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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出口論文范文1

[關鍵詞]出口表現發展中國家決定因素

一、引言

2001年世界銀行公布了題為“全球化，增長和貧困：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世界經濟”的報告。該報告中指出，24個發展中國家在不斷融入世界經濟后，其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人均壽命得以增加，教育事業得到發展。除了外國的直接投資，出口是連接這些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的最為重要的渠道之一。通過出口，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企業可以擴大其市場份額并從規模經濟中獲益。本文分為兩部分：首先對有關出口行為決定因素的文獻進行回顧，然后具體解釋出口規模與技術及腦力資本間的聯系。

二、出口的決定因素

經濟學家已經提出一些理論來解釋國際貿易。很長時間以來居于主導地位的范例是代表新古典貿易理論的郝克謝爾——俄林模型。該模型指出，由于特定生產要素的豐裕，國家專門生產和出口本國具有相對成本優勢的產品。

盡管上述理論被廣泛用來解釋國家間的貿易形式，同時此理論對于出口的低水平聚集也提供了有效的解釋。除了以往實證研究認為的具有比較優勢的成本外，規模經濟，完全競爭和技術對于企業和部門來說，決定出口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將在下一節對這兩個基本點進行預測。

1.出口規模

傳統理論多集中于對企業規模和貿易間的關系研究。（Bonaccorsi，1992；Berry，1992）。在以往文獻已經證明，商品生產，出口銷售，應對風險能力，有效資金籌集和管理，財務，研發和營銷渠道等方面產生的規模經濟對出口規模產生積極效應。雖然規模優勢可以促進出口，但并不適用于那些主要面向國內市場的大公司。（Wakelin，1998，第833頁）。

2.研發（R&D），技術能力和（人力）資本

研發對于一些專業供應商來說并不是非常必要的，首先，研發對于出口的重要性在不同部門和國家間存在著差異；其次，研發沒有將產品和加工程序的逐步改進考慮在內，所以只能作為衡量技術的一個因素。這種現象主要存在于沒有設立正式研發部門的中小企業（Brouwer&Kleinknecht，1993），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因為這些企業由于技術變化正處于適應狀態，所以研發水平大都比較低（Kumar&Siddharthan，1994）。

技術能力是指可以提高并管理技能變化的技術，管理和組織的能力。此外，高學歷人才具備一定專業能力，如精通外語能力將更易于與外國客戶建立和維持聯系，而后者將有可能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在成本劣勢與技術和人力資本優勢間可以存在一定的權衡關系。

三、發展中國家出口行為的全球分析

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出口行為對于具有高需求的產品生產是惟一的出路。其實，出口需要結合供應能力及國際營銷渠道等其他因素，同時需要考慮這些因素在出口行為中的重要性程度。

由于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談判，以及由布里頓木材機構提出的旨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而進行的自主改革方案，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貿易壁壘不斷下降，盡管這些談判和改革方案改善了市場準入環境，但是有必要對促進發展中國家的供給能力繼續保持關注。

一般來說，對不同國家的出口行為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在過去的20年內，世界出口增加了將近220%，在東亞和太平洋國家出口增長了720%，而撒哈拉以南國家的出口卻下降了80%（Marcofurgazza，2004）。

世界出口量很少的國家，大都屬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其出口年增長在過去10年均處于負增長狀態。與世界出口大國，如韓國，中國，柬埔寨和越南相比，其年均出口量比后者低15%。因此，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水平仍然保持相對較低水平，在一些情況下甚至停滯不前。

由于出口行為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本文將這些影響因素分為兩類：一類是與貿易伙伴國市場準入條件相關的外部因素，另一類是與供應情況相關的內部因素。外國市場準入條件，除貿易壁壘（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外，競爭因素也有可能受地理因素的影響，除了受到距離的限制外，限制因素也擴展到影響進口需求的其他因素，如具有購買能力的目的市場。

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最近的研究報告中提供了深入處理這些問題的辦法，通過提高改善市場準入條件，促進潛在福利和貿易收益。三十年前關貿總協定成員制定的“臨時”措施，即普遍優惠制（普惠制）和類似的非相互的市場準入程序，現已納入多邊貿易談判中，成為發展世界議程的主要措施。然而，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促進措施對于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行為沒有顯著影響（CaglarOzden&EricReinhardt，2004）。

我們應當注意到，在真實的貿易世界中將關稅作為貿易壁壘，從一開始就不具有普遍性。最明顯的問題在于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削減了附加價值，也造成發展中國家出口價格的削減。

但是，這些發展中國家非常看好的出口行為數據，卻統計顯示出令人失望的下降率。大家認為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發達國家一直進行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間的戰略選擇。另一方面由于這些國家的供應能力完全依靠當地的生產條件，因此影響供給能力的因素包括：有形基礎設施，軟件基礎設施，健全的宏觀調控框架，機構水平，政府政策，以及企業發展。

此外，國外市場準入方面也起到重要影響作用。國外市場準入是指向目標市場銷售商品的自由程度，從而實現銷售。根據國際協會的規定，市場準入受到政治經濟保護主義的約束，國外市場自由度根據“絕對保護主義——絕對自由主義”間的連續區域位置衡量。由于國際上施用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措施，導致這種國外市場自由度大大減小。

關稅是一種強加在進口產品上的間接關稅，通過提高進口產品的價格來減少出口商的競爭力。對于一個經濟運營商而言，關稅在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上對于運輸貨物具有同等影響力，因此，關稅是影響國際價格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說沒有關稅的話，國際價格將會趨同，最終均衡國內和國外市場的價格。

雖然降低關稅一直是世界貿易組織的主要議程，但非關稅貿易壁壘對于最不發達國家來說仍然是一個削弱和破壞貿易的關鍵因素。關稅對價格的影響不會限制進口國本身，但它通過影響出口國，導致進口需求停滯，進而造成虛擬過剩需求。由于出口量的減少，出口國國內形成供應過剩，從而引起出口國國內價格比進口國的價格要低得多。

