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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教育效果范文1
【關鍵詞】 冠心病；焦慮；健康教育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2.08.606 文章編號：1004-7484（2012）-08-2903-02
冠心病作為較為普遍的一種疾病，患者在進行疾病治療的過程中，易出現焦慮等負性情緒，其對于患者的疾病治療有一定的消極影響[1]。而對患者給予一定相關的健康教育，能夠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臨床療效與焦慮狀況。本文就此問題對冠心病合并焦慮患者給予健康教育的效果進行探討。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隨機抽取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期間住院治療并且確診的冠心病合并焦慮患者70例，隨機分為兩組，對照組和改良組。
對照組中有35例患者，年齡段在60歲至89歲之間，平均年齡為（70.5±10.2）歲，其中男性患者為21例，女性患者有14例。其中，心絞痛型患者有25例，心肌梗死型患者有3例，無癥狀心肌缺血型患者有7例。改良組中有35例患者，年齡段在62歲至87歲之間，平均年齡為（70.3±10.1）歲，其中男性患者為23例，女性患者有12例。其中，心絞痛型患者有24例，心肌梗死型患者有4例，無癥狀心肌缺血型患者有7例。兩組患者在年齡、性別、疾病情況以及文化程度等各方面沒有顯著性差異，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1.2 方法 對患者的一般資料進行詳細的了解，如患者的疾病檢查以及治療情況，患者的家庭情況、心理狀況以及患者對與疾病的認識等。對兩組患者均進行常規的藥物治療以及相關護理。而對改良組中的進行相關的健康教育干預。對兩組患者進行干預后的臨床療效進行了解，并且進行比較分析。
對患者進行干預后的臨床療效進行判斷。判斷標準為以下：①顯效：患者的胸悶、心前區疼痛等癥狀完全消失，其心功能改善Ⅱ級以上或者恢復至Ⅰ級，患者的空腹血糖值小于等于6.1mmol/L，其餐后2h的血糖值小于等于7.8mmol/L；②有效：患者的胸悶、心前區疼痛等癥狀有一定的減輕，患者的發病次數減少，其心功能有一定的改善，患者的空腹血糖值小于等于7mmol/L，餐后2h的血糖值小于等于10mmol/L；③無效：患者的胸悶、心前區疼痛等癥狀沒有改善，其心功能改善不足Ⅰ級或者病情有一定的惡化，患者的空腹血糖值大于等于7mmol/L，其餐后2h的血糖值大于等于11.1mmol/L。
1.3 數據處理 將所得數據包進行統計學分析，數據采用均數±標準差（χ±s）、例數（n）、百分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取95%可信區間，p
2 結果
由表一中的數據可以得知，相對于對照組，改良組中患者的臨床治療效果更好，p
3 討論
冠心病作為一種嚴重危害人們身心健康的疾病，患者在進行治療時，常常會出現焦慮、恐懼等負性情緒，使得患者的疾病治療有一定的消極影響。而在對患者進行相關藥物治療與護理時，加強對患者的健康教育，能夠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焦慮狀態，并且對于患者的疾病治療也有一定的影響[2]。
而在對患者進行相關的健康教育干預時，通過以小組討論的形式，每周進行3次，每次持續30min，對患者進行疾病相關知識的教育，其中包括使用擴冠藥、降糖藥以及抗凝藥的方法與注意事項，進行預防心絞痛和心衰發作的方法以及具體措施[3]。另一方面，對患者進行糖尿病飲食以及相關運動療法的介紹，告知患者如何進行識別和處理低血糖，指導患者如何進行血糖、血壓的監測，對患者的錯誤認識以及不良行為進行糾正，使患者建立正確的疾病治療的態度[4]。同時，積極的與患者進行溝通，對患者的疑問進行及時的解答，鼓勵和支持患者進行積極的疾病治療[5]。由表一中的數據可以得知，在對患者進行相關健康教育后，患者的臨床療效有一定的改善，并且患者能夠以較為積極的心態進行治療。
所以，對于冠心病合并焦慮患者給予一定的相關的健康教育，能夠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臨床治療效果，對于患者的疾病治療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值得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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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教育效果范文2
【關鍵詞】旅游教育 質量認證體系
旅游院校 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G【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3）06C-
0037-02
一、世界旅游組織旅游教育質量認證體系概述
世界旅游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是聯合國專門機構，其總部設在西班牙馬德里，宗旨是促進和發展世界旅游事業。為了更好地提高旅游教育質量從而滿足旅游業迅速發展的需要，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教育培訓部（UNWTO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epartment）和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塞米斯基金會（UNWTO Themis Foundation）于1998年聯合制定了旅游教育質量認證體系（TedQual Certificacion System），簡稱UNWTO-TedQual質量認證。所謂教育質量認證，即培養單位或培養方案對教育哲學（理念）、行政管理體系、師資隊伍、學生全體、教學資源和專業特性等方面的基本陳述（essential statements），高等旅游教育的復雜性和多維性讓其評價十分復雜。經過反復的修正和提煉，UNWTO-TedQual質量認證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和普遍自愿標準，由一系列評估標準構成，其內容包括雇主、學生、教學體系、教職員工和管理五個模塊，對旅游教育質量進行評估，適用于任何旅游教育、培訓和研究中心。作為最具權威性的國際旅游組織標準，這個認證體系為世界各國旅游教育院校設定了統一的質量標尺，屬于全球最高級別的旅游教育質量認證體系，具有極其廣泛的國際影響力。
UNWTO-TedQual質量認證對測量、監控、確認和提高旅游院校的教學水平和學術水平具有重要意義，世界各旅游教育機構都以獲得UNWTO-TedQual質量認證為重要目標，目前已有包括美國夏威夷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英國的塞里大學、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在內的26所大學的38個有關旅游管理、旅游與飯店管理、旅游市場營銷、烹飪藝術等方向的碩士學位、學士學位和研究生學歷證書項目獲得認證。中國通過認證的有中山大學旅游學院、暨南大學深圳旅游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浙江旅游職業學院和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共5所院校18個專業。
