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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協議范文1

以20世紀80年代中期達成的廣場協議為中心的國際協調，其目的主要是為了糾正當時呈擴大趨勢的主要國家間的國際收支不均衡。根據廣場協議，美國特別強烈要求日本通過日元升值和擴大內需來縮小本國的經常收支順差。在這樣的要求下，日本實施了以金融擴張為中心的內需擴大政策，并基本認可了日元的升值。這樣的政策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后期得到了維持，而轉向金融緊縮政策則是在1989年以后。

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日本經歷了不動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價格的急劇上升，也就是所謂的資產泡沫現象。而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破滅后，將近十幾年的時間內，日本的金融和經濟遭受了巨大的打擊。

本文以最小篇幅記述資產泡沫破滅給20世紀90年代后日本金融、經濟所帶來的嚴峻的通貨緊縮現象，以及廣場協議等國際協調給此后的國際貨幣制度運行所帶來的影響。

廣場協議的背景

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日本經濟

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雖然受到國際貨幣體系由固定匯率制向浮動匯率制轉變以及由此帶來的日元升值和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影響，但仍然實現了年均5%左右的增長。但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因為第二次石油危機的后遺癥，從1980年到1983年日本連續四年保持3%左右的低增長。另一方面，日元匯率一改之前的升值趨勢而開始貶值。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的貿易收支順差急速擴大（從1980年的21億美元升至1984年的440億美元）。

這一階段，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初主要采取了相應的宏觀政策措施。在金融方面，日本銀行改變了為防止第二次石油危機可能帶來通貨膨脹而實行的緊縮政策，開始放松金融政策，多次調低官定利率（從1980年的9%降至1983年的5%）。在財政方面，雖然采取了公共事業追加措施，但因為繼續堅持了縮小赤字的方針，日本政府的財政收支均衡狀態得到了改善（財政赤字占GDP之比從1980年度的4.0%降至1984年度的1.8%，其中還包括社會保障費用）。

廣場協議的國際背景

1985年9月，在紐約廣場飯店召開了西方五個發達國家（美、日、德、英、法）的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就各國的外匯政策及金融、財政政策運行等達成了協議，這就是廣場協議。

談論該協議的國際背景，首先必須提到美國的貿易收支逆差的擴大。美國貿易收支逆差是1971年美國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的兌換（即“尼克松沖擊”）的導火索，之后到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美元匯率的疲軟，這種逆差一直保持緩慢增長態勢。但是，進入80年代，美國高利率導致的美元匯率上升使逆差迅速擴大，到1984年已經超過了1000億美元。與此相反的是日本貿易順差的急劇擴大（同期順差達到440億美元）和德國貿易順差的漸增（同期順差達到220億美元）。

對此，美國認為，這種對國際不平衡現象的放縱將嚴重影響國際貨幣制度的穩定運營，也會助長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性貿易保護主義。當時世界經濟的增長率已經下降至年均2%左右，同期世界貿易額也下降了近一成。為此，美國強烈要求盡快實現在七國集團會晤中達成廣場協議，即要求與會各國對美元匯率下跌進行聯合干預、相互協調旨在促進增長的國內政策，而且在日美兩國的雙邊協議中還強烈要求日本擴大內需。在此期間，美國議會下議院和上議院分別通過了《1987年貿易及國際經濟政策改革法案》和《1987年貿易、競爭力綜合法案》，1988年更達成了包括超301條在內的綜合通商法案。

廣場協議的內容

七國集團整體的承諾

“主要國家的對外立場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美國存在著數額巨大且呈增長之勢的經常收支逆差，而日本和德國卻持有大量且不斷增加的經常收支順差。與會部長及行長就采取措施對此前產生的大規模且依然呈擴大趨勢的對外經濟不平衡進行糾正的重要性達成了共識。部長及行長們都認為匯率應該在調整對外經濟不平衡中發揮作用。為此，匯率必須在目前基礎上更好地反映基本經濟狀況。期望那些主要非美元貨幣對美元匯率能夠實現一定程度的、有序的上升，部長及行長們準備采取緊密協作促進這一目標實現。

各國的承諾

日本的承諾

金融政策：“在切實注意日元匯率的同時，實現金融政策的靈性調整。”

財政政策：“在削減國家財政赤字的框架中，如果地方團體打算在1985年度中增加投資的話，可以適當給予其所需要的許可。”

其他方面：應保持外國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的暢通渠道、實現金融資本市場的自由化、日元的國際化、消費者金融和住宅金融市場的擴大、管制放松等。

德國的承諾

財政金融政策：“聯邦政府的財政政策和德意志聯邦銀行的金融政策要繼續確保能夠實現國內需求持續擴大的穩定環境。”

其他：勞動市場規制和慣例的重新調整、向有效率的金融資本市場發展。

美國的承諾

財政政策：“為了縮小財政赤字，繼續努力降低政府支出在GNP中所占的比重，有效實施1986會計年度的削減赤字計劃（削減占GNP1%以上的預算赤字）。”

