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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與歷史學范文1

關鍵詞：周昭王南征；地理學；考古學；西周歷史

前言：楚國原本屬于南方江漢區域的一個小國，周王朝的周成王封楚君熊繹于荊蠻。楚國的后代勵精圖治，使得楚國日益富強。在這樣的狀況下，對周王朝的統治造成一定的影響。基于周昭王是怎樣發動伐楚的戰爭的，路線是怎樣的，在此次的論述中，通過地理學和考古學，對以上的內容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論述。

一、周昭王南征的歷史背景

西周初年間，由于楚國一直謹慎地維持和周王朝的關系，周、和楚關系相對和諧。至周昭王時期，楚人在經過漫長的“篳路藍縷”之后，國家發展越來越強盛，影響著周王朝的統治[1]。楚人對江漢平原虎視眈眈，由于和鄂東產銅區相接壤，面對豐富的礦產資源下，楚人對自身發展的狀況不甘心。然而，商朝開辟的南方銅路的保護力度較大，使銅料運到王室的工業基地當中。楚國在不斷壯大發展下和周王室爭奪銅的戰爭一觸即發，而此時恰逢國力鼎盛時期的周昭王，面對楚國的不臣之心做出了重要的軍事決策――由周昭王親子率領伐楚。

二、周昭王南征的路線和軍隊所到的范圍

（一）周昭王南征主要軍事路線

周昭王發動的征伐“荊楚”，在隨州葉家的考古中發現，荊楚指我國長江中游的諸多方國與部落，其土著被當時的周人稱為“荊”或“荊楚”。此外還有一部分部落是商朝一些的遺民。據史籍記載，周昭王在位期間，對荊楚進行了兩次征伐。周昭王十六年與十九年兩次南征，同時還命令諸侯率領本國的軍隊從王南征[2]。在當時，王室與諸侯國軍隊在出征之前，在南山通過狩獵的方式展開演習作戰，自此之后，大軍自上侯――跨汝水――汜水――經方城――鄂師等達漢水。從我國歷史博物館中收藏的西周中期所有的士山盤銘文中的文獻得知，大軍先鋒部隊先巡察道路，不斷的建立周王行宮，并出使南方的各個諸侯國，下達昭王伐楚的旨意，并且在漢水中洲的區域內積貯相關的軍事物資，這樣的軍事安排主要是為了渡過漢水，展開征荊楚軍事行動做準備。其中，安州六器中鼎銘文當中這樣寫道：“中省自方，鄧、、邦，在鄂次。”按照這樣的內容分析得知，在審查南國之后，便駐扎在的鄂。2013年在葉家山M11中出土的一件銅方座簋，屬于南公所做的祭器，而南公指的是南宮。這樣的資料顯示出：第一次南征經由唐（現今湖北隨州西北地區）、厲（現今湖北隨州北地區）、曾（現今湖北隨州地區）、夔（現湖北秭歸東地區），室軍隊與從征北方的眾多諸侯軍，征戰得到勝利，并將南楚的銅器帶回到周王朝的皇宮當中，為此特地鑄器銘功。

（二）周昭王南征軍隊所到的范圍

鑒于先現今可以肯定的是周昭王南征是從成周抵達到的隨州，然后南下帶到孝感，這樣便能得到周昭王南征的具體路線，戰爭所影響的區域也能定下來。昭王在南征的過程中，行軍到達到地理位置孝感。在繼續南下中，本文結合尋找到的地理文獻和的復原西周早期的地理景觀得知，南下的具置是隨州的東南方向，樗往東的地區，其中包含了舉水和灄水等流域，這一片地區當中涵蓋的銅礦區較多，但是不在周朝的統治范圍之內[3]。因此，便在周朝的討伐范圍中。很據《水經注》卷的第28章節中的《沔水中》對昭王喪命的地點予以詳細的記載。沔水又稱為漢水，按照漢江的地理位置而言，昭王在南征的過程中，地域應在漢江的下游一帶，具體而言影視漢江下游河道往北的位置。

三、周昭王南征的結果

在第一次戰役當中，周昭王便組織了聲勢更浩大，同時軍威更為雄壯二次南征。周朝的大軍在昭王的作戰指揮下，趾高氣揚向楚地進攻。在我們學過的歷史和了解的戰役中得知：驕兵必敗。《史記?周本紀》記述：周昭王“王道微缺”，到南方“巡狩”，“卒于江上”。這一次組織的伐楚戰役周朝軍隊沒有在歷史的史冊上續寫上次輝煌的戰功，周朝部隊遭到慘敗，主力的軍隊損失嚴重，按照史書上所記載，作為最高統帥的周昭王居然在撤退的混亂中落入漢水，溺水而死。周人為自己的驕橫和輕敵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即使是按照如《帝王世紀》與《呂氏春秋》所說，當時的史實是：“周昭王首次南征，楚國不戰而服，而南蠻二十六國都均來朝拜昭王[4]。倒是昭王為了搶奪長江中游荊地銅錠與銅器，第三年便繼續南征，在這次戰役中慘敗，西六軍全軍覆沒，同時昭王返回途中渡江之時，由于“膠船”破散（亦或是浮橋斷裂）而落水身亡，故而殃及楚國。”因此，在《左傳?僖公四年》記載為：“楚成王答管仲責問過程中，避重就輕言道：周昭王朝時，荊地屬漢，因此楚人不接受這樣的罪責。”

