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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史研究范文1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

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

。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區域史研究范文2

關鍵詞：區域文化；本土品牌；文化認同；發展策略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3-0057-02

隨著我國國家地位的日益提升和民族自豪感的增強，愈來愈多的消費者趨向于認同并購買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商品。然而當下本土品牌發展總體上呈現出停滯化、低端化和缺乏文化積淀等問題，同時年輕消費者對本土文化的認知與情感也發生著巨大改變。本土品牌面臨著落后于國際品牌的不利局面，亟待用有效的品牌策略予以回應。本文針對區域文化認知與情感認同兩個維度，探討其對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的影響，并研究不同特征變量的消費者對區域品牌的偏好差異，為區域品牌的長遠發展提供理論與實踐層面的指導意見。

一、相關理論

1.區域文化

“區域文化”是在特定的區域里點滴所形成，為當地所特有，成為某一區域的品格象征，也是一個區域的靈魂和內涵（譚希培，2005）。行業、企業及其產品中蘊含的文化要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在“區域文化”中體現出來。區域文化可以賦予品牌深刻和多角度的文化內涵，從而使品牌定位更加清晰。有效的品牌文化傳播可以培養消費者精神層面上對品牌的認同感，可以讓消費者形成一種文化自覺，從而在消費產品時潛移默化的體現出來并形成品牌忠誠。從經濟層面來看，區域品牌是區域經濟的增長點，可以滿足消費者的文化需求。相較于其它領域，政府在區域文化和區域品牌發展領域中的戰略制定與政策導向具有突出的作用。培育具有競爭優勢的區域品牌，不僅有利于區域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區域文化的傳播。

2.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可以被定義為區域消費者出于對本地區文化的認知與熱愛，和對外來商品對區域利益造成危害的擔憂，從而產生的對本區域品牌的認同和推崇，以及強烈的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傾向。文化認同也是個人對某特殊文化的憧憬式情感，是一種集體認同。區域文化認同可以通過許多方式體現出來，比如遵循統一的文化理念、價值觀、思維方式和行為規范等。在如今東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時代背景下，中國青年群體的文化認同感遭到了挑戰，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產生了文化沖突，導致消費者的文化認同危機。相關研究發現中國消費者國貨意識與其對于國產品牌的態度呈正相關，與對外來品牌上的態度呈負相關（王海忠，2002）。Klein（1999）等認為國家認同是解釋消費者本土品牌偏好等消費行為的重要變量，消費者在購買商品的時候，具有更高區域文化認同感的消費者會更傾向于選擇本土品牌的商品，同時對外來品牌可能會存有偏見。因此構建區域品牌識別成為塑造區域品牌的核心內容，從而使消費者形成對區域文化獨特的認知及情感。

二、研究設計與過程

1.問卷描述

隨著消費觀念的改變，年輕消費群體愈來愈發揮著主導作用，其消費觀念兼具理性與個性化，喜歡并樂于嘗試新鮮、創新的事物，研究這類群體的消費偏好與行為更具有現實意義。基于此，本研究主要選擇年輕群體（大學生群體）。研究采用問卷調查，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發放200份問卷，最終得到183份有效樣本，有效率91.5%。樣本來源涉及中國12個省份和5份國外樣本。問卷主要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對消費者區域文化認知度的測量；第二部分是對消費者區域文化情感態度的測量；第三部分是對消費者購買行為的測量；第四部分是消費者個人特征變量調查。其中區域文化認知度與情感態度測量采用五級語義差別量表。

2.區域文化認同意識的因子分析

首先對區域文化認同意識量表進行測項純化，前12個測項形成一個用于分析的量表，研究運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描述性統計、Cronbach α系數法、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相關性分析等對樣本數據中的區域文化認同意識進行分析（如表1所示）。KMO值為0.788，可知結構效度好，適合作因子分析。Cronbach’s α為0.768，表明信度較好；其次，對測量數據進行因子分析，從問卷的三個部分中提取出了三個主要因子：消費者對家鄉本土品牌的認知認同、消費者對家鄉本土品牌的情感認同、消費者對家鄉本土品牌的行為態度，并與消費者的受教育程度、消費者所居住的城市區域兩項個人特征變量進行關聯。

3.區域文化的相關性分析

消費者區域文化認知與消費行為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為0.628，表示兩者之間存在完全相關且為正相關關系，兩者之間相關的雙側顯著性值為0.004

同理可知：消費者區域文化情感與消費行為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為0.703，表示兩者之間存在完全相關且為正相關關系，兩者之間相關的雙側顯著性值為0.006

研究發現：由于消費者對家鄉地方品牌長期接觸，會對家鄉（區域）品牌產生情感，進而支持家鄉（區域）品牌的發展。相對于大城市而言，處于小城市的人更加支持地方本土品牌的發展。這主要是因為大城市的人視野較開闊，見多識廣，消費意識趨于理性，更加偏向國際化品牌；相反，小城市的人接觸外來品牌的機會較少，視野相對于大城市較狹隘，鄉土情結較重，因此更加偏向本土品牌。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消費者越支持本土品牌的發展，這是因為受教育程度高的消費者有著較為豐富的文化內涵，更加注重產品的文化底蘊。

4.消費者區域品牌偏好的測量

調查結果顯示，消費者選擇本土品牌的主要原因是其本身具有傳統文化特色以及人們固有的懷舊心理驅使；區域品牌自身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過于老套，不夠創新，沒有品牌特色；消費者了解區域品牌的主要途徑是通過親身體驗以及親友推薦；區域品牌吸引消費者的主要方式是突出產品特色以及品牌文化；區域品牌可以通過拍攝紀錄片，設立相關的旅游路線進行宣傳，公共機構可以在學校開設相關課程使區域文化得以弘揚與傳承。此外要與外來文化取長補短，相互借鑒。這些調查結果為區域品牌的經營與創新發展提出了科學寶貴的參考意見。

三、研究結論與啟示

1.結論。首先，調查發現，在區域文化背景下文化認知與情感認同對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有積極的正向影響，區域文化認同度越高的消費者越偏愛購買區域品牌的商品。相比于大城市，來自中小城市的消費者更加偏愛購買本土品牌。