其他承諾包括促進儲蓄、抵制保護主義等。

廣場協議后日元兌美元匯率的變化

美元在1985年9月廣場協議前不久就出現了急劇的疲軟，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了1986年秋天；但從以穩定匯率為目標的盧浮宮協議（1987年2月）前后開始到1989年，就一直在1美元兌換120～150日元左右中徘徊。如果從外匯儲備余額和當時的文獻來考察日本當局對匯率市場的干預，可以發現1985年以后日本當局依據廣場協議同美國、德國當局實施了聯合干預，采取了拋售美元的舉措。這一舉措受到了外匯市場的高度評價，正像前文所提到的，美元升值（日元貶值）趨勢迅速發展起來。為了減緩這一進程，日本當局從1986年開始扭轉政策，大量買入美元，這一措施一直持續到了1988年。而在1989年美元出現升值反彈的時候又再次實施了美元拋售措施。綜合匯率市場的變化和匯率干預狀況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兩者的關系非常密切，匯率市場次次都能非常敏感地反映包括日本金融擴張在內的一系列國際協調行動。

日本政策承諾的實施狀況

本來，如果是對廣場協議進行評價的話，還應該詳細探討美國、德國等的政策承諾的實施狀況和成果，但考慮到本文的目的，則主要集中論述日本的相關內容。

金融擴張政策的進展

從1986年到1987年，日本當局連續五次下調官定利率（利率從5%下調至2.5%。其中，有兩次是與美國等國進行聯合下調，還有兩次則是與日美藏相會議以及盧浮宮協議同時實施）。之后轉向上調則是在一年半之后的1989年5月，原因在于清楚地認識到1987年10月紐約股票市場暴跌（黑色星期一）對國際經濟的影響。這與美國和德國相比晚了近一年。這其中既有國際協調的考慮，也不能忽視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國內產業界因日元升值而造成的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壓力。

財政政策

另一方面，日本當局雖然采取了公共事業擴大措施，但在財政收支方面還是堅持貫徹改善路線，1984年占當年GDP1.8%的財政赤字（包括社會保障費用），到1989年實現了2.1%的財政盈余。

日本實體經濟的變化

在認可日元升值和金融擴張兩大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日本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上升到了年均4.5%的水平（20世紀80年代前期為3.1%）。而且，在其構成因素中民間消費和設備投資成為了主導力量。另一方面，對外經濟剩余（出口減去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也轉為負數。經常收支順差占GDP的比重從1985年的3.7%縮小至1990年的1.5%。也就是說，僅從宏觀層面來看，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日本經濟已經實現了向國際社會所期待的內需主導型經濟發展的轉變。（但是，如果考慮到貿易收支一般都以美元來進行計算的話，日本的進口幾乎都使用美元計算，而出口則用日元計算，所以以美元計算的順差額的減少還需要不少時間，這一點是值得留意的。事實上，日本的貿易收支順差從1985年的560億美元激增至第二年的近千億美元后就開始轉向緩慢減少，到1990年時還不滿700億美元。）此外，上文所提到的民間設備投資激增，雖然和后面所要論述的資產泡沫在性質上有所區別，但還是造成了90年代初的設備過剩，導致了日本經濟的不景氣。

日本資產泡沫的表現和原因

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資產泡沫的表現

土地價格暴漲

在日本，長期以來就一直存在著土地價格的上升率高于名義GDP增長率的傾向，進入80年代后期的地價上漲速度進一步加快，甚至擴展到了全國各地（1990年的城市地價指數示1985年的3.1倍）。

股價飆升

股價不僅可以反映企業的良好經營業績，也說明地價的上漲促成了企業所持用資產的升值。1986年，日本股價上漲的速度開始加快，達到頂峰的1989年年末時，日經平均股價達到了大約39000日元的歷史最高紀錄。這是1985年股價水平的3倍，股價收益率超過70%，即使在國際上也是處于顯著高水平的。

資產泡沫發生、擴大的原因

關于泡沫發生、擴大的原因和背景，眾說紛紜，不可能歸結到一點上。如果要強行對其進行分類的話，可以分為經濟整體因素和金融層面因素。

實體經濟因素

首先從實體經濟因素來看，日本經濟在過去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使其人均GDP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了世界最高水平。所謂“日本第一”的幸福感貫穿了整個80年代。在這種氛圍下，在整個日本社會中，日本特別是東京的有限土地的價格因為外國企業的入駐將必然呈上升趨勢的看法占據了支配地位。而且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制造業轉產海外不斷增加，日本經濟的未來發展被定位為著力于第三產業的內需依存性經濟發展。這種想法本來并沒有錯，而且隨著規制的緩和，日本經濟結構也逐漸開始發生變化。80年代末存在的問題在于在過短的時間里，過于集中地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土地開發等不動產投資。

金融層面因素

在促成以上潮流真正實現為具體投資的過程中，金融層面的作用非常明顯。

首先，隨著從20世紀80年代前期開始的大企業資金借入需求低下趨勢的日益明朗化，銀行開始致力于擴大對第三產業的融資和面向個人的住房貸款。其中，日本傳統的銀行融資基礎即重視擔保的融資手段，充分發揮了其通過不動產和股票等擔保價值的上升而使貸款增加正當化的作用。而且，從80年代初就開始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特別是存款利率的自由化，使通過積累高利息存款積極推動融資成為可能。事實上，80年代的日本銀行貸款以每年12%左右的高水平持續增加。僅僅都市銀行的貸款，在泡沫時期就增加了約80萬億日元。結果導致這一余額占GDP之比大約上漲了18個百分點，達到了48%。初步估算一下，這個增長率，可以與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問題產生的原因即該國在過去十年內住房貸款和消費者貸款的合計總額占GDP比重的增加率（約為20%）相匹敵。

