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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與傳承范文1
文化與教育互聯互動:文化對教育目的、教育內容、教育形式和教育制度產生影響,教育具有傳遞和繼承文化、交流和融合文化、選擇和更新文化的功能。拋開教育去研究文化傳承,文化也無由存在與發展。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的傳承,除了需要包括專家學者、傳人、藝人等各種專業人才參與其中之外,更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的積極參與,尤其是在基礎教育這個文化知識積累的最初環節,更應納入一定民俗文化的教育內容。
一、兒童需要接受民俗文化傳承教育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身份證”。一個民族之所以區別于其它民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擁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承載著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滲透于民俗文化之中。民族精神是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永恒而無價的精神財富,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強大精神力量。民族精神的弘揚和培育關系到國家生存發展的根基,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民俗文化傳承教育對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質、塑造民族性格、開放民族胸懷、提升民族理想,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起著多方面的教育和模塑作用。一個缺乏民俗文化傳承的民族,即使有發達的物質文化,都將只會是繁榮的空殼,它沒有歷史延續的信仰和道德,容易在外來文化的侵蝕中被動改造和重塑。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西方文化仰仗其強大的經濟勢力,趁我國人民對西方生活的向往和民俗文化教育的薄弱,大行其道,在思想和行為上影響和改變著我國的少年兒童。許多曾經深刻影響我國一代又一代人的民俗文化現象變得越來越模糊,傳統民俗節日越來越被人們所漠視甚至被遺忘,不少青少年兒童追逐新潮,迷戀過洋節,感覺春節沒有圣誕節重要,月餅沒有麥當勞、肯德基好吃。兒童對西方文化的濃厚興趣越來越使他們離棄自己的民俗文化,盲目追隨西方習俗,中國的民俗文化傳承堪憂。兒童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少年新,則中國新,少年強,則中國強!”國家的發展不能拋棄未來,只顧昨天和今天的發展。西方文化和現代時尚對我國民俗文化的沖擊,以及少年兒童教育中對民俗文化傳統的忽視,深刻表明兒童迫切需要用民俗文化滋潤心靈、陶冶情操,增強其民族自信意識和精神力量,對兒童進行民俗文化傳承教育勢在必行。播種一種行為,收獲一種習慣,播種一種民族精神,收獲整個民族的未來。在多元文化的沖擊下,我們認為,孩子們什么都可以改變,但他們的民族情感和特征應該永世不變。讓孩子們從小接受民俗文化的傳承教育,旨在將來他們在闖蕩世界時,能對民族、對國家、對家鄉更富有深深眷戀和熱愛之情,能對民族文化積極認同和無比熱愛,能成為富有文化自尊、自信、自豪和自覺的人。
民俗文化是以文化形式表現出來的有關民間生產、生活、文藝、娛樂、禮儀、宗教、信仰等風俗,它由歷史沿傳而來,又在生活中相傳相續,其內涵豐富,外延廣泛,作用重大。如吃年夜飯的習俗體現著家庭和睦的精神,清明節的禁火寒食和掃墓體現著尊老敬祖的精神,節日舞獅子象征著中華民族的威武雄壯等。我國每一個傳統節日都是中華民族幾千年傳承積淀下來的豐厚遺產,都蘊涵著深刻的民族精神,對塑造民族性格、凝聚民族情感起著重要作用,是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資源。又如我國的民族民間玩具既是民俗文化與育兒科學的奇妙結合,也是人類物質創造與精神生活、家庭倫理與審美追求、文學創作與音樂美術等的奇妙結合,這些都會對兒童成長產生強烈而深遠的影響。有鑒于此,成長的孩子需要接受民俗文化傳承教育。當然,在對兒童進行民俗文化傳承教育時,我們需要對林林總總,無所不及的民俗文化內容有所選擇。因為,在民俗文化的通俗形態中有些是對些科學知識和自然現象進行歪曲,自身攜帶著不科學、不健康甚至于腐朽落后思想的惡習陋俗,這些會降低人們的思想意識水平,導致社會的無序與混亂,我們惟有對此堅決無情地加以批判,精選那些科學的、健康的、有益的、美好的民俗文化內容來教育兒童。
二、兒童易于接受民俗文化傳承教育