二、旅游院校推行UNWTO-TedQual質量認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近年來旅游業不斷高速發展，就業人數不斷增加，吸納了近十分之一的世界就業人口，而高等旅游教育也受到了包括政府在內的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正如世界旅游組織強調的那樣：旅游教育是達到客戶滿意的潛在推動力，并且是提升旅游企業和地區競爭力的切實保障。中國高等旅游教育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與旅游業同步開始，經過30多年的發展，旅游院校教育整體規模擴張非常迅速，到2012年全國共有高等旅游院校及開設旅游系（專業）的普通高等院校1115所，在校生59.98萬人，結構體系也非常齊備，從博士、碩士、本科和高職等從上到下的金字塔體系已逐漸形成。然而，高等旅游院校和在校學生的增長卻帶來了教育質量控制方面的問題，尤其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中國高等旅游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要保證高等旅游教育質量的持續提高和人才培養的競爭力，將國際教育質量評價和認證引入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可以預見，中國必將實現從世界旅游大國向旅游強國的歷史性跨越，具備全球視野的國際化高素質旅游人才需求與日俱增。高等旅游教育是一項長期性、戰略性的系統工程，隨著我國旅游業在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中地位的日益凸顯，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旅游人才需求量的急劇增長，旅游院校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已經出現，必須建立具備國際化視野和標準的教育體系，才能實現旅游高等教育在更為廣泛的空間延展和提升。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擴大，與世界各國的交流日益廣泛，結合世界旅游教育發展的歷程和特點，加強國際合作，借鑒國際經驗和標準有利于促進高素質旅游人才的培養。高等旅游教育的國際化指在開放理念和國際意識指導下，通過開展跨國的多邊合作與交流不斷參與國際旅游教育事務，提高國際學術地位，融入到多樣化的國際旅游教育發展之中。引入世界教育質量認證既是我國旅游高等教育與國際教育接軌的重要途徑，也是其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
國際公認的教育質量認證標準能夠以全面質量管理為基準，對旅游院校的教學、科研、管理、后勤等各項工作進行系統的質量設計和質量控制，做到事事有準則，凡事有程序，處處有監督。UNWTO-TedQual質量認證是國際公認的權威評價體系，旅游院校通過認證則表明學校的教學水平和質量得到國際認同，這無疑是旅游院校與國際接軌的重要基礎和有效途徑，能夠讓中國旅游院校無障礙地融入世界，直接參與到國際旅游教育的競爭之中。另外，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國際旅游教育也在不斷發展，教育管理模式不斷更新，已由原來的教育評估發展為在評估基礎上，再進行教育質量認證的管理模式。中國旅游教育與國際接軌是大勢所趨，需要從管理和機制上創新，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管理模式。推行UNWTO-TedQual質量認證，能夠適應國際化的趨勢和要求，成為強勁的動力，加快旅游院校的開放發展進程，縮小與世界發達國家的教育差距，提升中國高等旅游教育的核心競爭力。
綜上所述，UNWTO-TedQual質量認證是促進旅游院校管理體制改革的動力，是中國旅游教育與國際接軌的重要途徑和必然結果，也是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必然選擇。
紀律教育效果范文3
【關鍵詞】公平；效率；國有企業改革
一、國有企業概述
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已經經歷了將近30年，自90年代中期開始飛速進行，國有經濟結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框架下不斷的深化改革，國有企業退出通道開始打通、職工流動機制初步形成、“企業人”逐步轉變為“社會人”、融資渠道逐漸轉向資本市場國有企業改革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從以往的放權讓利、政策調整進入到轉換機制、制度創新的階段。大批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了有益探索。
國有經濟和企業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啊，但在國有企業改革中也出現了種種問題，例如國有資產的流失，在2004年，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在復旦大學以“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為題發表演講，指責格林柯爾公司董事長顧雛軍以七種手法侵吞國有資產。在這次演講和隨后的文章中，郎咸平教授把國企產權改革稱為“國退民進”的行動，對國有企業產權改，特別是MBO(管理層收購，這里指國有企業經營者收購本企業)提出強烈批評，還有就是大批國有企業工人在改革中下崗以及在國企改革中出現的尋租行為，導致效率下降等問題。因此國內學者提出對國有企業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其基本目標首先是解決資源配置和資源利用的效率問題，同時市場機制也能夠大體為每一個人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但是從共同體原則向市場規則轉變時還有一個“起點公平”的問題[1]。
二、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改革開放前后不同時期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十分復雜，能否正確處理好二者的關系，不僅關系到中國在社會轉型時期許多社會問題的解決，而且關系到社會的和諧與健康發展。目前，學術界關于效率與公平問題爭論不一，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
第一、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必然要求。只有效率優先，才能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只有兼顧公平才能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2]。
第二、效率與公平辯證統一。效率與公平不是簡單替代或對立。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堅持效率優先，才有利于經濟發展，才能為公平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公平是效率的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從總體上體現了公平。效率與公平之間根本是統一、一致的。
