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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論文范文1

正如理查特·奧曼所言：最常見的意識形態策略，就是說明這個群體的利益怎樣“真的”大體上等同于社會的利益或者人類的利益。①換言之，最常見的廣告意識形態策略，就是說明廣告角色的利益（廣告主的利益）怎樣“真的”大體上等同于廣告受眾的利益乃至社會或人類的利益。本文試從廣告言說的意識形態化和廣告受眾的假想主體化來探討廣告頗為“成功”的意識形態策略。

廣告言說的意識形態化：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意識形態的界定游離于兩種意見之間。其一，一種某個階級特有的信仰系統；其二，一種可能以真實的或科學的知識相矛盾的幻想信仰系統，即偽思想和偽意識。法國結構主義思想家阿爾都塞則認為，意識形態不存在真實與否，他將其定義為“個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現實環境的想象性關系的再現”。②以此來認識廣告意識形態不無道理，因為看似虛擬的廣告世界中充斥著“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并且在此基礎上，廣告意識形態更有其獨特性。

廣告在它的各個歷史時期，從未像現在這樣進入商品使用價值之外的現實世界：功成名就、下崗待業、奮斗拼搏、甜蜜愛情，入世、申奧、伊拉克戰爭、文體賽事，廣告為每一件產品都粘上了通向現實世界的無數鏈接，廣告的觸角已深入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當然，在廣告世界中，“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并不同于阿爾都塞的相關本義，他認為意識形態是無意識的，而廣告意識形態所提煉或創設的這種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則是完全有意識的，有著其明確的目的。它在提倡“送禮送健康”的新觀念時，目的直指“收禮只收XXX”；它在兒子因疏忽了對父母的照顧而心懷歉疚時，借小孫女之口點題：小“為什么不給爺爺奶奶買XXX？”這種借天真的小女孩之口說出的話猶如道德拷問，質問著對父母的不夠孝順，但如此大的道德問題最后只輕輕落在了：未買XX口服液。那么根據廣告邏輯，其隱含主題則是：買了XX口服液=孝順父母。該命題似無不妥，作為受眾而言，自然不會對一則廣告的思維和推理是否合乎邏輯大加推敲。并且，更重要的是，它為現代人指出了一條對老人表示關愛和孝心的途徑——購買保健品。這一點非常體貼地為忙忙碌碌無暇顧及老父老母而心懷歉疚的現代人找到了一條快捷方便的彌補方式。而另外一些廣告則假托老人之口，從老人的角度回應了上述命題：“收禮只收XXX”，進一步證實了該命題的合理性和正確性。通過媒體的廣泛傳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現實場景：商家在商場醒目處陳設著保健品專柜，促銷員的推薦進一步印證著消費者腦中的上述命題，于是，手拎包裝精美的保健品拜年的行人幾乎成了一道流動的風景。正如阿爾都塞所認為的那樣，社會個體覺得自己在直接自由的把握現實，但實際上，他的意識由一系列思想體系和再現體系所限定，在這一系列思想體系和再現體系中，廣告意識形態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就如波斯特所表述的：廣告占據一個能指，亦即占據一個詞，這個詞與廣告所促銷的物體并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關系，但卻被附加到那物體上，產品本身并非首要的興趣所在，必須在該產品上嫁接一套與該產品沒有聯系的意義，才能把它賣掉。③而現實世界則在廣告商手中被分解成各種要素，這些要素就如那些漂浮于交流空間中的能指，它們被廣告商們憑興致任意地附著在商品上，這些被粘附在商品上豐富、泛濫的意義使得平庸的商品閃耀著炫目的光彩，而這些外在的東西由于是從傳統美德和現代時尚中精選出來的而極大地迎合了受眾。由于這層普遍存在著的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使現代人在快捷地享受物質產品的同時還享受著被賦予其上的精神快餐，廣告場景就這樣在現實世界中被皆大歡喜地呈現。

廣告受眾的主體化：一種無實質的構想主體

廣告場景在現實世界中的呈現還有賴于現代廣告的另一策略：把廣告受眾建構為主體。作為一種日趨圓熟的攻心術，現代廣告的突出特征是在表象上模糊了廣告主客體的界限，在把消費者作為廣告對象研究和揣摩之后，通過廣告中的種種代言行為和技巧，讓“受眾化”的廣告角色通過自我言說的方式來最大程度上影響和掌控受眾的心理和行為。

廣告畫面中的言說者不再僅僅是籠統的、不明社會角色的漂亮演員或不食人間煙火的美麗尤物，而是通過他們的衣著、道具、場景，以及他們在廣告中的言說方式被賦予了各種身份，諸如工人、農民、教師、攝影師等職業，子女、戀人、成功白領、家庭主婦等社會角色。加上大量非職業（或非著名）演員的啟用，他們普通的長相、自然或生澀的表演使身負多重社會角色的受眾不自覺地從廣告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在廣告商其他技巧的合力作用下，對號入座。

某一護膚品品牌，在其不同版本的電視廣告中展示了演員、小學教師、攝影記者、年輕工人，他們的言說者包括老公老婆、老爸老媽等各種社會群體，廣告角色衣著普通，長相平凡，以及在演員化妝間、工廠換衣間、小學校園等普通場合中平民化的言談舉止，一切都在昭示著受眾：“他們”就是你們，你們就是“他們”。

