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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轉型論文范文1

[關鍵詞]增值稅固定資產

一、增值稅轉型背景

為進一步完善稅制,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國務院決定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第34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11月10以國務院令第538號公布,2009年1月1日施行。

在此次轉型中,我們通過新老條例的對比可以發現,其中最大的變更莫過于其第十條關于不得從銷項稅額中抵扣進項稅額項目的規定,規定中取消了第一項購進固定資產,這意味著固定資產長達十多年重復征收增值稅的情況就將成為歷史,令企業經營者歡欣鼓舞。

此次轉型給我們帶來了思考,作為會計從業人員,我們有必要對此次轉型進行深入的學習和探討,我們更應該深入地探討增值稅轉型給我們帶來了什么。

二、增值稅征收類型

依據增值稅允許抵扣已納稅款的扣除項目范圍的大小,增值稅可以分為生產型增值稅、收入型增值稅和消費型增值稅三種類型,這三種類型的增值稅區別在于對購入固定資產價值轉移進入生產經營成本的考慮不同,由此帶來生產經營過程中增值價值的不同。

(一)生產型增值稅,既不允許扣除購入固定資產的價值,也不考慮生產經營過程中固定資產磨損的那部分轉移價值(即折舊);

(二)收入型增值稅,對于購置用于生產、經營用的固定資產,允許將已提折舊的價值額予以扣除;

(三)消費型增值稅,允許將用于生產經營的固定資產價值中所含的稅款,在購置當期全部一次扣除。新條例中我國增值稅的轉型即為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變。

三、增值稅轉型給企業帶來的影響

新條例的施行,是什么讓企業經營者如此的歡欣鼓舞?讓我們對新條例施行前后的會計處理作出比較就可見一斑。

增值稅是以商品(或應稅勞務)在流轉過程中產生的增值額作為計稅依據而征收的一種流轉稅,按流轉環節就增值額征稅。即對于每個征收環節,應交納增值稅額=(該環節銷售價格—該環節商品(或應稅勞務)成本)×增值稅稅率=該環節增值額×增值稅稅率。從理論上講,增值額是指生產經營過程中新創造的價值額。增值額相當于商品價值C+V+M中的V+M部分。C即商品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生產資料轉移價值,即成本;V即工資,是勞動者為自己創造的價值;M即剩余價值或盈利,是勞動者為社會創造的價值。

自1994年1月1日起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施行以來,我國實行了生產型增值稅,在條例第十條中規定購入固定資產進項稅額不得從銷項稅額中抵扣。這就意味著,C中所包含的固定資產損耗轉移價值將不得作為成本抵扣,這樣增值額為V+M+折舊,當固定資產計提折舊結束時,增值額即為V+M+固定資產買價。而企業在購入固定資產時已經交納了增值稅,銷售環節再次被征收增值稅,企業被重復征稅,由此可以推斷,固定資產比重越大的企業實際稅賦將越高。一些高新技術產業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高新技術設備所占資本比重較大,折舊成本較高,而一些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機器設備較少,折舊成本較低,相比之下,先進技術產業得不到國家在稅收上的支持,嚴重阻礙了社會先進生產力的發展。

考慮上述原因,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第十條,關于不得從銷項稅額中抵扣進項稅額項目的規定中,取消了第一項,即購進固定資產。這一項變革經過了東北三省的試點,于2009年1月1日在全國推行,并明確了采用消費型增值稅。這一變革極大地鼓舞了企業經營者,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企業經營者。原因在于,消費型增值稅允許將用于生產經營的固定資產價值中所含的稅款,在購置當期全部一次扣除。這樣一來,固定資產購置當期即可實現全額增值稅款的補償,雖然固定資產價值不曾完全轉移進入商品成本。消費型增值稅的實施,從長期來看,當固定資產折舊完畢時,折舊期企業平均增值額為V+M,但購置當期增值額為V+M—(固定資產買價—當期折舊)(固定資產買價—當期折舊>0)。這樣就避免了重復征稅,并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企業在資金上的壓力。但是,這種增值稅的征收方式在理論上也有一定的缺陷。本來應分期攤入的固定資產成本在計算增值稅過程種被一次性地攤入了購置當期,這樣必然造成會計信息失真,應納增值稅額失去了其原有的意義,金額上表現為下降,甚至大幅下降或出現倒掛現象,雖然這樣的誤差會隨著固定資產的損耗增加而逐漸抵消,但是免不了讓信息使用者費解。

綜上所述,我國原增值稅與現行增值稅在固定資產增值稅的處理上走向了兩個極端。根據權責發生制原則要求,收入型增值稅征收方式比較合理,但是這種方式在會計處理上比較麻煩,我們可以予以探討。

四、對施行收入型增值稅的一點看法

收入型增值稅只將固定資產已提折舊的價值額予以扣除,真實地反映了商品的成本及增值情況,并使計稅依據在稅收與會計處理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成為可能。其會計處理我們可以這樣,購入固定資產當期,購入固定資產進項稅額不得全額抵扣,每一期允許抵扣金額必然與固定資產損耗價值轉移金額保持固定比率。因此,購置當期對進項稅額可以作為遞延稅款借項記錄,然后在各期根據固定資產當期折舊金額計算并結轉記入進項稅額予以抵扣。國家可依據企業折舊情況計算企業固定資產各期允許抵扣增值稅額,實行稅控。然而,具體實施較為復雜,尚待探討,其實施還需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與努力。

參考文獻:

[1]稅法.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增值稅轉型論文范文2

一、增值稅概念及類型

我國增值稅是對在我國境內從事銷售貨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從事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取得的增值額為課稅對象征稅的一種稅。對增值稅可以按不同的標準進行分類，其中，以扣除項目中對外購固定資產的處理方式不同，可將增值稅劃分為生產型增值稅、收入型增值稅和消費型增值稅。

