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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范文1

作為一名從事國際關系專業教學與研究的教師，時常遇到這樣的問題：國際關系理論為什么要把國家擬人化，為什么國際關系理論幾乎無所不包，但又似乎沒有獨立的學科“人格”？例如它借鑒了經濟學等學科，可是它所借鑒的任何一個學科的內涵與外延都比它自身大。如果是這樣，國際關系專業的本科生無法熟練掌握經濟學、政治學等國際關系研究所借鑒的學科方法，而只能是學習著“東拼西湊”來的方法與工具，一直在各個學科的邊緣“行走”和摸索，甚至無法發起像樣的挑戰。如果國際關系學界的“學霸”們，包括秦亞青、王逸舟、閻學通、倪世雄、唐世平等著名學者也并非是國際關系專業科班出身[1]，那么作為本科的國際關系教育，如何能夠突破瓶頸，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能夠與一流的經濟學家對話，在現實主義領域與一流的政治學家對話，在建構主義領域與一流的心理學和教育學家對話，事關運用這些國際關系理論如何從它所借鑒“本源”以及如何準確使用它所借鑒的方法，并非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國際關系理論要發展，首先要建立在對該理論熟悉的基礎上，然后才能夠進行“批判”進而用新的理論來補充完善，但是如果學習者對該理論所借鑒的“母學科”了解不多，是談不上挑戰以及真正發展的。

從1919年設置英國國際事務研究所以來，國際關系學科雖歷經近一個世紀的發展，但始終沒有形成獨立的方法體系，而是以學派為界限，“每個學派都形成了相對完整和獨立的方法論體系”[2]。可以說，西方國際關系每個成熟的理論學派幾乎都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方法論體系，但就整個學科而言卻缺乏明確的學科標識符號以將之與其他學科明確區分開來。建構主義的代表人物溫特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依據理論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等方面對國際關系理論諸流派進行了明確的分類。然而，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卻是不斷引入其他學科的視角而建構的理論。如現實主義的權力-利益概念與政治學、自由制度主義與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建構主義與文化，國際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國際政治心理學與心理學，無不與其他的學科有著密切的關系。

二戰結束后，特別是“近二十年來西方國際關系領域的重大理論突破無不借助于方法論的創新與發展”[3]使得國際關系學科借鑒其他學科的方法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例如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借鑒微觀經濟學中的結構概念創立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后，結構主義一直成為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建構的方法論基礎，而建構主義則“以整體主義為方法論基礎，以理念主義為本體論基礎，以科學實在論為認識論基礎”[4]。而這是該學科發展的標志，但是對于經濟學、歷史學等傳統學科而言，外部學科方法的引入是輔的，無損于本學科的主導方法。但是國際關系學科本身卻沒有核心的主導性學科方法，冷戰前常用的傳統方法實質與歷史學更為接近。在國際關系理論中，每個流派的方法都有差異。索倫森（G.Sorensen）做過一張方法論的圖，來表示現有國際關系理論基本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定位，正如學者所言，“國際關系理論的方法論傾向是比較明顯的。比如，行為主義理論顯然更趨向實證主義方法論，而后現論則甚至超出了解釋學的極端”[5]，而“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一般采用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6]，盡管它與建構主義不全是對立關系，但顯然建構主義“主要關注的還是社會化及其產物對于個體的構成作用，強調國際關系中的社會化與制度化”[7]。

這使得國際關系學科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籃子式學科，這個籃子以國家之間界限為邊界，將各種水果收入籃中。一個成功的國際關系學生需要了解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軍事學、文化學、地理學等方方面面的知識才能達到入門的層次，但是這些“母學科”每一個都比國際關系學科引入該學科之前的范圍要大得多。由于精力、時間所限，國際關系專業學生不斷從國際事務的角度了解其他學科，卻無法系統掌握這些“母學科”的精髓：現實主義理論需要深諳政治學與軍事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需要極其熟悉經濟學與統計學等等。由于跨國事務的發展，國際關系不斷擴大其范圍，醫學、氣候、自然資源、海洋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也不斷被納入該學科來進行考察。

這種國際關系研究內容的多元化一方面是國際關系學科繁榮的標志，但也是國際關系學科“非可替代性”的重要體現。我們可以發現，任何人文學科都可以建構“國際關系理論”。哲學涉及全球問題、法學涉及國際法、政治學涉及權力、經濟學涉及IPE等等，諸如此類。因此有些學科盡管不直接稱為國際關系，但其研究無不涉及國際關系。然而這些研究都不過在本學科中占據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以建構主義為例，它的主要領域是教育學和心理學。在一般性的概念性解釋中，國際關系的建構主義甚至不被提及，足以說明它在其中其實是弱渺和不起眼的。

國際關系學科自身無所不包的特性恰恰說明它很難成為“自己”。在國際關系學科中很容易發現經濟學、政治學等一系列人文學科的身影，卻很難發現難以撼動的自己。這一點在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科設置中也有較強的體現：除了一些規模較大的大學外，相當多的學校將有國際關系專業設置在政治學與行政學院、學院、管理學院、經濟學院、歷史學院等等。這種復雜的設置方法，反映了國際關系學科本身的矛盾性與交叉性。但是在美國本土，這樣的矛盾基本不存在。由于外交事務在美國是突出的事務，因此外交與國際關系，和“美國國務院”的設置一樣，主要是面向對外交往。而在中國這樣的外交與國際事務尚未專業化的國家，或者國際關系專業經常處于為政治家主張“做詮釋”的階段，國際關系也無法遍地開花式地形成獨立性。即便是國際關系的建構者，也帶有話語霸權的特征，“美國不僅主導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方法論、價值論，而且主導了其本體論、認識論，導致所謂國際關系理論的美國話語霸權現象”[8]。

國際關系學科也形成了主導范式與競爭范式并存的方法論格局。在西方的知識方法論體系中，實證主義（包括經驗主義）和證偽主義兩種方法論導向并存，國際關系理論也是這兩種方法。但國際關系研究主導的仍然是實證。但是這在國際關系學科中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不僅多數的該專業學生無法直接接觸外交、國際事務的實踐，甚至從事一線教學研究的國際關系學者也無法從外交實踐中直接獲得第一手的經驗和案例。他們從新聞、歷史中獲得案例以及所謂的驗證，多數是“二手”的資料。由于國際關系專業直接培養的學生，無法在本科階段就熟練掌握經濟學等“母學科”，所以他們也不可能構成國際關系進入“母學科”形成的國際關系理論形成有效的批評，而只不過是在已有的國際關系理論“話語霸權”和“新發現”（這種發現既可能基于史料挖掘和現實政治發展，也可能是從外部領域剛剛進入國際關系研究視野）案例驗證之間建立“修修補補”工作。

