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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管理模式強調政府應提高工作效率，以有限的資源提供盡可能多的公共服務。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信息交換的速度、信息利用的頻率得到了快速提高，政府對信息資源的利用方式、利用頻率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改變。大數據時代，政府要充分發揮政府職能，傳統的紙質文件已無法作為信息傳遞的主要渠道，以信息資源數字化和信息交換網絡化為特征的電子政務得到了比之前更快的發展。政府通過海量數據的存儲、交換和共享，實現了為公眾提供容量更大、速度更快的公共信息的目標美國的數據開放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美國總統奧巴馬認為：“人民知道得越多，政府官員才可能更加負責任。”在這種以信息公開促進官員責任的理念下，奧巴馬提出將把政府數據用通用的格式推上互聯網，“讓公民可以跟蹤、查詢政府的資金、合同、專門款項和游說人員的信息”。2012年5月，美國公布了數字政府戰略，提出要以信息和客戶為中心，改變政府工作模式，為公眾提供更加優質的公共服務。公眾可以隨時隨地通過任何設備來獲取政府信息和公共服務信息成為美國數字政府戰略的核心。信息技術的發展使數據開放的目標得以實現，例如美國于2014年建立了稅收方面的共享數據庫，通過該數據庫，納稅人可以查詢個人近三年的納稅記錄，更加便捷地進行抵押、貸款。除美國外，加拿大也是由傳統政務向電子政務轉型的主要代表國家。加拿大推行的“政府在線”項目旨在為公眾提供在線服務。通過整合各種分散的信息資源，對各種公共服務項目進行匯總編排，公眾能夠更加便捷地獲取公共服務資訊。開放的數據帶來了開放的政府，從傳統政務到電子政務的快速轉變有利于構建更加開放透明的公共部門。基于海量數據的政務公開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權，也為公眾提供了更全面的數據服務。把信息的力量放到公眾的手中，大數據時代的電子政務無疑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2、提供更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

“服務行政”的提出改變了傳統模式下政府和公眾之間的關系。新公共管理運動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公共部門注重以公民滿意度為導向，注重對效率的追求并實施明確的績效目標管理。堅持服務取向使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發號施令者，而成為優質、高效公共產品的提供者。信息技術和數據分析技術的進步為更加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提供奠定了技術基礎，政府能夠運用更先進的技術手段改變公共管理的方式，實現以往很難實現的公共服務目標。應急管理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大數據時代，利用大空間尺度的數據庫和傳感器，政府能夠快速獲取地理、人口、災害等方面的數據，更快捷地為應災、救災奠定基礎。美國在黃石火山安裝了數百個觀測儀器，儀器觀測的數據分為常規數據和異常數據，異常數據越多，自然災害發生的可能就越大。觀測數據實時傳遞到預警系統，由預警系統進行快速甄別并通過網絡對外。日本“311”大地震后的海嘯預警也是大數據運用的典范。“311”地震后，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快速了海嘯預警。之所以反應迅速，在于美國建立了覆蓋全球的龐大的海洋傳感器網絡。通過海洋傳感器，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能夠及時獲取并分析大量海洋信息，促進災害預警的及時，為公眾的人身安全和財產轉移贏取時間。大數據也帶來了公共服務方式的轉變，降低了服務成本。隨著數據存儲成本的降低和數據讀取速度的加快，警方能更多地存儲各種社會信息以備執法和犯罪預警使用。如洛杉磯警方將基于數據分析的“犯罪熱點圖”運用到了日常工作中，在犯罪熱點區域加強巡邏的警力，有效地降低了轄區的犯罪數量，維護了轄區的治安。

3、決策科學化與政民互動導向對于政府決策而言

大數據的一個重要價值在于提供盡可能多的詳盡信息并對信息進行有效分析，促進決策科學化和管理精細化。例如，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局推動了大數據在輔助決策上的作用，通過在情報、偵查領域建立決策支持系統，推動了數據分析基礎上的決策自動化。美國一些地方政府建立了縣政工作數據系統，為減少交通擁堵、提升公共安全、資源管理等方面的公共決策提供了更全面的數據支持。德國憑借自身較高的信息化水平，通過大型基礎數據庫和地方數據庫的建設，重視在政府管理中運用數據資源服務公眾和服務決策。德國的一些州政府建立了覆蓋人口分布、地理數據、礦藏信息等領域的“中央數據庫”，并提供相應分析軟件。通過數據分析，州政府的各部門能獲得很多有價值的信息，促進了決策的科學化。同時，大數據的發展使政府更加快速地由單向的公共服務提供向政民互動導向的公共服務提供轉變。信息交流的便捷和頻繁，讓公共部門和公眾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政府在做一項公共決策時，再也不能僅僅只考慮自身的決策偏好和執行能力，而是要深入了解公眾偏好，對公眾的政策訴求做出及時回應。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使公眾在公共政策過程中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被更多地納入到政府的決策視野中來。在此情景下，依賴傳統的對社會進行分析的方式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的發展，如何利用好大數據資源，發揮網絡和信息技術的優勢，進行管理方式創新，成為政府避不開的重要話題。這種公共部門和公眾的互動導向也成為目前西方公共管理模式的新動向。

4、走向合作共治的公共管理變革隨著信息溝通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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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性”的由來及演變過程

根據《辭海》的解釋,“公”的中文含義為“公共;共同”,與“私”相對。《禮記·禮運》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即為此意。《漢語大辭典》中,“公共”意為“公有的,公用的,公眾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來,“公共”的中文語義強調多數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認為“公眾”一詞有兩個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臘詞匯(pubesormaturity),強調個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慮他人的利益。同時意味著具備公共精神和意識是一個人成熟并且可以參加公共事務的標志。二是源于古希臘詞匯(Koinon),英語詞匯“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該詞,意為人與人之間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顧和關心的一種狀態。在古希臘社會里,公共是一種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參加的政治共同體,其主要職責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標準和規則,目的是為了獲取最大之善。因此,從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會層面的非個體性,在古希臘政治社會里與早期民主相關聯。這也應證了,隨著時展,當代的“公共”概念已發生很大改變,公共成為政府和政治的同義詞的觀點。

