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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現象范文1

關鍵詞：市場化；民主；公共；定位

如今，大眾傳播事業正以迅猛的速度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另一方面，大眾傳播所滋生出來的種種問題，正在不斷得挑戰著國人的道德底線，成為各方熱議的話題。甚至，國家大眾傳媒的高層也指出：“當前大眾傳播領域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低俗化。”

一、大眾傳播低俗化產生的背景

中國大眾傳播自改革開放呈現出迅猛發展的態勢，但大眾傳播低俗化的現象日趨嚴重，表現在“大眾傳媒在傳播活動中放棄自身社會責任，而對受眾中存在的低級趣味的傾向、情緒和要求等迎合，對受眾低淺層次審美情趣乃至官感刺激的遷就，其傳播的功利性和商業性往往很強。”究其根源我認為主要是以下幾點：

(一)大眾傳播市場化進程的必然現象。

“大眾傳播中低俗化現象的不斷蔓延有其產生、發展和變異的過程，其實質是我國大眾傳播媒介在走向市場化過程中所出現的一種不良傾向。因為大眾傳媒要生存，要必須抓住受眾的注意力，培育消費者的注意力經濟，來換取廣告收入。所以，大眾傳媒“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就得遵循市場經濟的原則，從追求社會效益為主轉為追求經濟效益為主。

(二)民主社會進程的必然結果。

在中國改革以來，大眾對自由、民主的呼聲漸強，大眾傳播被認為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平臺，捍衛民主的工具。阿特休爾也曾說：“事實上，我們能夠有把握地指出，美國老百姓特有的基本假設之一，就是認為民主制度之所以興旺，某種程度上歸結于新聞媒介傳播的信息。”大眾傳播意味著等級傳播的解構，也意味著階級的弱化、自由民主的到來。但是在大眾傳播的發展中、在民主、自由的進程中，由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的轉變中，大眾傳播的低俗化似乎是無可避免的。

(三)大眾傳媒社會責任感的淡化、新聞職業道德的滑坡。

對于大眾傳播低俗化的種種現象，媒體往往會借口說是大眾媒體是為了滿足受眾的獵奇心理，是為大眾服務。實際上，這完全是大眾傳媒的社會責任感在淡化、新聞職業道德滑坡的后果， “媒體人把關人的功能也正在發生著變化，它們從引導變成了迎合，受眾的接受心理被它們天然假設為佛洛依德所說的只有‘本我’的追求，而不受‘自我’的自律和‘超我’的約束的自然人，從‘本我’的角度裸地曝光人類不光彩的一面，成了娛樂節目追求視覺瘋狂和滿足窺視欲的最大砝碼。”

(四)傳播環境的復雜。

在全球化傳播背景下，大眾傳播產品的傳播與影響范圍日益擴大而且不受邊界限制，自由的流動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媒介產品越來越多的“去意識形態化”，近些年來，歐美傳媒業一直呈低俗化趨勢，一些低俗化產品也從各種渠道傳至我國，并對媒體及受眾產生日益深刻的影響。

同時，在全媒體環境下，特別是新媒體的日漸占上風，新媒體的民主和互動性是一次徹底的革命，傳統上由媒體人承擔的“把關人”角色的缺位，受眾人人變為傳者，但受眾并不是都具有正確的判斷力的，或者說受眾本身就對泛娛樂化的產品有強大的需求，所以一旦“把關人”這一把握著信息生命的被高度精神使命化的缺位，大眾傳播在全媒體環境下就擁有了過多的、不恰當的自主性。

(五)“受眾中心”傳播策略占主導地位。

受眾中心的傳播策略是源于傳媒對經濟效應的追逐，目前這種傳播策略已經走向極端，出現了它的負面效應。在大眾傳播語境中，大眾經常是指與特權階層相對立的“烏合之眾”。大眾傳播就像就像麥克唐納曾說的：“大眾文化的花招很簡單――就是盡一切辦法讓大伙高興。”對大眾文化的生產和傳播者來說，娛樂是一個基本目標，而對普通的大眾來說，找樂子則是文化消費行為的基本模式。大眾傳播的低俗化或者大眾傳播的娛樂化，也可以說是傳播者與受眾的一拍即合。

二、大眾傳播低俗化的不良影響

大眾傳播低俗化的情況日趨嚴重，不僅制約了大眾傳播的健康發展，還對整個社會的文化發展以及精神世界構建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是多方面多層次的。

(一)漠視受眾對文化的需求。

大眾傳播的低俗化“它將平均化的文化趣味作為主流的甚至是唯一的文化趣味，迎合的是受眾‘最低層次的心理需求’，排斥包括精英文化等的所有其他非平均化的文化理想和文化需求，以娛樂名義施行一種一元化專制，其結果是我們可能‘娛樂至死’”。而受眾真正的需求是通過大眾傳播接收到有用的訊息，提升文化素養以達到提升自身社會適應力與生活質量的結果。低俗的大眾傳播漠視了受眾最核心的需求，只抓住了最淺層次的娛樂需求。

(二)弱化媒介的社會職責，降低媒介的自信力和社會公信力。

大眾傳媒具有政治與經濟雙重屬性，而大眾媒介的低俗化傳播過于極端地傾向了商業贏利而完全背離了它的教育引導功能。勿庸諱言，在目前市場經濟體制下．媒介要想生存必須考慮并把贏利放到重要位置，但媒介的實存是由特定的社會制度提供保證的，媒介決不能丟掉它的“社會望者”的最基本屬性和功能．媒介的贏利應在保證執行社會職責的前提之下，應該要在最基本的人文關懷與道德關懷之上。一旦媒介丟失了自信力與人們對其普遍信任的社會公信力，媒介也就無法生存了。正如馬克思所言：“人民的信賴是報刊賴以生存的條件，沒有這種條件，報刊就會完全萎靡不振。”

(三)解構了受眾的是非觀念。

大眾傳播低俗化現象愈演愈烈，大眾傳播原有的社會文化引導作用正在淪喪，而“烏合之眾”的受眾正如無頭蒼蠅，是非觀念正在解構。據統計，低知識水平的受眾每天要比高知識水平的受眾更多的接觸大眾傳播，而這部分的受眾往往更容易被大眾傳媒所傳播的內容所引導、影響，當大眾媒介遍布低俗化的信息時，這些受眾的價值觀、是非觀也變得如同大眾媒介所傳播的內容，當受眾習慣了大眾媒介所傳播的社會陰暗面的時候，他們的是非觀念被結構，開始變得模糊不清。

