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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經濟活動范文1

一、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和人民生活的有利影響

（一）對企業的有利影響

對企業的影響分不同情況有所不同。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對企業引進技術、設備，進口原材料是有利的。在當前國際石油、礦產品等資源性產品的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可以降低企業的進口成本。

（二）對人民生活的有利影響

從對人民生活的影響來看，適當上調人民幣匯率水平，進口消費品價格將會降低，國內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將會有所提高。對于我國居民到境外旅游和到國外留學來說將是一件好事，它將會使境外消費成本有明顯的下降。

從以上兩點分析來看，人民幣升值將產生兩方面的影響：一是人民幣地位的提高，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二是中國老百姓手中的財富更加值錢。人民幣一升值，中國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擠一擠。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和人民生活的不利影響

（一）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到我國外貿出口收益

人民幣升值不利于出口，使出口收益下降。換言之，就是人民幣對美元來說升值了，外國人買中國的貨物就要支付更多的美元，當然中國貨物的價格優勢就會削弱，將對我國出口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造成沖擊。在國際市場上，我國產品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價格遠低于別國同類產品價格，主要是我國勞動力價格低廉。人民幣一旦升值，如果維持同樣的人民幣價格底線，用外幣表示的我國出口產品價格將有所提高，這會削弱出口企業貨物價格競爭力；而要使出口貨物的外幣價格不變，則勢必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這不能不對出口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造成沖擊。

（二）人民幣升值將影響我國外貿企業貨物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份額

當今標有“中國制造”的商品已經成為國際市場上的主要產品，但中國產品的一個致命弱點是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占的市場份額，主要依賴中國產品價格的低廉，而在競爭中并不處于主導地位。如果人民幣較大幅度升值，將會大幅降低我國外貿企業的競爭力。

據我國有關調查數據顯示：82.4%的企業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影響。例如，中國出口的大多是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高科技產品很少。如果人民幣升值，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許提高了，但制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將逐步喪失。這是因為，若保持匯率變動前后的出口收益不變，人民幣升值的百分比，就是我國企業出口貨物價格提升的百分比，而中國國內制造企業好一些的利潤率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財政貼息，中國企業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潤率能否承受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自2005年7月到2010年4月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已經超過了5%。這樣，平均3%的利潤率如何承受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只有企業自己把這部分差額補上去了，這就意味著企業出現出口虧損。

（三）人民幣升值將使我國外匯儲備“縮水”

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高達6591億美元，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充足的外匯儲備是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對外開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標志，也是我們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參與對外經濟活動的有力保證。然而，一旦人民幣升值，巨額外匯儲備便面臨縮水的威脅。假如人民幣兌美元等主要可兌換貨幣升值10%，則我國的外匯儲備便縮水10%。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嚴峻問題。

（四）人民幣升值將影響居民收入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屢創新高，這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提及匯率以及人民幣升值，很多老百姓感覺離自己很遠。事實上，匯率變化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持續小步升值已成常態。無論手中是否持有外幣，人民幣升值都給居民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民營經濟活動范文2

【關鍵詞】 經濟金融 經濟民營化 發展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轉軌發展。在發展過程中我國民營經濟呈現蓬勃發展的勢態，它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同時也對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產生著重要的影響。深入研究經濟金融背景下民營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對推動我國經濟產業結構轉型、調整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經濟金融與經濟民營化的內涵

縱觀世界各國，經濟金融化是各國經濟在金融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顯著特征之一。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全球化的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斷表現出經濟金融化。在學術界對經濟金融化的研究中，比較經典的經濟學認為經濟金融化有兩個分析框架：一個是任何產出個體與任何經濟集合體都有著實際的和名義的兩個方面的內容；二是任何微觀經濟行為主體與任何社會經濟體所擁有的資產與財富又都表現為實際上的與貨幣上的兩種形態，進而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過程也可以一分為二地概括為兩大部分――實際經濟或說是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

經濟金融化主要是指經濟活動日益以金融活動為中心，以金融關系為紐帶，以金融政策為協調工具，從而把金融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來推動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的過程與趨勢。經濟金融化主要包括三層含義：一是金融活動在經濟發展中日益趨重，成為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資產在社會財富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二是在經濟全球化和經濟自由化的影響下金融活動跨越國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統一的金融市場體系，隨著金融創新和金融業務的不斷拓展，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日益表現為金融聯系；三是隨著金融危機的不斷出現，防范金融風險已經成世界各國的共識，國際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國際金融關系的協調成為國際經濟協調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日益被世界各國所重視，經濟金融化的實質就是指金融這種經濟資源在各國日益被優化配置、被充分利用的過程與趨勢。

學術界對經濟民營化的研究是比較多的，有些學者認為經濟民營化應該從所有制的視角來分析，他們認為經濟民營化與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等經營方式是等同的，屬于一種非公有制經濟。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經濟民營化應該從經營主體的視角來分析，他們認為經濟民營化是指與國有企業不同的其他所有的經濟經營方式，包括個體經營、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等除國有企業以外的所有企業。一些其他國家認為經濟民營化包含廣義和狹義的內涵，狹義上是指政府把國有企業和公共服務設施等有形的國有資產，通過返還出售、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組等形式轉讓給個人、私人壟斷組織或經濟集體的經濟現象；從廣義上說，除此之外還包括整個經濟運行機制和環境的“自由主義發展”，如政府放松管制、增強市場機制、強調發揮民營經濟的功能等。筆者認為經濟民營化是指除國有經濟和集體經營之外的所有其他經濟形式。

二、經濟民營化需要經濟金融的支撐

眾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無論是國有經濟還是私有經濟都離不開完善的金融體系作支撐。民營經濟的發展也不例外。通過調查分析，筆者認為中小企業向金融機構融資比較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中小企業的企業信用度不高。在我國一些中小企業自身的信用度不高，當生產經營過程中遇到資金不足的問題時，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就比較困難。因為目前金融機構放貸的最大的考慮因素就是信貸人的信用。二是我國的中小企業中家族企業占較大比重。從管理和整個企業運營上來看，他們與現代企業管理有比較大的不同，同時，他們的經濟實力不是很強、固定資產比例不足，容易受各種市場風險的影響，倒閉率與歇業率相對較高。這些生產經營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使其獲得金融機構貸款的機率比較小。