哈貝馬斯考察了另外一種公共性起源。在哈貝馬斯的理論中,公共性或公共領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權力的公共部門,而是指一種建立在社會公/私二元對立基礎之上的獨特概念,它誕生于成熟的資產階級私人領域基礎上,并具有獨特批判功能。關于公共性的演變,哈貝馬斯認為,自古希臘以來,社會有明確的公私劃分,公代表國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會。例如在古希臘、羅馬,公私分明,所謂的公共領域是公眾發表意見或進行交往的場所,那時雖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領域。在中世紀,公私不分,公吞沒私,不允許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權”。直到近代(17、18世紀)以來,在私人領域之中誕生了公共領域,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國外對這一問題研究的啟發,國內也有學者從社會領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產生。他們認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國家與市民社會,政治生活與經濟活動具有對應的相關性。整個近代社會發展史的客觀進程,都在于使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日益分化,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就成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整合體。在社會分化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過程中,國家的職能也開始了分化的歷程,除出現了國家職能的多樣化趨勢,其中統治職能與管理職能是最為基本的兩大職能。由于國家統治職能是在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的關系中實現的,所以,雖然它表現出一定的現代公共性的內容,但本質上是與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職能中,公共性則是其最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斷言:歸咎于管理職能的是一個純粹的公共性的領域。因此,社會領域的分化引發國家職能的分解,從而導致公共性的彰顯。

在論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變時,國內外學者都傾向于用“公共性喪失”一詞。一種觀點認為,在近代功利哲學和市場經濟的趨利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臘公共性的含義進一步喪失,現時情況是,“通過集體的方式尋求更大的善已被個人的計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實踐中已是私有的福利(privatewell-being)。我們憑借官僚、技術和科學的手段來決定福利、幸福和功用。這里沒有公共的原初含義,有的只是原子個人的集合體;這里沒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許多私人利益的聚合體。”雖然美國公共行政對于如何實現公共性有過幾種理論,包括以利益集團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多元主義視角);以理性選擇人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公共選擇視角);以代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立法的視角);以消費者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提供服務的視角);以公民權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公民權視角)等,但這些理論都不能真正代表公共。真正的公共理論架構應是以憲法為基礎,公共概念必須建立在公民權、仁慈和愛之上,此外還需要聽證系統和程序的保持及發展,及對集體公共群體和弱勢群體的關懷,等等。

哈貝馬斯也認為,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變化,出現了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哈貝馬斯理論中的公共性一詞,可以譯成公共性,也可以譯為公共領域,二者沒有實質差異。但傾向于用公共性指稱政治層面,而用公共領域指稱社會層面。——筆者注),由此導致公共性喪失。“兩種相關的辯證趨勢表明公共性已經瓦解:它越來越深入社會領域,同時也失去了其政治功能,也就是說,失去了讓公開事實接受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監督的政治功能。”在這里,哈貝馬斯把公共性的喪失歸于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相互滲透(注:[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在我看來,關于“公共性”本源及演變,其實離不開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背景,這一背景包括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因素。首先,最早意義上產生的“公共性”代表一種樸素的全民性,如古希臘民主制。其次,在古代社會,由于沒有明確的公/私領域劃分,在政治領域,代表國家權力的“公”吞沒了“私”,在經濟領域,表現為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全面控制,因而公共性等同于國家權力。再次,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直到近代,“公”與“私”才截然分離,各有自己的獨有領域,與此同時,經濟領域盛行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理論,在政治領域采取國家放任主義,公共行政在政治與行政“二分法”的影響下,熱衷于對純粹管理技術和效率的追求,從而形成對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和公共價值的沖擊,于是就有新公共行政學強調公平與參與及同期的政策分析理論中的民主因素等。最后,現代社會“公”與“私”出現相互融合的趨勢,經濟領域表現為國家干預與自由經濟并存,而在政治領域,以第三部門為核心的公民社會成長壯大,社群主義盛行,引發大規模的公民參與和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公共性”問題再一次被重視起來,此時,突出“公共性”不僅是公共部門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公民社會外力推動的結果。

三、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內涵

在對國內外關于“公共性”起源和演變問題的相關論述做一番考察之后,我們仍然不得不面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什么是“公共性”?什么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在沒有給出自己明確的答案之前,我們發現,對公共性問題的闡述可以有很多角度,不同學科也有不同的認可。僅從公共行政與哲學等角度對“公共性”的內涵進行闡述的觀點,就可以歸納為以下六個方面:

1.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的“公共性”。該理論認為,“公共性”是用于描述現代政府活動基本性質和行為歸宿的一個重要分析工具。在一般情況下,是指政府作為人民權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權力的執行者,應按照社會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從保證公民利益的基本點出發,制定與執行公共政策。具體表現為:從基本理念上講,“公共性”指政府組織應著眼于社會發展長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來開展其基本活動。由此,衡量政府活動是否達到公共性的基本標準是,公共政策及其執行是否堅持和維護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否在輿論中充分體現和表達了公民的意志,政策與執行的出發點是否超越了政府的自利傾向,而考慮更為普遍的社群利益和社會長遠利益等。在道德層面上,“公共性”應是每一個政府公職人員的職業態度、觀念和信仰。它要求公職人員以此信念竭誠為民服務,明確政府組織與公職人員的行為必須在道德上、倫理上滿足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并在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防止部門和個人偏私的利益驅動。在政治過程層面上,“公共性”意味著在涉及公共物品提供等集體行動上,存在著有效的決策參與通道和決策選擇機制。在這里,“公共性”的獲取及其保證,具體化為政府政策利益導向的選擇過程,它包含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執行是否具有開發性,以使公民能夠充分了解有關政策的信息,并能夠與政策制定者進行磋商;公民的利益能否通過民主的程序得到表達與整合;公民依靠怎樣一組規則來決定政治決策的選擇,決定政府公共物品或服務的提供等。在政府的財政活動中,評價“公共性”價值是否滿足的核心要素,應是政府提供各種類型的公共物品行為和與此相關的政府收支行為的基本取向和政策目標,以及相關的財政制度和規則的安排(注:孫柏瑛:《公共性:政府財政活動的價值基礎》,《中國行政管理》2001年第1期。)。

