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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服務論文范文1

首先，隨著新醫改的深入，高校醫院積極發展社區衛生服務已成必然選擇，為高校社區居家養老人群提供醫療服務，是拓展醫院業務，促進醫院發展，更是高校醫院的職責所在。其次，因為高校醫院就近、方便及專業性，長期為高校老年教職工及社區老年居民提供醫療服務，有利于培養良好的醫患關系，方便全面掌握老年人的健康狀況，特別近些年國家重點針對基層醫務人員的業務培訓極大地提高了高校醫院醫務人員的全科意識和綜合服務能力。此外，高校醫院隸屬于高校管理，能同時得到衛生部門和高校政策、資金、人員等的各種支持，如高校強大的教學科研力量及設施，有的高校還設醫學、心理學、社會工作專業，健全的基層組織機構，如工會、離退休工作處、學生會等，將為校醫院管理、開展志愿者和社工工作、全科醫護人才培養等提供支持。因此，高校醫院開展高校社區居家養老人群醫療服務優勢可謂得天獨厚。

二、高校居家養老人群醫療服務模式思考

采用多樣化的居家養老醫療服務形式，滿足不同類型老年人對居家養老社區醫療服務需求：①政府購買服務形式：指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由高校醫院提供社區居家養老醫療服務的形式，特點是政府通過為居家養老居民購買居家養老醫療服務券、健康保險或居家護理險(如長期護理保險、臨終護理險)等確保居家養老人群享有健康服務。我國尚不富裕，由政府全部承擔居家養老醫療服務并不實際，但可通過發放政府購買的部分醫療項目免費服務券、提高社區居家養老醫療服務報銷比例、提供專項補貼鼓勵老年人購買健康保險及長期護理保險等保險產品、針對弱勢老年人開展無償或低收費的基本保障社區醫療服務等等，以體現尊重生命，人人享有社區居家養老醫療服務。②按生活自理程度分類服務形式：根據生活自理程度把居家養老老年人分為生活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3種人群，針對不同人群提供不同的居家養老醫療服務，特點是有限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各取所需。有研究提出對生活能夠自理者主要開展健康教育增強自我保健意識，組織適宜的體育鍛煉康復訓練等活動，與居民訂立契約式健康保健合同；半自理及不能自理老年人應開設家庭病床，定期上門巡診，為照護者提供護理常識和技能培訓，外出就醫時提供上門接送等特殊服務。③按病癥種類服務形式：根據老人所患病癥種類，提供專項居家養老醫療服務，特點是有很強的針對性，方便同類患者一起管理，提高效率，針對病癥不同階段的健康問題由醫療服務團隊修訂實施健康促進計劃、健康目標、評價效果等。如美國有專門為社區老年癡呆癥患者提供的特別護理服務。研究表明通過實施多因素干預措施可降低社區老人跌倒發生率，居家醫療服務可強化城鎮高血壓患者依從性，促進血壓的有效控制，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

多層次的居家養老醫療服務內容，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養老醫療服務需求，不斷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①預防服務：老年人是疾病及突發事件的高發人群，重視預防，有利于防患于未然，內容有傳染病預防(包括社區的一級病因預防、二級“五早預防”和三級預后康復預防)、非傳染病預防(包括一級危險因素預防、二級早期疾病干預、三級防殘預防)和突發事件的預防(如食物中毒、傳染病爆發等)。應制定針對居家養老人群群體和個體的短期及長遠預防服務計劃，同時需結合考慮環境、季節、人員等諸多影響因素。②醫療服務：主要是對各種常見病、多發病的診治和控制，對危重病例的救治及轉診，高校醫院應引入現代老年醫學觀念，開設老年科，提供個體化綜合醫療服務，為社區居家養老老年人建立健康檔案，進行網絡化管理，建立高校醫院與老年人家庭醫療契約服務關系。建議開展家庭治療、臨終關懷等醫療服務，可先由家屬或老人到醫院相關部門填表申請，經老年健康評估小組評估后，按等級收取醫療服務費用，費用列入醫療保險的支付項目范圍，政府可參考等級給予相應補助。③康復服務：高校醫院應設康復室，備有基本的康復訓練器材，為各種慢性病老年病所致功能障礙者進行康復治療，開設家庭康復病床，定期派康復工作者到患者家中進行康復咨詢、治療和轉診服務，進行醫院、社區和家庭康復工作，由健康評估小組定期進行評估，及時調整康復計劃。服務費用應列入醫療保險的支付項目范圍。④保健服務：居家養老老人常患有多種不可治愈的慢性病，連續性日常保健至關重要。可設立家庭醫生責任制，使老年人擁有相對固定的家庭保健醫生，進行網絡化管理，針對老人的體質狀況及患病情況，提供個性化保健計劃建議，并進行有計劃的藥物管理、心身管理和行為管理，為社區設施及家庭環境改造提參考意見，開展一些保健性質的服務項目，如養生保健、中醫養生、足療、心理輔導、健康鍛煉等。⑤健康教育服務：針對居家養老人群開展有計劃的、系統的健康教育服務。特別要開展老年性多發病、常見病知識的健康教育，制定針對群體和個體的短期及長遠健康教育服務計劃，建立專家-高校醫院專業人員-家庭醫生-居民等多級健康教育服務體系，統一計劃，合理安排時間、內容，開展多種形式健康教育服務，設立健康教育效果評價體系，不斷完善健康教育服務。

養老服務論文范文2

關鍵詞：老齡化老齡產業療養服務貿易

在《聯合國2003年全球人口報告》中指出，人口過快增長和老齡化是當今世界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主要人口問題。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同樣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直致力于“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既然老齡產業是在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成長并發展起來的，那么加強合作，并用開放的眼光尋求解決老齡化所帶來的諸多問題應成為一條重要的途徑。

