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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與危機管理范文1
這個報道進而列出了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數額很大的出場費用，并引導人們思考，知識分子應不應該這樣賺錢云云。
事實上，拋開大家習以為常的關于知識分子身份、操守等諸問題的討論，這個報道顯示了經濟危機中的現代社會對專家意見的渴望；反之，也顯示了企業家們對自己熟悉的經濟領域問題的迷茫。
簡單地說，經濟危機中人們對“專家”的熱捧，讓我們認識到，這次經濟危機的出現，說明中國社會一方面已經深深融入到世界社會體系之中，不再是一個單獨的“國家個體”，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中國社會已經完成了從“單一體制的經驗型社會”向“多元領域的專業型社會”的現代轉型。
所謂“單一體制的經驗型社會”，其特色在于，社會發展模式單一重復，人們依賴長期積累的社會生活經驗來治理社會。而所謂“多元領域的專業型社會”則是工業化革命以來在西方形成的一種現代社會多種領域共生并存的形式。經濟產業、文化教育、軍事科技甚至日常生活，諸種領域陷入到極其復雜多樣的狀態之中。大到一個科研課題的攻破，小到一個化妝品的購買，人們似乎都失去了依靠個人經驗來實現現代社會生存的能力。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將這種社會中人們永遠不知道自己行為正確走向的現象，稱之為“預先失敗”。一方面，個人必須接受系統教育才能融入社會，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社會行為依賴專業人士的介紹和指導才能實現。
這個社會的特色就是無法經由經驗型的方式來進行管理。現代社會的復雜系統，是在控制和失控的辯證邏輯中發展的。事實上，經濟危機的出現，充分暴露了很多社會學家早就提到過的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失衡，或者說混雜性。而現代社會的這種特性，則要求建立一種“專家指導體制”，并在這種體制的運作中進行各種社會性決策。
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危機的出現，其好的一面在于，證明了中國社會已經基本實現了30年來改革開放所追求的經濟現代化轉型，成功融入到現代國際經濟秩序之中。但是，這場經濟危機的“中國特色”在于，它同時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管理方式的危機。中國現代企業發展，經歷了鄉鎮勞工型企業向現代管理型企業的發展。企業家已經不能憑借自己積累的“幾十年寶貴經驗”來應對發生在現代復雜經濟體制中的這場危機。經濟學家的紅火，正是建立新型中國經濟管理體制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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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危機管理 參與機制
一、公共危機管理里的主體——政府
公共危機管理的主體是政府，危機事件對公共安全構成最直接的威脅，而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和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它必然要承擔危機管理的職責；而且政府擁有大量的社會資源，這使得它在整個危機管理過程中起著核心作用。危機管理的綜合協調部門主要應該由政府投資建設、管理、使用，政府應把危機管理意識灌輸到全社會，要把危機管理上升到一個國家戰略的高度來認識，把這作為政府的使命和責任之一。憲法授權政府具有危機管理權力，并限定了其職責；同時政府專門出臺了危機管理法，把各種危機的管理都納入到統一的程序和制度當中。國家為了提高危機管理的有效性，成立專門的危機管理機構。政府在社會危機處理的一般機制中處于核心地位，政府作用是否得到有效地發揮直接決定了危機處理的成敗。
二、公共危機管理中的營利組織
營利組織是危機管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多突發性事件往往發生的地點就在某一營利組織所管轄的區域內，這是營利組織作為危機事件的第一目擊者和第一應急者，在做好和政府以及相關職能部門的信息通報的同時，理應自己首先組織搶險救災工作。重大突發性事件發生后，受災地區的營利組織作為災害的直接利益相關者，他們自身的危機管理素質和抗逆水平直接關系到是否能夠有效減少災害帶來的生命財產損失，而受災地區以外的私人組織作為社會資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必要的時候，也應該積極通過各種方式向災區提供各種資金、物資、技術設備、人員等各方面的幫助。在危機管理活動的各個階段，不僅是政府的危機預警、監控機制和快速反應機制的建設和運轉，而且在日常的社會危機意識的培養、民眾技能的訓練以及在之后的恢復重建工作中，都需要各種類型的營利組織積極配合。
三、公共危機管理的重要手段——媒體
作為一個獨特的公共資源和社會力量，大眾媒體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人類的社會環境、生活方式、思維模式、價值觀念、文化結構、教育發展、精神世界等等各個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媒體所具有的強烈的社會公共色彩，使得它承擔著輿論導向和穩定社會的責任，成為社會心理狀態的指示器。特別是在社會突發性危機事件的處理應對中，由于報道內容的特殊性和信息傳播帶來的巨大社會擴散效果，更需要危機管理者與媒體做深入的溝通、社會動員的措施，喚起社會對危機管理主體應對危機所作出努力的支持和認可。在危機潛伏期的事前管理階段、危機爆發期的危機過程管理階段、危機恢復重建期的善后管理階段，危機管理主體都應當建立完善良好的危機溝通系統，主動尋求與媒體合作，建立與媒體之間暢通的交流渠道。
