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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歷史文化論文范文1

論文摘要：中國對于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可以說剛剛起步，需要更加科學合理的保護理念和手段。本文通過介紹什么是歷史文化城鎮保護，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的意義、現狀和面臨的問題，以及保護的基本原則和一些可以借鑒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關于保護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們對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的關注。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眾多承載著中華數千年文化、傳統、歷史的古城鎮，如同一顆顆璀璨的明珠，散落在華夏大地。近年來，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國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們對精神生活、文化體驗的追求日趨流行，“歷史文化城鎮”開始為人們所熟悉。

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的含義

所謂歷史文化城鎮，就是許許多多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筑群體構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鎮街道景觀。例如，帶門樓的宅第，樹木繁茂的廟宇，高聳的城郭、寶塔，以及文明開化以后所產生的西洋建筑、橋梁、濠河……等的姿態。[1]每個建筑物和構筑物，都有其深遠的由來和歷史，如果能夠為來訪者提供詳細了解的資料，則必然會給人們很大教育；如果能將它們組成一定形體，創造出我們四周的“環境景觀”，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異地的人，擴大生活范圍，彌補生活體驗的不足。我們親生感受到，在我們生活的國土上，可以創造出多么豐富多彩的生活空間來。

但是文化城鎮并不只是給外來者賞心悅目。文化城鎮猶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這里反映著人們的實際體驗，這是無法代替和置換的，他們將視它為自己的故土故鄉。

所以，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就是在保存歷史文化城鎮物質遺產的同時，如民居、街道、橋梁，保護城鎮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蘊，歷史性環境。

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的意義

早在1972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第17次全會制定的“文化遺產及自然遺產保護的國際建議”的前言中說：“在生活條件迅速變化的社會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輩留下來的歷史遺跡密切接觸，才是適合于人類生活的環境，對這種環境的保護，是人類生活均衡發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個地區的社會中，充分發揮文化及自然遺產的積極作用，同時把具有歷史價值和自然景觀的現代東西都包括在統一的綜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適的。”

科教文組織的第19次全會，提出了“歷史性地區的保全及其在現代的作用”的國際建議，其中有：“所謂歷史性地區，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歷史的客觀存在。為適應多樣性的社會生活必須有相應的多樣性生活背景，據此，提高歷史性地區的價值，將對人們的新生活產生重要意義”。[2]

可見，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對我們了解歷史，傳承傳統文化，豐富現代生活，促進社會多樣性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保護歷史文化城鎮是人類生活均衡發展的一種需要，更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的現狀

目前，我國對古城鎮的保護處于一個越來越重視的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就有關于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的規定，歷史文化城鎮自然也在保護之列。而在2007年7月，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將《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全文公布，征求社會各界意見。該條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過單獨制定法規對歷史文化城鎮保護進行規范，國家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各級地方政府也有相應歷史文化城鎮保護法規的出臺。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閬中古城保護條例》、2006年開始施行的《云南省麗江古城保護條例》。中國社會正將更多關注的目光投放到這個我們過去不曾注意的焦點上。

但是，我國的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現狀令人堪憂。最主要是對歷史文化城鎮開發與保護的關系沒有處理好，對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礙。

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面臨的問題

當前，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追逐經濟利益與保護當地傳統文化之間的沖突。隨著物質生活的逐漸豐富，現代人對傳統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來越多的地方認識到歷史文化城鎮鎮潛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資源，發展旅游業，推動地方經濟、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質量。這本無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開發，使得歷史文化城鎮不斷商業化。許多地方只是關注眼前的經濟利益，忽視了古城鎮本身深厚的文化、藝術底蘊，更忽略了對歷史文化城鎮的持久保護。歷史文化城鎮保護與旅游開發的矛盾已經日趨嚴重，并直接影響著古城鎮的“生存”。因為，于歷史文化城鎮而言，其巨大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城鎮建筑，布局結構的合理和藝術，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歷史，文化氛圍，民族風俗習慣，。商業化的開發使得歷史文化城鎮離它的價值越來越遠。

以云南麗江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麗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與雅典、羅馬、威尼斯等偉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責過度商業化、原住民流失，聯合國派出檢查組，麗江面臨亮“黃牌”之憂。十年僅是歷史的一瞬，然而這十年麗江的變化幾乎超過了過去800年的總和。如今，涌入麗江的不是蒙古戰車和鐵騎，而是源源不斷的游客和老板，他們帶來麗江的不是馬刀與盔甲，而是快速增長的旅游收入和巨額資本。

雕梁畫棟、小橋流水的古城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搖搖欲墜，詩人、專家、學者們感嘆：在酒吧街的燈紅酒綠中，在小販的叫賣聲中，古樸一點點褪去，麗江古城正變成一具沒有內容的空殼。

07年6月，在新西蘭舉行的第3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麗江古城、故宮、長城、圓明園、布達拉宮和云南三江并流6項中國世界遺產被要求在大會上就管理上出現的問題作解釋。

麗江古城能申遺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頭巷尾間的納西市井生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濃郁的地方民族特色與自然美妙結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區域都商鋪客棧林立，原住民紛紛將房院騰出給外來商人獲取一年十幾萬的租金，并用這筆錢在新城購置洋房，他們搬走家當的同時還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官員認為古城本就是為商業而建，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甚至有人認為即使聯合國真亮“黃牌”也無妨，因為麗江已經具備了足夠的知名度。這樣出自官方的想法給古鎮的保護，尤其是非物質文化的保護造成了很大阻礙和不利影響。[3]

當地居民是保護事業的動力

由麗江古鎮一例，我們不難看出，目前，我國歷史文化城鎮的物質遺產，基本得到了較好的保護。但是，非物質性的歷史性環境，仍在遭受著肆意破壞。可以說，這是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的核心問題和難點。一旦人們意識到歷史性環境保護的重要，并著手進行保護，實際上也就解決了古城鎮物質遺產保護的問題。因為歷史性環境保護較之物質遺產保護，程度更深，也是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的本質。

日本作為我們的鄰國，地理位置和文化傳統都與我們相似。早在上世紀60、70年代，日本就開始致力于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尤其是歷史性環境的保護，并且獲得了較好的成效，對我們極具借鑒價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經驗，我認為激發當地居民保護的意識和積極性，才是解決此問題的關鍵。

在日本，歷史環境的保護也如同公害處理，自然環境保護一樣，首先是由當地居民中產生。各地方政府著手采取相應對策，公布具體條例，等到這種條例在全國許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國家才作為最高行政管理，著手進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鎮文物保護法的修訂也經過了這樣一個順序而進行。以“日本全國歷史文化風土保護聯盟”為中心，由各地居民發動的保護運動，其偉大功績就在于促進各自治體頒布有關條例，并將其吸收到文物保護法內作為修訂的內容之一。

可見，民眾的支持和擁護是歷史環境保護的基礎和動力。而日本民眾對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的關注，歸根結底源于他們“環境觀”的變化。日本曾經爆發過嚴重的公害問題，世無旁例的水俁病和四日市氣喘病，使得公害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們敏銳地感到了生活環境中的種種問題，發現了自然環境破壞劇烈。要求保護自然的群眾運動在全國各地興起，群眾環境觀不斷發展擴大。

最終，人們把歷史環境的破壞看作為現代環境問題的主要課題。認識到歷史環境是當地居民精神團結的象征，其消滅將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嚴重的后果。換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們生命、健康的犯罪行為，而歷史環境的破壞，恰是對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戰。一旦失去歷史環境給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對于曾經以此為自豪的當地人來說，簡直不可容忍。這樣一來，人們在重視環境的物質方面的因素之外，也開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價值。[4]

日本的這種“居民——地方政府——國家”的保護模式被事實證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調動我們國人的保護意識，樹立“環境觀”，這是緊接著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

參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聞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報上，動員了該社所有通訊員，以“必須保存，復原的歷史性文化城鎮”為題，列舉了全日本169處城鎮加以介紹。接著又以“充滿歷史氣息的文化城鎮”為題，公布了全日本200多處城鎮的所在地圖及概況一覽表。而財團法人環境研究所在它編輯的雜志中，出版了“環境文化”特輯，將與歷史文化城鎮的有關資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兩次的朝日新聞報載為基礎，加上和全國各地方政府討論的結果，收錄和確認了400余處歷史文化城鎮。這些城鎮都是當地居民認為應該保護，由他們進行申報，并最終由國家登記注冊的。

日本的歷史文化城鎮保護始于上世紀60、70年代，主要的宣傳工具就是報刊雜志。在大眾傳媒如此發達的今天，網絡、書籍、電視等各種媒介都可以成為我們宣傳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的手段。并且我們可以把主動權交給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發現、確定、保護歷史文化城鎮。這樣更能調動居民的保護意識和積極性、主動性。

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與居住環境的改善

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固然非常重要，但決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發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環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鎮的保護，猛一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其實并非如此。新的東西，是真正新的東西，而不是為新而新、虛有其表的拙劣設計的冒牌貨，就真正意義上的創新而言，它必然是和舊有的優秀傳統相調和的。文化城鎮的保護，必須與熱愛保護地區文物的人們生活和環境的改善、提高結合在一起，這是文化城鎮保護的基本理論。

在西歐社會中，保存、創造“理所當然的東西，存在于理所當然的場所中”的思想，使得歷史文化城鎮保存的相當完美，當地居民以此為豪的現象，隨處可見。這正是以居住環境的適宜性思想為指導，由當地人用雙手親自創造出來的。[5]

在我國，也有比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鎮紹興，在舊城改造中將改建和保護相結合，讓居民繼續居住在歷史建筑中，作為延伸歷史文脈的手段，這就是紹興保護古城的高明之處。

老城區以保護、旅游、居住為主，陸續遷出工廠、企業，保證原始街區的完整性；對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變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許他們改造內部結構，以更適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裝飾，與城市風貌相協調；新建居民樓多用灰墻黑瓦，體現江南民居風格。對這些歷史街區，紹興的做法是除了外觀的修繕，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電網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氣入戶等。修繕后的街區，既讓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歷史文化城鎮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遠，房內的設施老舊，與現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鎮的居民生活條件差。居民為了改善條件，移居城市的情況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麗江，沒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鎮，不過是喪失了靈魂的空殼城鎮。所以，只有切實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紹興模式”[6]確實值得其他地區借鑒。

保護事業費用的負擔和經費的籌措

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事業的特色在于其多樣性。從地區的歷史、現在的功能、經濟的基礎等不同角度來看，有各種各樣的保護形態，在同一個歷史文化城鎮保護事業中，各種事業的保護也是不一樣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護、自然景觀的保護、公共事業便民設施的整頓等。這種事業的多樣性就決定了不應該采取統一的經費負擔。經費負擔、籌措的方式，應該根據各地區不同保護事業的實際情況，決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護與修繕，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費用，那么國家財政的負擔就可能過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擔自家的保護、修繕費用，地方政府給予一定的補助金。但在一些極度貧困的古城鎮，就可以由國家承擔民居保護的全部費用。新晨

對于公共設施的保護，則可以政府出資為主，鼓勵民間組織、企業、個人出資為輔。而地方博物館、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頓費用，可以通過征收入場費的方式負擔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補足。

關于經費的籌措，在日本，歷史文化城鎮保護事業的經費來源，是以補助費、貸款和公共事業為中心的。公共事業不是直接的財源，但是在編制預算措施時，從補充完善保護事業的觀點加以考慮是有益的。貸款是有償的資金，但在資金數量和使用對象上可有靈活性。

另外，曾有學者提出發行“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獎券”[7]，利用發行獎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費，作為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的經費。“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獎券”或“文物保護獎券”均是以充當歷史文化城鎮保護事業的費用為目的的，每年可發行二次（如春、秋適宜旅游的季節），向全國發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廳、歷史文化城鎮保護團體的協議下，作為歷史文化城鎮保護事業的財源而靈活運用，這將是非常有效的經費籌措辦法。

對于我國，除了大力發展旅游業以獲取收益，作為古城鎮保護的經費外，發行“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獎券”是一條值得我們考慮的新思路。

參考文獻：

[1]西山卯三.歷史文化城鎮保護.路秉杰.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1.1.