第三、公平與效率并重。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強調發展要全面、協調、可持續，內在地要求在追求效率、追求發展的同時，更要注重公平。
第四、公平優先，兼顧效率論。從分配公平的制度層面，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首先要體現公平。只有在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的條件下，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在公平的基礎上，通過激發群眾積極性，提高效率。
第五、效率優先，增進公平。認為效率優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既宣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改革的取向，又鮮明地以因果關系把“效率優先”和“增進公平”二者聯系在一起，不僅看到市場經濟的缺陷，承認經濟發展中會有差距，而且表明要靠提高效率來“增進公平”，縮小差距。沒有效率優先，不用市場競爭機制來發展經濟，不把“蛋糕”做大，則“增進公平就成為無源之水，增進公平應是效率優先的目的和歸宿。
三、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關于公平與效率的問題
在國有經濟與企業改革中，出現了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這導致了效率與公平無法很好的達到平衡，效率與公平的顧此失彼現象時有發生。
第一、職工持股制：關注公平而非流失
國企產權改革中的確存在“壓低產權價格、侵吞國有資產”的現象。但是對這類現象的廣泛關注和抗議實質不在于國有資產在改制中的流失，而在于國有資產的分配不公。盡管所謂國有資產的“賤賣”被普遍歸人國有資產流失的范疇，但它與國有經濟部門中因所有者缺位而無處不在的資產濫用和浪費有著性質上的不同。資產的濫用和浪費意味著社會財富的凈損失，而國有資產在轉讓中的“賤賣”并未造成社會財富的損失和浪費，只是改變了財富在社會中的分配。“不患貧而患不均”。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國企改革目前所要面對的真正問題不是國有資產在改制中是否發生了流失，而是這種改制過程中所發生的財富再分配是否公平。認清這一本質，我們就應將關注的重點放在改制過程的公平上。只有公平得以實現，企業的效益才會與社會效益一致，才能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才能保證企業以及社會的和諧發展。我們在幾家成功改制的國有企業的考察，也映證了這一觀點[3]。
第二、國企治理中的效率問題
在職工參與度不高的情況下，或者說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在改制之初，職工持股無疑是一種較為適合的改制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和最理想的。很多國有企業在改制后面臨決策權分散問題，因此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采取并股的方式把原來分散的股權相對集中，從而很好的解決了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問題。但僅有這些還不夠，明晰界定產權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結構的前提和基礎，但并不能自動帶來企業的有效治理和高效率，建立健全公司經營者的激勵約束機制問題成為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結構的關鍵。
對于改革中碰到的效率不高，國有資產大量的流失現象，要公平與效率并重，讓市場來選擇，以市場為主導，兼顧公平與效率。
MBO過程中要兼顧各方面利益。首先，國有股的收購價格一般由代表國有資產的地方政府與管理層雙方談判形成，定價透明度很低，就難保其中不發生串謀行為。所以必須提高透明度，讓定價過程受公眾的監督。其次，由于作為收購者的管理者和作為出讓者的股東各自所處的地位及專業程度的限制，很難確定一個比較公平的價格，因此就需要聘請具有專業水準及資格的中介評估機構。要在信息公開的前提下，通過產權交易市場，進行合法、公正的評估。這樣形成的價格才更有說服力[4]。
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改革應該體現社會公平，但更應該遵循效率原則，改革的方向要與市場經濟的總體改革方向相一致，改革的終極目標是要激活傳統體制內被束縛的生產力，勞動力作為最重要的經濟資源是首先要釋放的社會生產力而不能當成包袱放在社會保險機構中去，改革的方案要能夠激勵一切有勞動能力者自立并積極棗與競爭。首先要區別國企職工作為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兩重身份，對于解除國家與國企職工的勞動關系，國家所要給予的補償是付清所有社會保險費和給予一次性辭退費；而國家對于國企職工所有者身份變化的補償可以是社會保障形式的補償，也可以是現金或房產產權、股權權益形式的補償。這樣使原國企職工既可以在勞動力市場上公平競爭，也可以達到國家控股企業的效率原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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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教育效果范文4
關鍵詞：法律基礎；教學效果；情感體驗教學法
作者簡介：馬偉（1973-），女，山東臨朐人，泰山醫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黃瑞寶（1975-），男，山東臨沭人，泰山醫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山東泰安271016）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2）13-0080-02
自2006年秋教育部兩課改革新方案的推行以來，各大高校積極響應中央精神，統一對入學新生實施思想政治理論課新方案。筆者一直從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以下簡稱“基礎”）課的教學工作，在四年教學工作的實踐與探討中，對“基礎”課如何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并讓學生真心喜歡并終生受益做出了一定的思考，并在教學實踐中推廣應用，取得一定的教學效果。
一、堅持以人為本，研究學生需求，保障教學內容與學生實際相結合
作為提高大學生思想道德修養的重要舉措之一的“基礎”課，絕大多數高校學生存在思想上的認識誤區，認為從小即灌輸思想政治教育，“基礎”課無非是原先理論上的舊調重彈，在高校流行語的“必修課選逃，選修課必逃”的驅使下，大學生普遍對“基礎”課持先入為主的排斥態度，據網上一項權威調查顯示，高校專業課逃課率在20%左右，公共基礎課的逃課率在25%以上，至于公共思政“基礎”課則高達50%。究其原因和大學生思想認識誤區有很大關系。因此對教師來講，如果不精選教材內容、深入了解學生的真正需求，只是針對教材照本宣科，空談祖國未來與人類理想之類空泛話題、遠離大學生活實際，將難以呈現其實用性而被學生所排斥。