四、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合作力量——國際組織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國際交往日益增強，這也對現有各國獨立的政府危機管理職能提出了嚴峻挑戰，因此，加強全球合作、利用國際力量應對各種全球危機也就顯得極為迫切。當前各國政府面對的很多危機，起因和后果往往都具有國際型，因此加強國際合作一方面各國間可以獲得更多諒解，有效消除危機，恢復社會秩序，重建文明世界；另一方面通過各國協同努力，可以提高危機救災效率、降低救災成本。
五、公共危機管理中的社會公眾
危機事件不僅是對政府能力的挑戰，更是對社會整體能力的綜合考驗。一般情況下，社會公眾都是危機事件的直接威脅對象。因此，公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是公共危機管理最為重要的內容，而社會公眾自身危機意識，危機預防能力和應對能力就決定了危機管理的質量如何。在危機管理過程中如何發揮公眾的作用，挖掘公眾的參與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公眾是社會危機預警的發出者。另外，公眾也是很多危機處理的直接參與者。不僅如此公眾還是最可靠的危機反饋者，他們能夠幫助政府及時掌握危機動態、參與救援、反饋信息、總結經驗。
六、以社區為平臺促進公眾參與
那么如何提高社會公眾參與危機管理的組織化程度，就成為了公眾參與能力發揮有效性的決定因素。當代社會，個人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特別是像危機處理這樣對協調水平要求非常高的管理活動。這就需要民眾個人通過各種組織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合力，使這個整體的力量大于每個人力量之和。對于公眾來說，參與危機管理的程度關鍵在于組織化的程度。隨著當前社會網絡的不斷交織，人們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而這種聯系更多地體現在一定的組織形式上。公眾可以通過參加專業組織和民間社團、工青婦等群眾性組織、志愿者組織、支持民間基金會、當然還有作為各種社會體系末梢和終端的城鎮社區和村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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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會計現狀
管理會計在20世紀初伴隨泰勒的科學管理的產生而產生，該術語首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952年倫敦舉行的ifac年會上，正式引入我國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科學的管理會計控制系統對實現企業現代化管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并深刻影響企業能否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并獲得經濟效益。
作為會計學的一個分支，管理會計是會計學和管理學直接結合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其主要職能是為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和經濟效益建立各種內部會計控制制度，對內部管理所需的數據資料進行編制和提供。雖然，我國目本文由收集整理前管理會計的理論和方法在企業管理實踐中已經取得一些成就并得到大面積推廣和有效應用，但從總體上來說，管理會計的應用層次和應用效果并不盡如人意，與西方發達國家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需要迎頭趕上。
二、管理會計危機
理論體系不健全。我國管理會計的理論和方法基本上是從西方國家引進而來，目前尚未形成一套結合我國實際國情的完整系統的管理會計理論體系。我國管理會計學科體系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缺乏實際現實聯系性，缺乏統一的準則規范，缺乏明確的原則目標，長期以來，我國管理會計研究只重方法而不重理論結構，研究領域比較狹隘，管理會計信息滯后。此外，管理會計理論研究隊伍相對薄弱，高層次理論研究人員的缺乏導致管理會計應用長期缺乏理論指導，嚴重制約了管理會計自身作用的發揮。
長期與實際脫節。管理會計是要落實到實際企業管理工作中的，管理會計應用要與當下的社會經濟環境密切相關，管理會計的內容方法應當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當前我國管理會計研究大都基于西方國家經濟背景下的管理會計理論，主要集中介紹引進國外的研究成果，這并不符合我國的經濟環境，況且大量的管理會計研究成果在實務界中缺乏應用和推廣，導致我國管理會計應用仍處于零星分散的狀態，某些具體方法技術僅存在于純理論的探討，缺乏實際應用價值，缺乏必要關聯支持，缺乏有機結合聯系，可操作性不強。
缺乏要求與動力。當代知識經濟時代，行業類型的多樣化、經營狀況的不定性、風險危機的高發性等都要求企業在進行管理過程中加強控制，結合實際做好企業管理。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國企尚處主導地位，國企某些領導并非憑借自身能力而是出于某種關系上位，就極有可能為保護自身利益而堅持傳統，不愿革新迎接現代知識經濟的挑戰。長此以往，會導致公司治理機制和會計準則落后，削弱外部機制和個人對公司的制約，減少使用透明有效的管理控制動力。另外，理論創新跟不上經濟環境的各種變化也是制約發展的瓶頸之一。
從業者素質不高。實現管理會計應用主要由會計人員完成，他們要將管理會計具體運用到日常的企業管理中去，因此，會計人員的整體素質低是制約管理會計推廣應用的關鍵。會計人員的素質主要包括價值觀、職業水準、知識層次和知識結構四個方面。我國現階段會計人員的總體素質較低，知識層次較低，知識結構不全，應用水平不高。據相關數據顯示，即便在一些素質相對較高的大中型國企及縣級以上集體企業600多萬會計從業者中，具備大專文化水平以上的占20%左右，取得會計從業資格證的僅占14.5%。多數會計人員職業素養滿足不了實際工作需要，處理日常財務僅限事后記賬且分析力低。