[2]劉紅嬰/王建民.世界遺產概論.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盧斌.麗江“評遺”十年遭黃牌古城靈魂正在離開./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歷史文化城鎮保護.路秉杰.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1.3-5.

[5]西山卯三.歷史文化城鎮保護.路秉杰.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1.6-7.

日本歷史文化論文范文2

［論文摘要］本文通過對世界文化遺產開發管理進行描述和考量,力圖挖掘出一些先進經營模型,為我國文化遺產開發提供借鑒。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遺產在管理尤其是產業開發之時都面臨著幾大問題,第一是與生俱來的非營利機構（文化事業）性質與市場經濟的矛盾；第二是資金問題在國家財政支持緊縮減少情況下越發突出；第三是在多元文化、新媒體、娛樂消費潮流下,傳統文化遺產的營銷策略如何得到民眾（消費者）認同。面對這些矛盾,只有在保護前提下,將文化遺產的公益性和產業功能充分整合,才能真正實現它的“永續利用”。世界各國在這個基本理念確立前提下,開展了各種開發經營模式。

1文化旅游

文化遺產為了融入現代社會,為之發展而服務,就必須全方位大力開展各項商業廣告宣傳和公關活動,以便讓受眾了解和接受,同時爭取社會資源。

為了弘揚韓國的傳統文化遺產,韓國十分重視文化遺產和旅游業的互相促進發展,具體實施主要從兩方面入手：①地域選擇。以民俗村來選定地域,韓國人把民俗村的活動組織得有聲有色,在漢城城南有一個古代民俗村。一進民俗村,村口就有韓、中、英、日四種文字的介紹。進入村內,可以看到李朝時期先民們的衣食住行、建筑景觀和祭祀活動。宗廟的祭祀典禮和音樂都被看做無形文化財產。②時間和內容的選擇。韓國還十分注重以民俗節和祭祀活動來吸引游客。例如江陵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戲年年在當地舉辦盛大的旅游活動,吸引了國內外百萬人次參與和觀光,使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為巨大的文化產業,發展了當地的經濟。為了吸引外來游客,那些表演人士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場地進行傳統技藝表演。

同樣,意大利的鄉村生態旅游、美食文化旅游很發達,尤其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傀儡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立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來,意大利政府積極搶救和保護這一古老劇場木偶藝術。木偶藝人們根據一些古代詩歌、浪漫傳奇或流行的歌劇情節,用精雕細刻的木偶和道具進行即席創作,吸引眾多國際游客。這里的商店和地攤到處都可以買到制作精美、造型各異的木偶——它已經成為西西里島的著名紀念品。政府還計劃為青年木偶藝人開辦培訓機構,舉辦西西里木偶節,在國內外舉辦展覽,興建木偶戲學校等。

2“文化遺產日”打造國家文化品牌

法國的國家集中管理文化遺產保護的制度,保證了國家管理的權威性。作為文化大國,法國是最早設立“文化遺產日”的國度。這項活動是由法國中央政府主導、各級地方政府執行、社會各方支持的整體工程。活動期間,所有公立博物館免票,私立博物館門票減價并給予稅收優惠，旨在引導和動員社會公眾廣泛參與文化遺產保護。20多年來,該活動調動了社會公眾對文化遺產的認知和熱情,群眾性的保護活動隨之興起。法國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著巴黎凱旋門、盧浮宮等112處“民族古跡”和4萬余處“紀念建筑”,此外,未列入保護行列的全國各地40余萬處“地方寶藏”均妥善得到相關部門和民間協會、民間人士的有效保護。一些民間組織積極討論國家文化遺產政策,向議員提出建議。很多民間組織還頒發獎金鼓勵文化遺產保護活動,獎勵在此領域作出貢獻的人士。文化遺產學校、文化遺產基金會、文化遺產保護協會等紛紛建立。

這種特定節日的設定以及所帶動起來的社會各方的反應和行動,對法國的歷史文化品牌無疑有著巨大的塑造和宣傳效益,顯示了法國民眾的文化品位,對促進法國旅游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擁有6000多萬人口的法國,2006年接待了7800萬名外國游客,當年的旅游收入達350億歐元,繼續蟬聯“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國”稱號。可以看出,文化遺產給法國帶來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3文化生態博物館

所謂生態博物館就是把文化遺產原狀保存和保護在其所屬的社區及環境中,它不是一座封閉的建筑場館,而是動態、開放的展示社區,被稱為“無墻的博物館”。自然、人文、環境、傳統、民俗等無形和有形的遺產在其原生地由發明和使用它們的居民自發保護,使人、物、環境處于固有生活關系中。游客也是在這種環境中觀看文化遺產、自然景觀、可移動實物、傳統習俗和民間表演等系列的、完整的文化。這種營建“活的文化”的博物館由于契合文化遺產整體保護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國的認同,目前世界上共有300余座生態博物館。

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的“造鄉運動”就類似于這種生態博物館。當時,由于日本經濟飛速增長和城市進程加快,城鄉落差加大,人口疏密失衡,對日本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極大沖擊。有些學者提出：如何讓鄉村挖掘富有鄉土特色的人文資源,營造一個優美、自然、富有人情味的故鄉,以吸引都市人群,于是,“造鄉運動”應運而生。“造鄉運動”強調內發性,即一村一品,各不雷同,例如福島縣大沼郡的三島町宣布,居住在城市的人們只要交納一定費用,全家都被視為特別町民。他們可以自由出入,讓孩子們呼朋引伴在小溪中捕蝦,到山上采蘑菇。村里還成立了生活工藝館,館內設木工、陶藝、編織、涂裝等工房設備。觀光客只要交納一定的費用便可親手體驗器物的制作,并有專人指導,接受咨詢。這是一個在城市里的人無法想象也不可能具備的空間。

1995年,中國與挪威兩國的博物館學界提出了在貴州六枝特區梭嘎鄉苗族地區創族生態博物館。這支久居深山只有4000余人的苗族,頭飾獨特,有繁多的婚喪、祭祀禮儀,有別致的音樂、舞蹈和精美刺繡,是一個活生生的文化遺存。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東趙鄉后溝村的民居、神龕、廟宇、戲臺、作坊、油坊、剪紙、刺繡等文化遺產均保持完整,婚禮、葬禮和游戲的整套儀式規矩復雜,飲食品種繁多,在政府投入和保護下,已成為北方農耕桃花源和文化遺產搶救示范基地。這種鄉土藝術、農業文化是一方水土的產物,生態博物館就地取材,化陳舊為神奇,在生活中得以創造、使用和傳承。可以看出,生態博物館非常值得在我國進行探索和推廣。

4文化遺產主題公園

主題公園是一個世界性的概念模式,這是因為公園的歷史文化主題內涵的不同,而國內外各個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中國在這方面作出了很多成功案例,深圳華僑城控股公司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的主題公園比較典型。經營者就著眼于歷史文化,從中尋找主題經營的靈感。可以說該產業的發展歷程無一例外都建立在對歷史文化資源的發掘過程上。1989年開業的“錦繡中華”,以微縮景觀為表現手法,再現了中國歷史和文明的80處名勝古跡,成為中國旅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991年開業的“民俗文化村”,將24個村寨、56種風情集于一身,集中展示了中華民族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1994年建立的“世界之窗”,薈萃世界文明精髓,一直是珠三角旅游的第一品牌。

主題公園是以游客體驗為目的,游客體驗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既難以量化,又牽涉投入、產出、技術水平、行為習慣、時尚追求等眾多因素,因而主題公園是最需要創意的產業形態。對主題公園而言,產業經營模式主要表現為：

（1）娛樂體驗結合歷史景觀。自主創新不僅僅體現在歷史文化的選擇上,更體現在素材的組織和運用上。“世界之窗”如果沒有108個景點和氣勢恢弘的廣場巨幕,就不會有“你給我一天,我給你世界”的展示方式。在對游園設施的組織、運用中滲透著創造者對歷史、文化的理解、闡述和演繹,并且注入了一種時尚娛樂元素。脫胎于國外的歡樂谷公園,既有美國的小鎮,又有加勒比的港灣,還有香格里拉的生靈,這些差異巨大的文化背景都源于“智慧創造情景”的理念,并借助娛樂設施給予消費者不同文化的娛樂化體驗。新晨

（2）廣場表演和節日狂歡。源遠流長的中華民間文化中升華出“廣場演繹”的形式。深圳“世界之窗”斥巨資建設了大型舞臺,在“錦繡中華”建立了中華廣場,創作“龍鳳舞中華”等大型的廣場演繹節目,在市場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與此相配套的是劇場式的演出和大量的村寨表演。過節是我們民族格外重視的風俗,造節是經營文化的手段。為了塑造獨特性,管理經營者提出了月月有節日的口號,使節慶活動成為亮麗的風景,國際啤酒節、狂歡節、潑水節都成為經典的文化品牌。從2002年開始又集中所有的文化品牌創辦了唯一的旅游狂歡節,游行隊伍與觀眾一道構成了獨特的文化形象,使主題公園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從以上各國的文化遺產開發模式中,我們可以總結出：第一,文化遺產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決定了我們必須把搶救和保護放在第一位；第二,文化遺產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流變性,決定了我們要盡可能避免以靜止、凝固的方式去保護,在不改變其按內在規律自然演變的前提下,盡可能尋找生產性保護的方式及與旅游開發等的良性互動結合；第三，堅持“創意產業化”和產業結構升級。自主創新不僅體現在對歷史文化的選擇上,更體現在文化素材的整合運用上,并使之轉化為有形的、具體的消費體驗方式,與市場和受眾接軌,最終實現產業鏈的完善和規模經濟。

參考文獻：

［1］飛龍.國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狀［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6):59-66.

［2］顏文洪.世界遺產與保護地管理模式比較研究［J］.城市問題,2006(3):79-81.