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范文2

冷戰結束至今，國際政治格局一直在由單極向多極轉變。中國在近30年來始終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國際格局的多極化發展趨勢。在這一背景下，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成為國內外學者需要認真思考和探討的重要課題。朱立群、林民旺等著的《奧運會與北京國際化――規范社會化視角》將北京奧運會作為研究中國與國際體系關系、中國社會國際化的案例，以建構主義視角，從國際關系行為體內在本質目標人手，解釋行為體的行為變化，恰當地把握了中國在奧運會期間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過程；從政策、制度安排和行為三個維度考察中國、特別是北京作為國家首都的國際化進程，精辟地闡釋了中國與國際規范之間的雙向互動。

該書采取了理論分析指導案例分析的研究路徑。作者首先闡釋了研究中國(北京)國際化的建構主義規范社會化理論，然后分別從奧運制度的演進、北京申奧歷程、奧運會與北京媒體運行的國際化、奧運會與北京環保的國際化、奧運會與北京商業文化的國際化、奧運志愿者規范與北京的國際化、奧運場館建設與北京國際化等七個方面探討了奧運規范國內化的進程、奧運會前后各種制度的變化、改進以及北京各項制度國際化的動力，并將這些實踐領域作為分析中國國際化進程的重要事實和衡量依據。該書理論部分分析到位、嚴謹，并且就如何將中國(北京)國際化與建構主義的規范社會理論相結合做了充分論證，為分析具體事實和數據奠定了堅實基礎；書中案例分析選取得當，既將奧運機制化為幾個相互關聯的部分，分別分析其作為奧運機制產生作用的內在社會動力，同時又將它們作為一個整體考察奧運會作為制度規范如何促進中國與北京社會化、國際化進程。

具體來說，該書從國家機制如何發生效應開始談起，針對新自由制度主義無法解釋國際制度常常產生非本意的結果的問題，采用建構主義社會化的視角，認為國際制度是規范或觀念的匯聚，國際制度經由社會化機制改變行為體行為。作者將此觀點運用于北京申辦奧運會的實踐，剖析了國際制度在引導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同時，促進了中國社會的國際化的建構作用。

在研究路徑上，作者既探討“國際制度(國際奧委會)的壓力在推動中國國際化的作用”，又“強調行為體(國家、官員、個人等)在制度環境下的學習”，表現出了制度與行為體之間的互動。作者采用了廣義上的規范涵義選取案例。在作者看來，表面上奧運會只是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辦的國際性體育賽事，但是從深層次來看，奧運制度本身也是“由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規則、監督和執行機制以及界定群己關系的意義體系構成”，“是由世界各國共同創造并始終處于演化之中的一種全球文化和制度規范”。因此，從廣義規范的角度看，北京奧運會的申辦以及舉辦實際是中國遵守國際體育規范、與國際社會接軌、實現北京進一步國際化的過程，這就使通過國際關系的視角研究體育與國際社會、體育與國內社會之間的雙向互動成為可能。此外值得贊揚的是，該書對涉及理論研究的問題均采取了由宏觀到微觀的分析路徑，提供了一條清晰研讀思路，既便于讀者實現理論與實際案例的契合，也為我們從深層次認識了解中國，尤其是北京社會國際化的進程，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作為建構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進行實證研究的嘗試，該書的研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深化和拓展的研究議題。首先，盡管北京申辦和舉辦奧運會及相關活動是中國政府接納、踐行國際規范的縮影，但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社會化，是遠比北京作為一個城市的國際化宏大的研究課題，二者的區別與聯系需要加以厘清；在此基礎上還要討論北京奧運會在何種程度上能夠反映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社會化進程。其次，體育(奧運會)屬于國際關系的低政治領域，對國際體育規范的接納和踐行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反應一國對其他領域國際規范的態度，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不過總體而言，本書采用建構主義社會化理論很好地向讀者闡明了中國與奧運會規范互動的原因和機制，同時在國內首開將體育納入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議程的先河，既是一部研究我國社會化進程的嚴謹學術著作，同時也不失為一部國際關系研究內容與方法的革新之作。

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范文3

關鍵詞：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法詮釋意義

國際法是隨著國際交往的出現與頻繁而產生和發展的，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產物。國際關系理論為國際法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分析問題的框架，具有重要的解釋功能，它可以詮釋國際法的產生、效力依據等問題，從而消除了國際法理論中的一些困惑。

一、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對國際法的詮釋

1．對國際法產生與發展的詮釋。首先，理想主義認為國際法可以保證世界和平并規范國家行為。在此推動下，戰后簽訂了一系列國際條約并成立了國際聯盟，為國際社會的穩定做出了突出貢獻。其次，新自由主義主張國際機制、規則、制度是解決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有效手段，強調經濟因素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并且注重國際制度，促成了國際經濟立法的繁榮，WTO的成立，各種經濟合作協定的制定都與此有關。再次，建構主義認為國際法屬于一種規范，即社會認同，該理論把國際法上升到觀念的高度，超越了國際法是否為法的爭論，從而使國際法作為一種規范的國際地位被廣泛接受。

2．對國際法的地位與作用的詮釋。理想主義理論認為國際法可以保證世界和平，把國際法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地位來看待，這帶來了戰后國際立法的繁榮。建構主義理論提升了國際法的地位。該理論認為國際法屬于各國共同意志的表達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會規范”，它將對各國的國際行為模式與價值選擇產生一定的強制性效果。各國對國際法的觀念和意識，屬于“文化”范疇，是具有權威效果的非物質力量，應充分重視國際法在現代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建構主義將國際法視為觀念，超越了國際法是否為“法”的爭論，使國際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3．對國際法發展動力問題的詮釋。國際法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于國際社會對國際法律秩序的需要。但諸如觀念、利益等國際因素也可能促進國際法的發展。新自由主義認為觀念因素能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觀念幫助治理世界，原則化觀念指導國際法的具體領域的制度建構，可見，觀念對國際法的發展起到一種理念性的動力作用，國際法就是由觀念上升而來的。任何一項國際制度首先都是一種觀念，當它被國際社會接受后，上升為制度，才成為有約束力的國際法。

可見，利用理想主義、建構主義等國際關系理論來分析國際法的一些宏觀問題，可以使人們對國際法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二、具體國際關系理論范式對國際法的詮釋

1．博弈論詮釋了國際法的產生過程。博弈論是研究利益沖突的雙方在競爭中制定最優化策略的理論。博弈論認為國際法是各國博弈后所達成的一致，關鍵在于各方的利益能否均得到平衡。如果能夠達到平衡，國際法便確立；如果不能達到平衡，國際法無法確立。這在WTO國際立法中顯得比較明顯。各方在每一回合的討價還價，如果最終達成一致，則可以消減關稅以及各種補貼等；而在農產品市場準入、國內補貼等方面各方無法達成一致，所以無法確立規則。可見，國際法的產生就是博弈的過程，是各方利益協調的過程。