其次，區域品牌發展停滯不前并落后于國際品牌的原因主要有區域品牌沒有突出品牌特色；不夠創新；品牌宣傳不足等。本土品牌應改變低成本、高投入的粗放型生產方式，創造出品牌的情感性和象征性特征，增強消費者對本土品牌的文化認同感，使消費者形成對產品的偏好和依戀。同時，本土品牌還要利用當前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強化區域品牌的民族文化訴求與品牌傳播。

2.啟示。第一，企業可以根據文化認同偏好，深耕市場，打造清晰獨特的區域品牌形象。例如衛崗牛奶走進社區，讓居民可以足不出戶就品嘗到新鮮健康的奶源，聯合快報將最新最好玩的卡通實景游戲搬進了社區。企業還需突出區域產品特色和品牌文化，在建設中巧用“區域文化”的古老元素，能使區域內成員產生一種群體歸屬感。例如南京地區的老字號餐飲品牌：南京大排檔，就是對區域品牌店面的選址以及裝修進行升級，融入經典的區域文化、世代傳承的習俗，引起消費者的情感共鳴，激發消費者的品牌信任和依戀。

第二，運用更具時代感的文化元素，吸引有著國際化視野的年輕消費者的關注。年輕消費者關注品牌文化是因為它是一種精神象征，是個人自我意識的外在體現。區域品牌要洞察消費者懷舊與追新的雙重特性，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時，積極對外來品牌的優點進行學習與借鑒，重視區域文化與時代的融合。在廣告傳播、公共關系、品牌代言中采用體現時代感的傳播元素進行訴求，使消費者產生積極的印象。例如，常州淹城春秋樂園，通過聲光電科技手段再現春秋歷史場景，讓年輕人對地方淵源流長的文化感到自豪，就是利用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讓區域品牌借勢傳播。

參考文獻：

[1] 陳令軍.談如何利用區域特色文化推進區域農產品品牌建設[J].商業經濟研究，2015（31）.

[2] 韓震.論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及文化認同――一種基于歷史哲學的分析與思考[J].歷史研究，2010（1）.

區域史研究范文3

摘要

預取作為一種提升存儲系統性能的有效手段被廣泛使用，然而傳統的預取算法大多基于順序性訪問特征的探測，這使得它們在非順序數據訪問環境下很難奏效，甚至可能因為預取準確率較低而對存儲系統的性能帶來負面影響．而基于頻繁序列挖掘的預取算法則能夠通過分析數據的訪問行為找出潛在規律，從而能在非順序訪問模式下也取得一定的性能提升．同時，為了應對某些緩存受限的應用場景，如嵌入式系統，預取算法通過提高分析的準確率減少預取可能對緩存帶來的不利影響．新提出的預取算法基于頻繁序列挖掘技術，并使用字典樹組織預取規則，通過多步匹配和子樹分割技術精細地控制規則的使用，提升預取的準確率，從而使得預取算法能夠有效提升存儲系統的性能.

關鍵詞

頻繁序列挖掘；預取算法；字典樹；多步匹配；子樹分割

頻繁序列是指在一組有序的數據列組成的數據集合中，出現次數不小于閾值的序列．頻繁序列挖掘算法屬于數據挖掘的一個分支，它于1993年由Agrawal等人［1］提出，至今已經有20多年歷史．期間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頻繁序列挖掘算法，具有代表性的有Apriori［2］，PrefixSpan［3］，CloSpan［4］等．預取作為一種提高性能的有效手段已被廣泛用于各種存儲系統中，而通常提到的預取大部分是基于順序訪問特征，例如Linux內核使用一種帶有預取窗口的順序預取方法［5］，DiskSeen［6］采用一種基于歷史訪問信息分析的順序預取方法，它們的時間和空間開銷小，很多情況下對性能的提升也非常明顯．然而順序預取并不適用所有情形，特別是當數據布局是非順序時，例如文件系統中元數據信息的訪問、數據庫文件內部的索引結構等．這種非順序的頻繁訪問模式在存儲系統中是比較常見的，于是出現了針對頻繁序列訪問模式的預取算法，最有代表性的是C－Miner［7］和C－Miner＊［8］，它們通過頻繁序列挖掘算法生成規則集，然后根據規則判斷需要預取的數據塊，但是它們挖掘過程中的時間和空間開銷比較大，而且對規則的利用不夠準確高效．本文提出的Trie預取算法針對頻繁序列訪問模式，改進了頻繁序列挖掘算法，并采用字典樹組織規則集，通過在樹中匹配序列判斷預取的數據塊，預取的準確度更高．

1算法架構

如圖1所示，Trie預取算法包括3部分，即緩存管理模塊，頻繁序列挖掘模塊和預取模塊．緩存管理模塊用于緩存塊設備上的部分數據，如果上層用戶請求的數據在緩存管理模塊中，即緩存命中，則直接將緩存管理模塊的數據返回給上層用戶；如果不在，即緩存不命中，則需要向底層塊設備發出讀請求，并將取到的數據拷貝一份放入緩存模塊中，同時將數據返回給上層用戶．緩存模塊用LRU（leastrecentlyused）算法管理．頻繁序列挖掘模塊收集到達緩存的用戶請求元數據信息，并把它作為樣本序列，當樣本序列達到預先設定的規模時，執行頻繁序列挖掘算法，輸出頻繁序列數據集，即關聯規則.預取模塊產生預取請求．當用戶請求在緩存模塊不命中時，預取模塊會搜索關聯規則，若找到與該請求相關的關聯規則，則根據這些關聯規則產生預取請求．

2頻繁序列挖掘算法

2．1請求序列預處理存儲系統中用戶請求序列是單個長序列，無法直接適用頻繁序列挖掘算法，通常的做法是把這個長序列分割成多個等長的短序列．算法參考C－Miner的預處理方法，采用非重合式等長分割．同時，短序列的長度根據經驗預先設置一個合適的值，因為如果短序列的長度太長會導致挖掘算法的開銷劇增，長度太短則可能丟失大量的頻繁序列信息．