日本歷史文化論文范文3

 

0引言

 

從18世紀60年代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工業生產方式和工業成果就深刻的改變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伴隨科技對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調整，越來越多的工業設施、工業設備被淘汰，工業閑置空間成為城市建設面臨的問題，工業廢棄的產生伴隨著昔日繁華的老牌工業區的沒落，同時會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包括工廠倒閉等經濟問題、失業率上升等社會問題、城市人口外遷等城市問題、稅收減少等政治問題、工業污染等環境問題，如何處理大量的工業廢棄成為全球各國面臨的一個綜合性難題。尤其在二戰后，工業變革日新月異，工業廢棄的產生以幾何體增加，在處理這些工業廢棄的過程中各國也在不斷積累經驗。對工業廢棄的處理經歷了一個觀念轉變的過程：銷毀、銷毀重建、回收再利用、綜合性開發，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漸漸認識到工業廢棄物是人類社會自身歷史的見證，工業建設過程中的成果與遺存屬于人類歷史遺產的一部分，工業遺產的概念由此而來。

 

1工業遺產研究成果概述

 

工業遺產的理論依據是工業考古學，是一門包括調查、考察、記載保護工業遺跡的學科，目的在于從社會史和技術史的角度評價這些遺跡的意義。20世紀70年代美國和日本學者相繼引入工業考古學的概念，并對本國工業遺產展開研究。我國對工業遺產的研究開始于21世紀，2006年國家文物局主辦的中國工業遺產論壇通過了《無錫建議》，標志著中國工業遺產的保護、管理與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伴隨著工業考古學半個世紀的發展，工業遺產的實踐也在不斷推進，相關的學術機構、行業協會、國際組織紛紛成立，國際工業遺產保護委員會(TICCIH)于2003年通過并提交給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的《下塔吉爾》，明確了工業遺產的定義、內涵、工作原則與技術方式和形態分類，成為目前各國工業遺產保護與再利用的指導性章程。工業遺產被定義為：那些在歷史、技術、社會、建筑或科學方面有價值的工業文化遺存組成。它們由建筑物、機械、車間、制造場、工廠、礦場及相關的加工提煉場所、倉庫、店鋪、能源生產和傳輸設施、交通設施所組成，與工業相關聯的社會活動場所，如住宅、宗教禮拜地和教育機構都包含在工業遺產范疇之內。

 

對工業遺產保護再開發的實踐，主要以四種模式為主：工業博物館保護模式、景觀公園改造模式、藝術創意介入模式和綜合開發模式。

 

工業博物館保護模式是指將該工業遺產所在建筑、廠區等，再造為同一主題的博物館或美術館，或者把工業區連同周圍的自然環境，建成生態博物館，原工業設備、機器、工具等制品就地展示，如意大利羅馬的蒙特馬爾蒂尼中心博物館、巴黎的奧塞美術館。

 

景觀公園模式，指利用原工業遺產與城市記憶的鏈接，保留一定的原有工業設施，在原工業遺產所在地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整理規劃，建立城市公園。

 

藝術創意介入模式，指利用工業遺產原有的特殊美感和空間特色，如工業設施的歷史斑駁痕跡或工廠建筑寬敞高大的廠房倉庫，把工業遺產改造成為藝術空間，北京798藝術區就是利用大型廠房的包豪斯建筑風格，重新注入藝術功能。

 

綜合開發模式，往往在一個區域工業遺產的保護再利用中出現，如德國魯爾區的“工業遺產旅游之路”的策劃，把沒落的德國魯爾區改造成為一個區域性的旅游目的地，其中包括亨利鋼鐵廠露天博物館、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奧伯豪森中心購物區，區域內的廢舊鐵路和舊火車車皮成為社區兒童藝術學校的表演場地，焦炭廠被改造成餐廳、兒童游泳池。在工業遺產的實際改造中，往往采用綜合開發模式，涵蓋工業博物館、景觀公園、藝術創意介入等模式。

 

短短50年間，工業遺產的保護與再利用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粗放到精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與工業遺產相關的法律、制度、組織、學科漸漸建立起來。對工業遺產的觀念也在不斷變化，最開始的時候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實踐目標都是為了解決問題，隨著經驗的積累和觀念的轉變，工業遺產改造的重點變為對遺產的保護和對歷史記憶的保留。

 

2臺灣地區工業遺產研究概述

 

工業遺產，臺灣常使用的說法是“產業文化資產”，強調其所具有的價值涵義。臺灣地區大多數工業遺產形成于日治時期，日本占領中國臺灣的50年中，實行“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政策，把臺灣作為日本的物資補給地，大量搜刮臺灣的鹽、鐵、糖、糧，并由此興建配套的鐵路運輸系統。日本退出臺灣島之后，給臺灣留下了大量的工業遺存，主要以大型廠房、工業設備、鐵路為主。20世紀后期，由于受到國際經濟影響、島內產業結構的更迭和轉型，工業遺存遭到閑置或廢棄。

 

臺灣地區開展工業遺產保護起步較早，1981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1982文化建設委員會公布施行《文化資產保存法》，正式開啟臺灣的文化資產保護。1998年，臺灣“行政院”成立文化資產委員會，確定工業遺產的內容、分類、范圍，利用工業考古學的方法建立工業遺產調查操作手冊。

 

在工業遺產評估和調查的基礎上，文建會開展了三個計劃：1998年閑置空間再利用計劃、2002年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計劃、2002年產業性文化資產保存計劃。

 

閑置空間再利用計劃具體指向鐵道藝術網絡及五大創意文化園區。臺灣鐵道藝術網絡計劃是指把閑置的鐵道倉庫作為藝術家的工作坊和藝術展演場所重新規劃，具體包括臺中20號倉庫、嘉義鐵道藝術村、枋寮F3藝文特區、新竹鐵道藝術村、臺東鐵道藝術村、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五大創意文化園區是指，2002年，臺灣文建會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在全臺范圍內選擇了四個閑置酒廠和一個倉庫，具體指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和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產業遺產再利用為創意文化園區，強調的是藝術創作與商業機制的連接。

 

臺灣早期的工業遺產保護是出于環境整治和日常維護需要，并且以觀光商業利益為重，忽視工業遺產本身的社會文化功能、歷史文化價值。2000年之后，臺灣文化建設委員會開始推行一系列文化資產“再利用”主題活動，特別是1999年臺灣9·21大地震之后，大量古跡和歷史建筑受到很大的破壞，工業遺產再次受到重視。

 

筆者在臺灣學習期間，重點考察研究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理論與實踐成果，走過臺灣知名與不知名的很多文化創意站點之后，發現臺灣的工業遺產有兩個突出特點，第一，文化創意產業多是從工業遺產出發，緣于臺灣歷史古跡的缺乏和工業結構轉型過程中產生的大量工業遺存;第二，臺灣鐵路的記憶貫穿整個臺灣當代社會，工業遺產中的大部分資產或直接或間接都會與臺灣鐵路產生聯系，“臺灣鐵道藝術網絡計劃”、“阿里山窄軌鐵道”、“鹽鐵專線”、“臺鐵便當”等，從火車站、鐵路線路、鐵路倉庫、鐵路制造廠、鐵路餐飲服務等等，臺灣地區都把其納入文化資產，并進行主題開發、品牌管理，臺灣鐵路不僅從交通地理上串聯全臺灣空間結構，還從文化記憶上搭建臺灣的時間意象。所以對臺灣鐵道文化的研究就擁有了，了解當代臺灣文化的意義。

 

3臺灣地區鐵道文化再生歷程概述

 

臺灣鐵路，自1837年劉銘傳建立第一條鐵軌以來，已經有180年的歷史，期間承載客運貨運，對臺灣經濟發展和大眾交通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20世紀末，臺灣地區社會結構的改變、大眾運輸系統的進步，都讓百年臺鐵原有的功能逐漸被替代，2005年臺灣高鐵運行之后，臺鐵的實用功能銳減，多條支線凋零直至廢棄。

 

對于包含臺灣記憶的臺灣鐵路，臺灣地區沒有選擇粗放式的銷毀或丟棄，而是在多方勢力介入臺鐵的留存與保護研究之后，最終確認借由臺鐵原有的功能與條件打造文化藝術觀光路線，讓臺鐵的功能延續，生命力拓展。

 

3.1大陸對臺灣鐵道文化研究綜述

 

大陸地區對臺灣工業遺產和臺灣鐵道文化再利用的研究早已有之，多零散見于建筑、城市景觀、工業遺產、旅游開發類的論文期刊。如石穎川的碩士學位論文《對城市工業遺產的人類學思考——西直門火車站的變遷與歷史記憶》(2010年)從社會學角度討論鐵道再利用的必要性;林雙毅的碩士論文《城市鐵路廢棄地景觀更新設計研究》(2013年)中提到臺灣鐵道文化開發。還有一部分論文以某一個鐵道藝術村為案例，從一個角度討論研究，如范麗的碩士論文《旅游開發與既有建筑再利用研究》(2013年)，從改造的背景、策略、使用評價角度研究“臺東鐵道藝術村”;樊麗媚的碩士論文《臺灣工業遺產的保護與再利用研究》(2013年)通過對臺灣的工業遺產現狀進行普查、分析和總結，提到臺灣鐵道藝術網絡計劃，并從建筑類型和改造類型分析“臺中20號倉庫”和“嘉義鐵道藝術村”;王蕾霰、周波在論文《臺灣產業遺產保存與再利用實踐研究》(2015年)中詳細討論臺灣對工業遺產再利用的認識和實踐，以“臺東鐵道藝術村”為例，論述臺灣鐵道藝術網絡計劃的緣起;趙紅霞的碩士論文《面向文化創意產業的臺灣工業遺產再利用研究》(2015年)從空間結構、建筑類型、改造手法、改造理念等角度分析“臺中20號倉庫”;李星敏的碩士論文《鐵路廢棄地的景觀更新設計對策》(2015年)從景觀更新的角度討論“嘉義鐵道藝術村”。由此可見，把臺灣鐵道文化作為單獨的主題進行深入研究的論文目前還沒有出現。

 

3.2臺灣鐵道文化再生實踐

 

臺灣人的鐵路包含的是濃濃的化不開的世代記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臺鐵衍生出的產業鏈上下游基本上可以涵蓋50%的臺灣文化營造，臺灣人喜歡并擅長開發鐵路文化，例如，制造鐵路用鐵的鐵廠工人，用鐵路部件廢棄物組裝成的裝置擺放在臺北市政府廣場;鐵路運輸過的木材和舊鐵軌為主體建成的“宜蘭羅東林業園區”;鐵路旁邊原來用來存儲貨物的舊倉庫、職工宿舍、辦工場所，改建成藝術園區，如臺中20號倉庫鐵道藝術村、新竹市鐵道藝術區、枋寮F3鐵道藝術村、臺東鐵花村、花蓮鐵道商業街區;臺鐵便當成為一個重要的品牌，鐵路途徑的臺東縣池上地區，為過路的臺鐵旅客準備的池上便當，成為眾多游客的旅行的目的;很多火車站本身就是歷史建筑，由于臺灣地區歷史上被眾多不同的政體治理，期間留下的痕跡，又以火車站的建筑樣式最為明顯，如日本占領時期修建的日式風格明顯的集集火車站、花蓮火車站、平溪線十份車站，巴洛克風格的臺中火車站，原住民元素突出的臺東火車站、臺東海端火車站等等。

 

3.3臺灣鐵道藝術網絡計劃項目

 