在此背景下，這個詞條被認為是一國進入外國市場的潛能。正因為“外國市場準入”具有比“市場準入”更廣泛的概念，所以在貿易談判（聯合國貿發會議2005年）中會經常使用。所以，外國市場準入是決定出口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可以直接聯系貿易伙伴國的特點，比如通過購買能力和人口數量來反映國外市場規模，將運輸費用與其國內的運輸費用成正比。

貿易出口論文范文2

1.1參考Chai[8]的研究成果，出口貿易引起的碳排放可以用公式表示為。式（2）中帶撇的變量表示該變量在研究時序內的變化量，等式左邊表示由出口引起的碳排放變化量，右邊的第一項表示我國出口貿易的結構效應，即在總出口額和部門碳排放強度不變的情況下，由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碳排放量變化；第二項為技術效應，即在出口總額與出口結構不變的情況下，由各部門碳排放強度變化引起的碳排放量變化；第三項表示規模效應，即在出口結構和部門碳排放強度不變的情況下，由出口總額變化帶來的碳排放量變化。

1.2數據來源與處理本文中的工業分行業增加值、分行業能源消耗量以及出口貿易總額數據均來源于2005年、2009年和2013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分行業出口貿易額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要說明的是這里的分行業出口貿易額選取的是大中型工業企業的出口貿易額。為了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分別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平減出口貿易額和工業增加值數據。鑒于統計口徑的不一致及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借鑒前人文獻的分類方法，將中國主要工業分類歸并調整為14個行業，具體如表1所示。

1.3行業碳排放量測算為計算各主要工業行業的碳排放強度數據，進而計算出口貿易影響碳排放的技術效應，有必要經測算獲得各工業行業的行業碳排放量數據。本文將采用方程（3）所示的計算公式，通過一次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系數來估算各主要工業行業一次能源消費活動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C為行業碳排放量，E表示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氣）的行業消費量，F為一次能源的碳排放系數。通過搜集不同機構研究確定的能源碳排放系數，取其平均值，確定煤炭、石油和天然氣能源的碳排放系數F分別為0.728，0.549，0.416。

2出口貿易對碳排放量影響的因素分解分析

2.1結構效應根據模型（2）的計算方法，將2008年相對2004年、2012年相對2008年各主要工業行業的出口份額變化量，分別與2004年和2008年該行業的碳排放量相乘，加總后即得到出口規模和碳排放強度不變的情況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兩個計算期內，主要工業行業由于出口結構變動而引起的碳排放量變化，計算結果如圖1、圖2和圖3所示。由圖1、圖2和圖3可以看出，在第一個計算期內，我國工業行業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出口份額下降較多的行業有服裝鞋帽制造業和紡織業，由此帶來的碳減排量分別為142.002萬噸和1536.27萬噸。值得注意的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出口份額的減少量雖然不是最多的，但其對我國工業碳排放量的增加發揮了最大的抑制作用，減排量為299.28萬噸，此外，一些加工制造業出口份額的小幅降低也為碳減排起到了積極作用。出口份額增長較快的行業包括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和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其中，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與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屬于技術密集型產業，這種行業的能源利用率高且碳排放量低，即使出口份額增長很快，帶來的碳排放量占總量的比重并不大。而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是加工制造行業，由該行業出口份額變動帶來的碳排放增量最多，多達21006.23萬噸。總的來看，在2003～2007年這一計算期內，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使碳排放量增加了20140.03萬噸，結構效應為正。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工業行業的出口貿易結構處于從輕紡制品行業向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品行業轉變的過渡階段，出口商品結構已經在朝著清潔化的方向發展。從圖4、圖5和圖6可以看出，在第二個計算期內，出口份額增長較快的行業有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和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在這些年里逐步發展了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品的出口，由此帶來的碳排放增量分別為819.425萬噸、154.5555萬噸和274.29萬噸。由于這些行業本身屬于技術密集型的低碳行業，所以由此引起的碳排放增量并沒有對環境造成很大影響。出口份額減少的行業包括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金屬制品業，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和煤炭、石油、天然氣開采業，其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出口份額的調整對降低碳排放做出了巨大貢獻，碳排放量減少了17810.1萬噸。2007～2011年處于“十一五”規劃期間，總的來看，在這一計算期內，工業行業出口結構不斷向低碳低能耗轉變，工業行業的碳減排起到了成效，減排量為167.81萬噸，結構效應為負。由此可以說明，此計算期內，我國始終堅持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為主的出口結構，把減少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作為優化出口產業結構的主要方向。結合這兩個計算期來看，在第一個計算期內，我國初步確立了工業碳減排意識，但減排成效尚不明顯。在第二個計算期內，各主要工業行業已基本實現了向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結構轉變，并取得了較顯著的碳減排成效。