三、大眾傳播低俗化的應對策略

雖然大眾傳播低俗化有它的必然性，但是決不能忽略作為擔負著傳播社會文化重任的大眾傳播對社會的影響力，要正確地對大眾傳播進行引導，使它即為大眾喜聞樂見，又具有豐富的人文內涵，能夠提高大眾的生存質量和品位。

(一)文化產業的大眾傳播與公共服務類的大眾傳播分離。

要解決傳媒產品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不妨將文化產業的大眾傳播與公共服務類的大眾傳播分開，引進西方將公共電視臺與商業電視臺分開的辦法，推進廣電改革，推進公共頻道建設。可以將市場經濟邏輯滲透到大眾傳播的各個角落，并提供一個重要的參照、示范和多元的可能性，但是一定要切實將文化產業的大眾傳

播與公共服務類的大眾傳播分離，以保證公共利益的實現。

(二)大眾傳媒的職業道德，擔負起文化責任。

由于大眾傳媒在大眾傳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傳播形式所決定的“擴大化”效應，擔負起對社會、對文化的責任是大眾傳媒不能推卸的責任。要增強大眾傳媒文化工作者的人文素質和責任意識，防止大眾傳媒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自我墮落。克服急功近利的表現形態，塑造特色文化品格。不能完全以發行量、收視率等為取舍標準。阿特休爾在其《權利的媒介》中也提出：“所有的新聞體系都贊同社會責任理論，宣稱阿門為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務，并表示愿意為人民提供新聞。”

(三)逐步更新大眾的價值觀念，促進大眾主體意識的覺醒。

在全媒體環境下，大眾不僅僅是被動接受信息的受眾，而是可以信息、輕而易舉從受者變為傳者的多重身份的復合型受眾。正如諾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社會的皮膚》一書中提到的社會生活中的“沉默的螺旋”現象，“受眾常被大眾傳播營造的‘意見環境’所影響和制約”，而在超出人們直接感知范圍的問題上，大眾傳播的影響尤其強大。鑒于此，受眾要想用最客觀、最理性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成為傳播環節中真正的主題，那么受眾的的價值觀念、文化素養以及主體意識就顯得愈發舉足輕重。

四、中國大眾傳播的理想定位

中國媒體要確立自己作為中國最廣大民眾代言人和信息與文化交流平臺的核心身份，并在此基礎上充分考慮和整合中國媒體的政治和經濟屬性，以及全球化的角色要求，建構而一個更加和諧、豐滿與合理的身份整體，達到一種“和而不同“的境界，并最終有利于一個和諧穩定社會環境的建構。

(一)“人民“媒體。

要建立媒體作為社會公器、最廣大人民衛士的主導地位。首先，這里的民眾不同于機構或者制度為了自己的利益虛構和想象的“人民”或者“受眾”等抽象的集體概念，而是人民理念的具體化，它所涵蓋的是一些具體的民眾。其次，應該涵蓋最廣大的民眾，它應該包括各種職業、身份、地位的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最后，鑒于強勢對弱勢固有的優勢處境和對社會資源的支配能力的不同，它應該更加偏向于下層等無法或者難以保護自己應有利益的群體，站在一個公平和正義的立場上。這樣，有利于遏制來自于媒體市場經濟屬性無窮的獲利欲望，將一定程度上為大眾傳播的盲目的經濟行為提供最后一條道德防線。

(二)信息傳播和文化溝通的平臺。

不管在何時、何地，大眾傳播都要確認自己作為一個相對自由的信息交流平臺和社會文化傳播機構的中心地位。實現哈羅德?拉斯維爾所總結的三項大眾媒體基本的社會功能：監視周圍環境、聯系社會各部分以適應周圍環境、傳承社會文化。大眾傳播是文化傳播與溝通的橋梁與使者，在市場逐漸成熟完善的過程中，大眾傳播也該正視自己的責任與義務，回歸到傳播先進文化、傳播知識、陶冶情操、喚起人們對生命、對美的熱愛的本位，擔起這一份傳承文化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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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現象范文2

關鍵詞 ：傳播 大眾傳播 音樂傳播

人類的社會音樂實踐，其本質就是音樂的傳播實踐。音樂的傳播既是音樂得以產生和生存的動力，又是推動音樂藝術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當代大眾傳播環境中，音樂的傳播已呈現出諸多新的特點和狀態，并正在深刻地改變著音樂藝術的方方面面。弄清音樂傳播的新特點和新狀態，對于理解和探究當代音樂藝術的現實狀況，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一

所謂傳播，從廣義上說，就是“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移動和變化”；人類的傳播活動則是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實現信息共享的過程，它一般包括傳播者、傳播內容、受傳者、反饋信息四個基本要素。作為音樂文化傳承原動力的音樂傳播，是指“樂音音響符號所負載的音樂藝術意圖、音樂思想等音樂信息為人們所分享或共享的過程，是音樂現象得以存在、音樂作品得以實現其功能的人的一種社會行為”（曾遂今《音樂社會學概論》）。由于音樂藝術的本質特征，音樂傳播與其他信息傳播有著較大的差異性。比如在音樂傳播中，傳播的信息即樂音音響符號，是一種在時間中展開的、具有非語義性特征的聽覺性符號。由此使得音樂傳播的各過程凸顯其特有的品質。但與此同時，作為傳播子系統的音樂傳播，注定會受到社會整體傳播環境的巨大影響，而這種影響力又是持久的、革命性的。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中，人類的傳播活動也經歷了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由原始形態到現代數字多媒體時代的歷史演進過程。而且傳播的發展和進步總是受到傳播媒介的制約，一部傳播史就是一部媒介發展的歷史。從媒介技術的發展來看，人類的傳播可大致劃分為五個時期，即口語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和網絡數字化傳播時期。從傳播類型和功能來劃分，又可分為人內傳播與人際傳播、群體傳播與組織傳播以及大眾傳播等幾種模式。在不同的傳播媒介和傳播模式中，傳播活動具有不同的狀態和特點，并直接影響和改變著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以及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