“臺灣鐵道藝術網絡計劃”是臺灣文建會推行的“閑置空間再利用計劃”的重要項目之一。鐵道藝術網絡利用各個火車站閑置的倉庫改造為藝術家創作的工作坊及展演場所，借由此帶動臺灣文化藝術發展。2000年，位于臺中火車站后方的20到26號倉庫成為鐵道藝術網絡的第一個運營點，開放倉庫給藝術家進駐，其中的20號倉庫免費開放給大眾參觀，并同時作為展覽和休憩的場所，之后臺中的鐵道藝術村被稱之為“臺中20號倉庫”。繼臺中的鐵道藝術村之后，陸續完成嘉義、枋寮、新竹、臺東四處鐵道藝術村的建立，2009年又推動花蓮鐵道藝術村的規劃運營，自此臺灣鐵道藝術網絡串聯起由“點”到“面”貫穿整個臺灣鐵道東西南北的藝術創作網絡，并借由此網絡整合臺灣藝術創作活力、地方文化特色、交流互動方式及相關觀光與產業資源。

 

4結語

 

250年工業文明歷史在物質和非物質層面都留下了大量的工業遺跡，而工業遺跡所具有的現代氣質恰當的契合著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反思，所以社區、社群、記憶、城市意象被帶入到推動現代社會的視野中，臺灣鐵路工業遺產的改造試圖回應社區訴求，首先致力于歷史文化和地理空間合二為一的現代呈現，然后才是對文化發展、產業轉型、經濟提升、環境改善的顯現作用。臺灣工業遺產的改造為大陸提供了一種參考，即“微小敘事”和“地方性知識”的重要性，把細微的情感和社區的需要作為從工業遺產到文化發展的立足點，把深入挖掘地方文化，以一種現代化的方式呈現，方能讓工業遺產活化再生。

日本歷史文化論文范文4

論文關鍵詞：黑曜石之路

一

黑曜石，又稱黑曜巖，屬火山噴出巖之一。其材質幾乎全部由玻璃質構成。常見為黑色，也有褐色，有明顯的玻璃光澤和貝殼狀斷口。是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尖狀器、刮削器、雕刻器和佩飾器等典型性原料，其石器多采用壓制法、琢制法制造而成，尤以琢制技術的細膩、勻稱、精美而著稱，其琢制工藝令人無法仿效，堪稱石葉石鏃文化的標志性代表石器，應在新、舊石器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稱礫石為“石器之母”，黑曜石則應視為石器之星、石器之王。通過對礦化木、頁巖、燧石、瑪瑙、石髓、碧玉等礦石材質比較，黑曜石器材質堅硬而有韌性，光滑而精美，其堅硬度、耐磨性、鋒仞力均高一等。僅就中國黑龍江有關文化遺址中發現的少量一厘米箭頭和十厘米石矛即有鋌無鋌黑曜石石鏃而言，在新、舊石器時代應是石葉石鏃文化的標志、部落首領地位的象征，也被稱為“肅慎人的徽記”。

不知為什么，對黑曜石器的考古研究，多年以來一直不系統、不深入。能夠收集到的史料和考古報告中，對黑曜石器只有記載而無比較研究和系統研究，甚至連產地及分布區域也無科學考證。對于黑龍江流域的黑曜石器來源，大多專家認為是“和中原地區往來”的結果，還有的認為是“隕石”、“天外來物”。從獲得的關于黑曜石器出土文物資料上看，黑曜石器大量出土于中國黑龍江、俄羅斯遠東、日本北海道眾多遺址，在吉林、內蒙古有關遺址中也有發現。盡管如此，除日本考古學家有個別文章在研究石葉石鏃文化中重點對黑曜石進行了關注，但全方位、多層次的深入系統研究仍顯欠缺。值得興奮的是，中、日、俄考古專家、學者，提供了大量的關于黑曜石信息，尤其是豐富的與黑曜石器共存的文化遺址考證材料，為系統、深入研究黑曜石文化提供了翔實的依據。

筆者不是考古行家，只對“黑曜石之路”所產生的黑曜石文化發生濃厚的興趣，并試圖進行探索性研究。進而認定“黑曜石之路”的源與流，開辟、演變與發展，初始、分布與興衰。從而認定黑曜石器在新、舊石器時代的地位和對現實與未來的深刻、深遠影響。否則，“黑曜石之路”則無從論起，更無法認定其價值和對現實的作用。

據確鑿文獻記載，早在公元前16世紀至11世紀的商周時期，正當中原地區處于奴隸社會的鼎盛階段，黑龍江地區就居息著三大古老民族，即東部的地區的肅慎族，中部地區的氵歲貊族，西部地區的東胡族。

肅慎人是見載于史籍的黑龍江地區最早的先民。肅慎，又名息慎、稷慎。肅慎族活動地區，據《后漢書·挹婁傳》載：“在夫系東北千里，東瀕大海（日本海），南與沃沮接，莫知其北所極；”《晉書·肅慎傳》載：“在不咸山（今長白山）北，東瀕大海，北極弱水（今黑龍江）。”

《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和《黑龍江古代道路交通史》等權威性史籍中，均認為在遠古時期，肅慎族就同中原地區發生了密切關系，并舉證了大量令人信服的史料。首先是《竹書記年》中關于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的記載。其后是《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禹定九州，各職來貢”，其中就有肅慎人。再往后就以《國語·魯語》中關于肅慎“貢楛矢石弩”的記載為皇家史證。其文曰：“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并有在箭桿上刻下“肅慎氏之貢矢”的證據。”關于肅慎“貢楛矢石弩”的歷史見證，筆者毫不懷疑；只是有一點不解，“石弩”是產于黑龍江流域的肅慎居息地嗎？它的產地究竟在何處？如無產地出處，何以認定。另一疑問是，許多文化遺址中發掘出來的石器、陶器等與中原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石器、陶器相似，反映出明顯的來往、交流的史實信息。但黑曜石器未必就是來源于中原地區，就是來源于中原地區，也不可能作為貢品。如果加上“楛矢（白樺木）”，再作為貢品奉獻，并不符朝貢禮儀的傳統習慣。眾多“蠻夷”貢品中，非特產而不貢的道理自古有之。那么，黑曜石的來源與產地，就值得探究。

“石弩”一詞，并非就指黑曜石一種箭鏃。石鏃，通常解釋為，用質地堅硬的石材制作，如礦化木、黑曜石、頁巖，以及燧石、瑪瑙、石髓、碧玉等，常被考古學家譽為“利箭”，并認定是肅慎人進行生產、生活和防衛的先進工具和武器。黑曜石石鏃當為“利箭”中的利箭。這是由黑曜石材質、顏色、鋒利程度、耐磨程度決定的。可以說是石葉石鏃文化標志性、代表性石器。但“石弩”是石鏃精品的總稱，并非獨指黑曜石。因此，對肅慎人是否就是進貢的黑曜石石鏃，尚缺乏有力證據。但珍貴的并具典型性的黑曜石石鏃是“貢楛矢石弩”中的一種，而且是重要的、名貴的一種“石弩”，這是無可非議的。

在《黑龍江古代民族史綱》中結論性的認定，在牡丹江、松花江流域等地若干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并用打制法和壓琢法制作的黑曜石石鏃，用青色或灰色頁巖以及其它石材制作的石鏃，大體就是我國古代文獻中屢屢提起的肅慎族的“楛矢石弩”既然如此，就應當指出其產地，否認黑曜石是中原文化交流的結果，進而對黑曜石器作出較明確的源流結論。

這是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不應回避的問題。史籍有記載，不可否認，但后人的不斷發現黑曜石器，而且已超過了日本海，超出了黑龍江流域的研究范圍，豈不更應該引起史學界高度重視。何況，考證黑曜石器的源流，已影響到“黑曜石之路”的研究。

如果“黑曜石之路”被認定，黑曜石文化亦被確定下來。

肅慎人“貢楛矢石弩”已成事實，“石弩”中有黑曜石石鏃也無可否認。正是由于黑曜石石鏃作為“利箭”而成為貢品，受到帝舜、夏禹的喜愛，那它一定是肅慎人名貴的特產，地位的象征。進而所引出的黑曜石器組合文化問題，包括黑曜石源流、功能作用、制造工藝、應用范圍、分布區域，以及外延的，與其它石器、陶器、骨器等出土文化的共存關系等，就迫使我們進行多視角、多層次的研究，其研究價值，主要是解決黑曜石是否能夠成為一種歷史文化；黑曜石器的分布帶能否被認定為“黑曜石之路”，這一史前文化現象在黑龍江流域文明當中居于何種地位，直接涉及到黑龍江乃至東北亞地區的文化背景的廣闊度和文化底蘊的厚重度。黑龍江流域史前文化中有沒有一條比“絲綢之路”更古老的通道；黑龍江流域的肅慎、氵歲貊、東胡三大古老民族在三千年、四千年、直到一萬年、二萬年前，部族之間是怎樣一種交往交流關系，又是怎樣跨過日本海，與日本北海道先民及環日本海沿岸土著人彼此來往、相互交流的？北海道先民是否和肅慎人有著某種族源關系？等等，一系列值得研究的問題都直接決定著黑龍江流域的文化史、文明史。筆者僅就十余年來對出土于日本北海道和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各遺址的考察，根據黑龍江各文化遺址出土的黑曜石器及其共存文化材料，探索“黑曜石之路”，認知“黑曜石之路”，試想看到黑龍江文明最古老的一道曙光，增添東北亞文化圈中最遙遠的一抹輝煌。

二

幾十年來，隨著黑曜石器在黑龍江、日本北海道、俄羅斯西伯利亞文化遺址中相繼發現，研究黑曜石器的起源及分布區域漸顯出來，已不再是20世紀60、70年代的局部發現和散記性研究。在80年代，日本考古學家，在北海道考古研究的基礎上，跨國同俄羅斯西伯利亞、濱海邊區考古部門進行聯合研究，對黑曜石器的源流給予了初步的特別關注和探索，得出了相應的結論。由此，發現并撰文提出了“黑曜石之路”命題，為“環日本海文化”提供了新的、具有歷史現實研究價值，并對當代東北亞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重要啟示作用。

目前，認定“黑曜石之路”，雖然只是日本一家之說，中國、俄羅斯還尚未響應。但隨著東北亞文化圈、經濟圈的形成，特別是隨著新世紀歐亞陸海大通道的辟建和發展，對“黑曜石之路”的全面研究，也就顯得更具時代意義，理當提到重點關注和研究的日程。通過中、日、俄相關地區的文化遺存與黑曜石分布，管見黑曜石石器文化與區域歷史文化的關系，探索“黑曜石之路”的形成與發展，進而認定“黑曜石之路”在東北亞地區的橋梁、紐帶和外延、輻射作用，是當代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文化學家乃至高層決策者特別關注的一大課題。

隨著日本對黑曜石考古研究的進展，不僅確定了黑曜石的產地，而且還進行科學鑒定。黑曜石產于日本北海道的紋別轄內的白滝。經對北海道千歲市宿山——三角山，發掘出土的211件黑曜石器和石片，對于石器共存的木炭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為距今21450±750年。“在薩哈林南部的東海岸的道林斯科（過去的匯合處）附近的索科爾遺址，發現了很多采用涌別技法制作的楔型細石核和細石葉、刮削器、雕刻器等。其中一看便知道含有白滝所產的黑曜石。”“石器原料的成分分析等研究結果，也可以確認其產地的所在。”其年代測定距今1.4—1.5萬年前。1986年日蘇共同對阿穆爾河河口附近的斯科耶村南6公里的瑪拉亞·卡沃尼遺址出土的黑曜石，在日本立教大學進行了放射性化學分析，其結果再次證明此種黑曜石原產地為白滝。這也就證明，最低，早在1.4—1.5萬年前，產于日本北海道白滝的黑曜石器已開始跨過日本海向彼岸大陸輸出。據新彼得諾夫卡遺址、烏斯諾夫斯卡遺址、布夫森遺址、捷丘赫、索科爾遺址、瑪拉亞·卡沃尼遺址等遺址出土的黑曜石器，無一不證明，黑曜石石器源于日本北海道白滝。