1.生產型增值稅。是指計算增值稅時，不允許扣除任何外購固定資產的價款，作為課稅基數的法定增值額除包括納稅人新創造價值外，還包括當期計入成本的外購固定資產價款部分，即法定增值額相當于當期工資、獎金、利息、租金，利潤等理論增值額和折舊額之和。從整個國民經濟來看，這一課稅基數大體相當

于國民生產總值的統計口徑，故稱為生產型增值稅。此種類型的增值稅其法定增值額大于理論增值額，對固定資產存在重復征稅，而且越是有機構成高的行業，重復征稅越嚴重。這種類型的增值稅雖然不利于鼓勵投資但可以保證財政收入。

2.收入型增值稅。是指計算增值稅時，對外購固定資產價款只允許扣除當期產品價值的折舊費部分，作為課稅基數的法定增值額相當于當期工資、獎金、利息、租金、利潤等各增值項目之和。從整個國民經濟來看，這一課稅基數大體相當于國民收入部分，故稱為收入型增值稅。此種類型的增值稅其法定增值額與理論增值額一致，從理論來講是一種標準的增值稅，但由于外購固定資產價款是以計提折舊的方式分期轉入產品價值的，且轉入部分沒有合法的外購憑證，故給憑發票扣稅的計算方法帶來困難，從而影響了這種方法的廣泛使用。

3.消費型增值稅。是指計算增值稅時，允許將當期購入的固定資產價款一次全部扣除，作為課稅基數的法定增值額相當于納稅人當期的全部銷售額扣除外購的全部生產資料后的余額。從整個國民經濟來看，這一課稅基數僅限于消費數據價值的部分，因而稱為消費型增值稅。此種類型的增值稅在購進固定資產的當期因扣除額大大增加，會減少財政收入。但這種方法最宜規范憑發票扣稅的計算方法，既便于操作，也便于管理，因而是三種類型中最先進、最能體現增值稅優越性的一種類型。

二、現階段我國選用生產型增值稅的依據

雖然生產型增值稅整體上不如消費型增值稅優越，但由于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形式和經濟運行模式使得我國短時間內尚不具備把生產型增值稅轉換為收入型和消費型增值稅的條件。

1.生產型增值稅有利于保證財政收入，增強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由于外購固定資產已納增值稅不允許抵扣，其課征基數包括了各種耐用的資本貨物和用于消費的貨物，這樣便使生產型增值稅具有抵扣額小、稅基寬的特點，在同樣的稅率條件下可以取得較多的稅收收入。

2.生產型增值稅有利于消除投資惡性膨脹，抑制非理性投資。生產型增值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復課稅，這是它的主要缺陷，但是在特定的經濟環境下卻成為它的優點。在投資領域，我國歷來存在普遍的軟預算約束，它常常引發投資規模惡性膨脹，并且伴之以嚴重的產業結構失調和重復投資。這種投資膨脹又常常成為通貨膨脹的先導。在這個背景下，1994年稅制改革果斷選擇了生產型增值稅，從而為我國實現經濟“軟著陸”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3.生產型增值稅有利于擴大就業。時下，生產型增值稅對擴大就業是大有作為。它不允許抵扣固定資產所含稅金，從而限制了資本有機構成高的產業發展，有利于資本有機構成低的產業迅速擴張，從而便于擴大就業。從目前再就業工程看，下崗人員除了從事餐飲、商業、家政服務等第三產業外，大多數進入私營企業和其它中小型企業。而這些企業大都是資本、技術含量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

4.選擇生產型增值稅是由我國目前的稅收征管水平決定的。由于我國稅收征管體制改革不徹底，征管模式比較落后，相關配套措施跟不上，征管水平難以在短時間內迅速改觀，同時中國經濟小模式化運營也是稅務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另外，很多企業會計核算不健全，納稅意識淡薄，也增加了征管難度。選擇收入型或消費型增值稅，稅款抵扣復雜，難免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

三、現行增值稅的主要弊端

1.一是未能徹底解決重復征稅問題。只有全額抵扣外購所有貨物的已納增值稅，才能真正避免重復征稅，而現行增值稅暫行條例不允許扣除固定資產已納稅款，使得商品價值中包含的固定資產的轉移價值既計入了新價值，也計入了增值額，最終對未納稅和已納稅的固定資產重復征稅。

2.二是不利于企業擴大再投資。在生產型增值稅下，企業外購固定資產不能抵扣，使企業投資越多稅負越重，影響企業后勁發展。同樣，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西部地區都需要大量投資，現行稅制政策將使高投入導致高稅負，不利于這些產業和地區的發展。

增值稅轉型論文范文3

論文摘要:所謂增值稅轉型,就是從過去的生產型增值稅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征收模式。本文分析了增值稅轉型改革對企業盈虧平衡點銷售額及企業經營安全狀況的影響,指出增值稅改革有利于提升企業的盈利空間,進而提高企業競爭力。 

 

所謂增值稅轉型,就是從過去的生產型增值稅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征收模式。轉型后的優勢在于,允許企業對進項稅額進行抵扣,從而避免了重復征稅,更好地體現了稅收的中性原則,同時由于固定資產成本的降低,對企業降低盈虧平衡點及提高盈利空間等產生積極影響。本文對此進行了探討。 

 

增值稅轉型對盈虧平衡點的影響 

 

盈虧平衡點是指企業的經營規模(銷售量或銷售額)剛好使企業達到不盈不虧的銷售狀態。該指標提供了防止企業虧損應完成的極限業務量信息,為評價企業未來經營的安全程度,實現盈利創造條件。 

假設增值稅轉型前后只有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處理不同,其余各項財務指標處理方法不變。設企業的正常銷售收入為y,單位銷售價格為p,變動成本為vc,單位變動成本為b,固定成本為f(不含固定資產的折舊費用),生產型增值稅下固定資產的折舊費用為d1,其相應的盈虧平衡點銷售額為y1;消費型增值稅下固定資產的折舊費用為d2,其相應的盈虧平衡點銷售額為y2,由于消費型增值稅下的固定資產原始價值不包含增值稅,所以d1>d2,假設除折舊費用外的其他固定成本f保持不變。那么,生產型增值稅環境下的盈虧平衡點銷售額為y1=,消費型增值稅環境下的盈虧平衡點銷售額為y2=,則增值稅轉型前后盈虧平衡點銷售額的變化為y1-y2=,這說明增值稅轉型后盈虧平衡點降低了,企業的盈利區域變大。 