“昭王在南征鷚鄣敝卸不復返”對周王朝而言猶如晴天霹靂，從此之后，周朝人將漢水看成是畏途，再也沒有膽量到漢水以南的區域挑起戰事，只能向東征伐淮夷了。在連續不斷的幾代伐夷戰役結束，周王朝消耗了大量的財力和兵力。通過歷史記載和地理、考古方面的文獻得知，這次戰爭最終結果是：周王朝軍隊在南征結束失敗后，屬于周王朝建國后最嚴重的重創，國勢從此一蹶不振，昭王南征也是周王朝從治理興盛到衰敗的歷史轉折點，同時也是楚國強大和抗衡的重要標志。吸取昭王教訓后的穆王與他的大臣們，不僅將周朝中心軍事防御布防的重點從北線轉移到南線，同時還注重整軍和習武，并與周邊民族和部落加強友好往來，這樣的軍事部署和減輕了邊疆的軍事的壓力。

結論：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周昭王十六年（即公元前980年間）、十九年，昭王先后在三年間兩次經過鄖地南巡到荊楚一帶，在第二次南征敗北后返回鎬京的途中，在渡漢水的過程中溺水身亡，以此研究的結果與《史記?周本紀》和《楚史》均保持一致。同時，在對周王朝后期軍事戰略部署來看，將軍事防御布防重點從北線轉移到南線的策略后，肯定周昭王南征已過漢水地區。在此次研究中，通過對大量文獻的查找和翻閱，對昭王南征的路線和結果進行探究，望此次得到的結果能為我國完善歷史資料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1]李春艷.周昭王南征所經“斤”地地望考[J].社會科學論壇，2016，（11）：209-217.

[2]喻立新.長沙春秋揚越來源探究[J].長沙大學學報，2016，（04）：1-5.

考古學與歷史學范文2

故事教學法在外語學習中的運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得到了廣泛的運用。本文以譯林版《牛津小學英語》課文為例對英語故事教學方法進行分析。

一、故事教學法在小學英語課堂的意義

故事教學法滿足了新課標理念對英語教學的要求。教師使用故事教學有利于提高學生對英語的學習興趣，使得英語課堂更加豐富。故事教學法是在考慮小學生身心特點的基礎上提出的有效教學方法。教師通過講故事的形式把課文內容融入其中，學生在聽故事的過程中不斷地學習新單詞和新句型。

教師使用故事教學法進行授課還能提高學生的聽說能力。故事教學法是通過教師和學生的說和聽，為學生提供豐富的語言環境。教師重復給學生講故事，能夠鍛煉學生的聽力；學生自己講故事又能提高自己的英語表達能力。故事中的各種情節以及情感又有利于豐富小學生的情感。

教學課堂上有些學生因性格內向不愿意開口說話，教師在這樣的氣氛中上課無法提高教學質量。如果教師利用故事進行教學，讓不同的學生選擇扮演故事中不同的角色，學生通過故事表演讓自己的英語水平得到提高。對于一些內向的學生，教師可以讓他們自己選擇適合的角色，這樣學生才有信心進入到故事角色中，認真扮演。

二、故事教學法在英語課堂上的運用

故事教學法所具有的意義和特點讓更多的教師廣泛使用這種方法進行教學。在本部分內容中，作者就以譯林版《牛津小學英語》為例，對故事教學法在英語課堂上的運用方法進行分析。

1．做好準備

教師進行教學前要對選擇的故事進行整理。教師選擇的故事內容要和教學內容聯系。為了不影響學生的理解，教師可以使用多媒體等手段作為輔助工具。

2．故事教學中的詞匯教學

首先，教師要讓學生在故事中理解教學內容中詞匯的意義。小學生對詞匯的掌握靠死記硬背取得的效果很不理想，而故事教學能夠讓學生靈活掌握詞匯。以譯林版《牛津小學英語》5A Unit 4為例，學生要掌握的單詞有：need，buy，ehange，family。教師可以通過小紅帽給外婆送吃的的故事來讓學生理解這些詞匯。“A dear little girl went to see her grandma，she had bought many apples．Her grandma was the oldest in her family，and she lives in distant country…”在這個故事中，教師使用的詞匯都是本節課需要掌握的詞匯。教師在講故事的同時，讓學生把自己不理解的詞匯記錄下來。為了能夠讓學生聽懂故事的內容，教師可以多次重復。