療養服務貿易問題的提出

二戰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世界各國的人口再生產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傳統類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現代類型轉變，由此形成人口年齡結構從“年輕型”向“老年型”過渡的結果。特別是發達國家，普遍進入了老齡型社會。依據聯合國有關規定，一個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超過7%，或60歲以上的人口超過10%，便被稱為“老年型”國家，我國于2000年跨入了這一行列。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老齡化有著自身獨特的特征，有學者將我國老齡化特征概括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齡；老年人數量大，老年人扶養比大，地區差異大，真實地反映出我國老齡化的現狀，同時也表明老齡化將給整個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挑戰。

隨著社會發展，我國人口老齡化將經歷快速老齡化、加速老齡化和穩定的重度老齡化三個階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最嚴峻的時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將占人口總數的40%-50%。屆時，重度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將日益突出，我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

雖然老齡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就業壓力，提高就業水平，但也會造成勞動力比例下降，形成勞動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過去人口高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終將消失，由此導致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下降。不僅如此，老齡人口的過快增長提高了社會負擔系數，客觀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目前我國的老年扶養比為0.11左右，即大約9個多勞動年齡的人就要供養1個老人。據測算，到2050年將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會負擔系數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社會保障作支撐，也決定著傳統的居家養老方式難以維繼。而到2005年底，我國養老金“空賬”已達八千億。這需要大量的養老資金投入，但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齡社會使得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現代化，與發達國家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相比，我國成為世界上惟一進入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這種狀況表明在解決老齡化問題上我國面臨著嚴重的資金缺口。

老齡化也同時引發了嚴峻的產業結構矛盾，集中體現在與老齡人口消費需求相關的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上，包括醫療保健、生活撫養、休閑娛樂等方面。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廣闊的老齡市場，但另一方面卻對老年市場多元化的需要供給不足，同時又需維系并加強老年市場的購買力。更為重要的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倒置顯著等特征，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及養老方式的城鄉差異交織在一起，使老齡化問題愈加復雜、艱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種種矛盾是化解老齡化危機不能回避、必須正視的問題。然而事情總有利弊的兩面。因為在壓力背后是開拓老齡市場和老齡產業的機遇，這必將對我國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帶來巨大的影響。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確實形成了相當規模的市場需要，但那僅僅是一種潛在的市場，要真正形成市場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續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購買力，從而推動老年市場供給的增加及老齡產業的發展成熟。

療養服務貿易是指以國外人口、特別是老齡、高齡人口為主要服務對象，以醫療保健、旅游、休閑消費、養老托老等綜合服務功能為主要內容，以創匯為主要目的的新型國際服務貿易。最早提出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設想是在上世紀末。然而由于發展條件和認識條件所限，并未在實踐中引起重視。近年來，經濟的繁榮增長和老齡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劇使得從人口、市場、產業等多重角度的綜合審視具備了較為充分的條件，因而該領域的發展也正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

療養服務貿易潛在的國際市場

目前跨國醫療、旅游、養老的人數不斷增加，全球“醫療旅游”人數已經上升到每年數百萬以上。到2010年，國際“醫療旅游”行業的年營業額將上升到400億美元。發達國家醫療保健費用高漲，為亞洲的醫療服務公司提供了賺錢的機會。如面對日本老齡市場巨大潛力，東南亞各國政府紛紛放遠眼光，在住房、醫療、旅游等領域制定中長期計劃。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已經修改了移民、稅收和房地產購買的法規，以吸引富裕的外國退休者。雖然醫療旅游并非等同于療養服務貿易，但它是療養服務貿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見開拓這一市場的巨大前景。

從產業屬性來看，療養服務貿易屬于消費者服務貿易，其不僅包括對相關服務供給能力的規定，從而對國內產業、消費結構和水平以及發展趨勢有所要求，同時又需要順應、吸引、引導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場。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務貿易，需涉及自然人較長時期的跨境移動以及多方面的綜合服務內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國家之間的合作。由此來看，發展療養服務貿易需要從供給與需求及外部條件和環境進行綜合審視，其自身較強的專業特征使得除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及服務的相對價格這樣的決定需求強弱的因素外，消費者對服務的評價越加困難，所承擔的風險逐漸加大，因而消費服務的尋找及經驗特征減弱，信任特征加強，因此對相關服務質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國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可行性分析

療養服務貿易則從開放經濟的視野下為解決我國老齡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徑。我國在開拓療養服務貿易新領域中較之開發“醫療旅游”的東南亞各國，除了共同的有利環境外，更有著自身厚實的優勢和基礎。主要表現在：

（一）療養保健資源是療養服務貿易的優勢和前提

首先必須充分發揮我國豐富而獨特的療養保健資源的功效。這些資源涉及自然、技術以及社會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術資源為基礎，以社會人文資源為依托，形成療養資源層級、互補結構。具體而言，我國地域遼闊，自然療養資源豐富，以這些資源為基礎已經開發出眾多旅游度假及療養勝地，為發展療養服務貿易奠定了基礎。此外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及民風民俗等對療養及形成健康、和諧的療養環境同樣重要。（二）國內外消費能力的不斷提升是療養服務貿易的關鍵