發達國家的實踐已經證明，成熟、完善、高效的金融體系對一個國家民營經營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國完善的金融體系不僅能夠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為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提供資金支持，而且還可以在法律法規以及政策與市場的共同作用下為中小企業提供多層次的金融服務。就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這種現象還難以實現。只要市場經濟有需求，相應的供給方就會產生。在金融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正規的金融服務不能滿足民營經濟對資金的需求時，一些非正規的金融服務就會產生。這些現象在我國民營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比較活躍，大量的民間借貸、民間資金已經形成。這種非正規的金融服務由于相應的監管機制不健全，其存在著較大的風險。這種現狀的存在嚴重阻礙了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

民營經濟對正規金融機構資金的需求以及非正規金融服務的產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一個現實性的問題，即經濟民營化過程中需要大量的經濟金融作支撐。通過良好的政策導向，擴大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在融資政策方面向中小企業傾斜，完善金融服務機構，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但是，要想解決經濟民營化發展中的難題就必須探索中小企業自身發展的規律，構建科學、合理、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為中小企業的融資提供強有力的后盾。民營經營的健康發展既需要國家政策的支持、引導，又需要完整的金融服務機構，同時，民營企業自身也要完善自身的內部治理結構，只要三者都能夠良性互動，民營經營就能夠健康有序發展。

三、經濟金融背景下經濟民營化的發展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民營經營在發展過程中，所帶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構的調整，相應地對金融機構也有重要的影響。要想促進民營經營的健康發展，金融機構必須從服務上或者所有制結構上做出新的調整，以便可以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注入活力。

從當前我國民營經濟發展對經濟金融化發展的影響上看，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隨著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與民營資本已經滲透到金融體系之中，各個金融機構都能找到民營經濟的身影，它們還通過直接主導或是參與新設金融結構、借國有股東退出而授讓金融股權或是借增資擴股的便利時機，已經有相當數量的民營資本已經取得了對相關金融機構的控股權力。二是有實力的民營資本正在通過設立新的民營金融機構來實現生產經營與融資的結合。民營資本進入金融行業，從主觀上來看，他們一方面是為了獲得高額的金融利益；另一方面是為了吸引大量社會閑散資金為自身的發展進行融資。民營資本進入金融行業對于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

針對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從民營企業自身來說，筆者認為應該完善民營企業治理結構，提升民營企業社會信用。一方面需要完善民營企業的治理結構。針對家族企業可以通過相關方面的教育培訓，提升家族企業管理者的現代企業管理能力和素質。家族式中小企業必須轉變過去傳統的家族式經營管理方式，要能夠適應時代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學習現代企業管理的技術和方法，從根本上來完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另一方面民營企業自身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社會信用。信用問題對于一個企業的成功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當前民營企業向金融機構融資難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信用缺失，金融機構向個人或者企業放貸的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就是個人或者企業的信用問題。因此，民營企業自身必須理清信用問題的重要性，從自身的點點滴滴做起，樹立起良好的社會信用。

四、結語

經濟金融能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動力，有利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結構，促進民營經營健康發展。一國完善的金融體系不僅能夠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為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提供資金支持，而且還可以在法律法規以及政策與市場的共同作用下為中小企業提供多層次的金融服務。當然，我們在合理有效利用金融服務的同時，也要看到金融服務機構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風險。鑒于此，筆者認為民營經營發展過程中既要合理利用金融服務機構提供的資金支持，又要采取多元化的渠道規避金融服務機構本身所具有的風險，進而更好地促進民營經營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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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經濟活動范文3

論文摘要：制度是除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外影響企業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非正式制度的影響日益受到重視。運用分析敘事法和比較法，對東西部民營經濟發展起步比較早的溫州和臨夏地區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在傳統社會非正式制度、社會關系網絡與傳統經營模式之間的相互選擇機制。西部地區企業成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非正式制度屬于強勢制度，一些尚未實現的潛在收益不能對非正式制度選擇產生激勵，難以形成企業成長的社會資本，很難實現原有經營模式的轉變。在特殊地區，技術變遷應該先于制度變遷，強制性的制度安排應該實行相機而動的跟進策略。

中國的改革實踐中，外圍經濟的增長快于傳統的經濟中心地區，如廣東對于中國，溫州對于浙江。計劃經濟時期，溫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貧困地區，改革后，在沒有國家投資條件下，依靠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實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在制鞋、制衣、打火機、低壓電器等領域發展出了許多“制造中心”，形成了產業聚集，成就了“浙商”經濟。

臨夏位于甘肅省中部黃河上游地區，是以回族為主的回族自治州，素有“小麥加”之稱。長期以來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水平比較低。改革開放后，非公有制經濟有了長足發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先生譽之為“東有溫州，西有河州(臨夏)”。但是，臨夏非公經濟的發展軌跡與全國呈現逆向運行態勢，如表1顯示，20世紀90年代后，在全國非公經濟得到快速發展背景下，臨夏的非公經濟發展卻停滯不前。

對此現象，有人提出以溫州為樣本發展臨夏的非公經濟?！皽刂菽Ｊ健笔欠窨梢阅７?馬津龍、朱康對、張仁壽、蔡克驕等認識到，溫州模式的形成與發展絕不僅僅是一個特定區域的經濟現象，更是特定區域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人的現象，溫州經濟是溫州人經濟。

本文試圖從兩個地區非正式制度差異，非正式制度與經濟活動的依存關系，地域性社會資本與企業成長的關系，分析西部企業成長乏力的問題所在。

一、兩個地區的非正式制度差異

康芒斯將制度定義為“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他認為非正式制度可能影響或限制集體行動，進而影響經濟的運轉。諾思認為，制度是一種社會博弈規則，是人們所創造的、用以限制人們相互交往的行為的框架。他把博弈規則分為兩大類:正式規則(憲法、產權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規則(規范和習俗)。諾思通過對制度演進的分析，論證出不同制度安排會帶來不同的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率，強調產權安排等正式規則的重要性。他進一步認識到非正式制度的變遷是緩慢的，認為借鑒新的正式規則只有和舊有的非正式規則變遷相結合，制度變遷才能對經濟發展產生促進作用。青木昌彥從博弈論角度，認為制度是關于博弈重復進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系系統。所謂的“共有信念”涵蓋了正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可維系性說明制度在一定的經濟活動中具有維系社會秩序的功能。

1.臨夏地區非正式制度特征

臨夏地區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從兩個方面去理解，一是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的閉塞所存在大量中國傳統習俗;二是伊斯蘭文化與當地經濟相結合所產生的生活禁忌習俗等社會特征。