管理意識待增強。受傳統做法和習慣定勢影響，我國企業經營決策者管理意識較為薄弱，管理水平普遍不高，對管理會計重視度不夠，認為會計就是算賬報賬，管理會計屬于副業，因此，企業經營決策當局對管理會計投入的精力不足或置之不理的態度導致管理會計在企業中的推廣應用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支持。另一方面，有些企業經營決策者在制定經營目標、進行成本控制時“長官意識”較重，只關注企業內部環境和成本節約控制等問題，而忽視企業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長遠影響。如此目光短淺只看眼前利益的行為無疑影響實現管理會計應用。
三、管理會計出路
針對以上限制我國企業管理會計發展和推廣應用的一系列問題，我們應認真對待并采取行之有效的解決對策打開一條管理會計之路，努力加快我國管理會計的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的發展步伐，積極推動建立健全管理會計理論體系，促使我國企業能將管理會計應用自如，充分發揮管理會計在企業中的主體性。因此，可從以下四個方面加強提高：
首先，加強基本理論研究。結合我國企業具體實情，積極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現代管理理論體系，確定我國管理會計的定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新評價現有理論體系，強調行為研究實際應用，拓展管理會計研究領域，加強針對性的系統研究。兼顧企業內部管理信息和企業外部市場信息，攜手管理會計理論和實務界工作者，形成一個由理論研究者、實務應用者、企業決策者、教育研究者共同推進管理會計理論研究的熱潮。
其次，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在定位我國管理會計的過程中應充分考慮我國企業的實際情況，強調行為科學的研究應用應符合中國式管理思維邏輯。理論界可通過課題研究的形式邀請實務界人員廣泛參與，并將研究成果通過參與人員向實務界傳遞推廣。理論界在進行理論研究時要對我國企業開展管理會計的典型案例研究，及時總結我國企業開展管理會計的成功經驗，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成果，將我國企業應用管理會計的經驗加以系統總結上升為理論，并從中找出其發展的客觀規律，配合企業經營機制的轉變需要，保證企業生產經營的高效運行，促使企業自身適應能力的提高。
再者，營造良好應用環境。合理調整管理會計內容，發展戰略管理會計。戰略管理會計綜合信息系統是向外型的，主要關注企業外部環境變化，兼顧短期效益和長期效益，實現企業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的有機結合。不斷深化企業經營管理體制改革，明晰企業產權，優化市場環境，完善市場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每個企業都能產生實現管理會計應用的內在動力。與此同時，要不斷完善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為企業營造一個公平良好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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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保基金投資資本市場的風險鑒別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給我國社保基金帶來了巨大的投資損失，在全球金融動蕩背景下加強對我國社保基金的風險管理顯得尤為重要，對社保基金進行風險鑒別就是這一過程的首要環節。我國社保基金主要面臨的風險包括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
（一）系統性風險的度量。
系統性風險是指由于某種原因對市場上各種股票都會造成損失的可能性，又稱為不可分散風險，它無法通過社保基金的運營管理和多元化組合投資予以消除。全球金融動蕩給股票市場帶來了系統性風險，直接影響到股票市場的整體走勢，此時股票市場整體大幅下挫，社保基金投資的頭寸必然會發生損失。系統性風險主要利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和β系數來度量。CAPM把資產的預期回報定義為無風險利率、平均市場回報以及資產同市場的相關性等三個要素的函數，資產預期回報與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可以表示為：E(Rp)=Rf+β[(Rm)-Rf]（1）其中，β=Cov（Rf，Rm）/Var（Rm），E（Rp）表示投資組合的期望收益率，Rf為無風險報酬率，Rm表示市場組合的收益率，β為某一組合的系統風險系數。（1）式所要表達的含義是：在一個有效市場里，投資者所持有的投資組合如果是有效分散的，那么除了無法消除市場整體的系統性風險之外，該投資組合應該對沖了所有其他風險。此時，投資者只需要關注系統性的風險。在CAPM中，β系數是衡量某一資產（主要是證券）系統性風險的重要指標，它等于證券回報率與市場回報率的協方差和市場回報率的方差之比，即：β=Cov（X，Y）/D(X)（2）其中，X是市場平均收益，Y是證券投資收益。因為系統性風險無法通過投資組合消除，所以投資組合的β系數可以直接用加權平均法計算，即組合中所有個體資產β系數的加權平均：β=ΣβiWi）3（其中，β表示投資組合的β系數，βi表示組合中第i種證券的β系數，Wi表示該證券在組合中的權重，它的權數就是其在投資組合中的市場價值除以整個投資組合的總市場價值。因此，β系數既可以作為單一證券，也可以作為投資組合風險的有效估計，此時它代表投資組合收益率相對于整個市場收益率的變異程度。
（二）非系統性風險的度量。
非系統性風險主要包括流動性風險、資產貶值風險和償付能力風險。全球金融動蕩可能導致社保基金拋售的證券無人購買，從而產生流動性風險；導致利率變動，從而產生資產貶值風險；可能導致社保基金的當期收入和歷年留存收入之和不足以支付當期支出，從而產生償付能力風險。社保基金投資股票的流動性風險在經濟環境健康時幾乎不會出現，除非發生了突發性的、針對股票標的公司的特殊事件使得其股票大幅下挫至跌停板。這種情況屬于小概率事件，所以此時社保基金不存在無法變現的流動性風險。而金融動蕩甚至發生金融危機時，股票價格大幅下跌、無人購買的情況卻時常發生，此時社保基金投資股票的流動性風險壓力驟增。