從服務的提供地來看，本地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對于開發療養資源及形成配套設施和措施而言比較重要；從服務的消費群體來看，目前能夠成為我國療養服務貿易市場開拓對象的國家和地區基本屬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實力及消費能力不成問題，而關鍵在于如何吸引并為自然人流動創造條件。如同旅游市場劃分等級一樣，療養客源市場依據地緣、經濟實力、消費能力等標準同樣可以確定需要開拓的不同等級的目標市場。顯然依據我國旅游業及服務貿易合作的發展形勢判斷，療養客源市場的開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間。

（三）不斷增長的老齡人口是療養服務貿易的客源基礎

老齡人口無疑是療養服務的主要對象，尤其是人口老齡化及家庭結構、養老托老方式的變化，為該市場的開發注入了更強的動力。統計顯示，到2030年，西方7個主要工業化國家65歲以上人口將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來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選擇在國外消費和養老。如西班牙，憑借自身的旅游資源優勢，大力吸納日本的“出口”老人，積極支持國內企業在本國的療養度假地興辦日本老人村來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為老人提供完善的醫療保健、生活和文化娛樂等方面的服務，賺取了可觀的外匯，還引進了日本現代科學管理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我國開發療養服務貿易具備相關條件，并有著自身獨特的資源優勢和價格競爭力，通過積極的應對措施，可以形成廣泛而穩定的療養服務客源市場。

（四）開放條件下的區域合作是外部成長動因

開放經濟條件與封閉狀態相比，在謀求經濟發展的途徑、動力等方面顯然具備很多優勢。療養服務貿易的開展就是基于開放條件下的雙邊及多邊合作，它為解決各國及各地區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如人口老齡化提供了一個合作平臺。基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勞務合作、對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強，在解決療養服務貿易所涉及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上的難度會逐步降低，合作空間將進一步拓展。

結論

毫無疑問，依據療養服務貿易的內涵，深入挖掘本國開展療養服務貿易的各種資源，采取支持、鼓勵、引導的政策措施促其發展，不僅順應了世界老齡化的趨勢，充分開拓了該領域的市場，將與療養服務相關的醫療保健、旅游住宿、養老托老等行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較長的產業鏈，從而對開展該服務的東道國的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產生重大影響，而且發展了無煙而高利潤的產業，帶動了旅游保健資源豐富但經濟落后地區的發展，對于解決本國老齡化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財力和實踐保障，因此開拓療養服務貿易的新領域是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重要戰略選擇。

基于對我國老齡化過程中面臨的各種矛盾和挑戰的分析，要用開放的視野去尋求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途徑，大力發展我國療養服務貿易。而我國較之于發達國家，有著自身的優勢和良好的基礎來開拓更具綜合性和發展前景的療養服務貿易。這無論從財力保障，還是需求供給來看，對于解決我國不斷增多的老齡人口的生存及多樣化的養老需求都具有重要意義。當然，在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同時要清醒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困難，畢竟該領域在我國處于初始起步階段。鑒于療養服務貿易涉及的產業部門眾多，利益關系復雜，因此需要政府與服務企業共同努力，將療養服務貿易統一納入老齡產業發展規劃中，在政策、資金上給予引導支持，協調與療養服務相關的旅游、醫療、保險、養老、社會保障等部門，整合療養服務貿易涉及的各種要素資源，發揮地區優勢，促進區域合作，同時要重視服務標準的制定，法規的完善，創造療養服務貿易有利的發展環境，推動該領域的健康發展，使其成為拉動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動因之一。

參考文獻：

1.曾毅.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對策探討[J].人口與經濟，2001(5)

養老服務論文范文3

論文摘要:進入21世紀以來，黨和政府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推進力度不斷加大，尤其是2009年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試點工作即將開始啟動，理論界對此問題的研究也進入了新的階段，研究內容集中于:當前我國農村老齡化的現狀及發展趨勢、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現模式的選擇、政府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角色及職能定位等方面，其特點在于緊密結合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聯系農村社會保障的進程，尋找問題、分析原因、提出對策與建議。

進人21世紀以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正由城鎮向農村穩步推進，以農村合作醫療、養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三項制度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框架已經形成，但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使得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遇到了城鎮不曾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因而引起了理論界的關注，2000 - 2009年是國內關于農村社會保障理論研究取得豐碩成果的時期，僅就論文方面來看，根據中國期刊網收錄的相關論文，從2000年至2009年中，國內共發表社會保障相關論文共12195篇，其中涉及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的論文數量為1240篇，約占社會保障論文總量的10. 2%;而涉及農村養老保障問題研究的論文數量有463篇，約占社會保障論文總量的3. 8%，農村社會保障相關論文數量的37.3 %。特別是2007 - 2009年，國內關于農村養老保障的理論研究更加深人，涉及的內容更加廣泛，所取得的成果更加豐碩。據統計，這一時期國內關于農村養老保障相關論文數量約有212篇，約占養老保障論文總量的45. 8%，反映了在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學發展、共建和諧”方針指引下，我國農村養老保障理論研究進人了新的階段。

