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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1

在俞人豪的《音樂學概論》中，他提到音樂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有關音樂的實物材料，少數情況下還包括少量的文字材料。而在王耀華的《音樂學概論》中，他認為作為音樂考古學研究的基本對象，田野考古調查、發掘獲得的人類古代音樂文化物質遺存，既包括物化形態的遺存本身，還包含遺存所提供的全部信息，尤其是非物質形態的音樂信息。在這里，物化形態是指一些有關古代人類歷史音樂文化生活的一些實物資料以及圖像資料，而非物質形態的音樂信息是不是包括其中一些口傳心授的樂譜傳承，以及當地老藝人的民間表演，這里存在一個疑問。關于研究對象的不同看法，分歧主要產生在對于有關古代人類音樂文化的資料記載上。

俞人豪認為遠古時期沒有文字記載，而且在進入有文字時期后，由于記錄者知識匱乏以及輾轉抄襲的不準確，使得史料文獻不夠直觀、客觀的反映歷史全貌，因此參考音樂考古資料更有價值。筆者認為這個觀點更為客觀，并且對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期的研究應更為詳實，它決定了音樂的起源問題。比如湖北曾侯乙墓編鐘的出土和測音結果表明，這套樂器是按純律和三分損益法混合定音的，而過去文獻對于先秦時代的樂律記載只有三分損益法的記錄。從這里就可以看出，發掘實物資料對于考古學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二、研究方法的問題

首先，考古學的基本方法是地層學和類型學，考古學的基礎在于田野調查發掘工作；第二步是資料的整理分析；第三步是理論研究。現階段的音樂考古研究主要由獲取資料、研究資料和整合資料的綜合性概括與抽象等三個環節組成。（參考王耀華《音樂學概論》）音樂考古學雖然也借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比如田野調查。但是它有自己的研究特點，比如音響測試、音樂性能、工藝技術、綜合分析等。因此，音樂考古學應該發展屬于自己的研究方法，以適應對古代音樂社會的研究。

三、音樂考古學的發展

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2

一、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是我國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個考古學系，至今已有50年的歷史。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擁有雄厚的師資力量、豐富的圖書文物資料、良好的教學實驗設備，學科水平居于國內外領先地位。

二、吉林大學：

吉林大學考古專業以中國考古學、考古學理論和田野考古為基礎，將中國北方、中國東北及東北亞地區的考古作為教學和科研的重點，把培養學生田野考古操作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放在首位，為考古學注入新鮮血液。

三、中山大學：

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3

劉慶柱

196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成員、歷史學部主任、學部委員、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主任。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考古學報》《考古學集刊》《中國考古學》（英文版）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考古學學科評審組專家。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委員。國家級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享受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古都學會名譽會長、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

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學和秦漢考古學。

先后在美國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澳大利亞拉楚布大學、日本東京大學、韓國首爾大學、德國考古研究院、瑞典東方博物館、意大利波羅尼亞大學、法國遠東學院、墨西哥國立人類學研究所、秘魯國立歷史博物館、埃及開羅大學、印度國立博物館、巴基斯坦國際文化交流中心、越南考古學院、香港中文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等海外著名大學、學術機構進行學術講演、訪問研究。

曾先后參加并主持秦都咸陽遺址、西漢十一陵、關中唐十八陵、秦漢櫟陽城遺址、西漢杜陵陵園遺址、漢長安城遺址、秦阿房宮遺址等考古勘探、發掘。已出版考古學專刊、專著、論文集十余部，二百五十多篇。

專業介紹

考古學（本科）

門類：歷史學

學制：4年

授予學位：歷史學學士

簡介：考古學就是根據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實物，研究古代社會歷史的科學。按照考古學研究的年代范圍、具體對象、所用手段和方法的不同，考古學可具體劃分為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田野考古學及各種特殊考古學等分支。本專業培養具備考古學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有進一步培養潛能的高層次專門人才和能在考古、文物、博物館等事業單位及國家機關從事研究、教學、管理等實際工作的考古學高級專門人才。學習內容包括考古學的基本理論、方法與技能，考古學多學科交叉發展趨勢和世界考古學發展概況，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史、研究現狀；接受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博物館學、文物學理論、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古代漢語、史料學、地理學、第四紀環境學、古人類學等方面的基本訓練。根據陽光高考網的統計數據顯示，該專業2012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性別比例：男47%：女53%；近幾年全國就業率區間：2010（85%～90%），2011（80%～85%）；該專業全國報考碩士較集中的專業：考古學及博物館學、考古學、文物與博物館、科學技術史等。

打開電腦，輸入“劉慶柱”進行搜索，關于劉老個人經歷的介紹性文字不多，更多的是他那一長串的研究成果。9月初的一天下午，記者帶著眾多讀者對考古專業的好奇，敲開了劉老的辦公室。“請進。”隨著一聲底氣十足的回應，劉老起身，笑容滿面地招呼我們進門，桌上早就備好了茶葉、水杯。

劉老比他的實際年齡年輕很多，面色紅潤，腰板挺直，精神矍鑠，言談間思維非常敏捷。兩個小時的談話，劉老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古代的大門，讓我們體驗了一次跨越時空的穿越，考古，原來如此神奇！

大學招生指南：您認為考古學是一門怎樣的科學？

劉慶柱：考古學是研究時間的科學。考古學所研究的時間，跟物理學研究的時間有差異。物理學是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從物質結構角度來研究時間，而考古學則是以時間為軸，研究以人為對象以及和人相關的環境的科學，是一個更大的時空人文概念。因此說考古學也是人學，研究人的科學。人類通過考古了解自己從過去幾百萬年，幾十萬年一直到現在，歷經了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是由何種因素引起的。比如現在的各種疾病，以前就有嗎？還是以前沒有，現在變異了？找出發展變化的因素，就能為現在各種疾病的治療提供有力的參考。

19世紀中期，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兩門大學科結合的基礎上產生了考古學，因此考古學也是一門綜合性科學。它的很多方法論都是來自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問題卻不單單局限于物品本身，而是透物見人，通過所發掘的物品，推斷當時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機構、主流的思想文化，等等。

大學招生指南：我們該怎樣理解考古學所研究的范圍？

劉慶柱：如果劃定一條時間分界線，分出古代和現代，分界線一側的古代時空范圍都是考古學所要研究的內容。人類的歷史大約是200萬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按中國來說才4000多年，不到整個人類長河的百分之零點幾。因此要想弄清楚歷史，必須要通過考古學，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幾的問題都要考古學來解決。