社保基金投資債券的貶值風險與金融市場環境的相關性較小，在經濟環境健康時，國家基于宏觀調控的需要同樣可能采取加息等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但從經濟周期的角度考慮，金融危機發生時往往會伴隨著通脹和加息情況的發生，因此社保基金投資債券的貶值風險在金融動蕩發生時可能會有所增加。金融動蕩背景下社保基金投資的償付能力風險會大幅增長。社保基金的償付能力是直接和它本身的規模以及投資回報率掛鉤的，在金融動蕩時，隨著投資收益的大幅縮水甚至虧損的產生，社保基金的償付能力將會下降，虧損程度越大、其償付風險越嚴重。綜上所述，在全球金融動蕩背景下，我國社保基金投資的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均顯著增加，特別是系統性風險，如不引起足夠的重視并制定科學、安全的投資策略，將會給社保基金的安全運營帶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二、我國社保基金投資選擇和風險管理的對策建議
（一）完善我國社保基金運營和管理的對策建議。
1、針對社保基金結余持續增加的問題，應從社保基金的籌集與支出兩方面加以改進。一方面，不能因為暫時的結余增加就減弱籌集力度，應當看到，目前結余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繳納社保費用的人群目前還沒有支出需求。我國將在2030年左右迎來人口老齡化的高峰，那時也將會是社保基金支出的一個高峰，現階段結余的增加不能真實反映未來的情況。因此，做好社保基金的籌集和保值增值工作是社保基金的一個核心任務。另一方面，對于社保基金的支出，可以擴展其層次和規模，例如推廣至農村居民以及下崗失業人群等原先可能不在社保基金范疇的人群，這些弱勢群體往往最需要社會保障。社保基金惠及更多的人群也平衡了結余，使其更加合理有效地運行。
2、對于企業拖欠繳費現象，必須從立法和監管上進一步加強控制力度。如果放任企業拖欠繳費現象蔓延，將會對社保基金的健康、穩定和持續發展產生致命的打擊。相關行政部門應先通過明確的立法，規定企業為員工上繳相應的社會保險金并強制其執行，同時加大監管的力度和廣度，對逃避責任的企業要堅決懲處。只有強化監督和管理力度，才能從跟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3、對于支付環節出現的問題，要采取教育、監管和法律懲罰相結合的綜合管理方式。對于社保基金的合法使用，絕大多數人并沒有概念，這就無形中增加了違規使用的可能，所以加強普及社保基金相關知識是社保基金管理的首要任務。社保基金的自身監管更要加強。一般來說，發生重大違規違法事件的主體都是社保基金管理部門中有著相應權利的集體或個人，只有加強社保基金管理機構自身的自我監督才能更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此外，發現違法和違規事件后，一定要嚴厲懲處絕不姑息，增加其違規成本。
（二）全球金融動蕩背景下我國社保基金的風險控制對策。
1、研判大勢，從整體上回避系統性風險。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雖然有突發性，但它逐漸深化的過程卻是漸變的，這就給了我們判斷和估計金融危機及其帶來的系統性風險的機會。當對整體形勢有了清晰準確的判斷之后，社保基金應當采取更加科學靈活的資產管理和倉位控制策略，做到有效主動地規避系統性風險。《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暫行辦法》規定了社保基金的強制性投資比例，這個比例在經濟環境健康時是沒有問題的，但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對風險控制的力度就稍顯偏弱，因為其規定的風險類資產投資比例上限明顯偏高。這點我們可以從2007-2008年的社保基金股市投資收益數據中得到印證。2007、2008年，我國社保基金的股票投資的比例相近，都接近社保基金40％的股票持倉上限，2007年獲得收益1453.5億元，而2008年虧損393.72億元①。對比這組數據可以清晰地看到，金融危機發生期間一定不能配置過高的風險資產，其帶來的虧損風險是十分巨大的。因此，筆者建議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制定專門應對金融風險的強制性規定，當金融危機發生時，嚴格限制社保基金證券投資基金、股票投資的上限。例如限制比例上限不超過10％，這一標準應當明顯區別于正常經濟環境下的40％。只有制定更加靈活的、有針對性的強制性規定，才能從制度上加強社保基金投資的風險控制。除了制度上的總體控制外，社保基金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實際管理運營方面應審時度勢，采取安全靈活的操作方式。由于在系統性風險下風險性資產發生虧損的概率遠大于取得收益的概率，因此在金融危機發生的初期應當及時對風險資產進行減持甚至清倉，才能有效地規避金融危機帶來的巨額風險，而不能一味的強調長線投資的理念，明確風險來襲時及時止盈和止損是非常重要的。這點我國社保基金在2007年做得不錯，從二季度開始逐季減倉，重倉持有的股票由年初的200多只減少到了年底的75只②，鎖定了大部分利潤。金融危機的中期往往是危機朝縱深發展的階段，也是危機最有殺傷力、風險釋放最猛烈的階段。
這一時期股票市場往往處在個股普跌的加速下跌階段，社保基金決不應貿然對其進行投資。2007年底到2008年上半年就是這次金融危機的中期階段，然而我國社保基金卻在這一時期開始建倉并持續加倉。事實證明這一行為選擇的時機不符合社保基金的安全性原則。更理性的做法應當是等到了金融危機的后期，風險經過較長時間的釋放，風險資產經過大幅下跌產生了一定的安全邊際時，再分批逐步建倉。此時社保基金可以考慮選擇科學的投資組合和合理的倉位控制進行投資，雖然有可能產生短暫的浮虧，但危機過后一般會帶來可觀的收益。但是，金融危機的末期和經濟復蘇的初期往往是相互交叉重疊的，這就給判斷帶來了難度，因此社保基金需要通過專業人士的認真研判來發現經濟周期的拐點，從宏觀上規避金融危機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做到投資的有的放矢。