其次，股價的上漲，通過國內外資本市場使日本的骨干企業能夠以極低的價格（某些場合下甚至是負成本）實現資本配置。

廣場協議范文2

[關鍵詞]廣場協議；泡沫經濟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4-001-02

20世紀80年代，美國面臨著財政和貿易的“雙赤字”。日本的出口自然被看作是引起美國經常收支赤字的元兇。1985年9月，美國在發達國家財政部長、央行行長會議（G5）上促成簽訂了“廣場協議”，圖消除貿易的不平衡。以廣場會議為契機，日元匯率從1985年9月的250日元兌1美元一路上升至1995年4月的80日元（如圖所示）。

針對日元的升值，日本政府大幅度、持續放松銀根，實行超低利率的寬松貨幣政策，使得日本經濟發展不但沒有停滯，反而出現了持續的增長。但是，日本在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下積累了大量“經濟泡沫”，90年代初泡沫破滅后，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蕭條。

一、“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的影響

“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到底產生了多大的影響，這是不可估測和量化的，學術界也對此也充滿了爭議。目前，國內外學者對“廣場協議”的研究中，針對“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產生的影響，大致可以概括為三種觀點。

（一）“廣場協議”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經濟蕭條的主要原因

麥金農認為，正是“廣場協議”讓日本患上了“日元升值綜合癥”――由于日元升值導致了通縮和持續衰退。“廣場協議”后，一方面美元相對貶值，導致日本持有的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嚴重縮水；日元升值又惡化了貿易條件，傳統商品的出口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為了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采取超低利率的寬松貨幣政策，使得剩余資金大量涌向股市和房地產等非生產性工具，從而形成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經濟。

（二）“廣場協議”導致了日元升值，但其并不是日本經濟蕭條的核心原因

1985年9月，日元/美元匯率在1美元兌250日元左右，到1995年4月，最高峰達到1美元兌80日元，美元兌日元貶值達68%。為此，“廣場協議”在國際匯率協同調整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日元升值導致日本經濟“一沉到底”是缺乏依據的。亞洲開發銀行（ADB）行長黑田東彥（2004）認為日本經濟蕭條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失當；陳功（2005）認為日本經濟蕭條的原因在于產業結構沒有及時調整和勞動力成本急劇攀升，造成了日本的經濟結構失衡。黃曉龍（2007）認為日本經濟蕭條的原因在于金融系統的內在缺陷，企業系統和金融系統存在嚴重的效率沖突。

（三）“廣場協議”并非日元升值的原因，也非日本金融困境的根本原因

20世紀80年代，日本制造業的迅速崛起，巨額的貿易順差本身就使得日元被低估，日本匯率不可維持，升值只是時間的問題。早在1971年日本就面臨著“尼克松沖擊”帶來的升值壓力。黃吳（2003）指出1985年的“廣場協議”是日元升值壓力下的國際經濟政治協調的具體體現，并不是日元升值的根本原因，“升值恐懼癥”更多反映了出口依賴型體質的心理。

二、日本經濟泡沫的產生

一般來說，經濟都按照繁榮物價上漲金融緊縮衰退的形式循環，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和破滅也莫過于此。日本戰后經濟的繁榮，在內外部共同作用下日元升值一觸即發，“廣場協議”后擴張性的金融財政政策必將招致投機熱潮，1991年金融財政共同收緊，泡沫破滅。

日本戰后經濟從高速增長到平成蕭條一般分為三個階段：1.1955～1973年，高速增長期；2.穩定增長期和泡沫經濟期，1974～1991年，3.泡沫崩潰后的蕭條期，1991年后。在高速增長期，日本經濟每年的平均增長率保持在9.3%的高水平。而在穩定增長期和泡沫經濟期，其平均每年的增長率僅為3.7%，增長速度筆記高速增長期的一半。其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在于受到兩次巨大的外部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支柱的轉變。

（一）“尼克松沖擊”和第一次石油危機

1971年8月，美國尼克松總統發表了“經濟緊急對策”，宣告了停止美元兌換黃金，作為通脹對策。該年12月，史密森協議嘗通過多國間調整維持固定匯率制，日元被迫升值到1美元=308日元。雖然該匯率沒能維持下來，但人們對于日元升值抱有強烈的危機感，政府作為景氣對策采用了擴張性財政金融政策。基于這一政策，國內的貨幣供給開始增加。

1972年，田中角榮首發表了《日本列島改造論》，圖以新干線的架設、高速公路的建設等公共事業為杠桿，消除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的經濟差距。正值公共事業的擴大和開發高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爆發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以為緩解通脹而采取的金融緊縮政策為轉折點，日本經濟開始面臨嚴重的蕭條局面。1974年，日本經濟增長率在戰后首次出現了負增長，即使在擺脫了石油危機的直接影響之后，企業的設備投資欲望依舊沒有復蘇的跡象。