2.2技術效應碳排放強度也稱碳強度，是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該指標主要是用來衡量一國經濟同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如果一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說明該國就實現了一個低碳的發展模式。鑒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各主要工業行業，因此這里的碳強度是指單位工業增加值中包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據模型（2）的計算方法，結合兩個計算期各主要工業行業的行業出口額與碳排放強度變化量，二者相乘再加總便可得出主要工業行業出口對碳排放影響的技術效應，計算結果如圖7、圖8和圖9所示。由圖7、圖8和圖9中的碳強度數據可知，2004～2008年和2008～2012年兩個計算期內，碳排放強度都較大的行業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其制品和造紙印刷及文體用品制造業，這些高碳排放行業以資源密集型和加工制造行業為主，其生產效率和排污處理水平較低，伴隨著能源消耗而產生的碳排放量也較大。碳強度維持在較低水平的清潔型工業行業主要包括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服裝鞋帽制造業和金屬制品業。總的來看，各主要工業行業的碳排放強度總體呈下降趨勢，其中資源密集型和重度污染行業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和化學原料及其制品和醫藥制造業表現尤為顯著。具體而言，第一個計算期內碳強度下降最多的行業依次為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和化學原料及其制品和醫藥制造業，由此帶來的碳排放量分別減少了191.1萬噸，215.83萬噸，34.01萬噸，295.23萬噸和327.04萬噸。在第二個計算期內，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仍保持著碳排放強度的大幅減少并躍居減幅量首位，給工業行業碳減排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到第二個計算期結束，14個主要工業行業中有13個行業的碳強度水平已經降低到每億元1萬噸以下，表明我國在節能技術上的進步，使得工業行業獲得了良好的減排效果，一些行業如各類機械、設備和器材制造行業的碳排放強度已經接近每萬噸0萬噸。綜上所述，由于碳排放強度的變化，在第一個計算期內碳排放量減少了1233.08萬噸，技術效應為負，在第二個計算期內碳排放量減少了1809.81萬噸，技術效應為負。這說明在過去這兩個計算期內，我國工業生產的環境保護意識明顯增強了，工業生產的節能減排技術得到了大力的發展與應用，對國家的碳減排和環境保護起到了積極作用。

2.3規模效應根據模型（2）的計算方法，將2008年相對2004年、2012年相對2008年各主要工業行業的出口增長率，分別與2004年和2008年該行業的碳排放量相乘，加總后即得到出口結構和碳排放強度不變的情況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兩個計算期內，主要工業行業由于出口規模變動而引起的碳排放量變化，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在第一個計算期內，除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外，其余主要工業行業的出口規模都大幅增加，其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出口增長率均超過了100%，通信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更是高達730.01%。因而在該計算期內，由于出口規模的變動而帶來的碳排放增量大大超過減排量，總計2230144.01萬噸，規模效應為正，但一些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品行業的出口行業的出口規模顯示出大幅度的增加。在2007～2011年也即第二個計算期間，各主要工業行業的出口規模均大幅縮小，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金屬制品業和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其出口增長率分別下降至-60.02%、-64.07%、-1.80%和-18.51%，由此帶來的碳排放減量分別為792701.55萬噸、37204.81萬噸、352.78萬噸和339860.07萬噸，為工業碳減排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此計算期內，主要工業行業碳排放減少了204136.20萬噸，規模效應為負，說明“十一五”期間，我國工業堅持走信息化道路，擴展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品行業的出口，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加強了排污控制，工業碳減排取得了顯著成效。3.4總效應綜合來看，主要工業行業出口貿易的碳排放量變化是出口結構、生產技術和出口規模共同作用的結果。由表3可知，在第一個計算期內，主要工業行業出口對碳排放影響的總效應為正，其中出口規模的擴大是導致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技術進步給碳減排帶來了積極作用，結構效應雖為正，但結合上述分析可知出口結構已經處于向低能耗、低碳排放的清潔化方向轉型的過程中。在第二個計算期內，總效應為負，其中出口規模的減小是導致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技術進步是減少碳排放的關鍵因素，出口結構的變化給碳減排起到了積極作用。

3結論與建議

貿易出口論文范文3

1.1資源優勢。安徽省面積約14萬平方公里，平原面積占全省總面積的31%，丘陵和中低山地占全省總面積的61%，水面和其他用地占8%，地形地貌較為復雜。安徽省承東啟西、連南接北，位居長江三角洲腹地，為承接沿海發達地區經濟輻射和產業轉移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條件。其次，安徽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為芝麻生產和芝麻加工提供了足夠的人力資源保障。

1.2種子選育技術優勢。安徽省種植的芝麻品種總體歸為3類，地方品種、引進外省品種和自育品種。近年來，一些高產優勢芝麻品種不斷被挖掘，安徽省自育品種品質也逐漸提升，這是芝麻單產連年增加的一個主要因素。

2安徽省芝麻出口的不利因素

2.1種植面積不斷縮小。油料作物的種植面積連年減少，而芝麻的種植面積也不斷縮水。最新統計數據，2012年芝麻的種植面積減少到45.67千公頃，占油料作物播種面積的5.4%。

2.2價格高，市場小近年來，由于國內需求的不斷上升，芝麻采購價不斷上升。芝麻的國內價格不斷攀升，以至于芝麻制品的原料成本不斷上揚，許多食品加工廠考慮成本、利潤，不得不調整生產配方，限制芝麻原料的采購。安徽省芝麻產品類型較為豐富。2013年安徽省芝麻創匯約5618萬美元，占全國芝麻出口1/3還強，但經外貿分析網統計發現，安徽省芝麻出口相對集中，近年來主要的芝麻制品出口貿易公司出口到韓國的芝麻及芝麻制品占到90%。

3質量安全問題

近年來，農田中氮肥的使用量在增長，逐漸超出農作物生長最適宜的量，許多農戶不懂種植管理過程中多種營養元素配比平衡，導致氮肥用量過多且不能被農作物完全吸收，不僅使產品質量嚴重受損，而且使得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

4對策分析

4.1培育優良良種，改善加工工藝合理密植可以增加單位面積上的株數，擴大芝麻葉充分利用陽光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芝麻單位面積產量、含油量。另外，推廣芝麻新品種，可以減少化肥農藥的使用量，提升安徽省芝麻的品質，減少勞動力投入及管理。在加工工藝方面。采取綜合利用，統籌兼顧的方法，不斷創新突破，引進國外先進加工技術與工藝，形成適合自身的一系列先進完善的加工體系。

貿易出口論文范文4

關鍵詞：技術性貿易壁壘市場準入出口成本市場時機

一、技術性貿易壁壘

技術性貿易壁壘(TBT)是指一國以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生態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保證產品質量為由，采取一些強制性或非強制性的技術性措施，從而給他國商品和服務自由進入該國市場設置障礙。TBT措施對國際貿易的影響越來越大，也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產生了負面影響。