2.作為一種公共精神的“公共性”。這種觀點認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內涵可以歸結為公共精神。現代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應包括四個方面:民主的精神,即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法的精神,它意味著政府的一切活動應受到預先確定并加以宣布的規則制約;公正的精神,即承認社會公民應具有平等的權利并不受公共權力所侵害;公共服務的精神,即政府的公共服務應盡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過程應平等、公正和透明。這四種公共精神在公共行政活動中的實現方式應是:逐步實現政府與公民平等化;行政權力既受到保護又受到制約;行政活動既有效率又有責任;公共行政是由民眾驅動的、積極的、合作主義的、參與的過程,等等(注:張成福:《論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中國行政管理》1995年第5期。)。

3.作為一種最新理念的“公共性”。把“公共性”看成是公共管理的最新理念:它揭示了管理目的的公益性,強調了為公眾服務的出發點;它明確了管理的范圍是那些公共事務,揭示了管理所依據的權力為公民所授予,因而其行使必須接受公民的監督,以公民認定的是非為是非,不能違背公民的意志;它體現著行政過程中的責任,要求行政行為必須對其后果無條件承擔責任;它強調了行政過程中必須有公民參與,強調注意聽取公民的意見,這就要求行政過程中的公開性與透明性;它強調公共行政的結果必須取得公民的認可,這就要求有向公民報告的制度,工作一定周期后,政府應按程序向公民報告,以接受公民審查并予以通過,等等(注:劉熙瑞:《理念·職能·方式——我國地方行政機構改革面臨的三個轉變》,《人民論壇》2000年第7期。)。

4.作為一種價值基礎的“公共性”。該理論認為,由于行政體系的價值基礎是其公共性,因而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要重建的價值觀念就在于明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也就是說,政府把自我表達存在的公共性作為至高無上的原則,政府的組織機構、行為方式、運行機制、政策規范等,都無條件地體現出其公共性。政府組織是掌握公共權力的實體,但這個實體卻沒有自己的獨立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也不是任何一個社會集體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的代表,它所體現出來的是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和政治要求。政府價值公共性最直接的表現是政府的規范體系和行政行為系統的公正性,而且這種公正性是一種制度公正,是包含在行政行為機制之中的,有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體系提供的,是一種制度安排(注:張康之:《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安排》,《公共行政》2000年第4期。)。

5.作為一種公平與正義的“公共性”。針對傳統公共行政過分追求理性與效率的傾向,新公共行政主張:(1)社會公平。強調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和社會機會。它同樣代表著對所有公民而不是對公共機構負責,以及對公共部門經決策和實施項目負責。(2)代表性。盡管大眾并沒有影響代表決策的直接權力,但相信代表性肯定是新公共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不是唯一的激勵因素,需要考慮其他價值觀的積極參與。(3)響應性。主張政府需要更多地響應公眾的需求。(4)參與。新公共行政提供在公共事務中廣泛程度的公民與公務員參與。(5)社會責任感。公共管理者被視作以公眾的利益而不是他們的自我利益去創造高效率同時又是平等的服務(注:參見[美]張夢中等《尋求社會公平與民主價值》,《公共行政》2001年第3期。)。

6.作為一種理性與法的“公共性”。這里指哈貝馬斯重點探討的資產階級公共性的本質。他認為,“公共性應當貫徹一種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立法”,從而“公共性成為國家機構本身的組織原則”。他進一步提出,在資產階級哲學那里(霍布斯、盧梭、洛克和康德),公共性等同于理性,甚至是良知,依靠公共輿論表達出來。而在法哲學那里,公共性需要法律和道德元素支撐,所以“康德所說的公共性是唯一能夠保障政治與道德同一性的原則。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則,又是啟蒙方法”。而“默格爾根據18世紀的范型把公共性的功能界定為統治的合理化”。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哈貝馬斯指出了公共性作為市民社會獨立領域的批判力量和促進資產階級統治合法化的獻身精神(注:[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綜合起來,有關“公共性”內涵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倫理價值層面上,“公共性”必須體現公共部門活動的公正與正義。其次,在公共權力的運用上,“公共性”要體現人民和政府行為的合法性。第三,在公共部門運作過程中,“公共性”體現為公開與參與。第四,在利益取向上,“公共性”表明公共利益是公共部門一切活動的最終目的,必須克服私人或部門利益的缺陷。第五,在理念表達上,“公共性”是一種理性與道德,它支持公民社會及其公共輿論的監督作用(哈貝馬斯)。總之,傾向于把“公共性”作為公共部門管理活動的最終價值觀,在此之下,才有公正、公平、公開、平等、自由、民主、正義和責任等一系列價值體系。