我總說我這一輩子越干越覺得有點失望，失望在哪兒呢，好多東西越弄越不清楚了，越干越沒頭緒了。我總對我的學生說，你們年輕趕緊寫，別到了像我這個年紀，前怕狼后怕虎總感覺沒說透，下筆總有猶豫。但后來我也考慮，對于沒有完全說透的東西也要辯證看，要是所有東西都說透了，那就沒有科學了，科學就結束了。我能把科學做到頭嗎？不用說科學，就是科學的一個方面我也做不到頭，因為它是滾動式的，發展的。什么是發展？發展就是否定之否定。真理都是階段性的，沒有永恒的，都是相對的，相對于這個時空階段的認識論，認識基礎，你只能看到這一步，而人的一生相對于你所要研究的東西來說，時間太短。所以考古學是永遠奮斗不完的，既有魅力，也有挑戰力，還有想象力。在這里你不能停步，也停不了步。

大學招生指南：當初為什么會選擇考古學呢？

劉慶柱：我初中那會兒就對歷史、文學感興趣。到高中時開始對哲學、世界史比較感興趣。因為當時我家離圖書館很近，看書很方便，就去看了很多這方面的書，但后來我就覺得關于好多事情的評論反反復復的，反而弄不清楚了。比如歷史，這中間還不是簡單的好與不太好的說法區別，有可能是是與非、紅與黑的差異，那么歷史到底是什么樣子？怎樣弄清楚歷史的本來面目？有沒有更科學、更先進的辦法去驗證？不能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后來我就接觸到了考古學，這是拿物說話的，這些被挖出來的東西，它本身不會帶有立場、觀點。但是寫東西的人就有立場，有觀點，尤其寫作者是跟當時的歷史、當時的政治、當時的經濟、當時的文化有關的人。比如，不會說自己的民族不好，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最優越的，等等。但世界上沒有“最”字號的，你要是最優越的，難道別人都是二等的！其實，世間萬物沒有絕對，恰恰是人類把許多東西說成了絕對。因此，想弄清楚事物的真實面貌，就得找些更客觀的，更科學的手段去驗證，才不容易被某些人為的資料所左右。

大學招生指南：您實際接觸到考古后，感覺它跟您想象的一樣嗎？

劉慶柱：好像沒差距。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我的關注點不在其他方面，就想著能夠發現些什么東西，解決些什么問題；另一方面那個時代跟現在不一樣，生活條件的反差沒那么大，現在夏天有空調，冬天有暖氣，70年代冬天都是用煤球爐子，里頭外頭一樣冷，夏天里頭外頭一樣熱。可能有時候在地里頭感覺還比家里要舒服點，但也不好受，像五六月的時候，鉆到玉米地里去考古，那時候，地里玉米都長高了，人站在空地上都覺得熱，鉆到玉米地里頭悶得很，鉆探又不能穿長袖衣服，玉米葉子拉得身上一道一道的口子，很難受。但如果發現了重要遺跡現象，什么難受都全被拋之腦后。如果興趣點不在考古的人去那樣的地方，奔著錢去的，卻找不到錢，那他才難受呢。

80年代考古的時候，生活條件有了一定改善，有一陣子我們租住的是農民擱放農具的房子，房子分兩層，上頭放糧食，下頭住人，因為放糧食的房子得保持通風，到了冬天，不刮風還好，一刮風四面透風，睡覺的時候煤球爐子一封，屋里放一盆水，不一會兒就結冰了。半夜里，老鼠在頭頂上噔噔噔地跑，跑著跑著，“吧唧”就有一只小老鼠掉下來。但那時候我天一亮去做發掘，晚上回來寫東西，總覺得有干不完的事兒，也就不覺得苦了。所以說，人必須得有個奮斗目標，有奔頭，有了奮斗目標，有了奔頭，其他無關的東西也就淡化了。

大學招生指南：您對考古學如此著迷，考古學的意義具體都表現在那些方面？

劉慶柱：只要你認為關于人的有趣的問題，考古學都能給你解答，風水問題、疾病問題、算卦問題……考古學都能給你一個科學的解答。比如，古代的皇帝迷信嗎？為什么外國的中心建筑是教堂，中國故宮里頭核心建筑是太和殿？看似普通的建筑，它傳達出的是一種政治理念，是誰服從誰。皇宮里頭唯一有的廟是太廟，太廟不是供奉釋迦摩尼的，是供奉皇帝的列祖列宗的，以此證明皇帝身份的合法性，是對自我的一種證明。這就說明了國家的性質是政教合一還是國家至上。清朝的皇宮跟唐朝的皇宮有什么區別嗎？沒有，這就是對國家核心文化的認同。什么是傳統文化，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多民族共同體，同類項體現在哪兒？中華民族普適的文化價值在哪兒？等等，這些都是考古學家探究的物質文化要表明的東西。

考古學就是通過研究過去掌握對現在仍起作用的規律，或是通過研究過去，解決用現在的辦法解決不了的難題。比如90年代論證三峽大壩的可行性，大壩多高的蓄水水位合適？雖然考古學無法解決諸如大壩可以承載多高的水位，引起怎樣的生物變化這樣的問題，但通過考古學可以找出歷史上這個地方的水位最高達到過哪兒。當然，僅僅憑借考古學找出歷史水位高度，不表示最大承載量能到這里，還需要去找物理學家做計算，找地質學家看巖石的性質能不能承受得了。

比如現在研究氣候，考古也研究氣候。說現在氣候變暖了，你怎么知道氣候變暖了，得有對比才成。2000年前的氣候怎樣，1000年前的氣候怎樣，得形成一條曲線圖，從歷史的長鏈條來看才能夠找出規律。考驗真理最主要的根據就是時間，真理都應該放到時間這個長鏈條里頭去考察，在時間隧道中就可以得到證實。比如對全球變暖原因的探討，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空氣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嗎？三千年前北京地區氣候溫暖還有象呢，后來變冷了，到2000多年前又變暖了，這是為什么？要研究這個問題，首先得弄清楚導致全球變暖的因素有哪些，然后各占權重多少得說清楚。不能為目的性而一味地夸大某些原因，這其實是人為地將學科割裂，都從各自學科的角度來考慮分析問題，難免得出片面的結論。

考古學是研究人的科學，應該說是未知數很大的科學，很具有挑戰性的科學，既屬于人文科學范疇也屬于自然科學范疇，最先進的自然科學方法可以被考古學采納為己所用，那些考古學要去研究解決的很古老的問題，同時也可以是很先進的問題，挑戰性也就在這，光解決古老的問題就失去了趣味，古今結合才會有用。所謂：“有為才有位，有位得有為。”因此考古學得有所作為，對歷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古為今用，如果純粹是為古而古，那是沒有意義的。