3．設計疑問

在譯林版《牛津小學英語》5A“the toothless tiger”教學中，教師向學生提問：“what happened to the tiger？”學生經過自己思維的拓展，發揮自己的想象力來探索一只沒有牙齒的老虎。在這個過程中，學生的學習熱情會被帶動起來，學生的思維也得到發展。

4．從故事情節入手

故事情節的發展能讓學生發揮想象。以譯林版《牛津小學英語》5B unit 4“An english friend”為例，這篇課文主要講述高山和英國朋友湯姆的故事。這兩個好朋友通過電子郵件進行交流了解對方的愛好和生活情況。這個故事看似沒有任何情節發展，但是教師可以設計情節。例如教師問學生：“If Gaoshang wan to see Tom，Do you know how to go there？”同時教師利用多媒體展示世界地圖，讓學生思考從中國出發到英國要乘坐什么工具。教師通過對高山和湯姆友誼故事的講述，進而轉折故事情節讓學生發表自己的觀點。

三、思考

從以上分析中發現故事教學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精湛的課堂提問技巧

很多小學英語教師都喜歡用提問的方式來調節課堂氣氛。故事教學法中蘊含的精湛的提問方式不僅能夠啟發學生的思維，還有利于教師對課堂進行管理。

2．融合了語言知識和技能

故事教學的一大特點就是把課文中的詞匯和句子融合在故事內容中。學生在聽故事和講故事的過程中學習詞匯和句子，而學生表演故事對學生語言表達能力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3．學生為主

在故事教學法中，學生既是故事的表演者也是故事的表達者。故事教學法給學生以空間發展思維和自由學習。學生在參與故事表演的過程中，對角色的表演能夠自主發揮，同時加以創新。

4．學習策略和多種能力培養

學生在故事教學中學會了快速閱讀，學會了聽英語，也學會了講英語。在故事教學的過程中，學生聽說讀的能力得到了全面的發展，學生對故事的發展進行推測和想象又促進了學生創新能力和推測能力的發展。通過故事使用英語知識學習是切實的語言交流和思維拓展的過程。

因此，為了充分能發揮故事教學法在英語課堂上的作用，教師要選擇合適的文本，同時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

四、結論

考古學與歷史學范文3

關鍵詞:中國考古學 一級學科 挑戰 建議

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對我國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將歷史學一分為三，把原為歷史學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的考古學和世界史提升為一級學科。新的學科體系的建立，為考古學的發展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隨之而來的，我們面臨著如何更加合理地設置二、三級學科的問題。這個問題關系到中國考古學未來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格局，故不可小覷。目前的分類方案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將考古分為6個二級學科，分別為考古學理論與考古學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漢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和專門考古，其中專門考古中，包括了目前還不具備成為二級學科的一些學科，如古代文字與銘刻、外國考古、文物保護技術、美術考古等。而北大的學者鑒于中國考古學正在發展成為理論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樣、研究技術全面現代化的跨學科交叉綜合體系，主張設5個二級學科，分別是：中國考古學、外國考古學、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專門考古和博物館與遺產保護科學，這種劃分也值得借鑒。

在科技發展迅速、跨學科交流頻繁、國內外合作進一步加深的大環境下，文物保護事業和科技考古迅速發展，再加上晉升為一級學科的重要機遇，一起構成了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新的時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國考古學面臨著怎樣的考驗，如何去解決這些發展中存在的種種問題，這些都需要我們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 當代考古學面臨的挑戰

考古學自身的學術定位問題是我們首先面臨且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切實關系到考古學學科的發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了一場題為“考古學的定位”的學術研討會，約有近50位中外學者參加了研討，就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究竟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還是應該從屬于人類學或歷史學等問題進行了討論。與會的學者較為普遍的認為，隨著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手段在考古學科中更為廣泛的應用以及人文學科領域的方法和理論不斷的滲透，考古學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之勢，這種發展使得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與以往的傳統考古學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數學者都承認考古學應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存在，并且應當成為與人類學和歷史學同樣的一級學科，而不應該被置于他們的附屬下。筆者認為，考古學有著獨特的研究視角及研究方法，其學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們所言的“傳統考古學”并不是與現在所定義的考古學截然分離。“傳統考古學”所倚重的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兩大方法延續到現在雖已不能作為主要的方法對考古現象予以解釋，但其思想貫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終。此外，前后對于人類起源及進化、文明發展進程、農業起源等重大問題的關注都是一致的。