2、分散投資，降低非系統性風險。馬克維茨提出的均值-方差投資組合理論，可以保證有效地分散部分非系統性的外部風險。分散性投資是保證社保基金投資安全性和合理收益性的最有效的工具。在社保基金的投資管理組合方面，除了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采取強制性規定而進行的基金資金投向之外，社保基金的管理者會從市場和自身情況出發，合理選取投資組合，獲取最大的投資收益。社保基金除了出于流動性要求配置一定的銀行存款和國債外，還應積極配置其它多種資產。除了投資于我國股票市場外，還可以參與開發資本市場具有潛力的金融衍生品投資，如信托產品、優質理財產品、股指期貨等。社保基金還應加強海外投資，這也是社保基金多元化投資的需要。從2009年8月份開始，我國A股市場經歷了一波調整，市場上絕大多數股票表現低迷，尤其是大盤權重股表現更是弱于大盤，這一調整持續到了2010年初。然而，同期美股市場的走勢卻截然不同，納斯達克指數從9400點穩步攀升并越過了10000點大關。這充分說明可以將海外投資與國內投資整體進行配置，分散投資風險。3、運用以CAPM、VaR為代表的現代風險管理技術。運用CAPM、VaR等技術對風險進行全程的跟蹤度量，定量研判風險程度，使風險管理過程更加科學、可靠。現代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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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整體――突出對整體風險的監管和預警。針對現有監管架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明顯漏洞，20國集團的改革建議呼吁盡快建立著眼于整個金融體系的宏觀審慎監管體制，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為此，歐洲監管局計劃設立系統性風險監管委員會，美國的多德-弗蘭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也載明要設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該委員會計劃由財政部長擔任主席，成員來自聯邦監管機構及其他機構。委員會不只負責識別和預警系統性風險，更是一個超級行動決策機構：委員會將就對大型、復雜金融機構實施更嚴格監管向聯儲提出具體建議，機構擴張將變得更加困難；出于整體金融穩定的考慮，必要情況下可以要求將非銀行金融機構交由聯儲監管；批準聯儲關于金融機構拆分的決定。
第二，全部――覆蓋所有市場、機構和工具。影子銀行系統將被置于監管之下，包括各類對沖基金、結構化投資工具和管道投資基金、場外衍生品市場以及證券化市場等。對于具有系統性重要性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以及由金融機構進行的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支付、清算、結算活動，也將在統一監管框架下促進統一的風險管理標準。
第三，審慎――審慎監管。不只是商業銀行，包括影子銀行在內的所有金融機構都將面臨嚴格的監管資本要求。除重點加強對交易帳簿和表外工具的監管資本要求外，監管當局還將就金融機構總的財務桿杠比例提出要求。在涉及監管資本的質與量以及如何避免資本監管的順周期性等一系列關鍵細節問題上，監管當局將出臺更為嚴格的細則，并輔之以在會計制度上的相應變革。此外，為促使金融機構的證券化業務更加審慎，已經有建議主張，那些對信貸資產實施初始證券化的銀行必須繼續將一部分風險留置在表內，而不是一賣了之。
第四，長期――鼓勵長期行為，抑制短期風險激勵。金融機構的薪酬設計和獎金發放應該立足于鼓勵長期行為，抑制短期行為，尤其是那些旨在獲取短期利益的對風險收益的掠奪性開發。為此，金融機構應建立跨越經濟周期的儲備金制度，薪酬發放應參照扣減準備金后的盈利狀況進行，對高管和交易人員的獎金發放應以風險調整后的績效為基礎。此外，根據多德-弗蘭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美國將在管理層薪酬和黃金降落傘等問題上賦予股東發言權，使其有權利行使不 具約束力的投票權，幫助約束錯誤的激勵機制，同時進一步強化董事會薪酬委員會相對于管理層的獨立性。
第五，制衡――加強對投資者和其他金融服務消費者的保護。針對此次危機中有毒資產的泛濫狀況，尤其是美國次級按揭貸款的失控，新的監管架構將加強對金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降低金融產品的復雜度，促使信息更加透明。為此美國政府計劃美聯儲框架下成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對金融產品進行監管，以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此舉意味著世界主要監管當局長期以來奉行的不直接監管金融產品的立場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第六，集中――中央交易對手。該原則主要涉及對場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監管。采用單一中央集中交易對手不僅有利于交易商之間的頭寸軋差，減少不必要的總敞口暴露，也有助于降低交易對手違約風險。
圍繞上述六原則，微觀領域的審慎監管，包括資本監管、流動監管等將會率先推進。可以預計，接下來監管機構將重點推動以下八個領域的監管改革。
（一）提高銀行資本的數量和質量
鑒于充足的資本在抵御風險以及將風險成本內部化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新的資本監管體制將側重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重新定義資本充足要求，強化資本基礎。在資本的定義方面，新的方法將著重考慮抵御系統性風險的要求，而不只是抵御單個金融機構的倒閉風險；更加強調核心一級資本的地位和作用，而非次級債務或其他混合型資本工具。
