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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1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困境

在上個世紀80年代．隨著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傳人，我國的女性主義文學創作與批評開始真正意義上“浮出歷史地表”．到了90年代．兩者共同創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學景象。然而作為21世紀中國女性文學批評的主流，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語境中逐漸顯露出一些問題與局限，造成當代女性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困境。

一、傳統境遇下的歷史困境

母系社會之后的歷史，毋庸贅言是男性的歷史，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婦女始終是一個受強制的、被統治的性別”…，她無處言說，也無人傾聽，更無人評說，她是燦爛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群體在封建社會中只是被抹殺與被掩蓋的對象。她們“勢必生于黑暗、隱秘、暗啞的世界．生存于古代歷史的盲點。”在同樣的歷史境遇中．西方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壓迫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女權主義運動浪潮，使女性主義發展和成熟起來，同時它也是西方人權運動的一個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發展中所派生出來的，它完成了從人的自覺到女性的自覺，從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義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產物。而中國的女性解放總是同各時期的社會問題和革命目標相聯系，婦女的求解放、求獨立、求自由、求平等諸意識始終同被壓迫的階級意識、革命意識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階級斗爭是女性解放和性別問題的大前提。中國從封建社會直接過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又承受著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興亡的巨大壓力。隨后又處于反抗階級壓迫的動蕩的社會變革之中．也就是說女性的自由與權力問題是男性也沒有解決的，整個民族都沒有獨立的人權．又何談女性呢?解放后，雖然民族獨立的問題解決了．但中國一直倡導的理論認為階級是超越性別的，“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階級的解放又成為了婦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婦女問題還是被階級的問題所覆蓋。到了90年代，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的召開為中國的女性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也掀起了女性文學創作與研究的浪潮．但這次女性熱潮仍不以解放為目的，基本不觸及體制。而是以文化的啟蒙和研究為特征，主要表現為學術界對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介紹。可以說在中國從來沒有一個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它缺少像西方女權運動那樣的一個歷史契機，或者說是政治契機。它缺少一個把女性問題相對充分展開的時間和空間，它與中國的婦女生活實況是基本脫節的。劉思謙在《“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一書中就說：“我國有史以來從未發生過自發的、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的解放從來都是從屬于民族的、階級的、文化的社會革命運動。”所以無論我們是否承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無論在過去還是今天。始終都游離于“主流批評”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們或許可以形容女性文學批評為“第二批評”。因為它始終只是西方的舶來品。歷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權下的理論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經過長時間的建構，系統性強。覆蓋面廣。發展的比較成熟，而中國的女性文學研究一直就缺少產生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從西方獲得的女性主義文學的體系、概念，幾乎是關于這門學科的全部內容。不止女性文學批評，20世紀的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都與西方的文學理論相聯系。劉若愚在其著作《中國文學理論》中說：“除了那些純粹由傳統批評家所主張的理論之外，我將不涉及20世紀中國理論．因為20世紀的中國理論受西方影響的主宰，不是浪漫主義、象征主義．就是。20世紀的中國理論與具有獨立批評思想的傳統中國理論沒有相同的價值和興趣。”隨著中國社會向西方的全面開放與學習。西方理論進入中國也成為了一種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紀末．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一些理論話語已經為中國女性文學研究者所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出現了大量的研究論文，在這些文章中充滿了緘默、缺席、疏離、身體寫作等女性主義的經典專用術語，用女性主義批評者陳曉蘭的話來說：“對于今天從事婦女文學研究和教學的人來說，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或者不從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角度和立場來對待她(他)的研究、解說對象，那就意味著落后、缺乏新意、傳統或者不夠深刻。所以在論文或論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義批評家的觀點、名言為開場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要義，似乎成了中國許多女性主義寫作必不可免的一環。”

批評界出現這種現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國本土沒有產生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只能全盤吸收西方女性主義現成的批評理論。但是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在短短的幾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幾十年發展經歷的成果，實際上是很難消化的。一方面，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譯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間自己的房間》、《女性的奧秘》、《性政治》、《女太監》等幾部經典之作有完整的譯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選，完整的譯著較少，系統的介紹更為缺乏。所以我國對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完整理論尚未全面認識。就難以在此基礎上有新的發展和建樹。另一方面，我國對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生搬硬套的現象也比較明顯．無論它是否適合于我國的國情。對很多不很恰當的文學現象也加以分析套用，還有很多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論在尋找中國文學中可以對應的文本例子，結果只是為西方的理論增加例證，對本土理論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我國在女性文學理論方面缺少建設性和創造性．完全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結構體系。