中國考古學正處于發展的轉型期，觀念的轉變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廣都需要一定的時間。然而這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過程，我們也必須通過這個過程對現有的考古資源進行整合，制定新的階段性目標，實現學科的進步和發展。目前中國考古學在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方面尚存在學術發展需要和社會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的矛盾和問題。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搖籃，課程設置落后于時展潮流的問題突出，培養計劃中還存在著一些已經與時代脫節的課程，而一些先進的技術并未得到介紹和引進。這就使得高校培養出的人才存在知識陳舊，知識結構不完整，國際視野不開闊，理論創新能力差等問題。學科建設的失衡問題也較為嚴重，體現在考古和博物館專業發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國考古和外國考古研究團隊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護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術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問題上。

二、對考古學未來發展的建議

為了更好地解決學科發展存在的問題和人才培養出現的矛盾，適應新形勢下考古文博事業發展的需要，使中國考古學能夠沿著符合學科發展規律的軌跡運行和發展，筆者認為需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應當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我們當以此次學科體系調整為契機，對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進行認真的梳理，繼續鞏固舊有的優勢學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設薄弱學科，更加注重交叉學科的發展和與國外考古學的交流，建立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話語權、注重方法和理論創新、更加嚴謹科學的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

其次，適當地調整現有的專業結構和課程結構，著力解決高校和用人單位之間的人才供需矛盾。考慮到文物保護人才的缺口，具備條件的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應該考慮在本科生或研究生培養階段增設文物保護技術專業或方向。應摒棄舊有的輕文物保護重考古發掘的做法，轉變觀念，盡快培養一批技術扎實、學術能力突出的文物保護人才。

考古學與歷史學范文4

數學概念的建構，需要經過一個建立和鞏固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恰當地運用比較，能夠使學生的思維逐漸清晰，形成自己的思維表征，最終獲得概念的鞏固和強化，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下面，筆者以“認識負數”一課教學為例，談談自己的思考。

一、在比較中引入負數的概念，激發學生的興趣

根據數學課程標準的要求，本課的教學目標是使學生能夠通過日常生活的特定情境，深化對負數的意義的認識，并能夠用負數解決生活中的一些問題。課始，我從創設生活情境入手，讓學生對生活現象進行比較，建立一個大致的數的表象。教學中先出示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冬天的相關圖片和溫度情況，讓學生根據各個城市的具體溫度，理解負數的意義。接著，我出示問題：“這是媽媽兩個月的賬單，上個月是25元，到了本月還是25元，但銀行卻給了催款通知，這是為什么呢？”學生通過比較得知，同樣是25元，但一個是盈余，一個是欠款，兩者截然不同。我追問“那該如何來表示這兩種情況呢”，這樣就使學生初步認識了負數。通過對比，激發了學生對負數探究的熱情，為下一步概念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二、在比較中建立負數的概念，引導思維正遷移

本課的教學難點在于如何讓學生認識并體驗負數的意義，理解0與負數的關系。教學中，我先從數的比較入手，了解學生對負數的認識和已有的相關經驗，然后引導學生的思維正向遷移。

（出示一組數字：-1，1，-3，3，-4，4，-12，12，-6，6，-10，10，0）

師：你知道哪些是負數嗎？說一說你發現了什么。

生1：-1、-3、-4、-12、-6、-10都是負數，我發現負數都有一個減號。

（學生單純地從直觀表象上看到負數的符號遠遠不夠，還需要繼續深入挖掘負數的意義。學生通過討論知道：負數前面的符號不叫減號，叫負號，表示跟正數的區別。這樣就使學生明晰了正數和負數的區別，開始討論0是正數還是負數）

師：0是正數還是負數？為什么？

生2：0既不是正數，也不是負數，因為它加負號和不加負號，結果都是一樣的。

生3：0是一個界限，從這個分界點開始，數就有了區別。

（學生通過自主探究，梳理了0與正數、負數的關系，于是我引導學生對負數的大小進行探索）

師：-3和-4，你認為哪個數大？為什么？

生4：-3大。在0以下，數字越大，這個數越小；在0以上，數字越大，這個數越大。

……

學生將數字在數軸上表示，以此驗證猜測，促進思維的正向遷移，為下一步鞏固運用負數的概念和積累數學經驗打好基礎。

三、在比較中鞏固負數的概念，培養自主探究力

負數的概念一旦建立，就需要進行鞏固和強化，使學生能夠獲得實際運用的能力。因此，我通過比較，將學生對負數的意義的理解引向深入，培養學生的自主探究力。

我先出示圖1，讓學生探討理解以下五個-2的不同意義，然后根據自己的理解自行選擇其中的一個-2進行匯報。

學生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進行交流，如“張老師把汽車停在-2樓”，那是以地下和地上作為分界點，有負一樓和一樓、負二樓和二樓等之分；“我的銀行卡還剩-2元”，表示欠款2元；在對海拔概念的引導上，出示圖2，使學生理解-2米代表低于海平面2米，也就是在海平面以下。