盡管在公共性問題上,不同時期、不同角度的理解存在差異,但對于公共管理,基于它是一種為實現公共利益而進行的公共部門管理活動,我們把這種管理活動的公共性內涵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主體的公共性。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共同構成公共管理的主體(這里的國家、政府與社會都是從狹義的意義上說的)。作為公共管理主體,這些組織具有不同于其他私域組織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現在組織的代表性、行為的公務性、宗旨的公益性、權力的法定性等方面。二是公共管理價值觀的公共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管理把如何經濟地和富有效率地實現管理目標不同,公共管理的價值觀更主要體現在平等、正義、公平、民主、倫理以及責任心等方面。私人管理建立在個人本位主義和自利性本質之上,把追求個人效率或利益最大化作為目標取向。與其迥然不同的是,公共管理注重在民主政治理念上去實現公眾的高度參與、社會公平以及承擔為公眾謀求福利的責任。三是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權力是政治社會的基石,是理解一切政治現象的基礎。就如霍布斯所言,“契約,沒有刀劍,就是一紙空文”。恩格斯也認為,國家本質上是同人民大眾相分離的公共權力。公共管理是管理主體運用公共權利實現管理目標的社會活動,因此,公共權力是公共管理活動的后盾和基礎,公共力的公共性充分體現了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四是公共管理對象及目標的公共性。公共管理的客體或對象是公共事務,即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無疑它們均具有鮮明的公共性。公共管理主體對公共事務的管理首先從公共問題入手,公共問題是公共管理的邏輯起點。同時,由于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或宗旨是實現社會公眾的公共利益,因此,公共事務、公共問題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正是公共管理公共性的題中應有之意。

四、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與社會性的異同

“公共性”作為公共管理的一種基礎性內涵,與公共管理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治理活動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涉及到我們對于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價值取向,即它是實證的過程還是規范的研究,或是兩者兼而有之。

我們認為,就總體而言,作為公共管理的本質內涵,公共性與社會性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在階級與國家產生之前的原始社會時期,公共性與社會性在最廣泛意義上是一致的或領域是重合的;隨著階級與國家的產生,國家成為公共性的代表,公共性逐漸從社會領域中凸顯并獨立出來;而在階級與國家消亡之后,公共性與社會性又再次融為一體。因此,本文所討論的公共性,是指處于從階級與國家產生到消亡這一歷史時期的特定概念。另外,從上述公共性的自然發展過程可以得出,社會性是公共性的存在基礎,公共性則是社會性的特殊體現;社會性具有量的規定性,公共性則有質的規定性。隨著人類社會不斷發展,公共性將不斷擴張與壯大,最后發展成為社會性。

1.公共性與社會性的區別

首先,從概念的定義上看,社會是具有多重性含義的。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社會有兩層意思,一是指由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構成的整體;二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質條件而互相聯系起來的人群。我們平常所說的社會,既可以指最廣義的“人類社會”,也可以指狹義的社會性事務,如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教育、文化、衛生等事務。因此,理論上對社會這個概念作界定并不簡單,從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定義社會。認為,物質實踐創造了社會,社會本質上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注:孫曉莉:《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政治科學常用的社會概念,最初在思想家眼里是與國家等同的,例如盧梭就把國家、社會共同體和社會契約混用起來。直到19世紀以后,大多數資產階級理論家才開始把社會當作與國家對立的社會領域,即市民社會或公共社會。摩爾根較早指出,“我們可以在這里提出一個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態都可歸納為兩種基本方式,此處使用方式(plan)一詞系就其科學意義而言。這兩種方式的基礎有根本的區別。按時間順序說,先出現的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系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范圍的鄉或區及其所轄之財產,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產生。”(注:(美)摩爾根:《古代社會》,楊東莼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6頁。)把社會性看成是人的本質屬性,并認為社會的產生先于國家,因而國家代表的公共性與社會性不能如早期思想家所認為的那樣可以等同或渾然一體。

其次,在公共管理實踐中,公共與社會各有所指。平常說的“小政府、大社會”模式,是我們區分政府所代表的“公共性”與社會性的實際體現,表明在政府與社會二元對立的情況下,政府代表的公共性與社會所代表的社會性相互關系的狀況。一般而言,公共性表示一種權力或權威,而社會性則代表公開性、參與性和非國有化等意思。

2.公共性與社會性的聯系

其主要表現在于:公共性來源于社會性,在一定條件下它們是一致的,比如在非階級社會里,公共性實際上和群體性是等同的。然而,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從根本上抽象并升華了社會性(群體性),比如建立在契約之上的“公意”,體現出公共管理區別于其他管理的本質特征。因而在一定條件下,公共性又不完全等同于社會性。二者的聯系具體表現在:

首先,從起源看,早期的思想家對公共性與社會性是分不清的或認為等同的,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國家與社會根本混淆。如柏拉圖認為,國家起源于人類生活的自然需要。國家就是達到正義或公道的手段。在這里,他是把國家與社會等同起來,混淆了兩者界限。因此他的國家充其量是群體的結合,因為還沒有出現與人民相分立的公共權力(注:鄒永賢主編:《國家學說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頁。)。直到亞里士多德那里,才區分了國家與社會,認為國家起源于社會,是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恩格斯肯定國家源于社會說,同時指出,“在這里,國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從氏族社會本身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斗爭中產生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頁。)。因此,我們認為,國家所代表的公共性與整個社會所代表的社會性是具有產生的異時性的。

其次,從哲學意義上講,社會性與公共性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公與私是相比較而存在的,公共性與私人性也是如此。只是公共性與私人性并沒有截然分開,二者有交叉之處,即所謂“公中有私(局部和個人),私中也有公(共同事務和利益)”(注:夏書章:《現代公共管理概論》,長春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正是公共性與私人性及二者交叉的部分構成了廣義的社會性。與此同時,公共性作為共性是對社會群體中的個性的一種提煉和升華,是建立在一定條件(契約等)基礎上的群體一致的意志或者意識表達,因此,公共性脫離了社會個體的雜亂無章和無序,成為一定團體的集中意志。還應看到,在發展趨勢上,隨著社會自治的完善和國家作為統治工具的最后消亡,公共性與社會性將再次趨同,達到終級目標的社會性,實現古人所稱頌的社會大同。如《禮記·禮運》所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公共性與社會性由混沌統一到分離對立,再到在新的社會領域內的統一,體現了公共性與社會性及其相互關系具體的和歷史的辯證演進過程。