更為堪憂的是。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權話語的入侵。“李小江認為．西方女性主義自以為放之四海而皆準，實際上是一種霸權話語，中國的女性問題一旦被西方女性主義化就成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國女性主義的發展并不是為西方女性主義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操作經驗的。因此我們必須覺悟到，當代中國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一樣，在進入現代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種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別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經濟和文化滲透的遭遇是一樣的。”她說：“就像我們女人要對過去男性中心社會所有的價值觀念進行檢驗一樣，對西方的東西我們也要檢驗。女權主義對男性的東西處處留心審查，總持批判和懷疑的態度，與我們對西方的態度相似。”因此，對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我們應該取其精華，謹慎的借鑒和使用，更要勇于質疑，得到啟發，提出自己獨特的本土化性別文化視閾．建立起從我國女性創作和女性生活實際出發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體系與框架，擺脫在理論上的困境。

三、女權意識下的社會困境

這個問題主要體現在中國社會中對于“女性主義者”的認同尷尬上。

女性主義理論雖為中國許多批評者及作家在批評創作上廣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對自己是否認同女性主義作出明確的表態，除了極個別的批評家，如戴錦華公然宣稱自已是個女性主義者，大多數批評家雖然是進行著女性主義的研究，但卻不肯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就連女性主義研究領域旗幟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聲明自己不是女性主義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訪談集《女性?主義——文化沖突與身份認同》，設問的就是一個身份、立場的命題的取舍和認同問題。不愿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是全世界多數人的選擇。也是不招致非議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為中國女性主義批評的領軍人物，李小江的聲明卻讓很多人失望并無法理解。甚至大多數的女作家，也對女性主義不予認同．最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義批評者視為女性主義創作典型的陳染公然宣稱自己的寫作是“超性別寫作”，明顯地針對加于她的“性別寫作”評價。林白也稱，她的寫作不是從女性性別出發的，她沒有強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會對于女性主義者認同的困境呢?美國理論家貝爾胡克斯曾在《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中談到美國社會對“女權主義者”稱號的反感，“說自己是一個女權主義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預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動之中，而這種身份角色或行為在人們的常規判斷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戀者，激進政治運動者、種族主義者等。”而在中國．女性主義者也給人一種仇視男人、強硬、激進、男性化的感覺，甚至有可能還會被誤認為是同性戀者。大多數人都容易將女權主義看做一種對于性別的偏見．害怕遭到社會的非議和不理解，甚至歧視。其實，女性主義之所以讓社會對其形成這樣一種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評者對于性別近乎過敏的關切將女性主義理論完全歸結為對性別歧視和男性壓迫的批判和控訴．將與男性的對抗和斗爭視為獲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認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張抗抗在接受訪談時曾經說：“女作家為什么不愿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其實深層原因是懷著一種恐懼感，對于矯枉過正的極端女權主義帶給我們的傷害確實很害怕。”“女性主義將性別立場強調的太極端了，實際上是將我們封閉起來。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識。用女性主義標尺去鑒別一切的問題。”

當然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義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會和人們對于女性主義認識的一個誤區。偏離了社會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國女性主義批評者應該端正態度。走出誤區，不斷自省，發揮出女性主義的積極作用，將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基本立場。將它視為在一切社會階層與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謀求進步、解放的意識和行動．從而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消除社會的偏見。

四、性別視野下的創作困境

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最為普遍的女性文學主題是私人化寫作與身體寫作，它來源于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埃萊娜西蘇創立的“女性寫作”理論，她的“寫你自己，必須讓人們聽到你的身體”，…成為那時期女性寫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義批評者們十分認同這種充滿女性意識的寫作方式。認為“她們的作品中確確實實有和男人不一樣的東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話語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靈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評家卻將性別寫作泛化和絕對化了．她們強調每一種寫作、閱讀和批評都必須聯想到性別，女作家必須自覺的運用女性意識，性別立場去寫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須寫女性的獨特經歷與體驗，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視角對傳統價值觀念保持警惕。對男性至上的東西進行批判。“把很多個體生命和那種日常生活的價值觀念突現出來，對傳統的宏大敘事產生顛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張抗抗對此提出了疑問：“那女人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種很細碎、很細微、很局部的一個寫法上呢?”“沒有誰去定位．因為她的生活就是這樣。”女性主義批評家這樣回答。