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是以人為本，體現到課堂教學中就是要以學生為本，一切以學生為出發點，尊重學生、關心學生、理解學生，滿足學生的需求，促進學生的發展。這就需要認真研究大學生，了解學生關注的問題，了解他們的情感需求，摸清學生思想困惑的癥結，對癥下藥，以此選材學生需要的教學內容，把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在教學實踐中，根據教學大綱的要求、教學目標和重點，在不打破教材的篇章結構的基礎上，對每章重點內容進行專題講授，這樣既拓展了教學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又使教材內容更有系統性、針對性。
改革后的“基礎”課遵循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輔相成理念，將思想修養與法律基礎兩門課合二為一，具有重大理論突破和創新意義。但從教材內容的編排看，現有教材法律內容言簡意賅，除一些零散性的法律法規外，新課程具體法律部分的內容只有兩章。而兩章內容中只對法律部分原則性的問題一提而過，而對大學生生活實踐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具體內容沒有詳細展開講述，使得法律內容過于簡略，缺少實踐指導意義而難以讓學生感到有用而喜歡。針對這一弊端，在教學實踐中精選大學生日常生活中最為密切的法律基礎知識進行詳細講授，通過經典案例背后的法理精神，培養大學生樹立正確的權利和義務觀念，養成正確的法律思維方式，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素質。
二、加強師生之間的溝通交流，構建和諧的師生觀，增強課程的針對性與實效性
“唯有親其師，才能信其道”，說明和諧融洽的師生關系在教學中的重要作用。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要爭取做青年學生健康成長的導師，要關心學生，愛護學生，要求教師不能只是在課堂完成教學任務，要在課后與同學積極交流溝通，真正成為學生的良師益友。
在教學過程中，充分利用電子郵件、短信、與學生談心等一對一的師生溝通方式，尤其針對從緊張的高考邁入相對寬松的大學環境后目標迷茫的人生，與他們及時交流學習、生活中的困惑，通過循序善誘的教育方式挖掘他們學習的動力、潛力，更有針對性地解決學生的實際問題，有效處理了師生溝通僅限于課堂的難題。學生一旦在教師的幫助下解決了實際問題，會增加對教師的信任度，在課堂上則能夠積極配合，增強互動效果，由此極易在兩者間形成長期的交往互動模式，真正形成亦師亦友、因材施教的理想境界。同時，通過師生之間的有效溝通，學生把生活學習中的困惑與難題不間斷地反饋給老師，老師能夠深入了解學生思想實際，根據學生的特點來調整教學內容，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增強了基礎課的針對性與實效性，真正達到了教學相長的理想教學效果，有效實現了教學效果的雙贏。
三、運用各種教學方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增強教學效果的實效性
從傳統教學方法上來看，由于高校的“基礎”課一般采取大容量課堂教學，人數過多，類似討論等一些激發學生興趣的課堂活動很難展開，更多的是老師的填鴨式教學，教學效果的實效性和針對性難以保障，針對“基礎”課在教學實踐中存在的上述一系列問題，在繼承發揚原有教學方法的基礎上，注重對以下教學法的探索和應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教學效果。
1.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一項行之有效的方法，在采取案例教學中遵循了“新”、“特”、“優”的原則。首先為保證教材內容與時俱進以滿足學生的求知需求，不再拘泥于劉海洋潑熊事件、馬加爵殺人事件這樣路人皆知的案例，而是代之以身邊的鮮活案例增強說服力，通過鮮活的社會現實和深刻的理論思考，使學生在共鳴中得到啟發，讓學生真切感受到基礎課不是空泛的說教，在深刻的思想感悟中認識到開設這門課的必要性與有用性，并成為終生受益的一門課程。其次，優選、精選中外歷史上具有教育意義的典型案例，以增強學生的共鳴與學習積極性；同時精選的案例盡量選取與學生學習生活相似相近的案例，增強他們的認同感。
對傳統的案例教學進行改革和拓展。傳統案例教學一般采取教師精選案例學生被動接受方式，不能有效發揮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通過對傳統案例教學進行改革，在教師精選案例的前提下讓學生搜集、尋求案例，應用多媒體課件在課堂上展示，能發揮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同時案例的選材更貼近學生實際、更具有說服力和教育力。
2.情感體驗教學法
情感對于學生思想品德的形成起著重要作用。只有真正啟動學生的情感，才能有效開發學生潛能，思想才能轉化為自覺的行為，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在教學實踐中積極采用情感體驗教學法，以行為實踐激感。具體通過采用榜樣激勵、小品表演、投影、錄像、現身說法等教學方法，營造與之有關的教學情境，達到情通理達、情理交融、內化行為的目的。比如在講授職業道德這一章時，根據所授學生是醫學生的特點，讓學生編排醫生與病人的話劇，為學生提供豐富多彩的道德情境和看得見、摸得著的感情材料，使學生在生動形象的教學氛圍中受到教育，達到了思想品德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同時，在進行情感教學時，注重抓住最佳教育時機。比如在講授愛國主義這一專題時，觀看中華人民共和國60華誕紀錄片，讓學生上臺講述觀后感，并進行“愛我中華”的演講，由此激發學生積極、健康的情感體驗，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避免了空洞的說教而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
四、認真貫徹教學實踐方案，真正解決知行統一問題
基礎課作為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既要解決“知”的問題，更要解決“行”的問題，由此僅靠課堂上的理論教學是遠遠不夠的，基礎課也需要一定學時的實踐教學。從往年學校的基礎課實踐教學狀況看，盡管教師強調實踐教學采用提交實踐報告論文的方式，但相當部分學生對實踐課思想上不重視，大多從網上瀏覽下載粘貼基本內容后而草率應付，真正去實踐調查的少之甚少，最終使實踐教學流于形式。針對上述問題，筆者進行了課程教學實踐方面的深入探索，并取得了顯著成效。
首先和教務處協調溝通，保障基礎課有足夠的實踐學時，以保證實踐活動的順利開展。同時制定了詳盡的實踐教學內容方案，由教師列出與學生學習生活密切相關的課題供學生選擇，由學生以班級為單位分組，選取感興趣的相關課題，如果有創新課題，可以單獨呈報以保證實踐教學內容的針對性與時效性。在實踐教學中注重采用多種多樣的實踐教學形式，拓寬實踐教學渠道，把校內實踐與校外實踐教學有機結合起來。校內實踐教學注重與校園文化活動相結合，充分發掘校園文化活動的道德與法制教育功能。通過組織學生撰寫“道德觀察”“評法說理”論文或者時評文章，通過學生校園DV展示等豐富多彩的實踐教學活動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同時注重校外實踐教學，組織學生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勤工儉學，引導大學生從事家教、家政服務等有償勞動體驗社會，感悟人生，進一步深化學生對基礎課內容的理解和認識，提高鍛煉大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