至今，中國尚未對黑龍江各遺址出土的黑曜石進行比較研究，也沒有進行年代測定。但從日本考古專家的論文中，可以看出，日本考古專家已對密山縣新開流遺址中出土的黑曜石器給予認定。既然黑曜石文化與新開流文化遺址與日本北海道、俄羅斯新西伯利亞、濱海地區文化遺址有著密切關系，那么和新開流文化相同的黑龍江境內其它文化遺址，自然就形成一條黑曜石器文化帶。據眾多考古報告記載，除新開流遺址最早出土了黑曜石之外，在綏芬河建新遺址、穆棱興源遺址、寧安鶯歌嶺遺址、牡丹江河口—振興遺址、泰來縣車翁根山、松樹林、綽爾等遺址均出土了數量不等的黑曜石石器和碎塊。最精美的當屬黑曜石石鏃，大的有十厘米長，小的僅有一厘米，而且有鋌、無鋌、銳角、鈍角、單刃、雙刃達十幾種之多，均采用琢制法和壓制法加工而成。

遺憾的是，對這些文化遺址中發現的黑曜石器，沒有具體的年代測定和放射性化學分析，與日本北海道、俄羅斯西伯利亞、濱海邊區各文化遺址出土的黑曜石石器也沒有比較研究。最新的考古成果——1992年至1996年，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吉林大學考古系合作，對牡丹江河口——振興遺址進行了4次發掘，取得了重大考古成果，但對出土的黑曜石石鏃，卻沒有具體研究結論，因此更無法斷代和認定是否與產于日本北海道的黑曜石有源流關系。和以往新開流、鶯歌嶺遺址、亞布利遺址、滾兔嶺遺址的發掘、研究一樣，被列為乙類文化遺址而忽視研究，但專家還是在《河口與振興——牡丹江蓮花水庫發掘報告（一）》中注釋認為是“黑曜石器年代可能較早”。鑒于此研究狀況，只好參考并依據日、俄兩國1986年聯合考古調查、研究結果及日本專家帶回黑曜石樣品進行科學分化的結果，判斷上述遺址中出土的黑曜石器至少距今已有1.4——1.5萬年，完全有可能是來自同一產地或帶回原料加工的結果。從地緣關系上看，俄羅斯西伯利亞、濱海地區同屬黑龍江流域，與濱海邊區陸地接壤的綏芬河市建新遺址出土的大批黑曜石，與捷久赫出土的、海參崴博物館藏的黑曜石如出一轍，觀感沒有任何異樣。綏芬河流域、穆棱河流域向西，進入牡丹江流域，再向西進入松花江流域、嫩江流域，均具有分布著同類文化特征的遺址或文化層，不同程度的有各種類型的黑曜石出土。這就證明，從日本北海道，跨過日本海，整個黑龍江流域，從東到西有一條“黑曜石之路”。

從西向東流經西伯利亞南部，后注入鄂霍茨克海的黑龍江，據其流經的地形及注入的水系可分為上、中、下三個小流域。其中，最大的支流結雅河匯入處的布拉戈維中斯克市附近的大約1000公里長的一段，是其中游地區。這一地區被大興安嶺等交通困難的山脈包圍著，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地理環境。而另一方面，具體指流經外貝加爾和蒙古的水系，聯系著這一地區人們的往來，但這條通道遠遠不如黑龍江流域東南部地區，尤其是黑龍江南部各水系，諸如綏芬河流域則算得上最佳的通道。大陸性季風氣候，并受海洋性氣候影響，形成本地區最佳氣候條件，比起北部地區，更具人們交往、交流條件；僅從俄羅斯濱海邊區和中國黑龍江東部地區分布的黑曜石器與其它文化共存的遺址東西總體范圍的具體分布密度來看，也證明了氣候條件、地理條件是形成這一歷史文化環境的自然因素。這并不否認“黑曜石之路”北部線，可視北部線為南部線的復線；同時，也并不否認人類社會的創造力，在選取北部線和南部線的同時，族群分布的密度之交通環境起了決定性因素。翻開地圖，結合黑曜石石器分布的區域，南部兩條線最后并入黑龍江流域一直向西，呈現出廣闊的腹地，幾乎涵蓋了中國東三省一區。肅慎先民是這一地區曾最具有聚集力和輻射力的強大族群。開辟出“黑曜石之路”，在歷史舞臺上扮演著獨具特色的黑曜石文化角色，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三

“黑曜石之路”，不單是指黑曜石器從東向西傳遞，也不是說是日本北海道先民從北海道把屬于本島的特產跨海帶入日本海東岸黑龍江流域，而是相互交往交流的結果。正如日本考古學家本材英明論述的那樣，“這些黑曜石表明，它們之間的交流不只是從西伯利亞向北海道輸入的單向流動，而是兩方面的相互交流。”

的確，“黑曜石之路”是古代東北亞地區的一條陸海通道，只不過以石器之王黑曜石命名罷了。值得認定的是黑曜石從日本北海道跨海向西部大陸輸入的現象，伴隨這一現象，大陸上豐富多彩的石葉石鏃及陶器、骨器等紛紛向東跨海輸入北海道。東西相向交流交換，形成了黑曜石文化獨特的歷史景觀。

陸海相連的“黑曜石之路”的形成，在地理條件上有多少依據？遠在1.4—1.5萬年前，人類的渡海能力如何？據地質資料表明，距今1.7—1.8萬年，正是烏爾姆冰期的鼎盛階段。當時平均氣溫下降7—8度，海平面下降了約100米，在封閉的日本海周圍，頻繁的人口遷徙和貿易往來，與強大的肅慎先民形成互補互助完全可能，隨之形成更大范圍的文化圈、文化帶是符合實際的。

在中國黑龍江、俄羅斯西伯利亞、濱海邊區、日本北海道所屬各文化遺址中，石葉石鏃文化最具代表性。

石葉石鏃具有兩個屬性，一個是石葉及細石葉，二是弓箭的鏃，前者是指“素材”后者指“機能”，是屬于這個年代內所產生的石器。綜合比較分析，應該承認石葉石鏃是黑龍江流域的產物，它無論登上下游沿岸歷史舞臺，還是跨海登上北海道歷史舞臺，并以此為中軸，廣泛分布于黑龍江下游兩岸勘察加、外貝加爾、貝加爾、蒙古及北亞地區。一部分向西伯利亞擴展，越過烏拉爾山，一部分向東傳布，到達庫頁島、北海道。這是以黑曜石為代表的石葉石鏃文化的基本流向和基本區域。

從這種分布情況上看，不難看出北海道的石葉石鏃文化、西伯利亞石葉石鏃文化與黑龍江流域石葉石鏃文化的密不可分的親緣關系。事實上，從石葉石鏃的自身特征、制法也得到了證明。除北海道石葉石鏃外所看到的其它各種各樣的石器形狀、制法以及它的組合特征等，均與西伯利亞、濱海邊區、黑龍江各文化遺存基本一致，其中相當部分如出一轍。

例如，半柳葉形的石葉石鏃是黑龍江、西伯利亞、濱海邊區、北海道石葉石鏃的最普通的類型。沿適當長度的石葉側緣做出雕刀面的雕刻器占主體，同時也有僅從石葉的中央向兩側緣做出“山形”的雕刻器和從一個側緣向另一側緣斜向加工而成的雕刻器。雕刻器的種類和它們之間數量上的比率也有幾乎相同的傾向。雖然，黑龍江、西伯利亞、濱海邊區、北海道石器種類繁多，但它們石葉石鏃文化的親緣關系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其中，也有一部分石葉石鏃特征有明顯區別，這也許是異曲同工罷了，或作其它解釋，但并不影響普遍性和代表性。本村英明在考察新彼得諾夫卡文化遺址后，論述道：“從石葉為“素材”的石器占的比例大約是80%左右，這可以說是新彼得諾夫卡文化和北海道的石葉石鏃文化有親緣關系的很好例證。”

伴隨石葉石鏃文化而共存是各種紋飾的陶器，俄羅斯遠東考古學家稱“阿穆爾編織紋”，日本稱“女滿別式陶器”。也就是在口沿部飾有菱形戳印紋，也有方格紋、短篾狀戳印紋；旋轉的圓形竹管紋；以條帶紋為地，同繩索狀帶壓印紋組成平行的縱向或斜向的紋飾，口沿部的各種幾何圖形的紋樣帶等，均可從東寧團結遺址、綏芬河建新遺址、牡丹江河口——振興遺址中出土的大量紋飾陶器及陶器碎片中得到印證。而把這種紋飾的陶器與日本繩紋陶器放在一起比較，雖同屬日本繩紋時代早期（8000—7000年），但很難與繩紋文化類比，尤其是其繩紋文化的來源一直困惑日本考古界。1986年，日本考古學家在同前蘇聯聯合進行考古研究中，取得了新的突破。承認這種繩紋文化來源于西伯利亞，來源于黑龍江。西伯利亞歷史、語言、哲學研究所A.K.卡那耶斯基博士在阿穆爾河口附近的斯森科耶村南6公里的瑪拉亞.卡沃尼遺址中發現陶器，其口沿下方的頸部飾有連續的菱形紋帶，其上、下部均飾有纏繞繩索狀多帶壓印紋。在其下部還有纏繞鋸齒狀紋帶組成的菱形紋。對此，本村英明承認：“連續的菱形紋飾是由于施紋的旋轉而形成的。”由于具有這種紋飾的陶器分布在阿穆爾流域地區，因此，被稱為“阿穆爾編織紋”。他還承認在中國的密山新開流文化中也可找到證據。其實，何止新開流文化一處有“阿穆爾編織紋”，綏芬河流域、穆棱河流域、牡丹江流域等各文化遺址屢見不鮮。

在日本，很早就有專家提出“女滿別式陶器”來源于中國大陸，只是沒有認同。后來僅通過對俄羅斯西伯利亞文化考察才認定二者之間的親緣關系也是片面的。只是為尋找北海道石葉石鏃相伴生的陶器的原產地提供了初步而可靠的線索。真正尋找與繩紋陶器的原產地，必須來到中國大陸才能找到最終圓滿的答案。由此，與黑曜石共存的文化，也會在中國黑龍江得到理想的研究結果。

黑曜石產于日本，是日本的自豪，飾紋陶器產于中國，是中國的光榮。但黑曜石文化沒有國別，它屬于東北、屬于世界。

聞名世界的“絲綢之路”是公元前第二世紀以后千余年間形成的。而“黑曜石之路”年代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已見雛形了，只是尚未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黑曜石之路”是被歷史塵封了的文化，是必須被認知、被弘揚的歷史文化。這需由中、日、俄、韓、朝、蒙等眾多國家集中、聯合研究。使“黑曜石之路”更具文化內涵。它將促進東北亞文化圈、東北亞經濟圈的壯大和發展，尤其對歐亞陸海大通道的建設和發展，將奠定悠久的歷史背景和呈現豐厚的文化底蘊。