鄒東濤指出，在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的中國西部地區，由于現代化發展的歷程短暫和傳統勢力的強大，存在基于“群體文化氛圍”下的“集體無意識”狀態。臨夏社會深居內陸，地理空間形成該地區接受外部先進文化的影響小，穆斯林群體強烈的民族自覺意識和相對封閉的環境與中國西部文化的“集體無意識”相疊加，地方文化保守的一面得到放大。它影響到穆斯林群體的經濟活動方式和范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展開經濟活動。

臨夏的非正式制度更主要體現在回族習慣法，它產生于本民族的歷史發展，通過口頭、行為和心理進行傳播和繼承，主要是靠民族內部成員對該規范的普遍認可，具有形成的自發性、運作的內控性。川誠如回族學者白壽彝先生所言:“對回族來說，伊斯蘭教……不只表現在宗教思想上、宗教活動上，而且表現在社會生活上、家庭生活上。宗教文化在臨夏不僅是一種宗教形式，也有世俗活動，直接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中。

哈正利分析，“從歷史時間順序上來看，回族形成晚于伊斯蘭教的形成，這使伊斯蘭教發揮其影響成為可能。同時其影響的發揮使回族文化頗具宗教性?！被刈逶谥袊魃贁得褡逯?，屬于“歷史最短”而“文化最高”的民族之一。以傳播伊斯蘭教為宗旨的經堂教育更是將其規范化、模式化，在西北地區擁有受到嚴格宗教活動訓練且具有極強伊斯蘭文化意識的中國穆斯林群體。

臨夏地區特殊的文化結構，導致地區經濟社會活動中伊斯蘭習慣法非正式制度處于強勢制度，它具有固化傳統、維系舊習慣長期存在的功能。臨夏非正式制度的認識，可以從兩個視角分析，一是穆斯林群體伊斯蘭文化的強烈自覺意識;二是空間經濟活動所形成的農牧經濟、商販經濟和地區傳統非正式制度之間的相互鎖定，在制度選擇活動中面臨“囚徒困境”難題。

2.溫州非正式制度特征

溫州地區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從兩個方面去理解，一是浙東文化傳承所形成的社會資本;二是東部地區經濟社會在改革開放大潮中所受外部經濟社會的影響。

金祥榮對溫州模式的研究指出:“一旦某種行為約束為人們所普遍認可并內化到自身的價值觀體系時，便成為經濟當事人自發行為的引擎，形成一種持久的內在激勵因素。在溫州，文化動因是解釋溫州較全國其他地區率先推進制度變遷的基石之一。浙江學者研究，溫州文化不同于傳統的中國主流大陸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溫州一面臨海、三面臨江，與內地聯系的交通條件惡劣，自身陸地資源的短缺鑄就了地方文化的海洋文化色彩。永嘉學派的功利主義哲學觀的歷史積淀對溫州人的商品經濟意識的崛起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歷史上的中央王朝的“海禁”政策擠壓，閩南移民所固有的海商精神，形成了溫州地域文化敢于冒險積極進取的精神，重商主義傾向滲透在血液里。金祥榮指出，“溫州域內特有的‘功利主義’商業文化傳統與傳統計劃經濟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難以彌合的裂痕，一旦傳統計劃經濟意識形態剛性有所松動，便會尋找自身發展的突破口，形成對傳統計劃經濟意識形態的‘背離’，這是溫州推行準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的重要動因。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地區都屬于中國傳統經濟社會邊緣地區，傳統的非正式制度在地域經濟社會活動中具有發展市場經濟的內在誘導因素。關鍵問題是，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能否在特定時間、空間尋求到獲利機會，誘導其突破外部的、自身的傳統思想慣性約束，實現企業的成長。

二、非正式制度變遷、社會資本與企業成長

1.臨夏的非正式制度變遷與企業成長

空間經濟上，臨夏地區處于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及農業和牧業兩個經濟地帶的交匯地區，位于古絲綢之路、漢藏貿易商道和走西口商道的結合地帶，在唐宋以來造就了茶馬互市商貿經濟繁榮。由于整個地區生態條件比較差，地貌丘陵溝壑縱橫，氣候干旱少雨，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嚴酷，加上過度的人口增長，區域文化具有從事商貿經濟的傳統，臨夏商販在西北有“河州鬼”的綽號折射出臨夏商業活動的影子，這里的民間商業活動在計劃經濟時也一直沒有間斷，臨夏的三甲集在西北有“小香港”之稱。

改革開放以來，臨夏中小企業為代表的民營經濟發展軌跡，呈現出“高開低走”的態勢，特別是進人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經濟建設的完善，市場信息的傳遞加快，市場準人資格的不斷開放，臨夏沒能形成早發優勢，沒有突破自身原有的經營模式，使其在適應市場環境、管理體制深刻變化時，表現為企業數量增加緩慢，就業人口下滑。1980年全州有企業0. 19萬戶，從業人員2. 63萬人，平均每個企業從業人員規模不足14人。1990企業數量增長到2. 08萬戶，從業人員為10.58萬人，平均每個企業從業人員規模下降到5人多一點。90年代以后，企業增長數量和從業人員出現增長緩慢甚至下滑的態勢。1990年企業數量有2. 08萬戶，1995年增長到2. 51萬戶，達到最高，以后一直處于下滑狀況，2002年為1. 40萬戶，相當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水平;1990-1998平均企業從業人員規模一直維持在5~6人左右。

臨夏民營經濟的發展軌跡與全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逆向運行，印證出西部地區企業成長和民營經濟發展的資本(特別是社會資本)的貧乏。究其原因，地方非正式制度自我變遷缺乏內在激勵，沒能形成企業成長的制度環境。

非正式制度一般包括傳統、習俗、道德、意識形態等。臨夏地區的社會變遷需要從兩個方面來認識，一是整個社會整體制度安排與地方非正式制度的維系系統的禍合程度高低，以及它們所發揮的效率;二是原有社會傳統等非正式制度的慣性，及其與正式制度安排博弈模式和制度變遷路徑選擇問題。

在以臨夏為代表的西北地區穆斯林社會，當地以農牧經濟為主的經濟社會、臨夏商人小商販經濟和傳統的伊斯蘭非正式制度相互激勵，產生了原有經濟模式和非正式制度進一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溫床(見圖1)，也造成了經濟社會面臨社會變遷時，制度選擇上的“囚徒困境”難題。