二、TBT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1.TBT在市場準入方面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嚴格的市場準入條件限制了我國商品的出口。發達國家憑借經濟和技術優勢，不僅制定了嚴格的法規和苛刻的技術標準，還實行嚴格且繁瑣的進口檢疫制度，抬高了市場準入的“門檻”，使我國許多產品無法進入國際市場。

(1)技術標準、法規方面。進口國主要是通過制定高標準來阻止外國商品的進口。這些標準，往往帶有歧視性。通過這些方法制定的TBT得以阻礙我國商品進口的例子屢見不鮮，如由于大米市場的疲軟，日本對中國大米進行104項藥殘和農殘檢測，不但技術指標項目多，而且檢測手段也相當繁雜，而對市場上國內生產的其他部分產品卻沒有如此多項的檢測。

(2)商品包裝、標簽方面。有關包裝和標簽的規定也限制了我國商品的出口，很多國家規定包裝和標簽不合格的進口產品禁止進口。其中發達國家對進口產品的包裝材料、包裝形式、標簽,甚至包裝的形狀都有嚴格的規定,差異很大,使我們難以應付。例如:我國農副產品加工行業起步較晚,產品的標簽及包裝水平不高,為了符合進口國的規定,避免進口限制,不得不對出口產品重新包裝或改換標簽,增加了生產成本,削弱了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

(3)認證和合格評定方面

目前，很多國家都制定了產品質量認證制度和合格評定標準。從整體上看，美、日、歐盟的認證制度最為完善，也是阻止出口商品進入其市場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進入歐盟市場的產品必須至少達到下列三個條件之一:符合歐洲標準EN;取得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認證標志;與人身安全有關的產品，要取得歐盟安全認證標志CE;取得IS09000合格證書。所有這些苛刻、繁瑣的產品質量認證制度和合格評定標準無疑限制了我國產品的出口。

2.TBT在出口成本方面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TBT對出口企業最大的影響是“提高成本”。有些技術壁壘如認證認可制度、檢驗程序與檢驗標準，雖然并不對產品市場準入直接設限，但為了滿足實施技術壁壘國家的要求和克服TBT對出口的不利影響，我國的出口企業被迫投入大量的人、財、物力，增加了出口產品的成本，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失去比較價格優勢，國際競爭力大大削弱。

(1)認證認可制度方面。我國的出口產品若想打入進口國市場，就必須取得該進口國或國際通行的認證標志，為了取得相關認證標志，這些企業往往要花費高昂的認證費用由國外認證機構主證，增加了我國產品的出口成本。(2)檢驗程序方面。TBT的實施涉及到產品生產的各個環節。它要求將環境科學、生態科學的原理運用到產品的生產、加工、儲藏、運輸、使用、銷毀等環節中去，形成一個完整的、無公害、無污染的環境管理體系。而我國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測試評價方法，檢驗設備陳舊、技術標準落后，為了達到進口國的標準，很多出口企業在設備、人才等方面投入巨大，大大增加了出口成本。同時，我國認證體制的不完善使得同一產品進入不同國家市場要多次重復檢驗并為此承擔昂貴的檢驗費用。

此外，苛刻的檢驗標準也是我國出口企業面前一道難以逾越的技術壁壘。

3.TBT在市場時機方面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1)過程性TBT。它是特指對出口產品的影響已經從其本身的性能、質量標準，發展到覆蓋產品生產、加工、運輸等全過程的TBT。進口國市場對進口產品進行項目繁多的檢查，只要有一項不合格，便禁止進口。

(2)檢驗時間過長。一些國家通過延長檢驗時間，拖延產品進入的市場時機。如日本《家畜傳染病預防實施細則》規定，日本允許進口部分活家畜，但要經過1～4個月的申報，產品出口前需要隔離35天，到岸后實行逐個體檢，需耗時10天～15天。

(3)收集信息方面。鑒于TBT的隱蔽性和靈活性，以及我國信息系統的欠發達。我國很多出口企業往往對進口國技術限制缺乏了解，這使得它們延誤市場時機而造成大量損失。

(4)技術創新和技術引進方面。我國大量的外向型企業多是通過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結合企業情況而獲得了后發優勢。而始創于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在擴散中存在必然的“時滯”，這些創新國家往往利用這種技術傳播的“時滯”來構筑TBT。

我們應增強危機感與緊迫感,密切關注全球經濟走勢,加快我國相關技術標準法律法規的建設,并大力推廣國際標準,改善國內企業的生產管理水平,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加速國內技術創新,削減國際貿易中技術性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產品的負面影響,提高我國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良好發展。

參考文獻:

[1]宋明順:WTO《貿易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規則、實踐及對策[M].中國計量出版社,2002年

[2]高茂云:技術壁壘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和對策[J].警官教育論壇,2005年

貿易出口論文范文5

傾銷本是一種不公平的競爭手段，在客觀上都對進口國國內產業造成一定的損害或威脅。因此，WTO及其前身GATT都制定并完善反傾銷協議，各國也制定自己的反傾銷法規，對傾銷行為進行打擊，以維護公平貿易秩序。但由于反傾銷協議本身存在一些不合理性，使許多國家以反傾銷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濫用反傾銷措施進行貿易保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出口額的擴大，國外對華反傾銷指控也越來越多，迄今已有480起，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00億美元以上，從而嚴重阻礙了我國出口貿易。

一、對華反傾銷的發展態勢

1、反傾銷訴訟的次數日益增多。自1979年歐盟首次對我國出口的糖精鈉提起反傾銷訴訟后，西方國家對我國出口商品實施的反傾銷措施便層出不窮，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對華反傾銷的指控更有愈演愈烈之勢。歐盟僅在1996-1997年上半年就發動了10起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美國在1999年6月開始對中國濃縮蘋果汁征收反傾銷稅，8月中旬又指控中國鋼材對美傾銷。2000年，國外對中國大宗出口商品反傾銷案件多達38起。我國入世后，隨著國際貿易的拓展，國外對華反傾銷的勢頭有增無減。