一、關于當前我國農村老齡化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在對我國農村老齡化趨勢以及養老保障的現狀進行了調研的基礎上，鄧大松等指出，農村地區有65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戶占家庭戶數總數比例為22. 02%，分別比城市和鎮同比高出4. 69和5. 78個百分點;65歲以上老年人家庭中一人戶、二人戶的比重，農村地區均高于城鎮地區。其他學者基本上也持相同的看法，李瓊指出，2000年我國人口第五次普查結果顯示，中國農村人口為8. 33億人，其中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7. 36%，民族地區農村占7. 56%，到2030年，6. 64億農村人口中，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將占17. 39%，民族地區將占18. 1%，可見民族地區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不僅高于城鎮，而且高于其他農村地區。鄧大松等認為，農村高齡老人目前主要還是依靠家庭成員、親屬的照顧，而且越是在不發達的農村地區，人們的老年生活保障越是依靠家庭。穆光宗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城市，養老方式順序為社會養老、家庭養老和自我養老，三者的比例是:1:0.7:0.3(以社會養老為1);而農村的順序則是家庭養老、自我養老和社會養老，三者比例為14. 6: 6. 6: 1(以社會養老為1)。可見農村老年人主要還是依靠傳統養老模式度過自己的晚年。當前的問題是，這種非正式的農村養老制度正受到巨大的沖擊和嚴峻的挑戰，其保障功能在逐漸衰減，已經不能單獨承載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障，并且，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農村的養老壓力相對城鎮將更加突出，如不未雨綢繆，將會嚴重阻礙社會的發展，影響社會的穩定，因此，一部分學者們認為，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已勢在必行。

二、關于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關于從1992年1月1日民政部公布實施《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至1999年7月國務院暫停執行這一方案期間7年多的情況，學者們總體認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彭希哲、宋韜綜合國內學者的各種分析后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制度設計本身的缺陷，表現在:(1)農村社會保險缺乏社會保障應有的社會性和福利性;(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著制度上的不穩定性;(3)是資金保值增值困難;(4)保障水平過低;二是執行過程當中出現了問題，表現在:(1)基金的管理不夠規范和完善;(2)機構管理費用人不敷出;(3)干部群眾在享受集體補貼方面差距過大;(4)多種形式的保險并存，形成各自為陣的混亂局面。

當前我國農村是否具備了建立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學者們對此問題的看法迥異，劉衛國認為，我國具備了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理由是:第一，我國整體經濟已進人快速發展時期，已具備進行國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與手段;第二，農村經濟日益發展，農民收人逐漸提高，城鄉差別正在縮小，農民權益保護意識不斷強化，農民參保意識也在不斷增強;第三，發達地區農村、城鎮近郊農村和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部分鄉村，建立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基本具備;第四，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破解“三農”問題的戰略需要。而何文炯等人則認為，國外建立農民養老保險大都是在工業化發展的中期轉向成熟期的過渡階段，從經濟指標看大體有:(1)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在巧%以下，農業勞動力結構份額在20 %以下;(2)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率降至50%以下，且處于老齡人口高峰期;(3)經濟發展總體水平較高，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按照這些指標來衡量中國農村所處的階段，總體上差距是比較大的，在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差距會更大，全面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社會經濟條件尚不具備。認為中國目前尚不具備普遍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觀點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

三、關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現模式的選擇

由于對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是否成熟存有分歧，因此在養老模式的選擇問題上學者們各抒己見，莫衷一是。

第一種意見是根據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實施分類處置，何文炯認為，就全國而言，農村養老保險應當有進有退，發達地區應積極推進，欠發達地區應暫緩推行。他提出，暫緩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欠發達地區宜在積極發展經濟、增加農民收人的同時重點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堅持家庭養老;二是建立健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發揮土地的保障功能;四是發揮商業保險和儲蓄的養老保障功能。楊志玲在對云南麗江納西族聚居地區調查后發現，隨著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村家庭養老模式不僅長期以來受到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及民族經濟發展狀況的影響，表現出與城鎮、漢族家庭養老模式不同的特點:一是少數民族農村家庭養老受少數民族傳統道德觀念影響較大，具有強烈的尊老、敬老的民族意識;二是農村家庭養老方式比較穩固;三是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在少數民族地區具有較強的延續性;四是少數民族農村家庭養老模式的發展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由于家庭養老形式難以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以家庭養老為主，發展農村社區養老，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將是少數民族農村養老形式發展的必然選擇。

第二種意見是建立“三結合”式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楊翠迎認為，中國農村養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建立不同的養老保障模式，而且重點在于解決養老資金來源的問題。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需要發揮家庭養老、社會養老保險、社會養老三種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決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需要。

第三種意見是“實物換保障”，盧海元指出，“實物換保障”是指根據不同的對象，以特定方式將其擁有的農產品、土地和股權等實物轉換為保險費，分別設計現實可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方案，如年輕農民可實行“產品換保障”;老年農民和被征地農民則實行“土地換保障”，等等，他強調，與一般建立養老保險的方案不同的是，實物換保障是一個能同時解決養老和發展問題的方案，而這正是該方案的最大特點，也是世界銀行所倡導的新模式。

各位學者還分別就上述三種模式下的農村養老保險籌資方式提出了相關建議。

四、關于政府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角色及職能定位

國內學者比較一致地認為，在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過程中，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如柴瑞娟、羅新銘認為，政府職能社會化已成為當代政府職能發揮的一個顯著的趨勢，這種從單一權力行政向公共服務行政的轉變決定了提供公共產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務是當今政府的職責所在，而穩定健全的社會秩序和一套合理的制度框架無疑是最為核心的公共物品。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種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就必然參與其構建和管理。尤其是當今農村社會保障現狀巫需國家出面支撐，政府之責義不容辭。

石秀和等認為，政府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職責具體體現為:(1)政策設計:為農村社會保障的推行提供有效實施手段;(2)組織引導:推動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構件的進程;(3)財政責任:為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4)管理監督:使農村社會保障納人規范化軌道。馬雁軍、孫亞忠則進一步指出，農村基本社會養老保險的公共產品特性決定了政府職責邊界。政府盡管在農村基本養老中居于主導地位，但政府履行責任并非在任何時間、任何地域都一成不變。政府責任具有三個重要特征，即動態性特征、區域性特征和層次性特征。這三個特征客觀上要求政府責任在不同時間和地域其側重點和功能有所區分并相機抉擇，從而保證政府主導原則在當前實踐中的有效貫徹。