那么，對于“我兒子的身高是-2米”如何理解呢？這里有個評判標準的問題。假設將150厘米作為標準，那么兒子的實際身高就是148厘米。如果想要將兒子的身高由負2變為正2，該如何選擇身高的標準呢？學生思考后得知負數的確定需要以不同的標準作為依據，這樣負數概念的建立就有了靈活度和廣度，實現學生對負數概念理解的擴展和延伸。

考古學與歷史學范文5

關鍵詞：中國古代音樂史；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獻學；音樂考古學；史學史

中圖分類號：J6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172（2013）04007604

我國深受儒術思想的影響，漢代甚至獨尊儒術，而儒家思想的音樂觀又以“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為追求，這種將音樂與政治高度結合的音樂觀成為了中國歷朝的音樂思想傳統，史家治史往往將“樂”作為“政”的一部分記錄在正史之中。同時，在歷代野史、筆記雜談、傳奇小說中，也有汗牛充棟的音樂史料。但我國近代具有科學意義的音樂史學研究卻出現較晚，從20世紀20年代起才出現了中國音樂史學的萌芽，代表作是葉伯和、朱謙之、鄭覲文、王光祈等人的專著。及至20世紀40年代末，以楊蔭瀏的《中國音樂史綱》為代表，古代音樂史的研究已成為音樂學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支。當代學界，古代音樂史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出現了百花齊放的景象。本文通過對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現狀的粗略梳理，在史學史發展、當前的研究特點、學科展望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點思考。

一、中國古代音樂史學史發展歷程管窺

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音樂史學的發源期，出現的論著主要有：葉伯和《中國音樂史》（1922年）、朱謙之《音樂的文學小史》（1925年）、童斐《中樂尋源》（1926年）、孔德《外族音樂流傳中國史》（1926年）、鄭覲文《中國音樂史》（1929年）等。這些音樂史類著作的出版，標志著中國音樂史學萌芽的同時也提出了一個新的音樂歷史觀念：“音樂史是供給人類精神生活的需要，與衣食住為供給人類物質生活的需要是一樣的，所以編寫音樂史，第一項是要注意一個時代人文的發展，第二項才是考證歷代作品的成績。”①不同時代的新思維學者們不斷地想擺脫研究歷史的傳統觀念束縛，提倡用科學的、新型的、哲學的眼光來審視和觀察，擯棄舊觀念推進新理論，呈現出時代性強的音樂史發展觀。諸多先行者意識到音樂史學學科的獨立性，無疑具有非凡意義，但是，建立一門獨立的學科談何容易。音樂史學如果要從一般的歷史學中獨立出來，首先只能從現存的浩如煙海的史籍入手而別無他法；而對歷史資料的鑒別、整理、審定，使音樂史學的先輩們只能采取考校、匯集等一系列傳統研究歷史的方式方法。

我們從許之衡、王光祈、繆天瑞等人的音樂史著作可以看出，他們明顯不滿于傳統治學史觀念。王光祈先生在《中國音樂史·自序》中講到：“吾國歷史一學，向來比較其他各學發達，但在事實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學家’（如司馬遷之流仍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掛帳式’的史書，而無‘談進化’的著作”。②因此，王光祈企圖用進化論思想貫穿于自己的著作，為后學開啟一種全新的治學思維。建國后，以楊蔭瀏、廖輔叔、李純一等為代表的研究隊伍，為中國音樂史學發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大大豐富了中國音樂史的研究成果。在音樂史學觀念上產生了一次變革，引導著研究者們轉向從現實的民間音樂實體來充實史學本身，努力使音樂史成為真正的音樂的歷史，而不是在一般書籍里的音樂文學史。基于此，音樂史學學者們開始意識到一個新的突破口——考古，一批學者深入到考古學的領域，以出土的文物來驗證史籍中關于音樂方面的記述，用考古學的新發現來不斷補充史料記載的不足。經過這些學者的不斷努力，音樂史學又有了新的進展，逐漸開始充實起來并走上了獨立學科的發展道路。

音樂史學真正作為一門系統的、科學意義上的學科，是在“”之后。研究隊伍不斷擴大，一批論文與專著的發表和出版，若干專題學術研討會的舉行，促使對中國音樂史探討與商榷的爭鳴，更使音樂史學界呈現出生機勃勃的局面。尤其在民族音樂學概念被提高到應有的高度之后，刺激了民族民間音樂的研究，從而在基礎上大大加強了音樂史學的研究。這一時期，研究者們開始向音樂史學的深層挖掘，努力在音樂史實之間、史實與當今存留的樂聲之間尋找必然的聯系。同時注意到音樂形態的流動性，從而論及到中外音樂史、各民族之間的音樂流變關系，“中外音樂交流”等專題得到廣泛討論。這些積極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音樂史學工作者的歷史觀念達到了新高度，使中國音樂史學逐步發展成為科學的音樂歷史學。