例:某企業年產品銷售收入100萬元,單位產品價格為60元,單位變動成本為20元,固定成本(不含折舊費用)為20萬元,固定資產的原始價值:生產型為46.8萬元;消費型為40萬元,預計使用年限為4年,期末無殘值。根據該例數據計算增值稅轉型對盈虧平衡點銷售額的影響。

從表1可以看出:增值稅轉型后,盈虧平衡點的銷售額都出現了下降,在年銷售額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虧損數額減小,獲利空間更大;不同折舊方法的選擇對盈虧平衡點的影響很大,在加速折舊方法下,隨著時間的推移,增值稅轉型前后盈虧平衡點銷售額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小。 

 

增值稅轉型對安全邊際率的影響 

 

安全邊際是指正常銷售量或者現有銷售量(包括銷售量和銷售額兩種形式)超過盈虧平衡點銷售量的差額。安全邊際率就是安全邊際與現有銷售量或正常銷售量之比。那么,生產型增值稅下的安全邊際ms1=y-,安全邊際率mr1= ;消費型增值稅下的安全邊際ms2=y-,安全邊際率mr2=,增值稅轉型后安全邊際的變化為ms1-ms2=>0,安全邊際率的變化為mr1-mr2==>0,安全邊際和安全邊際率均大于零,說明增值稅轉型后企業的經營安全狀況更好。 

評價企業經營安全程度的標準。仍以上例為基礎,計算增值稅轉型對安全邊際率的影響。根據表3計算的安全邊際率,與表2的安全評價標準對比分析可以看出:增值稅轉型后安全邊際率提高了,表明消費型增值稅下企業的經營安全程度更高。不同折舊方法的選擇對安全邊際率的影響很大,在加速折舊方法下,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安全邊際率的影響在各年也是不同的,而且增值稅轉型前后相比,安全邊際率提高的空間越來越小。 

綜上所述,增值稅轉型后,企業盈虧平衡點銷售額降低,盈利空間變大;安全邊際率提高,企業的經營安全狀況變得更好;折舊方法的選擇對盈虧平衡點銷售額和安全邊際率的影響都很大,并且隨時間的推移而變化。 

 

參考文獻: 

增值稅轉型論文范文4

關鍵詞：增值稅；增值稅費用；遞延進項稅額；遞延銷項稅額

一、增值稅會計的含義及其類型

（一）增值稅會計的含義

增值稅會計是在遵守現行增值稅法律法規的基礎上，用財務會計的方法對增值稅涉稅業務進行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向相關使用人提供增值稅核算信息，是稅務會計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增值稅會計的類型

增值稅稅務會計模式與各國的增值稅法立法背景、立法程序以及會計規范方式等息息相關，目前全球增值稅會計會計模式可以分為三種類型：財稅分離模式、財稅合一模式和財稅混合模式。我國現行的增值稅會計核算采取的是財稅合一的核算模式。

二、我國現行增值稅會計體系

（一）會計目標

增值稅會計是對增值稅涉稅業務的會計處理體系，它與財務會計的目標相協調，即“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受托責任觀”更加側重于強調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決策有用觀”更加側重于強調會計信息的相關性。

（二）會計對象及要素

增值稅會計要對經濟事項從開始到價值的形成以及稅款的繳納這一系列的資金運動過程進行核算、反映和監督。所以，增值稅款的形成及繳納過程中的資金及資金運動就是增值稅會計的核算對象。

（三）現行增值稅會計核算方法

我國現行的增值稅會計采取財稅合一的核算模式，具體核算原則為：以稅法為準繩，會計準則與稅法不一致的差異要進行納稅調整。一般納稅人在進行具體會計核算時，在“應交稅費”一級科目下設置“應交增值稅”、“未交增值稅”二級科目，并在借方設“進項稅額”、“已交稅金”、“轉出未交增值稅”等專欄；在貸方設“銷項稅額”、“出口退稅”、“進項稅額轉出”、“轉出多交增值稅”等專欄分別核算。

三、我國增值稅會計核算方法存在的問題

（一）進項稅額不同處理方式產生的問題

1.相關資產的成本計量不符合歷史成本原則

根據我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的規定，一般納稅人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海關進口增值稅專用繳款書等合法扣稅憑證后，其進項稅額可以抵扣，會計處理時將增值稅專用發票上標明的買價計入了相關資產的成本，而隨買價一起支付的進項稅額則計入了“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科目，導致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賬面上記載的購買資產的成本并不是其支付的全部價款，從而違背了企業會計準則中的歷史成本原則。

2.同類資產成本不可比性

對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而言，其在購進相關資產時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與取得普通發票兩種情形不同，其資產賬面價值就會不同，因此導致即使是同一企業，其同類資產的購置成本也可能不同，因而缺乏可比性。

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實行憑票抵扣進項稅的辦法，小規模納稅人無論是否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其進項稅額均不得抵扣，不同的計稅方式下的會計計量結果會導致不同增值稅納稅人的相關資產的成本缺乏可比性。

（二）銷項稅額與進項稅額的差額不能真實反映企業的增值稅稅負

企業會計準則要求會計信息應當符合配比的原則，而目前按照稅法規定計算的當期銷項稅額基本上遵循了權責發生制原則，以當期的銷售額或者視同銷售的金額為依據計算確認，而增值稅進項稅額的確認則是依據企業的購貨成本而不是企業當期實際消耗成本，因而可能會導致企業當期確認的銷項稅額與當期實際抵扣的進項稅額的差額并非因銷售而實際應當承擔的稅負，也違背了財務會計的配比原則。