再次,在具體實踐中,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以社會性為參考坐標。表現為公共部門的活動越是接近社會,其公共性越明顯;越遠離社會,其公共性越弱。如公共管理從權力中心向社會中心轉變,從管理中心向服務中心轉變,管理原則從對上負責向對下負責轉變,如此等等,其結果都使公共管理活動更趨向民主,更能保障公平,并盡可能給公眾帶來效益。

五、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與社會性關系問題研究的現實意義

公共性與社會性是各有其特定內涵的復雜概念,同時二者的異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國家(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由此我們可以用它們作為分析現實問題的理論工具,從而使得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僅具有理論上的意義,更有實踐上的方法論意義。

首先,認為,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問題或現象都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公共管理既是一項主觀見諸客觀的管理過程,又是一種現實狀態,因此我們在分析這一現象時,就必須既看到它自然發展的演變過程,又要注意這一過程的社會屬性。針對這種社會屬性,人們的態度、方法不是企圖超越或跨過它,而應該是在承認它的前提下,不斷根據時展和環境變化的需要,探索公共管理不同的運行模式。

供給管理論文范文3

（一）組織變革組織變革是公立醫院管理體制改革的一種形態表現：上海和無錫模式是通過成立與衛生局平級的醫院管理集團來改革原有的外部管理結構，醫管集團以法人代表的身份代替政府行使出資人和監管職權，實現對公立醫院的法人化和自主化管理。這種法人化經驗探索有助于提升基層公立醫院的運營管理效率和實現醫療資源的優化配置。但這種改革沒有做到真正去行政化，同時也加重了醫院管理的碎片化問題。北京海淀區通過成立公共衛生委員會，將原來放在衛生局的醫院管理事務剝離，加強對公立醫院組織資源的優化配置，其改革經驗特點在于理順政府行政部門和公立醫院之間的關系。但從組織形式上看，公共委是政府的特設機構，對公立醫院仍然是行政管理，不僅與同級的衛生局出現管理職能重疊問題，而且多頭管理也約束了公立醫院的自主發展。濰坊模式是在市衛生局下面成立醫院管理中心，將分散在其他各行政部門的醫院管理職能統一起來，由醫管中心對所屬公立醫院進行管理，理順了之前各部門舉辦和管理醫院時責權利不分、管理效率低下的狀況。但其實質上并沒有觸及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部分，改革仍沒有脫離行政管控的路徑，新成立的行政部門也會產生政府失靈問題。宿遷模式的組織變革特點是引進社會資本辦醫，將醫院所有權轉賣，實現產權變更。其改革是在縣鎮財力無法支撐對公立醫院財政投入背景下的產權變更探索。近年來，由于民眾的看病問題未能得到有效解決，產權變更后的醫療機構的社會職能一直受社會和學界詬病。

（二）社會功能社會功能主要體現為通過有效的管理方式使公立醫院最大程度上滿足國民對基礎醫療服務的需求。目前我國公立醫院在承擔社會職能方面還缺乏明確的功能定位。這五種典型模式由于改革背景不一樣，其公立醫院履行社會功能的方式也不盡相同。上海申康集團在任免公立醫院院長時，規定了相應的績效考核內容，通過考核方式來約束并落實對公立醫院的社會功能管理；北京海淀公共委通過契約式管理方式對醫院院長的責任和醫院發展的公益性方向進行明確規定和嚴格問責；濰坊進行的改革就是要在衛生部門內部實現醫院有效率的統一管理，因而其主要通過行政手段來落實對公立醫院的社會功能管理；無錫在委托管理合同中明確了各公立醫院的社會功能，并通過階段性績效考核制度進行督和保障實施；民營化后的宿遷醫療機構在追求效益性方面的動力大于承擔公益性責任，宿遷的衛生部門期望用行政手段來保證醫療機構的公益性，但效果不明顯。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對于社會功能這個關鍵性改革維度，政府需要解決好當前對公立醫院財政補償的責任失位問題，若依靠公立醫院自身在公益性、管理效率和經濟效益之間尋求合適平衡點是很難的，即公立醫院自身不能主動替政府履行完全的社會功能。

（三）政府監管政府監管是公立醫院管理體制中的重要一環。政府出資舉辦公立醫院，代表國民實行對公立醫院的監督管理，能夠有效保障公立醫院更好履行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職責。在這五種模式中，承擔政府監管責任的主體是衛生行政部門，每種模式的監管方式和內容不盡相同。上海模式中，政府監管機制較為復雜，實行多個監管主體的相互監督，申康集團作為法人代表對所管理的公立醫院行使出資人的監察權，為了有效監督申康集團的管理工作，申康集團內部又成立監事會，以及政府派駐財務總監對其運營工作進行監督，同時市衛生局在這個監管體制中對申康集團和醫院發揮行政上的宏觀監督作用。濰坊通過在衛生局下面成立衛生監督中心來履行監督職能，代替政府對公立醫院經營管理、發展決策、績效考評等多方面內容行使監督管理權。無錫模式中，衛生行政部門實行全行業監管，但其執業力度弱，其主要的監管職能通常由醫管中心來履行。宿遷的行政部門監督和北京海淀公共委的績效考評則是政府通過行政力量和行業監管方式來落實監管責任。