在另一則洗衣粉廣告中，真正的“家庭主婦”們則成為了主角，廣告采用街頭或入戶隨機采訪的形式，選擇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字幕顯示）采訪家庭主婦，她們帶著地方口音的普通話，并不流利、似無臺詞準備的語言表述，在鏡頭前略顯拘謹的體態，更在直接地告訴受眾：“她”就是你們中的一員，沒準“她”還是你的親戚朋友同事；“她”不是我們特意選用的演員，而是我們在街頭采訪或入戶采訪中的巧遇；她們是在代表你們說話，并非公司在自賣自夸。

當然，廣告中還有大量的臉蛋是大眾耳熟能詳的，但即使是這些星光燦爛的名流，也多被披上一層平民化的外衣，他們與我們一樣，有煩惱和不滿，他們（她們）頭發枯黃干澀，歲月的流逝把皺紋、白發和疾病留給了他們，忙碌在外而不能在父母面前盡孝，他們面臨著工作和學業的壓力、成功的希冀、失敗的苦惱、人際關系的復雜等種種人間喜怒哀樂，如同我們每個人，使我們感同身受。

于是，消費者從被言說的對象似乎變成了言說者，既為客體又身兼主體，他的一直處于純粹的被說教者位置而產生的逆反甚至敵對心理漸漸消融，他們漸漸開始堅信：廣告是與己相關的而不是強權的“他者”了。

廣告似乎在構筑一種“源自生活”又美妙無比的“現實世界”，從而讓受眾進一步確證其在廣告情境中的主體意識。一種奇特的邏輯產生了：電視廣告通過把廣告主體構建為一個處于“現實世界”的具象化的“消費者”，而使得作為消費者的廣告受眾扮演了兩種角色——廣告話語的主體和客體，恰如由廣告商和廣告主導演的受眾的“自言自語”。在此，讓·波德里亞一針見血地指出：由于受眾既被構建為客體又被構建為主體，既是物又是上帝，于是面臨著主置的不可能性，即主體根本上的無實質性。④

這種“無實質性”的主體，恰似廣告主手中的玩偶，假借了消費者的形象和外殼，而被填充進廣告主所構造的“血肉”，如此而成的“廣告主體”的各種具象依需而定，但也有其規律性的共性：一個有足夠收入能自由選購產品的“主體”，一個有某種“需求”但不知如何滿足的“主體”，一個消費了該產品而獲得魅力或極大滿足的“主體”。這樣構造的主體并非沒有契合人性，在馬斯洛看來，人是不停地產生需要又不斷地滿足需求的動物，人在滿足他的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以后，他有歸屬和愛的需要，有尊重的需要，包括被人愛和愛他人，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歸屬某一群體和被群體接納和承認的需要，在一切需要被基本滿足之后，他又存在自我實現的需要，希望事業有成，渴望成功。顯然，廣告深諳如何激發人的潛在需要和欲望，并提供了惟一的解決之道：消費某產品。當然，如此簡捷的解決之道在經過一番炫目而巧妙的修飾之后并不顯得單調乏味和可笑。因為在廣告中，消費“主體”不僅在消費產品，更在享受著由此而帶來的種種精神滿足：親情、友情、戀情；孝心、愛心、誠心；成功、光榮、豪情。這有賴于廣告中被依附在產品上的豐富“意義”，當大眾在認可這些意義而消費產品或接納該“意義”時，廣告的意識形態便產生了，廣告角色（廣告主）的利益就這樣變成了社會大眾的利益。

注釋：

傳播論文范文2

[論文摘要]稅費改革之后，媒體成為農民獲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來源。上級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眾傳播的模式通過傳媒的政策報道、典型報道、批評報道及常規新聞節目直接向農民受眾傳遞。村民與基層干部之問、村民與村民之間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對這些“直達”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釋，使得基層治理中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這一方面削弱了基層組織的權威，增加了基層政權采取作為的難度，另一方面也強化了農村公共品自我供給的困難。

關于傳媒對農村的影響學界已有較多討論。有學者認為，“在現代傳播媒介尤其是電視的作用下，農民對社會熱點和都市文化的關注、把握與都市流行文化趨同，從而構建了與城市文明對話的平臺、農民消費方式、娛樂休閑方式及行為方式的轉變，有利于農民身份的轉型”。還有學者認為，“大眾傳媒是農村發展的內在動力，不僅提供信息，而日，能夠改變農民陳舊保守的觀念，形成開放意識、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等”。這些討論大多集中在農村文化觀念的變遷層面，鮮有對鄉村治理這一政治社會領域的關注。而且，盡管傳媒起到了向農村傳播現代文化進而推動農村發展的作用，但在農民的媒介素養相對偏低、農民對信息的甄別和辨析及質疑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大眾傳媒為農民提供的村莊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鄉村基層的治理過程中所起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本文試圖通過分析，指出新聞傳播在稅費改革后的中國鄉村基層治理中產生了怎樣的消極影響，以使傳媒在日后的社會發展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

一、政策信息的大眾傳播模式

政策信息從行政管理機構的中樞到邊緣的傳遞，在整個國家的治理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前，大眾傳媒的輻射范圍有限，在農村還沒有足夠的延伸，那時的政策信息傳遞主要以組織傳播的方式進行。上級政府的政策信息通過多層化的行政機構一級一級往下傳遞，最后通過生產大隊再到小隊長直至村民那里，國家的組織系統滲透在整個社會中。當時，在農村普及的有線廣播是生產大隊向農民傳遞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個組織傳播流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以后，農村實行了“分田到戶”的土地政策，農民收入大為增加。與此同時，大眾媒介的發展也越來越快。雖然由于發行費用高、農民消費能力不足而難以吸引廣告客戶等原因，報刊等紙質媒體一直沒有在農村普及，但廣播電視卻逐漸在農村承擔起向農民傳遞政策信息的任務。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組織傳播渠道仍未廢止，許多基于當地情況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過村委會、村民小組直至村民這個渠道傳遞，特別是有關稅費收取方法和收取數量的信息，因為各村情況都有所不同，大眾傳媒均無法提供這些信息，也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傳遞。