（三）企業的增值稅稅收負擔沒有作為費用反映在利潤表中

在我國，由于增值稅作為一種價外稅存在，因此企業增值稅稅負無法像營業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一樣反映到利潤表中，因而利潤表中的利潤是排除了增值稅稅負影響后的利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違反了會計信息的完整性和可理解性。

四、我國增值稅會計核算方法的改進和完善

（一）進項稅額應計入采購成本

為使納稅人資產的購置符合歷史成本的原則，企業在購進資產的環節無論是否取得增值稅合法扣稅憑證都可以做如下會計處理：按價稅合計借記“原材料、材料采購、固定資產”等科目，貸記“應付賬款、銀行存款”等。增設“遞延進項稅額”科目，若企業取得了合法扣稅憑證，且屬于法定扣稅范圍時，借記“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貸記該科目。該科目借方則登記本期商品銷售成本中所含的進項稅額、視同銷售貨物成本中所含的進項稅額以及按稅法規定計算的當期進項稅額轉出金額。

（二）增設“增值稅費用”科目

為體現增值稅稅負，需增設“增值稅費用”一級科目，該科目。該科目借方登記本期確認的銷項稅額，貸方登記本期銷售成本所含的進項稅額，該賬戶為損益類科目，會計期末講其余額轉入“本年利潤”科目，從而體現會計意義上的增值稅費用。

（三）對期末納稅差異的調整

本著會計信息相關性和完整性原則，增值稅會計核算需要記錄稅法與會計對增值稅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確認不同而形成的暫時性差異，當納稅義務已經產生而依據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尚不符合收入確認條件時，需要借記“遞延銷項稅額”，貸記“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銷項稅額）”。企業發生按照稅法規定需要做進項稅額轉出的經濟業務時，期末需要進行增值稅納稅調整，借記“遞延進項稅額”，貸記“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轉出）”；發生按照稅法規定需要視同銷售的經濟業務時，借記“增值稅費用”，貸記“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銷項稅額）”。

（四）增值稅會計信息的披露

基于以上分析，在目前我國增值稅會計核算模式下，由于無法準確測算出企業的增值稅負，所以會計系統無法對與增值稅有關的會計信息進行詳細的披露，如果依據增值稅“費用化”的理論，以實現財稅分離，那么對增值稅明晰的披露就有了可能，為了完成這一目標，我國需要對現行增值稅會計的核算方法進行改進，制定統一的增值稅會計核算標準和增值稅會計準則，進一步規范企業增值稅會計確認、計量和披露。（作者單位：山西省陽泉市盂縣恒泰公司）

參考文獻：

[1]郭昌榮.我國增值稅會計模式研究[D].山西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03

[2]申志偉.建立我國增值稅會計的研究.長安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07

[3]章振東.增值稅會計的現狀及轉型對財務的影響.財政研究，2012，03

[4]周志彬，楊忠真.我國增值稅會計存在的問題[J].財會月刊，2012，02

增值稅轉型論文范文5

關鍵詞：增值稅；區域經濟；產業結構

本文為2011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課題論文（課題編號：HB11YJ078）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3月29日

一、增值稅改革對河北省經濟發展的有利影響

1、有利于減輕企業負擔，增強企業后續發展能力。增值稅轉型后，允許企業一次性抵扣新購入設備的增值稅，可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增強企業后續發展能力。尤其是對鋼鐵生產、機械制造、石油化工等資本密集型企業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據統計，2010年河北省企業抵扣新購入設備所含的增值進項稅額51.7億元，使河北省21，853戶企業受益。河北省的25.4萬戶小規模納稅人也因征收率降至3%而減稅8.8億元。

2、有利于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增值稅轉型可使企業大幅降低投資成本，獲得更多現金流量，從而激發企業增加投資和實施技術改造的積極性，對河北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生產型增值稅對于高新技術產業和基礎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大的企業而言，稅收負擔十分沉重。因為企業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就必須對老工藝、舊技術、落后設備進行大規模的更新改造，而大量購進的設備所包含的增值稅進項稅額不許抵扣，造成企業稅收負擔重，創新資金不足的問題尤為突出。消費型增值稅政策允許企業抵扣其購進設備所含的增值稅，意味著稅前抵扣范圍擴大或計稅基數縮小，降低了企業稅收負擔，鼓勵企業購進先進的生產設備和生產工藝，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加快了經濟發展。

從具體行業看，鋼鐵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金屬制品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有色金屬業、煤炭業、紡織業、農副食品加工業以及造紙業等行業由于固定資產投資金額較大，在增值稅的轉型后已經獲得了較大的抵扣稅額，企業利潤和現金流的增厚規模也隨之增大。因此，增值稅改革能較好地發揮稅收杠桿的調控功能，合理引導新增投資方向，優化新增投資結構，鼓勵技術革新和結構調整，促進河北省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

3、有利于完善稅制、公平稅負，增強省內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此次改革解決了固定資產重復征稅問題，使增值稅稅制更加完善，企業的稅收負擔更加趨于公平。從國外市場看，過去由于實行生產型增值稅，扣稅不徹底，導致河北省出口產品以含稅價格進入國際市場，削弱了河北省出口產品的競爭能力，在與外國不含稅產品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后，扣稅更為徹底，河北省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大幅提升，海外出口額日益增長。從國內市場看，由于東北和中部地區均在此前實行了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的試點，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后，地區間、行業間稅負較為合理、平等，河北省企業與外省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完全處于同一起跑線上，競爭實力有所增強。

4、有利于鼓勵企業投資，促進企業技術進步。企業投資意愿不強是河北省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關鍵在于提高投資收益率。從理論上分析，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允許企業采購的設備進行稅前抵扣，可減少折舊、城建稅、教育費附加等投資成本，增加企業的利潤額，縮短企業的投資周期，提高投資收益率，這必然刺激企業加大投資。而且，消費型增值稅還具有“獎優懲劣”的作用，即企業投資越多，實際稅負越低。因此，只有那些經營業績好、技術改造愿望迫切、資金充裕的企業，才有能力更多更快地購置新設備，才能更多地享受到稅收優惠。據統計，2010年河北省工業投資完成4，997.3億元，同比增長24%；新開工項目24，918個，同比增長45.3%；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斷增強，規模以上新產品創產值7，230.6億元，同比增長5.2%。由此可見，消費型增值稅對增加企業投資和新技術改造的積極性效果已逐步顯現。