我國是一個有著豐富多彩、絢麗迷人民俗文化的文明古國。時代的變遷不但沒有淡化民俗文化的存在價值,在歲月的變遷中民俗文化在以不同形式滲入現代生活中。過新年,老百姓貼年畫、貼對聯、放鞭炮,圍在一起包餃子、看電視、吃年糕,有的初一就去寺廟叩拜神靈或逛廟會歡度新年。不同的民族和地區都有自己的民俗節慶,如漢族的端午節,藏族的旺果節、苗族的祭鼓節、瑤族達努節、彝族的火把節、侗族的花炮節、布依族的龍王節、傣族的潑水節等,各族人民喜歡通過參與或欣賞賽龍舟、賽馬、賽歌、潑水等等民俗活動喜慶民俗節日
這些耳濡目染的民俗文化活動貼近兒童的生活,較之于那些比較抽象、枯燥的道德說教,民俗文化強烈的生活性、形象性、實踐性和審美愉悅性的表現形式,更適合兒童的生理與心理特點,是在兒童群體中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最易于被接受、最易于產生潛移默化影響的有效形式。如端午節龍舟比賽時,我們借屈原的故事就容易向孩子進行弘揚民族正氣和愛國主義教育,過重陽節利用登高和吃重陽花糕等活動就容易向孩子進行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教育,過春節利用拜年的形式就可以使孩子懂得增進友鄰和睦相處的處世之道等等。
眾所周知,中國民族民間藝術喜用大量龍、鳳、獅、虎、魚和月季、百合、梅蘭竹菊等代表力量、權利、健康等美好寓意的象征圖形,好以年畫、剪紙、泥塑、壁畫、雕刻、服飾等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形式,大膽地將純色與黑白金銀混合運用,使得畫面色彩飽滿,淳厚質樸,富貴吉祥。這種用心和幻想表述真實,注重神像勝似形象的最初始的童化視角及中國式的審美意識,表現出東方文化純樸稚拙、獨具個性的藝術美,符合兒童的審美特點,因而易于被兒童接受。
三、兒童教育有助于民俗文化的傳承
兒童教育之所以有助于民俗文化的傳承,我們認為有以下原因:
民俗文化與傳承范文2
一、從民俗角度保護風水文化
風水文化與風水活動相伴而生,可以上溯至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但“風水”作為專一名詞的出現卻至遲是在晉代才出現。根據先進可考的以風水正是命名的著作,最早是宋以后才問世的《地理觀風水歌》、《五姓合諸家風水地理》等,進入元明清之后此類著作問世量較大,多著錄于各個朝代史書的藝文志。風水在古代社會的名稱并不確定,亦可稱為堪輿、術數、相家、地理等。從多種變換的名城中,我們發現“風水”始終是處于前科技的萌芽狀態,以民間習見的稱呼流傳,使得“風水”一學沾染了濃厚的民俗特征。風水文化作為中國民俗文化的表現形態之一,具有下述兩個方面的特征:首先,風水文化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關系,它是深入民心、滲透到古人日常生活的具體表現。以中國傳統民居作為考察對象,不僅要追求房屋結構合理和建筑安全,還與居住者的精神訴求緊密相關。“氣”是中國風水文化的重要命題,無論是堪輿點穴、還是造房立基都講求“聚氣”。“氣”的聚集不僅關系到個人命運,也與家族興衰榮辱密切相關。“風水學家很早就注意到‘氣’的重要性。”[3]p108中國的風水先生就是最早的風水學家,他們根據長期的觀察所積累的經驗將中國的山脈水系進行了分類,以納陽藏氣的理論構筑了“風水寶地”的人居環境,并總結出背山面水、左右環保等簡便易行的民間諺語。以“氣”作為出發點,將其作為住宅建造、房屋布局、景觀設置和環境美化的指導思想,就形成了“藏風聚氣”的風水學理論。這一理論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沉淀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進而演變成為根深蒂固的民俗。當人們將家居環境與個人和家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就成為具有鮮明中國色彩的文化傳統。諸如“前不植榆,后不種桃”的民間諺語不僅是生活經驗的總結,也是追求和諧居住環境的客觀訴求。“五四”興起之后,將風水文化作為封建糟粕徹底拋棄的同時,也遺棄了經由生活積淀形成民俗文化。此類民俗的本質并非是單純的追求物質財富的獲得,更多地寄寓了普通民眾對于安居樂業、兒孫滿堂的美好生活狀態的追求。根據風水文化的不同表現方式加以甄別,分辨不同形式的風水文化和它所孕育的民俗習慣中深厚的文化底蘊,將有助于我們改善生活環境。因此,正確對待風水文化民俗特質,并對已加以保護就顯得尤為必要。風水文化作為中國民俗文化的表現形態還體現在風水的功能與價值層面。在否定風水文化的觀點中,認為風水文化提倡地鬼神的信仰和住宅選址的苛求不符合現代科學頗具代表性。但我們也要注意到孕育風水的話語環境是極為特殊的,生產力水平制約了人們認識外部世界的方式,但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渴求家族興亡的理想又促使他們將希望寄托在具備一定可信度的占卜和風水上。因此,我們在看待風水文化中圍繞選址建宅的一系列理論,更要注意中國人對房屋的態度——房屋居所并不僅僅是遮風避雨的臨時場所,它更是融合著物質層面的保暖、居家、聚族的家園,以及追求家族繁榮、人丁興旺的精神家園。二者具有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特殊關系,前者是后者的物質基礎,后者則是前者的精神延伸。因此,視風水文化中講求選址為封建糟粕的觀點并不可取,我們不妨將其視為中國古人復雜信仰體系中的一分子。這種信仰并非將精神慰藉寄托于高高在上的神,而是落腳于最真實的生活實際,中國人在現實中找尋到了心靈的家園。這就成為風水文化倡導的“天人感應”、“陰陽和諧”之間最為重要的現實支撐,不但對風水的追求順應了人們對居住地的選擇,也將中國人對吉兇禍福的預測賦予了文化的涵義。風水不僅具有一整套復雜、精密的理論體系,還是一門展現中國先民認知自然、理解自然和展現自我審美情懷的藝術。它所表達的是人在渴求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樸素愿望指引之下,以“藏風聚氣”為指導原則構造和諧人居環境的價值體系,具有自然美與人文美相結合的總體特征。