毫無疑問，隨著電子技術和網絡數字化技術的廣泛運用，當代社會已經進入由廣播、電影、報刊，尤其是電視、互聯網及攝錄音像制品等大眾傳播媒介強力控制的文化時代，即所謂的大眾傳播時代。作為“由一些機構和技術所構成，專業化群體憑借這些機構和技術，通過技術手段向為數眾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廣泛的受眾傳播符號內容”的大眾傳播，正在經常而全面地誘導和制約今天人類的日常生活；各種政治的、經濟的和思想的信息，包括藝術活動的多樣現象，紛紛隨同大眾傳播的巨大輻射力及其快捷、直接、形象具體的方式而漂浮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逐漸形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二

如上所述，我們已進入一個傳播媒介豐富多彩、大眾傳播強力控制的文化時代。與其他傳播類型相比，大眾傳播模式更加成熟，其功能更加突出，使得它已成為當代社會中最重要的傳播形態和信息系統。其一，大眾傳播的傳播者是包括報刊、電臺、電視、網絡、音像公司等在內的專業化媒介組織；其二，大眾傳播是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大量生產、復制和傳播信息的活動；其三，大眾傳播的對象是社會上的一般大眾，即傳播學術語中的“受眾”；其四，大眾傳播的信息既有商品屬性，又具有文化屬性；其五，大眾傳播屬于單向性很強的傳播；其六，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在這樣強勢的大眾傳播環境下，當代音樂藝術傳播又具有哪些新的特點和狀態呢？我們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和探究。

第一，傳播者和受傳者（受眾）。在大眾傳播環境下，盡管仍然存在“口傳心授”“口頭接力”等個體式的、人際式的音樂傳播方式，但傳播的主體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電臺、電視臺、網絡、音像公司、唱片公司等專業化媒介組織完全掌握了傳播的主導權，成為了社會音樂藝術的傳播主體。在當代音樂傳播活動中，創作者與表演者所共同闡釋的音樂作品，或被記錄、還原、復制的音樂音響信息，都不是直接呈現給受眾，而是通過電臺、電視臺、網絡、音像公司等專業化媒介組織進行傳送和傳播。也正因為大眾傳媒的強大復制功能和傳播效應，昔日籠罩在“藝術”之上的神秘光彩開始褪色，藝術成為當代大眾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對象而非少部分人的純粹精神領地。其受傳對象也從精英分子、專業人士走向了一般大眾和普通平民，從而使音樂受眾成為一個多元化、多層次的音樂接受群體，真正開創音樂藝術傳播的“大眾化”時代。

第二，傳播方式和傳播形態。“藝術作為審美體驗的一種結構性活動，總是同人的活動及其技術聯系在一起的。”（杜夫海納《當代藝術科學主潮》）從最早的“留聲機”到今天的各種攝錄設備，從磁帶、唱片到光盤，從廣播電視到MP3及互聯網，當代音樂藝術傳播的技術性質變得日益突出，甚至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技術的成功運用使得音樂傳播能夠有組織、大規模、專業化地進行，但同時也加深了人們對技術的依賴性和技術的控制力。在當代音樂傳播活動中，雖然口語傳播（現場傳播）和樂譜媒介傳播仍然發揮著其獨特的傳承作用，但傳播的主要形態卻是以電子媒介和網絡數字化媒介為主體的大眾傳播，由此給當代音樂文化的傳承、發展帶來深遠影響。比如，一次音樂會或歌會的傳播，既有演奏者（演唱者）與聽眾（觀眾）之間的現場傳播和共同參與，又有電臺、電視臺或網絡進行的同步直播，還有廣播電臺、電視臺采錄編輯的專題節目以及音像公司加工復制的音響音像制品。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音樂傳播也呈現出一種綜合性、市場化、產業化的特點。

大眾傳播現象范文3

憑借分解切割的、機械的技術，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長，現在它正在發生內爆（imploding）。在機械時代，我們的身體在空間范圍內延伸了。今天，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電子技術發展，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擁抱全球，抹去了我們星球上的時間差異和空間差異。我們正在迅速接近人類延伸的最后一個階段——技術上模擬意識的階段。……人的任何一種延伸，無論是皮膚的、手的還是腳的延伸，都影響整個心理的和社會的復合體。

——馬歇爾．麥克盧漢

西方著名的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論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創見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地球村”概念。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以來，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使信息傳播瞬息萬里，借助飛速發展的大眾傳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實現著同步化，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正在被大眾傳播活動消除，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正在變成一個彈丸之地。由于大眾傳播的同步化性質，整個人類社會已經結成了一個密切相互作用的、無法靜居獨處的、緊密聯系的互動的小社區。簡言之，大眾傳播的日益發展已經使地球進入到了一個“村落化”時代。

正是由于大眾傳播制造的這個互動的“地球村”以及大眾傳播帶來的人的全面延伸，人類社會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內爆，而這種內爆又引發了社會結構、知識本質和文化形態的深刻調整——調整來自世界的每一處角落和每一個個體。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傳播在不斷制造著人類社會的當下流行神話，在這些富于爆發力的流行神話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另外一個主題——大眾文化。

究竟大眾傳播是如何誘發了文化體系從結構到形態的種種嬗變呢？而人類又如何來評價和界定這些變化呢？我們的現在和我們的將來之間會存在什么樣的文化路徑呢？我們可以找到并通過最佳的設定路徑以達到我們所希求的目標嗎？

概念認定及論證準備

在展開對大眾傳播與大眾文化的論證之前有必要對其中主要的概念進行一定的認定和說明。

〔大眾〕大眾傳播，英語對譯詞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詞mass可以譯為“大眾”或者“大量”，這是一個特定語境下的語詞，是伴隨著大眾社會理論的形成而出現的。大眾社會理論認為，人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了大眾社會，在這個時代到來以后，作為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大眾傳播發展的結果舊有的傳統社會結構、等級秩序和統一穩定的價值體系被打破，社會成員喪失了選擇和行動的統一的參照系，而成為了獨立的、分散的、均質的、原子式的存在個體，即所謂的“大眾”。這里“大眾”（mass）是一種新的未組織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點有：（1）規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異質性（3）匿名性（4）無組織性（5）流動性（6）同構型。簡單地說，大眾是大面積分散的、不定量多數的、具有不同社會歸屬但有著相同的行為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動員的流動的特殊社群。大眾是一個傳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諸如“公眾”、“群眾”等的政治概念。

〔大眾傳播〕在大眾傳播發展的不同亞階段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ao）有著不同的定義界定，這個概念有著很不穩定的認定過程。針對本文的論證范圍和論證體制，援引如下定義——“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在外延上應該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以及電影、流行音樂、廣告等。