大學招生指南：談到學科之間的聯系，您對當前的學科教育有什么看法？

劉慶柱：學科是人分的，所有的學科都有優點也都有局限，認識到這個，就要注意多學科結合，注意復合型人才的培養。然而我們當今的時代，不像柏拉圖那個時代，不像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時代。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積累的知識越來越多，因此作為個人，必須有一個切入點。愛好自然科學，可以從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去展開，愛好人文科學可以從哲學、歷史、文學等切入，得選一科，不能一把抓。

教育有教育的規律，從小到大，由淺入深，分學科是必然的。學習真像蓋房子，先要打好地基，先專后博，不斷聯系學習，一點點地積累。但頭腦中始終得有用聯系觀點看問題的弦兒，比如搞學術研究都需要有個學科帶頭人，他雖然不做某些方面的具體研究，但知道相關的聯系，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需要研究的。

大學招生指南：您對要選擇考古專業的學生有什么建議？

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4

關鍵詞 音樂考古學 古代遺存 音樂史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music，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history of music， as the means of archaeology， the research objects include objects， images， text， etc.. This study involves many factors determine the research method is complicated， not only to the micro level of the ancient relics of the technical analysis， such as analysis objects shapes， images and text， sound research， and at the macro lev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music from the age of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e， such as cultural relics and Literature confirms， use dating method. The study on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archaeology are good basis for a lot of research work， and have a broad vision， also realized cross line problems， it should also be to establish a network of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music archaeology project.

Keywords music archaeology； ancient relics； music history

1 音房脊叛а芯糠段е特征

音樂考古學的研究范圍，主要指哪些對象、哪些領域的內容能為該學科所關注。在確定這個范圍之前，需要對音樂考古學的學科性質予以界定。以下筆者重點分析該學科之性質及對象范圍的特殊之處。

1.1 音樂考古學的性質界定

《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對音樂考古學的定義是：“依據音樂文化遺存的實物史料（發掘而得的或傳世的遺物、遺址、遺跡，如樂器、樂譜、描繪有音樂生活圖景的古代造型藝術作品等），借助考古方法來探討音樂史、樂器史直至歷史上的音律形態、音階形態等音樂學課題的一門科學。”（譚冰若、黃翔鵬撰寫詞條）①

除上述定義外，筆者根據王子初、方建軍、王洪軍等音樂考古學專家的觀點，對該學科的基本性質作出如下歸納：

（1）音樂考古學的最終目標指向音樂史，所以是音樂史學的分支；

（2）“考古”是該學科所借助的方法；

（3）音樂考古學的研究依據是古代遺存；

（4）音樂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上述幾方面的綜合，不限于古代遺存。

以上幾點性質揭示了音樂考古學的特殊性。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音樂作為聽覺藝術和時間藝術，不像美術類的作品那樣可以直接反映于古代遺存。

1.2 音樂考古學的對象范圍

音樂考古學的對象從根本上包括古代人類社會的音樂歷史，但直接對象就是借由考古手段而發掘的古代遺存。李純一先生將這些對象分為樂器、樂譜、文字、繪畫、雕塑幾大類。

筆者根據音樂考古學界對《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普查工作的理論和實踐經驗總結，現將該學科的對象范圍概括如下：

（1）音樂及與之相關的器物層面：古代樂器、樂俑、戲臺、戲服、舞具等；

（2）音樂圖像層面：反映音樂內容的器皿飾繪、磚雕、木雕、石刻、巖畫、紙帛繪畫、壁畫等；

（3）音樂文字層面：書譜、經卷等。

這些對象的特征（特殊性）在于：第一，它們都不是音樂本身，只能間接反映音樂本體及其存在形態。第二，它們只是古代遺存，是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依據，而音樂考古學的整個對象是古代音樂史，所以必須將這些資料與古代人類社會及音樂生活“接通”，方能實現學科目標。

2 音樂考古學研究方法之特征

學科研究方法由學科性質及其對象范圍決定。音樂考古學具有音樂史學和考古學的交叉性，其目標指向音樂史，操作方法借助考古，直接依據又在于多種類型的古代遺存，同時這些遺存資料必須與社會歷史資料“接通”。這一切決定了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微觀和宏觀兩方面的特征。

2.1 微觀層面：對古代遺存的技術分析

對于音樂及與之相關的器物，需要研究的內容有：（1）器形，包括形制紋飾、音梁、內唇與調音等；（2）測音：包括音域、音準等問題。在這些過程中，可能會運用到考古類型學、考古地層學、樂器制作、冶金鑄造、音樂聲學、樂律學等方法。

對于音樂圖像，在用美術方法客觀分析的同時，要顧及到畫匠有可能為了追求繪畫方面的美學要求而將圖畫中的某些元素夸張的情況。當然，也有的結論可以直接推定，比如據圖像顯示，某樂隊配置中肯定存在某件樂器。

對于音樂文字，則需要運用古文字的知識、古音韻的知識、歷史地理的知識等各種方法進行研究。

2.2 宏觀層面：與歷史的“接通”

基于古代遺存只是音樂考古學的研究依據，而非僅僅是研究對象，因此需要將這些物品盡可能與實際的音樂形態聯系起來。實在難以直接聯系的，也要和該音樂相關的其他社會歷史事象聯系起來。

一方面，出土實物或圖像與古代文獻的印證是最直接的方法，這樣不僅可以核實音樂史實，還能佐證其他史料的歷史情況。例如，王清雷學者在《章丘洛莊編鐘的音樂學研究》一文中指出：“洛莊編鐘主要部位的實測比值與《考工記》的理論標準比值基本一致，為該書為齊國官書說提供了一個佐證。不管該書成書于何時，至晚在西漢初期該書還在指導著實踐。”②

另一方面，斷代法也是音樂考古學的重要方法。邵曉潔學者認為，“歷史上留存下來的任何遺物都會帶有相應的時代印記，音樂文物上的諸多特征同樣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巧妙合理地利用音樂文物上與音樂相關的特征屬性及其變化，能夠有效地斷定其相對年代，梳理出某一音樂文物的發展序列，從而勾勒出一條較為清晰的發展脈絡。”③

3 音樂考古學學科特征對研究者的要求

由于音樂考古學具有對象范圍廣、研究方法復雜多樣、交叉性強等特征，因而對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人員提出了如下要求：

首先，廣闊的研究對象需要研究者做好大量且扎實的基礎調查工作。王清雷學者在《淺談〈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的特點及其學術意義》一文中談到：“在實際的工作中，普查領域不僅包括各省的文博單位，也包括一些私人收藏；不僅普查博物館的展廳，還走入博物館的庫房進行地毯式排查；走出省、市或縣的博物館（或院）、文化館等，還要深入廣大郊區農村，普查清末以前的寺廟、古塔、古民居等古代建筑，有時候還要到考古發掘的第一線搜集有關資料。”④