二、對當下史學研究方法的思考

從宏觀角度來分析，中國音樂史研究到現今為止經歷了以下幾種史學觀念與方法的演進：

（一）上世紀40年代之前，中國音樂史學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從古代文獻里尋找痕跡進行考據論證。如乾嘉學派通過訓詁、校勘、注釋、輯佚、辨偽等方式，整理了兩千多年以來的封建文化典籍，涉及金石、考古、經學、小學等各學術方面，以及叢書、類書等的研究編撰等方面，給后人形成了一整套科學的研究方法。近代國學宗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垣、陳寅恪深受影響，對史學學科發展的全新構建，如梁啟超的“近代史學新構想”、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陳垣的“史源學”、陳寅恪的“史詩互證”等等。這些真知灼見的全新理論模式使傳統治史方式獲得深入的發展，對推進音樂史學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指導。

（二）20世紀50～70年代，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對音樂文獻結合民間音樂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視，如楊蔭瀏先生指出在田野考察中需采用“住居式考察”“個案調查”“地區性普查”等主要手段，將民間早已存在的傳統與歷史文化結合起來進行考察，使用錄音技術搶救遺存的聲音，建立民間樂器展覽，迄今為止，這仍被視為最先進的考察方法。這種方式搶救性地記錄下一系列不為世人重視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他們所記錄的這一時期的原生態藝術及其所處的社會氛圍還尚未遭到外來強勢文化的破壞。如上世紀50年代，楊蔭瀏、曹安和赴無錫采訪“南鼓王”朱勤普等十位藝人，發掘北京智化寺“京音樂”，出版《蘇南吹打曲》等等。這一系列的調查把中國器樂史的當下活態狀況呈現在世人面前，幾乎把所有錄音演奏記錄成譜。這些成果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建立了一整套20世紀后半期以來中國音樂史的研究視角和方法。

（三）20世紀80～90年代，對音樂史進行研究形成了以民族音樂學、音樂文獻學、音樂考古學、音樂圖像學等學科資源相互結合、滲透的研究方式的一股熱潮，黃翔鵬先生提出了“音樂形態學”這個概念，打破了以往按照階級等政治觀念劃分中國音樂史的慣例，創造性地依照中國音樂史發展形態的嬗變過程，將之劃分為“先秦樂舞時代”“中古伎樂時代”和“劇曲音樂時代”三個階段，充分考慮到了音樂文化內涵及其性質，音樂自身要素、風格及其發展規律特征，著眼于社會的變遷和政治更迭方面的因素，使音樂分期更為趨于合理。音樂史學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多學科視角理念的增強導致了對學科發展的重新審視，特別是考古學、文獻學、地理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學科對中國音樂史學的發展貢獻巨大。

以上三種研究方式，形成了當下中國音樂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因為歷代各種史籍中大量的音樂史料記載并不能等于音樂史學；況且有些記載又是極其模糊、不明確，甚至是謬誤的。隨著近代以來大量考古出土的實物史料來看，我們對古代社會各個方面、各個層面的認識在不斷地超越著前人，所以傳統音樂史學的史料結構在不斷地發生著改變，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孕育出了一個立體的史料系統，只是建立在音樂文獻史料基礎上的傳統音樂史學已明顯不能適應新形勢下的研究需要了。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清楚地意識到，雖然一部全新的中國音樂史可以被考古學所提供的大量史前物證構建，但還遠不足以填補漫長歷史的空白，歷史的真實面貌只能不斷地去接近它，而永遠不能達到它。不同學科領域，多層次、多角度進行綜合論證，方能得出比較接近事實的結論，這是一個“創史”“補史”“正史”“證史”的過程。

三、對傳統文獻研究局限性成因的思考

筆者認為，只是建立在文獻史料上的中國傳統音樂史學有居多明顯的局限性，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彎路，具體因素大致如下：

（一）中國用來記錄歷史文獻的載體在東漢造紙術發明之前的西漢和先秦時期，都用絹帛、竹簡、木牘、龜甲、動物骨片等（石刻、鐘磬、器皿銘文除外），極易受周邊環境中濕度、溫度、酸堿度、氣壓和風化等自然因素的影響，不易保存成百上千年。東漢造紙術、隋唐雕版印刷術、北宋活字印刷術等新技術手段的出現，仍然難以實現歷史文獻在自然無干擾狀態下的持久保存，完全不同于古埃及的紙草記錄載體以及古巴比倫的泥版、石版紀事。埃及、巴比倫屬熱帶沙漠氣候，干燥炎熱，因此為紙草、泥版等載體在地下或廢墟中保存成百上千甚至上萬年以上提供了條件。