二、風水文化民俗特質的傳承
當我們厘清了風水文化的發展歷程,也就意味著我們對“風水文化”的內涵有了更為明晰的認識,它直接影響到我們處理風水文化的態度不應局限于狹小的保護層面,而是要以博大的胸襟傳承風水文化中優秀的民俗特質。在傳承風水文化民俗特質的具體操作中,我們需要從自然美、哲學美和藝術美三個層面入手。風水文化作為一種民俗首先表現為“天人合一”的擇居理念,它是將人與自然視為和諧統一的整體。“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已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它的關系完全象動物同它的關系一樣,人類就象牲畜一樣服從它的權力。”[5]p35在人類處于生產力水平相對低下的歷史階段,所有的精力都需要用語解決生存問題,無法對外界環境產生美感,當人類通過勞動掌握了自然規律之后,才能改造自然、認識自然和理解自然。中國風水文化正是建筑在這一基礎之上,將純粹的物質追求內化為精神享受。因此,我們繼承風水文化的民俗特質手在于挖掘它的自然美,就是要在了解、認識和掌握自然物特征的前提下,將它作為人類生活的構成要素之一來處理。風水文化中“藏風聚氣”的理念、“背山面水”的規定和堪輿時對“風水寶地”的祈求,都是滲透了審美追求。繼承風水文化就是要繼承古人對和諧人居環境的追求,人們對自然環境的改造是從人居環境開始的,從原始的穴居到建筑房屋,在利用自然的同時也使自然獲得了人性的成分。它給以母親般的溫暖,當中國先民在執行堪輿之術時,千百年積淀在內心深處的共同意識被喚醒,并演繹成為特定的審美心理結構,成為中國風水文化最為重要的精神支柱。中國風水文化的哲學基礎是老莊哲學,它始終關注于超越有限的生命長度,獲得人與自然的統一。盡管老莊哲學和道家哲學在追求生命長度的方式上存在著偏差,但我們依然可以從《莊子》倡導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齊一”中領悟到風水文化的契合點。老莊是將“氣”作為生命的本源,而風水理論也是追求“內氣萌生,外氣成形”。將內在的“氣”與外在的“形”結合起來,以追求形氣相應對根本目標,不但可以獲得生命長度的延展,還能夠將現實的生命與家族的興旺發達統一起來。從這個角度來說,“氣”不僅具有哲學認知的價值,同時也是中國風水文化最為重要的特質。20世紀以來受西方科技文明的影響,我們對不可掌控、虛無縹緲的“氣”感到無法理解,甚至將其界定為偽科學進行批判。這就成為中國風水文化在近代社會遭遇發展瓶頸的關鍵因素,從而割裂了風水文化傳承千年的發展史。理解風水文化不能從現代科學的思維模式出發,而是將其置放于特定歷史背景的文化語境中,通過還原歷史語境和中國文化的本質才能真正理解先民們創造某一思想的真實動機。風水不僅從老莊哲學獲得了對生命之美的關照,還將其落實到社會生活中的人倫之美,也就為其與儒家思想的對接提供了理論基礎。孔子有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論斷,是將自然環境擬人化,并賦予其人的品德。孔子從山水之美中獲得的不僅是視覺層面的審美享受,還將其延伸至人的品行和才智,表現出山水與人相愛的仁愛。在當代社會的文化語境中,風水文化的民俗特征還可以通過藝術美得到呈現,它是最為具體、最為直接的民俗成分。在具體的風水活動中,風水師直接面對的客觀對象是自然環境,他的工作就是努力在自然環境與人的行為或創造物之間構筑和諧關系,在給予人審美愉悅的同時,將自然之美與人的居住條件統一起來。我們可以在任何一種流派的風水學說中發現形式美的元素,就是強調人類的行為和自然環境要保持高度的統一。結語風水文化始終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它曾遭受不公正地待遇,應該得到糾正。理性面對風水文化就是理性面對我們的傳統文化資源,作為深入人心的文化瑰寶,風水文化浸潤到生活中最直接的產物就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民俗”,保護風水文化要保護風水文化孕育的民俗入手、傳承風水文化也要從傳承這些民俗開始。
作者:李明月 單位:漯河醫學高等專科學校
民俗文化與傳承范文3
應該說,當前促進麗江旅游行業不斷發展的有兩大因素:一是麗江當地秀美、獨特的自然景觀;一是極具特色的納西文化。隨著麗江旅游行業的日益繁榮,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弘揚以及保護了納西文化的精髓;而在另一方面通過大力宣傳的納西文化,則由進一步促進了麗江旅游行業的發展,并極大提高了麗江整體的旅游質量。本文集合文化傳承理念,對于麗江民俗景觀初探進行簡單討論與分析。
民俗旅游