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2

女性主義思潮源于西方，它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義浪潮。特別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女性主義思潮面臨著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嚴峻挑戰，它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廣泛傳播并產生了較大影響，女性文學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現出態勢。但進入新世紀以來，女性文學在層出不窮的新生文學現象的沖擊下變得落寞、邊緣，雖然有不少學人關注“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命題，像林樹明《多維視野中的女性文學批評》、陳志紅《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楊莉馨《異域性與本土化:女性主義詩學在中國的流變與影響》等，對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理論旅行”問題做出了比較細致的分析，但他們多是從梳理新時期以來的女性文學批評史入手，系統闡釋女性主義思潮在中國文學批評界的具體應用及存在問題。而孫桂榮博士的專著《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主義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則獨辟蹊徑，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學批評史的線性梳理，在當下女性文學研究中脫穎而出，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該書選取了一個全新的時間角度“消費時代”(即中國市場經濟轉型的新世紀前后)作為論述的背景視域，采用文本細讀的方法將女性主義理論與文學現場相結合，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對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文學做整體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統梳理了女性主義及其在中國的發展嬗變，深入闡釋了女性主義在當代中國消費時代的具體變化和文本表達，建構了一套適合中國消費時代語境的“中國女性主義”話語體系。該書分為“理論潮流”和“文學生態”上下兩編。“導言”部分首先對“消費”、“消費文化”、“消費時代”等概念的內涵、特征做了詳細的界定闡釋，探討了消費時代的中國對文學、性別、女性主義的巨大影響。其次系統介紹了本書的獨特思路、結構、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義”的核心命題。指出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主義研究不同于傳統的女性文學批評史，而是立足于消費時代的文學文本實踐，是對文本中呈現出的性別觀、女性主義觀念進行重點考察后進行的全新學理總結，是從作品到理論的歸納法呈現。

“理論潮流”部分充分體現了本書的獨創性，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消費時代的“后女性主義”命題，即西方原創性、理論化的女性主義在中國消費時代的文學中出現的話語分裂、挪用、改寫及被重新編碼的現象。這一命題具有消費時代的中國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國女性主義”的當下形態，即中國女性主義在消費時代文學文本中的具體表達方式。該部分重點研究了消費文化語境中的“中國女性主義”表達與西方原創女性主義、與中國女性學界呼喚的精英化女性主義之間的話語縫隙，填補了學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較大的學術創新價值。該書用兩個章節“‘后女性主義’:消費時代的性別修辭?”、“‘后女性主義’批判的難度與限度”對這一命題的內涵外延、文化語境、批評現狀等相關問題做了系統闡述。此外，該部分還獨辟蹊徑地提出了“女性主義的‘中國焦慮’及其在消費時代的深化”、“‘女性意識’與消費時代的文本表達”、“消費時代的女性或者文學:邊緣化之后的雙向度選擇”等獨具開拓性的學術話題，從學理層面對女性主義與中國消費時代的內在關系進行了概括總結。

“文學生態”部分全面透視了消費時代的文學文本中所折射出來的性別意識形態問題。該部分從消費文化語境入手通過八個章節，如“女性小說人物塑造的現實性分析”、“當代文學的女性話語流變”、“現當代文學語境中的身體話語與性別”、以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人為主體的女性主義寫作的性別誤區(“性別魅力的彰顯”、“性別修辭”、“性別圍城之外的話語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別偏執等深入細致地闡釋了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的重要現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對新生代作家的論述是一大亮點，著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成長于經濟轉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陳染、衛慧、朱文穎、魏微等在創作中呈現出的消費時代特點，如身體寫作(表現女性自我主體的望)、身體與物質的關系(性別的利用與依賴)、精神虛無、個人化、邊緣狀態、“外來者”身份等。這種把新生代文學與消費文化、性別話語緊密結合的研究，開拓了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視角。此外，第十三章“走過青春期的性別物語”研究角度新穎獨到，分別從“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網絡時代的性別偏執”、“一代人的‘身體寫作’”三方面展開論述，對消費時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學中的性別表述問題做了詳細分析。并對“70后”和“80后”不同文學代際的作家進行比較，發掘他們在文學語境、敘述場景、文體選擇、敘述語言、敘述姿態等性別表述上的異同性和具體展開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斷裂”本質，即從寫作觀念、理論資源、表述方式的“斷裂”到文學場結構功能的“斷裂”。這種對青春文學性別傾向性的系統研究，很好地對接了新世紀文壇創作研究的“當下性”傳統，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

目前，孫桂榮博士的女性文學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論文《消費時代的女性小說與“后女權主義”》獲山東省優秀博士論文獎。此外，她還出版了《自我表達的激情與焦慮:女性主義與文學批評》、《性別訴求的多重表達:中國當代文學的女性話語研究》等專著，并在《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上海文學》、《東岳論叢》、《中國女性主義》等刊物發表多篇女性文學研究論文，可見她的女性文學研究已走出了一條堅實而獨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學術前景更加美好。