鑒于此，新的資本監管方法將更加強調資本質量，并在現有基礎上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現行資本協議對資本充足率絕對最低水平的要求是，核心一級資本占風險加權資產的比例不低于2%，一級資本不低于4%，總資本（包括次級債券）比例不低于8%。新的資本監管預計會顯著提升這一水平。例如，英國金融監管局（FSA）已經啟用了一套指引，要求最低核心一級資本的比例不低于4%。未來可能的監管要求是，在整個經濟周期中核心一級資本最低比例不低于4%，一級資本比例不低于8%。
（二）對交易帳簿的資本要求顯著上升
現行資本監管的最大失敗在于忽視了對交易賬簿的資本監管要求，該缺陷是導致此次危機爆發并迅速蔓延的主要因素。目前對交易賬簿風險的計量方法形成于1996年，作為對1988年巴塞爾協議的增補文件，一直延續至新巴塞爾協議實施，未曾改變。該方法的關鍵漏洞在于：由于假設資產具有完全的流動性，可以在需要時通過市場迅速出售，因而只考慮了資產的市場風險，沒有考慮交易對手風險以及其他相關風險；采用風險值（VAR）指標計算市場風險，由于假設風險正態分布，沒有考慮到極端的尾部事件，由此低估了實際的市場風險暴露；三是風險計量具有強烈的順周期性，當資產價格下滑時，風險測量結果會放大風險效應，導致加速的資產價格下滑。與此同時，由于近十年來證券化的快速發展，商業銀行持有的交易類資產迅速增長，加上監管套利因素，越來越多的信貸資產包括結構性信貸合約等從銀行賬簿轉移到交易賬簿。同政府債券以及貨幣互換等資產或合約相比，這些新的資產和合約流通性極差，價格波動劇烈，此時采用風險值指標計量風險必然有高度的誤導性。
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對交易賬簿的資本計提方法進行徹底改變。為此，巴塞爾委員會已經大幅度修訂了原先的方法，計劃2010年底付諸實施。新的方法將突出以下主要變化（1）要求 計算有壓力的VAR指標；（2）增加覆蓋違約和信貸風險的額外資本要求；（3）增加對證券化，特別是再證券化的資本要求。初步估計，由于這些變化，一些銀行的交易賬簿的資本要求將增加三倍以上。
（三）建立反周期的資本緩沖機制
盡管對順周期問題的擔心可以通過實施跨周期信用評級加以安慰，但監管改革的目標不限于此。為降低系統性的銀行倒閉的概率，減少公共救助成本，同時為了平抑經濟周期，監管改革建議主動出擊，推行動態資本儲備制度，實行公開的反周期性監管。在這樣的制度框架下，在好的年份，當貸款損失低于長期平均水平時，監管要求的以及實際到位的資本將增加，從而為衰退年份的損失增加創造資本緩沖，吸收風險損失。
在確定動態資本儲備規模方面，可以采取兩種方法：一是授予監管當局自由裁量權，由監管當局參照對宏觀經濟周期的分析并結合宏觀審慎要求，制定適當的資本比率要求。這主要將取決于監管判斷的質量和獨立性。 二是建立某種以規則為基礎的方法，通過公式確定。無論是監管的自由裁量還是通過預設的公式來確定，最低資本要求都將與經濟周期反向運動：在經濟增長強勁時增加資本要求，儲備資本，在經濟衰退時也將允許出現資本比例降低。
（四）抵消公布會計信息的周期性，建立跨周期超額準備制度
無論實施動態資本儲備制度，還是建立以風險考核為基礎的薪酬制度，客觀上都要求以相應的會計核算體系作為支撐。這是一種不同于傳統會計制度的新的會計實踐。傳統的會計制度以服務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溝通為首要目標，對利潤和損失的反映一切以事實為基礎，對允許管理層隨時間推移自行管理收益，或在損益表和資產負債表上嵌入從外部看來是不透明的判斷持謹慎態度。而新的會計制度則強調前向預期，根據對未來的判斷建立跨周期利潤儲備和超額資本儲備，以更好地服務于央行、監管機構以及系統性風險威脅下的公眾利益的特定需要。換言之，新的會計不僅僅要核算出一個具體的利潤數字，還要把對未來的展望包括進來，以便各利益相關方完整、準確地理解利潤數字的經濟含義。
按照英國金融監管局的設想，傳統基于公允價值的會計體系將得到進一步擴展，以滿足建立動態資本儲備的需要。在具體操作上，經濟周期儲備可以只顯示在資產負債表上，也可以體現在損益表上。扣減經濟周期儲備后的盈利結果可以進一步應用在薪酬激勵制度上，從而確保這些制度反映出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信貸損失和資產減計的合理估計，而不是計算接下來可能被證明是虛幻的時點利潤。
（五）遏制流動性風險
所有金融危機最終都體現為流動性危機。盡管管理流動性風險與管理金融機構的資本/償付能力風險管理同樣重要，但直到危機發生前，對流動性風險的管理和監管并沒有得到足夠重視。這也是導致英國北巖銀行和哈利法克斯蘇格蘭銀行深陷困境的直接原因。但與以往歷次金融危機相比，這一次危機伴隨的流動性特征也有自身的特點，最突出的表現是金融機構的融資來源對貨幣市場批發融資過度依賴，核心存款比率下降。
針對這一特點，危機后世界主要的監管當局普遍把對流動性風險的管理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核心融資指標（比如貸存比指標）為例，多年來，除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如香港和新加坡）持續對這些方面實行監管限制外，大多數發達國家已不再對該類指標給以多少關注。
金融危機后巴塞爾委員會補充了流動性風險監管的內容，計劃監管流動性覆蓋率（LCR）和凈穩定資金比率（NSFR）指標。一些發達國家如英國等也改變了原來的看法，轉而強調實施核心融資比例指標監管。其中英國金融監管局已公布了新的流動性管理建議，強化了針對流動性風 險的計量和管理辦法。對于大型復雜的金融機構，監管要求這些機構必須提供詳細的到期日缺口報表（包括靜態報表和動態報表），提供單一流動性充足狀況的詳細評估，量化參與不同類別交易活動所產生的流動性風險并反映在內部成本系統中。作為補充，監管當局強烈要求這些機構關注和重視壓力測試，既考慮整個市場范圍內的壓力事件，也考慮特定公司的壓力事件，將系統性風險作為流動性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加以處理。
（六）審慎監管
無論是資本充足率要求還是流動性比例要求，本質上都在于增強金融機構的審慎性。但真正要增強金融機構對審慎性的重視，關鍵還是從激勵機制入手加強監管，尤其是真正有效解決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問題。在這方面，從多德-弗蘭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披露的內容看，相關改革最有可能在美國率先取得突破。
為終結太大而不能倒問題，美國方案的要點是：