所謂特種旅游可以看成是浪漫之旅、探險之旅或者是其他一種形式的文化旅游。而民俗旅游則是麗江最具特色、也最具吸引力的一種特色之旅。西方著名學者洛克在對麗江進行旅行考察時,就富有探險之旅的性質。我們能夠看出,有些人為了開展某項科學研究,或者是為了驗證某個傳說或者是地名,又或者是為了參加某個特殊的節日而不遠萬里趕往偏僻的地區,這些都為了發展特種旅游提供可能。
近些年,西方有很多學者就自身經歷撰寫許多有關納西文化的書籍,同時也涌現出許多關于麗江的電影或者是電視,尤其是1994由英國人監制拍攝的《云之南》,不僅將麗江當地的風俗景觀以及民族文化很好的展現出來,同時也讓世人更好、更多的對麗江進行了深入了解。而在《云之南》上映之后,還有許多西方游者慕名前往麗江的一些納西族傳統村落、景點,這就極大促進了麗江的民俗旅游業。
事實上,麗江在其部分領域仍可繼續發展,像進一步弘揚、挖掘傳統的納西民族文化。應該說,在明朝木氏土司統治的麗江時期,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納西族都達到了空前繁榮,而這一時期建筑的木氏王府,不論是從其建筑風格還是建筑規模上都可稱得上麗江古城的核心,當然這也是納西文化的一個真實縮影,這些作為麗江古城重要的民俗景觀對于麗江整個旅游行業的發展都有較大影響。
在上世紀90年代,麗江縣政府在圍繞著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已經著手開始恢復和修繕木天王遺址園,而木天王府一旦修繕完畢,將會向世人們展現出我國古代納西族人民高超的建筑藝術,同時也讓世人通過了解木氏土司的興衰榮辱來透視納西族的歷史。應該說,這個舉措不僅具經濟效益,同時還具有一定的社會效益,麗江通過重建整個古城,使人們體會到以往納西民眾多姿多彩的生活,像戶戶流水,人人歡娛,家家垂柳。此外,人們也可以在“四方街”中感受下古城繁榮的,品味納西文化的神韻,而這些民俗旅游景觀也將麗江民俗旅游的魅力襯托出來。
民俗旅游景觀――傳統的納西族村落
納西族是我國是一個少數民族,他們在特殊的地域環境之中創造出了博大、系統、多元的民族文化,被眾多學者稱為“小民族創造的世界級文化”。納西族久居我國西南部,祖先是古羌族,唐朝時,古羌族受南詔、吐蕃以及當時漢文化的影響,使得其建筑的村落很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特征,之后隨著不斷融合,在加上受到當地特色宗教的影響,使得納西族村落成為麗江當地非常具有特色的民俗景觀。
傳統的納西族村落秉承著“自然――生態――文化”的理念,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融入到村落建筑中,形成了包容開放、簡約淳樸以及追求自然的獨特建筑風格。當地特色宗教――東巴教所信奉的“還債觀”讓世代的納西族人民善待了自然,這有利于人們保護當地生態環境,限制過度開發。應該說,在宗教文化的影響下,納西族所建筑的村落,將自然視為精神文化創造的永恒主題,其建筑內容頁包含了原始生態觀以及自然觀,實現了村落空間的物質與精神完美結合,這對當前我們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建設生態、環保的人居環境提供了重要啟示,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麗江當地的民俗旅游景觀,促進了麗江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因此這就要求我們應做好對納西傳統村落的保護工作。
現階段所倡導的傳統村落保護措施中,所使用到的理念多分為三種:一是整體保護理念,另一種就是少就是多理念,還有一種是務實規劃理念。其中應用最為廣泛的則是整體保護理念。以日本為例,日本政府在對傳統村落是否實施整體保護時,多依據村落具體情況而定,如果根據分析,發現需要整體保護的,多采取就地保護或者移居兩種方式。但對于民居再利用,則有改變功能以及不改變功能兩種方法,以德國為例,就民居是否改變功能而言,德國政府多選擇保持傳統民居外部形態,而內部則用現代的手段和技術進行裝修,這樣不僅從一方面保持了傳統村落的原始形態,另一方面也從內部使用功能上完善了傳統村落。
基于上述理念,我國相關部門提出了“經濟復興、空間復興以及社會復興”等三位一體的全新保護觀,通過借鑒先進的“觸媒建筑”理念,來將麗江地區傳統元素與新元素結合,形成一種更為寬廣、更為深入且極具針對性的保護方法,即通過定性、定量相結合的方法,來鼓勵和保護當地納西族傳統村落,并在完善和豐富當地居民生產、生活方式的同時,穩定當地經濟,保護其特有的風俗習慣以及文化,保證期原真性,這就從一定程度上極大的保護了當地的民俗旅游景觀---納西族傳統村落。
總結
民俗文化與傳承范文4
論文摘要: 隨著國家的轉型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傳統民俗文化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同時也面臨著發展的機遇。本文通過對鳳翔木板年畫和彩繪泥塑手工生產的研究,為寶雞地區的民俗文化產業傳承和發展提供參考價值,探索民俗文化融入現代生活得到持續的發展的途徑。
