它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能夠有力地解釋了傳統經濟學所無法解釋的一些現象。也可以說行為經濟學的出現充實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并使得經濟學的研究范疇從商品現象擴大到了人類的行為。

一、行為經濟學定義

1.從空間定義來看

行為經濟學就是透過人們各種經濟活動中的行為解釋經濟現象的本質的一門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它研究的核心領域也是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即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問題等。

2.從時間定位來看

行為經濟學屬于現代經濟學。具體地說，行為經濟學是一門與心理學有機結合，通過可控實驗、調查等方式考察人們在不完全理性的市場中各種經濟活動時的行為模式，分析影響行為的內外部因素，理解并解釋經濟現象，以檢驗并修正先驗理論，并提出自己的理論的現代經濟學科。

二、“三個不等于”于現代經濟生活中解釋

如何借助心理學分析方法還原人性中某些非理性本質和解釋了哪些傳統經濟學所解釋不了的一些現象。而且理解好這個問題也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行為經濟學。具體地說，就是“三個不等于”：

1.想的≠做的

我們去商場買東西的時候，有的時候我們已經想好了買哪樣物品，但有的時候，遇到商品打折，結果是改變自己最初的想法，買了這些打折商品。實質上這種消費的行為并不是理性的，也就是本應是理性“經濟人”變成了非理性“經濟人”。就是說人并非完全理性自私，人的決策除受客觀因素影響之外還受其心理因素影響。這就是行為經濟學中人具有的是“有限理性”的觀點。

但這種非理性的行為又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說大幾乎每一個人都犯過這樣的錯誤，所以說行為經濟把我們從傳統經濟學中理性十足的“經濟人”，還原為活生生的容易犯錯誤的普通的、偏好不一的消費者。因此說，我們多了解一點行為經濟學的常識，有助于我們提高在消費過程中的幸福指數。

2.錢≠錢

錢不等于錢，我們說這個等式成立嗎？這個等式在行為經濟學中它就成立。比如我們說500元≠500元？

上大學的時候，學校發獎學金，那段時間會出現什么現象呢？就是大學附近不少小飯店生意會十分興隆，比如你得出500元獎學金了，一般的人都經不起同寢室其他人的惦記，最終免不了請他們大吃一頓。同樣這500元錢換個環境，假設它是你歷時一周辛辛苦苦做家教得來的報酬，那么你會怎么做呢？想必再象這樣請客就很困難了。我們看同樣的500元錢，因為前者它是一筆意外之財，所以你會很輕易地把這錢花出去，那么，這個時候500元還等于500元嗎？可能其他經濟學理論很難解釋，但行為經濟學它有一個很好的解釋。

這就涉及到了行為經濟學中心理賬戶的概念。為了記錄、總結、分析或者報告我們財務上的收入和支出，進而弄清楚我們每一筆錢最終都用到了什么地方，我們建立起各種財務賬戶，象生產成本賬戶、現金日記賬、費用賬戶等等。而心理賬戶也和它有同樣的目的，只是有時候人們會下意識的把每筆錢都歸入某些賬戶，而由此導致經濟行為結果發生變化。這些抽象的、存在于人們心里的賬戶，就是心理賬戶。也就是說，我們的獎學金在一個賬戶，從心理上講這個賬戶里我們得到的錢的機會成本相對較低，所以這個賬戶的錢我們花的更加容易些；家教收入則在另一個賬戶中，這一賬戶中的錢我們主觀上評價它們更加來之不易，機會成本比前一賬戶中的高，所以我們就不會輕易把它花出去。于是就有剛才我們提出的500元不等于500元之說了。也就是同樣是500元錢，由于我們建立不同的心理賬戶，使得它們的預算、成本和支出便成了不同的概念。