第一，明確納稅人不再會被迫出資救助倒閉的金融機構，成本將由受救助機構的股東和債權人承擔，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為清盤一家公司的可借入資金數額，僅限于它預計從該公司被清算資產中得到的償還額。
第二，為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創建一個有序的清算機制，終結那些失敗的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公司。股東和無擔保債權人承擔損失，管理層和有罪董事將被開除。
第三，實施生前遺囑（葬禮計劃），要求大型、復雜的金融公司定期提交計劃，說明在公司倒閉時如何迅速、有序地關閉公司。如果他們未能提交可接受的計劃，公司將面臨更高的資本要求，以及在成長和業務方面更多的限制，甚至于被強 制性削減投資規模。計劃將幫助監管機構了解被監管對象的結構，并作為公司失敗時關閉公司的路線圖，同時激勵金融機構促進結構和運營更加合理。
第四，對于大型、復雜、增長迅速的金融機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將監測其道制的系統性風險，并向聯儲建議采用更加嚴格的監管規則，包括資本、杠桿、流動性、風險管理要求以及其他隨著公司規模和復雜性增加而提出的要求等。嚴厲的監管要求，使得追求規模擴張不再容易，也不再劃算。
第五，重新定義美聯儲在救助方面的權力，允許其提供基于全系統范圍的支持，但不再扶植個別公司。
第六，落實所謂的沃爾克規則（Volker’s Rule），禁止或限制銀行、銀行附屬公司和控股公司從事自營交易，投資于或贊助（Sponsorship of）對沖基金、私人股權基金，并限制其與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之間的關系。由美聯儲監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將面臨有關自營交易、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投資方面的限制。
（七）加強對資產證券化的監管
證券化位于金融風暴的核心，對證券化的監管自然成為監管改革的重中之重。相關改革主要涉及三個方面：
一是改進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標準。比如在交易層面上，美國證券化論壇（American Securitization Forum）正在制定標準，增加對交易信息的披露，尤其是資產池貸款構成和收息情況的詳細信息。同時修訂會計標準，增加有關表外實體的信息披露，對轉出資產負債表活動施加更加嚴格的要求。在產品方面，推動產品設計更加簡單，更加標準化。
二是實施風險留置要求，理順證券發行人的風險激勵。為了給發行人更大的激勵做好盡職調查，歐洲和美國的監管當局正在修訂證券化監管規例，以激勵發行人在他們發行的證券化產品中保留一部分利益，比如百分之五的發行面值。在證券化方面，監管鼓勵發行擔保債券（Covered Bonds），其中證券發行人持有對抵押資產表現的全部敞口。從德國和西班牙在擔保債券上的發行經驗看（例如，德國的Pfandbriefe和西班牙的cédulas），強有力的審慎標準有助于限制放款人的過度冒險，限制放松貸款和監管標準。
三是對證券化和再證券化敞口實行更加審慎的監管資本要求。其中，不論是采用標準法還是采用內部評級法，針對再次證券化風險暴露的風險權重都顯著提高了。針對與證券化有關的流動性便利，采用更高的信用轉換系數。比如對流動性便利不再區分短期和長期，統一采用50%轉換系數。對采用外部評級的流動性便利采用100%的信用轉換系數。這一方面是為了促使證券化更加審慎，同時也有助于消除表內外的監管資本套利機會。
（八）加強對評級機構的監管
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外部信用評級環節暴露的問題最多：（1）評級的透明度不夠。（2）利益沖突。（3）外部評級的半監管屬性。（4）風險管理外包。（5）順周期性。（6）評級機構從發行人等處獲得的評級所需信息質量難以保證。
危機與危機管理范文6
關鍵詞：危機 公共危機 社會參與
對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大多從政府的主導，以及信息化渠道和媒體關系方面入手，關注政府主導下建立危機應急體系。而本文從危機應對的社會參與力量入手，介紹西方發達國家危機管理中的社會力量參與方面的制度，給我國地方政府危機管理的民眾參與提供可借鑒的經驗。
一、現代公共危機
危機有各種類型。本文涉及的主要是公共危機。什么是公共危機呢?簡單地說就是一個事件突然發生對大眾正常的生活、工作以至生命財產構成威脅的狀態，就是公共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夏天我國的洪水、2001年美國發生的“9?ll”事件，2003年春天我國發生SARS事件等，都造成了公共危機。公共危機既可能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例如，地震、洪水等，也可能是經濟原因造成的，例如經濟危機，也可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例如，2001年底阿根廷接連換了4個總統，政局動蕩，也可能是社會原因造成的，例如，民族沖突、宗族械斗等。公共危機盡管起因千差萬別，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它們涉及的對象不是單個的個人，而是社會大眾，至少是一個特定單位或地域中的一群人。
二、危機管理中的公眾參與方面
（一）發達國家塑造的應急文化
發達國家的大城市一直把塑造發達的應急文化，提高市民和各種社會組織的應急意識和應急能力，作為城市危機管理系統建設的基礎工程。紐約市緊急事務辦公室專門在其網站上公布了該市平時可能遭遇到的包括颶風、雷暴和恐怖襲擊在內的災害，說明應采取的應對措施，告知從住宅、地鐵、高樓等地撤離時應注意的事項。美國紐約、華盛頓、洛杉磯等大城市政府通過政府各部門、社區志愿者、學區、紅十字會、計算機網絡等大量的渠道和機制，以及編制《市民安全應急指南》、《工商企業安全應急指南》等，為市民和工商企業等提供危機應對知識，提供眾多的求生技巧和安全培訓內容，其內容包括市民城市社會生活中所可能遭遇的所有各種可能的危險及其應對技巧，塑造了發達的城市應急文化。政府還努力和市民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共同應對大小的各種危機。所有這些就使良好的安全意識和危機應對能力成為城市每一個成員的基本素質，使每一個市民充分認識到．危機預防和危機應對是城市每一個成員的基本責任和義務。