在實踐教學中需要學生親自挖掘、調查和整理資料。教師要定期督導和檢查以保證實踐教學的順利進行，注重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理論，提高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實踐任務完成后學生以組為單位，在講臺上作匯報演示。匯報時組員同學之間配合協調、表達自己思想，通過這種實踐教學方式，學生各種能力都得到鍛煉，會深刻感悟到基礎課不是生硬的理論教條，在實踐中完成了他們的人生觀與價值觀的提升與改造，同時強化了他們的團隊意識與合作精神。
五、改革基礎課考核方式，發揮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諸多高校對“基礎”課普遍采用期末閉卷或開卷的單一化終結性考核方式，這種考核方式對于了解學生基礎課開設以來的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狀況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這種一錘定音的考核方式容易造成學生平時學習態度與課程成績脫節現象，使得學生對基礎課從思想上不重視，認為知識的掌握可以在期末臨近時通過突擊強化記憶獲取，由此造成學生學習基礎課主要以應付最終考試為目的，忽視了在平時學習能力的培養，最終使考試流于形式，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學生的思想問題。針對上述存在的弊端，對基礎課考試方式進行實踐性探討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對“基礎”課傳統的終結性的單一化考核方式進行改革創新，采用形成性考核與終結性考核有機結合的方式，將期末考試與學生平時的經常性考評結合起來，實行課堂考核、實踐能力考核和卷面考核綜合考核方式，具體來說學生的出勤表現、課堂表現占考核成績的20%；實踐能力考核占20%；卷面考核占60%。這樣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學生對“基礎”課思想上不重視、考試流于形式的弊端，最大限度地發揮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主動性。
對卷面考核內容進行改革，采用理論型內容與實踐型內容考核相結合的方式，理論知識考核側重對基本知識、原理及實際應用能力的考察，主要考核運用基本原理分析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考核內容包括記憶型知識理論題和綜合分析型應用題。實踐型考核主要注重對日常思想行為表現與遵紀守法方面的考核，考核內容注重體現科學性和現實性原則，既要蘊涵科學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理論內容，幫助學生在考核中鍛煉思維能力、獲得理論水平的提升，又要聯系學生實際，包含學生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或焦點問題，使學生在思考過程中自覺獲得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讓基礎課真正成為學生終生收益的一門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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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教育效果范文5
【關鍵詞】經濟 義務教育 教育效率 教育公平
公平與教育，邏輯上說不是一對矛盾，但兩個相關概念在一定情況下往往產生矛盾。公平與教育如何協調得當相得益彰，從而達到“雙贏”。我們要尋求它的平衡點，尋找它的最佳區域。教育作為立國之本，教育的公平與效率更是一個既關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關系到教育投資效率的復雜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直接影響著政府的決策，同時也反映在推動教育改革的過程中。由于教育改革與發展必須以經濟發展為依托，因此處理好教育的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十分重要而難以解決的矛盾。
一、教育公平與教育效率的概念
從經濟的角度進行，公平是一種對社會分配的判斷。自由主義階段斯密，從其“整個價值傾向上看，他是主張以機會均等作為經濟公平的核心判斷標準”，機會公平是指起點的公平，即在起點上，所有人都應該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這是一種水平公平。新概念階段的觀點認為，教育平等不應該只是機會的平等而且也應該是結果的平等。這是一種水平的結果公平的觀點。也就是說學生應該得到同樣的發展。無論是從自由和權利的角度，還是從經濟的角度，教育的機會公平都應該予以保證的，而且這種公平是水平公平，即所有人受到同一對待。而從結果公平的角度來看，不是基于不平等的結果不相同反映是縱向的公平，而結果的相同反映的是水平的公平。
按照經濟效率的劃分，教育效率也一般包括教育資源配置效率和教育技術效率，從理論上講，中小學資源配置效率要求中小學教育產品的邊際成本應該等于邊際收益，也即教育投入的邊際生產率應當相同。但是就中小學教育，從經濟角度而言，中小學教育產品所具有的外在性和準公共產品的性質會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因此，市場本身不能在效率水平上提高中小學服務，所以要求政府對中小學教育的資助。那么，從資源配置效率角度，政府對中小學教育資助就是使得教育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花在教育上的單位投入應該帶來單位的收益，進一步說就是政府花在每一個學生上每一元錢所帶來的產出應該是相同的。
二、教育公平與教育效率的關系
在此對教育效率與公平關系的考察，主要針對資源配置效率與公平的。公平還是區分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通過下圖對教育公平和效率關系做一簡單探討。從效率的角度而言，如果三個學校的基礎條件是不同的話，就要要求根據學校的邊際生產率進行投入。如下圖，橫軸表示教育支出水平，縱軸表示教育產出，甲、乙、丙表示三個不同的學校（甲＞乙＞丙），分別在G、O、W點達到最高發展水平。
根據效率的需要，為了取得最大產出，應該投入在每個學校單位投入的所產生的單位邊際收益相同，即邊際生產率相等，邊際生產率可以用對各自曲線的切線斜率來衡量。如果教育機會公平表現為教育支出的均等，即三個學校所獲資助水平一致的話，都在A點，甲取得Q的發展水平，乙取得F的發展水平，丙取得C的發展水平，那么可以證明Q、F、C三點的切線斜率是Q＞F＞C，也就意味著，甲乙的邊際生產率大于丙，因此應該在前兩所學校多投入，而不是應該在丙學校投入。進一步說，在甲和乙學校增加支出的效果比W要好。但是如果那樣的話，就會造成機會的不公平，所以教育機會公平會損害效率，而要提高效率必要會損害教育機會的公平。