鳳翔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是陜西具有代表性民俗文化特征的民間美術品,它們通過民俗文化活動與百姓的生活和精神需要緊密相連。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的生產歷史可以追溯到五六百年。近些年彩繪泥塑與木版年畫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曾經存在于下層民眾中的民間藝術得到政府的支持與資助。民間藝術長期生存于中國廣大的鄉村這片文化土壤,成為百姓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直至今日。
一、鳳翔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的傳承
(一)鳳翔木版年畫的傳承
年畫的生產與民俗需求緊密相關,貼門畫的習俗歷史悠久,專家考證木版年畫的定性與蓬勃發展在宋代,古代文獻典籍中也多有記載,《夢粱錄》與《武林舊事》中就記述有北宋時民間流行鐘馗、財馬、門神、桃符的民間年畫。明代年畫再次興盛,從現存的明代年畫實物資料看,無論題材內容、刻繪技法還是藝術風格都十分多樣,樣式也趨于定式,許多題材與后世相差無幾,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陜西鳳翔的木版年畫均是從明代開始興起的。
鳳翔木版年畫的主要產地在鳳翔城東南——南肖里村,村中邰姓的“祖案”記述,明朝正德年間南肖里村已有邰姓藝人從事木版年畫的生產,在清代的康乾時期,生產已具規模,除了個體的生產外,還出現了集體合作的生產作坊。工藝以印刷與手繪結合(線稿印刷手繪施彩)。到了嘉慶、道光年間藝人學習外地先進的年畫印刷技術改進生產,線稿與施彩工序全部套版印刷。年俗的大量需求使生產規模逐漸增大,產地除南肖里村外還擴展到北肖里村與陳村,三個村從事年畫生產的有三十多戶,規模化的作坊五六家,銷售逐步擴展到西北地區。較大規模的作坊,當地人稱為“畫局”。繁榮時期畫局有十多家,其中世興畫局、忠興畫局、復盛畫局名聲較大。畫局將字號刻在印版之上,類似于廠標,通過銷售宣傳以擴大知名度。生產規模的擴大,促使畫局在年畫的生產分工上更加細致,有經濟實力的畫局專門聘請當地知名藝人畫匠來設計畫稿,刻板、印刷等環節各有專人負責,規模化的生產自然帶來成本的降低,專業化的分工同時帶來質量的提高,這都增強了市場的競爭力,良好的聲譽使鳳翔木版年畫成為西北地區頗有影響的民間藝術品。清末民初年間,木版年畫的生產達到繁盛,這一時期鳳翔木版年畫的年產量合計在四百多萬張,而世興畫局年畫的生產量占到了全縣總產量的一半,年畫品種多樣,有了名牌產品“金三裁”年畫。產品銷往陜、甘、寧、青及河南等地,真正創出品牌的知名度。
年畫是春節很普遍的一種民俗消費品,在豐年幾乎家家張貼。從年畫的種類看門神等“六神畫”的生產量就占到一半以上,這也是為了適應民俗市場的需求。木版年畫因為民俗生活的普遍需要而大批量生產,形成規模,趨于半專業化,與很多還處于業余、自娛階段的其他民間美術生產比較,它在生產的規模和文化影響方面都較大。
(二)鳳翔彩繪泥塑的傳承
鳳翔彩繪泥塑的生產以六營村胡姓家族為主,制作技藝作為傳統的家族手藝代代相傳,關于鳳翔泥塑的產生有這樣的傳說。元末明初時期朱元璋軍隊屯扎于鳳翔此地,時間長了軍士轉為地方居民,軍中有一些來自江西具有陶瓷制作手藝的人利用當地黏性很強的觀音土(俗稱板板土)和泥捏塑,制模做偶、施加彩繪,然后到各大廟會出售。當地老鄉購泥塑置于家中,因風俗而用于祈子、護生、辟邪、鎮宅、納福。“六營”村名似乎可以從這一面佐證。
泥塑生產仍延續了手工生產方式,其民俗文化內涵以一種集體民俗意識被繼承。彩繪泥塑是普通百姓創造的藝術品,同時他們也是欣賞者和消費者,彩繪泥塑出現在許多民俗禮儀之中,與當地的民俗活動緊密相連。彩繪泥塑因為這種民俗活動的需求擁有了消費市場。在六營村就留傳有這樣的諺語:“寧舍二畝田,不舍靈山、周公會。”民俗生活的需要是彩繪泥塑生產發展的必要條件。一直以來彩繪泥塑的生產與民俗生活都緊密相關。靈山求子的泥娃娃,孩子滿月親友送來的保佑平安成長的坐虎,老人壽誕賀壽的泥虎,以及春節屋內懸掛的驅瘟辟邪的掛虎,背后都有它豐厚的民俗文化內涵。
泥塑虎懸掛于家中鎮宅、驅邪,作為保護神加以膜拜,產生于民間藝術與原始藝術共有的原發性與復功用性特征,源于遠古的虎圖騰崇拜。在中華民族中影響深廣的“虎、龍、鳳、蛙”等形象都具有圖騰的性質。歷史學家考證虎是生活在西北地區以狩獵為主的古羌戎族圖騰,經過漫長的歷史演化發展,崇虎的文化意識已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觀念。“泥耍活”是對彩繪泥塑的俗稱,但當我們觀察后會發現“鳳翔彩繪泥塑中的掛虎、坐虎無論從材料還是型制上看,都不適合孩子來把玩翻弄,而更適合于恭敬
嚴肅地懸掛或高置案廚之上,就人來說是表現出一種供奉的態度,就物而言則處于一種君臨居室環境的地位。就形象而言,它又是在獰惡兇猛的大輪廓骨架中以細小填充的紋樣和色彩給予柔化、生活化”。[1]在鳳翔及鄰近地區一帶農村,孩子們過滿月或生日時,外婆或娘舅把這種泥活作為禮品送到孩子家中,它的意義與其說是給孩子玩耍,不如說是為了給新生的小生命驅惡辟邪,充當鎮宅守魂的神靈瑞獸。彩繪泥塑作為原始文化的嫡傳,顯現出生命繁榮的審美理想。