如何進一步提高政府在農村養老保障方面的決策水平與施政能力，江治強等提出，優化政府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的公共決策，首先應樹立公正決策的理念，要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構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理念，科學認識農村社會保障事業在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構建和諧共享的和諧社會中的基礎作用，指導中國農村的社會保障建設;其次應重新審視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形勢，包括分析農村經濟形勢的變化對社會保障形式的影響，客觀估計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的保障功能，農業的市場風險對政府社會保障的制度需求，對農村宗族及社區保障作用作深刻的研究，理順政府制度性保障與農村非制度性保障的關系，準確定位政府在社會保障事業中的職責、職能。再次應注重公共決策與農民認同的良性互動，充分利用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體制，政府現代運行機制以及培育農村社會非政府組織發揮其反映訴求的作用，把農民的呼聲和認同更好地融人政府公共決策當中。孫文基指出，在建立農村社會保障時，在處理其中最重要的社會保障資金來源這一問題上，政府才是投人的主體，而不是主要由農民承擔。在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以政府為主體與我國各地現階段的財政是否相符、是否會構成很大的財政壓力的問題上，他認為，只要合理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這個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養老服務論文范文4

關鍵詞：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指標體系

中圖分類號：F299.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0-0070-02

作為一項公共服務，居家養老在破解養老難題和構建和諧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日益凸顯。在應對老齡化問題的過程中，居家養老社會化已成為一種潮流。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我國已經進入了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階段，并將繼續加速。十報告提出，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大力發展老齡服務事業和產業”，并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改善民生和加強社會建設等四個方面、十次提到“基本公共服務”，這在表明新時期政府對老齡問題更加重視的同時，也為緩解養老壓力、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指明了發展道路，即從社會管理和服務的角度，使“老有所養”的戰略目標“持續取得新進展”。

一、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服務測評的重要價值

從2000年開始，我國各地陸續展開了居家養老服務試點工作，北京、上海、廣州、大連、寧波等地區紛紛進行居家養老服務模式的探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政府財政實力、人口老齡化發展水平的不同，各地在居家養老服務的發展水平和服務效果方面也存在較大差異，這給統一評價全國及各地區居家養老服務的總體水平和發展狀況帶來一定難度。

從居家養老服務的發展趨勢看，全國范圍內不僅開展居家養老試點工作的地區范圍越來越廣，在服務內容和服務隊伍的建設方面也向縱深發展。如何綜合考量和測評各地區居家養老服務的服務水平、運行方式、管理模式及整體效果，勢必需要建立一套科學、規范、操作性強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指標體系。可喜的是，2012年6月民政部下發的《社會養老服務發展監測指標體系》文件中充分肯定了指標體系監測在社會養老服務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明確指出“通過指標體系有效監測行業發展，是新時期加強政府宏觀管理、推進養老服務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然舉措。”并進一步將監測體系劃分為人口數據、福利補貼、服務保障、資金保障和隊伍建設等5個一級指標、11個二級指標和43個三級指標。與此同時，學術界對構建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績效評估體系進行了有益的嘗試（章曉懿等，2012；包國憲等，2012）。在實際工作中，開展居家養老服務測評的地區也日益增多，廈門市在2012年12月對居家養老服務的相關數據收集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表明針對居家養老服務的綜合測評已經成為政府部門的工作內容。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時代背景下，建立一套科學、規范、操作性強的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指標體系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其一，作為一項政府公共服務，居家養老服務不僅包括服務對象、服務內容、服務隊伍等方面，服務效果和評估也是其重要內容。因此，綜合測量和評估居家養老服務工作是居家養老服務的應有之義。其二，通過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指標體系構建和實證分析，不僅可以度量和評價各地區居家養老服務的整體工作水平，也為政府制定相關社會管理政策和老齡政策提供決策依據和參考。

二、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測評的研究現狀

作為居家養老的重要支撐，居家養老服務是順利實現社會化養老的關鍵環節。陳友華（2012）認為，居家養老服務是是“養老地點”與“養老服務供給”兩個維度劃分出來的“居家養老”與“社會服務”的一種交叉組合形式。在現有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測評的相關研究中，不少學者針對不同地區提出了居家養老服務指標體系構建的設想，本文試圖從指標體系研究的四大主要步驟出發，對現有文獻進行梳理。

第一，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測評的理論基礎，即解決“憑什么測”的問題。現有研究中提出理論依據的較少，部分研究根據地方特色或制定了居家養老服務的原則或依據。章曉懿、梅強（2012）基于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公共服務屬性，將公共服務績效評估理論作為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績效評估的依據。在《社會養老服務發展監測指標體系》中，民政部（2012）將導向性、科學性、簡便性和突出重點作為監測指標體系的主要原則。左建一等（2009）則以“政府主導、依托社區、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及居家老年人生活的實際受益等方面作為考量寧波市居家養老服務的主要依據。

第二，構建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指標體系，即解決“測什么”的問題。根據不同的理論依據和原則，各地區制定了不同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指標體系。在對上海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評估體系中，章曉懿等（2012）從公平性、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四個維度，設置了4個一級指標、9個二級指標和31個三級指標，包括投入、產出、服務種類、服務對象評價等內容。包國憲等（2012）在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的績效內涵及其過程基礎上，構建了績效分析模型。在《社會養老服務發展監測指標體系》中，社區居家養老作為二級指標，包括城鄉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機構數、城鄉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機構服務人次、城市和農村日間照料場所覆蓋率等6項三級指標。左建一等（2009）將指標體系總體框架分為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工作體系評估指標和群眾滿意度測評指標兩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又分為政府主導、基礎設施、服務隊伍和服務成效5個一級指標和13個二級指標。