那么，既然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心理賬戶，那么我們說如何來劃分心理賬戶呢？行為經濟學告訴我們一般應當劃分為三種形式：最小賬戶、與當前有關的賬戶和綜合賬戶。最小賬戶就是需要作出選擇時，在兩種選擇中比較他們的不同點；與當前有關的賬戶就是根據當時當地的經濟環境建立參照系和考慮經濟行為的結果；綜合性賬戶就是一般劃分的賬戶，象每月固定支出、儲蓄賬戶等等。

3.快樂≠幸福

近幾年，我們經常討論幸福指數話題。比如全國幸福指數的城市排名等等。那么我們說快樂為什么不等于幸福呢？比如這個月單位發給你5000元獎金，你一定非常高興非常快樂。你一定是高高興興把錢拿回家了。但是第二天，你不慎丟了2000元，這個時候你的幸福指數怎么樣呢，會明顯下降一大截；第三天你愛人做美容又辦個了年卡2000元，你的幸福指數又降了一大截；然后這個月又有一朋友結婚隨禮200元；同事生小孩子200元；你開車不小心違章又罰款200元，一共4600元，盡管這個時候還剩400元，但這個時候你的幸福指數怎么樣呢？基本上已經消失殆盡，已經為0了，沒有了。我們說不還剩400嗎。

行為經濟學認為，“同樣是一百塊錢，失去一百塊錢給我們帶來的痛苦非常的高。而撿到一百塊錢所給我們帶來的快樂，卻相對比較少。”在行為經濟學里，這叫做損失厭惡的一種傾向。人們對于獲得和損失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樣的。損失的痛苦要遠遠大于獲得的快樂。你損失100元所帶來的痛苦，是獲得100元所帶來快樂的兩倍還要多。所以說如何在獲得與失去中獲得快樂呢？從這個方面來說，就要提高控制自己的厭惡失落情緒的能力，說白了就是要調整好心態，其實即便出現損失也沒有自己認為的那么嚴重，無形之中就增加了自己的幸福感。

因此，快樂≠幸福。也就是在快樂的基礎上，你的欲望越小，幸福指數就會越高。所以中國有句古話說的非常好：知足常樂。

三、小結

總之，行為經濟學它是一門什么學問呢？它是一門教我們更加理性的做出正確的選擇，做出快樂的選擇的學問，是一門教我們管理好自己的心理賬戶，讓消費的行為快樂和幸福起來的學問，是一門幸福的經濟學。

參考文獻：

[1]黃有光，著.經濟與快樂[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

[2]呂保軍.行為經濟人的三個基本特征[J].經濟學家，2006（05）.

行為經濟學范文6

關鍵詞：大學生；兼職；效用論；柯布-道格拉斯函數

本文為2014年嘉興學院重點SRT項目部分研究成果（項目編號：851714023）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10月20日

一、大學生兼職動機和效用文獻綜述

（一）大學生兼職的動機。我國的專家學者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對大學生兼職動機問題進行了相關的研究。何珊珊（2007）《關于我國在校大學生兼職動機的思考》對大學生的兼職動機進行了調查，調查發現：有71.2%的被調查學生為了增長知識，取得工作經驗，為求職打基礎；19.2%的學生是出于經濟需要。王爽（2010）在《大學生兼職存在的問題分析――以大連地區為例》中對“大學生兼職的主要目的調查”中，調查發現：有69.6%的學生是為了提高自身能力，51.3%的學生為了積累工作經驗，30.7%的學生為了賺取收入來減輕家庭經濟負擔，有13.7%的學生為了打發時間，只有8.3%的同學沒有明確的目的，隨大流。

通過梳理上述的研究成果，大學生的兼職動機都集中于獲取經濟收入或者工作經驗。筆者認為，獲取經濟收入是一個短期的現實考慮，而獲取工作經驗可以是一個基于自身的職業生涯發展的長遠考慮。