2．相互依存理論詮釋了國際法得以存在的原因。該理論認為國際法存在的原因在于國際社會對國際制度的渴求。國際法并非是一個獨立存在的自給自足的獨立體，它受國際社會需求的制約。晚近國際經濟立法的勃興乃是出于各國發展經濟，迎合經濟全球化的需要。而國際法立法范圍也朝著諸如向經濟增長、環境保護、人口控制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方面拓展，出現議題多元化的趨勢。相互依存理論之所以可以解釋國際法存在的原因是因為它道出了國際法存在的國際社會基礎，任何制度不是無端憑空存在的，它必須有依存于當下的社會建構，制度的供給要受社會需求的制約。正如梁西先生所言：“國際法是根據國際社會的需要而存在的。”

3．國家利益理論詮釋了國際法的最終目的所在。國家利益意指國家在復雜的國際關系中維護本國和本民族免受外來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則。無論哪種國際關系理論，都認為國際制度（國際法）是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不同的只是對國際法本身地位的看法，或者是對國家利益范疇的不同觀點，對國際法作為利益實現的工具這一點并沒有太大的分歧，可以說，國際法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國家利益，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說，國際制度（國際法）是實現國家利益的一個重要因素。

國家利益理論可以解釋國際法最終目的所在的原因在于：首先，國家利益是達成國際立法的動力，一國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需要借助國際制度來作為手段，這使得國際法得以產生；其次，以國際法為手段追求國家利益已經成為當下的主要趨勢，例如在WTO的體制中，各國利用WTO規則，要求他國消減關稅、放開市場等，都是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的，而不是以往的靠武力攻占、開拓殖民地等傳統手段；再次，沒有國家利益的需要，國際法便沒有存在的基礎。即使國際法還具有維護國際秩序之類的作用，但秩序也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礎上的，因此沒有利益存在，國際法也就不會存在。

三、結語

國際關系理論是詮釋國際法的新路徑，它對國際法之外而影響國際法產生與發展的因素進行分析與考察并得出結論，進而再用這些結論來論述國際法，開闊了視野，是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同時，國際關系理論也影響國際法的發展，是國際法發展的理論條件，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參考文獻：

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范文4

[關鍵詞]建構主義;教學模式;國際政治專業

[中圖分類號]G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634（2015）02-0078-04

[摘要]

建構主義教學模式在國內外教育界影響巨大。建構主義教學理論為國際政治專業教學提供了新的視角，在具體的專業教學實踐中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闡釋建構主義教學理論的基礎上，分析了建構主義教學理論應用到國際政治專業教學中的必要性，重點論述了支架式教學模式在國際政治概論教學中的實際應用，旨在使國際政治專業教學模式更加適合專業培養教學目標的要求。

[關鍵詞]建構主義;教學模式;國際政治專業

[中圖分類號]G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634（2015）02-0078-04

改革傳統的教學模式是長期以來教育界和學術界高度關注的課題。建構主義教學理論及教學模式在我國教育界影響巨大，很多學者把它看做是教學改革的理論基礎。筆者結合多年的教學經驗，把建構主義教學模式引入到具體的教學實踐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建構主義教學模式的理論探討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也譯作結構主義，是由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首先提出，經由維果茨基（Vygotsky）、奧蘇貝爾（Ausubel）、布魯納（Bruner）等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的豐富和發展，最終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為其在教學領域的應用提供了理論基礎。建構主義教學理論認為，教學不是簡單地把知識經驗灌入到學生的頭腦中，而是要通過教師創設相關知識環境，提出有效的引導和支持，在學生原有的知識經驗的基礎上，由學生自主建構起新的知識經驗。建構主義教學理論認為，教學的主體不僅僅是教師，學生同樣也是教學的主體。教師的作用在于激發、引導學生主體性的發揮，從而由學生自己主動、自覺地建構

新的知識體系;學生在教學過程中不僅僅是已有知識經驗的接受者，而且是對已有知識經驗的批判者和創新者。

教學理論是教學模式得以形成的邏輯指導和理論基礎。與建構主義教學理論相適應的教學模式可以概括為：“以學生為中心，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由教師起組織者、指導者、幫助者和促進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協作、繪畫等學習環境要素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首創精神，最終達到使學生有效地實現對當前所學知識的意義建構的目的。”[1]具體而言，在教學過程中，區別于傳統的教師向學生單向的知識傳授，而是學生在教師的引導和幫助下，主動獲取知識經驗并進行創造性的思考與活動，并在這一過程中建構新知識的教學模式。在該教學模式下，學生不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一個主動建構、發現知識的研究者，通過自主活動，在與原有的認知、經驗的相互作用下，充實、豐富和改造自己的知識、經驗，從而使得自己得到持續的發展[2]

。從國內外的研究和應用現狀看，較為成熟的建構主義教學模式主要有支架式教學模式（Scaf-folding）、項目研究模式、問題解決模式、情景教學模式、探究學習模式、合作學習模式等。

2建構主義教學模式在國際政治專業課程教學中應用的必要性分析

2.1建構主義教學模式高度吻合國際政治專業培養目標的要求國際政治專業旨在培養具有扎實的政治學及國際政治理論基礎、寬廣的專業知識、較高的外語水平，特別是分析、解決問題能力的國際問題研究及涉外工作的專門人才。這就導致了國際政治專業課程有一大半都具有極強的專業性、理論性特征。國際關系理論源遠流長，國際政治現象紛繁復雜，要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僅僅是對已有知識體系的學習掌握是遠遠不夠的，學生的主動思考能力、積極創新能力、邏輯思辨能力在教學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

傳統的班級授課制模式是國際政治專業最常見的授課模式。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對這一模式進行了詳細的闡釋，在這種模式的教學過程模型中，學生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教學環境下，以教師講授為主要手段進行學習，從而獲取所學課程涵蓋的知識經驗。在這種模式之下，教師由上而下地展開教學進程，將知識分成若干單元，讓學生根據教師的思路按步驟學習，最終達到掌握整體知識體系的教學目的。這種教學模式理論上也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但卻忽視了學生主動思考能力、邏輯思辨能力、積極創新能力的培養。因此在實際的教學活動中，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在平時的提問中，國際政治專業學生對一些國際熱點問題的看法和大眾媒體的說法相差無幾，并不能體現專業學生應有的專業素養。很多學生在最后考試期間完全靠死記硬背應付考試，在一些理論性較強的國際政治專業課的結業考卷中，有具體答案的考題往往得分狀況良好，而那些考核學生主動思考、邏輯思辨能力的考題得分狀況則參差不齊，能提出自己獨特觀點的更是少見。而建構主義教學理論強調學生和教師同時是教學的主體，教師是教學活動的組織者和指導者，學生是通過“自主閱讀發現問題提出假設證實假設提出新問題”的程序來學習。在自主閱讀的過程中發現問題并提出假設，是學生主動思考的過程，證實假設則是學生邏輯思辨的過程，提出新問題則是學生對知識的進一步深化和創新的過程。因此，把建構主義教學模式應用到國際政治專業課程教學活動中是非常必要的。