第三，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綜合評價方法，即解決“怎么評”的問題。目前鮮有學者對居家養老服務的評價方法和權重設計進行深入分析，僅有章曉懿等人對上海地區的居家養老服務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們采用專家意見法，優選了學術專家、職能部門專家及機構專家共12人作為咨詢專家，進行了三輪德爾菲專家咨詢。包國憲等（2012）則將數據包絡分析法（DEA）應用于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的效率評價。

第四，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具體指標權重的設置，即解決“各項指標的重要性如何分配”的問題。章曉懿等（2012）根據專家對各指標重要性程度的評分，依據層次分析法的原理，經過計算機程序模擬仿真處理得出各項指標權重。雖然專門針對居家養老服務各項指標的權重分析文獻較少，但是針對政府績效評估的相關研究較多（陳天祥，2008；宋美喆等，2012），為居家養老服務測評提供了技術方法的借鑒。

三、研究不足及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量化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評估指標體系有助于我們在衡量、監控和評價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發展狀況的基礎上，探索影響居家養老服務發展的主要因素，逐步完善相關政策和措施，從而提高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整體水平。

通過相關文獻梳理發現，現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測評研究理論支撐不足，對居家養老服務的概念理解不同，產生了不同的評價體系；（2）沒有考慮到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差異，將居家養老服務泛化分析，對城市社區的居家養老服務工作缺乏針對性的指導；（3）各地區對居家養老服務測評沒有統一的評價標準，在指標體系的框架設計上差異較大，無法對我國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開展狀況進行統一評價；（4）居家養老服務評估是一項復雜的探索性的全新工作，涉及面廣，各地尚未有成功的模式和經驗，在指標體系的設置和綜合評價方法的應用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綜上，在過去近20年中，雖然學術界取得了較多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對居家養老服務的各項工作起到了指導作用，尤其是近3年內對于居家養老服務指標體系構建和測評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為客觀評價社區居家養老的服務水平提供了可能；但是，目前居家養老服務評價研究僅僅局限于某一個地區或某個街道、社區，且由于缺乏統一的評價標準，使得指標體系缺乏普適性，不能滿足全國范圍內不同地區居家養老服務水平綜合衡量的實際需要。

在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評估指標體系構建的理論分析中，如何深入挖掘政府績效評估理論、社區照顧理論以及滿意度理論等相關理論，將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過程、服務效果以及服務效益相結合，探尋適合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測評的理論基礎，將是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課題。

居家養老服務測評的最終研究目的是改進居家養老服務的措施，提高居家養老服務水平。因此，總結和評估近年來中央政府和各地在開展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工作的經驗和教訓，并通過指標體系，識別工作開展的實際成效與預定目標之間的差距，辨析各種居家養老服務優惠政策實施過程中的成敗，找出影響居家養老服務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因素，從而為政府相關部門提供針對性強、可操作的對策建議是居家養老服務測評工作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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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服務論文范文5

一、引言

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外文獻中養老保險被直接稱為社會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籌資方式的不同，養老保險可分為現收現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兩種類型。現收現付制是從社會保障制度產生以來至今大多數國家采納的一種養老保險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紀80年代人口老齡化及養老保險面臨的財政支付危機以來，一些國家開始試行并逐漸實施的一種養老保險模式。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疊模型(OLG)的基礎上，多數研究通過對個人儲蓄、收入分配、勞動力流動之間關系的認識，對養老保險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從遺產動機的角度、Romer(1986)從個人儲蓄、勞動供給的增長模型討論了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等。不過這類研究通常不考慮技術、人力資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長理論形成以來，經濟增長更加強調技術和人力資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資本積累與物質資本一樣也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此后，許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資本積累這一橋梁來研究養老保險制度同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在人力資本的新增長模型中，教育投入成為衡量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一個重要的指標，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時間與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三者之間是成正比的，延長受教育時間意味著教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育投資越多，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時間少則教育投資則相對會減少，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也較低。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可分為政府和非政府兩類，其中政府對人力資本投資一般表現為財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則包括企業、社會其他經濟組織、學生家庭以及學生本人等。但從新近的文獻研究來看，各類研究主要針對養老金制度與政府或者學生家庭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而進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體的人力資本投資(如企業和社會團體對教育的資助)的內容，且研究路徑也各有差異。

二、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論研究

通過世代交疊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資本和養老保險效用存在代際間相互轉化，是研究養老保險制度與人力資本投資的基本理論框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人力資本投資屬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務效用最大化的公共決策原則；而家庭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則需要符合個人終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則。這樣，通過2期或3期的世代交疊模型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就可以針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這兩種不同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分類研究，約束條件為市場均衡條件下的微觀主體效用最大化和經濟穩定增長。

(一)養老保險與家庭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在世代交疊模型中，基金制條件下的強制性儲蓄或社會保障稅使父母在年老時獲得的養老保險與子女未來承擔的賦稅無關，也無法產生遺產效應，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資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Stuart，1998等)；反之，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則能通過對年青期個體強制征收養老保險或社會保障稅并轉移給當期的老年期個體(或者父母)，以保證年老期個體(或者父母)對孩子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也有利于鼓勵父母對子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他們的技術水平，有利于經濟增長。