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論證了宗教信仰、群體行為選擇模式與一個地區經濟活動模式之間的關系。中國穆斯林的經濟活動模式根植于中國伊斯蘭文化的特殊性，衡量一個穆斯林對信仰虔誠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是否能夠格守伊斯蘭教的各種禁忌，伊斯蘭教的各種禁忌一直延續到各種飲食禁忌。中國回族主要居住在中國西北的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交匯地帶，與其說是商貿經濟的需要，還不如說是一種根植于伊斯蘭信仰的文化選擇。虔誠的穆斯林將建立一個清真寺作為一個人一生重要的功課，回民多圍繞清真寺而居，一個清真寺就形成一處“教坊”，“教坊”集伊斯蘭文化功能和穆斯林群體經濟功能為一體。臨夏地區建立在伊斯蘭信仰基礎上的社會資本結構，體現出對內的開放性和對外的封閉性、對內的傳統傾向和對外的現代追求并存。伊斯蘭禁忌約束下的關系網絡的封閉性，既維系著穆斯林群體之間的相互信任，又對其它群體保持一定的距離;清真寺、教坊和穆斯林社會傳統習俗維持著穩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資本的延續，導致穆斯林的群體利益在很多時候超越個體的自身利益，內在制度變遷的阻力比較大。官方的正式制度，或者由于和地方非正式制度的匹配性較低，或是由于操作技術上的問題，對該地傳統社會資本的價值發掘不夠，沒能夠誘導其實現向現代社會變遷。

2.溫州非正式制度變遷與企業成長

金祥榮指出，“溫州模式”的制度變遷是追求政治成本最小化的準需求誘致型制度變遷。這種變遷的初始動力既有經濟空間的便利，也有地域文化的推動，而后者是關鍵性的因素。福山提出文化對經濟活動具有重要影響，他認為文化“包含了文化與社會結構的雙重意義”，并可以分為“有關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理性選擇所形成的傳統或習慣)與“無關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倫理規范所確立的傳統或習慣)。特定地區的文化傳統以及在這種傳統影響下形成的現實社會倫理，對經濟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溫州地區的濱海地理環境和耕地稀缺的資源結構，經濟活動向海洋發展成為必然的選擇。溫州具有移民的傳統，歷史上福建人的遷人和近代溫州人向國外的移民，不僅將其經濟活動與外部(特別是國際市場)聯系在一起，而且培養了“敢為天下先”的進取精神，出現了中國第一個承包飛機的個人，出現了第一條地方集資修建的鐵路。在改革開放后，不僅中國大陸的各個角落有“溫州城”、“溫州村”，就是在歐美的許多溫州人聚居地方也出現了“溫州街”。溫州具有崇尚加工的傳統，號稱“百工之鄉”，歷史上海上商業活動和近代的通商活動，造就了對市場的敏感性，海外移民和改革開放后的行商活動，在了解國內外市場信息方面具有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信息優勢。這一點很像19世紀初期的英國工商業對市場和國際形勢變化信息的掌握優先于政府的情況，也和當時一樣，產生于民間的商業活動和工業加工活動互相激勵，推動了企業的成長和地區經濟的發展。典型的例子是，專業市場的發展和中小企業族群發展的互相促進，推動商業和制造業共同發展。

溫州地區亞文化，從南宋“永嘉學派”葉適提出“功利與仁義并存”，到明清之際的浙東學派黃宗羲等人，一脈相承地強調經世致用，對儒家正統思想重義輕利、重農抑商價值觀念進行修正，加上近代西學東漸的影響，重商主義精神成為社會群體的共識，而商業活動的成功更加強化了這一觀念。這一價值觀念在中國雖然很長時間受到正式制度的壓制，但是它一直頑強地生存著，一旦外部條件寬松就顯示出強大的商業力量。改革開放后，溫州民營經濟發展領先于其他地區，重商主義和實用主義精神是其內在的動力。(見圖2)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地區商業活動規則和組織模式，在深層次受特定文化結構(尤其是亞文化)的影響，地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差異造成他們對新制度規則的認知和理性識別的差異，造就了兩個地區商業活動不同的發展軌跡。

三、結論與啟示

對兩個地區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溫州和臨夏地區亞文化都具有重商主義精神;計劃經濟時期都一直保持著地下私人經濟，在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起步都比較早;都獲得了民營經濟的先發優勢。進人20世紀90年代后，溫州企業快速成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臨夏則止步不前，主要是兩個地區經濟社會系統的差異，產生這一差異的根本性原因是非正式制度的差異。

溫州經濟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在實用主義原則下，溫州人積極進取，跨越國內外的商業活動和移民活動，在全球的溫州商人和大量在溫州打工的外地人，構筑了基于地緣、血緣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網絡，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商業網絡，使其可以同外界實現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這些推動了自身創新能力的提高，推動了企業成長和地區經濟發展。臨夏地區經濟社會系統處于半封閉半開放狀態，由于歷史原因，臨夏穆斯林的民族自我意識非常強烈，它和外界的交換不是很充分，穆斯林生活禁忌約束導致他們的經濟活動主要集中于漢藏交匯地區，而這一地區經濟主要以傳統經濟為主，它所獲得的信息、物質和能量必然受到限制，因而自身在技術、制度上都很難突破對傳統商販經濟的依賴。單調的商販活動和地區農牧經濟，在缺乏外力作用的條件下，本地區有限的力量很難產生突破性的活動，經濟社會變化十分緩慢。

這兩個地區的差異，在某一點上可以代表東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系統的差異，對西部企業成長和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

1一個地區企業的成長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互激勵的結果

謝富勝、喬兆剛指出，由于非正式制度處于文化的最深層次，因而變化最慢，如果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變化速度懸殊過大，就有可能產生劇烈的文化沖突。

改革初期，私人微觀經濟主體原有的重商主義精神，使兩個地區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具有起步快、思想轉變早的優勢，激勵他們最先進人當時限制繁雜的市場，獲得了市場經濟進人的早發優勢。當時的短缺經濟和某些領域實行的雙軌制，為其早期商業資金積累提供了市場空間。在中國放權讓利改革和財政“分灶吃飯”體制安排下，地方政府成為具有“準競爭性組織”，溫州政府“掛戶經營”、“股份合作制”、“民營企業建立黨支部”等地方征收制度安排，為民營經濟的發展鋪路搭橋，企業成長也帶來了地方財政收人增長。財政“分灶吃飯”使溫州市預算內地方財政收人超過中央財政收人。