（二）大學生兼職的效用。效用，經濟學中最常見的概念之一。一般而言，效用是指對于消費者通過消費或者享受閑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的滿足的一個度量。作為一個經濟人，做出的任何決策都為了獲得自身最大化的效用。兼職效用是指對兼職的投入所獲得的滿足程度。不同的兼職獲得效用程度不同。而同時邊際效用的大小影響大學生選擇是否繼續兼職。由于效用是物質和精神上收獲的滿足程度，而收益也有自身通過付出獲得物質或者精神上的收獲的意思。因此，有些文獻中所使用的實際收益也是效用中的一部分。安達（2013）在《內蒙古地區大學生兼職現狀的調查和對策研究――以駐呼高校為例》中調查了學生的實際收益表明：有24%的學生認為個人實踐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30%的學生認為獲得了工作經驗，32%的同學認為獲得了勞動報酬，認為消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的占4%，認為兼職擴充了自己人脈的有10%。申軍輝（2013）在《在校大學生社會兼職效用的實證分析》中利用Statas軟件對大學生兼職的效用進行了分析。分析兼職性別、兼職原因、兼職屬性、兼職地點影響大學生獲得的效用水平，即兼職工作與專業對口度、對學校的影響與自身的收獲共同決定是否繼續兼職還是放棄兼職。可見，大學生通過兼職獲得一定的效用，同時兼職所獲得的效用水平也影響了大學生行為選擇。

二、模型的建立與分析

（一）時間配置公式。大學生兼職是在校大學生一個重要的決策行為，是在資源有限（主要指時間資源）的條件下，獲取自身最大的效用。為此我們利用效用理論對兼職問題進行分析。

我們假設每個大學生在可自由支配時間內可承受的最大成本為I，可自由支配時間設為t（其中，可自由支配時間是總時間除去大學生基本學習時間和基本活動時間后的可自由支配時間），由于可承受的成本主要受可自由支配時間影響，因此可承受的最大成本可設為I（t）。可自由支配時間t中，分配到學習的時間為X1，分配到兼職的時間為X2，選擇學習的機會成本為P1（選擇學習而放棄兼職所獲得的收益），選擇兼職的機會成本P2，由此我們得出大學生的成本預算方程為：

P1X1+P2X2≤I（t） ①

對于傾向學習的學生，在一定的時間約束下，將時間花在學習上比花在兼職上獲得更大的效用，也就是學習的機會成本P1小于兼職的機會成本P2，表現為圖1中較為平緩的曲線。同理，對于傾向兼職的學生表現為圖1中較為陡峭的曲線。（圖1）

成本預算方程反映大學生兼職行為的約束條件。表示學生在時間約束下，做出的時間花費安排。而在做出學習或者兼職的選擇后，對學生發展的影響需要建立相應的效用函數，為此我們利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數擬合大學生選擇情況：

傾向于學習和傾向于兼職的大學生的效用函數的不同主要體現在X1的指數α和X2的指數1-α上，傾向于學習的大學生α>1-α，傾向于兼職的大學生1-α>α。由此大學生兼職選擇問題其實就是求解①、②兩個方程組成的方程組。

由⑥、⑦公式可得出，大學生對自身的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安排x與可承受的最大成本I、可支配時間t、系數a、機會成本p有關。而可承受的最大成本與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對于每個研究對象而言是固定的；而系數a越大，機會成本p越小，表明在獲得較高的效用下花費的兼職時間或者學習的時間越多。

（二）效用模型。由微觀經濟學基本規律之一可知，效用存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指在其他投入固定不變時，隨著對某一種投入的連續增加，所增加投入的每一單位所獲得的效用增量是遞減的規律。對于大學生兼職現象，在排除特殊情況下（即因為一些干擾的原因，導致大學生中斷兼職），從短期來看，兼職所獲得的效用總量會逐漸遞增。但是隨著兼職時間的投入，大學生對兼職工作的新鮮感逐漸降低，精力的花費導致身體的疲勞，雖然兼職所獲得的效用總量逐漸上升，但是存在兼職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每單元兼職時間的投入所獲得的效用呈現下降趨勢。（圖2）