參考文獻

1 張碧波、董國堯主編《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8月第一版第420—422頁

2 黑龍江省公路交通史志編輯室編《黑龍江古代交通史》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一版第2頁

3 干志耿、孫秀紅 《黑龍江古代民族史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11月第一版第118頁

4 日]本村英明著 趙虹光譯《新彼得諾夫卡文化和北海道石葉石鏃文化》 《北方文物》 1995年第1期第122頁

7 日]島田高志 著 冷紅菊譯《日本舊石器時代》 《北方文物》 1995年第1期第103頁

8 同[4]

10 王文廣、王永祥 《黑龍江泰來縣嫩江沿岸細石器文化遺址調查報告》 《北方文物》 1995年第1期第9—16頁

日本歷史文化論文范文5

關鍵詞：洛陽學；河洛文化；華夏歷史文明；包容文化

中圖分類號：G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6）12-0138-05

洛陽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長期處于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在歷史上極具國際影響力。洛陽學是以洛陽地區的歷史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兼及中華文明發展的一門綜合性學科。洛陽學之所以成為一門新興學科，根本原因在于洛陽數千年來的文化積淀，形成了豐富而珍貴的古籍文獻。這些或由洛陽人撰寫或著于洛陽或主要描述洛陽的著述，已成為洛陽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在今天越來越受到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重視，并日益呈現和迸發出巨大的魅力與活力。本文在對部分具有洛陽地方特色的歷史文獻擇要略作介紹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搜集、整理洛陽古籍文獻，編纂“洛陽文獻集成”，并從開展跨學科研究、服務洛陽社會發展、構建國際洛陽學等幾個方面提出洛陽學研究的幾點建議。

一、洛陽古籍文獻概覽

1.豐富而珍貴的地方志

“方志乃一方全史也。”①地方志對一個地方的自然地理、行政沿革、經濟狀況、社會風俗、重要人物、詩文著作、名勝古跡等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具有內容豐富，連續性好，可信度高等特點，在歷史文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地方歷史文化的珍貴資料。洛陽地方志數量眾多，部分志書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如《河南志》，原為北宋史學家宋敏求所著，后佚。清地理學家徐松修《全唐文》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部分內容，因多為元代資料，世稱《元河南志》。清宣統初年，文獻學家繆荃孫將其刊刻于《藕香零拾叢書》。著名史地學者沈認為：“《河南志》久佚，獨借是志，而隋唐東都制度，猶可考見其全，其當寶貴何如也！”②《元河南志》為現存最早的洛陽古方志，是研究我國自周至元時期，洛陽城池、宮殿、坊市、古跡等發展變化的重要文獻。又如明弘治十二年（1499）刊刻的《河南郡志》，編排體例“重古輕今”“因地因事而制宜”③，多有獨到之處，為現存最早的河南府志，也是現存唯一有關洛陽的明代志書，國內僅存殘本。清代的洛陽縣志有順治年間、康熙十年、康熙四十年、乾隆年間、嘉慶年間等多個版本。民國《洛陽縣志》，記述先秦至1946年的洛陽歷史，類目完整，資料翔實，體裁方法新穎，現在僅洛陽市檔案館存有一部手稿。

2.有中華元典文獻之稱的河圖洛書

傳說中出自洛陽境內的河圖、洛書，《尚書》《易經》《禮記》《論語》等先秦儒家經典雖然均有記述，但對于其真實面目又語焉不詳。因此，“自古以來，關于河圖洛書一直是一個具有爭議的撲朔迷離的問題。”“是一個誘人的謎，是一個蘊含豐富的知識迷宮，是一個濃縮了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信息之源。”④為破解河圖洛書的千古之謎，歷代學者潛心研究，著述頗多。南宋蔡沈所撰《洪范皇極內篇》，將洛書視為數之本源，提出“河偶洛奇”說，開創術數學洪范流派。南宋洛陽人郭雍所著《郭氏傳家易說》，潛稽易象，以傳家學。清初河南理學名儒冉覲祖所撰《河圖洛書同異考》認為，河圖洛書本于朱熹《易學啟蒙》，并提出“河圖主互、洛書主對”說。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理學名臣李光地奉康熙帝之命纂成《周易折中》。該書“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眾儒之考定，與通經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⑤，兼容并蓄諸家之說，而又有所發明，為周易與河圖洛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3.燦若星河的名人別集

洛陽歷代名人輩出，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詩文名著。西漢政治家、思想家賈宜所著《賈長沙集》，其《新書》中的《過秦論》篇，總結了秦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宗首》《藩強》《權重》篇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其他諸篇提出了重本抑末，利民安民，注重禮儀等政策措施，為研究西漢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提供了寶貴資料。唐“詩圣”杜甫所著《杜工部集》，共收詩1400余首，是我國古代詩歌經典名著。其中的大量時事政治詩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亂前后的巨大社會變遷，內容真實，感情真摯，被譽為“詩史”，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研究價值。著有《河南集》的北宋洛陽人尹洙尊崇孟子、韓愈，力為古文。范仲淹稱“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深有功于道”⑥。明呂維祺的《慎獨堂集》（由吳偉業編輯而成，又名《明德先生文集》）和清呂謙恒的《青要集》都比較有名。呂維祺生平“篤實踐履”“晚殉闖難，以節義顯”，其“所論建多樸實，亦異乎空談經濟之流”。⑦呂謙恒的詩歌“格調不襲宋以后，吟詠性情，即境指事，惻惻感人，實得古者詩教之本義”⑧。

4.博大精深的理學名著

由北宋程顥、程頤兄弟于洛陽創立的洛學“不僅是宋明理學的理論奠基者，而且是宋明理學發展和演變的方向的決定者”⑨。明末清初理學名儒孫奇逢曾在《洛學編序》中說：“洛為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黃河蜿蜒。”“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識大識小，各有傳人。”⑩《二程全書》，為程顥、程頤著作的合編。包括《二程遺書》及附錄、《二程外書》《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伊川易傳》《程氏經說》《二程粹言》等，是研究程顥、程頤生平及學術思想的重要資料。南宋乾道年間，朱熹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與其弟子的“行狀”“年譜”“奏狀”“墓志銘”“遺事”等傳記材料，編成《伊洛淵源錄》。該書以程顥、程頤為正宗，構建起直接孟子的道統體系，是我國首部理學史專著，開“學案體”之先聲，在學術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謝鐸的《伊洛淵源續錄》以及清張伯行的《伊洛淵源續錄》均以程顥、程頤為理學正宗，接續伊洛學脈，彰明程朱理學。清初理學名臣湯斌編纂的《洛學編》，沿襲其師孫奇逢《理學宗傳》的編纂思想和體例，前編列漢杜子春、鄭興、鄭眾、服虔，唐韓愈，宋穆修，正編列宋程顥、程頤、邵雍等14人，元許衡、姚樞等3人，明薛u、曹端、閻禹錫等24人，綜述其生平事跡、師承和學術思想。此書為第一部河南理學史。

5.名勝名物的不朽篇章

西晉陸機所著《洛陽記》，“是古代城市史志中較早的一部，也是寫得較好的一部”B11。該書對當時洛陽的城市規模、城門、宮殿、太學、里市、官署、苑囿等均有詳細記載，為研究洛陽城市史提供了大量珍貴資料。北魏楊f之所著《洛陽伽藍記》分城內、城東、城南、城西、城北等5卷，是記述都城洛陽佛寺興衰的重要著作。該書除對40余所寺院的建置規模及變遷詳細記載外，兼記北魏孝文帝遷洛至爾朱榮之亂時期洛陽城的“建置”“布局”“城門”“宮殿”“里坊”“名勝”，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風俗、人物、地理、中外交通等諸多方面。其中，不少史事可補《北史》《魏書》之缺或互相參證，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歷史文獻。北宋李格非所著《洛陽名園記》，追記其所親歷的洛陽“富鄭公園”“董氏西園”“董氏東園”等19處園林。李格非在后記中發出警世之言：“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B12北宋宋歐陽修所撰《洛陽牡丹記》分“花品敘”“花釋名”“風俗記”等3篇，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牡丹專著。該書評品了24種牡丹，分析了各種花名的由來，記載了洛陽人賞花的風俗和“種花”“養花”“醫花”等栽培技術。認為牡丹“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B13。

6.源遠流長的小說戲曲

西漢洛陽人虞初曾將《周書》改寫成《周說》，即《虞初周說》。虞初“就是我國最早的小說作家，《虞初周說》也就是最早的個人小說專集”B14。雖然此書已佚，但虞初作為“小說”的代稱卻影響深遠。明代形成“虞初體”小說文獻體裁，出現了《虞初志》系列，到清代又產生了《虞初新志》系列。《會真記》，又名《鶯鶯傳》，唐元稹所作。敘述了崔鶯鶯與書生張生的愛情悲劇故事，對人物性格與心理活動刻畫細致，文筆優美，為唐傳奇之名篇。“其事之震撼文林，為力甚大。”B15后世以之為本，衍生出《弦索西廂》《西廂記》《續西廂記》等多部戲曲。清康熙年間，呂履恒創作的劇本《洛神廟傳奇》分上下卷，以明清鼎革為歷史背景，敘述了書生何仲虎與巫有娘、賈綠花之間的離合情緣，頗有傳奇色彩。

7.卷帙浩繁的佛教經典

洛陽是中國佛教發祥地，東漢即成為佛教中心，佛學著作頗多。《四十二章經》，據傳為東漢迦葉摩騰、竺法蘭漢所譯的中國第一部佛經。該佛經集結佛陀42段語錄而成，言簡意賅，闡述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義，勸世人“精進離欲，由修布施、持戒、禪定而生智慧，即證得四沙門果”B16。此書對于中國佛教的早期傳播起了較大作用，是研究古代佛教的重要資料。《唯識論》是“一生事業，為介紹世親護法等一派之佛學于中國”B17的玄奘，以唯識說為主，雜糅印度親勝、火辨、難陀等九家對世親《唯識三十頌》所作的注釋編譯而成。主要論證一切現象均是唯識所變現，外境實無，唯有內識。此書是佛教唯識宗的重要經典，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與價值。南朝梁慧皎編纂《高僧傳》，收錄自東漢明帝至梁武帝年間，部分佛教高僧的傳記。此書開創佛教傳記新體例，分“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忘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等10科，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文獻。

8.名目繁多的金石資料

洛陽古跡眾多，文物豐富，金石之學發達。《伊闕造像題字目錄》，為清道光年間方履]所撰。該目錄輯錄北魏至宋時期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題記，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清中期名儒武億，博通經史，尤長于金石文字考訂，所著《授堂金石文字三跋》，分周以迄隋、梁，唐，后唐至元等3跋，通過訂前人之疏誤，增己之所獲，以補正史之不足。《洛陽存古錄》，為清金石學家劉喜海所著。收錄了大量曹魏至元代的洛陽碑刻、造像題記、經幢、墓志等石刻資料。郭玉堂1935年編輯《千唐志齋藏石目錄》，收錄新安張鈁所藏漢至明代碑刻，尤以唐碑為多。