Kemnitz&Wigger(2000)等則認為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實際上是人力資本積累存在外部性時政府矯正市場失靈的政策手段，它可以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促成人力資本積累達到最優水平，而基金模式的養老保險制度則與沒有社會保障的自由放任經濟一樣會造成人力資本積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資本積累總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礎之上的。如果每個人都增加學習時間，不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資本存量，還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資本水平及勞動生產力。在具有基金制社會保障制度的自由經濟中，個人并不能獲取人力資本積累所產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資本水平而增加學習時間，因此個人投人學習的時間往往少于最優配置的學習時間。

在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條件下，養老金的數量往往與個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資收入有關，而工資收入通常是與教育程度正相關的，這相當于將養老金數量直接與年輕時積累的人力資本掛鉤，使得延長學習時間的人能夠在年老時獲得更多養老金，這種更高的回報是來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資本增加而帶來的整個社會生產水平的提高。所以從理論上講，只有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制度才能體現出人力資本積累在代際之間的正向溢出效應，刺激各代人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產能力而積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資本。

(二)養老保險與政府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由于人力資本投資離不開政府對公共教育領域的資助，許多研究還將政府人力資本投入引人理論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其中，非生產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投入。由于一國政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府每年預算的約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則必然會導致另一個公共支出領域預算的減少。

在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模式中，當期工資與養老金數量掛鉤，這利，養老保險計劃不影響當年的財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將更多的公共資源用于教育和基礎設施等公共支出領域，優化公共資源配置以提高全社會生產效率。而在基金制的養老保險模式下，個體的養老金數量或者說未來的福利是由他本人過去的儲蓄和基金運作表現決定的，與下一代人力資本水平提高而帶來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沒有關系，他們希望政府能將更多預算投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來，這將會減少政府對教育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公共支出，從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因此從養老保險與政府人力資本投資的研究結果來看，這些結論也大都偏向于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制度對政府人力資本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在一個3期的世代交疊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慮了現收現付養老保險的代際轉移再分配政策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發現當年輕個體不能夠從資本市場上進行借貸以支付他們的教育費用時，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盡管會降低物質資本的積累，但卻有利于公共資源偏向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場均衡，那么政府會將大量預算開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社會保障的轉移支付，這時養老金計劃也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狀況是由人力資本水平決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數由其自身消費大小和子女當期的人力資本回報來決定，因此，父母考慮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會加大對子女的教育投入，這時政府給予家庭的教育補貼也會起到積極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還將公共支出和人力資本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并引入理論分析，指出只有現收現付社會保障才會增強公眾贊成提高生產效率政策的意愿，從而對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產生積極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從跨國之間勞動力流動或者技術轉移的角度考察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的影響。結論是跨國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能夠促進欠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投資并通過技術人員的雙向流動提高欠發達國家的人均人力資本，但現收現付制社會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資制社會保障制度國家和固定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費用制養老保險制度國家間的勞動力流動會導致前者人力資本投資的減少和后者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并由此帶來帕累托改進。

三、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應用研究

與理論研究不同的是，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應用分析并不關注養老保險制度的唯一合理性問題，而是圍繞著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這些主題，對不同經濟體中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與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會福利及生育率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內生生育率選擇來量化1985年以來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資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結果顯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補助的增加改變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導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壽命改變了總人口的年齡結構，使得政府必須增加社會保障稅率以平衡養老金預算，因此這一機制實際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會福利。

在充分考慮了美國勞動者工作期內繳費形成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這些參數的條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美國，由工作期內勞動者繳費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支付制度會促使人們考慮提前退休，但隨著未來社會保障費用負擔人口的減少，預期壽命的提高也能夠促進單位資產GDP增長速度的提高。現收現付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養老保險制度能夠促使個人延長受教育時間，增加家庭或個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但隨著社會保障負擔率的提高會帶來單位資產GDP增長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臨著預算平衡等問題。

我國的養老保險模式是現收現付型還是混合型模式目前還存在許多爭議，不過從目前養老保險資金賬戶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現階段中國仍然處于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模式中。針對這種情形，近來國內也有一些關于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針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過程中養老保險和人力資本公共支出的增長效應進行了分析，并通過人力資本這一指標來體現它們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結果表明：從公共支出角度來看，政府對養老保險的轉移支付與人力資本和長期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一種負相關關系；公共教育投入對于長期人力資本及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很明顯，而對短期經濟增長的正效應卻不明顯。超級秘書網

針對中國長期的城鄉分割的現實情況，賴得勝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獻根據當前中國“統賬結合”的社會保障模式，對我國城鄉人力資本投資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由于當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層政府和農村家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庭在教育投資領域的沉重負擔，因此需要盡快建立覆蓋全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提高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比重，從而有利于人力資本投資。

四、結論與展望

養老服務論文范文6

論文關鍵詞：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中年農民，參保意愿

2009年9月，國務院頒布《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確定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新農保制度，同年在全國10%的縣(市、區、旗)展開試點，2010試點覆蓋面已達到20%，預計今年達到60%的覆蓋面，2020年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農民作為新農保制度的參保對象，他們的意愿將對新農保制度的實施效果產生重要影響。中年農民是不久將面臨養老問題，并且當下還有足夠時間為自己的養老做不同安排的群體，是對養老保險制度反映敏感的一個群體。所以，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第一批試點地區河南輝縣的中年農民。

一、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方法

1.調查對象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劃分45歲以下是青年，45~59歲為中年，60歲為退休年齡。而我國民間約定俗成地將35~45歲之間的人們定義為中年人。我國目前統計的平均壽命是71歲，人口中位數為35歲。因此，結合我國人口壽命的實際情況，本次調查把35—60歲的農民作為中年農民。