〔大眾文化〕基于以上對“大眾”的界定，我試圖把握“大眾文化”（massculture）這個概念，但是很無奈。因為“文化”這個概念實在令人無從著手，從亞里斯多德、柏拉圖到福柯、馬爾庫塞，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試圖對“文化”進行一個結論性的定義，但是沒有一種說法能夠圓滿地完成概念的認定。所以我只能在一個武斷的人為設定的平臺上加以一定的說明。雷蒙．威廉士曾經指出，“關于文化的（當代）用法，常見的大致上有三個”：（1）用來“描述知識、精神和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2）用于指涉“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識尤其是藝術活動的實踐及其成品”。本文著重討論的領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種關于“文化”的用法而設定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第三種用法中，文化在當代語境中應該擴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娛樂以及大眾媒介。

大眾傳播工廠的神話

傳播，無疑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著不可低估的力量，從傳播史來看。我們會得出一個普遍認可的結論性認識：傳播的發展不斷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對文化復合體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廣義的傳播媒介包括了時間性媒介和空間性媒介。時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信息處理和傳播功能的媒介體系，如書籍、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等；而空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運輸和交通功能的媒介體系，如車輛、舟船、飛行器等。在人類進入電子時代之前，尤其是在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在人類傳播活動中是主導媒介，對人類傳播和人類社會的影響力較時間性媒介更為顯著（我并不否認時間性媒介在整個傳播史上的主體意義和影響力）。在空間性媒介居于主導地位的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工具和技術的每一次革命都帶來了人類社會以及附著在社會肌體上的文化形態的調整和變動。古代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為人類實現海上遠航創造了條件，歐洲新興資產階級正是在指南針的指引下在曾經遙不可及的海外開辟了一個又一個殖民地和貿易市場，使世界成為一體，打破了人類千百年來不同大陸不同人群的相對隔絕狀態。這在某種意義上擴大了人類的活動范圍，提高了人類的活動能力，由此人類社會舊有的結構體系被打破，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構成也相應地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革命，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不斷興起、上升；并且，由于人類活動領域的擴大和延展，人類信息傳播的要求相應提高，在此情況下刺激了人類信息傳播從技術到結構形態的革命，而傳播體系的革命也勢必造成文化領域的震動和重組。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開始海外市場的占領之后，報紙成為了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報紙只是一種影響人群較窄、影響力較小的媒介。報紙的發展不僅促進了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在文化領域也開始不斷醞釀和引發革命，對于這種革命我們可以在文學、藝術、教育等領域找到很充分的證據。

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人類活動能力的增強帶來了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的削減，這在火車、輪船和飛機出現以后表現得異常明顯，人類的同步化顯著增強，于是就要求信息傳播進一步強化。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無線電技術和各種電子媒介得以飛速發展。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人類的文化復合肌體在信息量不斷增大、信息傳播日益迅疾、傳播內容不斷擴展的情況下開始發生前所未有的調整和嬗變。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時間性媒介開始成為主導媒介，它開始表現出爆炸式的影響力，并且爆炸的當量不斷增大，這時的人類傳播已經進入到大眾傳播時展期。體現在文化領域，時間性媒介造成了人類社會的交織景象：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文化種群、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話語系統、不同的文化傳承體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術可能性的影響之下，頻繁接觸、溝通、交流，并互相影響、作用和激戰。文化的斗爭在傳播領域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在這種需求性的斗爭中，各種文化類型發生著不可避免和難以預期的各種變化，并最終導致整個文化體系的不斷顛覆和不斷建構。

大眾傳播時代的到來，人類進入到了一個癲狂的時代。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大眾傳播時代到來之前西方人從讀書識字的技術中獲取了采取行動而不必立即作出反應的能力，機械時代反應和行動是割裂的、延遲的；但是機械時代消退之后，大眾傳播時代中人類生活在一個日益一體化的世界里，人們用電子時代之前的陳舊的、支離破碎的時間和空間模式來思考問題顯然已經不能完全適應這個新的技術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經過超過3000年的專業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體的技術性延伸中經過3000年日益加重的專業化和異化之后，世界戲劇性地逆向變化并收縮變小。在某種意義上，電子使地球縮小成為了一個村落。人類已經并且還在以電的速度發生某種內爆，在這種內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類的生活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來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責任意識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們必須承擔義務并參與行動，個人觀點相對淡化，人變得不安起來。我們看到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使人類從個體到社群都發生著激蕩的震動，不管有人認為這種影響表現為人的全面發展，還是有人認為它使人的異化程度深化、使人成為了流行噪音的癲狂化的工具，但都說明了大眾傳播對于人類文化體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組，尤其表現在大眾傳播機器制造了人類文化史上最獨特的類型——大眾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數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論中，人們總是狹隘地將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對于當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種形態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娛樂以及大眾傳播的一般行為），其實，大眾傳播對于知識領域的調整則更為隱蔽而意義深遠。隨著傳播工具和傳播技術的革命，人類社會在知識領域發生深刻的調整，這無疑是傳播與文化關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變革。尤其是在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時代到來之后，這種調整更加顯著。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所謂尖端科技都和語言有關（語言是傳播體系中最為復雜而關鍵的問題），如音位學與語言學理論、交流問題與控制論、現代代數與信息學、計算機與計算機語言、語言翻譯問題與機器語言兼容性研究、存儲問題與數據庫、通信學與“智能”終端的建立、悖論學等等。這些信息傳播科技都對知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的影響來自與知識的一個主要功能——傳遞。由于各種傳播工具和儀器的標準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識的獲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曾經指出：“信息機器的增多正在影響并將繼續影響知識的傳播，就像早先人類交通方式（運輸）的發展和后來音像流通方式（傳媒）的發展曾經做的一樣。”知識在大眾傳播時代以及已經到來的網絡時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說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知識為了出售而被生產，為了在新的生產中增殖而被消費；它不再僅僅以自身為目的，它的“使用價值”正在淡化，交換成為主要的目的。知識的本質以及知識的外殼都在大眾傳播和信息時代的技術背景之下發生了改變，知識作為文化的關鍵元素，這種改變正反映了大眾傳播對當下的大眾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時，大眾社會境域下的知識的重新整合是大眾傳播體制對大眾文化極具本質意義的影響。

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的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文化在傳播機制的巨大影響下已經發生了整體性的顛覆和建構。傳播學的各個學派以及其它領域的學者都對這一課題進行了廣泛而又卓有建樹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總總的理論。無論是為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熱情謳歌，還是大聲怒斥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這些理論都證明了大眾傳播對于大眾文化的影響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page_break]大眾文化的歡歌和悲曲