二、編纂“洛陽文獻集成”

作為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古籍文獻是文脈流傳的主要途徑。保護整理古籍文獻，是延續中華民族文化血脈，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戰略舉措。編纂“洛陽文獻集成”，不僅有助于夯實洛陽學研究的重要基礎，而且有助于傳承有地方特色的優秀傳統文化。

近些年來，全國各地陸續啟動了大型文獻叢書編纂工程，如“湖湘文庫”“荊楚全書”“巴蜀全書”“山東文獻集成”“浙江文獻集成”“江蘇地方文獻叢書”“上海文獻叢書”“金陵全書”“溫州文獻叢書”“蘇州文獻叢書”“杭州文獻集成”“常州歷史文獻叢書”“嘉興文獻叢書”“衢州文獻集成”“臺州文獻叢書”“樂清文獻叢書”等。這些旨在搶救和保護珍貴地方文獻，為研究地方文化提供第一手資料的大型文獻叢書，均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和較好的社會效益，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出了積極貢獻，功在當代，澤被后世。2012年，洛陽市啟動的“中國河洛文化文獻叢書”編纂工程，至今已出版《元河南志》《孝經大全》《洛陽曹氏叢書》等30余部，為編纂洛陽歷史文獻叢書積累了大量可資借鑒的經驗。

整理編纂一部能代表和傳承洛陽歷史文化的“洛陽文獻集成”意義重大。作為一項基礎性文獻整理工程，不僅有助于保護瀕危的洛陽古籍文獻，而且有助于深化洛陽學研究，實現洛陽文獻資源共享利用的最大化；作為一項集體性攻關科研工程，不僅可以充分整合洛陽學研究團隊力量，培養更多的洛陽古籍文獻整理和研究人才，而且可以整體提升洛陽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水平；作為一項標志性文化宣傳工程，不僅可以充分展示洛陽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而且可以增強國內外對洛陽重要文化地位的認同，進一步提升洛陽文化軟實力；作為一項精品性文化出版工程，不僅有助于形成洛陽著名文化品牌，而且可以促進洛陽文化事業的繁榮，推動洛陽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作為一項前瞻性文化建設工程，不僅可以進一步提升洛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有助于加快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示范區的建設步伐，推動洛陽學研究走向世界。

編纂“洛陽文獻集成”，無疑是一項重大的文化工程。為此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好統籌規劃。一是成立編纂出版工作委員會。由洛陽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擔任主任、副主任，相關局委、社科聯、史志辦、高校、圖書館、博物館等單位主要領導任委員，負責編纂出版工作的領導和協調；下設辦公室，承擔具體組織實施工作。二是制定研究和出版計劃。在對洛陽地區古籍文獻進行系統整理的基礎上，通過整體規劃、分步實施，預計用10年左右時間，分批出版500種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洛陽古籍文獻。三是制定收錄原則和出版方式。主要收錄民國以前的洛陽歷史文獻，廣泛征集海內外圖書館、博物館收藏的稿本、抄本等稀見的地方文獻，系統編制《洛陽學書目提要》。B18對有重要歷史影響的名人大家，收錄其全部著述，編為全集；對比較重要的歷史人物，收錄其主要著作，編為專集；對其他不同領域的著述，如方志、譜牒、碑刻、圖冊、繪畫等，編為專題文（圖）集。優先整理出版善本、孤本、珍本地方特色文獻，以及世界文化遺產、一帶一路等社會關注焦點和學術熱點文獻。文獻原則上以影印方式出版，同時區分不同類型的著作，以點校本、譯著和數據光盤等復合形式出版。五是制定具體實施辦法。編纂出版采取面向全國公開招標和特別委托方式進行；實行項目管理運行制度；對編纂項目成果進行評估審核；項目成果統一出版格式，力求裝幀精美，版本精良。六是經費統籌。申請洛陽市委、市政府特批后的文化建設工程重大專項經費，爭取省、中央部委和有關部門的扶持資金，申報省、國家社科基金委托項目、出版基金重大項目經費與配套資金，募集社會熱心文化事業人士的相關捐助等。

三、開展多學科綜合性洛陽學研究

1.開展多學科跨領域研究

洛陽文化極其豐富，包括政治、經濟、哲學、軍事、社會、宗教、科技、教育、歷史、文學、藝術、醫學、天文、地理、環境等多方面內容，涉及歷史學、考古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哲學、民俗學、醫學、天文學、地理學等多學科研究領域。因此，洛陽學是一門跨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的綜合性學科。在洛陽學研究中，除了進行各學科的專門研究之外，還應積極開展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這既是現代學科發展的一般趨勢，也是深化洛陽學研究的重要途徑。比如，就學科性質而言，歷史地理屬于地理學的分支，但在歷史文獻豐富的地區，歷史地理往往能夠為相關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視角。在洛陽為何能夠長期成為中華文明中心的問題上，如果從自然環境、地理位置入手，運用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就會得到比單純歷史學研究更為豐富的認識。而歷史學內部，也存在著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軍事史、社會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藝術史等不同專業門類。一件歷史文獻、一次歷史事件，經常會涉及多個研究領域，需要從不同專業角度進行分析和研究。目前，對于文化資源極為豐富的洛陽學來說，文獻史料已不是問題，所缺乏的就是理論方法的創新和研究領域的突破。開展跨學科研究，推動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的發展，培育新的學術生長點，將是洛陽學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

2.服務洛陽經濟社會發展

開展洛陽學研究，就是要聚焦洛陽，旗幟鮮明的為洛陽社會發展服務。這是洛陽學研究根本目的，也是洛陽學的生命力所在。一是要做好洛陽學的基礎研究工作。全面梳理洛陽文化資源，深入研究誕生于洛陽的中華民族元典文獻和思想，系統闡釋中華文明的發展演變歷程；加強洛陽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和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研究，深化關于歷史時期區域國際化的理解與認識；分析洛陽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的歷史變遷，總結區域社會發展的經驗與教訓；研究洛陽地方特色文化，保護優秀文化遺產，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提煉區域人文精神。二是要關注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做好洛陽學的應用對策研究，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學術支撐與智力支持。深刻認識洛陽歷史問題與現實發展內在聯系的重要性，切實把洛陽學研究和洛陽現代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以解決洛陽發展所遇到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為目標，從大歷史的視野，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積極開展前瞻性和對策性研究。三是以洛陽學研究為契機，從落實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高度，依托洛陽文化資源優勢，打造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核心區，開創洛陽現代社會發展新格局。

3.構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洛陽學

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陽，是一個有長達1500余年建都史的十三朝古都。洛陽文化是中原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縮影，在很長時期內作為國家主流文化，代表著當時中國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這就決定了洛陽學研究，必然有別于一般性的地方文化研究。構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洛陽學具有充分的歷史與現實依據。自東漢至隋唐時期，洛陽一直是重要的國際文化交流城市。東漢“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國（今日本）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B19。這是最早的中日官方交流記載。洛陽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是日本遣唐使北線航路的必經之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過重要貢獻。B20洛陽的城市布局、宮殿、苑囿及文化習俗等，均對東亞國家產生過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至今仍可在日本、韓國清晰地看到古代洛陽的影子。洛陽學的概念，就是最早由日本京都大學的岸俊男教授提出來的。B212010年11月27至28日，首屆“洛陽學國際研討會”在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成功召開，標志著“洛陽學”這一新興學科正式誕生。B22也就是說，洛陽學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構建國際洛陽學，就是要以國際化學術視野研究洛陽學，進一步拓展研究領域，拓寬發展空間。一方面研究洛陽文化對周邊國家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研究域外文化對洛陽文化的影響。通過“走出去”“請進來”，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積極與國內外專家學者開展學術合作，不斷提高洛陽學的研究水平與知名度。只有這樣，洛陽學才能超越地方學的局限，迎來更加光明的前景。

注釋

①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十八《丁巳歲暮書懷投贈賓谷轉運田以志別詩》，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1922年，第52頁。

②徐：《落帆樓文集》卷四《與徐星伯中書論河南志書》，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1918年，第18頁。

③劉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上），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09頁。

④王永寬：《河圖洛書探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頁。

⑤玄燁：《御制周易折中序》，李光地編纂，劉大鈞整理：《周易折中》，巴蜀書社，2008年，第1頁。

⑥范能浚編集，薛正興點校：《范仲淹全集》（上），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158頁。

⑦永，紀昀主編，周仁等整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974頁。

⑧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2頁。

⑨徐遠和：《洛學源流》，齊魯出版社，1987年，第12頁。

⑩張顯清主編：《孫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24頁。

B11史為樂：《陸機〈洛陽記〉的流傳過程與歷史價值》，《殷都學刊》1991年第4期。

B12吳楚材，吳調侯編選：《古文觀止》，岳麓書社，2012年，第205頁。

B13歐陽修著，呂雪菊點校：《歐陽修全集》第4冊，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966頁。

B14秦川：《明清“虞初體”小說總集的歷史變遷》，《明清小說研究》，2002年第2期。

B15魯迅輯錄：《唐宋傳奇集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2頁。

B16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第1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3頁。

B17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重慶出版社，2009年，第151頁。

B182014年7月28日，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組織召開“洛陽（河洛）文獻叢書書目匯編座談會”。程有為、耿瑞玲、盧廣森、馬世之、任崇岳、單遠慕、王全營、王永寬、魏天安、蕭魯陽、張新斌、鄭杰祥等先生參加，并對編選洛陽（河洛）文獻書目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對本文寫作也多有幫助。

B19范曄：《后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中華書局，2012年，第2821頁。

B20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簡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第14頁。

B21張亞武：《吸引更多專家參與“洛陽學”研究――訪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導師韓N》，《洛陽日報》2008年4月24日。

B22[日]氣賀澤保規：《“洛陽學”在日本誕生》，陳濤譯，《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2月22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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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歷史文化論文范文6

論文摘要：論文通過分析公共圖書館與產業集聚力、社會整合力、創新力、文化力等城市競爭力構成因素的關聯性，提示了公共圖書館對于提升城市競爭力的積極作用。

城市競爭力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一個新概念，反映了全球化進程對城市發展的客觀要求。而公共圖書館作為一個城市的文化標志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的文化形象。探討這兩者之間的聯系，特別是公共圖書館對城市競爭力的影響，有助于我們將公共圖書館置于城市發展的背景下去挖掘它的價值，并進而豐富有關城市競爭力的理論體系。

1 城市競爭力概述

城市競爭力是一個含義直觀而又不易精確把握的概念，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很多解釋。總的看來，這些定義都強調城市資源的有效開發，認為城市競爭力是城市為滿足區域、國家或者國際市場的需要而產生商品、創造財富和提供服務的能力，以及改善生活質量、樹立自身形象、促進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反映了城市的生產能力、生活質量、社會全面進步及對外影響力[1]。影響城市競爭力的因素紛繁復雜，限于篇幅，本文將主要從產業集聚力、社會整合力、創新力、文化力等幾個被研究者普遍認同的因素入手，來分析公共圖書館對他們的影響。