臨夏地區穆斯林一般遵守傳統宗教文化，傳統上不愿意從事借貸金融活動，私人相互之間的合作契約達成成本比較高，難以建立合作經濟，絕大多數依靠自身的積累發展企業，就是家族化經營也是階段性的經營模式，更不用說出現南存輝革“正泰”家族化經營命形式的企業組織變革。當地穆斯林虔誠的宗教信仰，使得建筑寺院、朝拜活動消耗了一部分經濟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社會發展的資金積累。加之，當地商販經濟活動很多是現金交易，政府獲取的收益有限，導致地方財政惡化加劇，商業活動、公共服務沒能建立相互之間的激勵關系。

2.非正式制度變遷是企業成長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關鍵條件

道格拉斯·諾斯將非正式制度作為一個影響人類活動的社會資源予以重視，指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他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準確地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贫仁莻€人與資本存量之間，資本存量、物品與勞務產出即收人分配之間的過濾器?！闭J為人類社會商業活動的控制結構差不多是由行為規范、行為準則和習俗來確定的。蘭諾維特提出，企業的發展嵌人在一定社會資本中。美籍華裔社會學家林南提出弱關系是傳遞信息的有效橋梁。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指出，“和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會資本也是生產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實現成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時候，這些目的不會實現。……許多社會資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會資本與其他形式資本最基本的差別。社會資本是影響個人行動能力以及生活質量的重要資源?！?/p>

孔徑源認為非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縮減人們在相互對立的理性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時所耗費的時間和成本;新的意識形態有助于節約認識世界和處理相互關系的費用。唐壽寧認為在傳統社會，合約的達成建立于長期交往活動的人際關系基礎之上(“熟識人”社會)，因此傳統的慣例和規范對這些法律無法予以規制，“行為的”或隱含的非正規合約就具有較大的約束作用。這種非正規合約在非正規市場中進行的交易活動是可以帶來效率增進的制度調整的。

臨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滯后，既有西部地區的區域文化系統特征，也有小地域文化的非系統特征。臨夏地區特有的文化、非正式制度導致它陷人傳統社會制度與傳統商業模式的相互鎖定，表現為雖然有商貿活動，但不能形成市場經濟;雖然地區文化擁有商業傳統，改革開放后出現了第一批民營企業，但企業成長困難。

3.信息化是誘導地區非正式制度變遷和企業成長的重要途徑

從對兩個地區企業成長差異比較分析可知，培養現代商業精神是西部企業成長的關鍵。

雍少宏從現代化視野指出:“回族文化心理又有先天保守的一面，這種傳統的心理狀態，影響了回族對異文化中合理要素的認可與吸納，不利于回族群體以開放的姿態迎接國際化的大趨勢，甚至會影響回族文化的進一步傳播。……回族群體心理具有傳統性和現代性的雙重特性。傳統性構成了回族群體文化心理的內核，現代性構成了回族群體文化心理的外殼;傳統性是回族群體的精神支柱，現代性是回族群體適應現實生活的必然選擇;傳統性主要表現在回族的宗教信仰活動之中，現代性主要表現在經濟活動和追求知識的過程之中。

臨夏地區不同于其他西部經濟落后地區，它具有傳統的商業意識、吃苦耐勞精神和市場競爭意識，長期的商貿經濟積累出一定的商業經驗和商業網絡資源。由于傳統的非正式制度約束，臨夏商人缺乏開放的觀念，沒能夠像溫州人一樣，突破地域限制，在更加廣泛的空間上組織經濟要素，實現企業的發展和經濟的增長，長期困守在商貿經濟的活動中，形成小農經濟和商貿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

民營經濟活動范文4

關鍵詞：民營經濟；問題；對策研究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民營經濟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意義重大。然而民營經濟在進一步發展中卻面臨著來自外部環境和企業自身經營管理兩方面問題，我們必須科學地分析和認識這些問題，以便能夠更好地發現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找到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

一、我國民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外部環境方面的問題

1、市場準入標準和利益分配的不平等

就目前的狀況而言，非公有制企業的投資領域仍然存在若干“”，非公有制企業與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在市場準入門濫上存在較明顯的差異。有些行業早己被某些政府部門及其所屬企業所壟斷，非公有制經濟進入非常困難，即使能進入，也有隨時被擠出的危險。還有些早就對外資開放的行業，至今也未國內非公有制企業放。另外，有的行業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的前置審批環節繁多，準入條件茍刻，繁瑣又耗時的行政審批過程只能讓民營企業望而嘆興。所以說，相比于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國內的非公有制企業在進入某些行業的資格、條件和機會方面依然處于不利地位。從政府的利益分配的角度來看，民營企業在資金及相關的利益分配上與國有企業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長期以來政府在資金和政策及相關的利益分配上還是偏向于國有企業，這種利益分配的傾斜必然會影響民營經濟的發展根基，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必然會制約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

2、信貸融資方面的問題

在社會市場的實際操作中，很多國家職能部門和地方政府仍對民營經濟設置了重重障礙，不容許民間資本進入某些法律法規支持其進入的領域。擋在民營經濟前面這扇看得見、摸得著卻進不去的“玻璃門”、“彈簧門”似乎有越來越堅固之勢。加上我國資本市場本身起步較晚，在整個國際資本市場中并沒有足夠的優勢，黨和政府為了盡量避免資本市場的風險，確保資本市場能夠穩健運營，在信貸融資的政策上限制較多，民營企業信貸和融資困難重重。

（二）企業自身經營管理問題

1、企業管理理念落后

長期的實踐已表明，企業管理理念也是制約我國民營經濟發展最大的瓶頸之一。在我國非公有制經濟中，家族式經營的企業至少占到90%以上，而我國的民營企業絕大多數采取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傳統的家族理念，使得民營經濟采用了家族化的組織形式、用人方式及管理模式。這種家族式的企業管理模式在民營企業成立之初有其合理性，有助于降低企業管理成本，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然而，隨著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家族管理模式將阻礙企業獲得規?；a帶來的經濟效益，也阻礙了非家族人力資源作用的發揮?，F代企業制度的理念就更加難以深入人心，這也就成為是民營企業難以長足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所在。

二、促進我國民營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深化改革，完善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和法制環境

1、加強制度變革，完善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進一步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體制環境。平等而又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的形成，需要轉變政府市場管理模式，減少對市場的過分干預，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充分履行在市場經濟中充當“守夜人”角色的職責；要強化壟斷行業的改革，健全和完善壟斷行業準入方式、途徑、監管等政策，逐步放開部分壟斷行業，有效降低壟斷行業準入門，讓市場成為生產要素流動的重要杠桿，生產要素配置優化，確保民營經濟等不同性質的生產主體能夠平等有序參與市場競爭。