二、增值稅改革對河北省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

1、導致稅收收入短期內明顯減少。增值稅轉型改革后，首先對地方財政收入產生重要影響。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后，由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購進機器設備時可以全額抵扣固定資產進項稅款，使企業應交增值稅款隨之減少，財政收入的結構性減收成為必然。2010年河北省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購進機器設備應抵扣固定資產進項稅款90.9億元，企業實際已抵扣增值稅進項稅款51.7億元，留抵稅額39.2億元。固定資產進項稅額抵扣多的行業，主要集中在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這5個行業進項稅額的申報數占全部申報數的53%。

其次是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減低的影響。雖然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征收率由工業6%和商業4%統一調低到3%，有利于減輕中小企業稅收負擔，但河北省增值稅收入也因此減少8.8億元。

再次是提高礦產品增值稅稅率的影響。從理論上講，將金屬礦、非金屬礦采選產品增值稅稅率由13%恢復到17%。因下環節可抵扣的進項稅額相應增加，最終產品所含的增值稅在總量上并不會增加或減少，只是稅負在上下環節之間發生一定轉移，在總量上財政并不會因此增加或減少收入。但由于河北省是礦產品消耗大省，大量礦產品從省外購進，礦產品稅率提高，抵扣進項稅額增加，導致河北省增值稅收入減少。據統計，2010年因礦產品的增值稅稅率提高，減收32億元。由此可見，增值稅轉型，短期內將對地方稅收收入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雖然增值稅轉型后稅收收入中所得稅，消費稅的增收因素潛力較大，但因消費稅征稅范圍過窄，所得稅增長一般需要在5～10年中逐步體現，所以在一定時期內對河北省財政收入來講還不足以彌補增值稅減少的損失。

2、導致投資規模迅速擴大，容易引發投資過熱。增值稅轉型改革客觀上能夠發揮鼓勵投資的作用。因為消費型增值稅比生產型增值稅擴大了抵扣范圍，能夠有效地降低投資成本，使企業獲得額外收益，企業投資收益率比在生產型增值稅條件下有所提高，企業的投資周期明顯縮短，從而增加了可投資性項目的范圍，有利于刺激企業加大投資的力度，提高企業的有機構成。然而，從經濟周期的角度來看，在經濟出現蕭條時，消費型增值稅可以起到保護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繁榮時期，消費型增值稅的實施，對投資的促進很可能加劇通貨膨脹的趨勢。

增值稅轉型論文范文6

關鍵詞：稅制改革；增值稅轉型；企業冗員；供給側改革

中圖分類號：F81242；F27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6）05000907

一、引言

2015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中強調：“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稅收，是供給學派調節經濟的重要手段，因此，供給側改革必然離不開稅制改革的影子。事實上，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政府就一直致力于從供給側角度調節經濟，并將稅制改革作為重要舉措。稅收關聯政府和企業兩個主體，稅收政策也影響和調整著兩個利益主體間的行為選擇和經濟后果。當我們在關注稅收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作為政府參與分配、調節經濟手段所引起的宏觀經濟總量發生變化時，還應注意到這個總量變化的過程實際上是源于微觀經濟個體的經營成果變化。因此，在供給側的研究中，包括稅制改革的研究中，除宏觀經濟后果，微觀層面的影響同樣不應忽視。

相對于需求側而言，供給側改革更著力于質量、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十三五規劃中也明確指出：要“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人口紅利和勞動力資源方面優勢，而當經濟增速減緩、經濟發展模式處于急速變革的狀態下，勞動力這一最為復雜和活躍的要素會有怎樣的變化，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勞動力的稟賦是優勢還是負擔，對企業會有怎樣的影響，在宏觀政策的刺激下，會呈現什么樣的態勢，政府的政策選擇及效果能否實現經濟效率和社會穩定的共贏。本文嘗試以增值稅轉型這項稅制改革為切入點，從企業冗員的視角予以探析，并以此豐富政策評價微觀方面的成果。有別于之前的研究，本文不是從產生冗員原因的角度研究企業的冗員問題，而是基于企業已有冗員存在的條件下探討制度變遷和增值稅轉型對其的影響，從而評價政策效應，并以期對政策的后續完善有所助益。

二、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冗員，也稱超額雇員，是指當企業生產中存在勞動邊際效率為零的情況時，則認為存在冗員。

對冗員目前沒有統一標準的定義，本文借鑒簡新華和余江[1]對冗員的定義。統計研究顯示，中國大多數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存在大量冗員，王元（1997）的保守估計是20%。林毅夫等[2]指出國有企業的冗員問題是成為企業績效桎梏的管理真正原因。管理學中“有限理性觀”認為，企業決策者由于理性的有限和客觀條件的約束，會使企業資源配置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存在一定的冗員。也就是說，一方面，冗員是企業資源配置過程中的產物；另一方面，資源配置體現著企業財務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因此，冗員能夠體現企業財務活動和財務行為的經濟后果。從冗員的角度考察企業財務活動和財務行為的經濟后果，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在很多情況下， 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壓力是冗員和隱性失業產生的最主要原因[3]。

金融危機爆發后，企業產能縮減，降薪裁員是應對經濟下行的本能反應，但如果出現大量的失業勢必會給社會穩定帶來一定的壓力。作為政府，除了通過行政干預手段對企業雇傭行為的自由裁量權加以約束，使企業不可能通過大規模裁員方式來緩解冗員的負擔外，還能否通過政府所實施的經濟手段，如稅收政策實現調控作用來緩解企業冗員負擔，改善企業資源配置效率。