2．2頻繁序列挖掘頻繁序列挖掘算法的核心數據結構包括一棵字典樹和一個散列表，其中字典樹用于保存所有的頻繁序列信息，散列表用于臨時保存已處理的結點的信息．算法開始時，字典樹只有一個空的根結點指針head，散列表為空．為了提高挖掘效率，算法一方面根據頻繁條目集合對初始的數據集進行修剪，從而大大減小后續操作中數據集的大小；另一方面，利用散列表快速判斷等價結點，從而減小遞歸深度．具體處理步驟描述如下：輸出：以字典樹組織的頻繁序列集．步驟1．對初始數據集S進行統計，得到所有長度為1的頻繁條目，組成頻繁條目集合．如果此集合為空，則整個算法結束；否則創建head結點，將集合中的條目存放在head結點中，將head結點作為當前結點，并進入步驟2．步驟2．根據步驟1中得到的頻繁條目集合對初始的數據集S進行修剪，除去S中的非頻繁條目，得到精簡的數據集S′，將S′作為當前數據集，并進入步驟3．步驟3．根據當前數據集的大小快速判斷當前結點在散列表中是否存在等價的結點．若存在等價的結點，則算法對當前結點的遞歸調用結束，并進入步驟5，否則進入步驟4．步驟4．取當前結點的1個條目生成相應的數據集，如果該條目的后綴數據集不為空，則為此條目創建1個新結點，并把新結點作為當前結點，跳入步驟3，否則繼續對當前結點的下1個條目作步驟4的操作；如果當前結點的條目全部處理完，則進入步驟5．步驟5．判斷當前結點在字典樹中是否存在未遍歷的兄弟結點，若存在，則把兄弟結點作為當前結點，并轉入步驟3，否則將當前結點的父結點作為當前結點；如果當前結點是head，則整個算法結束，否則重復步驟5．挖掘算法結束后，規則樹中有很多并不是閉合的頻繁序列，需要對它們進行刪除．由于散列表中保存的結點在具有等價后綴數據庫的結點中，均是最長的序列，因此對散列表中所有的結點進行掃描，查找到所有葉子結點，將它們標記為FLAG＿CLOSET，并將它們的所有祖先結點標記為FLAG＿INUSE．散列表掃描結束后，對之前生成的頻繁序列集進行整理，僅保留標志位FLAG＿INUSE的結點，新生成的樹則為最終的頻繁序列規則字典樹．如果把挖掘的頻繁序列的長度限制成1個常量，則此算法在最壞情況下與CloSpan算法的時間復雜度相當，即為O（n2）［9］，同時，由于在CloSpan算法的基礎上做了上述優化，所以新算法的計算開銷更小．

3基于字典樹匹配的預取算法

為了能夠有效存儲和使用挖掘算法輸出的關聯規則，預取算法采用字典樹組織規則．任何一條頻繁序列都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的，一旦檢測到某個頻繁序列的第1個請求時，預取算法就將該頻繁序列中的所有其他請求預取到內存．圖2描述了一棵簡單的頻繁序列規則樹，它包含5條頻繁序列｛abcd，aefg，aefh，b，cfai｝．其中，所有規則的前綴都分布于規則樹的第1層，那么當請求到來時僅需要從規則樹的第1層查找訪問請求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則表示在接下來的訪問可能對應于請求子樹中的某一條頻繁序列，需要將這棵樹的子樹預取到內存中．例如，如果探測到請求條目a，則將a的子樹的所有條目｛b，c，d，e，f，g，h｝預取到內存中．雖然在頻繁序列cfai中，條目a與條目i也存在關聯關系，但是由于沒有探測到條目c的到來，i不會被預取．采用這樣的方式，可以大量減少無關數據的預取，從而減少預取的失效率．然而，當字典樹具有較多分支且樹的深度較深時，上述預取方式仍然會導致過度預取，特別是當系統緩存比較小時，這種預取方式可能給系統帶來更大的負擔．因此，為了進一步提高預取的精度，提出了多步匹配和子樹分割的方法．

3．1多步匹配上述提到的基于字典樹匹配的預取算法僅僅通過匹配頻繁序列前綴的首個條目，就預取該條目的所有子樹上的條目．如果某條目有多棵子樹（如圖2中的條目a有2棵子樹），那么預取時將會把這2棵子樹上的所有條目都預取到內存中，但實際上可能只有1棵子樹將被訪問，特別是當子樹很多時，這種預取的正確率更低，帶來的開銷也更大．多步匹配能夠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其基本思路是當一個條目有多棵子樹時，先把此條目保存在一個隊列結構中，當該條目的某個子樹的根條目被訪問時，則將這個子樹的根條目也加入到此隊列中，直到一個頻繁序列的前n個條目都出現時，才把此頻繁序列的后續條目全部預取到內存．具體的做法是在緩存中創建一個隊列，每當一個新的請求到來時，通過對比隊列中已經匹配的前綴，決定是否進行匹配層級增加或者進行預取操作．圖3模擬一個正在運行的多步預取隊列，設定的預取步長為4．在條目f到達之前，匹配隊列中維護著若干個已經匹配的條目，隊列的每個結點保存一個條目的數據塊信息及當前已經匹配的層級，同時還有一個結構指向規則樹中已經匹配到的結點．當f到達時，從LRU隊列的頂端查找是否所指向的樹結點的子結點中存在f，如果存在，則將結構放到LRU的頂端，并且匹配層級自增1．例如，從圖2可以看出，條目e所在的結點的子樹中有f，所以當f到達時，用f替代e，并且將此結點的匹配層級變為3．如果經過變化的匹配層級達到多步預取的步長4，則進行預取操作，并且將該結點刪除；否則沒有達到預取的要求，繼續進行后面的操作．