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3

關鍵詞：女性主義；吸納；創新

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理論傳入中國時，人們對它的態度是謹慎的。從“西方”到“中國”，文化過濾是一個關鍵而復雜的過程，需要研究者根據自身文化積淀和文化傳統，對一種文學理論或文學現象進行有意識的吸納、分析、運用、升華。它不斷地被中國的學者們在理論實踐中所借用、改造近二十年，最終被“成功地”植入中國當代女性主義理論體系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在近2O年的實踐中，中國女性主義研究，已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特色的學術領域。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翻譯引進”、“理論實踐”及“研究創新”三個階段。

一、“翻譯引進"階段

西方女性主義被引介入中國，大致經過了兩個時期。

第一時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由國內一些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在譯介國外文學時介紹到中國。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學》第4期上發表《序》一文，較早地介紹了美國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婦女文學”。1986年，法國女性主義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國出版，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論原創性、體系性及較大影響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處境的一個轉折點。l980年至1987年間，雖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但作為一種新式的哲學理論，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開始陸續被譯介進中國。第二時期：1988年前后進入到第二個引介活躍和深化階段。相對而言，這一時期的引介更系統化和專業化，更注重學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這期間，國內一些權威性學術期刊陸續刊發對此類文論的介紹和評述的文章，如《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上海文論》、《文藝理論研究》等，加快了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引介的步伐。一些學者編譯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文集、匯編的女權主義論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關學術論著，都曾通過積極地譯介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動態，為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的引介者還介紹了女性主義研究對自身缺陷的反思與對未來的展望，在中國對女性主義理論研究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理論實踐”階段

從20世紀90年代之后，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翻譯介紹已經不能再滿足國內學界的研究，他們開始積極地將相關的理論運用于對中國新時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讀，進入到一個從“拿來主義”到“為我所用”的實踐的勃興期。女性主義理論所提供的性別視角和重讀策略成為了他們的主要研究視角，這樣的實踐活動使中國的女性文學開始成為具有獨特價值的學術研究對象。于此同時，女性主義理論為中國當代“女性寫作”的構建提供了一種有力的工具，中國女性主義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大，研究成果日漸豐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女性寫作與自我認同》（王艷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等學術論著均對中國女性文學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三、“研究創新”階段

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沉淀，女性主義的研究進入到深化期，在當代女性主義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出現了一批專業研究者。他們許多在高等學校或科研院所，通過將女性主義理論的相關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培養出一批批新的學者。在一些高校還成立了女性主義研究機構和學術組織，如1987年由李小江發起在鄭州大學成立的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個婦女研究中心。他們對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深入發展研究提供了保障。至此，在“拿來”和借鑒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女性文學的具體實際進行研究實踐，西方的女性主義演變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研究，“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完成了“中國化”。

然而，在女性主義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同樣面臨著許多困難和疑問，甚至要面臨著被再度被忽略的危險境遇。陳順馨在其《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論著中指出了女性主義在中國研究的情況下的三重困難問題：（1）理論與實踐結合欠佳的問題；（2）一些男性批評的曲解或抗拒的問題；（3）來自女作家或女研究者對其的不能理解而導致的理論、方法和評論對象相疏離的問題。針對以上存在的問題和困惑，學者們從容應對，許多相應的對策和建設性的意見被提出。如學者喬以綱、賀桂梅等都曾撰文，就女性文學研究的基礎性建設、研究對象的確立、理論資源的清理、研究方法的多樣與互補及研究主體的學術素養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結語：綜上所述，在中國發生和發展走過了二十多年歷程的女性主義理論，經歷了“翻譯引進”、“理論實踐”和“研究創新”階段，從“拿來主義”到“為我所用”，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理論已初步形成了，并在中國逐步成為一種對文學進行研究的行之有效的理論方法。

參考文獻：

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4

論文關鍵詞：弗吉尼亞·伍爾夫，女性主義，雙性同體

 

英國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出身于倫敦一個書香名門，父親萊斯利·斯蒂芬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傳記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男權意識嚴重的家長。他培養家中的男孩上牛津、劍橋等一流名校，可女兒卻只能留守在家接受來自父母的教育。兒時的不平等遭遇為伍爾夫日后投身女權運動埋下了深深的伏筆，她不僅成為西方女性文學評論的理論先鋒，也是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的先驅人物。她嫻熟運用手中筆墨，為女性的獨立解放搖旗吶喊，為推動女性文學和女權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一間自己的房間

在伍爾夫的早期代表作《一間自己的房間》中，她提出女性要寫作，必須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這間房既是女性潛心創作的物質空間，也是女性心靈歸屬的精神空間。然而，伍爾夫感慨道，這樣一間獨立的書房對于19世紀中產階級家庭的女性而言，無疑是難以企及的空中樓閣。簡·奧斯丁終其一生都只能在全家共用的起居室里寫作，她的大部分作品都在一種藏藏掖掖、時斷時續的狀態下完成。