二、鳳翔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的發展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隨著改革開放,各地的民間民俗文化活動開始復蘇,而融入民俗的各種民間藝術也漸漸恢復,在八十年代中期鳳翔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特別受到美術界專家的關注并給予很高的評價,聲名鵲起。但由于經濟的市場化轉型,手工生產的民間美術品逐漸被大機器生產的競爭擠出市場。另外,民間美術“土”的特色,也使逐漸追求時尚喜好的人們漸漸將它們淡忘。鳳翔木板年畫與彩繪泥塑也經歷了沉浮起落,在當下生存下來并繼續發展。
(一)鳳翔木版年畫的發展
改革開放使曾經的傳統文化禁錮得到解放,春節貼門神的風俗習慣逐步恢復,八十年代初期南肖里村有多個家庭生產年畫,在此基礎上藝人們成立了鳳怡年畫研究會,為年畫的恢復與繼續發展發揮了作用。但隨著機器印刷的年畫商品在市場的出現,具有印刷成本低廉、色彩耐久等優勢的機器印刷品強烈地沖擊了木版年畫原有的市場地位,手工生產的木版年畫市場很快被擠壓,以民間藝人一己之力,無法挽救和阻擋木版年畫在市場競爭中的頹勢和逐漸在大眾消費市場消失的趨勢。行業也不得不遵循“適者生存”的原則尋求新的出路。
年畫藝人邰立平的經驗對今天非物質文化保護是有益的參考,他是年畫老字號世興畫局的傳人,在面對困局時,他仍堅持個體手工生產,優化工藝,提升質量,將木版年畫的品種開發與傳統種類挖掘整理結合起來。經過二十余年的努力,他整理印制了《鳳翔木版年畫選》三卷,保護了傳統年畫。他將木版年畫展覽搬到各大美術院校,在全國各地、海外交流推廣,贏得了聲譽。經過多年的努力,邰立平已是鳳翔木板年畫行業的佼佼者,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鳳翔木版年畫主要傳承人。雖然木版年畫失去了大眾的春節年畫市場,但木版年畫藝術層次的提升使其價格升了數十倍。本只從事年畫手工生產作為藝人的邰立平卻承擔了多種角色,他不僅從事年畫生產,而且進行組織管理、整理、研究對外交流的多種工作,他將搶救保護傳統遺產工作視為己任,具有一種獻身精神,他的技藝水平和多方面能力在其他藝人身上很難復制。這樣高質量的個體手工生產使得目前生產方式更加顯得精英化,也成為民間藝術在現代社會生存的一種模式。
(二)鳳翔彩繪泥塑的發展
鳳翔彩繪泥塑生產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恢復得到文化部門的支持,彩繪泥塑作品進京并在美術館展出,美術界的專家學者對其藝術價值也給予很高評價。藝人們還跟隨文化藝術交流團到國外獻藝辦展,這些都促進了彩繪泥塑的生產,產品還由工藝美術公司代銷,以老藝人胡深為代表六營村多家農戶從事這種副業生產。但隨著民俗熱的逐漸降溫,泥塑生產并未持續興盛。
新世紀之初,人們在享受現代化帶來的物質便利的同時,也注重起精神消費,開始思考和重新認識包括民俗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的價值。這時彩繪泥塑得到了一個大的機遇,2002年、2003年泥塑馬、泥塑羊登上了中國郵政發行的生肖郵票,使鳳翔彩繪泥塑一夜之間家喻戶曉,當地政府也將民間藝術作為一張地方文化名片在政策上加以扶持。伴隨著生產訂單的源源涌入,六營村家家戶戶開始彩繪泥塑的生產,生產的一擁而上,在短時期也出現了市場的惡性競爭,幾年的市場沉浮之后彩繪泥塑的生產有了多樣形式,近年隨著國家新農村建設和一村一品戰略的實施,彩繪泥塑成為了一種標志性的品牌產業,現在泥塑生產的形式趨于多樣化,有以老藝人胡深為代表的家庭式生產,也有青年藝人胡新民創建的大規模的民間美術生產的文化企業。因為知名度與文化需求而帶來了大量訂單生產,使彩繪泥塑以一種良性的競爭方式發展。
市場的需要影響了彩繪泥塑的生產。年俗產品成為彩繪泥塑產品的主流,即以生肖泥塑為主,就如老藝人胡深談道:“什么年(生肖)生產什么,什么需要生產什么。”市場的需求決定了泥塑生產品種,但也使彩繪泥塑的圖案造型傳統發生了微妙變化。傳統的泥塑掛虎最具鳳翔彩繪泥塑的代表性,原本具有豐富內涵的民俗文化圖案漸漸向簡化、視覺裝飾化發展,現在的泥塑產品更加美化,易于大眾接受,但似乎少了鄉土民俗的味道。孩子百天送泥虎,護佑健康成長的保護神的民俗性質已經逐漸地褪去,而更加大眾娛樂化,使其成為既帶有民間藝術特征又具有現代視覺裝飾性的民間工藝品。
從非物質文化的角度看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我們關注了它們在當下的生產情況與藝人的出路,“非物質文化形態的鮮活性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生存的具體體現。保護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只是保存物質化的‘遺產’或收藏遺產化的‘文物’,其根本要旨是使傳統文化形態能夠‘生活’在當代,成為當代社會生態系統的實際構成”。[2]民間藝術反映民俗文化,是民俗文化的有形載體,民間美術融入百姓的民俗生活,民俗與民族精神關聯。在新時期多元化的文化環境使得民間藝術的身份更加微妙,鳳翔木版年畫與彩繪泥塑以其各自不同的生產方式為民俗文化產業的傳承發展提供了例證。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民間藝術不是“文物”,它是文化,而且與我們的生活相關聯,只有自然地融于我們的生活中,才能良好地發展。
參考文獻:
[1]王寧宇.中國西部民間美術論[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179.