（二）文字的記載并不能反映出歷史的全貌。與中國久遠人類歷史相比，文字的出現僅為短短的數千年，即使是從中國較為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算起，至今不過三千多年，之前并沒有任何文獻可查。人類的文明信息被用文字記錄下來的只是一部分，而書籍能在漫長歷史過程中存留下來的，又只是一小部分。在中國歷史上，文獻的積聚和傳承經歷了不止一次的浩劫。比如“焚書坑儒”，當時究竟焚毀了多少先秦典籍恐怕不好定說，但僅從曾侯乙編鐘上的銘文內容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時至今日，我們對于先秦樂律理論的了解也實屬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其真實性還存在疑問。

（三）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了人類中個體，不管是哪個階層的人，都要受到當時所處社會的制約。歷史上任何人的意志，被當政者所左右的狀況在普遍的正史中是經常遇見的。我們可以看出，在撰寫歷史的文人中，既懂樂律理論，又有音樂實踐的就更是鳳毛麟角了。我們知道，所謂的正史所記載的音樂內容主要是服務于宮廷的，而關于廣大社會下層音樂生活的內容不多。我們姑且想象假若這些史官“他們對音樂有可能一知半解，假充知樂的人居多”，在這些正史中，被這些文人記錄下來的音樂文字，扭曲當時音樂本貌的情況就不難得知了。中國古代音樂的發展從未斷裂，即使改朝換代，宮廷音樂形態轉型為民間音樂文化也能照常健康的發展，古代文人們通過到民間尋訪前代散失的宮廷樂工，就會將斷裂的音樂歷史重續，楊蔭瀏先生對于智化寺“京音樂”的調查就是這種再續前弦的舉動。以往過度關注王侯將相等貴族化的音樂、宮廷生活相關的內容以及上層政治綱領相符合的內容，從而忽略了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宗教音樂、民間俗樂、地方歌舞戲以及與之相關的生活史，對于原生態民歌為代表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正好可以彌補此方面的空白，展現地域文化色彩和地理特征相關的音樂風格，勾畫出濃郁鄉土氣息的生活意境。

（四）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很關注事物與時間的關系，歷史學更是傾向于時間分期，20世紀中葉起，“法國年鑒學派”給史學研究帶來啟示：發現了政治史以外的社會史與生活史；發現了歷史學的“時間”特質，“長時段”概念被引入史學研究方法之中，時間是一種序列，它的綿延帶來諸多變化。目前中國音樂史分期大致有三種：第一，政治史分期；第二，文化史分期；第三，文化地理分期。以音樂分期來講，政治變遷無法一夜之間使音樂發生根本性變化，社會突變之初，音樂大致仍會沿著以往的規律的慣性向前發展，然后再依據外部影響的大小而逐漸嬗變。從音樂文化的內部，找尋音樂發展變化規律進行分期，具有合理性。對于音樂史實的認定，西方音樂史更為側重樂譜的音樂的藝術風格，而中國音樂史更側重于文化要素。

四、對學科發展的憧憬與展望

當前中國音樂史的研究越來越細化，許多研究從總的音樂史研究領域中日益凸顯，逐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分支學科，如樂律學、音樂考古學、琴學、古譜學等。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研究方法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這就要求學者既要加強史學文獻研究，又要引入“新史學”（整體史、生活史、社會史等）的視角，力求展開豐富的音樂歷史的各個層面。新史學的一個關注熱點是“社會生活”，從社會史角度將社會不同現象納入到音樂史學研究中來，如制度中的音樂、生活中的音樂、音樂如何建構生活、都市生活與市民音樂等等。這一方面在近年來也是成果顯赫，比如“樂戶”研究，從制度到樂制、樂戶、樂籍等等音樂現象予以考察，力求展開豐富的音樂歷史各層面。

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當今這個知識爆炸的信息時代，考古史料的信息來源十分豐富，考古學史料與文獻史料并駕齊驅，成為當前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發展十分重要的研究領域。時至21世紀的今日，在全球一體化和意識形態領域方面逐漸寬松的背景下，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不斷深化，以往尚未注意到的新課題不斷涌現，盡管如此，文獻史料仍然是當今中國音樂史學研究的側重點，隨著考古手段的提高、考古進度的加快，大量全新的考古史料出現，從基礎上動搖和改變了傳統音樂史學的史料結構，從而確立起一個全新的文獻史料和文物史料相輔相成的史料系統。在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國家響亮倡導文化強國的新形勢下，作為文化強國戰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熱切期盼能有反映時代特征的、權威的“中國音樂通史”，這將是我們這些從事研究中國音樂史學學者的夙愿！

注釋：

①鄭祖襄：《 十年一回首——漫話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的現狀》，《音樂研究》， 2008年第6期。

②秦序：《半世紀以來的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研究》，《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參考文獻：

[1]劉再生.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20世紀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J].中國音樂學，1999（4）.