伍爾夫認為，要使女性自由創作，充分展露其才華，除 了自己的一間房，還得擁有每年五百英鎊的收入。只有這樣雙性同體，女性才有可能四處行走，置身于廣闊的生活天地中，獲取更豐富的寫作素材和人生閱歷。而不是像簡·奧斯丁那樣足不出戶，因此她的生活閱歷和活動空間決定了她的小說只能寫一些中產階級家庭的日常故事。讓伍爾夫倍覺惋惜的還有夏洛蒂·勃朗特，她之所以“傻得以一千五百英鎊售出了她的幾本小說的版權”，【1】 除了缺少人際交往和人生經驗，生活拮據也是她不得以廉價出讓的原因之一。所以伍爾夫設想，如果夏洛蒂擁有三百英鎊的年金，如果她對這個紛繁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她將會創作出更出色的作品。同樣不幸的還有喬治·艾略特，她用一個男性的筆名遮掩自己女性的身份以免遭人恥笑和攻擊。因為女性寫書在當時被認為精神錯亂，非瘋即傻。不僅如此，喬治·艾略特由于愛上了有婦之夫而必須得隱居鄉間“自絕于塵世”。【1】 可想而知，這將對她的創作產生多大的傷害！而在歐洲的另一端，出身名門的托爾斯泰卻能無拘無束地穿梭在各種場合，與各階層的女子自由交往，后又投身戰場，記下生活與戰爭的點點滴滴，這才有了傳世巨作《戰爭與和平》畢業論文格式范文。假如托爾斯泰攜一位有夫之婦“自絕于塵世”，是斷然寫不出大氣磅礴的《戰爭與和平》的。

在以男性為絕對中心的父權社會，很多女性不戰而敗，心甘情愿地成為“房間里的天使”，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就該與寫作絕緣，渾然不覺地充當著男性的的女傭和附庸。自我犧牲、純潔優雅是這些“天使”最重要的美德，她們喪失了自我，一味地臣服于男性。伍爾夫除了哀其不幸，還怒其不爭。為此，她大聲疾呼：女性要獨立，要成為自己，必須殺死“房間里的天使”，打破男性強加于她們的道德桎梏，發出自己真實的聲音，獲得思想的解放和行動自由。

然而，在一個男性占主導地位、女性被邊緣化的的父權社會中，女性想要通過當時的一些婦女組織和女權運動與男性分庭抗禮無異于與虎謀皮。因此，伍爾夫不同于那些激烈聲討的激進女權運動者，而是另辟蹊徑試圖緩解兩性沖突。她認為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是存在了幾千年的父權文化制度，而不僅僅是當下的某一些男性。在男性文化霸權的長期統治下，女性不僅是受害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執迷不悟的參與者。所以她勸誡女性為爭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雙性同體，先要認識自我，重建自我，“建立一種自主又開放的女性自我，既獨立于男性，又與男性、與整個世界有著生生不息的相互依賴、相互促使的關系。”【2】 既然男權文化在兩性頭腦中根深蒂固，男女完全平等很難實現，不妨忘卻幽怨與憤怒，承認兩性的差異，將兩性中美好的部分結合起來，取長補短，使兩性和諧共存。

二．“雙性同體”的理想境界

在伍爾夫看來，兩性的和諧首先是“頭腦的和諧”。【1】她認為，“我們每個人都受兩種力量的制約，一種是男性的，一種是女性的；在男性的頭腦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頭腦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適意的存在狀態是，兩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1】 正如柯勒律治所言，睿智的頭腦是雙性同體的。“雙性同體”這一概念最早由柏拉圖提出，指人類最初身兼兩性、渾然完整的圣潔狀態。榮格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認為人的情感和心理總是同時兼有兩性傾向，即男性的強悍果斷和女性的溫柔體貼。伍爾夫沿襲“雙性同體”這一意象，將它引入自己的多部文學作品，《奧蘭多》就是其中一部最具夸張特色并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自傳體小說，對“雙性同體”有著充分而精彩的詮釋，是伍爾夫最具魅力的作品之一。