2.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的數據來源于2010年7—8月對新鄉輝縣11鎮9鄉進行的《河南中年農民參加新農保意愿調查》。本次調查采用多階段等距抽樣的方法抽取3個鄉鎮，每鄉鎮根據經濟狀況好、中、差隨機抽取3個村，每村隨機抽取20戶。在樣本地區共發放問卷300份，回收有效問卷252份，有效率為84%期刊網。

3.資料收集方法

本次研究是由我們課題組成員利用暑假時間，對試點地區進行抽樣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的。資料收集時除由農民自己填寫外，還采用問答和訪談畢業論文開題報告，以及實地調查的方式進行。問卷內容主要包括農民的基本特征、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認知程度與參與意愿等方面的信息。問卷調查調查所得資料經審核后，用SPSS 11.5建立數據庫，錄入數據并進行分析。

二、調研數據

1.中年農民樣本的基本情況

（1）性別結構：男性有143人，女性有109人，比重分別為56.7%和43.2%。

（2）年齡狀況：35-40歲有54人，41-45歲有95人，46-50 歲有62人，51-60歲有28人；分別占樣本的21.4%，37.7%，24.6%，11.1%。

（3）文化程度：文盲有36人，小學有112人，初中有67人，高中或中專有24人，大專及以上有13人，分別占樣本的14.2%，44.4%，26.6%，9.52%，5.16%。

（4）婚姻狀況：未婚的占樣本的14%，已婚的占86%，已婚有子女的占82%，已婚無子女的占4%。

（5）職業：以務農為主的僅占29..2%，其它情況如經商、打工等占70.8%。

（6）兒子人數：無兒子的占樣本的31.3%，一個兒子的占57.6%，兩個兒子的占10.5%，三個或以上占0.6%。

（7）年人均純收入：5000以下的占38.6%，5000—10000的占46.2%，10000—20000的占12%，20000以上的占3.2%。

如表1 樣本基本情況

變量

百分比

樣

本

基

本

情

況

變量

百分比

性別

男

56.7

職業

務農

29.2

女

43.2

非農

70.8

年齡

35-40

21.4

兒子人數

31.3

41-45

37.7

1

57.6

46-50

24.6

2

10.5

51-60

11.1

3及以上

0.6

文化程度

文盲

14.2

收入

5000元以下

38.6

小學

44.4

5000—10000元

46.2

初中

26.6

10000-20000元

12

高中及中專

9.52

20000元以上

3.2

大專及以上

5.16

婚姻

未婚

14

已婚有子女

82

已婚無子女

4

由于老農保中途實行清理整頓，停止接受新業務，以至于很多中年農民也心存疑慮，擔心政府挪用資金或者這些錢是否能夠如期發放等；并且48.1%的中年農民也擔心所繳納的費用在未來貶值，不能保證老年基本生活費。這些擔心使中年農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大大折扣，導致未來是否會繼續投保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因此政府一定要健全監督機制，嚴格規范基金管理。

四、加強新農保建設的建議

我國新農保工作現在還處于起步階段，有些農民思想認識上還不到位，各地工作進展不平衡，管理模式仍是個雛形，操作中往往是利弊伴生。因此，只有堅持邊研究，邊改進，才能走出一條實實在在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的新路子。

1.加緊立法和制度建設，為新農保健康發展提供法律支持。

目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理論研究和法制準備工作明顯落后于實踐，農保部門在開展這項工作時，一方面覺得任務迫切，另一方面感覺沒有有力的法律依據，而農民自己也覺得心中沒底，對這項政策不放心。我們應該在總結多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借鑒國外的一些成功經驗，出臺一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方面的基本法律，使這項工作真正步入法制化和規范化的軌道，各地在此基礎上做好制度方面的準備工作期刊網。

2.堅持廣泛宣傳發動，著力擴大覆蓋面，充分體現新農保的普惠性、全民性

宣傳工作始終是推動農保事業發展的助推器、是推動工作的永恒主題。試點地區要充分發揮新聞媒體、報紙專欄等多種形式，對新農保政策的普惠性、全民性進行全方位地的宣傳，讓農民清楚了解社會養老保險的收益性、可靠性和規范性，尤其要讓農民像了解銀行儲蓄存款利率那樣明白繳納養老保險金的預期收益，使廣大農民真正感到社會養老保險是政府為他們解決后顧之憂所辦的是一件看得見、摸得著的大實事。

3.提倡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相結合的方式，大力倡導孝道

目前家庭養老仍是我國農村養老的最主要模式，目前的新農保只是提供了一個最基本的保障部分，僅靠這個還遠不夠，不能為了推廣社會養老而輕意否定了家庭養老不可代替的作用。家庭養老模式是儒家文化幾千年的優良傳統，贍養老人是兒女的責任，在推廣新農保的同時，要特別注意向農民說清楚社會養老保險是對家庭養老的有益補充。家庭在提供生活照顧和精神危機慰藉方面又具有無可替代性。要大力提倡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相結合的方式，同時對農民進行感恩教育，要贍養父母，及時行孝。

4.堅持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原則畢業論文開題報告，提升服務質量，增強政府信任度。

地方政府在推進新農保工作的整個過程中，要牢牢把握新農保的本質特征，堅持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原則，公開透明地處理每件事。一是加強基礎管理：各地采取了拉網式的調查摸底，使得全市應保人員全部納入基礎數據庫，對參保人員及時輸錄數據，加強核對。二是堅持陽光操作：鄉鎮、村要把享受參保補貼待遇的對象、條件、標準等，均做到上榜、上墻公布，接受監督，真正讓農民群眾投上 “放心險”，讓農民群眾都清楚明白自己履行了多少義務，可享受多少待遇，實行公開透明的運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