2、加強法制建設，為民營經濟創造公平的法制環境

自黨的十六大以來，黨和政府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在法律上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但是在籌資、投資、社會保障、財產的保護、處罰、賦稅、土地使用政策等方面還存在許多不足之處。現在，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與公有制的工業、商業以及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建立了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聯合協作關系。要促進這種公司之間新型的經濟關系的發展和完善，我們必須要加強法制的建設，制定保護和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落實相關的優惠規定，進一步明確和保護一切合法的財產權益，為民營經濟在促進我國科技進步、資源優化配置等方面的迅速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

（二）以信用體系為基礎，構建民營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體系

1、構建民營企業信用體系

目前，社會上普遍對民營企業有不信任的感覺。一方面是民營企業本身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整個社會信用短缺的問題。要解決民營企業信貸上的問題，尤其是中小企業信貸上的問題，構建民營企業信用體系勢在必行，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首先，構建政府信用。人的行為都是由預期支配的，信用是整個社會經濟活動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如果政府的制度和政策是不確定的，民營企業當然難以講信用。因此，政府取信于民企是民企取信于社會前提。其次，建立以中小企業為服務主體的信用擔保機構?？捎腥N模式：一是政府型信用擔保模式，以政府出資為主，吸收企業投資；二是中小企業互助型信用擔保模式，由中小企業作為會員自愿組成并出資，以互助方式在會員中進行擔保；三是商業信用擔保模式，以民營企業投資為主。第三，加強社會信用立法和執法建設。加快信貸征信體系建設，建立金融業統一征信平臺，培育信用服務市場，認真做好信息公開和保護工作，加強輿論引導和輿論監督，建立健全失信懲戒的各項法律法規和制度，強化執法力度和準度，在經濟各項活動中充分樹立起法律的權威，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構建起以道德為支撐、法律為保障的社會良好社會信用體系。

2、建立健全民間融資規則和制度，擴大融資渠道

俗話說：“春江水暖鴨先知”。改革開放以來的事實也證明，中國的民營經濟是極具發展活力和運行效率的經濟組成部分：由于民營經濟處于市場經濟的最前沿，所以能敏銳地感受到市場的變化并做出反應；由于民營活動不受外界和上級的干擾，所有能最大程度地保障決策的迅速性和有效性，由于扎根民間、土生土長，所以對中國的國情和市場的情況更為熟悉；更重要的是，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中產生了 “魚效應”，民營經濟的發展所產生的競爭效應，極大地激發了國有資本和外來資本的運作效率。而且，越是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的領域，其經濟的活躍程度和發達程度越高。因此，建立健全民間融資的規則和制度，以制度和規則來擴大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對于充分發揮民營經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強化民營企業內涵建設，提升民營經濟的核心競爭力

1、鼓勵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民營企業若要長足壯大發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必選之路，所以，我們要鼓勵民營企業在經營管理體制上要進行創新，按照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和企業自身的特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引進優秀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尊重民營企業出資者意愿的前提下，按照現代產權制度的要求進行改革，形成開放多元式產權結構，設計一套由家族成員和職業經理人共同參與的“互信共治”管理模式，并進一步推進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之間的制衡機制，適應企業規模擴大化、資產社會化、股權分散化、管理專業化的要求。變家族式企業為現代化企業

民營經濟活動范文5

一、實現民營經濟新突破

1、在民營企業培育上實現突破。以寬松的環境、優惠的政策、積極的扶持、周到的服務，挖掘各種資源，激活各種資本，調動各方力量，掀起全民創業熱潮；加快小企業創業基地建設，加大小企業孵化和培育力度，實現民營經濟總量膨脹。到20*年，全市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突破3.5萬戶，從業人員突破25萬人，注冊資本突破*0億元。

2、在壯大骨干企業上實現突破?！笆晃濉逼陂g，從全市優勢行業中篩選30家較大規模民營企業予以重點扶持，使其成為技術先進、主業突出、自主研發能力強和具有市場競爭力的龍頭骨干企業；篩選300家最具成長性的民營中小企業進行重點培植，發展壯大骨干企業群體；篩選3000家個體工商戶進行重點聯系，幫助其解決發展中的實際困難，促其盡早轉化為私營企業。到20*年，全市規模以上民營企業突破500家，其中銷售收入過億元的企業突破200家，過*億元的企業突破20家。

3、在建設特色產業集群上實現突破。走“鎮域經濟特色化、特色經濟產業化、產業經濟集群化”的路子，立足我市產業基礎和資源優勢，篩選一批特色產業予以重點扶持；圍繞龍頭企業延伸產業鏈條，推動產業龍頭與民營中小企業聯姻合作，形成以技術、資本、品牌和市場等為紐帶的協作體系；以工業園區為載體，建設一批特色產業園，擴大產業集聚規模，提升產業發展檔次；推進“一鎮一品”、“一鎮一業”特色產業鎮建設。到20*年，力爭所有的鎮、街道都培育出1個以上銷售收入過5億元的主導產業。

二、拓展壯大創業主體

4、鼓勵支持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帶頭創業。鼓勵支持事業單位人員領辦、創辦民營企業。鼓勵機關事業單位的離退休人員在不違背有關規定的前提下，從事民營經濟活動。

5、鼓勵失業人員創業。對于下崗失業人員在領取失業保險金期間自主創業的，可以逐月領取剩余應享受的失業保險待遇。

6、鼓勵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高校畢業生選擇自主創業的，人事、勞動保障、工商、稅務等部門要為其提供政策法規咨詢和信息服務；在自主創業期間，凡辦理人事手續、按規定繳納社會養老金的，今后考錄或招聘到各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時，其按規定繳納養老金的年限可合并計算工齡；對高校畢業生從事個體私營的，嚴格落實國家規定的各項優惠政策。

7、鼓勵農民創業。農民或農村個體戶從事種植業、養殖業，免征個人所得稅；農村居民以自有房產為場地，從事不涉及前置審批項目個體經營的，可憑本人身份證、有效宅基地權證和相鄰房主同意該農村居民以自有房產為場地從事個體經營的協議，辦理注冊登記；農民在當地市場出售自產農產品，免收集市貿易各類行政性收費。

8、鼓勵外來人員創業。外地人員來我市從事民營經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經工商、稅務、勞動保障等部門證明，可享有本地居民待遇，且允許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我市市區落戶：一次性在我市投資或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其固定資產達到20萬元以上；1年內向我市稅務部門納稅超過3萬元，或2年內納稅累計超過5萬元、3年內納稅累計超過7萬元；3年內接收城鎮失業人員20人以上就業，并能提供較穩定工作。