奧蘭多在三十歲時由男變女，“性別的改變，改變了他的前途，卻絲毫沒有改變他的特性。”【3】 三十歲前的男性奧蘭多“年輕、富有、英俊，他所得到的喝彩聲，無人可比。”【3】 而三十歲后的女性奧蘭多雖然在男性的眼中“一直是而且永遠是女性的典范、佼佼者，完美無缺”，【3】 但此時的她卻處于迷茫混亂的狀態，對自己的人生心有余悸。在男權社會，無論多么完美的女性都是社會的“第二性”，處于他者的從屬地位，優雅高貴如奧蘭多者也概莫能外。根據當時的法律，身為女人就不應擁有任何財產雙性同體，因此奧蘭多被剝奪了對祖傳豪宅的繼承權。回想曾經作為男性所擁有的特權，奧蘭多百思不得其解。在她看來，除了性別，所有其他方面都與過去別無二致。為何曾經由他統治的世界僅僅因為性別的改變使她步履艱難？伍爾夫的一段男女有別的言論恰到好處地回答了奧蘭多的疑問：

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劍，而女子的手必須扶住緞子衣衫，免得它從肩膀上滑落下來。男子可以直面世界，仿佛世界為他所用，由他隨意塑造。女子則小心翼翼，甚至疑慮重重地斜視這個世界。【3】

伍爾夫并未讓奧蘭多在性別轉變之后即刻進入兩性和諧的理想狀態，而是讓她在兩性間搖擺不定，輪番發現兩性的弱點，一次次陷入彷徨困惑，一步步通過不斷磨合逐漸走向雙性融合的理想境界。奧蘭多先男后女的人生經歷不僅使其收獲了雙重的人格，也促成了其詩作的成功和人生價值的實現。奧蘭多既是伍爾夫“雙性同體”觀的形象化表現，也是她女性主義思想的理想化產物。在這個身兼兩性的人物身上，寄托了伍爾夫的文學理想和社會理想畢業論文格式范文。她認為男女兩性要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必須從根本是消除兩性之間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消除建立在兩性對立基礎上的整個社會意識、思維模式、倫理價值標準。”【4】 只有這樣，女性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才能與男性和諧相處，與整個世界和諧共生。

三．伍爾夫女性主義思想的三重意義

首先，“伍爾夫作為把女性思想全面引入文學批評的第一人，她不僅把批判父權文化的意識、情感和思想注入了文學批評，她還改變了批評話語慣有的表述方式，從而使女性主義思想以截然不同于父權理論的聲音在文學批評中脫穎而出。”【5】 伍爾夫的女性主義思想，不僅僅停留在為女性爭取獨立的物質環境和自由的文化空間上，她還呼吁女性應敢于沖破男性文化霸權為女性設定的緘默溫順的話語模式，要大膽發出自己真實的聲音，讓男性、也讓整個世界聽到女性發自肺腑、擲地有聲的獨到見解。伍爾夫身先士卒，不斷挑戰男性文學規范的統治地位，大力倡導從女性立場出發，用女性話語進行女性寫作。因此，一位西方研究者在評價伍爾夫時說，“她以自己的力量、失敗及困惑成為女性主義批評的主要建筑師與設計者。”【6】

其次，伍爾夫作為把重建女性主體引入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的第一人，她不僅僅致力于改善女性外在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地位，還將女權主義運動的中心指向重建獨立自主的女性主體。“伍爾夫之前的女權先驅們傾向于向男性社會爭取各種平等的權利，包括選舉權、受教育權和勞動就業權等，而自伍爾夫之后，女權運動就增加了一個新目標：在女性主體內部重建女性的精神世界。”【7】 伍爾夫強調女性在重建自我的同時雙性同體，也應與男性建立一種互相扶持、互相合作、開放包容的兩性關系。女性應走出“自己的一間房”，與男性、與整個社會融合在一起。“盡管伍爾夫對‘女權主義’這一稱謂十分反感”【8】，但縱觀西方整部女權主義運動史，伍爾夫以其開闊的胸襟和寬廣的視野成為當之無愧的女權主義運動的先驅人物。

最后，伍爾夫作為把“雙性同體”理論引入女性文學創作的第一人，她既不屈服于男權文化的權威，又不局限于女權意識的單一，而是倡導男女兩性同為社會發展的主體，共同創造和諧美好的人類社會。“伍爾夫反對無限夸大女性與男性的差異，強調兩性和諧并存，男人與女人不再是對立的二元，這是當代女性主義文論的積極方向。”【9】 “未來的女性解放，肯定不只是男女平等那么簡單，而是如何建立一種尊重性別差異的平等。它意味著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要有更多的對異性的了解和尊重，也要有更多的對自身性別的內省。”【10】 由此可見，伍爾夫的“雙性同體”觀不僅體現了超越時代的遠見卓識，對兩性關系在未來社會的和諧發展也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結語

總之，伍爾夫的女性主義思想為后世女性文學批評開啟了理論先河，也為女權主義運動的興起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她所主張的在女性獨立基礎上的兩性融合更為兩性和諧共存開拓了新的境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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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葉匡政.我看中國女性解放60年[OL]. 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9/29/188269.html, 2009.