從結果公平的角度，對縱向結果公平的分析，和教育機會公平和效率關系的分析一致。而結果的均等和效率的關系則有所不同，還是用上圖來進行分析，比較圖中J和C點，J和C點表示丙和乙處于一種結果均等的狀態，即都達到B的發展水平，但丙的支出是A，乙的支出是S，可以證明J、C、F這三個點的斜率是J＞F＞C，也即為了保證丙和乙達到相同的發展水平，應該給丙多投入，而減少對乙的投入。同理，對甲的分析也是一樣。從上文分析可見，這也是一種配置的低效率。而且比支出均等的效率還要低。可見，從總體而言，公平和效率，存在著矛盾的關系，促進公平就要損害效率。但是從上圖我們可以看出，長期中，如果政府不斷的提高基本結果水平的標準，對于這三個學校而言，發展水平都得到了增加，有助于公平的擴大，而且效率也在不斷提高。
三、諧調系數模型的假設
以上分析都是單獨的從公平和效率兩個角度來使其某一個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但是純粹的提高效率或者是公平，都是不可取的。我們必須找到一個公平與效率的諧調點，從上圖可以看出，不管是在A點或者是S點的投入，我們都無法使是公平和效率達到一個最佳優化，而只有在A和S點的中間，假設性的提高D點，從理論上來說，才能達到一個最佳優化。而D點的系數，需要大量的數據實驗得出考證。如要得出正確、合理的結論，我們必須對先支出和產出做出合理的界定。
當然這些指標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應在實際應用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只能有相對合理的指標，而沒有絕對正確的指標。
在十七大中黨和政府提出了優化教育結構，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這些足以表明我國開始從關注效率問題轉向全面考慮和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沒有教育公平，便沒有和諧社會。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不僅僅是一個教育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公民享有基本人權的問題。同時我們也不能拋棄效率問題，造成教育上的資源浪費。只有正確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我們的教育發展才能走向更加合理化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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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教育效果范文6
關鍵詞：國際比較；數據包絡分析；購買力平價；生產效率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5)－0046－07
一、研究意義
根據我國政府加入WTO組織時的協議，我國的銀行業只有五年的保護期，人世五年后要開放所有的人民幣業務，現在已經過了最后的保護期限。與歐美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相比，我國的商業銀行還存在人員過多、效率低下、金融風險較高的諸多問題。為了應對國外商業銀行的競爭，我國政府采取了多項措施來提高國內商業銀行的生產效率和應對風險的能力，而我國的商業銀行與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效率差距到底有多大，這是我國政府的金融監管和決策部門必須要掌握的問題，因此研究國內商業銀行與國外銀行的效率差距大小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對國內商業銀行進行國際比較，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需要考慮人民幣與外國貨幣兌換的問題。現在我國的人民幣一直處于不斷升值的趨勢之中，如果只是利用人民幣與外幣的官方匯率來換算，可能會導致研究結果不準確。在這種情況下，國際上經常利用貨幣的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Parity，簡稱PPP)系數來換算本國貨幣與外國的貨幣，進行國際間的比較，從而避免比較失真的問題。而國內研究我國商業銀行與歐美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績效差距的文獻雖然很多，但是還未見到利用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和購買力平價(PPP)方法來比較中外商業銀行的生產效率的，尤其是現有的研究在進行國際比較時都是采用官方匯率來換算貨幣的，由于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利用匯率換算貨幣可能導致比較失真的問題。本文彌補了這方面的空白，首先計算出中美貨幣之間的購買力平價系數(Pur-ehasing Power Pailty，PPP)，然后采用DEA方法比較我國商業銀行與歐美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生產效率，確切比較二者在生產效率上的差距大小，為決策者提供決策參考。
二、研究方法和文獻綜述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世界各國的銀行業經歷了解除管制和高科技化的過程，通過放松對銀行業的準入條件，放開國內的金融業，使得外資銀行進入本國的金融市場，促進本國金融業的市場競爭；同時采用高科技的設備，如自動取款機，網上銀行等，提高商業銀行的服務手段，最終達到提高本國銀行服務業效率的目的，大量研究銀行部門績效的文獻是通過比較本國和外資銀行的效率及其變化來檢驗改革的效果。
比較銀行的效率變化，最常用的方法是數據包絡分析方法，這種方法是由Chames，A.et al在1978年提出的，是在不變規模報酬假設下得到的，稱之為CCR模型。1984年Banker，R.D.et al.又把不變規模報酬假設修改為可變規模報酬假設，得到了可變規模報酬的DEA模型，稱之為BCC模型。人們把CCR模型得到的效率稱為技術效率，把BCC模型計算得到的效率稱為純技術效率。技術效率與純技術效率之高就得到了規模效率。
DEA方法自從提出之后，很快就被用來研究不同國家的銀行效率，分析本國銀行與外國銀行的差距及其原因。Berg，S.A.et al.研究了北歐地區國家的銀行效率，分別利用官方匯率和PPP方法換算貨幣，從中發現得到的銀行效率結果基本相似。José Manuel Pastor et al.采用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數比較了西班牙與歐洲其它國家的商業銀行在歐洲經濟一體化過程當中效率和生產率的變化，變量都是使用官方匯率統一用美元表示。Ana Lozano Vivas et al.利用DEA方法分析了歐盟成員國的銀行績效，通過利用效率均值作為參考指標，系統分析了歐洲銀行的每一個銀行在其中的位置。Simon H.Kwant利用PPP把本地貨幣轉變為國際貨幣，研究了東南亞六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績效，即中國香港行政區、南韓、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發現在1992～1997年間的運作成本是下降的，但是自從1997年以后，運作成本攀升，這與期間的亞洲金融危機相一致，說明銀行由于處理問題貸款而增加了額外成本；勞動成本比例在1997～1999年間是下降的，說明銀行在危機之后可以降低人力資本，但是不能自由地降低物質資本投入。類似地研究還有，Barbara Casu，Philip Molyneux、Joaquin Maudos，et al.等。