民俗文化與傳承范文5
一、民俗文化資源在旅游發展中的地位作用
(一)民俗文化自身蘊含豐富的旅游資源,地位重要而且不可替代
我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尤其是各少數民族都具有各自的生活方式、餐飲文化、民族服飾、建筑風格、人文景觀、勞作方式、文藝形式、風俗人情、民族工藝等,這些獨特的民俗文化旅游資源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不可替代性等特點成就了其基礎性的壟斷性地位,形成地區獨特的旅游吸引力。
(二)民俗文化自身具有獨特的魅力吸引,能滿足旅游者多種需求
有形的民俗服飾、建筑、工藝品等自然流露出的質樸之美能給游客純真的審美感受;傳統的民族節慶如達斡爾族的庫木勒節、蒙古族的那達慕大會、壯族的“三月歌圩”等民族活動能夠使游客參與互動,滿足娛樂需求;到民族聚居地參與體驗民俗生活、了解民族文化和民俗風情更能增加相互理解,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三)民俗文化資源能促進特色旅游發展,關系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依托民俗文化資源優勢開展特色旅游能使民俗文化資源的挖掘、研究、開發、宣傳等工作得到空前的重視,有利于民俗文化的發展和傳承,擴大地區影響力。同時,民俗文化特色旅游的發展也能帶動其他產業鏈發展,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促進基礎設施的建設完善,增加財政稅收,促進區域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二、借助民俗文化資源優勢發展民俗文化特色旅游的策略
(一)加強對地方民俗文化的挖掘與研究,凸顯民俗文化資源魅力
地方政府和旅游經營者都要對弘揚民俗文化引起足夠重視,充分發揮歷史學家、文化學者、民俗傳人、文藝團體、文化研發機構的優勢和作用,鼓勵、引導、支持全社會參與對地方民俗文化資源的普查、挖掘和研究,加強文化遺產保護,讓瀕臨毀滅、失傳的有型的民俗建筑景觀得到及時修繕翻建,讓無形的民俗文化重放異彩。要對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重點研究,深入挖掘,通過文字、聲音、影像、藝術表演、專題展覽等形式加大展示力度,讓更多的游客對民俗文化有更深入詳實的了解,凸顯民俗文化資源的魅力。
(二)不斷豐富民俗文化旅游形式和內涵,重視民俗文化旅游互動
要研究游客心理,通過多種形式讓游客滿足求知、求新、獵奇、休閑、審美、娛樂等多重需求,讓游客眼有所看、耳有所聞、腦有所思、心所有得。民俗文化融入靜態的參觀游覽,更要融入愉悅的互動體驗,提高旅游的趣味性和參與性。要加強博物館、展示廳、陳列室、民俗風情園建設,讓特色民俗文化內涵得到完整展示。同時,更要加強旅游項目的娛樂性與互動性,讓游客能夠以愉悅的心情和放松的心態參與到活動中,讓他們通過身臨其境體驗民俗文化的獨特魅力,在活動中感受中華文化的輝煌燦爛與博大精深。
(三)加強對地方民俗文化的保護與傳承,謹防民俗文化異化同化
“原汁原味”才是民俗文化魅力所在,一旦失去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點,民俗文化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必須加強保護,謹防受到其他思想和文化的沖擊和影響而產生異化或同化。旅游地要注重對民俗文化資源的保護和傳承,加強對瀕臨消失、異化的民俗文化的再現,宣傳民俗文化的價值所在,增強旅游地居民的自豪感,能理性看待外來影響而不盲目效仿。政府相關部門要為民俗文化傳承和發展提供平臺和條件,讓民俗文化得到鞏固和加強。加大對外宣傳,提高游客的認知度和認同感,減少不必要的誤解和不良影響。
(四)加強民俗文化與其他旅游項目融合,創造機會宣傳民俗文化
作為文化資源,民俗文化的展示可以突破地域和場地,為民俗文化的宣傳、發展和傳承提供了條件。在民俗文化發源地或民族聚居地,通過民俗旅游專線或主題游將民俗文化與自然風光、人文景觀、文物古跡等有機整合一定能吸引更多游客。另外,還可以將民俗文化與其他旅游項目建設有機整合,在國內外大型旅游景區、重要旅游城市開辟民俗文化旅游專區,將民俗歌舞表演、建筑藝術,餐飲文化、服裝展示、特色娛樂項目、民俗工藝品加工等進行綜合開發和集中展示,讓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機會感受民俗文化魅力。
(五)加強對地方民俗文化的發展與傳承,打造民俗文化旅游精品
民俗文化與傳承范文6
關鍵詞:恩施州;新型城鎮化;民俗文化;關系
恩施州是多民族居住地,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等29個民族,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54%。近年來,恩施州城鎮化水平顯著提高,2015年年末,城鎮化率達到40.0%。城鎮化的建設過程,也是一個民俗文化開發與保護的過程,二者相互促進、相互制約。一方面,城鎮化進程有助于促進民俗文化的融合,但與此同時民俗文化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如民俗文化同化與變異現象、民俗文化資源流失等;另一方面科學合理地民俗文化的開發與保護也能為新型城鎮化提供精神動力和經濟支持。新型城鎮化建設大背景下,理清民族文化與城鎮化建設互動關系,并在此基礎上設計有助于二者相互促進、和諧發展的策略,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議,為從根本上改變武陵山區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農民“進城上樓”的文化(觀念、習慣、認知等)不適應、甚至抵制而導致的建設速度慢、水平低,政府出力不討好、百姓受用不受益的尷尬現狀,促進該地區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健康和諧發展提供理論和現實指導意義。
一、城鎮化與民俗文化之間的關系
(一)相互促進
李月敏,李衛東在指出民俗文化與新型城鎮化的關系時,他們提出新型城鎮化的建設重要內容必須與民俗文化雙向發展,民俗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必須始終與城鎮化建設相一致。李枝秀認為城鎮文化建設是城鎮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城鎮化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認為城鎮文化建設不僅是城鎮化的內在要求,而且作為城鎮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能推動城鎮化發展。恩施是土家族與苗族聚集地,其豐富的民俗文化使城鎮化建設富有民族特色。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使民俗文化得到繼承與發揚,如龍船調、土家擺手舞等使恩施旅游業更具吸引力與競爭力。另一個成功典范是恩施女兒城,恩施女兒城是一個以民俗文化為主題,突出仿古與吊腳樓相結合,完美的體現土家民風民俗的新近打造的“新城”。自2012年開業以來,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集商貿、旅游休閑于一體的AAAA級民俗文化城。