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5

在文學藝術等各個表現領域，男性也不應該以女性附屬的形象存在，同時也需要多樣化、充實化。本文通過對性別研究理論成果的收集和整理，從男權中心文化、商業心理、大眾傳媒表現三個角度來探討男性所處的境遇及其帶來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1.研究發現，男權中心文化的長期存在是導致男性集體失語的直接原因。男權中心文化直接作用于男女兩性之間，規定男性必須作為強者去支配資源(包括女性)，在傳統的性別期待壓力下，現代男性碩士論文承受著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從某種程度上講，女性主義的單純文化批評同樣使男性背負“歧視女性”的惡名，因此，男性也同樣是男權中心文化的受害者，“第一性”的地位使男性承受太多無需去承受的壓力，這也直接導致廣告中男性形象僵化，形成刻板印象。

2.通過研究數據分析顯示，男性在消費領域并沒有作為主體而存在，他們只是支付者而并非消費者。傳統營銷學將女性作為主體，而將男性劃分于消費者的邊緣，因此男性市場并沒有得到很有力的挖掘，存在非常大的消費空間。這也影響了男性的廣告表現，廣告中男性出現頻率少，男性產品廣告少，針對男性的品牌少等等，男性只是女性消費的支付者，并沒有以消費主體形象出現。

3.廣告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媒介，它重構了現實生活，也重構了兩性關系。中國廣告中仍然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并且將男女的角色固定化。廣告的目的是銷售，由于女性是備受青睞的消費主體，因此廣告直接作用于女性的傾向非常明顯，更多的調查數據表明，廣告中男性并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同時也說明了針對男性的廣告有很大發展空間。

女性主義文學論文范文6

[關鍵詞]多麗絲?萊辛；生態女性主義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中圖分類號]I5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6）06 ― 0091 ― 0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獲得長足進展。隨之而來的是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所付出的沉重的代價：環境污染、霧霾嚴重、資源耗竭、生態破壞；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此類問題并非中國獨有，世界范圍內生態與環境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同樣愈演愈烈。針對生態與環境問題，西方出現了生態女性主義，現以多麗絲?萊辛為生態女性主義的代表，同時中國也開始向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尋求理論支持與指導，兩者融合，勢必為今日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提供新思路。

1.萊辛的生態女性主義觀

生態女性主義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反對人類中心論的觀念在西方文學中占重要地位。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是一種政治與社會運動。蕾切爾?卡遜于1962年出版《寂靜的春天》拉開了當代環境運動的序幕。麥茜特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自然之死》一書認為：要將“自然歧視”與“性別歧視”聯系起來，開創對二元論的批判。在90年代至21世紀生態女性主義蓬勃發展。這一觀點批判人類中心論，反對男性中心論，希望維持生態平衡，建立和諧社會。多麗絲?萊辛生態女性主義觀著重探討自然歧視與性別歧視的內因。多麗絲?萊辛一直是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踐行者。萊辛反對人類中心論和男性中心論。在全球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今天，萊辛展示了生態困境、人類生存困境。多麗絲?萊辛生態女性主義觀著重探討自然歧視與性別歧視的內因，但在試圖尋求解決途徑之時，遭遇困難。要解決生態問題、倫理道德問題或可在儒家思想中尋求理論支持。

萊辛關注人與自然地關系、關注生態可持續發展問題。萊辛的生態女性主義觀在很多方面與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契合，如非人類中心論，這為二者相融提供了前提。如何在生態女性主義視角下擺脫困境，萊辛及其他生態女性主義者在解決此類問題時遭遇瓶頸，儒家思想或可為其提供理論支持與指導。

2.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欲從三個角度說明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內涵。首先，儒家思想持有有機整體的宇宙自然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體現了孔子把萬物納為一體的自然觀。《孟子?盡心》里提出“親親”、“仁民”、“愛物”，強調以仁愛之心對待天地萬物。張載的“民胞物與”觀點表明其宗旨是和平共處、萬物一體。

其次，儒家思想強調非人類中心論。雖然儒家思想關注人的主體性，但其也強調人與天地萬物的整體性，強調萬物平等。張載“乾坤父母，民胞物與”說明人與萬物在天地中同樣渺小。儒家思想雖要發揮人的主體性，但其目的非征服自然、掠奪自然，而只為人類能夠尊重自然、養護自然。大禹曰：“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周文王曰：“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升網罟，以成魚鱉之長；……是以魚鱉歸其淵，鳥獸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由此可見，儒家思想更傾向于非人類中心論。