3．2子樹分割多步匹配策略提高了預取的準確度，而且步長越長，預取的準確度也越高，然而如果步長設置過長，則預取的數據會大大減小，使得預取的效果被削弱，而且匹配帶來的開銷也會增大，故在使用時需要設置一個比較合適的步長．但是在某些情況下，超過設定步長的子樹仍然有很多分支，此時多步匹配對精度的提高就比較有限．為了應對這種情況，提出子樹分割的策略，即將規則生成樹進行預處理，使得規則樹的高度維持在一定范圍內，而分割后靠近葉子結點的部分掛載到另外一個線性表中，只有在實際訪問到某棵子樹的父結點時，才將其預取到緩存中．圖4描述了對前面描述的例子中的子樹進行分割的過程，設定子樹分割的深度為2，那么將初始的規則樹深度為2的子樹全部切割，掛載到一個數組下面．當條目a的請求到來時，根據規則樹將b和e預取到內存中，但卻不預取它們各自的子樹cd和fgh．而且隨著請求的繼續，若某一時刻，條目e在內存中命中，并檢測到該條目e是某一棵子樹的根結點，那么通過其ID查找到相應的子樹，從而將子樹預取．

4實驗及結果分析

本文的負載采用惠普實驗室的HPCello96數據集，它是1996年在惠普Cello系統上跟蹤采集的2級磁盤IO請求，而Cello是由一組研究者用來作仿真、編譯、編輯文檔和收發郵件的分時共享系統．為了驗證算法，搭建了模擬實驗原型系統，原型系統的架構與圖1基本吻合．實驗平臺是1臺浪潮NF5280服務器，具體的硬件配置如表1所示．原型系統運行于64位RedHatEnterpriseLinuxServerRelease5．3操作系統上，它是自主實現的一個用戶態仿真程序，包括緩存管理模塊、頻繁序列挖掘模塊和預取模塊，其中緩存管理模塊不存儲真實的數據，只存儲請求的元數據信息，因為通過元數據信息就可以判斷是否命中．實驗方法分2個階段，第1階段是頻繁序列挖掘階段，此階段尚沒有關聯規則可用，所以預取模塊不可用．當關聯規則樹生成后，程序進入第2階段，此階段預取模塊是可用的．分段的標準是trace文件中前半部分的IO請求屬于第1階段，后半部分屬于第2階段．這種實驗方法是參考C－Miner中的做法，方便與之對比．圖5和圖6分別描述了不同算法的命中率和預取準確率的比較情況，緩存大小為64MB．其中LRU是標準的緩存替換算法；C－Miner是目前比較好的一個頻繁序列預取算法；Trie是單步匹配的頻繁序列預取算法，是本文的核心算法；Trie（3）是3步匹配的頻繁序列預取算法，是對Trie的一種改進；Trie（3）＆CutTree是同時使用3步匹配和子樹分割策略優化的頻繁序列預取算法，是在Trie（3）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優化．從圖5可以看出，LRU算法的緩存命中次數在580000左右，其他4種算法的緩存命中次數均在750000左右，即Trie（3）＆CutTree算法的緩存命中率比LRU算法提高29．3％，與C－Miner算法的緩存命中率基本一致，但Trie（3）＆CutTree的預取條件更嚴苛，所以它的預取次數比C－Miner減少40％左右，緩存替換次數比C－Miner減少8％左右．從圖6可以看出，Trie（3）＆CutTree的預取準確率是最高的，達到92．9％；C－Miner的預取準確率是最低的，只有75．4％；另外，LRU算法不存在預取，所以不考慮它的預取準確率．從而，根據圖5和圖6可以得出，Trie（3）＆CutTree在緩存命中率與C－Miner達到相同效果的情況下，預取的準確率更高，從而能夠有效減輕磁盤負擔，并降低緩存替換的頻度．

5結論

區域史研究范文4

嚴格意義上的地理區域概念是西方文化人類學家較早提出并逐漸在歷史學、地理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普遍使用的。19世紀末，德國著名民族學家巴斯蒂安在他的《地理區域說》[1]中明確提出“地理區域”的基本概念，他認為，每個民族文化都有一個分布的地理區域，并受地理環境的影響。20世紀的美國人類學派不少學者更加注意文化要素的分布和傳播問題。被譽為現代人類學之父、現代人類學的建造者和設計者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博厄斯在整理民族學資料，進行陳列品分類時提出了“文化區域”的概念[2]。以后，魏斯勒在他的《美洲印第安人》一書中，把美洲大陸印第安人文化設定為15個文化區域，并繪制了一系列文化現象的分布地圖。魏斯勒把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分為兩大“文化區”，即原始狩獵文化區和農業文化區。克羅伯在《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區域和自然區域》一書中，將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區域分為6個大區和21個小區。他認為從中心向周圍的文化影響是逐漸減弱的，在空間上沒有明確的界限。他非常重視自然植被區域，而且欲從植被變遷的類比中去理解文化變遷的過程。由魏斯勒和克羅伯等創立的文化區域研究，是美國人類學派所獲得最有效的文化地域研究方法之一。繼20世紀30年代中國學術界對吳越文化的研究，30年代末到40年代對巴蜀文化的研究之后，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開與區系類型理論的建立及文化人類學、歷史地理學等學科體系的益趨完備，在文化旅游資源開發熱潮的推動下，區域文化的研究蓬勃發展，并日漸呈現出空前繁榮的發展態勢，“古代區域文化研究可以說已經達到了開始成熟的階段”[3]。在此特定的學術背景下，對區域文化的相關理論進行更為深入和理性的思考，不僅有助于推進區域文化研究的進一步深化，而且有益于對區域文化研究未來發展趨勢的科學把握。本文以區域文化的時空概念為探討重點，并對目前區域文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略陳管見，以期求教于學界同仁與方家。