其次，多W科交叉及研究方法的復雜性，要求研究者視野開闊，同時也要意識到自己的不足。在視野方面，可以上升到文化人類學的層次，應用到音樂領域即民族音樂學。但是同時，牽扯到跨度太大的領域（尤其技術層面）時，不要憑借一孔之見主觀臆斷。畢竟隔行如隔山，當寫作、研究對象跨行時，應請相應領域的專家幫忙把關。

再次，由于音樂考古學的工程量往往很大，牽扯多方利益，有時還需要巨大的經費支撐，所以搞好人脈關系至關重要，必要時還得獲得上級主管部門的支持。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普查工作中，數百萬的經費也是經由項目負責人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努力爭取，才得到國家財政部專項資金的支持。由此可見，音樂考古學的現實工作對其研究者各方面素質要求之高。

4 結語

音樂考古學作為音樂史學和考古學的分支，其學科性質決定了研究范圍涉及因素多，研究方法復雜多樣且具有交叉性。這些特征均有別于純粹的音樂史學和其他類型的考古學。為此，音樂考古學研究者需具備多方面的素質，包括知識層面（深度）、視野層面（廣度）、處理現實問題的層面（靈活度），以適應這門學科的工作要求。

注釋

① 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800.

② 王清雷.章丘洛莊編鐘的音樂學研究.黃鐘，2011（4）：249.

③ 邵曉潔.音樂考古學研究方法散議――王子初新著《音樂考古》讀后.中國音樂學，2006（4）：135.

④ 王清雷.淺談《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的特點及其學術意義.人民音樂，2013（1）：53-54.

參考文獻

[1] 方建軍.音樂史學的一門新興分支學科――音樂考古學[J].黃鐘，1990（3）.

[2] 李純一.微觀入手 宏觀掌握――音樂考古治學談[J].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1999（4）.

[3] 王洪軍.對音樂考古若干問題的思考[J].中國音樂，2001（4）.

[4] 王洪軍.對促進音樂考古學科發展的再思考[J].人民音樂，2003（6）.

[5] 方建軍.民族音樂學與音樂考古學的相互關系及作用[J].中國音樂學，2006（3）.

[6] 王清雷.《中國音樂文物大系》述評（上）[J].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2（3）.

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5

一、 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和目的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別介紹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大型動物和小型動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綱、鳥綱、爬行綱、兩棲綱、軟骨魚綱和硬骨魚綱等脊椎動物以及軟體動物和甲殼綱等無脊椎動物。微型動物是指以上各類動物中個體較小的種類，如蝸牛、昆蟲等。動物考古學的研究目標是探討人與環境，特別是人與動物的關系。在人與動物的關系中，人類利用動物是主要內容，如以動物為食;用動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體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進行勞作和運輸，用狗協助打獵、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動物融入人類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圖騰等觀念。動物考古學的特點是多學科的交叉性，在研究過程中需要運用生物學、生態學等自然科學和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等社會科學的知識。

二、 動物考古學的歷史和理論

作者在第二章簡略回顧動物考古學的發展歷史。19世紀，美國考古學者注重對器物分類和描述，動物遺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對生物學感興趣的學者完成;之后，研究環境的生物學家開始注意動物遺存，他們研究動物的分布、滅絕的種類、骨骼形態特征和病理學，也有學者推測人類行為并收集、鑒定并測量骨骼。20世紀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學家的重視，被加工的骨器終于進入他們的視野。但是，沒有人工痕跡的骨骼仍然沒有得到重視。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與環境的關系的觀點，動物考古學才有了實質性的發展。隨后，最小個體數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動物考古學成為一門可認知的學科，在考古學研究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在發展過程中，動物考古學不斷從生物學、人類學以及考古學中借鑒理論和方法。目前，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內容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如怎樣獲得準確的數據？二是人類學方面的研究，如人類的營養需求、生存策略、社會關系和家畜起源等問題;三是生物學和生態環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動物的生長、自然環境的面貌等。

三、 動物考古學的背景知識

動物考古學研究首先應具備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作者在第三章對生物學知識進行介紹。在分類學方面，動物考古學借用生物學中的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法，力圖將出土骨骼鑒定到種或屬。在解剖學方面，提到動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為攝食、運動和保護三種，功能的不同導致骨骼形態的不同。分布地域、季節和人類行為等外因和個體發育、年齡和性別等內因導致個體在骨骼上的差異，動物考古學家利用這些差異區別不同種屬和年齡階段的動物。生物不斷與外界物質發生交換，體內碳、氮等穩定同位素含量有變化，生物自身蘊含遺傳信息，因而碳氮穩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這類科技方法也被應用于動物考古學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紹了與動物考古學相關的生態學知識。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每種動物都有特定的生態位和生活史對策。生態位是指生物與其所在的環境發生的所有關系;生活史對策在不同的環境中會有變化，它包括動物的繁殖、生長和發育、性成熟、照顧幼崽和衰老等方面。這對古代人類的狩獵活動很有幫助，可以被動物考古學家用來推測人類當時的行為。在有機物質和無機物質相聯系的生態系統中，生物因素、食物網、生產率、豐度、多樣性和均勻度是群落生態學要研究的問題。關于均勻度，我國有學者對其在動物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有過介紹（1），還有學者用分異度和均衡度分析遺址周圍的野生動物資源，進而探討人類的生業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講述動物骨骼在人類使用遺址時、遺址被廢棄后、考古學家發掘及整理時發生的埋藏學變化。骨骼發生的埋藏學改變分為初期變化和后續變化兩種。初期變化發生于動物被捕獲、人類利用動物、骨骼被掩埋的過程中;后續變化是發掘和整理資料時造成的變化。古代人類的某些行為是一級改變的原因，如捕捉動物、宰殺動物、剝皮、肢解、烹飪、燒烤、制作工具等。我國學者曾通過實驗觀察人類吸髓與動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動物的一些行為，如食肉動物和嚙齒類動物啃咬、大中型動物踩踏等，以及氣候、溫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誘因。除需要注意初期變化，后續變化對動物考古學家進行解釋也有影響。以發掘方法為例，是否采用篩選法或浮選法，對發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響，進而影響鑒定結果和結論。