（二）支撐內部經濟增長的基礎條件變化

進入高速增長期以來，日本“通過恢復實現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了”。1960年12月，池田內閣宣布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經濟的增長方式開始改變，由通過戰后公共事業的建設來帶動增長，轉變為通過將技術成果商品化來牽引旺盛的民間設備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這一時期，日本大量進口先進設備和西方管理技術，使得社會生產率提高和企業規模擴大。生產率的提高帶動了工資提高，需求擴大，物價的上漲。企業規模擴大，使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城市人口的擴張進一步帶動了消費需求。

然而，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滯漲。一方面，企業不得不“減量經營”，通過節省能源、盡可能雇傭較少的勞動力（減少正規員工，雇傭非正式員工）來降低成產成本。另一方面，農村轉入城市的勞動人口對耐用品（如彩電）的消費需求逐漸飽和。日本經濟不能再靠設備投資和消費需求帶動增長。但是，正是石油危機使得節省能源的日本汽車開始占領美國市場。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擴大了美日間的貿易差額，加劇了美日間的貿易摩擦。

（三）前川報告，擴張性的金融財政政策

以“廣場協議”為契機，日元迅速走高。但是，由于J曲線的效應，以美元結算，出口額反而上升了，壓制經常收支赤字的效果也沒有顯現出來。盡管出口產業美元收入增加，但是由于以日元結算的出口額減少，陷入了核算惡化的諷刺局面，不要說消除貿易摩擦了，就連國內也發生了嚴重的日元升值蕭條問題。

在這樣的形式下，政府成立了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詢機構，并于1986年發表了呼吁擴大內需和開放市場的報告（前川報告）。這一報告可以說是針對美國圍繞貿易摩擦進行的批評、要求做出的回答。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中寫道，當時日美貿易不均衡已成為日美之間的一大政治為題，美國再三要求日本“擴大內需”。土地上漲、稅收增加、財政支出擴大，結果造成日本國內市場流動性大量過剩。

（四）政策轉換的時滯性和沒有及時實施金融緊縮政策

日本銀行為了改善經常收支不平衡，抑制超過預期的急速的日元升值，于1986年1月從將5%官方利率下調到4.5%開始著手，實施階段性金融緩和政策，最終于1987年2月，下調到戰后最低水平2.5%。事后，從1986年開始，持續4年的低速增長來看，政府的金融財政政策還是有一定效果的。但由于政策轉換的時滯性，導致了地價、股價的急速上升。實際上政府和銀行在1987年已經能看出資產大幅度的上漲，但并沒有及時采取金融緊縮政策關鍵在于，究竟怎樣才算是泡沫，這個問題本身很難界定。泡沫經濟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人們沒有察覺價格上有什么不對，要是真有一套客觀標準擺在那兒，現在也不會發生這些問題了。可現實是，每隔10年世界上就會出現一次大規模的泡沫經濟。

泡沫可以避免嗎？日本經濟在繁榮之后衰退，是符合經濟周期規律的。在內外部的共同作用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只能緩和經濟衰退的速度。池田信夫認為，泡沫經濟是金融自由化的產物，向金融自由化轉型的國家都會遭遇泡沫經濟，日本不是例外。08年金融危機就是美國經濟泡沫的破滅。

三、“廣場協議”帶給人民幣升值的啟示和教訓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匯率改革方案。此次改革帶來的升值預期使不少學者擔心中國可能重蹈日本覆轍。誠然，人民幣匯價自7月21日調整以來，仍然在嚴格的控制之下，升值幅度很小――不足3%，遠遠低于美國批評者喋喋不休地要求的20-25%的升值幅度。但是，這次匯價調整行動卻發出了一個信號：在實現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的姿態下，人民幣的進一步升值成為可能。雖然今日的中國，和當年的日本所面對的情況有所不同，但是從“廣場協議”前后美日間的政策博弈中，我們可以得到很多啟示和教訓。

（一）本幣升值是外部壓力和內部經濟發展的共同要求

05年，中國放棄實行了10多年的固定匯率，這種積極自愿態度為人民幣升值爭取到了主動性和調整時間。漸進有序的升值有效地避免了貿易摩擦加劇導致最終急速被動升值的后果。

（二）經濟衰退是順應經濟周期規律的，經濟政策只能加速或減緩泡沫的產生和破滅

雖然麥金農認為日本超寬松的金融財政政策，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了“零利率流動性”陷阱。但事實，日本在1986年經濟出現復蘇跡象，并持續多年低速增長，說明零利率和量化寬松政策還是有一定效果的。中國政府在實施政策時，應多關注通貨膨脹率，尤其是資產市場（房市和股市）；并兼顧穩定原料價格，避免成本型通貨膨脹。攜夫人一行訪問俄羅斯和非洲其目的之一就是穩定原材料的來源與價格，為人民幣升值積極尋找出路。另外，還應正確對待政策實施的時滯性與連貫性。