一、文化區域的時間性與區域文化的時間維度

文化既是一種社會現象，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是人們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是社會歷史的積淀物。考古學家對考古學上的夏文化如此定義：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統轄地域內夏族（或以夏族為主體的人群）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遺存。考古學家將夏文化限定在一定時間、地域和族屬范圍內，其既不包括夏代其他各族的遺存，也不是指夏族從始至終的文化。按照先秦時期的歷史發展進程，歷經湯武革命，商文化覆蓋并取代夏文化，周文化覆蓋并取代商文化，不僅實現了夏商、商周之際的兩次王朝更替，同時通過借用、涵化等途徑，不斷加速著原有舊的文化因素的消亡和變遷，形成新的文化區。夏商周文化區域不斷被解構與重構的史實充分說明，人類歷史上并不存在永恒凝固的文化區域和區域文化。秦漢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疆域空前遼闊的第一個大一統時期，班固《漢書·地理志》卷末以《史記-貨殖列傳》為基礎，分述了以秦、魏、周、韓、鄭、陳、趙、燕、齊、魯、宋、衛、楚、吳、粵（越）等古國劃分的全國一些主要區域的世系、沿革、疆域、城邑、風俗、物產等，肇中國古代區域文化研究之端緒。目前，國內不少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充分利用區位優勢，強化學術研究特色，陸續成立了巴蜀文化、吳文化、齊魯文化、楚文化、趙文化、越文化等文化的研究中心、研究所乃至研究院，推出了不少有重要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對于區域文化研究的深化與繁榮，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學者對于以上區域文化的時間概念，并不明確，自然在認識上更難統一。有專家指出，“以方國轄區命名的齊魯文化、燕趙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是相對于從夏商周至秦漢這一歷史時期的方國文化的空間分布”，“但秦漢以后中國的地域文化實際上是在不斷地發生變化，統一中央帝國的建立并導致行政區劃的不斷變化，大規模移民引起各地居民成分的改變和經濟、政治、文化重心的轉移，加之中國古代文化內涵與特質本身也在不斷地演變發展，因而以先秦的方國文化來表述以后兩千多年的中國地域文化，確實也有很大的局限性。”[4]由此可見，目前的學術界對區域文化的時間性要素，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故難免在認識上存在一定的誤區。

二、文化區域的空間性與區域文化的解構及重構

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戰爭及自然災害等因素引發的人群流動，往往不斷在舊文化因素的基礎上催生出具有不同特質和內涵的新的文化，從而形成新的文化區域。區域文化在不斷解構與重構過程中，區域空間不斷隨之發生變化。諸如秦王朝完成天下一統，“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b]，在此背景下，舊的文化區隨著新的行政區的劃分被重構。從中國古代的歷史實際看，歷代統治者在劃分行政區域的空間范圍時，往往要綜合考慮自然的、人文的因素，只有這樣才有利于政治上的統治和管理。與此同時，“在行政權力充分支配社會生活的古代中國，行政區域的建置對文化區的形成或強化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j。顯然，隨著秦滅六國，以方國轄區命名的文化區諸如前文所舉齊魯文化、燕趙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由于人群流動和文化融合，到秦漢以后逐漸被新的地域文化所取代。與此同時，具有更為鮮明地域特征的區域文化，諸如河洛文化、關隴文化、湖湘文化、嶺南文化等則分別以新的區域空間和文化特質，培育出中華文化的一支支絢麗多姿的奇葩。不同區域文化之間相互吸收融合，共同奠定了博大精深的華夏文化的根基。

和傳統的區域文化研究不同，近年來學術界更加關注到文化區

域解構與重構現象，研究特色更為鮮明。如客家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整體組成部分之一，其植根于河洛文化，肇因于大規模的移民南遷，客家人在語言、信仰、民俗、民居建筑等諸文化要素上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有特色的文化體系。一些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以客家文化作為研究對象，取得了一批豐厚的成果。徽州地區自唐宋以后逐漸形成了以宗族制為基礎的獨特的社會結構，并形成和積淀了獨特的區域文化，一些徽學研究中心則充分發揮多學科優勢，以徽州典籍文獻與文書、徽州社會經濟史、徽文化資源開發利用為研究方向，推出了一大批有重要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見，區域文化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拓展，學術研究不斷深化。

三、區域文化研究未來趨勢的幾點看法

目前的區域文化研究正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筆者就目前區域文化研究的發展趨勢略陳管見。

（一）自覺借鑒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拓寬深化區域文化研究的新領域

文化是一個內涵豐富、外延寬廣的多維概念，因而成為多學科探究、闡發、爭鳴的對象。2005年10月，由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辦、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中華文化論壇》編輯部協辦的“巴蜀文化研究新趨勢國際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即圍繞巴蜀文化研究中的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與人類學等方面的新發現、新問題、新成果和發展趨勢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在巴蜀文明特征、國家與文明起源、城市、青銅器、文字、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新成果。2010年9月由廣東省政協、河南省政協和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主辦的第九屆河洛文化學術研討會上，議題涉及文學、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藝術學、文化人類學、地理學、政治學、社會學、人口學、天文學、宗教學等學科領域，與會專家從不同視角、不同的維度，探討河洛文化與嶺南文化的承傳與互動、升華與發展，以進一步挖掘、彰顯河洛文化和嶺南文化的時代價值。多學科的交叉、滲透是目前學術研究的普遍趨勢。同樣，區域文化研究領域的拓寬與深化，有賴于加強多科際之間的整合，自覺借鑒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

（二）進一步加強文化傳播與跨區域文化研究

任何一種區域文化從來都不是獨立存在和發展的。以傳播的理論來解釋文化，自英國人類學家泰勒的《原始文化》一書1871年發表以來，便為人類學家所應用。以后，傳播學派的先驅德國人類學家拉策爾根據歷史和地理的事實材料，用實證的方法開創了文化傳播的研究。他認為，研究文化的地理分布對于研究各族歷史有特殊價值，各族間的聯系，包括諸如戰爭、貿易、通婚、遷徙等，都能導致各種文化現象的轉移。當代人類學家普遍認為，拉策爾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研究文化關系史的一種方法。2010年6月，中國先秦史學會、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慶巴文化研究會主辦的“2010長江·三峽古文化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先秦史學會第九屆年會”上，不少學者分別就三峽古文化與周鄰地區古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作了深入細致的探討，有的學者指出：“三峽地區與中原地區早在史前時期，就發生著一些聯系。夏商周時期這種聯系不斷加強。春秋戰國時期，三峽地區先后受到楚、秦兩地的直接影響，也間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秦漢時期國家統一，三峽地區文化被以中原地區為代表的秦漢文化迅速同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7]有的學者指出：“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峽江地區，存在著城背溪文化、楠木園文化早期遺存、藕塘遺存和玉溪文化四類遺存，這些文化相互之間發生了非常密切的互動和交流。”[8]由此可見，不少學者更加關注文化傳播與跨區域文化的研究，這也昭示著未來區域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學術趨勢。