四、 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談到怎樣從眾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價值的信息、應該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將這些信息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鑒定骨骼直接獲得的信息，稱為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可以被后來的研究者重復觀察;另一種是衍生資料需要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通過分析和計算得到。原始資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種屬、數量、表面痕跡、病理現象、年齡和性別的解剖學特征、測量數據和重量等。這些內容最后都要輸入電腦，以便進行各種計算。在鑒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資料，準備當地的動物標本。鑒定過程中要持謹慎的態度，使用解剖學語言描述骨骼的具體部位、特征和保存狀況。反映年齡的特征主要有頭骨縫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齒萌出和磨損的程度，反映性別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態。可鑒定到種屬的骨骼數量和不可鑒定的骨骼數量都要統計。觀察骨骼表面痕跡要記錄骨骼斷裂的位置、斷裂面方向、斷裂口的形狀。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態不正常的牙齒或骨骼以及牙齒是否發生釉質發育不全的現象。比較完整的骨骼需要測量。由于原始資料是衍生資料的基礎，所以需要熟練的人員從事鑒定的工作。

如何獲取衍生資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內容，包括估算個體大小、建立年齡結構和性別比例、計算各種動物的相對比例和骨骼的出現頻率、估算古代人類的食物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跡和病理現象等。

了解動物的個體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類喜歡捕獵哪種體型的動物、被捕捉的動物群是否存在狩獵壓，也可以評估肉類在食物中的比重。復原個體大小最簡單的方法是將骨骼與實驗室的現生骨骼標本比較，大小基本一樣的標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動物大小。測量值也可為區分動物個體大小提供標尺，還可區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

在原始資料中記錄的年齡特征可以反映個體大概的死亡年齡，多個個體的死亡年齡可以建立這一種動物的年齡結構曲線。生存曲線可以解釋人類的某些行為：死亡年齡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線提示人類飼養它們的目的是為了吃肉。骨骼形態特征和測量數據可以反映動物的性別，成年的雄性個體往往大于雌性個體。同年齡結構一樣，性別比例也提示人類行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選擇的一種結果。

通過最小個體數和可鑒定標本數能夠計算遺址內一種動物占所有動物的數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類經常利用哪些動物。如果某種動物占的比例極大，那么這種動物就很有可能是家養動物。計算最小個體數的方法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變化，懷特（White）認為可以利用左右兩邊對稱的骨骼來估算最小個體數，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邊的數量多，其值就是最小個體數。隨后有學者將年齡、性別、骨骼大小這些因素補充到計算最小個體數的考慮要素中。例如，發現2塊豬左側的下頜（1塊1歲，1塊2歲），1塊右側的下頜（3歲），可見右側的那塊下頜與左側的2塊都非一個個體，因此最小個體數應該是3。此外，可鑒定標本數也是統計數量的方法，它是由計算分別屬于各個種屬的全部動物骨骼數量得來的。與最小個體數不同，可鑒定標本數有時容易受到一塊完整骨骼破碎成多個碎塊的影響，應而在研究遺址出土的各個種屬的動物數量時，應綜合兩者進行分析。

計算骨骼的出現頻率要先將骨骼歸納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鎖骨;也包括多塊骨骼連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學部位，如前肢、腳;還包括人類屠宰動物經常肢解的單元。最小個體數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數量，最大值就是這個遺址預期收集到的值，每個部位發現的數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發現值與預期值的比例。我國已有學者對遺址內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現的頻率做過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數也是研究骨骼出現頻率的一種方法。

有兩類方法從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類的食物組成。第一類方法是估算一個完整個體的肉量。懷特（White）通過文獻并結合具體實例考證鳥類身上的肉量占總重量的70%，哺乳動物的占50%。用每種動物的體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這種動物的肉量。一個個體的肉量乘以最小個體數，可以求得這種動物對古代人類肉食貢獻的總量。第二類方法由里德（Reed）發明，根據出土骨骼的重量復原肉量。我國有學者針對這兩種計算方法做過比較研究，認為它們具有不同的適用范圍⑤。

骨骼表面痕跡的位置和類型以及病理現象可以提供人類行為的信息。出現在關節連接處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動物時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現象可能是勞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風化程度可以為埋藏學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動物考古學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難看出每種方法可以解決相對應的研究問題，因此研究方法應與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過程中還要充分考慮到每種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謹慎的、客觀的推斷。

五、 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別談了動物考古學中比較重要的三個研究問題，第八章探討如何解釋古代人類狩獵形成的動物遺骸和人類的生存策略。人類在捕獵時需要考慮哪些因素？約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們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種動物資源、用多少、什么時候找、到哪找、由誰找等問題。這一模型的本質是古代人類在獲取動物資源時花費的支出和最終的收益之間尋找平衡。古代人類選擇居住點、進行捕獵等生存活動需要考慮是否受限于時間、空間等環境條件。我國膠東半島貝丘遺址的動物考古學研究顯示，由于人類活動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圍內持續捕撈對貝類的生長造成捕撈壓⑥。當人類狩獵成功后，他們選擇價值高的部分帶回居住區，開始制作食物。這個過程會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跡，也會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質等微小物質。人類還會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裝飾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隱藏在可以觀察到的動物遺存的背后，還有當時與人類狩獵活動有關或是因狩獵活動形成的交換系統和社會地位、社會組織、等各種社會關系，動物考古學家試圖用物質遺存來探尋這些背后的聯系。

古代人類馴養家畜的活動也是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問題。第九章主要講人類馴養家畜、利用家畜的行為以及怎樣初步鑒定家養動物。狗是一種獨特的家養動物，它被馴化的時間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態可以與野生祖先相區別，而DNA研究顯示家狗起源的時間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衛居住地、幫助狩獵、陪伴人類，還能幫助人類看守家畜。其它的家養動物可以為人類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動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裝飾品的原料，動物的糞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還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動物犧牲等。多數家養動物的體型逐漸變小;身體各部分的比例也發生變化，如豬的鼻子變小。骨骼測量是區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的一種方法。另外，還可以在測量的基礎上計算骨骼的長寬之比。數量比例、年齡結構、性別比例和病理現象也能夠提供人類馴化的信息。羊毛紡織品、家畜和柵欄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類成功馴化并利用家養動物的佐證。我國學者依據中國動物考古學的實踐，提出了考古遺址出土家養動物的系列鑒定標準⑦。

用動物遺存重建古代環境是動物考古學中研究歷史相對較長的一個問題，早在動物考古學發展之初，古環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開展了這方面研究。用動物遺存復原環境的理論基礎是均變論，即“將今論古”。在了解現代動物的生活習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礎上，推知古代的動物也具有這樣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遺址出土的物種復原當地的自然環境和氣候。例如，竹鼠現在主要分布在長江流域和長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竹鼠的骨骼，這說明當時的氣候比現在溫暖濕潤⑧。這一過程要區分遺址當地的物種和外來的物種，復原遺址周邊環境時應排除外來物種。小型動物對環境變化敏感，提供的生態學信息較多。寄生蟲還可以提供人類生活條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種種群內部若干個體的體形大小和年齡可以判斷當時的環境是否有利于動物生長。古代人類不斷向自然環境索取的同時也在改變著環境，最顯著的行為就是動植物的馴化影響到原來生態系統的平衡，這也是復原環境的一項研究內容。