（四）制度環境制度環境是公立醫院能否有效實現良好改革的重要影響因素。在這五種改革模式中，濰坊自主化管理模式是從行政部門內部尋求制度突破，將管理權集攏到衛生部門，然后再實現內部管理的管辦分開，但這種改革僅是行政管理權的一種重新配置，管辦分離流諸于形式。宿遷的民營化管理模式是地方政府受財力不足影響而進行的產權更變改革，醫院產權從政府到社資、民資的產權置換方式，一方面導致了國有資產的流失，另一方面也進一步淡化了醫院的公益性。上海和江蘇無錫處于經濟發達、人才等各種資源雄厚、現代化管理水平較高的長三角地區，其公共財政實力強，又一直充當改革排頭兵的角色，有相應優惠政策支持，因而它們的改革制度環境比較相似，都是實現對公立醫院管理體制管辦分開和政事分開的探索，而且這種法人化改革探索取得了明顯成效。北京海淀契約式管理模式有其特定的改革制度環境，在大部制改革和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背景下成立的公共委承擔了公立醫院政事分開改革的重任，北京期望通過公共委將各類具有醫療衛生性質的事業單位資源整合，實現政事分開的目標，提升公立醫院管理的效率。

二、結論

供給管理論文范文4

在《管理會計》課程任務開發過程中，選取的典型工作任務目的是使學生掌握管理會計如成本性態分析、本量利分析、經營和投資決策分析、預算分析等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按照企業財務發生的實際過程進行情景教學，使學生的培養與企業管理的人才需求實現對接。本課程由“成本性態分析、變動成本法、本量利分析、預測分析、短期和長期經營投資決策、全面預算、標準成本法、責任會計”等九個項目學習情景所對應的專項能力構成九個大的學習任務作為教學單元，涵蓋具體的知識、能力、素質要求，并充分考慮到后續升造知識拓展作為拓展能力，加入到教學內容中，使學生在基本接近真實工作崗位的環境中快速地掌握用管理會計知識管理企業的基本技巧和能力，積累工作的經驗，夯實財務管理的基礎。

二、教學工作頁在實踐過程中的特點

技校學生由于沒有會計工作的經歷，對企業財務了解只是紙面上了解，所以工作頁制作要引導學生在盡量真實的一體化工作環境中，對學習內容進行整體化思維和系統化思考，從而使學生有目標、積極主動學習，自主思考并勇于解決專業實踐問題。

1、以項目為載體，任務明確。

學習工作頁作為學習載體，以典型工作任務的案例形式和要求出現，比如說：本教室所用的桌椅生產的過程和銷售過程，計算成本時，引入變動成本法和本量利的概念，案例盡可能讓學生看得見、感覺得到。

2、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項目為主載。

以工作頁為載體的教學過程中，采用“教、學、做”合一的教學方法，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始終處于主動的地位，教師是學生學習的組織者、服務者和導航者。在生動活潑而又充滿樂趣的競賽中，同學們對所學的內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靈活的教學組織方式。

在教學中采用工作頁教學法，打破了傳統的教師講學生聽的“填鴨式”教學，而是給學生更大的學習空間。學生可以把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案以小組方式進行討論或在講臺上講解，結合具體的工作任務要求，靈活采用各種教學組織方式。如在講貨幣時間價值這部分內容時，可以向學生展示了一份學校附近一座學生很熟悉的樓盤的售房資料，要求學生根據資料，計算購房時用哪種付款方式更有利，使他們發現原來日常生活中，都會用到貨幣時間價值的計算。

4、多元化評價體系。

供給管理論文范文5

1．1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

該理論由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該理論將需求分為五種，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排列。分別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社交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該理論同樣適用于高職院校的員工。

①生理需求。

首先在學校工作每個人要解決衣食住行這些最基本的需求，學校為每一位教職員工提供可口的飯菜，便利的交通工具，良好的辦公環境這些都是最基本的需求。

②安全需求。

主要是指學校能夠保障教職員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包括防止被盜、危險的預防、職業有保障、有各種保險和退休金能夠保證員工現在的生活和退休后的生活等。

③社交需求。

社交需求同樣適用于高職院校的員工是指每個人對社會交往的需要，人都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人，每個人都和他人有一定的聯系，而不是孤立的個體，所以人們都需要進行交流與溝通，這些活動就構成了社交，當員工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滿足后，就會產生一種對社交的渴望，當社交需求得到滿足后，就會對員工產生很好的激勵作用。社交如果失敗，也就是我們通常看到的人際關系緊張的情況，可能會影響員工的精神狀態，后果是影響工作，因此良好的社交環境也是管理者需要重視的方面

④尊重需求。

人們對尊重需求包括自尊和他人對自己的尊重。尊重需求是人類更高層次的需求，當人們得到了尊重，就會更加滿足和感到幸福，對生活充滿向往。高職員工對尊重的需求主要是領導和同事對自己的尊重，學生對老師的尊重。

⑤自我實現的需求。

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我們看到自我實現需求處于金字塔的頂端，可見自我實現需求對于一位員工來說是最重要的，可以說是每個人一生的奮斗目標。如果自我實現需求得到滿足，一個人的生存狀態就達到了他人生的頂端，可以賦予他前所未有的力量，這是一種最和諧的狀態。所以學校管理者要重視對員工的職業生涯規劃，盡可能地為員工提供較多的發展機會和較大的發展空間來滿足員工實現人生理想并能夠充分發揮個人的才能。

1．2奧爾德佛的ERG理論

奧爾德弗把人的需要歸為以下三類:

①生存需要。

指的是全部的生理需要和物質需要。如吃、住、睡等。組織中的報酬，對工作環境和條件的基本要求等。高職員工同樣需要良好的生活條件和合適的薪酬來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

②相互關系需要。

指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聯系的需要。高職員工也有社交的需要，學校員工與領導之間的關系，員工之間的關系都很重要。

③成長需要。

主要指一個人的內在需求。每個人都想得到發展和提高，不僅想要有所作為，而且還要發揮個人潛能從而取得一定的成就，同時還要開發自己的新能力。高職員工更需要滿足自己的發展需要，在學校中成長，使自己的才能得到發揮。