2、被訴傾銷產品的范圍不斷擴大。近些年來，西方國家只要認為危害或將要危害到本國競爭力差的產品，都可以列為反傾銷產品的范圍。被訴產品從最初的輕工、紡織等傳統商品，擴大到機械、電子等新興出口商品，總計有4000多種商品。尤其是美國的特別301條款和超級301條款，相繼把保護的范圍由一般商品擴展到勞務、投資、知識產權等，其可訴的范圍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3、征收反傾銷稅的稅率明顯提高。西方一些國家對我國征收的反傾銷稅稅率非常高，征收幅度低則百分之十幾，高則達百分之百甚至上千。1997年7月，美國商務部對我國幾家企業出口小龍蝦征收的反傾銷稅稅率平均為122.9%，最低的是91.5%，最高的是156.7%。而墨西哥對我國出口商品征收100%以上的稅率的就有：家電129%，自行車144%，玩具315%，服裝537%，有機化學產品673%，鞋類競高達1105%。面對如此高的稅率，無論哪家企業都無法承受，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將被迫從該市場完全退出。

4、實施反傾銷帶有很強的歧視性。根據WTO反傾銷協議，構成傾銷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產品以低于國內的價格或向第三國出口的價格向進口國進行銷售；二是銷售的數量猛增；三是銷售的產品對進口國造成實質性的損害，且這種損害與傾銷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但一些西方國家所確定的傾銷并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有時甚至根本不具備任何傾銷的條件，在確定哪些是傾銷產品方面帶有主觀性。如1998年，歐盟對中國、印度、埃及、印尼和巴基斯坦5國的棉坯布實施反傾銷，征收的平均稅率是12%，但對中國則是征收為期6個月15.7%的臨時反傾銷稅。再如1999年2月，歐盟宣布對中國、印度、墨西哥、波蘭、南非和烏克蘭的綱絲繩和鋼纜征收6個月的懲罰性反傾銷稅，其中南非是33%，而中國則是74.8%。

二、中國屢遭國外反傾銷指控的原因剖析

中國出口商品屢遭國外反傾銷指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國際的，也有國內的；既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既有經濟因素的影響，還有法律因素的制約。綜合來說，國外對中國出口產品實施反傾銷調查的原因有兩類：一是國外因素，二是中國自身的問題。

（一）外因方面

1、“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觀念根深蒂固。盡管我國已經對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美國及歐盟等西方國家不顧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情況，也不考慮1998年歐共體理事會宣布自當年7月1日起，不再將中國作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決定，在反傾銷案件處理中一直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實施了十分苛刻的歧視性政策。例如，對中國外貿企業以“國有”為由，普遍實行單一的反傾銷稅稅率，甚至把對個別企業的反傾銷當成對整個國家來裁決，即一家企業遭受反傾銷，全國同類產品同為被告。又如，采用“參照圖”等不合理做法，以替代國價格作為計算基礎，而在第三國參考價格選取上又別有用心或不負責任。

2、中國對外貿易額的迅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增長，不僅高于同期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而且比世界貿易的平均增長速度高出近8個百分點。這使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1997年進出口總額排名世界第10位，其中出口排名是第9位，進口排名第11位。1999年更進一步，進出口總額排名第9位。2000年實現4743億美元的進出口總額，比上年增長了31.5%，創改革開放20年來進出口總額和增長速度兩個新高。其中出口2492億美元，增長27.8%，進口2251億美元，增長35.8%。全年實現貿易順差241億美元。在此基礎上，2001年外貿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5000億美元大關，其中出口2662億美元，增長6.8%。全年實現貿易順差324億美元，增長34.4%。與此相反，西方國家（除了美國）近年來經濟普遍不景氣，為保護本國產品的國內市場，應付國際收支危機，必然把貿易順差較多的中國列為反傾銷的主要對象之一。

（二）內因方面

1、出口結構失衡。就商品結構而言，我國的出口多為輕工、紡織等勞動密集型商品及機電、電子等低附加值的商品，而這些商品大多是與創造就業機會密切相關的。由于主要出口市場近年來經濟不景氣，失業率上升，進口國政府、工會等出于維持就業的考慮對進口競爭產業實施貿易保護，對進口商品加以限制，因而我國出口的許多商品也就成了其反傾銷的對象。就市場結構而言，我國直接出口和經香港轉口的出口中有65%是以歐美為目標市場的，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對某一地區出口量大且急劇增加勢必對當地市場產生沖擊，而成為反傾銷的對象。如我國金屬鎂產品向歐盟出口，1993年不足100噸，1996年竟達11000噸，如此巨幅的出口量增長，也就難怪歐盟對其實施反傾銷。

2、國際營銷謀略不足。中國出口企業大多缺乏對國際市場的深入調研和總體把握，因而制定的國際營銷戰略往往失誤。一是價格競爭過度。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實行“薄利多銷”的營銷戰略，同行競相壓價，以低價求勝，通過銷售量的擴大來獲利，這就給進口國留下了“低價傾銷”的印象。二是競爭手段單一。中國出口企業單純依賴低價戰略打入國際市場的居多，對非價格競爭手段重視不夠，有時由于缺乏對進口國消費者風俗習慣的了解，不注意口味、款式、包裝等方面的改進和創新，往往使一些“好貨”賣不出“好價錢”。三是缺乏宏觀調控。一些企業未能把握國際市場和進口國行情，及時調整出口商品的價格和數量，致使某些商品大量涌入進口國，增大了對華反傾銷的概率。