稅費改革尤其是取消農業稅后，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出現了重大調整，基層組織由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鄉政府及村委會與村民之間已經不存在較大的利益矛盾，村民也不必仰仗于村干部來提供各種具體政策，尤其是每年的稅費收取方案等相關信息。村干部在工資降低、人數也變少的情況下，不僅掌控的資源有限，采取作為的動力也不足，因而沒能力、沒精力也沒有財力來完成村民期待的各項公共品供給的任務。此種情形再加上稅改之前村干部在協助上級收取稅費時的種種表現，使得村民與村干部之間存在嚴重的不信任以及由這種不信任所導致的溝通障礙。在這種情況下，以家庭為單位面對國家、市場與社會的農民要獲取自己需要的同時又可以信服的政策信息，就要完全依賴于大眾傳媒。簡言之，在當下的中國農村，政策信息的傳遞模式就從以前組織傳播式的“層層過濾推進”變成了大眾傳播式的從中央到農民的“直達”。

二、“直達”式的政策信息對基層政權的負面影響

所謂組織傳播式的“層層過濾推進”，是指中央政府的某種政策意圖或某項行政指令經過省、市、縣、鄉、村各級組織的不斷細化，落實為某項具體的政策，進而在某個特定的社區內富有針對性地執行。盡管在創制具體政策的過程中，各級官員如果結成利益共同體會形成對農民權益的損害，但如果不經過這種層層推進而由中央直接下達政策，則這種政策就不能照顧到當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識”，造成一種好的政策意圖變成壞的實施效果的現象。事實上，各級政府對中央政策經過靈活變通后的實施往往能夠使政策意圖部分地變成現實。“文本形態的國家政策在進入基層成為實踐形態的政策之時，會按照某種特定的邏輯開始運轉，最終的政策結果往往并不取決于當初政策制定時的理論預設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這種邏輯在實踐過程中對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實踐本身”。雖然個別地方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效果會與政策意圖相去甚遠，但這些個別現象不能否定全體的作為。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提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及“不爭論”，再加上“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摸論”，這些貫穿改革過程的指導性原則都是韋伯意義上的“實質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結果進行價值評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確而嚴格的規則，都是在強調實踐過程中的創造和“冉生產”，卻不強調明晰的準則、合法的程序以及結構的嚴肅性和穩定性。這種在一定程度上的實用主義和相對主義的邏輯不能不導致在政策實踐過程中大量上級默許的變通、扭曲和“再結構化”的出現。因此，“變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來并不是違反政策精神的行動，在一定意義上還是應當鼓勵的行為，只要沒有產生不可原諒的極為嚴重的后果”。

但是，當來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過大眾傳媒的政策報道直接到達農民那里時。國家政策在實踐過程中因地制宜的創造性變通就要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農民通過媒體的政策報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級政府的政策文本，卻無從知曉政策實踐的整個過程，無法知道有多少復雜的因素需要綜合考慮。雖然縣鄉村的基層干部們基于各地的特殊情況對政策文本有著特殊的理解，但是農民大多都不會從這個意義去看待和理解國家政策，他們只會出于自身利益，從字面上進行理解。當他們看到信息源處的上級政府的初始政策意圖與信息流末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時，媒體宣傳的“好政策”與基層現實的“壞結果”之間的鮮明反差就會使他們對直接導致這一結果的基層干部們非常失望，抵觸情緒不斷累積、加劇。在這種局面下，基層政權如果還要汲取足夠的資金和資源發展地方經濟，同時控制大規模以維持地方穩定，就有可能導致農民采取過激的行動。為了避免在將上級政府的政策精神落實的過程中與農民發生矛盾與沖突，為了保證本地區的和諧與穩定，基層政府就不得不奉行“風險最小化”的邏輯，也即是“不作為”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換言之，政策信息的大眾傳播模式對基層政權起到了明顯的束縛作用。在此情況下，基層政權要想做出長期內適合本地發展的決策而又不在各個時段中遭到農民的阻撓，就只能依靠上級政府直接制定出有利于本地的政策。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及文化差異較大、發展層次不一，要使上級政府制定的統一政策符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就顯得不太現實，而如果基層都按照上級政府制定的統一政策來執行，又要付出局部利益受損的代價。

三、“典型報道”與“批評報道”對基層權威的削弱效應

傳播學中的“把關人(gatekeeper)”理論指出，大眾傳媒的新聞或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過程并不具有純粹的“客觀中立性”，而是依據傳媒的一定立場、方釗。和價值標準所進行的一種有目的的取舍選擇和加工活動。在與農民切身利益有關的時政新聞中，農民不僅可以看到上級政府從群眾的利益出發制定的各項政策，還可以看到某地的“先進典型”如何堅決落實并執行到位，使該地的老百姓得到實惠。這種站在上級政府的角度向下俯瞰的時政新聞在把報道中的個別地方美化的同時，卻使農民惡化了對自身所在地的基層政權的評價。農民大多不會意識到新問報道中的事實是被媒體“把關人”精心裁剪過的選擇性事實。由于我國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各地執行政策的具體條件和相關背景差別很大，而大眾傳媒關于“先進典型”的新聞報道卻會覆蓋全國農村。在此情形下，“正面報道為主”的宣傳模式在強調某些“典型政績”的同時就很容易忽視掉“先進典型”的許多特殊有利條件。因此，它達到的客觀效果是在增加了少數基層政府的美譽度的同時，降低了全國更多的基層政權的權威性。