1．3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

雙因素理論又叫激勵保健理論，是美國行為科學家赫茨伯格所提出的。這個理論是赫茨伯格和他的助手通過對美國匹茲堡地區二百名工程師和會計師進行調查訪問后得出的結論，調查中他發現，激勵因素就是與員工工作內容緊密相關的所有因素，如果能夠改變這些因素就會使職工對工作滿意。保健因素就是指員工的工作環境，這類因素如果長期沒有得到改善，引起的后果就是員工對工作的不滿。雙因素理論分為保健因素和激勵因素。歸納為員工感到滿意的就是激勵因素，員工感到不滿的就是保健因素。在高職院校員工激勵機制研究中我們可以運用這一理論找到使員工滿意的激勵因素和員工感到不滿意的保健因素，從而提高高職院校的辦學質量，例如可以激勵員工的因素包括工作上成就感，工作得到領導認可，個人成長和晉升的機會提供;管理者還可以從工作環境和條件、薪金、職務、地位、單位政策與行政管理這些外在因素也屬于保健因素方面去探究如果達到高效管理的途徑。

2過程型激勵理論

2．1佛隆的期望理論

該理論由美國著名心理學家佛隆所提出。佛隆認為每個人都想滿足自己的某些需要和實現目標，目標沒有實現前，表現出一種期望的情緒。此時的這個目標反作用于人，表現出對人的動機是一種激發，這個激發力量的大小就取決于效價和期望值的乘積。佛隆的期望理論如果運用到實際中可以獲得這樣的經驗，對員工的管理過程中，如果要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就可以為員工設置一個富有吸引力的目標，同時為員工創造一定的條件使員工通過努力最后能夠比較滿意地完成目標。

2．2亞當斯的公平理論

公平理論由美國心理學家亞當斯于1965年提出。他認為員工將自己的所得與別人進行比較，感到自己的投入與回報不如別人時，就會心理失衡，產生消極的情緒;如果報酬公平，員工就會獲得滿足，從而被激勵。如下述公式所示，報酬是否公平員工不僅要看絕對值，還要與他人進行比較和社會比較，報酬的高低都會引起員工心理上的情緒，當員工感到自身所得報酬與付出相同時，心理上就處于平衡狀態。當員工的報酬與付出小于他人的報酬與付出時，就會感覺報酬過低，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員工可能會減少自己的付出，從而使生產率降低。亞當斯的公平理論同樣適用于高職員工，當員工得到的報酬比實際付出低時，員工就產生不公平的感覺，從而降低工作積極性，當高職員工得到的報酬與實際付出相符合，員工的心理上就有一種滿足感，從而積極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2．3洛克的目標設置理論

1967年美國心理學家洛克提出了目標設置理論。他提出目標自身有激勵功能，有目標比目標不清更能集中人的注意力;有明確的目標比只有空泛的目標更能激發人的工作動力。一個人如果定好了目標，就會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同時將自己取得的成績與設定的目標進行對照，隨時調整方向，最終實現目標。洛克認為設置合理的目標能夠很好的激勵員工。在高職員工中給員工設置一些合理的、難度適中又具有挑戰性的目標可以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如對員工的考核中設定量化考核目標時，要有明確的目標，設立的目標通過員工付出一定的努力就可以完成，不要太簡單也不要過于難，這樣就能促進員工為目標而奮斗，積極完成教學任務、科研任務和實踐任務。

3強化型激勵理論

該理論由斯金納提出，他將強化分為正強化和負強化。他認為:人們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會采取一定的行為作用于環境。當這種行為的結果對他有利時，這種行為就會不斷地重復出現;不利時，這種行為就減弱或消失。人們可以用這種正強化或負強化的辦法來影響行為的后果，從而修正其行為。在學校中當學校給予教師的課酬提高時教師們就會選擇多代課以提高工資，這種方式就是一種正強化。反之如果課酬過低而科研經費較高，教師會減少課時數去集中精力搞科研，較低的課酬成為一種負強化。

4綜合型激勵理論

波特和勞勒的綜合激勵模式把一個人得到的報酬分為外在和內在報酬。外在報酬有薪資、地位、工作環境等，這一報酬滿足了員工最基本的需要。內在報酬是員工給予自己的報酬，如員工對自我能力的肯定等等。它滿足了員工高層次的需要，而且與工作努力的程度是直接相關的。根據波特和勞勒的綜合激勵模式來看，高職員工屬于知識型員工，對高職員工的激勵要采取多種激勵方式，根據員工的特點，將各種激勵選擇后進行組合，這樣能夠更加有效地激勵員工。

5結語

供給管理論文范文6

關鍵詞：混合結構結構設計鋼框架

一.概況

廣州遠洋公寓大廈是遠洋賓館新建的一棟兼汽車庫、辦公公寓為一體的高層建筑。地上30層，地下3層，建筑面積20000M2，總高度為103m，標準層層高3.20m,地上1~10層為可以停放200輛汽車的立體汽車庫，11層以上為公寓，頂部有餐飲及娛樂設施。建筑外形與二十年前建造的遠洋賓館互相呼應成為一體。

由于遠洋公寓大廈建地窄小，地處交通要道，混凝土結構施工很不方便。同時，為了提高建筑面積的使用率，增強抗震性能，加快建造周期，由開始的混凝土結構方案改為鋼框架——鋼筋混凝土剪力墻方案。按照這個方案已于2000年底封頂，成為廣州市第一棟高層鋼結構，也是國內迄今最高的鋼結構住宅建筑。

二.結構方案的選取

1.鋼框架——鋼筋混凝土剪力墻混合結構。由于原來是鋼筋混凝土結構，保留了鋼筋混凝土剪力墻，這種結構形式的優點是較全鋼結構造價低，樓電梯的墻既是承載又是分割墻；缺點是施工復雜，尤其是由于本工程的建筑平面特點混凝土墻不能先于鋼結構施工，影響鋼結構的進度。本文第三節將說明解決途徑。

