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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文化概論論文范文1

關鍵詞：漢字 傳播 使用 文字政策 東亞

一、引言

漢字雖然是語言學領域的概念，但它已滲透到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其他領域中。漢字作為傳遞文化信息的主要載體，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核心，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邊緣國家，形成了所謂的東亞文化圈，又在這些國家的文字系統中以多樣而復雜的語言形式發展下去。如今，越南已經完全廢除漢字，有了自己的官方語言。相比之下，韓日兩國仍受漢字的影響并以不同的方式保留著漢字。兩國雖然一直提倡“減少漢字”的語言政策，卻始終未能完全廢除漢字的使用。

二、漢字在韓日兩國的傳播

漢字作為記錄漢語語素音節表意性的書寫符號，對東亞地區文字系統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當韓國和日本等地區還處于無文字時期時，漢字已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作為東亞地區的通用文字使用，并起著標記各民族語言的作用。權強（2004）在自己的研究論著中闡述古代東亞世界的定義時，就特別強調了漢字的作用。他稱“古代東亞世界是指以中國的漢字作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幾個要素的東亞地區，其中包括韓國和日本。”[1]漢字傳播時，東亞各地區的書面語和口頭語還處于互相分離的狀態，只有皇族、貴族以及官僚等少數階層才能獲得接觸和學習漢字的機會。由于崇拜先進、發達的中國文化，漢字很快就成了文化傳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了東亞各地區的通用文字。

漢字的傳播不僅體現了文化的優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還體現了當時的政治權力關系。圍繞中國王朝的權威以及以古代中國冊封關系為中心的東亞世界，中國往往是東亞各地區的核心國家。關于東亞地區漢字傳播的相關研究中，除了漢字作為文字起著記錄語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傳播功能以外，還要注意到歷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諸多因素對漢字傳播的影響。漢字的傳播與其說是為了實現它的語言記錄功能，不如說是為了實現它的文化傳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一）漢字在韓國的傳播

根據朝鮮半島的平壤和箕子陵的遺跡，中國戰國時期的北方燕國和齊國都與朝鮮半島①有來往。而到了秦朝和漢朝，中原地區的平民百姓為了逃避戰亂和強制勞役移民到朝鮮半島，更進一步促進了漢字的傳播。另外，《廣開王陵碑文》中出現的“朕”字以及“帝王建號”“蒙天恩”“四方託境”“隣國誓親和”等字也都反映了朝鮮半島接受漢字的事實。新羅時期的《迎日冷水裏碑》（公元503年）和百濟時期的付札木簡等也反映了漢字在當時朝鮮半島用于國家運營以及支配社會的事實。在韓國的一些國語研究里，樂浪時代的文字被視為朝鮮半島最初的文字，并認為樂浪文字依次繼承到了高句麗、新羅、百濟，樂浪文字中大多數為瓦當文字。

漢字的傳播不僅豐富了朝鮮半島的本土文化，而且還掀起了國民精讀和了解漢文書籍的熱潮，也增加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到了漢朝末年，朝鮮人已經開始用漢字文言進行教育。372年，漢字再次通過佛經傳入朝鮮半島，漢字文言正式成為朝鮮半島的通用文字。公元7世紀左右，新羅統一三國后，漢字又取得了公用文字（即官方文字）的地位。

黃貞姬把漢字傳播到朝鮮半島的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2]第一個階段是殷商時期到公元4世紀，這個時期是從古代朝鮮形成到三國鼎立的時期。中國的漢武帝在朝鮮半島設立漢四郡這一歷史事實，是朝鮮人能廣泛接觸中國漢字最直接的先決條件。[3]當時，漢字是作為發達文化的象征而傳播到朝鮮半島的。第二個階段是公元372年到13世紀末，這個時期佛教傳播到高句麗，新羅的統一和高句麗王朝的政權交替促使大量漢字隨佛教和儒教傳入朝鮮半島，同時高句麗產生了科舉制度。第三個階段為13世紀開始到李氏王朝時期結束，這個時期朱子學繁榮昌盛，也產生了“訓民正音”。