（三）調整出口產業的結構模式

廣場協議范文3

甲方（承租方）

乙方（出租方）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及其他法律 、法規之規定，在平等、自愿、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甲乙雙方就本廣告位的租賃達成如下協議：

第一條 廣告位基本情況：

1、廣告牌位置：___________ ___ ______ （詳見附圖）

2、廣告牌規格：_______________ _____

3、廣告牌制作材料：鋼骨架、面貼鍍鋅鐵皮

第二條 租賃期限：

該廣告位租賃期為一年，即從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以實際時間為準）

第三條 合同總額和付款方式：

1、 廣告牌租賃費總金額共計人民幣： （不含稅）

2、 廣告牌租賃費支付時間和支付方式：合同簽訂后一個月內甲方即付清廣告租賃費用。

第四條 雙方責權：

（一）甲方責任：

1、甲方須及時提供乙方報批報建所需的文件資料，否則因此引發的一切責任乙方概不負責。

2、甲方有權決定廣告內容，但必須保證其真實性、合法性。

3、甲方須及時向乙方繳交廣告牌租金。

（二）乙方責任：

1、乙方應遵守廣告、制作的有關規定，一切制作、報批手續及費用都由乙方自行承擔。

2、廣告牌制作材料、施工費等一切費用由乙方自行解決和支付，施工安裝均需達到安全生產要求及廣告牌美觀、完整。乙方負責廣告牌硬件的維修和保養工作。廣告牌若出現損壞，乙方應于三天內修復。

（三） 租用期內，甲、乙雙方不能無故終止合同，但如因市政或城市規劃要求等原因導致甲方廣告位不能使用時，則雙方不負責任何賠償責任，其租金乙方按甲方所租用實際時間計算退回甲方。如果雙方同意移址重建，另簽補充合同。

（四） 如因臺風、地震等不可抗力造成雙方不能履行合約的，雙方免責。

第五條 租賃期滿：

租賃期滿后，本合同即終止，甲方對此廣告位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租賃權。如甲方續租，須提前兩個月向乙方提出申請。

第六條 違約責任：

雙方簽訂合同必須信守，任何一方違反本合同的規定，違約方需按當年度租金的20%作為違約金支付給守約方。

第七條 其他：

1、本合同未盡事宜由雙方共同協商解決，并簽訂補充合同，補充合同與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補充合同為準，補充合同與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持壹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甲乙雙方簽字、蓋章后生效。

甲 方（章）

乙 方（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

廣場協議范文4

租賃方：（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在平等、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就乙方租賃甲方樓頂制作廣告牌達成如下協議：

一、甲方將樓頂場地約40m×8m，租賃給乙方做廣告牌。甲方保證乙方在租賃場地的使用權。租賃期間，如該建筑物所有權或使用權發生變動，甲方應提前三個月告知乙方，并協助乙方做好過渡手續。

二、廣告牌自身高度不超過8m，廣告內容、制作、必須符合國家及本地區相關廣告的規定。

三、乙方在廣告牌制作、安裝時必須確保安全，并且作經常性的維護。廣告牌施工過程中要做防漏處理，因廣告牌施工引起的漏水問題由乙方及時修復。

四、廣告位場地租用時間為每年租金整，本合同簽訂時乙方一次性付清第一年度租金，以后每年在7月1日前付清下一年租金。逾期支付租賃金則向甲方支付每日千分之三的違約金。

五、本合同租賃期滿，如甲方繼續對外出租的話，乙方享有優先的租賃權。在合同期內，如遇政策或其它不可抗力原因需終止合同的，租賃費按乙方實際租賃時間計算。

六、甲方提供乙方廣告期間的所需電源。電費按電力部門對甲方收費標準計價，乙方每月向甲方支付電費，不得拖欠。逾期支付電費的，則向甲方支付每日千分之三的違約金，甲方并可采取停電方式追討電費。

七、本合同自雙方簽字生效。在執行過程中如有爭議，雙方協商，協商不成，雙方均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訴訟。

八、本合同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具同等效力。

甲方（公章）：_________ 乙方（公章）：_________

廣場協議范文5

【摘要】目的：結合臨床實踐經驗，開展子宮異常出血的激光、內鏡聯合治療臨床分析。方法：選取2007年1月-2009年12月期間，我院收治的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患者134例為研究對象，采用總結回顧分析法，將研究對象的病例資料、臨床治療資料等搜集整理，并對其進行研究，并與經治醫師、責任護士共同探討病例，總結激光聯合內鏡治療功能性子宮出血的臨床價值，并評估其遠期療效。采用MicrosoftExcel 2007 建立數據庫，運用SPSS 13. 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結果：治療結果為：恢復正常或減少90例，閉經30例，總體成功120例，成功率為89.55%，14例失敗的患者中，8例患者因癥狀復發施行了全子宮切除手術，最終經病理證實是患有子宮內膜異位癥或纖維瘤。結論：在宮腔鏡的輔助下，采用了子宮內膜激光消融術治療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結果較為滿意，值得臨床推廣應用，同時術者應充分了解手術的禁忌癥，從而提高療效。