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無疑是20世紀人類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個世紀6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W．林格斯就把電視與原子能、宇宙空間技術的發明并稱為“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三大事件”，并認為電視是震撼現代社會的三大力量之一。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進入到一個更加深入的階段，并且電視媒介使得大眾傳播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劇，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無以復加地被拋入了大眾傳播的旋渦之中。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開始思考大眾傳播尤其是電視媒介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影響，在這些學說中，既有對大眾傳播的贊歌，也有對大眾傳播的申訴，還有針對大眾傳播體制內部不同傳播類型的對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為了傳播學和文化學的重要領域，這其中不乏一些尖銳而偏激的理論學說，但是這些建構在西方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基礎上的思維成果無疑都為我們思考現代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和參照。

西方主流的傳播學者（以經驗學派為典型代表）認為大眾傳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積極作用是以往任何時代背景下任何類型的傳播活動所無法比擬的，在他們的學術理論體系中，極度宣揚大眾傳播媒介及其活動給社會文化帶來的建構性影響。

德國人古登堡對于印刷技術的革新是傳播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對于現代傳播的意義十分重大。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中說，“從技術角度說，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從他的時代以后的大眾傳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機器放進傳播過程，復制信息，幾乎無限地擴大一個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類正是在這種能夠大量復制信息的機器作用之下由傳統的口述文化進入到了一個媒介文化的社會狀態中，人類分享信息能力的極大增強對于人類生活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現在我們還能夠在一個邊遠的山村看到一臺收音機或者電視帶給一個村莊的巨大影響力。首先人們通過一種現代化的大眾傳播工具獲取了異常豐富的信息，這些信息內容涉及與這個山村相隔幾萬甚至幾十萬公里的地方，這種信息的介入無疑給山村原有的生活處境帶來了一種催化劑。人們的注意力開始轉向可以用于實現變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變地維系舊有的生活體制。新的觀念和想象在大眾傳播的渠道中萌動起來并借助傳播的信道開始行動。我們認為，行動的先決條件就是選擇，而大眾傳播的介入正是選擇的必要條件，因為它為選擇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的注意力發生了變化，人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人的行為標準和價值體系也發生了變化，同時我們看到人的知識獲取、娛樂方式、時間分配等文化的體制都在發生著變化，西方主流學者認為這種變化是大眾傳播帶來的積極效果——大眾傳播為人們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來幫助人們在行動前獲得足夠的選擇信息，這樣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選擇自己的文化體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權主義，西方主流學者提出種種學術性的敘述，主要的觀點集中在大眾傳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歸和人的獨立，使人成為全面發展和自由選擇的自我的人。確實，現代報紙的出現擴大了閱讀的人群，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精英文化體系，建構了一個平民化的文化體系；廣播、電影、電視的出現，更使信息傳播的受眾要求降低，從而更加突出了社會參與的廣度，社會成員更廣泛地參與了社會的選擇和文化的建構。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的大眾文化無疑是一個眾神歡歌的文化，它的廣度是以往的文化類型難以企及的，因此大眾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播時代充滿熱情甚至開始癲狂起來的時候，開始有人站出來說話了，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出現和活躍為傳播與文化又提出了更為深入的課題。這些學派有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意識形態“霸權”理論以及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等。這些學派和理論相比主流的經驗學派來說更加具有破壞力，同時也更為復雜。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理論都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背景之下建構起來的。在這些學派和理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向，一是關注傳播的宏觀影響，其批判話語指涉的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意識形態以及文化構成；二是關注傳播過程中人的個體化行為和感受以及發展，話語指涉的是作為人的個體的存在與可能。

西方社會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壟斷的趨勢不斷加劇，這種獨占現象反映了壟斷資本主義控制下的文化生產和流通，而大眾傳播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經濟利益、意識形態和統治權力。大眾傳播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規定社會關系、行使政治統治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并具有相對獨立性。大眾傳播可以分為兩部分：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在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媒介通過象征事物的選擇和加工，將社會事物加以“符號化”和“賦予意義”；在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受眾接觸媒介訊息，進行符號解讀。訊息符號是與一定的價值體系或意義體系結合在一起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既有促進現存不平等關系的“支配性”的價值體系，又有推動人們接受不平等、安居較低社會地位的“從屬性”價值體系，還有不滿足于階級支配現狀、號召社會變革的“激進的”價值體系。大眾傳播的符號化活動，在本質上是按照支配階級的價值體系為事物的“賦予意義”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日益豐富的西方大眾傳播產品，實際上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系統中居于主導和統治地位的壟斷資本的價值體系下的文化體制的產品，它自然擔負著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任務，而并非像主流經驗學派所強調的那樣，大眾傳播是人民性的、平權化的大眾文化的締造者。同時，受眾在符號的解讀過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的，由于符號的多義性和受眾背景的多樣性，受眾可以對文本訊息作出多種多樣的理解。S．霍爾認為，受眾對媒介訊息有三種解讀形態，一是同向解讀或“優先式解讀”，即按照媒介賦予意義來理解訊息；二是妥協性解讀，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義、部分基于自己的社會背景來理解訊息；三是反向解讀或“對抗式解讀”，即對媒介提示的訊息意義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爾認為，大眾傳媒的符號化和受眾的符號解讀過程，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種從屬性文化之間支配、妥協和反抗的關系，體現了“意義空間中的階級斗爭”。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播活動繁榮的景觀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權力機器，盡管它標榜自己是平民的、反體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實際上它仍舊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一個組件，它只是資本主義在文化領域的一種運作體系，是一個資本主義浮華文化的工廠。同時從受眾角度看，受眾也不是充滿愉悅地接受著大眾傳播機器制造出來的大眾文化肌體的親近，其中的反抗、爭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諾則從微觀上對大眾傳播造就的大眾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大眾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他很犀利地將“大眾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業”，為了“消除一種誤會，即防止人們望文生義，認為大眾文化的重要特點是從人民大眾出發，為人民大眾服務”。文化工業實質上是在向消費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過不斷向消費者許愿來欺騙消費者，“不斷地改變享樂的活動和裝潢，但這種許諾并沒有得到實際的兌現，僅僅是讓顧客畫餅充饑而已”。大眾傳播機器不停地運轉，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陸離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無論是一般信息還是娛樂活動，都如同宗教說教一般是某種意義的裝腔作勢的空談，并以此來控制受眾的感官、選擇和行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商業形態的文化，同時是一種技術化的文化，它通過傳播機器大量地被制造出來，因為傳播機器的規格化、標準化和體制化，所以我們看到的大眾文化產品都被貼上了標簽，因而大眾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種規格色彩。借助阿多諾的分析，我們進一步透視大眾文化，會發現大眾文化的工業化、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特點使得大眾文化成為了一種數量上極大豐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實質上卻是冷漠的、物化的、沒有溫度的文化工廠。在大眾傳播歇斯底里的叫賣聲里，個體的分散性和無組織性而導致的脆弱使人們迷失了方向，對于在大眾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馬爾庫塞用悲天憫人的話語到處了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的罪惡。發達工業社會中，大眾傳播把藝術、政治、宗教、哲學同商業和諧地混合在一起，它們在文化領域具有了一個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發自心靈的音樂可以是充當推銷術的音樂。”馬爾庫塞指出現代大眾文化中受到最嚴格保護的價值標準之一，就是生產率。技術社會的操作原則和標準使得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人性化內容不斷地降低，在這個文化陰影下生活的人們正在成為這個文化的基礎的權力結構造成的犧牲品。大眾文化是一個肯定性文化、壓抑性文化、單面性文化。大眾傳播的飛速發展，尤其是電視媒介的深刻介入，人類雖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豐富的信息服務，但是在這樣的高速、大量、虛幻的大眾傳播語境中，人們的自主性不斷降低，經驗派所說的自由選擇實際上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謊言，人們在發達工業化社會的大眾傳播背景下已經在逐漸喪失個體的獨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類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術化，導致人類工業革命以后最劇烈的異化，藝術等文化形式的體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為傳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獨的迷惘的存在，并且這種存在正在和藝術一同消亡，因為靈魂在異化過程中不斷地迷失。