2.2建構主義教學模式高度吻合國際政治專業課程的特點

國際政治作為一門學科，主要研究對象是國家、國際組織及其他政治實體在參與國際社會活動過程中發生的關系的綜合。實際上，要真正學好國際政治專業，必須涉獵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以及法學等方方面面的知識。從大類上來看，理論類的課程有：政治學原理、國際政治概論、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外交學、現代政治分析等;歷史類的課程有：國際關系史、中國外交史、現當代國際關系、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等;各種國際專題類的課程更是繁多：世界宗教與國際社會、世界政治中的民族問題、美洲地區國際關 系等等不一而足。總體來看，國際政治專業課程特點表現為：內容涉獵廣泛，理論性和實踐性較強。從本科的實際教學活動來看，國際政治課程中所涉及的一些概念、原理、理論，對本科生來講一般都比較難以理解、掌握，更別提運用理論來分析現實的國際政治現象，至于對相關的國際政治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更是難上加難。究其原因，國際政治理論本身的高度抽象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學生之前并沒有相關的積累，直接學習理論對學生來講相對困難。 英國學者布萊曾經說過：“如果要學生學會思考，就必須將學生置于他們必須進行思考的情景中，學會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就是給他們需要解決的問題。”[3]根據教育學的理論，學生的認知規律是：學習和掌握新知識，要依托于以前的知識或體驗，新知識要進入以前掌握的知識體系才能更有效。而給學生提供材料讓未知成為已知，并在主動學習的過程中積極思考，這正是建構主義教學理論所倡導的核心內容。

2.3建構主義教學模式符合全球化時代和信息化時代的要求

隨著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各種國際政治現象層出不窮，國際關系變化多端，這對研究和學習國際政治專業的教師和學生提出了挑戰。在這一背景下，課堂內容不能局限于教材，關注國際政治的現實發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須的。同時，由于今天所處的信息化時代是一個信息量爆炸的時代，一個主題的相關信息繁多，觀點不一，由教師一人采集這些信息難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而每門課程的課時有限，如果全部由教師講解也會顧此失彼。因此，要增加課容量，發揮學生的主動性是必須的。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對海量的信息進行采集、加工和處理，并在這一過程中主動建構知識體系。這一過程與建構主義教學理論高度吻合。

3建構主義教學模式在國際政治專業教學中的實踐建構主義教學模式在批駁傳統的教學模式的同時，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教學模式，為國際政治專業課程教學開辟了新視野。在筆者實際的教學中，建構主義的一系列教學模式一直在綜合使用，其中“支架式”教學模式是最為典型的。

支架本意是建筑行業中使用的腳手架，這里用來形象地說明一種教學模式：教師引導著教學的進行，使學生掌握、建構和內化所學知識，從而使他們進行更高水平的認知活動[4]。簡而言之，是通過教師的幫助（支架）把管理學習的任務逐漸由教師轉移給學生自己，最后撤去支架。這一理論是建立在維果茨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的基礎之上的。維果茨基認為，學生的實際知識水平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在教師指導下的知識水平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之間的差距成為“最近發展區”。教學應從學生的實際水平開始，不斷創建“最近發展區”。當前國外流行的支架式教學，實際上融合了情境教學、合作學習、最近發展區等多種理論觀點，它以理論整合為特征，以實現學生的自主學習為宗旨[5]。

國際政治學概論作為人文社會學科，教材只能起到輔助作用，其內容顯然是不夠的。基于這一理念，筆者對每節課的內容進行了精心設計和分類：教學內容、輔助案例、名家視角。并把這些內容提前兩天發到學生申請的公共郵箱。以國家外交決策模式這一部分為例，發送的資料包括古典決策模式、政府政治決策模式、有限理性模式的具體決策程序、決策利弊分析以及適當的決策情境。輔助案例則是美國總統肯尼迪關于古巴導彈危機的決策過程。名家視角則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埃里森對肯尼迪這一決策過程的評價。這些資料相當于是為學生構建了一個知識平臺，即把未知變為已知，即“最近發展區”的構建。

發送資料的同時，筆者還提出了兩個與教學內容相關的問題，并對學生提出了如下要求：一是在閱讀資料的基礎上，對所提兩個問題首先進行獨立思考，之后進行小組討論;二是要求每個小組就其中一個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最好用PPT的形式呈現;三是對閱讀內容不理解的部分提出問題。小組是學生們自由組合，一個教學班級分為4個小組，為了增加團隊精神，要求每個小組給自己取一個響亮的名字，并規定小組成員的課堂表現關聯到整個小組的平時成績。分組是必要的，它激發了學生課前的思考和討論。

課堂環節的第一步是教師答疑解惑，即由學生就閱讀內容不理解的部分提問。學生經過閱讀并思考最終提出問題，教師此時的回答是非常有效的。這一環節是開放性的，所有同學都可就自己不理解的內容提出問題，每個問題教師都作為共同問題集體作答，幾乎解決了所有的難題。回答完問題之后，教師把本節課的教學內容整體上再做一次梳理。這事實上就是傳統教學中的講解部分，由于有了前面充分的準備，教學內容已經成為已有知識，本節所學知識完全可以依托于這一已有知識體系，因而教學效果良好。

課堂環節的第二步是由一組同學派出代表發表本組觀點，組內成員進行補充，其他同學可以提出質疑，由此在學生間展開討論，最后由教師總結點評。這一環節既訓練了學生運用所學知識觀察、分析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又培養學生的主動思考能力、思辨意識和創新精神，同時增加了學生對課堂的參與度，極大地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課堂環節的第三步是師生討論，即基于前面幾個環節的學習基礎，討論根據閱讀資料提出的國際政治現實問題。事實上，幾乎所有學生對國際政治現實問題都非常感興趣，關鍵在于他們平時的認識只基于表象，而無法認識其本質。而國際政治概論的教學目的之一，正是能讓學生通過各種視角去從本質上了解國際社會、認識國際社會。因此這一環節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環節，引起了學生的濃厚興趣，加深了其對所學內容的理解，培養了學生的國際視野，最終掌握了所學內容，較為有效地實現了教學目的。

最后，每個小組的發言都由其小組成員在課后總結成書面材料，形成《××隊關于××問題的分析報告》，內容包括封面、正文（發言人、發言時間、發言主題、其他團隊提問及回答情況、教師點評）、結束語等幾個部分。這一環節注重培養學生學習、積累知識的能力和專業文字表述能力，同時也是學生平時成績的主要考核標準之一。