【關鍵詞】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 激光 宮腔鏡 婦產科疾病

功能失調性子宮異常出血發病率為20% ~22%，其中50%發生于圍絕經期，是婦產科門急診的常見病［1］。隨著醫學科技的不斷發展，激光聯合內鏡用于治療婦產科疾病的優越性不僅日趨受到重視，而且也在臨床開展應用，筆者選取我院患者為研究對象，開展如下研究，探討激光聯合內鏡治療子宮異常出血的臨床價值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選取2007年1月-2009年12月期間，我院收治的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患者134例為研究對象，為良性月經過多，均無生育要求，年齡31~54歲，平均（42.32±2.31）歲，病程0.5~10年。

1.2 研究方法 采用總結回顧分析法，將研究對象的病例資料、臨床治療資料等搜集整理，并對其進行研究，并與經治醫師、責任護士共同探討病例，總結激光聯合內鏡治療功能性子宮出血的臨床價值，并評估其遠期療效。

1.3 治療方法選用子宮內膜激光消融術(endometrial laser ablation，ELA)，即在宮腔鏡下，用激光（Nd：YAG）接觸式對子宮內膜功能層進行消融，之后再用非接觸式對基底層進行補充照射，術中為使患者維持少量月經來潮，而保留子宮峽部的內膜。對所有患者進行1~2年的隨訪，評價激光聯合宮腔鏡治療的遠期療效觀。

1.4 統計學方法采用MicrosoftExcel 2007 建立數據庫，運用SPSS 13. 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分析

治療結果詳見表1， 14例失敗的患者中，8例患者因癥狀復發施行了全子宮切除手術，最終經病理證實是患有子宮內膜異位癥或纖維瘤。

3 討論

異常子宮出血發病原因多樣，是婦科疾病常見的臨床癥狀，長期出血可導致貧血和虛弱，對女性身心健康有著嚴重的影響。其中功能性子宮出血占門診病人的12%［2］，傳統的治療一般采用子宮切除術，而內鏡以及激光技術的成熟，對于功能性子宮出血的治療有了新的療法。

本次研究中，采用了子宮內膜激光消融術，并在宮腔鏡的輔助下完成，結果較為滿意，成功率89.55%。宮腔鏡下，運用激光治療功能性子宮出血，術中對內膜息肉、粘膜下小肌瘤用激光去除，不僅患者在術中完全不出血［4］，而且同時可以防止大量膨宮液進入血管內。 許多臨床研究結果顯示，采用ELA治療功能性子宮出血，無子宮穿孔、計劃外輸血等嚴重的并發癥，既可以使患者保留子宮，又能維持少量的月經，這些都是傳統的子宮切除術所無法實現的［5］。而且通過調查發現，激光消融術較為安全、方便，患者對其更有信心，而且此種方法縮短恢復時間、減少術后發病率、降低衛生保健費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

功能性子宮異常出血的發病病理基礎主要包括以下3方法［3］：①中樞神經系統下丘腦-垂體-卵巢軸的神經內分泌調控失常； ②子宮內膜或肌層局部調控功能異常；③卵巢局部調控機制異常。筆者通過結合自身經驗，并閱讀大量文獻，認為手術的前提，應排除如下患者：嚴重肥胖、嚴重的慢性肝、心瓣膜病、腎疾病以及有移植物、白血病等病癥；內膜異常增生、子宮內膜癌、子宮大于12周妊娠、粘膜下肌瘤大于3cm者。對患者進行隨訪觀察，3例患者進行了重復的激光治療，筆者認為這種重復的增加了子宮切除的危險性，原因為伴有內膜息肉、子宮粘膜下纖維瘤、子宮畸形的存在。這也對確定ELA后的子宮切除率、評估的影響因素有重要參考價值。

總之，采用激光聯合內鏡的方式有著良好的應用前景，已體現出新技術的優越性，而且為臨床婦產科醫生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在一種傳統方法之外，為患者和醫生提供了的新選擇，值得進一步的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 章慶華，胡輝權，諶倫華等，腹腔鏡手術治療婦科休克型腹腔內出血的臨床價值［J］，西部醫學，2010， 22（11）：2083-2084。

［2］ 張麗麗，葛春曉。179例老年婦女絕經后子宮出血或超聲宮腔異常的子宮內膜病變特點［J］，中國微創外科雜志，2011，11（1）：54-55。

［3］ 王敏，宮腔鏡電切術治療異常子宮出血臨床療效分析［J］，中國醫藥指南，2010，8（3）：107-109。

［4］ 張守娥，熊艷英，射頻消融子宮內膜治療功能性子宮出血的臨床研究［J］，中國社區醫師•醫學專業，2011，13（3）：115-116。

［5］ 易偉斌，夏姿芳，胡

桑等，腹腔鏡手術治療婦科急性內出血273例臨床分析［J］，腹腔鏡外科雜志，2010，15（7）：539-540。

廣場協議范文6

[關鍵詞]HJPSO；BP神經網絡；廣義預測控制；單元機組

中圖分類號：C3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15-0348-02

1 引言（Introduction）

大型火電廠單元機組控制對象具有非線性、強耦合、時變，大滯后等特性，當各種擾動作用時會導致控制對象的參數不確定，難以建立準確的模型，屬于復雜難控的大型生產過程。在常規局部控制系統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協調控制系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途徑。