六、 結 論

第十一章是全書的結論，作者列出埋藏學、營養和飲食、動物資源的利用、技術、交換系統、社會等級、馴化和古環境八項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資料、衍生資料和與之相聯系的理論、觀點，簡明地表示了從骨骼獲取信息與進行考古學解釋之間的關系。作者強調研究者應持謹慎的態度和方法，使用與研究目標匹配的研究方法，通過觀察、實驗和重復的方法，將多學科的研究綜合起來。作者指出，目前動物考古學研究在研究方法、人類對環境的適應和影響、動物的用途和社會含義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學的應用將在動物考古學研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整合這些研究才能從更廣泛的角度研究人類的歷史。

這本教材從動物考古學研究需要具備的相關知識入手，分別講述了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研究內容，幫助讀者對動物考古學有一個初步了解。然而，《動物考古學（第二版）》以美國及其附近地區的研究為主，沒有收錄我國動物考古研究的資料，不利于初學者掌握我國的研究歷史和現狀。動物祭祀和隨葬是我國動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如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使用豬進行隨葬和祭祀的現象⑨，漢水中游地區史前墓葬隨葬豬骨的現象可能與社會分化有關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規格遺址祭祀用牲的種類是不同的（11），該書對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為一本入門指導的教科書，《動物考古學（第二版）》值得初學者精細地研讀，從而掌握這一分支學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為做好我國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奠定基礎。

我在學習動物考古博士課程的第一年，導師袁靖先生要求我閱讀英文版的《動物考古學（第二版）》，還要求每讀完一段話，要用中文記錄下這段話的大意。經過一個學期，我終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閱讀和記錄的過程中，我對動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認識，在隨后的鑒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這些認識又得到進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謝袁靖先生帶我走進了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謝《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著者編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遲遲沒有發表，現在正好趕上《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中譯本即將出版，我相信會有更多的人從閱讀《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譯本的過程中受益！

注釋：

① 胡松梅：《分異度、均衡度在動物考古中的應用》，《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2期。

② 黃蘊平：《動物骨骼數量分析和家畜馴化發展初探》，《動物考古（第1輯）》，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 呂遵諤、黃蘊平：《大型肉食哺乳動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馬蕭林：《靈寶西坡遺址的肉食消費模式――骨骼部位發現率、表面痕跡及破碎度》，《華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 a.楊杰：《古代居民肉食結構的復原》，《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錕宇、蔣成、陳劍：《淺論動物考古學中兩種肉量估算方法――以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為例》，《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5期。c.羅運兵：《中國古代豬類馴化、飼養與儀式性使用》，第50頁，科學出版社，2012年。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膠東半島貝丘遺址環境考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⑦ 袁靖：《中國古代家養動物的動物考古學研究》，《第四紀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李有恒、韓德芬：《陜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之獸類骨骼》，《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59年第4期。

⑨ 袁靖：《中國新石器時代用豬祭祀及隨葬的研究》，袁靖：《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考古學基本方法范文6

【摘 要 題】比較研究

【關 鍵 詞】李濟/蘇秉琦/鄒衡/考古類型學

【正 文】

在近八十年的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類型的考古類型學研究，這些各具特色的類型學研究不僅記錄了重要的考古資料，而且反映了學科方法論的發展歷程。從社會學的視角看這些類型學研究在認識和實踐方面存在的差別，一方面和研究者所處的學術環境以及考古學科發展狀況有關，與此密切相關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者本人的學習經歷和知識體系結構。本文擬選擇三位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產生影響但學習經歷不同的考古學家及其代表作，試圖從個體社會化差異方面探討造成學術研究方面差別的原因。

這三位考古學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上篇》（注：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集選》，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蘇秉琦《陜西寶雞縣斗雞臺發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蘇秉琦：《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及《瓦鬲的研究》（注：蘇秉琦：《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鄒衡《試論殷墟文化分期》（注：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及《天馬——曲村（1980—1989）》[5]。

一

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上篇》是對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銅容器所作的類型學研究。他研究青銅容器形態時，像處理人頭骨數據一樣，把每個容器視為由若干部分即形態元素組成的復合體，為了便于研究他對容器的各部位進行了劃分，并列表給出各部位的名稱，參見表1。

表1 所指容器 所用名稱

的部位

全部 體

重要部分 口(或)口部 身(或)身部 底(或) 足(或)足部

各部分段 唇 純緣 頸(或)脰 肩 腹 底部 上部 中部 下部

周壁

在此基礎之上再進行容器型式的劃分，起到了明顯的規范作用。至于青銅容器的形式劃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圖錄》提出的容器的分類標準，有以下四條：

（1）以最下部作為第一數的標準：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三足器300—399、四足器400—499，……

（2）每目內再按照上部的形態，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徑與體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淺深為準；口大的，身淺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間又以周壁與底部的角度，唇緣的結構等作更詳細的劃分準則：向外撇的居前，向內拱的居后。

（3）他種形式上的變化，如周壁的曲線，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著品的有無，往往構成該件器物的個性；這些變化并無秩序可循，只能隨著具有這些附著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數后加羅馬字，分辨型別，表示它們的個性。

（4）在形制上可以獨立的器物，即構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數字，以為標本，名為“序數”；每一式內再分若干“型”，用羅馬字標明，以類別形制相近而有小異的標本。

李先生的分類，首先將容器整體分解成上部“容量部分”和下部“底或足”，也就是非容量部分；器物下部為分類的第一標準，根據形態特征分為五類，即五“目”，器物上部的幾何輪廓由倒梯形—寬扁長方形—正方形—高扁長方形—正梯形的順序用01至99加以區分。首先，每種器物外輪廓的基本形態以三位代碼的形式標記識別，編碼打破了整體器形的限制，如在三足目中305、313、325、368都是鼎形器，中間的310卻是爵形器，這種編碼的實質是對器物形態分類的一種管理手段，而不是對器形整體演進的排序。其次，同一序數標記的器物，以更細致的外形要素的特征，特別是通過測量和計算得出的數據作為區分型別的指標。如248式觚形器，用腹徑比體高的百分數得到高寬指數，數據區間為10.4至30.48，每進五點即設一個新型，由此得到P、Q、R、S、T由粗矮至細長五個型別。這種用數據的區間范圍劃分型別進行分類的方法，和自然科學研究的分類方法頗為類似，比如按光波的波長由長到短分為紅外線、可見光和紫外線三類。李濟稱：“這樣分目排列的辦法只具有一個極簡單的目的：便于檢查。至于這個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態上的關系出來，卻是另外的問題”。舉個例子，如M388出土的觚形器標記為248Q，其中第一位數字（2）和第二、三區位的數字（48）均為序數，第四位羅馬字（Q）為型別。