增值稅從生產型轉為消費型作為結構性減稅的“重頭戲”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全面推開意義重大，其政策效應及實施經驗于后續著眼于供給側的諸多改革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雖然該政策的直接切入點是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其購進所負擔的進項稅由不能抵扣到變為可以當期全額抵扣），但作為與資本同等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動力的投入會不會受其影響，更具體地講，該政策對企業的雇傭行為是“雪上加霜”還是“雪中送碳”，是加劇企業的負擔，還是緩解企業與政府之間尷尬的局面？

理論上，按照單個廠商在靜態模式下利潤最大化條件為：q1qk=wr（q為產量，w為工資率，l為勞動投入，r為資本價格，k為資本投入），即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產出相等。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的核心變化在于，固定資產的進項稅由不能抵扣變為可以當期全額抵扣，這相當于降低了資本品的實際支付價格，改變了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wr，r降低，wr上升，提高了資本勞動的替代比，使資本對勞動產生替代效應成為可能，在生產要素配置過程中會有更多的資本去替代勞動，促使企業多買機器少雇人。由于政府對企業雇傭行為的干預及企業自我調整能力的有限性及粘性，導致企業不可能在短期內大規模地調整用工規模。因此，增值稅轉型可能導致企業增加冗員及隱性失業，從勞動投入的方面給企業帶來負面影響。

同時，稅負的降低會增加廠商可支配生產要素的容量，增強廠商的生產能力。增值稅從生產型轉為消費型，購進固定資產所負擔的進項稅額可以當期全額抵扣，直接減少了企業當期的現金流出，其經濟后果相當于企業可支配收入得以增加，支付能力得以提升，使增加投資、擴大規模成為可能。即增值稅轉型可以在企業成本既定的條件下，實現擴大再生產，從而引起資本和勞動的需求同時增加的現象。勞動需求的增加便會消化和緩解企業存量冗員及隱性失業的情況。此即增值稅轉型對冗員影響的正面效應。

也就是說，由于增值稅轉型的減稅效應帶來資本品相對價格變化會對勞動要素的投入產生兩個方面的效應：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但是哪種效應的影響更大，從理論上并不能得到肯定或否定的推斷。冗員是勞動投入產生的一種具體經濟后果，其影響的方向和程度也不能確定，只能依靠實證做進一步的證實。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兩個相互矛盾的假設：

H1a：增值稅轉型會加據企業冗員和隱性失業的情況。

H1b：增值稅轉型會緩解企業冗員和隱性失業的情況。

考慮到國有企業因為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已經不能將經濟效率作為其唯一目標，過多的政策負擔和社會負擔會造成企業業績的損耗[4-5]，國有企業的冗員負擔相對非國有企業更為沉重，并對企業的績效造成嚴重影響。因此，國有企業在此方面對外界政策的刺激更為敏感，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增值稅轉型對國有企業冗員和隱性失業的影響大于非國有企業。

從改革開放到新常態，我國政府一直致力于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使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oland [6]認為，市場化進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是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宏觀經濟學家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也越來越引起微觀領域研究者的關注。姜付秀和黃繼承[7]認為，市場化改革也成為研究者在研究企業行為時必須重視的制度背景。樊綱等[8]將市場化進程分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市場中介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以及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五個方面。那么，市場化進程如何通過增值稅轉型對企業冗員產生影響，筆者認為存在兩種路徑：

第一，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意味著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就越好，價格會更多地由市場決定而非接受政府指令、地方保護主義對商品市場的影響，技術成果更容易轉化，金融業的競爭會更完全，勞動力和技術的流動性會更強。這樣資本和其他要素可以更自由地進出企業。同時，市場中介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越好的地區，企業的投融資渠道更加多元，信息不對稱程度更低，企業可以通過市場將資源運作更規范，更有利于增值稅轉型政策發揮其效應。此外，非國有經濟越發達，在整體經濟運行中的貢獻比例越高，企業面臨的競爭越激烈，在政策轉型過程中，企業更為敏感，政策的邊際效應更大。因此，增值稅轉型對企業冗員產生的影響更敏感。

第二，在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政府干預較少，政府主要承擔“服務”而非“干預”的職能，企業與政府之間保持適當的距離，關系簡單，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獲得的經營自也會相對越高，財務行為決策的獨立性較高，所受到的外部干擾可以較少。政府通過企業實現其政治目標的動機會相對較小，企業承擔的政策性負擔會相應較小，資源配置的狀態相對合理。因此，增值稅轉型對企業的邊際貢獻相對較小，對企業冗員產生的影響較小。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兩個相互矛盾的假設：

H3a：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增值稅轉型對企業冗員的影響更大。

H3b：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增值稅轉型對企業冗員的影響更小。

三、研究設計與描述性統計

1數據來源

數據主要來源于CSMAR數據庫，以2007―2010年為研究期間。為保證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對樣本數據做以下處理：第一，根據上市公司行業代碼以及《財稅〔2004〕156號》《財稅〔2007〕75號》文件剔除未參與增值稅轉型試點的行業。

研究樣本僅包括：裝備制造業、石油化工業、治金業、農業、采掘業和電力行業。第二，剔除記錄不連續的公司。第三，剔除任何一年相關財務指標缺失以及凈資產小于等于零的公司。第四，剔除ST和已退市的公司。第五，剔除異常值，并對連續變量進行1%和99%的Winsorize處理。最終確定樣本為3 324個，其中處理組樣本2 826個，對照組樣本498個。

2變量定義

因變量冗員（啞變量Drestaff和連續變量Restaff）：本文利用模型（1）估計出正常的雇員數的期望，再計算實際雇員數大于期望值的部分作為衡量冗員的變量，即模型（1）的正殘差部分。

Staffi，t=α0+α1sizei，t+α2fixi，t+α3growthi，t+∑year

+∑indust+εi，t （1）曾慶生和陳信元[4]與曾慶生[9]認為公司規模、資本密集度、公司成長性以及行業是企業決定用工規模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因素，控制年度特征是由于其研究發現不同年份間的用工存在著差異。