考古學與歷史學范文6

水晶人頭的消息不脛而走，來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蜂擁而至，紛紛前來一睹這顆大小與真實人頭相仿的“魔鬼之頭”。與此同時，世界各國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也對這顆水晶人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的寫信詢問，有的還親自前往倫敦，競相考證這件珍品的來歷。

然而，這顆水晶人頭的展覽說明十分簡單：“水晶人頭，1898年從美國紐約‘特法勒’古玩店購進。”寥寥幾字，便使一些考古學家如獲至寶。他們循著這一線索，走訪了“特法勒”古玩店，并拜訪了這家古玩店的老板卡特。據老板卡特回憶，這顆水晶人頭是18世紀末的時候一個英國士兵賣給他的，有可能是殖民時代拉丁美洲阿祖提人的杰作，估計是英國殖民者從墨西哥掠取的。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顆水晶人頭也漸漸地被世人淡忘了。直到又過去了很多年，在1927年的一個秋天，加勒比海岸傳來了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有人發現了第二顆水晶人頭。

美麗的英國少女安娜跟隨父親米歇爾·海德吉斯率領的考古隊，在英屬洪都拉斯發掘了一座名叫盧巴安杜姆的古城廢墟。她在欣賞考古隊員從地下挖出來的各種古代兵器時，有一道白光從她的眼前閃過，她吃驚地一看，發現在一堵斷墻下有一個像是玻璃做成的東西。安娜走過去一看，啊，是一顆水晶人頭的上半部分！

這一發現使安娜的父親米歇爾激動不已，他立即吩咐隊員們擴大考察的范圍。3個月后，他們果然在距此不遠的地方找到了這顆水晶人頭的下半部分，兩者合在一起正好是一顆完整的水晶人頭。這顆水晶人頭由大塊的水晶制成，重5公斤，完全是仿人頭骨制作的，牙床上鑲著兩排整齊的牙齒，鼻骨是由3塊水晶拼成的，而兩只眼睛則各為一塊圓形水晶。

當米歇爾的考古隊即將離開此地時，洪都拉斯的官員決定把這顆水晶人頭贈送給米歇爾，以感謝他和考古隊對他們國家考古事業所作出的貢獻和他為當地居民免費提供的醫藥、衣食等。從此，這顆水晶人頭便成了米歇爾收藏的稀世珍品。

在此后的若干年中，各國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紛紛向米歇爾詢問這件珍寶的來歷和制作者以及他們制作這顆水晶人頭的原因等。雖然米歇爾對此進行了長期的研究，但他依然無法回答。他只是在自己1954年出版的《我的探險之路》一書中寫道：“據鑒定，這顆水晶人頭經手工雕刻后又用沙粒磨光，至少花了150年時間制作。估計它已經在地下埋藏了3600年。”

1959年，米歇爾帶著關于“魔鬼之頭”的不解之謎離開了人世。他的女兒安娜繼承了這件珍品。有一天，安娜收到一個法國朋友的來信，這封信讓她激動不已，決定親自到法國巴黎去一趟——因為那里展出了世界上第三顆水晶人頭。

法國的考古學家說，這顆水晶人頭也是在墨西哥某地發現的，同時，他們還在這里發現了很多精致的小型銅制工具。由此可以推測，水晶人頭的制造者是用銅制的工具進行雕刻的。當然，在這之前很久，他們就掌握了冶煉銅的技術。從歷史和宗教的角度分析，水晶人頭是14世紀或15世紀墨西哥印第安部族的阿茲臺克人用來做祭祀牧杖上的裝飾的。

而英國的許多考古學家對這種推測深表懷疑。因為他們認為直到20世紀40年代，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還在密林中過著“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誰能相信，這些印第安人在14世紀或15世紀就能冶煉銅、制造銅工具，并且還能掌握這樣高超的雕刻技藝呢。

法國的歷史學家考證說，拉丁美洲的古代部落在宗教禮儀中曾使用過完整的真人頭骨作為裝飾。這無疑使法國的考古學家深受鼓舞，他們立刻漂洋過海來到墨西哥等地進行實地考察。據當地人傳說，古代部落為了鎮住妖魔鬼怪并預卜人的生死，的確制造過水晶人頭。但傳說畢竟沒有證據，很多人對此仍將信將疑。

德國的著名心理學家和醫生西特博士曾將那顆水晶人頭擺在蠟燭旁邊，由于受到燭光的作用，水晶人頭立即閃出七色異彩，燦爛奪目。在這個時候，如果人認真地凝視它，就能很快進入催眠狀態。據實驗結果表明，十人之中有九人都會如此。西特博士據此推測，這顆水晶人頭有可能是古人在替病人進行手術時用來催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