依據這樣的分類方法，他將76件青銅容器進行了分類，分類系統見上頁表。

表2 目 序數區間 個數比例％ 序數 器形 型

圜底目 000—099 1.31 092 斗型器

平底目 100—199 2.62 102 鍋形器

192 罍形器

203 盤形器 G

242 尊形器

248 觚形器 P Q R S T

250 方彝形器

圈足目 200—299 44.74 256 甂形器

273 觶形器

277 卣形器 R F

279 壺形器

283 矮體圓肩瓿形器

290 高體方肩瓿形器

305 圓底圓錐狀實足，鼎形器

310 爵形器 A B C D E G H J

313 圓底圓柱狀實足鼎形器

318 圓底圓錐狀實足鼎形器

325 分襠曲底原頂狀實足鼎形器

368 圓底圓錐狀空足鼎形器

三足目 300—399 47.38 342 圓底，雙鼻，圓柱狀實足，盉

形器

375 空心透底，扭角羚角尖狀

足，斝形器

376 不透底，扭角羚角尖狀足，

斝形器 F H G

386 甗形器

410 似三足目爵形器結構

四足目 400—499 3.95 476 似三足目斝形器結構

蘇秉琦《陜西寶雞縣斗雞臺發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是以北平研究院1934年和1935年第一、二次發掘所得的瓦鬲以及同時期在陜西采集購買的瓦鬲為研究對象的論著。其中的第二章“斗雞臺墓地所出瓦鬲的研究”是斗雞臺40座墓葬出土以及當地民間收集的59件瓦鬲的類型學研究。

該文對于墓地出土的瓦鬲，首先根據南北向仰身葬和東西向屈身葬將瓦鬲分為兩組；與此同時依瓦鬲的領、足等等外形特征，紋飾特征， 制作所需的工藝手段分為三種類型：南北向仰身葬的墓中出土的瓦鬲，包括三種類型，分別用字母A、B、C表示；而東西向屈身葬的墓中只出土一種類型，用a表示，與前一組的A類型相比雖然造型風格不同但制法基本相同，因此作者認為二者屬于同類型的不同支派。墓葬依瓦鬲的分類分為四組。

在此三個類型的分類基礎上，作者加入斗雞臺村征集的一件瓦鬲，另辟一類，共四個類型的瓦鬲，與瓦鬲分類與墓葬分組相互對應關系如表3所示。在類型之下，作者又對部分類型進一步分組。

表3 瓦鬲類型 符號 墓地分組 葬俗

第一類型 A 第一組 南北仰身

a 第四組 東西屈身

第二類型 X - -

第三類型 B 第二組 南北仰身

第四類型 C 第三組 南北仰身

表4 器物命名 《陜西寶雞縣斗雞臺發掘所 《瓦鬲的研究》

得瓦鬲的研究》類型符號 類型符號

袋足鬲 A A

聯襠鬲 X B

折足鬲 B C

矮腳鬲 C D

第一類型A種鬲，根據有無附件、附飾，分為A[，1]、A[，2]、A[，3]三組。

第三類型B種鬲，根據高闊比例和高低順序，分為B[，1]、B[，2]、B[，3]三組，以表明B種鬲“主要變化傾向的連續性與階段性”。

第四類型C種鬲，根據袋足占通高的比例由大到小分為C[，1]、C[，2]、C[，3]三組，用以區分制作年代的差別。

蘇先生首先從全器的結構和腹足的形式即基本形制特征研究如何分類，繼而提出從產生原型去探討不同形制陶鬲譜系的問題。后來他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又對這四個類型鬲的相互關系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前后兩篇文章使用的類型符號及其指代的陶鬲的命名對照見下表。

表5

《瓦鬲的研究》用單個大寫英文字母表示型，與之對應的小寫字母表示亞型，兩個大寫英文字母表示中間型，大寫字母加阿拉伯數字表示組別。作者有著鮮明的追求歷史過程的研究取向，以進化論的思想按發生學的原則論述了瓦鬲由產生而經歷從A演進至B，從B演進至C，進而演進至D并最終衰亡的過程。《瓦鬲的研究》一文“結論”里提出的陶鬲發生、發展及其譜系關系，充分表達了作者對于陶鬲的分類系統的認識。本文根據《瓦鬲的研究》一文“結論”的文字和附圖制成表5，結合這個表閱讀有關瓦鬲的論述就不難發現，作者先擬定出一條陶鬲進化的鏈條，每一類型下的組排列成具有演進關系的小鏈條，各個類型之間在通過中間型連接成更長的、較完整的鏈條。因此在陶鬲類型學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邏輯思維十分突出而分類的邏輯思維卻不很清晰，《陜西寶雞縣斗雞臺發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組標準，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類，推測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標本區分開，待找到確切的證據后再將其排序，但實際上并沒有做到。

圖一

鄒衡《試論殷墟文化分期》的類型學研究對象，是殷墟各地點的發掘報告中對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義的陶器和銅器。該文首創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語言范式，已為當今中國考古學界普遍使用，即用漢字標示“類”，大寫英文字母標示“型”，小寫英文字母標示“亞型”，大寫羅馬數字標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三種情況，最多見的是劃分型、亞型、式三個層次，其次是劃分型、式兩個層次，最少見的是只用式別來區分。按照作者對17種陶器研究的先后順序，歸納出陶器的類型學研究的體系結構，這一體系結構如左圖一所示。從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這個類型學研究體系包括分型和分式兩部分核心內容，即分類和排序，換言之，分型就是分類，分式就是排序（注：陳暢：《試論考古類型學的邏輯和原則》，華夏考古，待刊。）。體系中的型式符號突出體現了標本之間的形態邏輯關系，但卻不能由型式符號得出標本的具體形態，也就是說，這種型式符號所代表的僅僅是一種抽象的關系。

如果要說《天馬—曲村》一書和《試論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類型學研究方面的區別的話，前者是田野考古報告，首要的問題是準確真實地發表好資料，因此在這個前提下，報告編寫者著重考慮的是器物類型規范化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器物標本編碼體系和器物標本形態特征之間關系的探索，并以青銅容器和戈、圭、璋三種非容器作了實驗。