各級媒體涉及“三農”問題的批評性報道，絕大多數都是站在上級政府的立場上對基層政權的作為進行批評和指責，這就使得農民直觀地認為上級組織是和門己站在一起來對付基層的。媒體的報道就代表著上級政府的聲音，媒體的言論就是正義和良知的表達，基層政權所實行的諸多針對農民的限制措施都是站在自己和中央對立面上的胡作非為。農村之所以出現一系列的問題，都是由于下級沒有執行好中央的良好政策意圖。特別是基層政權所采取的禁止集體越級上訪的規定和行動，則使農民進一步確信基層政權的喪失合法性。一般而論，通過從媒體獲知的信息，農民認為中央是在真心為農民說話辦事，但有不少農民則認為，就是由于基層干部從中作梗才使得農民“有冤無處申”。

面對這一現實，上級政府不可能為基層做任何的解釋和開脫，不能解釋說事實上基層政權是在上級“保持穩定”的強大壓力下采取措施的，否則上級政府就會違背其“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根本性的意識形態原則，就會產生損害自身合法性的危險因素。于是，出于策略考慮，在出現嚴重的時，上級政府通常會與基層政府“劃清界限”，會給與其嚴厲的批評和懲處。通過這種方式和程序，上級政府的聲譽和合法性在媒體關于“深刻批評”和“嚴厲懲處”的宣傳報道中進一步加強，而基層政府的權威與合法性則又一次遭到削弱。更嚴重的后果可能是，在此類事件發生之后，上級會再一次嚴令不得出現類似事件，一定要保證地方上的“安定團結”，這樣，基層政權就要在其權威被極大削弱的情況下，繼續而對那些自認為自己“受到上級支持與保護的”而更加“囂張”的農民。更加“囂張”的農民有可能以集體越級上訪這種最令基層政權害怕的行動來“要挾”其“就范”，而基層政權會將這種行動當作是對自己的又一次挑戰，因為這也是有可能導致再一次被上級指責和懲罰的嚴重事件，因而會下決心采取極端的壓制手段，這又促使農民再次去找“上面的人”來保護自己、伸張正義。一個惡性循環就這樣開始了。

四、新聞傳播在鄉村基層治理過程中的離間作用

在純粹的政策報道之外，上級政府的執政理念、政策方針更多的是通過傳媒的新聞節目映射給農民受眾。許多內涵豐富的抽象理念，如民主、人權、法治等通過大眾媒介的廣泛傳播在農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樣，作為現代治理手段嵌入農村社會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是通過各種新聞節目潛移默化地在農民頭腦中扎根。然而，在理解上述的抽象理念和法律條文時，農民自身卻會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差異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釋，特別是涉及到中央政府在新農村建設中的大量轉移支付應如何分配的問題時，農民基于各自的利益對政策理念所做的不同理解就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其他如低保戶人選的確定、農機及良種等補貼的下發方式、移民款的發放標準、常規地及征地后的土地調配方案等也都是農民與村干部、農民與農民之間產生意見分歧的問題所在。

舉例而言，由于中央的政策是“農民的土地承包權30年不變”，于是在筆者所調查的湖北及河南農村，許多村民在每年的常規調地時就會搬出這項政策，以使自己使用的土地可以繼續保留。而當涉及征地時，他們又要求土地賠償款為村莊的全體村民所平分。按照中央政策，既然土地的承包權不變，那就應該是“征了誰家的地誰家得錢”，而不是村民集體分配賠償款。村民們明知道自己在調地時如果不出地，土地調配就無法進行，許多戶口增加的村民就會缺少土地以至于吃飯的糧食都需要去市場購買，但是只要他們可以援引中央政策來反對按照地方規范必須實行的常規調地來爭取自己的利益，他們就一定會這樣來做，毫不顧及村莊整體的利益，村干部對此也毫無辦法。在這里，中央政策缺乏針對性是啟動因素，村民的理性算計和人際關系的陌生化是根本原因，但大眾傳媒對于政策精神的廣泛傳播卻起到了關鍵性的促成作用。

農民集體地對大眾傳媒所廣泛傳播的上級政府的政策精神以及現代法律的“靈活運用”，在客觀上起到了切割村莊共同體固有規范的作用，不僅增加了村干部行政作為的難度，更增加了村民之間合作的難度。農民基于各自的經濟利益對國家政策做出的不同解釋也使村莊內部的離散性力量越來越大，村莊的社會關聯度不斷降低，而在缺乏社會關聯的村莊，“村民無力應對共同的經濟協作，無力對付地痞騷擾，無力達成相互間的道德和輿論監督，這樣的村莊秩序難以建立，村道破敗，糾紛難調，治安不良，負擔沉重且道德敗壞”。