（二）漢字在日本的傳播

迄今為止，涉及漢字傳播到日本的問題，最早在日本歷史資料《古事記》和《日本書記》中被正式提及過。根據《古事記》記載，公元712年，太安萬侶按照元明天皇的指示編輯了古代神話、歌謠等。而《日本書記》是日本奈良時代元正天皇指使舍人親王和太安萬侶等人編輯的史書，里面所記載的傳說和記錄等都是用漢字表述的。諸多研究指出，朝鮮人阿直岐在應神天皇15年為宣傳佛教，帶著漢文佛教經典來到日本。第二年，通過他的推薦，中國人王仁也來到日本，并成為了太子的老師。《論語》和《千字文》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傳播到日本的。

以山田孝雄為代表的日本國語研究家們認為，日本人是通過與中國人的相互接觸或閱讀漢文而接觸到漢字的。但最初以什么樣的途徑傳到日本、普及到日本社會，還是個尚未解決的課題。西島定生等人卻認為漢字先是為了維持政府之間的來往，也就是政治外交需要而傳播到日本，隨后應用于標記本土語言，之后大量地流入到日本社會內部的。也有些學者主張當時日本還沒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漢字也是通過朝鮮半島傳播到日本的。

1958年，日本考古學界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種子島發現了一些陪葬物品上刻著漢字，當時人們推測漢字至少是在漢朝后期就已經傳播到了日本。1996年2月，在熊本縣玉名市柳町的古跡中再次發現了包括“田”字在內的五個漢字刻在貝殼上。[4]同年，三重縣安濃町大城的遺跡中也發現了寫著“奉”字的食器。由此可見，漢字傳播到日本的時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初的彌生時代初期。還有，在日本的長崎、佐賀、福岡、熊本、宮崎、廣島、京都以及大阪等地區出土的文物中也發現了刻著“貨泉”或“貨布”等字的中國古代貨幣。直到2世紀，漢字才通過移居百濟的中國移民王仁和百濟人阿直岐傳入日本。王仁到了日本以后，獻了《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5]3～4世紀，漢字廣泛普及到日本的統治階級、貴族階層和上流階層當中。到了5、6世紀，儒教和佛教的相關文物大量傳入日本，因此佛教用語和有關古代官制、官職以及日常生活的漢字詞也開始大量地傳播到日本。在7、8世紀的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唐朝的漢音傳播到日本。從此漢字在日本成為了公用文字，“漢字正體意識”和漢音漢文占據了語言領域的最高地位。武斌認為，遣唐使時期的金潘唐化熱潮促使日本開始大量使用漢字。[6]

三、韓日兩國的漢字接受形式

東亞地區的漢字接受形式大致分為漢字的借用與仿造。借用是指通過借音、借義以及音義兼借等方式，用漢字標記本土語言的方法。主要有音義兼借、音讀以及訓讀現象等。仿造是指根據漢字的形態以及制造方法創造出的漢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變異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根據原有漢字的形態或者偏旁部首創造出新漢字的方法，來補充舊漢字的新舊混用方式。變異仿造是指通過重新創造出新漢字的方法，來區分新舊漢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漢字的接受過程主要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改變漢字的形態，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漢字；第二個階段是創造出新的漢字；第三個階段是改變漢字的形態或減少漢字的結構，創造出嶄新的音節文字；第四個階段是創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統。[7]

（一）韓國的漢字接受形式

漢字傳入朝鮮半島，主要起著兩種作用：一種是閱讀中國的漢文或用漢文記錄著述的作用，另一種是標記本土語言的作用，即漢字不僅用于閱讀或記錄漢文，而且用于標記本土詞匯或文章。

金敏洙認為朝鮮半島最大限度地利用漢字的優點，通過借音和借訓的統合，完成了獨創性的借用標記。他評價朝鮮半島的漢字接受問題時曾指出，朝鮮半島的借字標記經過誓記體、吏讀文、鄉札文、口訣文等發展過程，到鄉札文的階段，達到了頂峰。借字標記與上層的漢文不同，以中間層的吏讀方式繼續傳承下去。吏讀在漢文訓讀和正式文書的使用中，主導了人們的母語意識。[8]