（二）基層社區方面
1.社區睦鄰組織運動。這是教會及一些慈善組織、基金會發起的社區互助運動，發起人是英國東倫敦教區的牧師巴涅特，但是該教區是倫敦最貧困的教區之一，臟、亂、差，居民生活十分困苦。他和夫人為了改善教區面貌和居民生活，搬到教區內生活，并動員在牛津和劍橋大學讀書的貴族子弟到他的教區為貧民服務。他還在該社區建立了社區睦鄰服務中心。該運動的方法是讓社會工作者廣泛、深入地參與社區生活，盡量調動并利用社區內各種社會資源，組織居民改善自己的環境，培養居民的自助與互助精神。該運動及方法所倡導的服務精神和所取得的成就，給當時面臨眾多棘手城市社會問題的世界各國提供了一條出路，因此短期內迅速在歐洲大部分國家推廣開來，并很快傳到亞洲和美國。
2.社區危機反應團隊。這是美國一種輔的社區救援組織，是關于災難準備、社區互助、救災安全，是一種對災難環境的積極而現實的解決方式。它將自發的未經訓練的自愿的市民組織起來，收集災難情報以協助專業救援人員配置救災資源，為其所在區域的遇難者提供第一時間的救助。1985年，洛杉磯消防局在一次大地震之后認識到，一場大型災難發生后，由于受難者人數眾多、通訊聯絡中斷和道路阻隔，使救災工作變得十分困難，人們不得不依賴互相幫助以滿足救災的瞬時需要。于是提出了這一概念并付諸實施。1993年開始，社區救災反應團隊訓練計劃在美國全國推廣，9?11事件以后，美國民眾對這社區救災反應團隊日益重視，機構日趨完善。
3.街區守護者。街區守護者項目訓練社區居民，使他們掌握基本的技巧，充當警察局的耳目。志愿參加街區守護者隊伍的社區居民，被給予一些旨在提高其觀察能力的培訓。這些志愿者在經過培訓之后，就會得到一個保密的街區守護者編號，當發現犯罪行為或者其他的危機情形的時候，這些志愿者有責任向警察局及時進行報告。大多數街區守護者都是老年人或者殘疾人，服務于自己所居住的社區街區守護者的身份嚴格保密。犯罪控制中心的指揮人員負責管理街區守護者的檔案，只有他們知道街區守護者的身份。所有程序的設計都充分地考慮到如何保護街區守護者的身份以及他們的安全。
（三）志愿者組織的危機應急功能
志愿者服務是公民參與社會生活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是公民社會和公民社會組織的精髓。志愿者組織傳統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功能是慈善活動和社會福利事業。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在越來越多社會領域里，志愿者組織成為廣泛的社會服務的重要提供者。從危機管理的視角來看，一些傳統的志愿者組織，如國際紅十字會，一直活躍在戰爭和災難救助的第一線。在現代西方國家大城市危機應對過程中，大量的志愿者組織參與其中，成為抗擊危機的一支重要輔助力量；參與危機救援工作也成為志愿者組織一項越來越重要的新功能。例如美國大量存在的公共健康志愿者組織在推動政府采取措施防治傳染病、開展健康教育：宣傳、動員健康、進行社會調查，以及在洛杉磯大地震、9?11恐怖襲擊、SARS事件這樣的危機事件的受難者救助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四）政府和社會組織在危機管理中的伙伴合作關系
各類社會組織尤其是工商企業組織在城市危機管理中的廣泛參與，建立政府與社會組織的伙伴合作關系，是西方國家全社會型危機管理網絡的一個基本特色。以美國紐約為例，政府非常重視建立和社會組織的伙伴協作關系，加強危機管理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通力合作。以共同應對城市可能發生的各種危機事態。紐約市危機管理辦公室則一直重視開展公私合作應對危機。目前正努力通過與工商業界的積極互動。發展出多種具體的公私合作項目。如幫助工商業機構規劃和發展有效的危機應對方案：幫助它們建立良好的危機信息交流機制和危機監控系統；鼓勵它們采取一切措施，如購買保險。以最大限度減少危機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在大規模的危機發生后，允許工商業組織進入危機現場，搶救那些對它們的業務開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的資料和設備：吸納主要的私人工商業組織代表進入危機指揮中心；承諾支持受危機影響的工商業主，通過不懈努力，恢復正常業務運作，實現經濟復蘇等。
三、對我國公共危機管理中社會力量參與的幾點思考及啟示
第一,應結合東西方危機管理思想,樹立危機應急文化。中國古代的危機管理思想同西方現代危機管理理論相比，雖尚未形成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在現代社會管理中仍具指導意義。其特點有三：一是“居安思危”，“有備無患”；二是“人定勝天”，“臨危不亂”；三是“福禍相倚”、“謀定而動”。概括起來，中國古代的危機處理思想暗含兩大要訣：即“解”和“安”。消解、化解、和解；居安思危和長治久安。基于西方理性思維的傳統，西方現代危機管理偏重理性，其最重要的觀念是政府的各種危機都是可以預防的，最重要的做法是弱點分析和績效審查，二者必須雙管齊下，才能趨利避害，保一方平安。可見，我們并不缺少應對危機的思想和文化，但是缺少物化或者是說以制度來加強的文化和思想，在危機發生時也就缺乏應對的具體指導。因此，我國需要做的就是學習發達國家的做法，政府通過制度化的學習指導建立應急文化。
第二，完善社區的危機應急制度，提高公眾的參與能力。參照發達國家的社區危機應急制度，建立我國的社區危機應急體統。發達國家社區的危機應急制度相對完善，政府推動的社區睦鄰組織運動、鄰里守望制度、社區危機反應團隊和街區守護者等，使社區民眾的廣泛參與危急應對，在危機發生之時，應對的能力相對較高，直接和見接地減少了危機所造成的破壞。相對國外來說，我國人口眾多，公共危機發生后，造成的受災人數相對比較多，危害性嚴重，因此從民眾基層建立應急制度意義重大。同時，就文化傳統來說，我國本來就有互助，“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只是沒有制度化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