在原混凝土結構的結構布局條件下，利用鋼結構大柱網的特點，將1、3、4軸上的四排柱改為三排柱，1/4軸上僅保留G軸上一個柱，減少了柱子，減小了柱截面，發揮了鋼結構的優勢，為租售樓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2.鋼框架——支撐體系的純鋼結構方案：這個方案也可以較好地滿足建筑平面的要求。結構優點是自重輕、地震作用小、減小了鋼——混凝土剪力墻結構平面的剛度偏心影響，有較好的延性。缺點是較鋼——混凝土混合結構造價高。經過竣工后的實際比較，為了使鋼——混凝土混合結構施工合理，采用本文第三節方案后，實際用鋼量與純鋼結構已相差很少。

三.鋼骨混凝土剪力墻的采用：

1.為什么本工程中采用鋼骨混凝土剪力墻：

1)合理的施工流水作業，加快工期。本工程建筑平面中剪力墻未形成獨立的筒形結構，不可能先行施工，國內很多鋼——混凝土混合結構是筒中筒結構，筒體可以先于鋼結構6~10層澆注混凝土墻體，而后安裝鋼結構。如果本工程采用一般混凝土剪力墻，鋼結構與墻各層需同步施工，必然影響鋼結構的進度，失去了鋼結構快的優勢。因此，本工程在混凝土剪力墻中設置鋼柱梁及斜撐，組成臨時穩定的結構，與鋼框架同時安裝形成整體框架——支撐結構，安裝之后逐層澆注鋼筋混凝土墻。這樣安裝鋼結構與混凝土作業分別進行，相互沒有影響。

2)鋼——混凝土混合結構在施工中由于鋼梁的安裝誤差與混凝土墻的施工誤差相差近十倍，由于混凝土墻的偏斜經常發生鋼梁很難就位的情況。在本工程中于墻內設置鋼骨后，與鋼梁連接的預埋件和墻內鋼骨柱相連，可以控制鋼結構誤差之內使鋼梁準確的就位，不會再發生鋼梁難安裝的問題。

3)本工程十層以下為停車庫，由于需滿足200輛車位，面積很緊張，按照車輛布局要求，1軸剪力墻不可能上下貫通，需結構作局部轉換，上部墻內的鋼骨在下部形成鋼骨混凝土柱作為支承構件之一，較好的滿足上下轉換結構的要求。

4）鋼骨的設置使鋼骨混凝土剪力墻提高了承載能力及延性。經計算，增加鋼骨柱可以減小混凝土截面及豎向鋼筋，提高墻體抗壓彎的承載能力。

2．鋼骨混凝土剪力墻的構造及施工：

鋼骨設置于墻端及轉角處，在外接鋼框架梁處挑出鋼牛腿并連接預埋件，上邊再焊接連接板與鋼框架梁腹板用高強度螺栓相連。

由于墻內鋼骨柱及梁較小，作為臨時支撐結構，在該狀態下按6層鋼框架——支撐結構承受風及常規荷載計算，可以滿足側向位移限值要求。因此，在施工時要求安裝鋼結構與澆注灌混凝土相差不得超過6層。

實踐證明，在施工中設鋼骨混凝土墻做法達到了預期效果。由于墻內設置鋼骨，用鋼骨增加約15kg/M2。

四．結構分析及鋼結構設計：

1．結構分析：

本工程為一般鋼——混凝土混合結構，設有很特殊之處，使用了SATWE及美國ETABS軟件計算分析，風荷載取值：基本風壓0.5km/M2,風載系數1.4，由于周邊高層建筑較多，風荷按增大1.3倍計算，地震設防為7度，Ⅱ類場地上，地震作用各系數按混凝土結構取值。

經計算結構主要特征如下：

結構自振周期；Tx=2.95秒Ty=3.13秒

風載作用下結構側向位移：

2.鋼結構設計

1）鋼構件：地下一層框架柱、梁為鋼骨混凝土結構，其中鋼骨與一層柱截面相同，鋼框架柱為焊接箱型截面，梁為焊接H型截面，停車庫夾層次結構均為焊接H型鋼梁柱。最大鋼柱為550Χ550Χ25，由于層荷載較大，最大梁截面為H600Χ250Χ12Χ25,柱、梁采用的最厚鋼板為25mm,剪力墻厚度：地下三層至十一層為600mm,十二層至二十四層為500mm，二十四層以上為400mm。混凝土標號分別為C40，C35，C30。樓板為壓型鋼板作模板上澆鋼筋混凝土。

2）鋼材全部采用國產鋼材，框架柱梁用Q345B級，次梁及次要構件可用Q235B級。

3）節點連接形式：考慮制作及現場施工簡便，采用簡易常用的連接方式。柱梁剛接時，翼緣剖口焊、腹板用高強螺栓連接；鉸接時，腹板用高強螺栓與柱連接。墻內鋼骨柱與主梁連接均為鉸接。

4）設計用鋼量：主框架為1480t,墻內鋼骨為310t，平均用鋼量：主框架結構70.5kg/M2墻內鋼骨為14.7kg/M2

五.小議

1．工程為一般高層建筑結構，結構計算分析方面設有明顯的特點。由于建筑平面決定，剪力墻較強，因此基本上是由剪力墻承受水平力。結構的變形性能有明顯的剪力墻結構特點。鋼框架主要承受垂直荷載。不起擔負第二道防線的作用。因此，設計中保證剪力墻的較好抗震性能是非常重要。

2．建筑高寬比為6，正好為限值，層面積較小，剪力墻偏心，平面及豎向的形狀對抗震不利，如果采用純鋼結構的鋼框架——支撐體系對加強抗震性能更為有利。

3．本工程相對于結構計算分析來說，結構的構造、連接節點、焊接質量及材料的選取更為重要。是保證結構安全、施工質量進度的重要環節。本工程在設計中對這些方面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均采取了相應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