其中，i為公司下標，t為年份。Staffi，t為公司實際雇員數，以期末員工數與期末總資產（單位為百萬元）

薛云奎和白云霞[5]也采用百萬為單位進行標準化的。的比作為替代變量，sizei，t為公司規模，以期末總資產的對數為代替變量；fixi，t為公司的資本密集程度，以期末固定資產占總資產的比替代；growthi，t 為公司成長率，以主營業務收入與上一年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作為替代變量。

為了更詳細地考察增值稅轉型對企業冗員的影響，本文從兩個方面衡量企業冗員的狀況：一是企業是否存在冗員，用啞變量Drestaffi，t作為替代變量，若模型（1）估計出的殘差大于零，說明企業存在冗員，令其等于1；其余情況為不存在冗員，該變量賦值為0。二是用連續變量Restaffi，t衡量企業冗員規模，負擔冗員的程度大小，即模型（1）估計出的正殘差作為相應的替代變量。

3模型設計

本文采用Ashenfelter和Card[10]提出的檢驗稅收政策常用的雙重差分（DID）法，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設。

增值稅轉型政策屬于完全的外生性事件，樣本中也不含注冊地研究期間發生變化的情況，因此，符合DID模型的要求和假設。本文以2009年后實施增值稅轉型相關行業的A股上市公司，即非試點地區公司作為處理組樣本（受當期政策影響的組），將試點地區的上市公司作為對照組樣本（未受當期政策影響的組），以增值稅全面轉型實施的時間2009年作為政策變化的時間變量分組依據。

為了更深入地考察增值稅轉型對企業冗員的影響，同時也考慮到增值稅轉型政策的作用點是直接針對固定資產投資，本文在DID基本原理的基礎上，結合研究內容，構建以下兩個模型對前文提出的假設予以檢驗：

Drestaffi，t or Restaffi，t=β0+β1Afti，t+β2Refi，t+β3Ii，t/Ki，t-1+β4Afti，t×Refi，t+β5Afti，t×Refi，t×Ii，t/Ki，t-1+X′β+εi，t（2）

Drestaffi，t or Restaffi，t=β0+β1Afti，t+β2Refi，t+β3Ii，t/Ki，t-1+β4Mari，t+β5Afti，t×Refi，t+β6Afti，t×Refi，t×Ii，t/Ki，t-1×Mari，t+Xβ+εi，t（3）

其中，自變量包括：Afti，t為時間啞變量，2009年及以后=1，2009年以前=0；Refi，t為地區啞變量，非試點地區=1，試點地區=0；Ii，t/Ki，t-1為當期新增投資，其計算公式為（固定資產原值、工程物資三項增加值、在建工程凈值）/期初固定資產凈值；Mari，t為市場化進程，由余明桂等[11]得到。X為控制變量，它包括：Agei，t為公司年齡，用公司成立年齡的自然對數表示；Effi為公司總資產周轉率，其計算公式為總資產周轉率=營業收入/年均總資產；Debti，t-1為期初資產負債率，用總負債/總資產表示；Fshri，t為股權集中度，用前五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之和來表示[12]。

在模型（2）中我們對I/K求偏導，當且僅當Aft=Ref=1時，反映增值稅轉型政策效果的地區啞變量（Refi，t）和時間啞變量（Afti，t）與投資（Ii，t/Ki，t-1）的交互項系數β5的符號不等于0，即按照DID原理，β5的符號反映了處理組樣本（非試點地區企業）在政策變化后的改變，度量了增值稅轉型的政策效應，此時投資系數為（β3+β5）。其余情況

情況一：Aft=Ref=0時，為變化前的對照組樣本；情況二：Aft=1且Ref=0時，為變化后的對照組；情況三：Aft=0且Ref=1時，為變化前的處理組。系數β5均為0，投資系數為β3，與政策發生的時間或地區變量再無交集，即不受該次增值稅轉型政策的影響。對于β3的符號，無法預測，如果β3>0，說明在不考慮政策變化的情況下，投資與勞動投入主要呈替代關系，會增加冗員；若β30，會加大投資的系數（β3+β5）與因變量正相關的可能和程度，表明增值稅轉型會因資本和勞動的替代作用增加企業冗員，加重企業負擔；如果β5

考慮企業所處地區的差異，并且在理論上政府干預是影響企業冗員的重要因素，市場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政府干預的程度，因此，我們利用模型（3）考察增值稅轉型在考慮市場化程度時對冗員影響的情況。與模型（2）類似，我們主要關注交互項β6的情況，如果β6顯著大于零，說明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增值稅轉型使企業更傾向于用資本來代替勞動，從而增加冗員；如果β6顯著小于零，說明市場化程度越高，增值稅轉型刺激投資帶來的規模效應更大，冗員消化的越多。對于Drestaffi，t，我們采用Probit回歸；對于Restaffi，t，我們采用最小二乘回歸，模型（3）做同樣的處理。

四、實證分析與結果檢驗

1增值稅轉型對冗員影響的總體檢驗

模型（2）的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在全樣本情況下，I/K的系數為負，但并不顯著，說明投資對企業雇傭行為總的來說仍體現出一定的收入效應。Aft×Ref×I/K的回歸系數為-0446，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從啞變量的維度考察，增值稅轉型通過刺激投資，企業擴大再生產規模，明顯地消化了剩余勞動力，顯著減少了存在冗員的企業。從連續變量的角度看，Aft×Ref×I/K的回歸系數為-0077，同樣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增值稅轉型通過刺激投資，擴大規模，從緩解冗員和隱性失業規模方面，同樣起到了積極作用，使企業富余勞動力得到更充分的就業，提高了勞動的邊際效率。也就是說，無論從企業數量還是具體的冗員存在程度，都得到了緩解，從而支持了H1b收入效應的假說，拒絕了H1a替代效應的假說。