2 吸引產業聚集，提供商務支持——公共圖書館與產業聚集力

從城市的角度說，聚集力就是城市的吸引力，它是城市競爭力的基本力量，產業、人才、資本等多種形式的有效集聚，為城市綜合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在城市集聚中，比較高級的表現形式是產業聚集，即經營同一產業或相關產業的一群企業，在地域上更進一步的集中在一起[2]。以具有競爭優勢的硬、軟環境吸引各種資源在一定區域上聚集并形成強大的產業集群，是提高城市競爭力的基本戰略。

公共圖書館對于產業聚集力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它對文化產業的積極推動上。首先，城市公共圖書館系統是文化產業產品價值鏈上的重要一環，其大量的文獻采購活動有效地帶動著城市出版業的發展，而出版業又與印刷、設計、包裝、生產、運輸等產業密切相關，由此形成環環相扣的產業鏈，促進了文化產業在城市的聚集。其實，除了自身巨大的文獻需求之外，公共圖書館還為文化產業市場培育更廣泛消費需求。這是因為，公共圖書館通過開展各種文化教育活動，能夠促進市民文化藝術修養的提高。而隨著市民文化修養的提升，他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就更高，于是對精神文化產品的數量、質量、品種的奢求會不斷增長，并趨于多樣化、多層次、個性化。這些需求將有力地刺激城市文化產業的繁榮。第三，公共圖書館可以憑借其文獻資源優勢，直接帶動文化產業中某些行業的蓬勃發展。如旅游業是城市文化產業的亮點之一，如何更好地宣傳、挖掘更深層次的城市旅游資源，對推動旅游業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公共圖書館作為當地歷史文化資源的主要載體，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信息保障和旅游產品支持，可承擔起“文化旅游”的重任。一些有條件的圖書館可以辟出專廳舉辦當地民俗文物展覽、地方志展覽、珍本善本展覽等，讓游客在驚嘆于城市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同時更深刻地體味城市的歷史文化，使城市旅游在深厚的文化底蘊中凸顯出新的魅力。

3 粘合二元文化，促進城市融合——公共圖書館與社會整合力

城市社會學認為，城市社會的首要特征是大量的人口集聚及不同社會階層并存，城市社會健康發展、實現社會進步的關鍵在于城市社會的整合程度，故而社會整合功能是城市競爭力的體質特征[3]。一個城市能否營造出一個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使各階層和諧共存，直接關系到這個城市經濟、社會繁榮以及居民的生活質量，進而影響到城市競爭力的大小。

圖書館在促進社會各階層的和諧共存，特別是實現弱勢群體的自我提升方面有著獨特作用。正如吳慰慈教授所言，直到今天，比較社會中各類型組織，很難找出一個能象公共圖書館這樣貼近群眾、體系完備、基本免費的機構。不分年齡、種族、性別、宗教信仰、國籍、社會地位，所有社會成員原則上都可以免費享受公共圖書館的服務。這些特征決定了公共圖書館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必將起到緩解社會矛盾、縮小社會差距；維護住處安寧，保障公民權利；活躍文化生活，提高教育水平；彌補數字鴻溝，推動和諧發展等作用。

一方面，公共圖書館是城市二元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的粘合劑，它所擁有的館藏資源和舉辦的文化教育活動，既有偏重于審美性、高雅性的部分，即所謂的精英文化；也有偏重于娛樂性、消遣性的部分，即所謂的大眾文化。這樣，公共圖書館既滿足了社會大眾共同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同時也不排除精英人物對高雅文化的需求，使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并存，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生，城市的社會結構得到良好的整合，城市社會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得以強化。

另一方面，公共圖書館作為信息公平的一種制度保障，有利于實現城市弱勢群體的自我提升。公共圖書館是城市公民平等、自由地獲取信息的理想場所，讀者無論地位高低、能力強弱都擁有同等的權利、享受平等的服務。這種無歧視的信息服務本身就傳達著社會公平的理念，對于城市弱勢群體的心理調適起著正面的安撫與激勵作用。而且圖書館中豐富的館藏資源、良好的學習氛圍，也為弱勢群體提供了一處溫暖而可靠的科學文化避難所，有助于他們通過閱讀的滋養來改善知識結構，提升科學素養。同時，圖書館舉辦各種免費的書法繪畫展覽、音樂欣賞、經典影片觀摩等，還可以增加城市弱勢群體的文化藝術福利，使他們不被排斥在優秀文化的影響之外，從而保持與社會的共同進步。

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數字鴻溝問題對城市整合力提出了新的挑戰，但公共圖書館在彌合數字鴻溝方面恰恰可以有所作為。比如城市公共圖書館大都設置了電子閱覽室，并配備了相應的數字資源，可以為“信息貧困者”提供學習科學技術知識、上網查詢各種信息的公益。當然，公共圖書館通過開展用戶信息素養教育，培訓用戶的信息搜索與利用能力，更是直接為縮小數字鴻溝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4 營造學習氛圍，推動城市創新——公共圖書館與創新力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學習能力、創新能力等日益成為衡量一個城市競爭力高低的重要因素，建設“學習型城市”、“創新型城市”已經成為許多城市的發展目標。“公共圖書館是國家創新體系和終身教育體系的有力補充。Van Geenhuizen認為，擁有關于新技術的知識是當今城市和地區獲取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獲取知識和利用知識的能力對城市和地區的經濟發展起著巨大的作用[4]。廖遠濤等也認為，創新學習能力是城市競爭力的影響層的構成要素之一[5]。

公共圖書館是城市終身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知識創新體系必要的基礎支撐條件。城市公共圖書館系統所構建的良好文化氛圍和學習環境，有助于培育市民的終身學習習慣，使學習和創造成為市民自覺的精神追求。由此，城市將會變成一個巨大的學習型組織，直接促進城市創新能力和知識競爭力的全面提高。

我們知道，創新的形成總是以一定的知識存量為基礎，是一種學習知識、創造知識并將知識與技術進行產業化運作的過程。圖書館與大學、科研機構、知識中介機構、廣告傳媒網絡等其他知識基礎設施一起構成了知識創新的基礎平臺，他們互相配合，傳遞著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使整個城市都能感受到創新的氛圍與活力，也使創新者所需的各種資源與服務能夠得到及時、全面的供應并實現有效整合和轉化利用，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創新效率，降低創新成本，為城市創新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

另外，從本質上說，城市創新力的大小取決于創新主體的素質，即人力素質。高素質的城市勞動力，有助于提升整個城市的創新能力。提高市民素質的途徑很多，通過公共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就是其中之一。公共圖書館的豐富館藏，可以滿足各種專業、各種職業、各種文化程度的讀者的知識需求，提高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思維能力；同時，不同學科、不同語言的文獻比肩而立，本身就傳遞著文化多樣化的信號，在潛移默化中幫助廣大市民開闊視野，理解和寬容不同文化。另外，公共圖書館通過舉辦信息資源利用課程、學術報告、知識講座等，可以滿足市民對新信息、新知識追求，提高市民的信息素養；通過開展外語、計算機應用知識等專業技能培訓，可以為市民的職業技能“充電”，使其有能力謀求更好的職業發展；通過舉辦科普展覽、書法繪畫展覽、視聽音樂會、影片觀摩等，可以提高市民的科學、藝術文化修養。顯然，公共圖書館通過開展各種信息服務和文化活動，對市民的思想道德、科學知識、藝術修養等進行全方位的教育和熏陶，對提高市民的整體素質進而全面提升城市創新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5 打造文化品牌，彰顯城市個性——公共圖書館與文化力

美國著名學者、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曾經指出：21世紀的競爭，將不是經濟的競爭，軍事的競爭，而是文化的競爭。這也說明文化將越來越成為一個城市軟實力的重要成份。一個具備獨特文化品位的城市，有著巨大的張力、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對于城市投資環境、商業環境、人才環境都產生著重大的影響。當今，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那些歷史積淀豐富、文化特色鮮明的城市，往往被看成理想的投資和居住地，如法國的巴黎，日本的京都，我國的杭州、蘇州等。

城市的魅力在很程度上來源于其歷史文化傳統的積淀，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不僅是一個城市的珍貴財富，更是城市文化品牌和個性特征的生動展示。作為城市的記憶寶庫，公共圖書館通常保存有大量的地方史志、家譜、地方特色產業和支柱產業資料等以地域為特色的文獻及其他歷史典籍，這些文獻以特殊的方式記錄著歷史發展的重要瞬間，描繪著城市風俗的歷史演變，折射著城市文明的延續與進步，為彰顯城市文化個性提供了強有力的文獻信息保障。比如著名旅游城市蘇州，就是利用其豐富的史料塑造和提升了歷史文化古城的形象。據史記記載，蘇州歷史上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強吳時代，那是蘇州歷史上的傳奇與經典時代。蘇州人十分珍視這一獨特的歷史閃光點，每隔數年組織召開一次吳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此擴大蘇州在國內外的影響力和吸引力。同時，蘇州的虎丘、臨頓路、胥門、盤門、靈巖山、玩月池等古跡也因歷史文獻中的種種傳說、掌故、軼聞而得以被識別、被還原、被賦予濃厚的歷史文化色彩，成為蘇州城里古意濃濃、讓人留連忘返的好去處。

同時，公共圖書館為深入開發利用城市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提供了信息支撐和業務支持。公共圖書館可以通過專業的技術和手段對其所擁有的城市特色文化資源進行深入分析、精心整合，形成一個系列有形的研究成果，全力打造城市的文化品牌。以鎮江為例，作為國家級的歷史文化名城，社會各界對地域文化的研究都很重視，文獻信息要求量很大。為此，市圖書館專門成立了鎮江市歷史文化名城研究資料中心，集中資源優勢，有效提供服務，編寫出版了《鎮江歷史文化名城研究叢書》等[6]，為鎮江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做出了貢獻。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特色文化是城市的一張有份量的名片。要想打造有魅力、有特色、有底蘊的城市文化品牌，公共圖書館是不可忽視的基礎要件：它以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積淀，承擔著城市特色文化的保護和傳播重任，塑造了獨特的、有魅力的城市個性，增強了城市的可持續競爭力。

6 結語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進，城市之間的競爭在全球競爭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怎樣進一步提升中國城市的競爭力，也成為當下政府機構和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公共圖書館并不是城市競爭格局中的旁觀者，作為文化產品的消費者和種類信息的提供者，它有利于文化產業的集聚，作為二元化文化的粘合劑和信息公平的制度保障，它促成了城市社會各階層人群的共生共存，給予了弱勢群體自我提升的機會；作為城市終身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知識創新體系的一大支撐力量，它營造了終身學習的良好氛圍，積極推動城市創新能力的提高；作為城市歷史文化資源的重要載體，它為打造獨特的文化品牌，彰顯城市個性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信息保障。總之，公共圖書館在城市競爭力的提升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們應大力發展和完善城市公共圖書館體系，并通過它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不斷注入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1] 陳壽燦. 建設城市文化與提升城市競爭力. 浙江學刊， 2002（3）：153~156

[2] 倪鵬飛. 中國城市競爭力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 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1.68

[3] 林 拓， 張修桂. 文化產業與城市競爭力的雙向推動及其戰略選擇. 上海行政學院學報， 2003，4（4）：76~81

[4] Van Greenhuizen， Marina. Universities and knowledgebased economic growth : the case of Delft . Geo-Journal， 141(4):369~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