中國當下大眾媒介與文化批判

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有著和西方發達工業化社會不同的特質。中國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發展，已經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表現出了很強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在傳播領域，中國近20年來的發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國傳播事業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眾文化開始成長起來。應該說，西方的大眾傳播實踐和大眾文化現象對于中國當下的傳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鑒和反思意義的。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信息以各種各樣的形態鋪天蓋地而來，從清晨到日暮，街頭叫賣報紙的喊聲、不停播放的電視節目、不斷出現的廣告牌……人們生活在一個被信息包圍的環境里，應該注意到的是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進入到了大眾傳播的癲狂狀態，相比西方來得要快，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當下的傳播發展和由此而來文化沖突要比西方更顯著。所以思考當下中國的傳播和文化問題是必要而緊迫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媒介批判領域的成果相對的偏狹，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會責任上，而忽視了更為深入的相關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來，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是巨大的，當我們為社會信息體系的建立和由此帶來的信息暢通以及人們文化生活的極大豐富感到欣慰的時候，應該看到，由電視建立起來的媒介文化是一個強勢的、干預性的媒介文化，人們在其中被迫處在一個弱勢地位。人在電視文化中被動地選擇著某種文化人性，電視的視聽文化特點決定了人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變得庸懶和無聊，沒有滿足的視聽欲望控制著人們，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電視的傳播體系都造成了一個現實：電視造就了一種庸懶的被動的但很舒適的閱讀方式和娛樂方式，思考成為了按動遙控器時的躁動和無助，電視很大程度上在扮演著一種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會責任論，因為文化是一個社會鏡像，傳播并不是僅僅由媒介構成，所以這種文化困境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復雜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商品化的輻射作用，這種輻射的非理性狀態傷害到了整個文化肌體，責任不應該僅僅由媒介來承擔。如何有效地監控這種商品化的非理性輻射作用關系到文化整體的當下發展和未來走向，我們更應該致力于建立這樣一個監控體系。同時，電子媒介的強勢作用還表現為，當下中國人的角色錯亂和自我缺失造成的價值標準的混亂。種類繁多品格各異的影視娛樂文化成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個虛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現實世界中的種種角色之外又開始有了種種虛幻的角色，并且這種新的不穩定的角色不斷涌入現實生活，并干預著人的真實角色和行為。我們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類的媒介形象并產生了一些過激的體制外的行為。此外還有很多隱性的社會文化問題從大眾傳播活動的誘發之下產生。

可以說，如何建構一個良好的健康的文化體系對于中國的傳播機制和其他功能部門都是一個很棘手但迫切的問題。[page_break]霸權話語的狂亂

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日益發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擁有自主選擇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價值體系、生活方式的權利。文化的整體性和統一性是維持一個國家或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冷戰結束后，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進的信息技術的大眾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文化交往發展到空前規模的情況下，文化交匯和沖突都異常顯現和突出出來，并且正在改變著整個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對于文化與傳播的思考中，一種叫做“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是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紀60年代反對“新帝國主義”的國際環境中誕生的。戰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手段相應進行了戰略調整，由軍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統治為主轉向了以經濟手段和文化控制為主。新帝國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政策就表現為“文化帝國主義”。我們看到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相對完備的傳播體系在世界范圍內扮演說話者的角色，從好萊塢電影到迪斯尼的動畫城，從香檳到美女，從哈佛到暢銷小說，話語的權利被發達工業社會的大眾傳播體系把持，作為弱勢文化的發展中國家只能更多地充當聽者的角色。在瘋狂的叫賣聲中，強勢文化主體盡情地擴張，并達到傾銷商品的目的，以此實現著對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擴張中，大眾傳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國學者J．湯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對充當著文化帝國主義主體的媒介帝國主義進行了整理和分析，盡管他的學說帶著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色彩，但是他對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利用強大的具有全球活動能力的傳播體系推銷美國式的大眾文化這一事實也是承認的。走在中國某個省會城市的街頭，你可以看到可口可樂、麥當勞、《美國大美人》、比爾．蓋茨以各種形式反復出現著，就像60、70年代貓王、披頭士風靡全球一樣。在這樣的話語霸權嚴重干預著發展中國家和弱勢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況下，我們在思考，跨文化傳播究竟給人類帶來了什么？在強勢的高度壟斷的發達傳播體制的掠奪性的擴張下，發展中國家防守的最后底線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護和發展自己的文化，維護自己信息和文化？壟斷的“傳媒寡頭”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蕩，你抬頭就能看見他的臉，怎么辦？