如上所述，在基層政權不愿作為同時無力作為，而農民自身又無法有效合作的情況下，要解決農村公共品的短缺就只能倚仗于國家對基層事務的直接干預，而這種跨越式的直接干預卻是要付出極高成本的。距離村莊較遠的“國家”很難真正了解各地農民復雜的公共品需求偏好，從而很難富有針對性地為農民提供正確的公共品。而且，“政府也不是喂養于天國，產奶于人間的奶牛”，它的財力畢竟是有限的，國家財政相對有限的財力如何有效解決全國范圍內無法自我組織的農村社區的公共品供給問題，尚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五、結論

在大眾傳播的模式下，上級政府的政策信息通過媒體的政策報道、典型報道、批評報道及常規新聞節目直接向農民傳遞。這種政策信息的“直達”效果，使得基于不同立場、不同處境和不同利益角度的村民與基層干部之間、村民與村民之間，由于對政策精神的不同解釋，其內部分歧也不斷加大，這一方面削弱了基層權威，增加了基層政權采取作為的難度，另一方面也強化了農村公共品自我供給的困難。農民沒有自我組織與合作的能力，農村的社會治安、環境衛生、土地調配、水利灌溉等一系列問題就難以解決，國家的轉移支付在大量支出的情況下卻只能收到非常有限的效果。

傳播論文范文3

（一）均是對新聞事件的詳細分析

無論是什么媒體，在新聞傳播中均會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輿論監督及引導作用。在報紙的一些專欄新聞中，會對一些新聞事件發表一些看法，對輿論導向會起到一定的引導式作用。而在網絡新聞傳播中，一些社會公知對于某些新聞熱點事件的看法也會對網民的新聞意識及行為產生一定的引導作用。由此方面看，兩種新聞傳播均會對新聞事件進行較為詳細分析解答。

（二）新聞娛樂化較為常見

在網絡及報紙新聞傳播中，均存在著新聞傳播娛樂化的特點，也正是因為此特點，對于新聞傳播的改革工作開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例如，曾在對兩會進行報道時，無論是網絡平臺還是報紙媒介均在對基本的會議議程內容報道的同時，對于一些熱點話題人物的提案也進行了采訪。對于一些極具代表性的會議提案，廣大網民也進行了評論，且評論大多帶有調侃色彩。新聞傳播的娛樂化色彩使得在新聞傳播中多樣化熱點得以突顯。

二、網絡及傳統新聞傳播的不同之處

（一）網絡新聞傳播的時效性、內容性更強

在互聯網剛開始興起時，網絡媒體傳播的時效性便極為突顯。在1999年的5月8日凌晨，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墜落了3枚來自北約的導彈，最終造成3人死亡、20人受傷。在42分鐘后，網絡媒體便將這些消息傳播至互聯網之上，我國人民也迅速得知此事。而當時大部分報紙對于此新聞消息的傳播在次日，比網絡傳播晚了24小時。另外，與報紙媒體相比，網絡傳播新聞的內容也更為豐富化。例如，在對克林頓緋聞消息進行傳播時，報紙無法將長達78頁的反駁報告完全刊登出來，445頁的調查報告自然也無法出現在報紙上。但是在互聯網上便可在較短的時間內容納此事件的內容。網絡與傳統新聞傳播之間存在此差異的主要原因為：在報紙新聞傳播時會受到其版面大小的限制。而在網絡傳播中，新聞者中有較大部分為網民個人，無需經過道道關卡，只需點擊鼠標便可完成新聞的。

（二）傳統新聞更加注重專業性

與報紙新聞傳播相比，網絡新聞的專業性較低。由于在網絡新聞者中，有較大一部分比例為網民，其素質水平參差不齊。有些具有豐富的內涵修養，而有些是尚未成熟的學生。有些正直的網民樂于傳播社會中的一些正能量新聞及揭發丑陋事件。而一些素質較低的網民，可能會為了提升自身微博的閱讀量而去編寫一些假新聞，欺騙民眾。還有一些網民，在網絡上肆意謾罵，污染了網絡環境。與網絡媒體相比，報紙在進行新聞傳播時，雖然其時效性相對較弱。但是大部分的報紙編輯、記者作為新聞工作人員，其專業素養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民眾在獲取到網絡上的一些新聞信息后，只有在報紙等傳統媒體上得到認證后才會相信。就此點而言，報紙等傳統新聞的專業性、權威性還是較強的。也正是因為報紙等傳統媒體的專業性使得一些在網絡上廣泛傳播的新聞問題得到解決。例如，在2003年發生的“孫志剛”案件，最開始是在網絡上傳播，隨著其轉發量的迅速增加，人民網進行了相關報道的轉發，從而使得國家相關部門開始關注此事，并將其妥善解決。

（三）網絡及傳統新聞傳播特點存在不同

網絡新聞在傳播時的互動延伸性較強。在2011年底，方舟子對韓寒的作品原創性提出了質疑，在網絡上掀起了熱議的浪潮。廣大網民在網絡平臺上運用微博、論壇等渠道積極發表自己的觀點、想法。且由此進一步延伸開始對韓寒其他作品進行挑錯及韓寒反擊行為的探討。雖然事件的最終發展、結果尚且等待證實，但不可否認的是，廣大網民在此事件上的互動及延伸化討論對推動事件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報紙等傳統媒體的新聞報道形式以滿足受眾需求為目的。現今對于重大新聞的傳播報道，只有充分展示出真實的場景，滿足民眾的信息獲取需求，才能夠真正得到其關注及青睞。在現今這個網絡、傳統新聞傳播并存的時代，報紙新聞傳播還是具有較強的影響力的。在2011年的3月，日本突發9.0級地震，地震發生后對當地民眾的人身及財產安全均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損傷。日本當地的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均參與至新聞傳播工作中。無論是海嘯已蔓延至日本東部還是震后當地民眾的自救，均是當時報紙、電視等媒介新聞報道的主要內容。