在這一案例中，課前提供給學生的閱讀資料給學生創建了“最近發展區”;而課前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小組討論則使學生進入問題情境，并開始獨立探索和合作學習的過程;課堂教學環節中，教師答疑解惑、團隊PPT報告、團隊之間的討論和師生討論則是進一步使學生深入問題情境、合作學習的過程;課后的問題報告則是

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范文5

【關鍵詞】：無政府狀態新現實主義建構主義結構變化

無政府狀態是主流理論的核心假設，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對國家行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這一假設基礎上而展開的，而這種假設恰恰是作為主流理論的挑戰者建構主義所質疑的起點。建構主義的應有之義就是把主流理論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看成是不斷變化的，通過對國際體系結構的解構來建構新的國際體系結構觀。對主流理論的無政府狀態的假設給予最系統最深刻質疑的建構主義學者當屬溫特。1他為我們展示了無政府狀態的多種邏輯和國際體系變化的多彩畫面。

一、主流理論的無政府狀態假設

對于從事國際政治研究的人員來說，無政府狀態一詞無疑是國際政治理論的關鍵詞，被置于國際政治學的中心地位。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通過國內與國際的比較，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體系結構的組成部分來分析國際政治的本質，認為國際政治的其他現象都是從這一特征中派生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一書中，對合作的分析也是從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開始的，他要論證的是即使在一個沒有中央權威的自助體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體也可在霸權國并不存在的情況下，通過國際制度的安排，仍能夠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維斯主編的《國際政治》這本論文集中，第一部分就從無政府狀態的意義、無政府狀態的擺脫和無政府狀態的緩解三個方面論述了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他們認為，“無政府狀態代表了國際政治環境的持久概念和現象..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事實，要處理無政府狀態的后果，或者改變它，就必須首先理解它。”2肯尼斯·奧耶（KennethOye）在其主編的《無政府狀態的合作》中，開門見山地指出：“由于沒有中央權威對利益的追求進行限制，國家處于永久的無政府狀態中，并且明確地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條件，書中的作者都是以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背景條件來展開對合作的探討”3秦亞青教授對無政府狀態在理性主義學派中的意義作了簡明歸納：“首先是其本體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是國際政治的基本事實。既然是事實，就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特性。只要國家體系存在，無政府性就是這個體系最顯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成為國際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無需質疑即可以認為屬真的東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幾乎所有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都以這個假定開始。如新現實主義從無政府性開始考慮生存的競爭，新自由主義則從無政府性開始討論為發展的合作。第三是學科意義。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這兩個政治學的基本次領域也是以這個基本假定分解的。這樣，無政府性就具有對國際政治定義的功能。”4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爾斯·利普森稱為國際關系的羅塞塔石碑。5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都是從這里開始他們的理論演繹。沒有人否認國際體系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無政府狀態。這也是“新新綜合”的一個方面。但應該注意的是，國際關系理論對無政府狀態并沒有統一的定義。米爾納給我們提供了目前國際關系理論關于無政府狀態的兩種定義。6第一種定義是指缺少秩序，意味著混亂和無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對人的自然狀態。這樣一種定義遭到了國際關系學者的廣泛質疑。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爾則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來理解現代國際體系的秩序，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意味著沒有秩序。在國際社會中，廣泛地存在著各種規則和安排，如對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對契約神圣性的尊重和對財產權保護的某些共同安排。“現代國際體系也是一種國際社會，至少在一定意義上說，國際社會一直是國際體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因而我們不能說無政府狀態就是霍布斯描繪的自然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一書中，作者們認識到：“國際社會雖然處在一種碎化狀態。但是，無政府狀態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著它完全缺少組織。在一些事務領域，存在對各個行為者之間的關系較為細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領域仍是松散的。”8在新現實主義理論中，雖然認為國際體系處在無政府狀態中，但同樣存在著秩序。這種秩序是和均勢聯系在一起的。均勢以兩種方式為體系提供秩序。一是通過力量的平衡來防止戰爭的發生，二是國家之間反復組織起來的均勢表明，在國際政治動蕩的背后存在著秩序。就像在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無形之手支配市場一樣，國家的行為總是受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無政府狀態的第二種定義是指缺少政府。這是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但由于國際關系學者對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對無政府狀態的認識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華爾茲借用韋伯的觀點，把政府定義為擁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壟斷權：“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區別，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兩者處理暴力的組織方式不同。一個有效力的政府，壟斷了對武力的合法使用。”9英國學派的學者則把政府與確保秩序的制度和法律而不是與武力聯系起來。馬丁·懷特指出：“無政府狀態具有將國際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區別的特性。國際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缺少政府體系，正如國內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這樣的體系一樣。但大致的事實是，國內政治中追求權力的斗爭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進行的；而在國際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權力的斗爭限制和支配的。”10奧耶認為國際體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沒有一個凌駕于國家之上的中央權威去強制國家實施承諾或協定。這三種關于政府的觀點反映了不同派別的學者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盡管目前國際關系學界對這三種觀點存在著質疑和爭論，但基本上都同意無政府狀態是指國際關系中缺乏明顯的政府特征。11

新現實主義的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從國內和國際二分法的類比角度說明了國內政治體系和國際政治體系的區別，從中推導出無政府狀態的邏輯。主要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面：121、國內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上下級關系，某些部分有權指揮，其它部分要服從。國內體系是集中的和等級制的。國際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同等關系。在形式上，每一個國家與其它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國際政治體系是分散的和無政府狀態的。2、在國內，一個政府的武力是在權利和正義的名義下使用的。在國際上，國家則是為了保護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國內，與權威的各種關系建立起來了。在國際上，產生的只是實力關系。3、國內政治是權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國。國際政治是權力、斗爭與和解的領域。國際領域顯然是政治領域。人們描繪出國家領域各種各樣的特征：等級的、縱向的、集中的、異質的、受領導的、由人設計出來的；人們把國際領域描繪為無政府的、橫向的、分散的、同質的、不受領導的和相互適應的。這種區別使國際政治體系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結構角度建立起屬于這一領域的理論，即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按照華爾茲自己的說法，他雖然保留了現實政治的主要內容，但對現實主義有兩項重要修正：1、現實主義把國家的行為視為對權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斷地積累越來越多的權力。而新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一種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關頭，國家最終所關心的并不是權力，而是安全。2、現實主義把因果關系看成是單向的，即主要從處于相互作用的個人和國家的單位（unit）層次上尋找原因，而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行為的后果是雙向產生的，既有單位層次的原因，也有結構層次的原因。而且結構層次的因素是單位層次因素發生作用的背景。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特征是無政府狀態，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這種特征決定了國家必須時刻關心自己的生存與安全。而由于在國家之上沒有一個權威機構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個現實威脅隨處可見的世界中，國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安全。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國家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為另一方為之憂慮的根源。國家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安全。因此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推導出來的唯一邏輯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權力政治。轉二、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再認識