報告將青銅容器分為“底或襠”、“足”、“領、口或沿”、“肩”、“腹”五部分，分別將各部分的形態特征分類列表，并給予每類特征一個指定代碼，參見表6。所有青銅容器都按照以上五部分的順序用符號表示，形成該器物的型別編碼，這樣，一件青銅容器標本的整體基本形制特征的“標準化”通過其各個組成部分特征的“標準化”得以實現。例如：RFB02″型鬲，其中的R代表人字襠，F代表柱足，B代表侈領，0代表無肩，2″代表下脹圜腹，因每一編碼都有一定形態的含義，所以當見到RFB02″型鬲時，就可以得知這鬲是人字襠、柱足、侈領、無肩、下脹圜腹鬲，器型編碼傳遞了器物形態的信息。

表6 底或襠 足 領、口或沿 肩 腹

A凸圜底 A直領 1圓肩 1直腹

A′凹圜底 1′溜圓肩 1′下收直腹

B平底 B侈(或折)領 1″廣圓肩 1″下脹直腹

B′凹平底 B’內折領 2方(或折)肩 1[]內斜直腹

C尖底 B″高侈(或折)領 2′窄方(或折)肩 2圜(或鼓)腹

C撇領 3圜凸(或聳)肩 2′下收圜腹

C′高撇領 3′方凸(或聳)肩 2″下脹圜腹

D袋足 D卷領 3圜凸腹

D′高卷領 3′方凸腹

E圜渦下陷底 E錐足 E束領 4折腹

F柱足 4′下收折腹

F′錐柱足 4″下脹折腹

F″扁足 5內凹腹

G外凹沿 6曲腹

G′內凹沿

H弧襠 H環足 H斂口

H′圜斂口

H″方(或折)斂口

J角足

L流口

M馬口襠 M圈足

M′高圈足

N假圈足

Q曲襠

R人字襠

S獸足 S榫口

S′蹄足

T凸襠 T獨足或柄紐

Y圈足+獸足

Z圈足+彌垂耳

0無 0無 0無 0無 0無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如果將《天馬—曲村》與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的類型學研究相比較，就會發現二者均以便于發表資料和研究為目的，按器物形態組成要素的特征進行分類，用大寫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為代碼標示。鄒衡將器物的組成部位大致按照非容器部分和容器部分分開，先列出底、襠、足的特征代碼，之后再由從上至下的順序列出領、口、肩、腹的特征代碼，似乎也是受了李濟的影響，但又有別于李濟的劃分方式，如《天馬—曲村》中銅甗M6069:2，型別為HFC01′，這件甗為弧襠、柱足，顯然“襠”是一種特殊的“底”，和“足”不能混淆，不同于《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將甗歸入“三足目”的做法。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天馬—曲村》的分類系統采用面分類的方法，《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則基本采用了線分類的方法，即分類模式的差別（注：關于面分類方法和線分類方法，陳暢：《試論考古類型學的邏輯和原則》，華夏考古，待刊。）。

二

考古類型學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維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維能力和方法的體現。而抽象思維能力是個人接受社會化的一個重要條件，抽象思維能力的形成與提高是和學校的教育與培養分不開的。從三位考古學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學術成長過程的學科背景中可以領悟出他們各自的研究風格背后傳遞的學術思想。

李濟在清華學堂畢業后，先后在美國麻省克拉克大學學習心理學和社會學，后轉入哈佛大學學習人類學。“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來與世界人類的腦袋比較一下，尋出他所屬的人種在天演路上的階級來”（注：張光直：《人類學派的古史學家——李濟先生》，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來他對器物形態的研究深受量人腦袋的啟發，特別注重器物形態元素的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則深受美國人類學學科人本主義精神的感染，試圖通過器物分析探究社會文化而非考古學文化的變遷，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認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質爵形器的器形脫胎于龍山文化，這一點符合文化傳承，滿足人們的審美要求；口部結構的演變則是工匠長期實踐不斷改進提高器物的實用功能的結果。李濟按器物形態元素特征分類的類型學體系，為早期的中國考古學的器物研究打下一個新基礎，并且一直影響到今天。

蘇秉琦畢業于北平師范大學歷史系，由于學習中國史學的經歷和史學傳統的學術背景，致使他認為“近代考古學的目標就是修國史”（注：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商務印書館（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類型學研究大都采取史學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事件的因果關系及過程；而發軔于生物界的進化論理論，又恰好滿足了他以物的發展過程序列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進化過程和歷史因果關系，構成了他的研究特色。這種特色在《陜西省寶雞縣斗雞臺發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補序》（注：蘇秉琦：《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里表現得最為充分。“系統的類型學理論，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在1903 年出版的《東方和歐洲古代文化諸時期》第一卷《方法論》中開始建立起來的。在我國，至三十年代，蒙氏的書有了兩種中文譯本；四十年代以后，蘇秉琦先生則在大量實際分析、綜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從中國考古的具體研究出發，為正確運用和發展這種方法論，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注：俞偉超、張忠培：《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編后記》，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鄒衡最先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兩年后轉入史學系，之后又學習考古學并取得碩士學位。他的類型學研究強調層位依據，即客觀證據，型式的邏輯嚴謹、結構清晰，很明顯同他最先學習法律有關系。從他的《我和夏商周考古學》（注：鄒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學》，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五），科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了解到，他學習考古學的最初目的是為了解決史學問題，因此依然帶有強調因果過程研究的史學特征。他最先用考古學的方法來研究銅器，進而延伸到商文化的分期。他的類型學研究體系清晰地表現了分類和排序兩種思維模式，在以類型學研究為基礎的年代學研究中，他把考古學文化理解為由各種遺跡、遺物為元素組成的結構，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元素以及元素不同的結合方式，元素及其結合方式發生了變化，文化也隨之變化，這種以器物組合變化為依據進行文化分期的方法和李濟的類型學研究法反映了不同研究層次的同種思維模式。

二十世紀的一個時期里，中國大陸學術界對李濟大都回避甚至批判。但是現實中許多考古工作者的類型學研究，又往往不自覺地襲用李濟式的類型學模式，稱為“某式某型”，將李濟的“序號”和“類型”混同蘇秉琦的“順序”和“類型”，這樣一來，在一個適用于器物形態元素的分類系統里，導入器形演進的思維方式，其結果必然導致很長一段時間內類型學思想和概念的混亂。雖然鄒衡《試論殷墟文化分期》發表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才將分類思想和排序思想協調起來，并逐漸規范了類型學的研究模式和語言范式，但是至今還沒能徹底擺脫類型學研究中強調歷時過程和因果關系的史學影響，而李濟那種人本主義精神的考古學研究依然很難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