近年來，人工神經網絡為解決非線性控制問題提供了更多的技術手段，人工神經網絡能夠學習與適應不確定系統的動態特性，充分逼近復雜的非線性映射關系，且有較強的魯棒性和泛化能力。其中BP網絡被大量用于系統的模型辨識及控制上[1]；但是其收斂速度慢將難以滿足具有自適應功能的實時控制的要求，為此本文采用基于Hooke-Jeeves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混合算法的BP神經網絡（下文統稱HJPSO-BP網絡）用于建立系統的數學模型。

廣義預測控制（Generalized Predictive Control）是隨著自適應控制的研究而發展起來的一種預測控制方法；它汲取了現代控制理論中的優化控制思想，可以通過廣義的反饋校正消除控制系統的穩態偏差，并用滾動優化取代了傳統的最優控制，從而增強了系統的實時性和抗干擾能力。該算法由模型預測、滾動優化和反饋校等控制策略組成。廣義預測控制作為對其進行修正的新型優化控制方法，大大增強了算法的適用性和魯棒性[2]，近年來收到學術和工程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2 理論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

2.1 基于HJPSO-BP網絡的預測模型（Predictive Model of HJPSO-BP Network）

火電廠鍋爐、汽輪發電機組協調控制系統是一個多變量非線性的復雜控制對象，數學上已經證明一個前向3層神經網絡可以實現任何非線性映射，可以逼近任何復雜的函數。因此本文首先建立一個3層BP神經網絡來逼近此被控對象。

BP學習算法的基本原理是梯度最速下降法，它的中心思想是調整權值使網絡總的誤差最小，也就是采用梯度搜索技術，以期使網絡的實際輸出值的誤差均方值為最小[3]。本文提出HJPSO-BP算法來優化BP神經網絡，有效地克服了BP神經網絡易陷入局部極值的缺點，提高了BP算法的預測精度和收斂速度。利用HJ算法的強收斂能力來提高PSO的收斂速度和求解精度，利用PSO算法的全局收斂性能給HJ算法提供一個好的初始值，保證HJ算法的收斂效果[4] [5]。利用PSO算法的逼近能力搜索得到一個接近最優位置向量作為BP神經網絡的初始權值和閾值，使用BP算法根據這些權值和閾值進一步尋優，從而得到網絡權值和閾值的最優值。

粒子群算法描述為，假設在一個D維的目標搜索空間中，有N個粒子組成一個群落，其中第個粒子表示為一個D維的向量，。第i個粒子的“飛行”速度也是一個D維的向量，記為，。第i個粒子迄今為止搜索到的最優位置稱為個體極值，記為，。整個粒子群迄今為止搜索到的最優位置為全局極值，記為在找到這兩個最優值時，粒子根據如下的公式（2.1）和（ 2.2）來更新自己的速度和位置：

（1）

（2）

其中：為慣性權重，和為學習因子，也稱加速常數（acceleration constant），和為[0，1]范圍內的均勻隨機數。混合粒子群算法的步驟（HJPSO-BP）

步驟1、建立BP神經網絡結構并初始化設置HJ、PSO算法各參數。

步驟2、計算每個粒子的適應度值并比較，得到Pest和Gbest.。

步驟3 、根據公式（1）、（2）分別計算各微粒新的速度和位置，計算新的粒子適應度值并比較新的Pest和Gbest。

步驟4、將使用PSO所產生的點作為初始值賦給HJ，利用HJ優化PSO的位置。

步驟5、更新并儲存各微粒的個體歷史最優位置和個體歷史最優適應值；更新并儲存微粒群的全局歷史最優位置和全局歷史最優適應值。

步驟6、如果是在全局歷史最優適應值第一次沒能得到改善之前的迭代，則轉至步驟9。

步驟7、啟動HJ法。使用PSO搜索到的20%的較優的點進行局部搜索，若滿足HJ結束條件，將HJ搜索的結果回代到PSO，計算此時粒子的適應度值并記錄Pest和Gbest.。

步驟9、若滿足停止條件（適應值誤差小于設定的適應值誤差限或迭代次數超過最大允許迭代次數），搜索停止，輸出全局歷史最優位置和全局歷史最優適應值為所求結果。否則，返回步驟3繼續搜索。

步驟10、將計算出的最優粒子的位置各維度值作為BP神經網絡的權值和閥值，得到訓練好的BP神經網絡，并預測輸出結果。

2.2 廣義預測控制（Generalized predictive control）

2.2.1 滾動優化（Rolling optimization）

為增強系統的魯棒性，在性能指標函數中考慮了現在時刻的控制u（k）對系統未來時刻的影響，性能指標函數為：

（3）

其中是最大預測時域，是控制時域，是加權常數，是控制增量，是設定值，由神經網絡模型預測得出。

由此對指標函數在每一采樣時刻使用梯度下降法進行優化，便可得出控制律，根據廣義預測控制滾動優化理論，最終控制量可取為：

（4）

其中，采用梯度下降法求取時的優化步長，可借助訓練好的神經網絡的權值和S形函數的導數來求取，。

由此可見，通過用優化滾動方法求取的控制律，與采用丟番圖求解相比減少了計算量，加快了計算速度。

2.2.2 反饋校正（Feedback correction）

預測模型的輸出不可能與實際對象的完全一致，于是通過反饋來對預測模型進行修正。在神經網絡預測控制算法中，每一步都要檢測實際輸出，并與模型輸出加以比較以構成誤差信息，然后以此誤差信息對神經網絡模型進行學習和修正，這一過程可以在線進行，也可以離線進行。為滿足控制系統實時性的要求通常采用在線學習和修正，設實際對象輸出與模型輸出之間的誤差用下式表示：