（三）處理好整體與區域之間的關系，科學審視區域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區域史研究范文5

體育休閑旅游對邯鄲市經濟的影響

(一)體育休閑旅游對邯鄲市經濟的積極影響

1.有利于邯鄲市經濟增長。體育休閑旅游業經濟作用不可小視，是一種相對比較高的消費模式，其發展、更新速度要高于其他消費，是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為滿足人們追求刺激和發展需要而產生的新興經濟行業。體育界的賽事也同時是旅游者的盛會，值得說的是有影響力的重大體育賽事，都是激發旅游動機的強大吸引物。這幾年來邯鄲市也看到了發展體育休閑旅游所蘊藏的巨大經濟潛在動力，先后開發了一些體育休閑旅游產品。除了體育休閑旅游的直接收入可觀外，由直接收入衍生出的間接收入和誘導收入也影響著邯鄲市的GDP，推動了邯鄲市的經濟增長。

2.擴大了邯鄲市勞動力就業的機會。體育休閑旅游業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崗位層次眾多，它要滿足體育休閑旅游者在體育休閑旅游活動過程中的食、住、行、游、購、娛等多方面的需求，相應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許多服務崗位的工作并不需要很高的技術，家庭婦女和尚不具備技術專長的青年即可勝任。在旅游接待工作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因為許多工作都必須靠員工手工操作，而且需要面對客人提供富有人情味的直接服務。邯鄲市是人口大市，體育休閑旅游資源豐富，大力發展體育休閑旅游業，是保障社會穩定,緩解就業壓力的重要渠道，是邯鄲市經濟旅游收入之外的重要目的，對實現中原崛起具有重要意義。

3.有利于貧困地區脫貧致富。邯鄲市經濟發展不平衡，還有一些國家級的貧困縣，許多體育休閑旅游勝地都在偏遠的山區。隨著旅游地的開發，貧困地經濟收入增加，當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就業率擴大，居民有了較穩定的經濟來源。經濟的增長，稅收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又改善了投資環境，有助于當地手工業和貿易的發展，進而從根本上改變當地人的生活，使當地人走上脫貧致富的道路。

(二)體育休閑旅游對邯鄲市經濟的消極影響

1.引起當地物價上漲。旅游者的收入水平是相對比較高的，而體育休閑旅游者本身更是屬于高消費的階層。他們有很強的消費能力，能以相對比較高的價格來購買食、宿、行中所需要的物品。所以難免會引起旅游地的物價上漲。作為發展中地區的邯鄲市，居民整體收入水平在全國處于劣勢，這勢必會影響當地居民的經濟利益。

2.造成產業結構失衡。體育休閑旅游業的發展會擴大對土地的需求，旅游設施的建設會導致對土地需求的擴大和土地價格的上升。此外，從事旅游服務業的收入比務農的收入要高，大量的勞動力就會放棄耕作農田而去從事旅游服務業，而另外因建飯店、旅館等也會占用耕地，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嚴重損害了農業的正常生產。邯鄲市是人口大市，保證人的吃飯問題是政府工作的頭等大事，發展體育休閑旅游可能致使產業結構發生不利的變化。

3.影響經濟穩定。體育休閑旅游是一項綜合性和依托性極強的產業，體育休閑旅游的高度依托性決定了體育休閑旅游業的發展要受交通、電力、通訊等相關行業的嚴重制約，這是體育休閑旅游業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一旦這些因素發生不利變化，將會導致體育休閑旅游需求大幅下降，甚至整個經濟都將受挫，嚴重影響經濟的穩定。

邯鄲市體育休閑旅游經濟的發展趨勢

(一)邯鄲市體育休閑旅游的資源

體育休閑旅游人才資源。體育休閑旅游人才是體育休閑旅游資源開發和體育休閑旅游市場發展的關鍵因素，特別需要懂經營、懂管理、懂法律、懂體育、懂旅游的復合型體育經濟人才。在體育休閑旅游人才的培養上，應加大旅游教育和培訓力度，目前邯鄲市有些高校已率先開設了休閑旅游及體育休閑旅游專業，舉辦了短期的休閑旅游、體育休閑旅游業務的培訓，根據邯鄲市體育休閑旅游的特色，加強專業結構設置的研究，為邯鄲市培養出一大批高素質、復合型的旅游及體育休閑旅游管理人才奠定了基礎。

特色文化體育休閑旅游資源。歷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可以豐富體育休閑旅游的內涵。邯鄲市是仰韶文化的故鄉。夏商周三代文明，邯鄲市獨領。西漢魏晉，邯鄲市依然舉足輕重。唐至北宋，反映了邯鄲市在我國古代文明中最后的輝煌。眾多的歷史遺跡、文化名城，為邯鄲市開發特色文化體育休閑旅游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游客能夠參與具有濃厚邯鄲市文化特色的造型展示、樂舞表演、古戰場打斗、古代游戲等體育休閑旅游活動。

(二)發展邯鄲市體育休閑旅游經濟的基礎

消費觀念的變化。隨著邯鄲市居民收入的增加，體育消費水平提高較快，城市居民的體育消費模式在過去的10年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外出體育休閑、旅游的次數呈上升趨勢。而體育休閑旅游恰好迎合了新興的大眾需求，以其改善體質、健身強體、融入自然、放松身心的強大功能，從一開始就備受歡迎，為邯鄲市的旅游產業開辟了新的發展空間。

市場需求增加。這幾年來，邯鄲市旅游業發展迅猛，假日旅游逐漸走進人們的生活，據統計邯鄲市這幾年來假日旅游場景火爆。就參與活動內容來看，旅游者更青睞于一些能夠促進身體健康，釋放緊張情緒的體育休閑旅游項目。