再次，荀子的性惡論及控制自身欲望的觀點在生態層面具有新價值。荀子提出“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對此，荀子提出了對待欲望的節制理論。荀子的節欲論，在今天人類為一己欲而大肆掠奪自然之時，無疑對人類的貪欲起到扭轉、糾正與指導的作用。荀子的性惡論及控制自身欲望的觀點體現了他的道德觀、倫理觀。荀子注重節欲、注重道德水準提升，可促進生態良性發展。

儒家思想的整體觀、非人類中心論與節欲論具有邏輯性、較為全面，這對“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態領域中的新發現具有重大意義。

3.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相似性

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融具有可能性。生態女性主義思想近年在中國得以接受為生態女性主義本土化提供了先決條件，可以預測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趨勢。2003年韋清琦在《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訂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介紹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的現狀與依據、方法和實踐；2004年羅婷、謝鵬在《生態女性主義與文學批評》中就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何以能成為文學批評、自然與女性的關系等加以述評。進入21世紀，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中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為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的植入提供了先天土壤。多麗絲?萊辛作品及生態女性主義觀在中國得到廣泛回應表明中國對萊辛的研究是在自己的文化訴求中展開的。20世紀50年代，萊辛被譯介進中國，近年向麗華《多麗絲?萊辛研究在中國》，胡勒《多麗絲?萊辛在中國的譯介和研究》對萊辛做了綜述。八九十年代，研究多數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切入，2005年，湘潭大學謝鵬發表的碩士論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及其在中國的接受》一文說明了生態女性主義的發展脈絡及觀點、在中國的發展及意義。綜觀萊辛在中國的接受，其研究明顯體現出生態女性主義價值取向，中西方在探討道德修養、解決生態危機方面能夠相互借鑒。今日尚需進一步挖掘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潛力，促進其在道德倫理修養方面的提升作用。萊辛的生態女性主義觀在中國得以接受顯示中國呈現生態女性主義本土化趨勢，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克服其局限性后與之碰撞與融合，必為解決生態問題與道德問題提供支撐與指導。

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兩個方面具有相似性。首先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思想皆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觀。二者天人合一的自然觀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二者認為萬物起源相同。儒家認為“天地者，生之始也”，即天地是萬物之本源，萬物皆以天地為父母，彼與此皆為天地之子，萬物如兄弟姊妹，平等共處，皆因自然萬物起源相同。萊辛在其作品《野草在唱歌》中，把自然與女性結合起來，認為自然與女性的相似處首先體現在二者為起萬物源，女性為母，繁衍后代，是人類的母親；大自然是萬物的母親，皆在自然中孕育成長。在世界本源的認識上，兩種思想的觀念是一致的。第二，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思想皆有整體觀。《中庸》說：“萬物并齊而不相害，道并齊而不相悖。”儒家整體觀的發展順序是從個體出發，然后是家，然后發展至國、至天下，即從個體到整體、從人類到自然萬物皆為一體，此為天人合一的核心。

其次，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天人合一”思想針對自然資源皆提出可持續的發展觀。儒家在自然資源的利用方面提出了可持續的發展觀。孟子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闖兀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由此可見，古代的統治者及思想家及其注重自然資源的及時養護，之后才是合理的利用，以利于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儒家注重道德水準提升，可促進生態良性發展。

時移世易，人類以發展的腳步飛快走到今天，為滿足人類的私欲，人類對自然資源過度開發利用，造成了嚴重后果，萊辛在其作品中把生態問題作為重點向人們展示由此而帶來的困境。萊辛在作品中描述自然對人類的反抗與懲罰，對人類的過度開發敲起警鐘。生態女性主義者針對自然提出了合理運用自然資源的主張，當前的生態女性主義者在面對生態危機時，依然可以向古老的儒家思想尋求理論基礎，使之成為強有力的理論依據。儒家的可持續發展思想注重于防患于未然，生態女性主義者的主張是在自然資源遭到嚴重破壞之時提出，但二者的終極目的是尊重自然、愛護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從而人類才能得以長久存在。

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融具有重大意義。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生態女性主義的深化發展提供新向度。隨著世界范圍內的生態與環境問題愈演愈烈，很多學者、作家試圖向古老中國的哲學思想尋求理論依據。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與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與有著高度的契合點，為生態女性主義的深化發展提供新向度。闡釋萊辛作品中的生態女性主義觀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揭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對之所提供的理論支持，將理論論證與實質論證科學地結合起來，使結論具有客觀性，從而深化完善西方生態女性主義；同時我們也需要關注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的本土化發展及其所帶來的現實意義與學術價值。

〔參 考 文 獻〕

〔1〕傅華.生態倫理學研究〔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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