2增值稅轉型對冗員影響的進一步檢驗

現有大量研究表明，企業冗員產生與企業產權性質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那么增值稅轉型政策對不同企業所起的效果有區別嗎？本文在模型（2）的基礎上，根據企業的產權特征，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進行分組檢驗，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無論是從Drestaff，還是從Restaff的回歸結果來看，國有企業都表現出較為顯著的效果。在對Drestaff的回歸中，Aft×Ref×I/K的回歸系數為-0490，t值在1%的水平上顯著；對Restaff的回歸中，Aft×Ref×I/K的回歸系數為-0065，t值在5%的水平上顯著。即無論在減少冗員企業數量方面，還是在消化企業冗員的規模方面，增值稅轉型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非國有企業在這方面雖然顯現出一定的效應，但并未表現出特別明顯的效果。這也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國有企業的多重目標，過多政策性和社會性負擔給企業造成了大量冗員及隱性失業的研究結論。而非國有企業在雇傭行為上自由裁量權更大，政策性負擔更小，生產要素和資源配置效率則更高，本身負擔的冗員較小，因而對政策在這方面的作用反應不如國有企業敏感。從而H2得以驗證。

按照理論分析，政府干預也是企業產生冗員的重要因素，我們用市場化進程作為政府干預的替代變量，進一步對增值稅轉型基于市場化的差異對企業冗員產生作用的影響做進一步的探析。其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當將市場化因素納入回歸模型后，在對冗員啞變量（Drestaff）的回歸中，Aft×Ref×I/K×Mar的回歸系數為-0336，在5%的水平上顯著；在對冗員連續變量（Restaff）的回歸中，Aft×Ref×I/K×Mar的回歸系數為-0078，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市場化程度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政策效應的發揮，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政府干預小，要素市場較為發達，在假定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進入和退出生產領域都較為容易。因此，增值稅轉型政策刺激投資，擴大生產規模受到的各方面的制約較少，更容易發揮政策效應，企業對政策刺激的反應也更為敏感，實證結果支持H3a，拒絕H3b。

3穩健性檢驗

本文分別用“固定資產原值的增加值/期初固定資產凈值”及“購進固資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期初固定資產凈值”作為模型（2）中投資（I/K）的替代變量進行檢驗。限于篇幅，考慮Aft×Ref×I/K的系數在以上兩種穩健性檢驗中均顯著，也就是說，增值稅轉型對企業冗員的緩解作用與前文的研究結論一致，所以本文省卻檢驗結果。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結構性減稅的目的是通過稅收手段引導企業行為，改變其經濟后果，從而實現調整經濟發展模式的目的。增值稅轉型的終極目標是要通過稅負的降低，增加企業投資，激發企業活力，促進技術進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實現從供給角度調節經濟的功能。雖然其政策的具體實施內容是與固定資產投資相關，但企業是一個有機整體，資本和勞動作為企業生產和再生產得以維系的最基本的兩大要素，增值稅轉型會在對資本投入產生影響的同時，對勞動投入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本文從企業超額雇傭的角度研究了增值稅轉型對企業冗員的影響。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減稅帶來的收入效應大于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效應，從而在總體上緩解了企業冗員，不僅減少了企業冗員的數量，也緩解了存在冗員企業所承擔的相應負擔。其中，國有企業的政策效應更為明顯；市場化的發育程度與增值稅轉型政策的效果呈正相關關系。

從上述結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增值稅轉型雖然對企業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其作用發揮過程中仍然呈現出了一些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現象和問題：

1對“營改增”的啟示

2012年1月開始實施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其原理與增值稅生產型轉征消費型類似：原來征收營業稅的企業是將其銷售收入作為計稅依據，所購進的原材料和固定資產等所有的進項稅都不能抵扣。改征增值稅后，進項稅可以進行抵扣，其對企業財務行為的影響與增值稅轉型有類似之處。因此，增值稅轉型改革的政策效應對“營改增”工作頗有參考價值。

2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研究中我們發現，不同性質的企業面對同樣的政策變量，政策實施的效果差異非常大。國有企業在冗員問題上政策反應都要強于非國有企業，而冗員的形成恰恰又與國有企業的產權特征密切相關。這為國有企業由于嚴重的問題、負擔多重目標和背負過度的政治訴求等因素制約企業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經驗證據。不僅在冗員形成環節給企業帶來負面影響，在消化的環節也因為產權因素造成政策效果欠佳，不利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資本市場上，國有企業無論從體量上還是行業分布上，都對我國資本市場影響巨大，它們的健康發展，不僅關系到企業自身的成敗，也關系著整個資本市場的良性發展。因此，國有企業改革仍需進一步加快步伐。目前，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吹響號角，旨在從供給側的角度、公司治理的角度和機制設計的角度釋放企業活力，提升企業效率和供給質量。

3市場化進程建設進一步深化

研究中我們發現市場化程度對政策效果有重要影響，雖然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改革已取得巨大進步，但地區不均衡、行業不均衡的現象仍較為嚴重，這些不均衡的狀況客觀上影響了資本和生產要素的流動，制約著企業的資源配置空間和生存乃至發展。因此，讓企業資源配置更多地以市場的方式完成，給企業構建一個更為公平、要素流動更為充分的外部環境，市場化改革仍需深入推進。正如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健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制度體系”，讓企業的資源配置行為在穩定、可持續的制度體系下良性運行，同時，市場化程度的提升也有助于企業在公民意識建設和企業家精神塑造方面提升規則意識和法治意識，依法經營，依法治企，實現經濟利益與企業聲譽的共贏，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共贏。

4加強技術創新，提升供給側的產出質量和效率

從研究中我們發現，雖然增值稅轉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企業的冗員，在短期內實現了降低資源配置的耗損，保證了就業的穩定，但其實現的方式是由于規模擴大的效果較為顯著地強于技術進步替代勞動力的方式完成的，較為明顯地呈現出轉型期經濟發展模式的特征。因此，從長遠來看，企業層面加大研發的投入力度，加強技術創新；政府層面通過政策、資金、服務等多渠道鼓勵、引導企業的研發和創新行為，為企業的良性、可持續發展提供智力支撐、搭建政策平臺；為行業結構的調整、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沿著國家結構性調整的戰略方向行進，從而實現從國家層面的資源配置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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