(三)邯鄲市體育休閑旅游經濟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邯鄲市各級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視旅游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取得了一定的社會和經濟效益，但體育休閑旅游開發的整體規劃與開發投入、開發力度和深度不夠;缺乏成熟的市場經濟的產業運作模式，體育休閑旅游資源尚未形成規模和體系。邯鄲市地大物博，體育休閑旅游資源種類豐富，大部分資源處于起步階段，以發展體育休閑旅游為切入點，實現邯鄲市旅游經濟的快速增長有較大的發掘潛在動力。邯鄲市各地專題旅游活動豐富多彩，與體育巧妙結合、聯姻發展，不僅投資少、見效快、利潤大、創匯多，而且顯示出體育產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及雙贏效果，也為邯鄲市體育休閑旅游產業的發展開辟了新的空間，使邯鄲市體育休閑旅游經濟由長時間的駐足不前逐步呈現出良好的發展趨勢。

邯鄲市體育休閑旅游經濟的前景分析

(一)影響邯鄲市體育休閑旅游經濟的因素

政府因素。政府對體育休閑旅游的重視程度，決定了體育休閑旅游經濟的壯大程度。政府重視，體育休閑旅游業從政策、資金、人才、資源開發以及市場開發等各個方面都會得到大力扶持，體育休閑旅游經濟的發展就會有良好的外部環境和條件，體育休閑旅游經濟就會得到較大發展。

經濟因素。經濟發展所處階段決定著旅游市場的發育程度。體育休閑旅游業是一種高消費的休閑產業，只有邯鄲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有了進行鍛煉和旅游的愿望和需要、時間和資金的保障能力，體育休閑旅游才能提到人們的議事日程上來，體育休閑旅游經濟才能成為邯鄲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會因素。社會的安全程度是體育休閑旅游經濟發展的前提和保障。邯鄲市各地民眾對旅游者的親和程度、包容程度，體育休閑旅游方面的領導、管理、技術指導、安全保衛、理念導向、資源開發、綜合接待、全面服務的程度，都直接關系到體育休閑旅游者的愉悅和信心程度，各類體育休閑旅游從業人員，尤其是領導和管理人才等更是體育休閑旅游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旅游自身因素。邯鄲市發展體育休閑旅游業，應當有獨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觀，與眾不同的民俗和風情、歷史與文化，便捷的交通和通訊以及較強的綜合接待能力等。此外，邯鄲市體育休閑旅游業是否有后勁，能否可持續發展是影響邯鄲市體育休閑旅游經濟發展的一個根本性問題。

(二)邯鄲市體育休閑旅游經濟存在問題及發展優勢

未來幾年邯鄲市體育休閑旅游市場面臨的主要問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健身意識不斷增強，對體育休閑旅游提出更高的要求；行業競爭日益加大；外出打工人員數量持續增加等。

區域史研究范文6

關鍵詞：新課改；語文課堂

中圖分類號：G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118（2013）02-0135-02

新一輪的課程改革如火如荼地進行了十多年，在這期間，不少學者把焦點聚集在了課堂教學中，紛紛表達出自己的見解。本文試圖對新課改背景下語文課堂教學的研究做一番簡要的綜述。

一、新課改背景下對傳統語文課堂教學的審視

結合新課改所倡導的新理念，一些研究者關注到了傳統語文課堂教學所存在的弊端。《中國教育報》指出：“課程標準是新的，教材是新的，但不少課堂仍是濤聲依舊——教師為何踩不上點。”陸志平、辜偉節的《新課程：我們怎樣上課——課堂教學問題與對策》[1]提出先進的新課改理念沒有成為語文課堂教學中教師的日常行為，致使現實的課堂仍然有探索過程中的機械和形式主義的傾向。張玉彬的《理想課堂的構建與實施——一個教研員眼中的理想課堂》[2]一書中指出傳統課堂教學所存在的四大弊端：教條化、模式化、單一化、靜態化。在《新課程：教學創新新視點》[3]一書中，熊生貴指出傳統的課堂教學存在的弊端有：獨白與傳話的課堂教學形態；學生主體性的缺失；無視學生的教學設計；單一的課堂教學評價。鄭金洲在《基于新課程的課堂教學改革》一書中指出“傳統的課堂教學注重教師從教學方法、教學技巧上下工夫，大力挖掘教師教的潛力，在‘灌的技術’上煞費苦心，卻忽視了學生的學習情感，把生動多樣的課堂教學囿于固定、單調的模式之中”[4]。在《淺談教師如何提高語文課堂的教學效率》[5]一文中，作者秦淑玲對語文課堂教學少慢差費的弊端做出了解釋。

二、新課改背景下新型語文課堂的構建

在新課改新的理念和精神的倡導下，不少研究者提出構建新型的語文課堂。這里的新型包括有效的課堂、高效的課堂、和諧的課堂、主體的課堂、常態的課堂、個性化的課堂、彈性的課堂、反思型的課堂等。盡管語文課堂之前的定語不勝枚舉，但研究者們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本文選取有效的語文課堂教學并對其進行簡要地評述。