9、鼓勵發展農業龍頭企業。支持農業龍頭企業以農產品收購、加工銷售為紐帶，輻射和帶動周邊農戶，發展高效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對新評為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給予一定的資金扶持。

三、加快創業服務體系建設

*、加快創業基地建設。以“創辦小企業，開發新崗位，創業促就業”為目標，采取政府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市場化運作的方式，依托產業集聚區或園區等，利用閑置、現有廠房改造建設小企業創業基地，建立相應的服務機構，通過有針對性地開展創業輔導活動，為不同發展階段的小企業提供完善的創業服務。政府對培育小企業創業基地項目，凡經主管部門按照有關標準進行認定的給予一定的資金扶持。

11、加快公共技術服務平臺建設。圍繞我市主導產業集群，建立一批多元化投資、面向同行業的共性技術服務機構，創建為產業集群服務的公共技術中心、檢測中心和研發中心。鼓勵集群龍頭企業通過自身的技術平臺，為集群內中小企業提品開發、技術創新、成果推廣、科技培訓、質量檢測等方面技術服務。凡經主管部門按照相關標準認定、投入運作且達到預期技術支撐效果的技術服務機構給予一定的資金扶持。

12、加快融資擔保服務體系建設。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創辦面向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擔保機構。加快制定擔保業配套政策，規范擔保行為，促進擔保業健康發展。凡經主管部門按相關標準認定、主要從事民營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業務的擔保機構，給予適當的風險補助。

13、加快民營中小企業培訓和信息平臺建設。鼓勵和引導社會各方力量，建立民營中小企業培訓機構，為民營企業經營管理、財務管理、職業技能及技術應用等方面提供培訓服務。以現有中小企業網站為基礎，打造民營經濟政務和商務服務平臺。通過技術推廣和專業培訓，提升民營信息技術應用水平。

四、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環境

14、進一步改善政務環境。政府各職能部門要按照多服務、少干預、多幫助、少添亂的原則，根據政府行政職能建設的要求，簡化辦事程序、兌現服務承諾。對涉及民營企業切身利益的問題，要做到管理權限公開，辦事依據、程序、標準公開。嚴禁向民營企業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亂檢查，對違反規定損害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的單位和個人，要依法追究其行政責任。定期組織民營企業和個體業戶對政府各部門行政職能做出評價，評價結果向社會公開，并納入機關崗位責任制考核體系。

15、進一步改善法制環境。嚴格規范對民營企業的執法行為，提高辦事效率。除涉及安全生產、節能減排等重大問題外，就同一事項不許對企業實行多次檢查；取消所有向民營企業收取費用的評比，授牌等活動；嚴禁強迫民營企業加入任何協會組織，嚴禁強行向民營企業拉贊助、收會費等。

16、進一步改善政策環境。從2008年起，市政府每年從財政預算中安排200萬元專項資金，用于民營中小企業創業服務體系建設。用足、用活、用好國家鼓勵支持中小民營企業發展的各類優惠政策。中小民營企業主管部門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加強溝通協調，加大政策落實力度，為中小民營企業發展創造寬松的政策環境。

17、進一步改善金融環境。鼓勵和引導各金融機構加大對民營經濟的信貸支持力度，在有效規避風險的前提下，不斷創新信貸品種，改進信貸管理方法，加大信貸投放力度。鼓勵各金融機構同擔保公司加強協作，研究新方法、探索新路子，切實解決中小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18、進一步改善輿論環境。利用各種媒體手段，大力宣傳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法規；發揮典型引路的作用，積極挖掘優秀民營企業的成功經驗，進一步激發全民投資創業的激情。要大張旗鼓地表彰優秀民營企業、優秀民營企業家、發展民營經濟強鎮及服務民營經濟先進單位，并在政治和物質上給予相應的激勵。

五、加強組織領導

民營經濟活動范文6

【關鍵詞】民營經濟；金融；支持

近年來，民營經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對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經濟增長，抑制通貨膨脹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其發展仍面臨著若干制度性約束。就金融層面而言，民營經濟發展的動力支持基本上是內源融資，真正從正規金融部門（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獲得的外源融資一直處在較低水平。同時，相關的金融需求如結算、信息服務、法律保障等也未得到滿足，民營經濟的金融服務需求長期處于抑制狀態。隨著產業與資本結構的調整及信用關系的確立，有必要構建起有效的適應民營經濟發展的服務支持機制，以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一、金融業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現實意義

第一，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33年來的實踐證明，單純強調依靠某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不可能真正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上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軌道。十五大報告已明確闡明了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已不再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補充，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對民營經濟的明確定位。金融部門必須消除已有的“所有制歧視”，對不同的所有制經濟一視同仁才能真正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第二，有利于商業銀行拓展新的服務領域，實現金融資產多元化。金融部門開展對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在內的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可以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比較單一的為國有、集體企業服務的畸形信貸結構，拓展金融服務的新領域。由于個體、私營企業等民營經濟與國有企業相比較，具有經營新、機制活、經營規模較小、設立時間較短、經濟效益較好等特點，銀行選擇那些經營好、效益好，還本付息能力強的個體、私營等民營企業作為支持、服務對象，貸款的還本付息就比較有保障。

第三，有利于國企改革的深化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在對國有企業進行改組、改造，實施兼并、收購、破產的情況下，大量國有企業職工面臨下崗的危機。國有企業由于整體上面臨著減人增效的現實，吸納下崗職工的能力有限，發展迅猛的民營經濟自然成為下崗職工再就業選擇的空間。民營經濟越發展，對下崗職工的吸納就越大。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金融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實質上就是支持了國企改革。

第四，有利于建立現代金融體系和現代金融制度，營造良好的金融秩序。我國金融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金融體系、現代金融制度和良好的金融秩序。關于當前金融秩序較混亂的問題，關鍵是現行的融資體制對民營經濟的政策岐視，使民營經濟日趨增長的合理金融需求不能以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得到滿足。融資需求不得不求助于隱性狀態的非正規金融，結果助長了民間金融、地下金融等非正規金融的惡性發展，從而擾亂了金融秩序。加強對民營經濟的服務會使亂集資問題得到控制，有利于打擊地下金融活動，遏制社會亂辦金融勢頭，使金融秩序走向有序規范。