國內方面，利用DEA方法研究我國商業銀行效率的文獻已經很多。李希義、任若恩研究了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率變化和趨勢，發現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率是最低的。李希義、任若恩。則分析了我國商業銀行在人世前后的變化，發現：雖然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整體上是提高的，但是國有銀行與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差距則沒有減小。張健華研究了我國商業銀行1997～2001年間的效率變化，郭妍則分析了我國商業銀行的效率以及影響因素，但迄今還未見到利用DEA方法來對我國的商業銀行效率進行國際比較的。而且，國內在比較我國銀行與國外銀行的績效時，基本上是采用指標體系進行比較研究的，如，李萱挑選美國、英國、法國、新加坡、韓國的在1999年7月《Banker》雜志排名在前四位的商業銀行，從資本利潤率、資產利潤率、銀行利潤率等方面，與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了比較，李元旭則只選取了國內的交通銀行與浦發銀行作為樣本，通過股權收益率、資產收益率、資產利用率、利息支付率等指標來比較這兩家銀行與花旗銀行和荷蘭銀行的差距。本文則用DEA方法來比較中外銀行的效率差距。
在進行國際比較中，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關于貨幣換算問題。現在人們采用的換算方式有兩種，一是利用官方匯率，二是采用PPP方法。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采用匯率與PPP計算的結果差距不是很大，如Berg，S.A.et al.的研究結果所示；但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講，與發達國家進行比較時，匯率往往不能充分反映兩國之間商品的真正價格，尤其是在我國的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的情況下，而利用PPP則避免了這個局限。國內現有利用PPP對我國進行國際比較的，以制造業居多，如，任若恩在中美制造業分部門雙邊比較的基礎上，利用多邊加總方法對中國和其它國家進行了多邊比較，而利用PPP來比較金融業方面的研究迄今還未見到。現在國內現有文獻在對商業銀行進行國際比
較時，換算貨幣時使用的都是官方匯率，迄今還沒有見到利用PPP進行國際比較的，本文就試圖彌補這一點。
三、商業銀行的數據和投入產出定義
(一)銀行的投入和產出
利用DEA研究商業銀行的效率時，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就是需要確定銀行的投入產出。國際上對關于銀行的投入產出的定義一直有不同的意見，現在常用的定義銀行投入產出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生產法，一是中介法。在實際研究中，人們都是根據本國的國情，參考生產法或者中介法，來定義銀行的投入和產出。如，Joss Manuel Pastor et al.在比較西班牙與美國等國家銀行的效率時，定義產出為貸款、存款和其它生息資產，投入是非利息支出和個人支出；Ana Lozano Vivast定義銀行的投入是人力支出和排除人力支出的非利息支出，產出則是貸款、存款和其它盈利資產；而Barbara Casu，Philip Molyneuxt在比較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的銀行效率時，將總貸款和其它盈利資產定義為產出，把總成本、客戶和短期資金當作投人。Leigh Draket在研究英國銀行的效率和生產率時，把貸款、流動資產和投資、其它收入當作產出，而把固定資產、勞動人數當作投入。
國內利用DEA研究我國銀行的效率時，定義銀行的投入產出也不同。張健華定義投入為股本、固定資產和各項支出，產出為存款、貸款和稅前利潤；郭妍在研究中，把人員、網點數、資本量、支出額作為銀行投入，把存款、貸款、利潤、總收入作為產出。李希義、任若恩在研究我國商業銀行的效率變化時定義投入為固定資產、勞動力和存款，產出為營業收入和證券投資。
研究發現，國內的研究大部分在定義我國的銀行投入產出時，一是沒有考慮到銀行的證券投資，還有的就是直接把貸款當作了產出；由于我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較高，因此這里顯然不能用貸款和國外的銀行直接比較。為了可以進行國際比較，在銀行的投入產出定義上也必須與國際上的定義接軌，使得具有可比性。為此，我們參照Leigh Drake和李希義、任若恩在研究我國商業銀行效率時的定義，來定義銀行的投入產出。
對于產出方面，我們把營業收入和證券投資定義為我國銀行的產出。由于我國的商業銀行存在較高的不良貸款率，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如果把貸款當作一項產出，可能對銀行的效率評價產生歪曲，因此不把貸款一項當作產出，而是把營業收入當作一項產出，這樣就避免了不良貸款的影響。同時參照國外的文獻，把證券投資當作一項產出，因為證券投資時商業銀行除了貸款之外，是一項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源，特別是在我國的存款利率不斷下降、政府號召居民消費投資的前提下，證券投資就成了銀行的一個獲得收入的重要渠道。
至于投入方面，相對外國銀行，國內銀行的勞動力人數過多，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人數最少的中國銀行在2002年職工也達到174919人，最多的農業銀行職工總數則有490391人，而美國最大的花旗銀行只有255000人，Bank of New York只有19435名職工。德國的Deutsche Bank有職工77442人，英國的Co－operative Bank只有4161人，因此我們把勞動力當作一項投入，比較國內商業銀行的勞動力的剩余程度。同時參考Leigh Drake的定義，把固定資產當作另一項投入，因為國內國有銀行的分支機構太多，導致辦公建筑、設備的投入過多，從而使得產出相對不足。另一項投入是存款，用來分析銀行利用現有存款等負債進行投資、獲取收入的能力。
(二)銀行樣本
本文選取的國內銀行樣本是2002年我國的十四家商業銀行，包括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和十家資產規模較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這些銀行占有了我國銀行業金融資產和業務的大部分，因此可以充分反映我國商業銀行的概況，這些商業銀行的數據是從2003年的《金融年鑒》上計算得到的。之所以選取2002年，是因為2002年是我國加入WTO組織后的第一年，我國政府對銀行業采取了多項改革措施，要求國內商業銀行降低不良貸款率，控制貸款規模，補充資本金，降低營業風險。通過比較本年度國內銀行與歐美國家的較好銀行績效，能更好地找到國內商業銀行的差距所在，給銀行的管理者提供一個參考依據。