這是一個很無奈的問題嗎？也許，我們能做些什么的。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同時，也在為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充滿人性的國際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間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傳播體制，并通過各種形式來加強彼此的文化和傳播合作，以此來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并逐步突破發達國家的信息和文化傳播的強大包圍圈。

結語

流行神話是大眾傳播一手制造的，我們還很難對它神秘的身體作出明確的可固定化的判斷，因為它還在光影中不斷變化。我們聽見它的歌唱，看見它在起舞，也聽見它在嚎叫，看見它在施暴。我們能做什么呢？觀望當然是不夠的。

參考文獻：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

2《社會水泥——論大眾文化》陳學明、吳松、遠東著

3《傳播學概論》〔美〕威爾伯．施拉姆著

4《傳播學教程》郭慶光著

5《文化帝國主義》〔英〕J．湯林森著

6《世紀晚鐘》高小康著

大眾傳播現象范文4

早在20世紀初,美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奠基人米德就創立了著名的“符號互動論”,但他在表述社會組織或社會本質以及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時并不確切。努力解決這一問題的社會學探索之一,是開始將目光集中于“角色”這一概念。由此,一種新的理論――角色理論逐漸發展起來。帕克則是最早以強調角色來發展米德思想的學者之一。他強調,角色與社會的結構位置相聯系,而自我則與社會結構位置規制下的角色扮演聯系緊密。② “符號互動論”與大眾傳播的聯系已可謂眾所周知,那么“角色理論”及“角色”與大眾傳播究竟有什么樣的關聯,它們能為大眾傳播提供多大的可為空間呢?事實上,“角色理論”與“符號互動論”的聯系是相當緊密的。角色理論是一種以角色概念為核心的解釋人類行為的研究取向,與符號互動論一樣,是一種有代表性的關于社會互動的理論觀點。社會互動的主要焦點在于符號與規則的制定者、使用者與建構者之間的傳播與交換。研究社會互動不僅應考慮現有的社會語境,而且應考慮所有那些被我們帶入這種情景的因素。由此一來,諸如角色、規則、權力等問題也就與非語言傳播、語言及符號等相關了。③所以,以信息傳播為基礎的“角色”已經不僅僅是社會學概念,它已經成為傳播學的關鍵概念。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在角色扮演的動態過程的三個階段中,體會大眾傳播與社會角色的關系:

對角色的期望。對角色的期望主要指社會或他人對某一社會角色的期望。對角色的期望必須在社會互動中生成,而目前能將社會成員聯系在一起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大眾傳播。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大眾傳媒無處不在。如今,大眾傳播已經成為人們最主要的信息來源,人們通過大眾傳播享用著它為人們提供的共同的文化參考。大眾傳播議程設置的功能使得其雖然不能成功地告訴我們該如何想,但能成功地告訴我們該想些什么。因此,一個明顯的問題便呈現在眼前。人,是環境的主體,應當靠自己的力量確認自己的環境。但現狀卻是,人們過于依賴于信息環境及其賦予的定義而生存。在這樣的現代環境的結構下,人有時就會被信息環境所欺騙。顯然,傳媒的職業特點本身、政治和商業動機,都會影響傳媒對外部世界復制的真實程度,并進而影響當時當地的輿論。在很大程度上,人們就是這樣利用大眾傳播提供的信息、文化和環境,形成對其他社會角色的期望并通過大眾傳播了解社會、他人對自身扮演角色的期望。

對角色的領悟。對角色的領悟主要強調的是個人對自身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認識、理解。由于每個人的思想基礎、道德水平、價值觀念以及所處環境的不同,因而對同一角色的理解常有差別。雖然如今每個人的知識積累并不完全取決于大眾傳播,但大眾傳播正在成為人們獲取知識的一個重要渠道,對當今社會的道德及價值取向等正在產生越來越大的作用,也越來越多地影響著人們對角色的領悟。大眾傳播對自我和個性的強調,使得新一代的年輕人對自身的角色領悟已經完全不同于他們的父輩。席卷中國的“超級女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改變著青少年的價值取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已不再是青少年的唯一價值目標。

對角色的實踐。對角色的實踐是角色領悟的進一步發展,是在個人實際行動中表現出來的角色。人們對角色的實踐并非總與社會對角色的期望、自身對角色的領悟相一致,總要受到主客觀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大眾傳播作為一種外部力量,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人們對角色的實踐。許多批評家認為,女性在大眾傳播中的角色經常遭到貶抑。在媒介中,女性經常作為對別人、尤其是男性的創新作出消極反應的對象。這類角色為觀眾塑造了女及其應當被對待的方式,這種現象不僅給女性帶來了負面的效果,同樣也給男性帶來了消極的影響。④綜上所述,大眾傳播想要扮演更好的社會角色,任重而道遠。

角色的互動性,決定了任何角色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大眾傳播必須與時俱進,小心使用自身的影響力,以負責任的態度推動人們對新角色的自覺扮演。一個人在剛剛充當某一角色時,往往容易表現為自覺的角色。但是,如果沒有他人在場、沒有特定的環境與任務,人們就容易忽視自己的角色,不再遵守這一角色的行為規范。因此,大眾媒介有能力也有責任在場,通過大眾傳播創造出適合的環境,明確社會對角色的期待,使人們可以長期地記住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同時,大眾傳播對社會角色的規范性的強調,還會在有意無意中扼殺生活中人們的活力和創造性。因此,要在規范性和創造性之間尋求平衡,大眾傳播必須從一個整體的“人”出發,全方位、多方面地對社會角色進行反映,引導社會對角色的合理期待,在強調社會角色的規范性和秩序性的同時,必須給其一定的自由度和空間。

注 釋:

①景天魁:《當前中國社會關系的觀點與和諧社會建設》,省略

②邵培仁:《米德:美國傳播學的鼻祖》,《徐州師大學報》,2001(2)。

③約翰?費斯克[美]等編撰,李彬譯注:《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頁。

④塞倫?麥克萊著,曾靜平譯:《傳媒社會學》,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大眾傳播現象范文5

在人類文明社會漫長的形成和發展中,信息傳播是人的社會交往、社會互動和社會現象產生的重要前提。人類學家愛德華?皮薩爾認為:“每一種文化形式和每一種社會行為的表現都或則明晰或則含糊地涉及傳播。”

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的出現,為傳播學提供了新的理論武器與研究手段。傳播學者們把信息、控制、反饋、系統等概念引入傳播研究,提出了描述和解釋傳播現象和行為的一系列新的理論模式,從而使傳播學形成初步體系。