朝鮮半島借用漢字主要有兩種使用形式：一種是按中國式使用漢字，另一種是按朝鮮式使用漢字（也稱吏讀），朝鮮半島的漢字主要用于標記固有名詞和句子，而標記句子又分“誓記體、吏札、鄉札、口訣”等四種方法。記體是對漢文的朝鮮式語序化，吏札是對漢文的朝鮮式語法形態化（包括語序和助詞），鄉札是漢字的完全朝鮮化的使用（包括語序﹑助詞及詞匯），也是民族化最徹底的形式，口訣是漢文中加朝鮮語助詞的形式。

朝鮮半島的漢字音來源于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即元朝到唐朝的語音（即中國開封語音）[9]，在借音標記上采取借鑒漢字的“直音法”（或讀若法）和借鑒漢字的“反切法”和“反復相摩而成音”等形式。朝鮮半島的漢字又稱“仿漢字”。“仿漢字”包括本土創造的固有漢字（即正體字和口訣簡體）和借用中國漢字的新音字和新義字。正體字利用中國漢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組合成新字，而口訣簡體可以說是漢字的附屬字。[10]

1443年，為了解決漢字標記的不便現象，李氏王朝創造出了新的文字系統，命名為“訓民正音”。它是運用中國音韻學最核心的知識和中世紀朝鮮語的音素系統而創造出來的音素文字，制造原理以象形為基礎。正如鄭麒麟先生在《訓民正音》的序文中解釋的“象形而字倣古箕”一樣，“訓民正音”在子音部分模仿了造音位置和造音方法，母音部分模仿了“天”“地”“人”等字并創造了它的基本文字。關于“訓民正音”的起源，目前有很多種說法，如“古箕起源說、八思巴文字起源說、梵字起源說、發音器官起源說、太極思想起源說、薛聰起源說”[11]等。

（二）日本的漢字接受形式

漢字在日本主要以表音文字的形式使用。據統計，日本奈良時代的古代文獻《古事記》，使用的漢字總數為1，507個字；《萬葉集》使用的漢字總數為2，501個字。《古事記》和《萬葉集》使用漢字，采取了僅借漢字發音書寫日語的形式。另外，漢字傳入日本的最初500年間，產生了《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等諸多以漢語文言為文字的中日共同教科書。

日語中的漢字主要有兩種：一種起源于中國，古代從中國傳入的“原汁原語”漢語，例如“道路”“土地”等，它是相對于日本的和語而言的；另一種是根據漢字的造語法加工創造出來的派生漢語，例如“政治”“經濟”等。這類漢字在日本人的長期使用中發生同化，產生了一些變容。日本漢字的讀法有音讀和訓讀兩種，它的漢字音主要來自于中國的吳音、漢音、唐音等。[12]

日本人在借用漢字標記本土語言的過程中，認為光用漢字不能充分地表意，于是創造了漢字式的“萬葉假名”。可以說“萬葉假名”的創造背景與朝鮮半島的“訓民正音”很相近。它是借用漢字的音和義來記錄日本的語言，最初是為了記錄《萬葉集》而被使用。“萬葉假名”是古代日本最初的文字形式，從此日本從無文字時代過渡到了有文字時代，人們口中流傳的傳說與歌謠也開始用“萬葉假名”記錄。“萬葉假名”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音節文字，減少了很多語言表達方面的不便。“萬葉假名”是漢字現代假名的過渡階段，在日本文字史中有著重要的意義。

之后，日本人對“萬葉假名”實行了字母標準化，改進為今天的“現代假名”。“現代假名”又分為“平假名”和“片假名”。它大概在日本的平安時代出現，是“萬葉假名”不斷演化和規范化的產物。古人為了便于書寫和理解漢文，不斷地對“萬葉假名”進行簡化，從楷書簡化成草書，又由草書簡化成現代假名。這樣形成的“假名”，形體結構比漢字簡單明了，有利于閱讀和理解，表現方法也極具多樣性，因此很快就普及到平民百姓階層。“假名”多用于和歌和文學作品的創作中。