三、結語

傳播論文范文4

[論文關鍵詞]國際廣告傳播文化調追

隨著我國經濟快速融八世界體系我國企業不論在國內市場還是國際市場上，都日益面臨著國際跨國企業的競爭。走出國門贏得國際競爭成為我國越來越多企業的必然選擇。國內企業的商品要順利進入國際市場，必須要利用國際廣告作為開路先鋒，才能迅速提高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知名度和美譽度。然而在國際背景下，由于地域、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響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具有很大差別，這將直接影響到國際廣告的傳播效果。因此，一個成功的國際廣告必須考慮到自身廣告所蘊涵的文化因素、廣告的制作傳播方式等與廣告對象、廣告地區的獨特文化的調適，以避免由于文化隔閡、沖突而降低廣告活動的質量和宣傳效果。

這種文化調適主要包括兩個大的方面

一．就廣告自身的內容而言，國際廣告傳播要充分注意不同地區的文化對國際廣告的語義、語音形象等具有不同地要求和禁忌

首先是語義上國際廣告的文字撰寫者不僅應注意不同語言之間的表面區別更應注意文字是否符合當地習慣。如彌爾蓋特·帕爾莫利夫公司選用CUE作為牙膏的牌號，而cuE一詞在法語國家的習語中卻是”屁股”的意思，這就顯得有粗俗、猥褻之嫌。其次是語音上國際廣告詞的語音要符合廣告對象廣告地區的發音習慣。如跨國公司在巴西南部推銷一種叫“山露”的飲料時卻發現該飲料的英語發音”MountainDew”在當地競無人能夠念出以至這種飲料最終無人問津。再次是廣告形象圖案設計上要避免與當地的習俗信仰沖突。日本索尼音響曾在泰國做過一創意廣告，廣告中佛祖釋迦牟尼隨著索尼音播放的音樂節全身扭動起來．后來居然睜開了慧眼。這一廣告一播出就遭到泰國佛教徒的強烈抗議，最后只好停播，并賠禮道歉。當然廣告的內容不止于此。廣告作為一種符號還具有更深層的意義。

根據符號學的理論觀點廣告同樣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能指和所指。能指表現為聲音和形象．是廣告符號的物質形式：所指是指由這種聲音和形象在人心理所引發的概念例如阿爾卑斯奶糖使人聯想到情人擁抱的甜蜜舒膚佳使人聯想到健康衛生，法國香檳酒使人聯想到浪溫古典。在廣告的所指層面．國際廣告所指意義的確定也要考慮到不同地區的文化的影響。一則成功的廣告不僅在于它對商品的實際功能的介紹上，更在于它能夠從商品本身延伸出某種與當地流行的信仰、追求、價值觀相吻合時，往往就可以對廣告宣傳起到很好的推動效果。如法國雞尾酒人頭馬的廣告口號”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滿足了國人追求吉利的思想：1998年百事可光的廣告中．郭富城身著藍色禮服．唱著”唱這歌”、“一變傾城以其活力無邊外形和矯健的舞姿演繹百事“百事一代、“新生代的選擇”的主題契合于國人追求青春活力的時尚觀念。這兩則廣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二、就廣告作為商品信息的重要傳播途徑而言，國際廣告傳播要充分注意國際廣告的制作和傳播的策略性

傳播論文范文5

（一）各族傳統節日成為廣告創意的亮點和廣告活動的時機

中華民族有很多傳統節日，節日給我們添加了喜慶和歡快。節日也往往被商家用來做營銷活動。節日營銷、節日廣告在大眾媒體中屢見不鮮。報紙廣告也利用節日元素進行廣告營銷。在重大節日時機，報紙廣告刊登了大量節日話題的廣告。例如，端午節促銷廣告，藏歷年祝福廣告，中秋節、雪頓節期間的商超廣告，春節的祝賀廣告等都是利用重大節日來做廣告營銷。利用節日促銷的廣告在語言文字和畫面兩方面具有特色。語言體現了節日本身的文化內涵，以及人們過節的心理活動，畫面展現了節日歡樂、祥和氣氛。廣告主不僅在廣告文本中以文字的方式表現節日，還在平面廣告設計的圖片運用、色彩構成等方面也注重渲染節日的氣氛。端午節、中秋節等傳統節日作為促銷廣告的主要推廣時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節日的氣氛，促進了各族各界群眾對中國傳統節日的感情。雪頓節、藏歷年等主題的系列廣告，數量多，且集中刊發，給群眾帶來了濃厚的民族節日氣氛，促進了藏族節日的傳播。各族傳統節日受到廣告商的重視，不僅實現了廣告商利用節日促銷的愿望，更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群眾對中國傳統節日和少數民族節日的關注和喜愛。廣告不僅是利用節日進行商業傳播，也成為節日傳播的平臺之一。