至于外國的銀行，本文選取的參考國家是美國、德國和英國這三個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這三個國家的銀行業也是世界上最發達、最完善的銀行業之一，因此與這些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做比較，才可以充分看到我國的商業銀行的效率差距。由于這些國家的商業銀行數目很多，僅美國一個國家，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商業銀行就有上百家，但是由于條件的限制，獲得這些國家所有商業銀行的數據存在很大困難，因此本文不是對我國的商業銀行與美國、德國和英國的全部商業銀行做比較，而是與這些國家的業績最好的商業銀行做比較。英國的《Banker》雜志每年都要對全球的銀行進行排名，因此根據這幾個國家的商業銀行的排名，我們分別選取了美國的10家商業銀行，德國的10家商業銀行，英國的11家商業銀行，所選的這些商業銀行在本國的排名都在前三十位以內，相當于選取了這些國家最好銀行的一部分作為比較對象。這些外國商業銀行的數據，采用自這些銀行的合并資產負債表和收益表。
為了進行國際比較，我們采用PPP把不同國家的貨幣換算成同一種貨幣單位。本文之中除了勞動力之外，其它變量統一都用美元來表示。英國、德國的銀行數據都采用這兩國對美元的官方匯率來變換。對于國內的商業銀行，我們先計算出了金融行業2002年人民幣與美元的PPP系數。然后利用PPP系數把人民幣換算為美元。
四、實證結果分析
我們利用前面介紹的DEA模型，計算出了我國的商業銀行與發達國家商業銀行效率結果，并進行了比較。
(一)技術效率的比較
從計算的結果可以看出，處于生產前沿面上的銀行有美國的City Group、Charles Schwab Corp，德國的Bayerisehe Landesbank、Landesbank Baden-Wurt-temberg、Hamburgische Landesbank、LandesbankRheinland-Pfalz Girozentrale，英國的Merrill LynchInternational Bank，技術效率等于1，這些銀行是最好的銀行。相比之下，我國的商業銀行沒有一家處于前沿位置上，都是技術無效的。與發達國家的績效最好的商業銀行相比，我國的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見表1。
我國的商業銀行之中，技術效率最高的是民生銀行，結果是0.328，其次是深圳發展銀行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技術效率分別為0.325和0.315；技術效率最低的是中國農業銀行，只有0.123。也就是說，與發達國家的銀行相比，即使技術效率最高的民生銀行，技術非效率也只有0.672，即在同樣的產出下，應該的投入只需實際投入的大約三分之一，即實際投入中有三分之二是過剩的。
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中國銀行的技術效率是最高的，結果也只有0.223，要減少實際投入的四分之三強。中國農業銀行的技術非效率高達87.7％，只需實際投入的八分之一仍可保持同樣的產出。中國建設銀行的技術效率等于0.127，只比中國農業銀行多0.4％，只需中國建設銀行的實際投入的大約八分之一。中國工商銀行的技術效率為0.183，技術非效率為0.817，中國工商銀行的應該投入只有實際投入的不到五分之一。2002年，每家國有商業銀行的職工人數有幾十萬，職工最少的中國銀行也有17萬多人，實際需要的只有大約4～5萬人，中國農業銀行有四十多萬職工，而只需大約五萬多人即可。雖然這幾年國有商業銀行一直在裁減分流人員，合并機構，撤銷虧損的網點和分支，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02年，4家國有商業銀行的營業性機構總數為98727個，比上年減少10324個(其中縣級支行減少851個)，下降9.47％；在崗人員總數為163.84萬人(含臨時工35.16萬人)，比上年減少12.29萬人，下降6.98％，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相比，人員過多、機構臃腫的弊端還是很嚴重，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在裁員上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在股份制的商業銀行中，技術效率最高的是民生銀行，而交通銀行的技術效率最低，只有0.191。招商銀行的技術效率比交通銀行高3.4％，結果是0.225，廣東發展銀行的技術效率為0.235，這三家銀行的技術非效率在80％左右。中信實業銀行、華夏銀行、光大銀行和福建興業銀行的技術效率在0.27～0.30之間，這幾家銀行的技術非效率大約為70％。而民生銀行、深圳發展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的技術效率在0.3～0.33之間，應該減少的比例在三分之二以上。可見，與歐美最好的銀行比較，股份制商業銀行也存在比較嚴重的投入過剩問題。
(二)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的比較
技術效率可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兩個部分，下面來分析國內商業銀行的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
純技術效率最高的還是民生銀行，為0.366，最低的仍舊是中國農業銀行，只有0.123。國有商業銀行的純技術效率與技術效率相比，高出程度很小，最多在1％左右。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純技術效率比技術效率也未增加多少。國內銀行的規模效率很高，最高的是中國農業銀行，規模效率為0.996，非常接近1，規模效率最低的是廣東發展銀行，結果是0.846，其次是華夏銀行和民生銀行，規模效率分別等于0.87和0.894，其余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規模效率都在0.9以上，說明國內商業銀行在經營規模上效率還是較高的。導致我國的商業銀行效率低的主要因素是純技術效率。
(三)效率均值比較
效率均值反映了商業銀行行業資源的整體利用狀況。表3描述了2002年中國與美國、德國、英國業績最好的銀行的效率均值。
從表3看出，我國的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均值為0.2436，與最高的德國相差大約為0.6，與美國英國相差也在0.4左右。純技術效率均值為0.2619，與最高的德國相差0.63左右，與英國的相比大約少0.47，比美國少0.41左右。至于規模效率均值，與這幾個國家的結果相差不大，比最高的美國的結果只少0.0246，比德國少0.0217，比英國大0.05左右。圖1顯示了我國銀行與這三個國家業績最好的銀行的效率均值比較。
從圖1看出，我國的商業銀行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相比較，在技術效率上有明顯差距，具體分析就是主要在純技術效率上有很大的差距，而在規模效率上的差距卻不明顯。
與外資銀行相比，國有商業銀行與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整體效率差距見表4。顯然，股份制商業銀行比國有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平均值大11.2％，純技術效率均值提高12.2％，但是規模效率均值卻比國有商業銀行的小4.5％，規模效率的整體差距不是很大。因此，從整體上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效率比國有商業銀行的高，資源利用率比國有商業的高10％多，與外資銀行競爭，還是比國有商業銀行有較大的優勢。
五、結論和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