(二)相互制約
在建設城鎮化的過程中,難免會對民俗文化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壞。如恩施儺戲的商業化、哭嫁逐漸消失等,造成城鎮化建設形式單一,缺乏民俗文化的潤色。另一方面,城鎮化過程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不適應,出現“人在樓中,心在鄉間”、“生活市民化,行為農民化”的文化不協調,影響了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
二、恩施州城鎮建設化現狀
十二五以來,恩施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視新型城鎮化建設,投資力度不斷加大,相繼實施了一批城鎮建設重點項目,城市基礎設施明顯改善,城鎮功能更加完善,“一主兩副”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建始、巴東、宣恩、咸豐、鶴峰新城區建設步伐加快,城鎮化率由30.5%增加到40%,輻射帶動能力明顯增強。
三、恩施州民俗文化發展現狀
(一)恩施州民俗文化資源
歷史人文景觀豐富,現有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級8處、省級57處、州級45處、縣級176處。傳統音樂及舞蹈數量繁多,全州有傳統音樂84項,傳統舞蹈68個,數目在17類項目中分別居第二位、第四位,并且傳統舞蹈土家擺手舞、肉連響、龍船調等已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技藝有85個,傳統美術33個,分布于恩施州8個縣市。民間戲曲、民間文學種類繁多,反應這當地民俗文化傳統,形成少數名族地區獨特的文化氛圍。
(二)民俗文化發展現狀
總體上講,恩施州民俗文化的開發目前處于起步階段,開發程度較淺、利用效果低下、傳播范圍較小,大部分民俗文化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恩施州的民俗文化資源相當豐厚,且主要表現為婚嫁文化、喪葬文化、禮儀文化、民族體育文化等,還存在其它較為獨特的習俗。隨著國家政府對文化建設的重視,恩施州的民俗文化逐漸在保護的前提下得到進一步開發與發展。呈現出來的良好勢頭不僅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支持,還少不了群眾的支持與擁護。
(三)城鎮化進程中民俗文化開發與保護暴露出的問題
1.急于求成,商業化嚴重
在開發民俗文化過程中,一方面沒有注意到對民俗文化的保護,另一方面只是一味的追求商業利益,缺乏全面合理的布局,出現了民俗文化發展畸形成長的現象。如土家族的哭嫁現在農村嫁娶時很少舉行,傳統的文化意識淡薄,很少能夠繼承下來,但屢屢出現在各大表演舞臺上。
2.土地糾紛嚴重,人口流動速度過快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城鎮化的推進,使得鄉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城鎮人口壓力過大,城鎮基礎供應能力不足;再者,開發商為追求經濟利益,強行征占農民土地,造成了原始鄉村的城市化速度加快,破壞了其原有的文化底蘊。
3.民俗文化保護意識淡薄,自覺性較差
就教育而言,并沒有與城鎮化建設保持一致的速度,造成了人們對民俗文化保護意識的淡薄,缺乏主動保護民俗文化的觀念。就恩施州的旅游行為觀念而言,存在許多不文明的旅游行為,間接性的對民俗文化造成了階段性的破壞。
四、加強民俗文化開發與保護,促進新型城鎮化融合發展
(一)提高民俗文化保護和傳承的認知與認同
恩施州的民俗文化意識整體較強,民俗氛圍較濃厚,但依然需要加強民俗文化的引導。如現在的大眾對當地傳統文化節日的意識受到西方文化的外來沖擊,其民俗文化意識日漸淡薄。就恩施州的土家語言而言,鮮有人士能夠繼續傳承與發揚。因此,必須加強人們對其民俗文化認知度與認同度。
認知是實施民俗文化發展戰略的前提。因此政府要加強文化引導,通過文化宣傳、舉辦的大型民俗文化節日、民俗文化讀書日等形式來增強民俗文化的吸引力,使傳統民俗文化逐漸深入人心。學生是民族的未來,國家的希望,加強教育對學生的民俗文化意識的熏陶,培養學生繼承和發揚民俗文化的意識,擴大民俗文化的群體力量是大勢所趨。
(二)加強民俗文化保護和傳承地宣傳與推介
強勢打出“仙居恩施”、“世界硒都”、“巴楚勝地”、“天下第一女兒城”等口號。凸顯恩施州淳樸的民俗民風與怡人的生態環境;凸顯恩施優美的自然環境與悠久的巴蜀荊楚人文特色和諧統一的文化內涵;凸顯悠久的歷史文化與現代文化相交融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成果。通過宣傳與推介,既可以讓當地民眾對本地民俗文化的認知與認同,又可以讓外界了解、熟悉巴楚文化,進而使把巴楚文化得到更大程度上的保護和傳承。
(三)注重民俗文化的繼承與發揚
國務院在2012年12月正式出臺《中原經濟區規劃》,明確提出“加強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及歷史街區保護,在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建設一批特色文化街區。”這一理念,這為新型城鎮化的文化建設提供了政策依據。我們就要充分研究透上級政策,結合恩施州本地實際情況,以“揚棄”的態度,把產生在農業文明里的傳統文化,進行發掘、傳承和保護。
(四)加強對文化遺產的保護
要嚴格執行《文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切實做好對文物和文化遺產的保護、繼承和發揚。合理規劃、有序布局,針對有價值的文化村落、舊居,首先必須向文物部門報告,聽取其意見,不得因眼前利益而隨意開發。對于部分保存現狀較好、文化內涵深厚的部分村莊,引入開發企業,實施復原復建,充分發揮其獨特的文化優勢,實現文化遺產的開發性保護,使新型農村社區走上真正的科學健康發展之路。
(五)健全完備的基礎文化設施
文化設施建設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基礎,是文化活動的前提條件。畢竟新型城鎮化建設并不是簡單的蓋高樓、修馬路、建文化中心,而是要把教育設施、體育設施等一系列的基礎設施建立完備,一步到位,這樣才能在提高當地.民眾文化素質的同時提高他們的幸福指數。對文化基礎設施的管理,一方面要明確部門的相關責任并建立健全責任制度,另一方面要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發揮民間文藝社團的作用,鼓勵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托管公共文化設施或加入到其日常管理中去,加強社會力量的監督作用,形成文化設施管理的長效機制。
【參考文獻】
[1]李月敏,李衛東.城鎮化建設中傳統文化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研究[J].開發研究,2015(03):137-140.
[2]李枝秀.新型城鎮化建設中“鄉愁符號”的保護與傳承[J].江西社會科學,2104(09):254-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