（5）

則得到反饋校正后模型的預測輸出為

（6）

式中，u為誤差修正系數。

基于混合型HJPSO-BP神經網絡廣義預測控制的在線算法可歸結為如下步驟：

（1） 初始化預測網絡模型及控制器參數。

（2） 采樣被控對象輸入輸出數據，根據（2）式修改網絡權值。

（3） 按（4）式求出控制系列。

（4） 返回第二步。

2.3 控制系統結構（The control system configuration）

如上所述，基于HJPSO-BP神經網絡廣義預測控制，是由HJPSO-BP神經網絡預測模型、優化控制器和反饋校正三部分構成，其結構如圖（1）所示.

3 仿真研究（Simulation Study）

火電廠鍋爐、汽輪發電機組協調控制系統經過合理簡化，可以簡化看作雙輸入雙輸出系統。它的兩個輸入量為：汽輪機調節閥開度指令Ut，鍋爐燃燒率指令Ub；兩個輸出量為：汽輪機主蒸汽壓力Pt和機組實發功率Ne。

300MW火力發電機組在100%、70%負荷工況運行時傳遞函數分別表示如下：

= （11）

= （12）

用基于HJPSO-BP神經網絡廣義預測控制策略對其進行計算機仿真試驗。

分別采用HJPSO-BP算法進行網絡模型訓練與普通BP算法進行網絡模型訓練，對比其誤差曲線如圖2所示：

由圖2可看出采用HJPSO-BP算法進行模型訓練，在速度上較普通BP算法提高很多，經過9步即可使平方誤差達到0.0001。

然后用HJPSO-BP廣義預測控制策略對控制對象進行仿真實驗：

在100%負荷時取采樣周期T=15s（選取的經驗為：，為過渡過程上升到95%的上升時間，通過對功率和系統氣壓的階躍響應分析可得采樣周期），模型長度N=1000，預測時域長度P=3，控制時域長度M=2，控制權矩陣R=[0.8 0.2]，Pt的約束值為0和20Mpa，Ne為0和330MW，取功率設定值Ne=300MW，壓力設定值 Pt=18 Mpa ；

在70%負荷時控制器參數均保持不變，以此來觀察NNGPC的魯棒性，Pt的設定值和約束值保持不變，Ne的設定值為210MW。控制系統的仿真結果如圖3：

采用HJPSO-BP網絡的廣義預測控制策略，機組實發功率Ne和主蒸汽壓力Pt的輸出曲線如圖3所示，其中實線為100%負荷模型時調整控制器參數的輸出曲線，虛線為切換到70%負荷模型且保持控制器參數不變時的輸出曲線。仿真結果表明把HJPSO-BP網絡廣義預測控制運用到單元機組協調控制系統中，可保證快速平穩地跟蹤系統的功率及主蒸汽壓力設定值，且對對象模型的不確定性具有很好的適應性和魯棒性。

為方便清楚的比較HJPSO-BP網絡廣義預測控制的控制效果，下面采用常規PID策略對系統進行控制仿真對比。在100%工況時，UT和UB的PID控制器參數分別設置為：kp1=0.0007，ki1=0.000041，kd1=0.012；kp2=0.1，ki2=0.25，kd2=1.4。Ne和Pt的輸出曲線如圖4實線所示；在70%工況時，PID控制器參數保持不變，以此觀察PID控制的魯棒性及對模型的適配性，此時Ne和Pt的輸出曲線如圖4虛線所示。

由上圖仿真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改變，使得常規PID控制器不能很好的適應模型的變化，Ne和Pt的輸出均出現了較大超調量，同時Ne的調節時間較長，不能迅速跟蹤功率設定值。由此可以看出，常規PID控制的魯棒性較差，而HJPSO-BP廣義預測控制具有更強的魯棒性，且更能適應大型單元機組模型不確定性的要求。

4 結論（Conclusion）

本文針對大型單元機組被控對象的特點，結合協調控制運行中的普遍問題，采用HJPSO算法進行神經網絡模型訓練，利用BP網絡快速完成這種多變量非線性系統的數學模型辨識，同時將訓練好的HJPSO-BP網絡中的參數用于求取廣義預測控制率，這樣避免求解Diophantine方程，減小計算量。仿真結果表明，該方法保證在系統運行中功率和主蒸汽壓力平穩地跟蹤其設定值且具有較好的魯棒性，在單元機組控制中較之常規協調控制策略更加有效。

參考文獻

[1] 孫增圻.智能控制理論與技術[M].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