自從華爾茲以簡約的科學研究方式建立起國際政治理論大廈后，在大約10年的時間里，這一理論雖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評，但其核心假設和基本命題并沒有撼動，依然處于霸主地位。13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國際政治理論的新思維的產生，主流理論的根基開始動搖。以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邏輯命題提出了大膽的質疑，要超越無政府的難題。14他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只有一種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兩種特性。體系的性質到底是他助還是自助取決于體系中的行動者的身份。身份不同，體系的特性也不一樣。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敵人，那么，行為體的存在和安全就會成為最重要的問題。彼此之間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才表現為自助的性質。但是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朋友，行為體就不會擔心對方對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脅，反而會形成一種安全共同體。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則表現為助他性。因此，在溫特看來，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無政府邏輯。15國家的身份并不像華爾茲所假定的那樣，在互動之前，在形成國家體系之前就是考慮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體。恰恰相反，國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種相互關系中產生的，由相對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構而成的特征。盡管國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國家并非天生具有這種身份。國家的身份是在國家互動的過程中確立的。在互動的實踐過程中，行為體通過文化選擇的方式建立起主體間性的意義。不同的主體間性的意義造就了不同的體系特性。自助并不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特性，而是一種制度，只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認同結構中的一種而已。所以，國家體系的特性與無政府狀態沒有關系，換言之，從無政府狀態中并不能推導國際體系的特性就是自助。“無政府狀態是一個空的容器，沒有內在的意義。使無政府狀態產生意義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結構。”16如果我們接受了國際體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導致自助的觀點，那么，國家和國家的關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這樣，國家的行為并不一定就是不斷地追求權力政治。也就是說，華爾茲的權力政治是由無政府狀態決定的論點是有問題的。權力政治并不是自然賦予的，無法改變的行為。如果國際體系是自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就是追求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國際體系是他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并不是權力政治的行為，不僅不會陷入安全兩難中，反而，還可以建立安全共同體。因此，權力政治是社會建構的產物，而不是國家行為的構成特征。溫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假定自我和他者是兩個行為體，以前不存在互動的經歷，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現實主義所認為的那樣，對方是對自己的威脅，會發起對自己的攻擊。溫特認為并非如此。我們可能會保持高度警覺，但我們是發動攻擊還是保持警覺取決于對對方意圖的理解。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威脅性的，自我經過接收，解讀和賦予意義后，也被理解為威脅，那么，威脅感就會產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種針對他者的威脅行為，那么，行為體通過不斷地再現他者和自我的威脅感，就會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形式。這樣，安全困境就會孕育而生，并不斷地加以強化和依賴，權力政治就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友好的，自我經過認知的加工過程后，也把他者發出的信號理解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對情景的定義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脅。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個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過發出信號，解釋和反饋的過程完成了一次社會行為，并開始創立主體間性意義的過程。主體間性的意義賦予了行動者身份和利益。通過這種實踐活動，行動者在無政府狀態中，既可成為朋友，亦可成為敵人。因此權力政治是在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中建構起來的。

這樣，溫特就通過對華爾茲的無政府狀態的解構，破除了新現實主義所謂的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無政府狀態并不像現實主義所描述的那樣，它本身根本沒有什么邏輯可言；一切都要取決于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17沒有國家的實踐活動，就沒有國際結構，也就沒有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雖然在國際體系中不斷地表現出來，但它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結果，不是其內在的構成特性，而是行動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因此，從無政府狀態中不能推導出自助和權力政治的體系特性。無政府狀態不過是一種形式，國家的鮮活互動創造了豐富的內容。從無政府狀態演繹出來的并非只有一種邏輯，而是存在多種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種。溫特為我們刻畫了三種理想類型的無政府狀態，或者說三種無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邏輯。所謂文化就是社會共有知識。社會共有知識是個體之間共同的和相互關聯的知識。共有是指社會意義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質的，也可以是沖突性質的。互為敵人和互為朋友同樣是文化事實。18文化形式的一個關鍵方面是角色結構，即共有觀念是指這些觀念的行為體所具有的主置格局。無政府狀態的核心不過是一種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是對自我和他者作為以某些方式聯系在一起的特別類型施動者的再現，它又建構了獨特文化體系的邏輯和再造條件。角色結構不同，無政府狀態的文化也不一樣。在溫特看來，國際體系中存在三種角色結構：敵人、對手和朋友。敵人角色結構建構了霍布斯文化，對手角色結構建構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結構建構了康德文化。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和趨勢取決于三種角色中哪一種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邏輯。

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文化是敵人角色結構。它的核心內容是敵意。國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敵人。19敵人是由對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把他者表現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為體：1、不承認自我作為獨立的行為體存在的權利；2、不會自愿限制對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敵人的角色結構使國家的對外政策姿態和行為表現出以下的含義：1、國家往往會采取強烈的改變現狀的方式來對待敵人，即試圖摧毀或制服敵人。這并意味著國家的利益在于改變現狀。一個國家的利益可能是維持現狀，但是敵人的威脅可能迫使國家根據“不是殺人就是被殺”的原則，采取看起來好象是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行為。2、決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慮未來前景，向最壞處做準備。3、相對軍事實力至關重要，實力是生存的關鍵因素。因為敵人一旦有著取勝的實力，就會發動進攻。要想和平，就需要準備戰爭。4、如果真正爆發戰爭，國家就會以敵人的方式來進行戰爭，就會無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戰爭沒有爆發，但是迫在眉睫，國家必須準備先發制人，尤其是當進攻性技術處于領先地位的情況下，這樣，可以避免敵人通過第一次打擊取得決定性的優勢。霍布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行為體的行為原則是不顧一切地保全生命。國際體系是真正的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行為體不能求助于其它行為體，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國家間的安全是一種高度競爭的零和游戲。在霍布斯的無政府文化中，產生了四種宏觀層次模式或趨勢。1、常年不斷的無限戰爭。這不是說國家總是處于戰爭狀態，而是說只要國家之間的相互集體再現是霍布斯式的，戰爭就會“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2、消滅不適應的行為體。3、國家一旦強大到不至于被消滅的地步，就會制衡相互的權力。4、趨于把所有體系的成員全部拖入戰爭狀態，使中立和不結盟十分困難。霍布斯無政府狀態邏輯作為一種理想類型刻畫了一段國際關系歷史發展的特征。