（二）漢、藏雙語廣告文案展現雙語傳播的適宜性

在自治區進行漢藏雙語傳播是一種獨特的傳播文化。大眾媒體雙語傳播既符合群眾的語言習慣，又提高了大眾媒體傳播的有效性。漢藏雙語傳播也在廣告傳播中成為一種重要的表現方式。報紙廣告中藏語廣告語，漢藏雙語廣告語，對漢字進行藏文藝術設計等方式的廣告形成一個與眾不同的廣告文字表現方式。藏語廣告標題、廣告文案和廣告主題的表現方式，主要運用在本地品牌、產品的廣告傳播中，體現本地品牌的地域特性。漢藏雙語的廣告主要運用在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等大的品牌廣告中，表明廣告主重視對各族群眾的傳播效果，也表明企業善于利用本地語言、文化進行廣告文案的寫作。還有一些廣告運用藏文字體的形式書寫漢字，體現漢字的藝術性，和廣告對象具有一定的親和力。漢藏字體的設計藝術也體現了創造者對兩種文化的精通與靈活運用。將兩種文字交融在一起，既體現了廣告藝術設計的魅力，也體現了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交融。報紙廣告中的漢語廣告表現形式，也體現了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其中，對聯式廣告、成語廣告體現了廣告文案人員注重運用傳統文化進行廣告文案寫作，節日主題的廣告文案也是傳統文化大眾化、通俗化的表現方式之一。例如，“花好月圓慶雙節，四豐電器送溫情”體現了濃厚的節日文化，也展現了漢語對仗、押韻的表現方式；廣告語“家居全，宴天下”體現了中國人熱情好客，款待朋友的傳統習俗。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語言文字之間有著較強的關系，語言文字的魅力，體現中國傳統文化。漢藏雙語廣告文案在報紙廣告中的融合出現，體現了語言文字的普遍化和地域化特色。漢藏雙語文字形式針對不同群體的語言習慣和文化心理，也豐富和美化了廣告的平面設計。漢藏雙語廣告文案展現雙語傳播的適宜性，也使廣告發揮了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和傳播少數民族文化正能量。

（三）廣告創意契合各族人民的心理動機和追求

廣告在傳播產品信息，品牌理念的同時，也會試圖傳播一種理念來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需求。廣告心理研究表明，只有打動消費者的心智，才能產生最佳的傳播效果。報紙廣告注重在心理層面和價值層引導消費者。這種引導，能夠進一步使廣告目標對象對產品產生良好的印象，對品牌產生強大的認同。同時，在文化層次上，筆者認為，廣告訴求在價值層面和心理層面的傳播，也引起了廣告目標對象對共同的社會價值的認可和接受。廣告傳遞了共同的生活理念和價值追求。例如，房地產廣告“臨水獨家獨院中傍花賞月，三代同堂共享天倫之樂……獻給父母一個溫馨的家，特贈慈孝基金8800元……”，表現了中國傳統大家庭觀念和百善孝為先的傳統美德；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的廣告表現了“溝通的力量”；汽車廣告“人生處處是精彩”表現了一種樂觀、向上的世界觀。這些廣告滿足了消費者的心理需求，增強了他們對產品的好感度。同時，此類廣告傳播了大眾社會普遍的認知與追求。無論是藏族還是漢族，或者其他民族的群眾對此類廣告都會產生較好的印象。報紙廣告創意契合中國人的心理動機和追求，符合各族群眾對品牌和企業的理解，符合各族群眾對生活的追求。筆者認為，報紙廣告潛移默化地傳播了大眾化的、通俗的文化觀念，滿足了廣告對象對媒體的使用與滿足心理和動機。

（四）廣告傳遞了主流價值觀和大美的理念

報紙廣告不僅向我們傳遞了商品的信息和品牌的價值，也向我們展現了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展現了社會發展的目標。在對廣告文本進行研究中，筆者發現，報紙廣告通過一系列的主題展現了和諧社會所具有的各種精、氣、神。廣告中傳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夢的主要內涵，社會文明行為的引導等一系列主題的廣告逐漸將一個美好的、幸福的、和諧的社會展現在群眾面前，引導群眾對主流價值觀的認同，增強群眾對國家的認同。“祖國在我心中”、“這里不是賽場”、“儉以養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廣告作品的刊登，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引導力，對群眾的引導作用有時比傳統新聞報道更加有效。作為自治區的各報紙，在廣告傳播方面還具有濃厚的區域文化特色。為自治區社會發展服務，是報紙廣告的最重要的社會功能。同時，報紙廣告針對大部分藏族受眾，在廣告傳播中將社會發展、大美的理念也作為廣告傳播的主旋律。報紙廣告中的一些作品以美麗的畫面、清晰的主題，濃妝淡抹地描繪了大美的美好場景。廣告畫面展現了的藍天，的圣湖；廣告中的人物展現了青年的形象，展現了群眾的生活；廣告語言展現了群眾對生活的熱愛，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廣告中體現的大美和社會其他傳播方式中呈現的大美相互輝映，形成了全方位傳播形象的一個亮點。報紙廣告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具有積極的作用。報紙廣告的傳播作用巨大，學者、業界不可忽視其社會價值，而應該進一步探討提高報紙廣告社會傳播能力的方法。

二、對報紙廣告今后發展的思考

傳播論文范文6

突發事件發生急、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受關注度高。在這期間選準內容和角度，在第一時間積極主動地開展科技傳播，既能達到正確引導社會輿論、維護穩定和諧、避免和消除突發事件造成的負面影響的目的，又能達到樹立農業科研工作科學嚴謹、求真唯實的良好形象。農業科研單位應充分發揮學科領域廣、科研人員素質高、研究內容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等優勢，用好用足各種媒體資源，及時、客觀、全面、準確、主動地權威信息。要著重把握好以下4個方面的內容:

1.1做好信息報送，為政府決策提供科學依據作為政府工作的參謀、助手和智囊，有各級各類國家和省部級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掛靠在農業科研單位。在三聚氰胺奶粉、蘇丹紅鴨蛋、瘦肉精肉等涉及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突發事件中，質檢中心的科技人員在第一時間趕赴事發地取樣，在最短時間內拿出檢測結果;同時在快速檢驗檢測方法的研制、農產品質量標準的制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要將準確的信息和權威的數據盡快、穩妥地通過政務信息報送的渠道及時上報，為有關部門的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1.2做好科學普及，為公眾解疑釋惑很多突發事件與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如禽流感、柑橘大實蠅、毒香蕉、西瓜膨大劑等等。由于普通公眾很難具備相關的科學知識以及評判分析能力，因此農業科研單位要及時地做好科學普及。事情發生之后盡快安排專家從科學的角度告訴公眾怎樣盡量避免流感病毒從禽到人的傳播，禽肉禽蛋只要經過簡單的烹飪就可以完全阻斷病毒的危害，大實蠅不是蛆蟲，毒香蕉也沒有毒，西瓜膨大劑是與西瓜本身就具有的一種生長調節劑一樣的物質，均對人體無害，從而避免公眾因不了解而產生一些不必要的猜測、誤解甚至恐慌。同時，還可以幫助重建市場信心、幫助產業恢復生產。

1.3做好諫言獻策，為救災減災提供科技支撐近年來，一些嚴重突發事件和極端天氣異常時有發生，如2008年年初南方冰凍雨雪災害、2010年春西南5省大旱、汶川和玉樹地震等。這些情況發生時，農業科技人員都能及時奔赴災區，了解研判災情，分析提出科技需求和對策建議，并立即篩選、整理、集成一批針對性強、實用度高、見效快的品種和技術;同時，印制相應技術手冊或“明白紙”，將技術盡快送到農牧民手中，為實施科學救災、減少損失、恢復重建提供及時有效的科技支撐。此外，結合研究撰寫有預警價值文章，如“警惕北方越冬作物凍害損失”“從極端天氣看農業減災的緊迫性”等，諫言獻策以降低突發事件導致的嚴重損失。

1.4做好典型宣傳，塑造科研人員心系“三農”的良好形象無論是在SARS、禽流感、口蹄疫肆虐，還是在汶川大地震余震不斷的時候;無論是在異常天氣嚴重影響人民生活和生存，還是在農產品質量危及國家信譽的時候，不管是否在節假日，農業科研單位都在第一時間派出專家組深入一線開展調研，了解實際情況，制訂指導農業生產的對策，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降低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對相關工作動態、科研人員的先進事跡應及時收集、整理、，讓公眾更多地了解、理解農業科研工作和科技工作者，營造出農業科研人員關注國家需求、關注民生、心系“三農”、服務“三農”、勇于奉獻的良好氛圍和形象。

2深入剖析農業科技應急傳播的薄弱環節

通過近年工作的實踐與摸索，農業科研單位在應急科技傳播方面經受了一些考驗，做出了一定成績，也積累了不少經驗，但輿情關注不足、應對能力不強等情況比較普遍，依然存在明顯不適應的方面。

2.1管理模式滯后絕大多數農業科研單位尚未建立科學高效的應急科技傳播管理模式，還在以常規的程序來應付。常規政務管理模式層級較多，且負責科技傳播和業務管理的部門分離，致使事件突發后科技傳播部門跟進滯后、介入不深，很難迅速形成有效的應急協調機制，造成信息難以整合、傳遞時效滯后，不能及時組織權威、引導公眾輿論，在應急處置中處于被動地位。

2.2思想認識缺位一方面，受“多做少說”甚至“只做不說”的思維影響，農業科技領域的干部職工多年來只顧埋頭苦干，形成了對外不宣傳、少宣傳的狀態。另一方面，缺乏對現代傳播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利用網絡媒體、新媒體即時、互動的特點和優勢做好應急信息的意識不強、辦法不多，習慣于以被動的方式對待傳媒。

2.3隊伍配備不足當前，從事科技傳播的人員基本為兼職，多是在完成本職工作還有余力的情況下“順便”開展一些科技傳播。因此，不僅人員的數量明顯不足，而且專業素養、能力水平都有很大欠缺，更無法滿足應急科技傳播的要求。

3亟需建立農業科技應急傳播的快速反應機制

為適應現代農業科技發展和涉農突發事件妥善處置的需要，必須制訂應急傳播預案，盡快建立一個統一指揮、反應迅速、信息暢通、準確、運轉高效、保障有力的農業科技應急傳播機制。做到對上有信息、對外有報道、對內有聲音，確保各項工作跟得上、貼得近、打得贏。

3.1實行歸口管理制度突發事件發生急，要求處置應對急，特別要明確歸口部門和工作程序，按照“統一管理、分級負責、條塊結合”的基本原則，及時了解掌握情況，分析研判輿情，制定工作方案，不能亂中出錯。

3.2嚴明科技傳播要求應急科技傳播的稿件要按照全面、客觀、準確、及時、通俗的要求，按統一口徑統一，嚴禁以下屬單位或個人的名義自行。

3.3高效協調媒體工作有關事件發生后，應及時組織和協調媒體采訪、拍攝，并對采訪報道給予支持和服務，保障電話傳真、網絡傳輸等的暢通。主動聯絡有關專家，協助做好文字、圖片、音像資料的收集、準備等。保持同主流媒體記者的良好溝通，強化對輿情的正面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