3、法律應訴不力。中國出口企業不積極應訴是導致國外對華反傾銷屢屢得手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企業不應訴就是主動放棄法律上對反傾銷案件的知情權和申訴權，降低了者的成本，并誘使國際間的競爭對手對中國企業實施更多的反傾銷，形成連銷反應。1998年以前對華實施反傾銷的國家還主要集中于美國、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等4個發達國家和地區，現在則有近40個國家對我國出口商品提起反傾銷調查，并向印度、墨西哥、智利、南非等一些發展中國家擴展。1994年，美國裁定“中國大蒜傾銷案”之后，方律師看到中國企業不愿應訴，又鼓動美國蜂蜜行業對中國提起反傾銷訴訟；在蜂蜜案進行過程當中，這家律師事務所又說服美國自行車生產企業對中國自行車提出，接下來是蘑菇罐頭，再接下來是靛蘭染料，總共影響中國高達數億美元的出口。

三、應對國外反傾銷的具體措施

“亡羊補牢，猶未晚也。”面對國外反傾銷如此囂張，中國政府部門和出口企業應該密切配合，積極應付。

1、推進經濟改革，摘掉“非市場經濟國家”帽子。在國外反傾銷措施中，對中國“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定位是造成定案的關鍵性技術措施，也是他們對轉軌型國家實施反傾銷的借口。盡管我國已經對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了改革，經濟的自由度、市場的開放度、西方國家所說的私有化程度已經超過某些所謂市場經濟國家，但在實際運行中，政府對企業的干預仍存在，真正的現代企業制度仍沒有建立，所制定的法律法規還沒有完全執行，企業仍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因此，只有進行深層次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摘掉“非市場經濟國家”帽子，才能改變西方國家的看法，取消對中國的一些歧視性規定。

2、主動對外溝通，營造良好貿易環境。反傾銷是由進口國政府或進口國生產商提起，由進口國政府裁決的，指控的對象是出口國的部分或全部向該國出口的企業。反傾銷訴訟雙方的力量是不均衡的，一方是政府，另一方是企業，這是一場不公平的競爭，以企業的力量在反傾銷應訴中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國政府應當積極同外國政府交涉，加強對外宣傳、溝通，同有關國家達成協議，穩定雙邊或多邊貿易關系，為中國企業創建一個有利的貿易環境，從而減少國外對華反傾銷調查，并幫助企業在反傾銷應訴中取得勝利。加入WTO后，一方面可以利用WTO反傾銷協議的一些條款，據理力爭，抵制外國在對華反傾銷案中用歧視性的法律方法處理與我國的貿易爭端；另一方面可以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加以評判，一旦發生爭議，首先在WTO范圍內由當事者雙方進行協商，如果協商不能解決問題，還可根據任何一方的要求成立專家調解組，使爭端的解決不能只聽外國的一面之詞。

3、建立獎懲機制，鼓勵企業積極應訴。首先要建立應對國外反傾銷的協調網絡，發揮我國駐外商務機構的作用，全面調研駐在國的反傾銷法律、法規，隨時跟蹤我國出口商品被進口國反傾銷機構立案調查的情況，以利于國內反傾銷應訴協調機構和行業商會及時有效地組織相關企業積極應訴。其次要建立反傾銷應訴基金，由同類產業部門的企業共同按比例籌集資金，國家也給予一定贊助，建立反傾銷應訴專項基金，用于反傾銷應訴和為企業提供國際市場信息，以解決反傾銷應訴費用巨大，單個企業難以承受的困難。再次要執行“誰應訴，誰受益”的原則，對積極應訴和勝訴的企業，通過采用出口許可證、海關審價以及其他手段給予補貼和獎勵，對不應訴或在應訴中表現消極的企業給予處罰，以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制約機制。

4、加強宏觀調控，制止惡性出口競爭行為。我國許多企業存在非理性出口行為，一旦看準某個國際市場，大家都蜂擁而上，爭當老大，為成交競相壓價，不惜虧損出口。惡性競爭不但毀掉了一些著名品牌，擾亂了外貿出口秩序，也是授人以柄，為國外對華反傾銷提供借口，因此必須加以規范和管理。政府應積極進行宏觀調控，加速建立市場經濟的價格運行機制，從而使西方國家在反傾銷中對中國實行價格歧視失去依據；加強對企業的宏觀調控和協調管理，嚴禁出口企業低價競銷，以避免出口自相殘殺而導致肥水外流；整頓外貿秩序，改革配額招標，打擊害群之馬，加強企業自律。企業要注重出口產品在國外市場的調研工作，了解并掌握其同行對手的生產能力、市場銷量和價格水平，防止一哄而上過量出口；優化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通過降低生產成本來提高產品競爭能力。

5、轉變營銷觀念，實施多元化國際營銷戰略。在商品結構上，要變“以廉取勝”為“以質取勝”。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必須轉變國內“薄利多銷”的營銷戰略，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從長遠看，要加緊體制改革，調整經濟結構，提升產業層次，改善出口構成，提高出口效益。在市場結構上，要變目標市場過于集中為市場多元化。在鞏固現有歐美市場的同時，積極開拓新興的海外市場，尤其要加強對東歐、拉美、非洲、中東等市場的開拓，以降低市場過于集中所帶來的風險，并達到避免反傾銷調查之效。在競爭手段上，要變單純的價格競爭為多種競爭手段并用。如我國出口的茶葉，最初散裝出口每噸售價僅1500美元，后來改成名茶禮品包裝，由于受到客戶歡迎，售價升至9400美元，為原來的6倍多，結果不僅使企業利潤成倍增加，而且避開了國外的反傾銷調查。在經營方式上，要改單純出口商品為直接對外投資。例如，重慶摩托出口到越南，對越南摩托行業沖擊較大，遲早要遭到反傾銷指控。如果我們由單純出口商品轉變為直接對外投資，在越南建立生產基地，繞過其貿易壁壘，以國外生產替代出口，這樣既有利于國內剩余生產能力的轉移，又可提高企業國際化程度。