第二種理想類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結構是競爭，不是敵對。競爭對手像敵人一樣是通過對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為的再現而建構的。但是，這樣的再現卻不像敵人角色的再現那樣具有威脅意義。競爭對手不像敵人，他們有相互行為的基礎，即對的承認，而不是消滅對方。但這種基礎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決爭端。如果體系的角色結構是競爭對手，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至少有四種意義：1、無論國家之間有什么沖突，但作為一種國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維持。即國家不會試圖奪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變得不那么緊迫，絕對收益成為國家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這并不是說國家就不擔心安全問題，但這種擔心已經大為減弱。3、軍事實力的作用下降。雖然武力在解決爭端中仍發揮重要作用，但這種力量對對手和對敵人的意義是不同的。軍事實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爭端真正導致戰爭，競爭對手會限制自己的暴力行為，不以消滅對方為目的。戰爭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這樣的限制表現為在正義戰爭理論和文明標準之中。這一體系界定了國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條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邏輯是生存和允許生存。在溫特看來，華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洛克體系，而不是霍布斯體系。因為他對市場的借鑒，對均勢的強調，對現代國家低死亡率的認識，對國家尋求安全而不是尋求權力的假定等都是與一種相對自我約束性質的洛克文化聯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則由朋友的角色結構決定，核心內容是友誼。21在這種角色結構中，國家期望相互遵守兩條基本規則：1、不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方式解決爭端（非暴力規則）；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脅，雙方將共同作戰（互助規則）。友誼的兩條規則產生康德文化的邏輯：大家為我，我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體和集體安全就反映了這種邏輯。在多元安全共同體中（一種諸國家組成的體系），國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識使得戰爭不再被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來解決爭端。雖然不能保證在共同體中不發生沖突，但是一旦發生沖突，成員會以談判、仲裁或訴諸法律等方式解決，即使戰爭的代價不大的時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實現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軍事力量在安全共同體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在競爭狀態下不同。對于競爭對手之間的爭端，軍事力量是決定結果的重要因素，對于朋友之間的沖突，其他種類的權力（如話語、制度、經濟）則可以成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互助原則是其安全的基礎。當一個體系成員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脅，其他體系的成員應該幫助這個成員，即使是他們自己的安全沒有受到威脅也要這樣做。集體安全和結盟不一樣，在表面上看來，它們都是以軍事力量來維護成員的安全，而實際上，兩者具有質的不同。在結盟關系中，國家從事集體行動是因為結盟中的國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樣的威脅，他們之間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脅不復存在，結盟就隨之解體。因此，結盟的動力來自外部的威脅之劍。集體安全不是與具體的威脅或具體的時間聯系在一起。成員之間的互助是因為他們認同自己屬于同一個安全單位，是一個團隊，與外在的壓力（如威脅）沒有多大關系。這樣，軍事力量對集體安全的成員與對結盟的成員是不一樣的。在結盟關系中，成員知道，一旦結盟瓦解，盟友的軍事力量反過來就會成為打擊自己的力量。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一國的軍事實力不僅不是對自己的潛在威脅，還是自己的安全財富。在這里個體與集體融為一體，自助也是他助。三、對結構變化的再解讀

當建構主義把無政府狀態理解為文化，是國家建構的時候，它所理解的結構變化就與新現實主義的結構變化大不相同。在新現實主義的結構中，主要由三個方面的因素組成：單元（國家）的排列原則、單元特征和權力分配。排列原則指結構中的因素是處于平等地位還是處于等級地位。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國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則是無政府狀態；單元特性是指體系中的成員所具有的功能。在國家體系中，國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維護國內秩序和對外防御，國家的差異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區別。權力分配是指物質力量在體系內的集中程度，即極的多寡。在這三個因素中，只要其中一個發生變化，體系的結構就發生變化。不過，新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常量，這是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征。單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慮。因此，只有權力分配這個變量影響了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雖然權力分配是單元層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結構體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還原為單位層次。至于與物質實力無關的其他國家特征如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敵對還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因此，華爾茲的結構是權力分配，結構的變化是權力分配的變化，從一種權力分配形式轉變為另一種權力分配形式，即極的變化。國際體系往往是由一個在物質上屬于霸權國的大國所主導，大國的興衰決定了國際體系的演變。溫特認為，華爾茲的結構理論是一種結構物質主義理論。他定義的國際結構實際上恰恰不是國際結構。國際結構不是物質現象，而是觀念現象。國際體系的結構不是物質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識的分配，是一種文化。因而，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是指文化的變化或無政府狀態的變化，即行動者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出新的文化，從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轉變，從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建構主義的結構變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著其變化是容易的，因為文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具有自加強的作用。一旦一種文化形成，行動者的身份就會被不斷的再現，從而使國際體系的結構被再生產出來。“國家越是像現實主義那樣思維，利己主義及其在體系層面的連帶結果——自助——就越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22

因此，雖然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都涉及到結構變化，但其內涵是不同的。新現實主義展示的結構變化是單元物質力量的分配變化，而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不會發生變化，國際政治的自質也就保持不變。沖突和戰爭是國際社會的固有現象和組成部分。建構主義呈現的結構變化是觀念分配的變化。雖然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在繼續，但每一次變化都使國際社會發生質的變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體行動。國家不斷地使無政府狀態具有新的內容。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在實踐活動中可以發生改變。物質力量變化的意義取決于國家處在何種文化狀態之中。這種對結構變化認識的差異使得建構主義認為的結構變化如封建體系到國家體系的轉化，冷戰的結束和歐洲聯盟的產生等在新現實主義看來都不是體系結構的變化，因為它們要么沒有改變權力分配狀況，要么沒有超越無政府狀態。

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差異，源于對國際體系的本體論的理解。本體論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會因素支承的進程，還是被看做在某種意義上置身于社會時空范疇之外的固定客體。23新現實主義認為，行動者的身份和認同是不變的，與國家互動進程無關，由于新現實主義把行動者的互動層次看成單位層次，而不屬于國際體系的結構，因而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即外生于體系的結構。因此，結構對行動者的作用只是約束它的行為，而不是改變它的身份。結構一旦從行動者中脫離出來，就成為凌駕于行動者之上的力量，行動者不過是結構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變化，行動者的自利性質不會變化。新現實主義的這種結構-行動觀類似于涂爾干的功能主義的觀點。24華爾茲的結構與行動者之間是一種因果關系，即從結構推導出行動者的行為。建構主義認為行動不斷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體系的過程之外，而是由體系的過程所支承。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也是體系結構層次的內容（微觀結構），而不是屬于單元層次。當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動進程中發生變化的時候，宏觀上的結構（文化）就會產生變化，因為，結構變化是附著于身份變化。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就不只是結構對行動者的約束，而且還有使動的一面，即行動者和結構是相互建構的。這種結構-行動者觀點的社會學來源是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范文6

本文和西方的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新現實、新自由制度、建構三大主義結合，探究了宏觀意義上的國際金融合作問題。三大主義對國際金融合作均有一定解釋力:新自由制度所強調的國際金融合作中的利益、權力;新自由制度則側重制度在國際金融合作的作用力;建構主義認為影響國孫金融合作成敗的在于觀念、集體身份。因此，對國際金融合作要有全方位理性的認識，就要對三大主義的長處、短處進行分析，以此來補充單一理論的不足。