談到漢字對日本語言文字體系的影響，可以說漢字促進了假名的創立和國字（和制漢字）的形成。國字又稱和制漢字，包括假名和漢字在內的日本所有文字﹑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在日本制造的漢字體文字等。正式的日語為假名和漢字的混合體。日語有三種文字標記方式即漢字、假名、羅馬字。

四、漢字在韓日兩國的應用以及相關文字政策

（一）漢字在韓國的應用以及相關文字政策

日本殖民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強行廢除學校的“朝鮮語教育”，朝鮮人被剝奪了接受國語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在這種政治、歷史背景之下，朝鮮人一直渴望自己的國語能得到自由的使用權和應得的尊重。獲得解放之后，這種意識漸漸與“國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結合在一起。當時朝鮮半島正處于開化期，受美國的影響頗大，所以也出現了不少主張專用朝鮮語的人物。之后在接受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同時，以民族解放為開端，“朝鮮語專用論”又成為了“自主獨立的象征物”。文嬉真（2007）評價“朝鮮語專用”政策的實質給社會帶來的影響時指出，“朝鮮語專用政策導致了漢字喪失的時代，同時也大大降低了朝鮮人的漢字識別率。不僅如此，還成為了軍事政府獲得正當性和利用國字來煥發國民團結與愛國心的重要手段。”[13]后來，朝鮮戰爭又把朝鮮半島分為南北地區，北部稱為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簡稱朝鮮），南部稱為大韓民國（簡稱韓國）。

韓國的漢字使用期可以分為漢·韓并用期、漢·韓混用期、漢字復活期、教育用漢字·韓文的并用期。漢·韓并用期為1948年～1964年，漢·韓混用期為1964年～1972年，漢字復活期為1972年～1975年，教育用漢字·韓文的并用期為1975年～現在。[14]

關于韓國漢字的相關政策，按照時代順序排列，大致如下[15]：

1443年，李氏朝鮮（1392年～1910年）第四代國王世宗大王創立“訓民正音”。

1898年1月，李朝政府規定，政府公文改用韓文獲韓漢文混合書寫。

1948年，韓國制憲國會通過了“韓文文字專用法”。

1949年，有些國會議員在國會上提出“漢字使用建議案”。

1957年，文教部制定頒布“臨時限制漢字”1300個。

1961年，軍事和政權交替，進一步推進了“韓文專用政策”。

1964年，規定在中小學進行漢字教育。

1965年，國內外公文嚴格遵循“韓文專用”政策。

1967年，制定了“漢字略案方案”，擬定到1972年完全廢除漢字。

1968年，制定“韓文專用五年計劃”。

1969年，文教部規定從1970年起，在學校廢除漢字教育。

1972年，文教部再次頒布“教育法改正令”，規定在初﹑高中恢復漢字教育。

1949年1月，朝鮮政府規定廢除漢字。

1999年2月9日，韓國文化觀光部頒布“漢字并用推進案”。

（二）漢字在日本的應用以及相關文字政策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都積極借鑒西方社會，并學習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科學技術等方面的知識。隨著西歐派文化在日本占主流地位，有些語言學家提出日本也應該像西歐一樣，使用簡單的表音文字，甚至有人主張廢除日語，把英語作為國語。其中代表人物有幕府政府②的大臣前島密（1835年～1919年），他曾經極力主張廢除漢字，是日本國字國文運動的先驅者，也是近代郵票制度的創始者。前島密在日本被稱為郵政之父。1847年，他為了求醫，離開日本江戶，并學習了荷蘭學和英語，曾向德川將軍提出過漢字廢除論。他強烈主張為了實現教育的普及化，要廢除漢字，把“平假名”作為日本的國語。另外，還有兩位堅持廢除漢字、采用英語的人物，那就是當時的文部大臣森有禮和原早稻田大學校長高田早苗。森有禮是日本的一位武士，也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他也是一橋大學的創始人。1885年被任命為第一次伊藤內閣的第一批文部大臣，對日后日本教育政策帶來很大的影響。1872年，他寫信給耶魯大學的德懷特·威廉教授，主張要把英語當成日本的國語，遭到德懷特·威廉教授的反對。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明治政府終于決定把表音文字化作為國家的重要方針。