6、加強財務管理，健全會計資料。在反傾銷調查中，認定企業出口是否存在傾銷行為的基本標準是出口商品的出口價是否低于其正常價值。這就要求企業必須提供完整、規范的會計資料，由此來認定正常價值。目前，有些企業經營行為不規范，管理機制不健全。如在歐盟對中國節能燈反傾銷案中，作為一家全額出口、1999年產銷節能燈340萬只、創匯480萬美元的私營企業江蘇省常州海龍電子燈飾有限公司，就是因為財務制度未與國際市場接軌，竟成了其被判定為非市場經濟的“罪魁禍首”。

貿易出口論文范文6

關鍵詞出口貿易總體戰略戰略地位商品結構市場選擇

1對外貿易的總體戰略

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按商品和勞務流向不同可分為出口貿易、進口貿易和過境貿易。不同國家根據本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要求，結合國內外的客觀環境條件，對國際貿易的發展目標和實現手段，特別是對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或鼓勵或抑制的不同政策，都制訂有各自的戰略規劃，以作為本國對外貿易總的指導思想，即稱對外貿易的總體戰略。

西方經濟學家和一些國際組織，把近幾十年來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采取的對外貿易總體戰略大體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進口替代型戰略。最早實施這種戰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該戰略主要是高筑貿易壁壘，限制進口，通過建立和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替代工業制品的進口，減少對國外經濟的依賴，保護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業。為了解決本國工業發展進口機械設備所需外匯，也出口一定數量的資源型產品和初級產品。

二是出口導向型戰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實施的是這種戰略。該戰略與進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張大力發展外向型的加工業，擴大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這些國家把國際市場作為本國經濟的活動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勵出口貿易的同時，也大量引進外資、技術、進口原料，以彌補內資金和原材料的嚴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戰略。該戰略是上述兩種戰略的結合，把進口貿易與出口貿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過分限制進口，也不過分鼓勵出口。印度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采取過這種戰略。

以上三種戰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區別在于側重點不同：進口替代型把保護、限制進口作為戰略重點，出口導向型把鼓勵出口作為戰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顧，視為同等重要。

我國過去幾十年實行的究竟是何種對外貿易戰略，從來沒有過統一的認識和非常明確的定位。改革開放前談不上貿易戰略這個概念，當時按實際做法是在過分強調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導下，基本上采取了閉關鎖國及幾乎封閉式的進口替代型。至于市場的選擇，更是反復多變、忽而是“東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與國際間的經貿聯系日益加強，對外貿易不斷擴大，但外貿戰略仍然搖擺不定。大體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類似進口替代型與出口導向型相結合的混合戰略；1994年以后，由外經貿部提出了以進出口貿易為基礎，商品、資金、勞務合作與交流的相互滲透和相互協調發展的“大經貿”戰略。這實際是一種內容復雜、實施困難、含糊不清的戰略。加入WTO以后，我國的對外貿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但究竟應該實行什么樣的總體戰略。最后在爭論無果的情況下，又提出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選擇可持續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比較自由的，配以適當保護的綜合戰略”和有管理的可調節的自由貿易政策。這更是一種沒有具體戰略的戰略。

2外貿總體戰略中出口貿易的戰略地位

盡管我國的對外貿易，在過去甚至今后的戰略選擇問題，總是沒有形成過完全統一的認識，但有一點是大家都無可爭辯的，這就是出口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戰略中始終處于主導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僅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關鍵所在，更關系到我國對外開放的前途問題。實踐證明，正是這些年我國堅持了以出口貿易為先導，才以此帶動了進口貿易，推動了對外開放，促進了國民經濟增長，主要表現在：

（1）從外貿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終高于進口依存度。從1990～2005年的16年間，出口貿易依存度有15個年份高于進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為20%以上，最高年超過30%，也就是說我國每年GDP的20％以上來自出口貿易。

（2）從外貿貢獻度方面，出口貿易是國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出口的增長，必然會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根據林毅夫等學者的測算，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外貿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動GDP增長1.0％。而進口貿易，由于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國內市場一直處于供給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貢獻，而且體現為漏損，二者呈負相關，進口每增長10.0％GDP增長為負0.56％。由此可知，我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貿易的大幅增長功不可沒。出口貿易已成為與投資，消費一起拉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尤其在目前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出口這駕馬車顯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長還會刺激消費增加和投資擴大，對后兩駕馬車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貿易是我國換取外匯的重要來源。從1978～2005年我國年出口貿易額由97.5億美元增長到7620億美元，增長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間，除1993年貿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額大于進口額，其中2005年順差超千億美元。多年的貿易順差為我國換取了大量的外匯，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出口的迅速增長，同時也帶動了進口的增長。進口額由1978年的108.8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6601.2億美元，增長了約61倍。

出口貿易能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戰略重點，并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與我國的基本國情及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的。這是因為：首先，出口貿易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需要。實行對外開放，就要大力發展外經貿事業，就要大規模地引進技術設備、利用外資、開展對外工程承包、勞務合作以及多邊、雙邊經濟合作等，所有這一些都需要出口貿易換取的外匯提供資金保證。其次是我國產業結構，乃至整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需要。一方面因為發展出口貿易必須積極發展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這對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貿易也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所需資金創造條件。第三，我國具有發展出口貿易的比較優勢。如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成本優勢，稀有金屬、煤炭等的礦產資源優勢，機電等制成品的工業基礎、生產規模和成熟的國際市場優勢，新開發生產的高科技產品優勢等都比較明顯。