崔允漷在《有效教學的理念與策略》[6]中給出了有效教學的定義，即指教師在通過一段時間的教學之后，學生獲得了具體的進步或發展，也就是說，學生有無進步或發展是教學有沒有效益的唯一指標。嚴先元在《走向有效的課堂教學》[7]一書中，從有效課堂教學蘊含的要求、有效課堂教學活動的特征、操作的重點、實施的環節、實現的關鍵五個方面系統地論述了有效的課堂教學。蒲元君在《創設情境是高中語文有效教學的重要手段》[8]一文中提出了情境教學，他所謂的情境既包括語文課堂中所設計的教學情境，又包括學生的生活情境，還包括語文課程教育的資源。論述了在高中語文教學中創設恰當的教學情境是提高語文教學效率的關鍵。朱建軍的《發揮學生主體作用，促進語文有效教學》[9]、趙奇一的《返璞歸真語文教學的世紀回眸——兼談語文有效教學》[10]都是從突出學生主體地位、發揮學生主體作用、關注學生發展的角度來探討提高語文教學效率的方法。在《關于語文有效教學的討論》[11]一文中，作者管雪飛針對語文課堂教學中有效教學的問題，從三個方面進行了思考：明確語文課程性質是前提；彰顯主體教學形態是關鍵；扎實文本語言訓練是保證。劉建在《還原語文課堂的靈性和生動——高中語文有效教學淺探》[12]一文中直接從課堂入手，指出審美的課堂、拓伸的課堂、品讀的課堂是有效的語文課堂。楊仕洪的《師生互動在語文有效教學中的應用研究》[13]提出從加強課堂人文性的角度出發，力圖構建師生互動的教學模式來實現有效教學的效果。葛艷華在《試論語文課堂與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有效教學》[14]一文中，分析了新課程三維目標之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形成特性，結合語文課堂教學實踐，提出了催化演變、融合交互、內化生成等情感、態度與價值觀有效教學的途徑。在《新課程改革下的語文課堂教學模式探討》[15]一文中，作者洪竹名從語文教學模式入手，提出應樹立快樂學習者、自主學習者、獨立學習者、問題學習者的新學生理念，樹立教師是學生學習的引導者、幫助者、合作者、促進者的新教師角色理念，構建起學生自主、合作、探究的語文課堂教學模式，從而提高教學效率。于婷的《應用多元智能理論，構建語文有效教學》[16]中，通過對多元智能理論和有效教學理論的解讀來探討語文的有效教學。范升梅在《有效教學是課堂教學的永恒主題》[17]中提出有效是課堂教學的永恒追求，從四個方面，即觀念的轉變、有效的預設、有效的實施、有效的反思，論述了課堂教學的有效性。《語文味的回歸——中學語文有效教學探討》[18]一文中，作者張曉東提出有效的語文教學應當讓課堂更有“語文味”，“語文味”是語文教學的最高境界。文章從三個方面論述了課堂中的“語文味”：讀出語感、品出情感、賞出美感。《抓住三個必須，就是抓住語文有效教學的“根”》[19]張愛新從語文教材的角度探討語文有效教學。

三、語文課堂教學未來發展趨勢

雖然新課改轟轟烈烈地進行了十多年，但是要把新課改所倡導的新理念真正融入到課堂教學中，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同時也正如張玉彬在《理想課堂的構建與實施——一個教研員眼中的理想課堂》一書中指出“沒有課堂教學改革的課程改革，最終的結果只能局限于教科書的更替。任何教育教學改革如果沒有真正觸動課堂，那么這種改革就不能說是徹底的，不能說真正改變了學生生活和教師行為。[20]”所以語文課程的發展還要落實到語文課堂教學中，結合眾多文獻資料，可以總結出未來的語文課堂教學會呈現出如下特點：

（一）課堂教學的生活化

未來的語文課堂不會再局限于固定的空間和特定的時間內，它會走向生活，與人類生活密切聯系起來。“語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生活有多廣闊，語文就有多廣闊”“生活中處處有語文”等成了近年來語文教育工作者普遍接受的觀點。同時，《語文課程標準》也規定了語文學習要關注人類本身的發展，關注人類社會的存亡，關注自然的變化，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和發展。鑒于語文這一基礎學科的諸多關注，僅僅把語文學習局限于課堂內是萬萬不行的，所以讓語文學習打破局限，走向生活是必要的。一名成功的語文教師，不會再把語文學習的焦點聚集在教科書上，也不會讓自己的視界局限于幾十平方米的教室內，而是千方百計給學生提供各種各樣的語文學習資源。未來的語文課堂會是一個廣大的生活化課堂。

（二）課堂教學的實踐性

語文課堂教學的實踐性是指在課堂中要把語文這門課程上活，這是針對過去語文課程嚴重脫離實際、重知識輕能力、學習只是為了應付考試等傾向而提出的，目的是廣開語文資源，加強課內外聯系，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使學生在生動活潑的語文實踐中全面提高語文素養。交際性是語文的性質之一，而要學生掌握好這個工具，單憑課堂內師生簡單的口耳相授是不可能的。語言能力的獲得，需要學生在言語實踐中去自悟、自得，并培養自己運用語言去吸收、交流和儲存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實踐性與生活又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語文課程標準》提出：“語文是實踐性很強的課程，應著重培養學生的語文實踐能力，而培養這種能力的主要途徑也是語文實踐，不宜刻意追求語文知識的系統和完整。語文又是母語教育課程，學習資源和實踐機會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因而，應該讓學生更多地直接接觸語文材料，在大量的語文實踐中掌握運用語文規律。”“溝通課堂內外，充分利用學校家庭和社區等教育資源，開展綜合性學習活動，拓寬學生的學習空間，增加學生語文實踐的機會。”由這些即可看出未來的語文課堂教學傾向。

（三）課堂教學的開放性

語文課堂教學的開放性是指引導學生在生活中學語文、用語文，大力開展語文課外活動，使語文學習從課內向課外延伸，形成課內外結合的、開放的、富有活力的語文課程體系。其開放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溝通教材內外、課堂內外和學校內外，使語文學習和其他課程的學習，書本學習和實踐活動緊密結合起來，以培養學生的語文綜合素養。閱讀由課文擴展到其他文章以至課外；寫作和口語交際在重視課內練習的同時，也要重視課外口語交際活動；綜合性學習一般只提供活動的方向和少數參考資料，大量的具體的學習任務則是由學生自主完成，綜合性學習中的跨學科活動則是語文材料開放性的最集中表現。

2、由于教材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封閉自足的，而是開放性的、向著深廣的時空延伸的，所以，對教師來說，教材決不是“圣旨”，它只是給教師的教學搭建一個大顯身手的平臺，其中許多地方需要教師根據不同情況作出靈活處理，或增或刪，當然最主要是對教材內容進行充實、發揮。

參考文獻：

[1]陸志平，辜偉節.新課程：我們怎樣上課——課堂教學問題與對策[M].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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