日本圍繞語言使用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掀起了日本漢字改革運動。這項運動主要分假名文字論階段、羅馬字論階段、漢字限制論階段、漢字尊重論階段。面對如此多的爭議，日本政府在限制漢字使用的同時，也承認漢字在本國文字系統中的地位和存在，對于漢字問題采取了相對寬容的應對態度，學校的漢字教育也一直維持著一貫的做法。

日本的漢字使用期分為“當用漢字使用期和常用漢字使用期”。前者為1946年到1981年，后者為1981年到目前為止。[16]

關于日本的漢字相關政策，按照時代順序排列，大致如下[17]：

1866年12月，前島密向日本末代將軍德川信喜提交“漢字廢除之議”。

1873年，福澤諭吉提出《新出漢字802字》。

1887年，失野文雄再次提出新出漢字3000字。

1902年，明治政府新設一門政府機關，名叫“國語調查委員會”；委員會的基本方針第一條明確規定“文字使用表音文字，主要調查對象為假名和羅馬字”。

1915年，杉本京太提出日文打字機文字版2005字。

1923年，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文部省臨時國語調查會公布了“常用漢字1962字”。

1931年，再次公布“常用漢字1858字”。

1942年，再次公布“標準漢字2592字”；標準漢字由常用漢字1012字，準常用漢字1346字，特別漢字71字構成。

1945年11月12日，日本讀賣新聞發表了“廢除漢字”的口號。

1946年11月16日，選定“當用漢字1850字”，內閣命令發表于日本全國各地，作為社會語言生活的規范。

1949年，頒布“當用漢字字體表”。

1981年10月1日，頒布“常用漢字1945字”，作為新的標準。

五、結語

漢字是超越國界和民族的全世界共同財富，在未來的日子里它將為實現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做出更大的貢獻。全力推進和發展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需要規范化的漢字應用和正確的漢字相關政策，同時還要具備能有效應用漢字編碼的環境。為了闡明怎樣有效應用現代漢字，并促進國際化交流的研究課題，我們不僅要探討漢字編碼以及漢字字體的統一等一系列新出現的漢字問題，而且還要在充分掌握東亞各國漢字應用的共性與個性的基礎上，相互吸取經驗教訓，探索符合時展和各國國情的正確方向。

從歷史的角度去考察東亞各地區的漢字應用和發展、發掘它們的共性和個性固然很重要，但考慮到未來將要實現的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同時為了維持它的順利發展，我們更應該深入研究和分析東亞各地區的政治、經濟、歷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給漢字帶來的深遠影響，并確立出符合新時代的嶄新課題和解決方案。漢字是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過程當中創造出來的寶貴文化，它可以客觀地記錄人類歷史與文化，同時也肩負著繼承和發展民族文化的重要責任。漢字的應用，必須符合新文化、新語言的應用發展規律，只有這樣，漢字的存在價值和地位才會更加鞏固和完善。

（本論文為中國2010年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國家留學基金資助而完成的。）

內容注釋：

①朝鮮半島：中國、越南、朝鮮等地區稱之為朝鮮半島，韓國將

其稱之為韓半島。朝鮮半島位于東亞，一千年以上維持單一國家的形式，直到1948年才分割為兩個國家。南部為大韓民國（簡稱韓國），北部為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簡稱朝鮮）。本文主要探討韓國的漢字傳播使用情況，不涉及朝鮮地區。

②指日本的封建武士通過莫府來實行政治統治的政府，也稱之為

“武家政治”。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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