關鍵詞:

國際金融合作;新現實;新自由制度;建構;三大主義

一、引言

自從1947年爆發的冷戰結束以后，國際以經濟為中心并且政治不斷多元化，各大國家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但它是伴隨著全球金融動蕩。更多以資金發展的國家已視金融全球化為救命的稻草，同時也是一些國際金融危機問題根源的受害者。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具有一定的傳染，當某個國家出現了財政的問題時，必需要和另一個國家進行合作。所以，其只能選擇在國際金融進行合作的參與。

二、根據西方關系運用三大理論分析國際金融合作的基礎框架

國際關系理念分析框架對于每個國際關系學者而言卻僅限于知道，無法準確對其進行描述、表達。就算是一流的國際關系理論大師，如漢斯•摩根索、肯尼思•華爾茲等都未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國際關系理論與任何規范理念一樣，都有基本分析框架。第一，明確國際政治環境。指的是對所要研究國際問題、對所處的國際政治環境進行定義。國際政治環境由政治社會環境和國際行為體及特點組成，進行客觀描述，包括環境特征，對其描述越準確結合的準確度也越高。第二，假設該組的行為。在國際活動中的行為體參與進行假設。這個假設是很重要的。無論是一個國家的理論要點之間的關系的解釋力，它假定國際行動者能夠真實地反映行為是最參與者的行為。第三，鑒于安排系統和平衡的結果的選擇。每個行為體是在特定的環境中遵守游戲規則。不同的系統會引起劇烈的反應，不同的角色也會發生不同權衡的結果。第四，均衡結果常常是指行為個體在多種選擇時，最終選擇的一項結果。上述所說的部分基本就是規范國際關系理論所應該一致使用分析框架。

三、研究新的現實主義視野下國際金融合作

新現實主義有關國際金融合作解釋有以下兩種啟示:第一，國際金融合作是合理、現實的選擇，同時也是考慮到個體之間的共同目的與利益，也離開而產生的合作所產生的困難，共同的困難。特別是一些發達的國家，因此，我們最重要的是掌握這些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金融合作，看清自身的國家與哪個國家合作是最有利的。作為一個大國在不斷強大的，我們國家應該是國際金融合作的本質有清醒的認識。活動流程和實力的不斷增強國際間的金融合作，打開自身國家視野的大門，讓我們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能夠進一步擴大國際金融集團之間的合作空間。第二，國家利益的擬定是建立在外金政策的基礎上，是否能夠站得住腳是驗證國際金融是否可以合作最佳標準，哪種政策符合自己利益，國家就需要采用何種政策，無論對抗與合作都一樣。從另一種角度分析，到底是采用國際金融合作或不合作政策根本根據是看這一政策是否也國家的利益一致。

四、在新自由主義制度下國際金融的合作

由理論角度分析，新自由制度認為國際金融制度可促進國際金融合作的原因如下:第一，國際金融制度是國際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變量。在現實主義的背景下，在國際金融體系里，權力是唯一可以決定性的一個因素，而國際金融制度只能算權力的附屬品，一種干預的變量。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定義里，國際金融是從每個國家的共同利益出發，在國際金融合作中，國際金融的制度與決策對一個國家的行為會帶來一定的影響。第二，國際金融制度可大大減少不確定因素和降低交易成本。這也是由于制度可為國家之間提供金融交往信息，制定合作計劃，將合作成本降到最低，并且可將國際金融的責任與義務公平分工，讓國際關系保持在良好的狀態下。第三，國際金融制度可解決詐騙類的問題。國家之間進行國際金融時，缺少強而有力的監督制度，各國家都可通過欺詐來得到更高的利益動機，這樣只能讓合作破裂。而制度構建、強化，可采用一些策略，解決這些問題。因此，新自由制度對于國際金融合作解讀有一定產量。但同時也要明確幾點，第一，國際金融制度可以讓國際金融的合作更加有效，不過，這是有前提限制的，就是需要在制度是在基本完善的基礎上才可進行。當前很多制度都有不少問題存在。二是雖強調制度的強作用性，卻不可不重視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權力因素。三是國際金融制度確實可以促進合作，但是，有的時候，這種制度卻有可能被當成是國際沖突的一種工具。

五、在構建主義下國際金融的合作

構建主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開始興趣，于九十年代得到一定發展，其是對理論主義的一種批判與反思，這也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理念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構建主義在國際合作問題中，有著創新的想法，其主要將國家、國際體系的互動進行有機結合，是相互依存與約束的。

(一)相互依存在建構理論之下，個體之間的選擇可以造成相互作用所發生的后果。個體之間的行為處于個體互相依賴的狀態下，將是一個群體認同形成最大的原因，因此，其之間相互依賴應是客觀的。而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只要集體身份存在，個體之間的行為必定會將對方得、失當成是自己的得與失。由個體相互依賴進行全面分析，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地蔓延下，國家之間的金融體系間的聯系也是非常緊的，成為了一動全動的局面。

(二)自我約束構建的態度認為相互依賴由個體形成一個基本的群體，但這并不是要群體形成的充分條件。同時，不管在最后的形式里，最終目的是要求參與者是否能夠進行自我約束。從這里可以看出，各國需要進行自我克制，往往需要調節系統，雖然如今的國際金融制度安排還有多很不足的地方，可是從整體進行分析，其的運行還是非常正常的，因此，這也得到了許多國家的認可與尊重。

六、結束語

綜上，導致國際金融合作現狀的原因有各項因素，如新現實主義理論、新自由制度主義、建構主義等等。我們所要做的不是綜合這三種理論，還應考慮到各種因素，例如:權力因素、制度因素以及身份因素，才能去填補單一范式分析中存在的缺點，同時盡量做到對國際金融合作的全方位、客觀以及理性的認識。

最后要強調的一點就是，對于國際金融的合作，我們應客觀地去對待，并且也應有一個立場問題的存在。在一些發達的國家，學者定義這是正確的，對于我國家來說確有不確定性。這三大主義準確來說，是由美國學者所創立的，雖有一定普遍性，但畢竟不是以我們國家的國情為基礎創立的，帶有深重的西方意識形態。所以，無論如何，不審要以自己的角度作為出發點，以維護、增國家權力、利益為基礎，對一些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理念進行批判性的參考，切勿不可過于盲目去汲取。特別是在國際金融方面的合作，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去對其進行解釋，而不是只能依賴其他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成為其的附屬品。雖然這一項工作是長期、艱巨也是困難的，但是卻是一定要做的工作。

參考文獻:

［1］翟戰偉．史社會學視角下的國際關系理論［D］．南京大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