在圖2中，橫軸代表兼職時間，縱軸代表預期收益，U0、U1、U2、U3代表效用曲線，D點代表可自由支配時間，X2=3X0，X1=2X0，當給定單位時間用于兼職而獲得的效用水平E0，并得到Y0=E0X0，對應圖3中的A點。當給定單位時間用于兼職而獲得的效用水平E1，并得到Y1=E1X1，對應圖3中的B點。如果將兼職時間段逐漸縮小就會形成無數個點，把這些無數個點鏈接起來就形成圖3中向上彎曲的曲線AC段曲線。由于兼職行為所獲得效用存在效用遞減規律，即

另一方面，隨著兼職時間的不斷投入，兼職時間占可自由支配時間的比例上升后，加上身體的疲勞，用于閑暇的時間顯得更加珍貴，此時的閑暇會帶來比賺取收入更大的效用。故，當兼職時間到達一定時間后，大學生更愿意把時間花在其他事情上，以獲取更大的效用；相反，如果繼續兼職帶來的效用就會呈現遞減趨勢，即圖3的CD段。

三、結論

（一）短期分析。從短期來看，排除特殊情況后，傾向于兼職的學生和傾向于學習的學生均能從各自的選擇中獲得相應的效用，其效用曲線均是呈現遞增趨勢的。

（二）長期分析。從長期來看，隨著大學生能力的提高，可自由支配的時間t也會逐漸增長，形成新的效用曲線，對應新的均衡點，將對應的均衡點連接起來就可以得到一條曲線，我們將稱之為能力增長線。

根據方程⑥、⑦可知，由于各自的機會成本不同，新增的可自由支配時間更加傾向用于機會成本更小的。所以，傾向于學習的大學生能力增長線更加的平緩，即圖4的曲線a，傾向于兼職的大學生能力增長線更加陡峭，即圖4的曲線b。（圖4）

如果某學生在兼職中獲得的效用呈現遞增趨勢上升，其將會沿著陡峭的實踐型能力增長曲線發展，最終成為一個實踐型人才。

又由模型二可知，效用存在邊際遞減規律，一直從事兼職的學生兼職所獲得效用已經小于學習所獲得的效用，其就會逐漸地將可自由支配的時間花費在學習上，其陡峭的能力增長線又會向X1即學習上彎曲，即圖4中的曲線c。

同理，如果某學生在學習中獲得的效用呈現遞增趨勢上升，其將會沿著平緩的學習型能力增長曲線發展，最終成為一個學習型人才。

又由模型二可知，存在效用遞減規律情況下，隨著年級的增長和就業的壓力，一直從事學習的學生發現自身需要從事相關兼職來鍛煉自身的能力，增長社會的經驗，認為將新增的可支配時間用于兼職獲得的效用將多于用于學習的效用，其平緩的能力增長線又會向X2即兼職上彎曲，即圖4中的曲線d。

由于單一功能型人才在其發展的道路上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有向均衡點方向變化的趨勢，即實踐型人才的發展需要理論學習做指導，學習型人才的發展需要將自身所學投入實踐，從而實現各自的最大收益，最終成為一個混合型人才。因此，曲線c和曲線d分別向外彎曲，最終有形成一個均衡點的趨勢，即圖中曲線c和曲線d的虛線部分相交而得的（X1，X2），即效用最大化的均衡點。

主要參考文獻：

[1]何珊珊.關于我國在校大學生兼職動機的思考[J].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07.3.

[2]王爽.大學生兼職存在的問題分析――以大連地區為例[J].企業家天地，2010.5.

[3]安達.內蒙古地區大學生兼職現狀的調查和對策研究――以駐呼高校為例[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2013.1.

[4]申軍輝.在校大學生社會兼職效用的實證分析[J].企業家天地，2013.

[5]胡昌振.基于效用論的研究生兼職問題研究[J].中國集體經濟，2010.27.

[6]馬]龍.大學生兼職的時間配置分析[D].沈陽師范大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