二、民營中小企業金融支持體系的現狀與不足

我國民營經濟已經占工業總產值的75%，卻沒有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金融支持體系。全國銀行貸款總規模中，國有企業貸款比重達85%，非國有企業貸款比重只有15%，其中鄉鎮企業只占5%，個體私營企業基本是告貸無門。商業銀行的呆賬準備金、資本結構優化扶持金和新增貸款、新增上市額度等優惠政策幾乎全對大中型企業傾斜，對抗金融危機提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基本由國有企業掌控。由于融資難、貸款難，使一些有前景、有市場的項目無法實施，企業規模難以擴張，也嚴重影響了民營中小企業的投資積極性。主要表現在：

第一，缺乏專門為民營中小企業服務的銀行組織體系。我國以工、農、中、建等四大專業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主要是為國有大型企業、大型項目融資而設計的，大銀行運行成本高、效率低，只愿發放大額貸款，很難實現對中小企業的“微觀信貸”。由于金融并購，城市信用社并入城市合作銀行，使其官方化色彩加重，原來的“非國有”、“中小型”的特色大大削弱，對民營中小企業貸款相應減少。體制的不合理，斷掉了民營中小企業融資的主渠道，加劇了中小企業資金緊張的矛盾。

第二，信貸政策的“所有制歧視”。以所有制歧視為表現形式的信貸政策的非公平性，不僅限制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且給金融運行帶來了雙重負面影響：一方面，信貸分配過度向國有企業傾斜，導致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增加，信貸資產質量下降；另一方面，民營企業通過正規渠道借貸無門，不得不向信托投資公司、合作基金會高息借款，或是利用民間高利率貸款取得資金，從而成為“金融三亂”的一個誘因，損害了正常的金融秩序。這兩方面都造成了加大金融風險的后果。

第三，缺乏與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相適應的管理體制。金融部門對民營中小企業的經營情況、產品行情、效益狀況缺乏了解，工作方法簡單、生硬，與民營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需求必然形成脫節。一方面，民營中小企業抱怨金融部門程序多、審批慢、條件高；另一方面，金融部門感到支持民營中小企業存在“五難”，即財務狀況難了解、貸款額度難掌握、保證措施難落實、負債狀況難摸清、貸款主體難確定等。金融機構要充分認識支持民營中小企業與提高銀行經濟效益的一致性，改革內部管理體制，對民營中小企業真正做到多支持、少責難，多服務、少設障，多引導、少干涉。

第四，缺乏對民營中小企業貸款的擔保機制。民營中小企業貸款難就難在抵押擔保難、貸款審批難。據調查，大部分民營中小企業無法得到貸款支持的主要原因是不能提供有效抵押或擔保，即便企業能提供，但由于抵押品變現難，銀行也不愿意接受，同時企抵押環節多、收費多、金額高也是阻礙企業辦理抵押貸款的障礙。

第五，缺乏支持民營中小企業發展的投資風險基金和直接融資渠道。由于民營中小企業貸款難，又沒有投資風險基金的支持，其中一些科技型、前景好的企業因受資金制約而喪失了許多寶貴的發展機遇和市場占有率，更多的小型私營企業，盡管掌握先進的高科技項目和專利，但因缺少啟動資金，也只好將項目轉讓。民營中小企業既不能發行公司債券，也不可能參與BOT項目融資，更難以像國有企業那樣通過股票市場向社會公眾集資，再加上沒有規范完善的資金市場，民營中小企業只能靠個人和家庭的積蓄，或向親朋好友借款，或以遠遠高于國家銀行公布的貸款利率從事“民間融資”來解決企業創辦和發展中資金籌集的問題。缺乏直接融資渠道已成為制約民營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強化對民營經濟的金融支持的主要對策

第一，積極發展中小型及地方性金融機構。按照金融體制改革的總體部署，我國金融組織體系朝著以人民銀行為指導，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其他商業銀行、地方性及非銀行金融機構并存的格局方向發展。其中，地方性金融機構及其他中小型商業銀行的建立與發展，主要是為了彌補我國金融體系中為中小企業或中小經濟實體提供的金融服務支持不足的明顯缺陷。近年來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以及中國民生銀行等中小商業銀行對支持中小企業的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民營經濟的活動主體與中小金融機構聯系在一起，密切中小型地方性金融機構與民營經濟的聯系，加強這一方位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可以一定程度上滿足企業經濟發展的金融需求，又符合金融宏觀運行軌道。

第二，面向資本市場拓展民企資金的籌措空間。目前，國家在平衡資本市場的供求關系時尚沒有把非國有經濟的資金吸納能力給以充分估價，使得非國有經濟往往受制于資金“瓶頸”的限制而難于擴大生產與基建投資規模。因此，在競爭性項目的融資過程中要充分體現市場機制的作用，對有效益的民企融資應與國有企業一視同仁：直接融資方面要鼓勵與引導規模較大且具備上市公司條件的民營企業在滬深兩地公開發行股票籌措資金；間接融資方面，要適當增加民企獲得貸款的機會。同時，還要拓展新的融資渠道：一是鼓勵民營經濟在一定的區域內公開發行債券來募集資金，從而解決其資金緊張而制約企業發展的難題。；二是把自身改造成股份公司，或參股將要上市的公司，或協議收購股份公司，達到送配股的融資目的，最終實現買殼上市；三是通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兼并收購和中外合資等形式，增加民企的自有資本，提高民企的融資能力；四是切入國家重點扶植的行業產業之中，爭取項目，進而取得國家的專項扶植資金，促進自身發展。

第三，進一步規范對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管理機制。加強金融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客觀上要求金融機構要改進服務手段和服務方式，特別是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這就要求金融業拓寬服務范圍，創新金融產品。積極開發金融新產品、新工具是金融機構對民營經濟發展支持的重要環節。一是要運用金融綜合服務功能，利用營業網點多、電腦聯網、資金調度靈活的優勢，融存、貸、匯和多種中間業務于一體，通過代收、代付、票據貼現、信用卡、項目評估等業務，全方位地滿足民營經濟多樣化的金融服務。二是要利用金融客戶面廣，信息來源多的優勢，積極主動地為民營經濟提供市場信息咨詢以及經濟金融政策、區域經濟形勢、金融信息、金融工具選擇等方面的咨詢和建議，為民營經濟的生產經營當好助手和參謀。三是盡快解決民營企業開戶金融機構的資金匯劃問題。加快柜臺業務電子化步伐，增強對公對私服務，增強電話銀行服務功能，建立電腦終端聯網銀行，為民營企業提供快捷的資金結算業務。四要根據民營企業經營的特點，推出夜市銀行、電話預約、汽車銀行等便民措施，為民營經濟提供優質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