3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的戰略選擇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貿易的物質商品結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發生了兩個明顯的轉變：一是由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產品、礦物燃料產品等為主，工業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別是90年代以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05年初級產品的出口僅占全部出口產品的7.9％，工業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業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為主向精加工型為主的轉變。過去我國出口的工業制成品多屬于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近年來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產品逐漸增多。目前我國出口的幾大類產品中，高科技產品僅次于機電、輕紡排在第三位，而且還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但是目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總體上講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輕紡產品中的絕大部分和機電產品中的相當一部分依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不僅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價格上不去，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和我國國內原材料價格、勞動工資的上升，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優勢也正在減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產品較少，市場競爭力不強。貼牌產品雖然市場看好，但我國付出的成本代價太高。

鑒于目前的現狀，對今后如何進一步優化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筆者認為應根據我國傳統的比較優勢和國際市場的發展趨向，堅持走以輕紡類產品為基礎，以機電類產品為重點，以高新科技產品為發展目標的出口戰略，其內容如下：

3.1以輕紡產品為基礎

輕紡產品是我國的傳統出口商品，輕紡產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國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是我國發展出口貿易的根本所在，特別是紡織服裝、兒童玩具，國內有龐大的生產能力，在國際市場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出口大國的地位不易被撼動，是我國出口戰略的基礎。但是由于我國輕紡產品一般檔次較低、質量較差、名牌較少，競爭力不強，輕紡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國多為歐美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貿易保護措施日趨升溫，對從我國進口的紡織品等歧視性限制逐漸增加，再加上國內成本優勢正在減弱，因此出口形勢依然嚴峻。今后要堅守輕紡產品出口這一根基不被動搖，就必須采取以質取勝、提高質量、提高檔次、創立品牌。3.2以機電產品為重點

把機電產品作為我國出口貿易戰略的重點，不僅這是我國目前出口的第一大類產品，出口額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還在于：一是機電產品中的一些產品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發展機電產品出口，可以改變長期以來我國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狀況，優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二是機電產品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生產規模較大，與國民經濟其他許多部門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加機電產業的發展，也可為其他部門提供更多先進的技術設備，進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三是發達國家由于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國內機電產業出現萎縮，所需機電產品多為進口；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中基礎設施建設規模的迅速擴大，對機電產品，尤其是對成套設備的需求也明顯增加。因此，機電產品的世界市場容量很大，貿易額占世界總貿易額的50%，出口貿易的空間較大。

3.3以高新科技產品為發展目標

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第三次技術革命而出現的計算機等電子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產業，代表著世界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發展的方向。這些新的高科技產業不僅本身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越來越大，同時還通過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產業的技術含量，增加其附加值，從而增強同類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因此下大力氣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及其產品的出口，不僅是我國出口貿易追求的戰略目標和新的增長點，更可極大改變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

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迅速，2005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占總出口額接近30%。雖然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但今后發展潛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發展新技術產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國際市場上有影響的并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作為我國出口貿易的戰略目標，是符合我國情況和千變萬化的國際市場需求，是保持我國出口貿易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和驅動力。

4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

我國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確提出實行“多元化的市場戰略”，其內容包括：繼續開拓歐（盟）、美、日等發達國家市場，穩定鞏固包括港、澳、臺在內的亞洲市場，加快發展俄羅斯等獨聯體國家市場，積極開發非洲、拉丁美洲市場。但不同時期，多元化市場戰略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今后這一戰略如何實施，筆者認為，鑒于我國加入WTO后國際經貿環境的新變化及國內“十一五”規劃經濟發展目標的要求，應當在堅持創匯增收、出口與進口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出口產品適銷對路、發展國家間友好合作關系等原則下，把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分為三大不同類型，區別對待。三大類型是：以出口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市場，以促進進口、服務于進口貿易為主要目標的市場，以銷售中低檔次產品和發展國家友好關系為主要目標的市場。

（1）歐、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和包括我國港、澳在內的東亞、東南亞市場，當屬于以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市場。這些國家和地區市場容量大、消費水平高、需求穩定，我國產品在這里享有一定信譽。因此長期以來這里一直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年出口額一般要占全國出口總額的85%左右，是我國名副其實的外匯收入的搖錢樹，同時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所需先進技術和設備的主要來源地。對于這些地區要在堅決鞏固的基礎上，不遺余力地向縱深發展。

（2）以促進進口，服務進口為主要目標的出口市場。這類市場包括俄羅斯、中亞的哈薩克斯坦、西亞的沙特、科威特、卡塔爾、北非的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西非的尼日利亞、拉美的委內瑞拉、巴西等國家和地區。

我國不僅是出口大國，同樣也是進口大國，不僅要進口先進的技術設備，還要進口我國儲備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資源性產品，如被稱為我國發展瓶頸的石油、天然氣，以及鐵礦石、化肥、銅礦等，上述地區正是這些資源儲量、生產、出口的重要地，同時又不受發達國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國的重要進口基地，鞏固與這些地區的貿易關系對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維持與這些地區的貿易關系，一是要盡量保持貿易平衡，用擴大出口解決進口所需外匯；二是為建立可靠穩定的進口基地，應以提供設備技術、直接投資、勞務輸出等方式與對方建立多種經濟合作關系。總之，把這些地區作為我國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不應以換取外匯為目標，而是滿足進口需要。

(3)亞、非、拉其他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起步比較晚，工業制成品比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較低，購買力不高，我國出口的中低檔為主的輕紡類產品，價格低廉，非常適合這些國家的消費需求；我國的機械設備、操作技術要求不高，價格合理，與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生產力水平相配套。因此這些地區理所當然的應是我國，特別是眾多中小企業產品的出口市場。此外，這些國家長期以來與我國保持著友好關系，在許多國際活動中是我國的忠實朋友與合作伙伴，加強與這些國家的貿易關系，進一步開拓出口市場既可落實我國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又可以鞏固國家間的友好關系。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應堅持以出口為主導的戰略方向，在出口貿易中發揮比較優勢，堅持創匯增收，同時通過技術設備引進及自我發展實現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在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實施上，根據不同的目的，市場的選擇的側重點應有所不同。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我國出口貿易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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