音樂作為人類精神文化領域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社會生活中任何音樂現象離不開音樂傳播,“在這些現象中或現象背后,音樂信息(音響形態的或樂譜形態的)所運載的傳播者的音樂藝術意圖、音樂思想在為人們‘分享’(部分地理解)或‘共享’(較完整地理解),因此,可以認為,音樂傳播是音樂現象得以存在、音樂作品得以實現其功能的人的一種社會行為。”

二、音樂大眾傳播載體的釋義

“載體”本是化學術語,是指能載帶微量物質共同參與與某種化學或物理過程的常量物質。

音樂傳播是特殊的信息傳播,音樂符號有著與其他信息符號明顯的差異性。其一,音樂的專有符號――樂譜,其書寫、識別需要經過專業的訓練,樂譜的印刷出版也非一般出版社能所為,因此,對傳播者和受傳播者的文化素質、專業修養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其二,作為聽覺符號,其表現形式是音樂音響,一般語言符號有明確的寓意和嚴密的情態聲音,追求的是清晰可懂度、而音樂在廣義上沒有明確的語義,受眾根據自己的體驗來理解音樂信息,可以說,“語言以表意為主,音樂以表情為主,音響以表真為主。”音樂的受眾在音樂音響方面的求真求美使音樂的傳播在技術上要求遠高于一般語言符號。其三,音樂符號中的文字,應指歌詞,一般與音樂的旋律合為一體,歌詞應精煉而富有韻律美,而不似一般文字符號的邏輯性、嚴密性。其四,音樂中的影像符號,是指音樂表演者與音響融為一體的表情、身體語言和場景,受眾當然希望能收看到較高分辨率的影像信息。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音樂傳播中的符號載體具有較強的特殊性,并且成功的音樂傳播應綜合運用多種符號形式,不可偏廢。因此對音樂傳播的媒介載體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載體和符號、媒介之間的關系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譬如,音樂家的音樂構思為信息時,那么表達音樂信息的樂譜就是符號形式的載體,抄寫或印刷樂譜的紙張或書籍就為媒介形式的載體;錄制的音樂音響為信息時,調制成的波形信號或數據信號為它的符號載體,記錄信號的磁帶或磁盤即為媒介形式的載體;無線電播出的音樂音響信息時,電波為符號形式的載體……而總地來說,樂譜、紙張、信號數據、磁帶、磁盤、出版社、廣播電臺、互聯網絡都屬于傳播載體的范疇。”“因此,傳播媒介與傳播載體在概念上是一種種屬關系,傳播載體是包括符號和媒介在內的大概念,傳播媒介是隸屬于傳播媒介的一個小概念。”

三、音樂大眾傳播媒介的評價

1.音像出版媒介。由于人耳可聞聲達到20HZ-2000HZ,對音樂音像符號的再現要求很高,并且渴望能在細選擇、欣賞自由度等方面得到滿足,而長期以來音樂傳播大眾媒介一直無法滿足這種需求,這些因素加上數字技術的發展,促使音像出版媒介的興起。它有關的產品有磁帶、錄像帶、CD、HDCD、VCD、DVD、MP3等。

音像出版媒介的用戶層使能因素是:利用數字技術推出的高保真、大容量、低價格的音樂音響符號媒介產品,傳播質量優于公共廣播電視傳媒,能長期保存、交流方便,受眾自由度高、受眾面基本不受限制。

2.公共廣播媒介。自本世紀20年代無線電廣播開始普及以來,無線電廣播對音樂的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直至今天調幅(AM)和調頻(FM)的無線電廣播仍然是人們獲取信息,進行交流和娛樂的一種最為廣泛的大眾傳播媒介。

公共廣播媒介用戶層的使能因素是:廣播生產的流程比較簡單,因此傳播信息迅速及時;傳播范圍廣,不需大功率的電臺即可將信息傳往全球;用戶接受信息不需要費用,接受信息所需費用價格低廉;對受眾的知識水平幾乎沒有要求,因而受眾面相當廣。

公共廣播媒介技術層的極限因素是:不能撥出音樂樂譜符號,不能傳播音樂影像信息,現有的音響頻帶太窄,不能滿足受眾的聽覺需求;信息傳播呈瞬時態,缺乏交互性,難以長期保存。

公共廣播媒介技術層的動機因素是: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無線電數字化廣播已成為必然的趨勢,數字音頻廣播與現行的廣播相比具有音質好,有較強的抗干擾和在惡劣環境下接受的能力,它可明顯地提高投資效率,發展無線電數字化廣播室公共廣播媒介的必然趨勢。

公共廣播媒介組織基礎層的使能因素是:直接受政府控制,行業歷史悠久,組織較為嚴密,媒體威望較高。

公共廣播媒介社會體系層的阻礙因素是:受公共電視媒介的擠壓,傳播影響日益縮小。

3.公共電視(電影)媒介。從20世紀30年代至今,電視傳播媒介發展才不過60多年,我國的電視傳播媒介誕生不到50年,由于它技術先進,傳播效果好,受眾面廣闊,引起了世界各國政府和傳播界的強烈關注,因此獲得的投資也最多,目前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現代公共電視傳播媒介包括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

公共電視媒介社會體系層的阻礙因素是:公共電視傳媒投資巨大,技術復雜,同戶接受設備昂貴,使用期長,任何新技術的采用,必須考慮到社會財富的巨大損失。

四、音樂大眾傳播載體的發展趨勢

在人類信息傳播的發展過程中,各類傳播載體的產生、消亡與用戶的需求、傳媒技術的發展、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形態密切相關。我們正生活在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所有的傳播媒介及其信息,如文字(樂譜)、音響、圖像、影像和數據等都能夠而且都將被數字化,數字化是傳媒載體交互和融合的必要條件。由于受眾文化素質的提高,各種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性別、不同愛好的人,他們所需要的文化、娛樂節目和信息是不同的。對所有音樂大眾傳播媒介而言,21世紀將是滿足不同層次受眾不同要求的時代。

大眾傳播現象范文6

本文針對案例教學法在教學實踐中的核心價值，歸納了《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實踐在案例發掘主體、案例選取視野、案例選取領域、案例使用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并提出針對性的改進對策。

關鍵詞：

《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改進對策

案例教學法是《傳播學》課程最為基本也是目前被普遍采用的教學方法。《傳播學》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課程，實施案例教學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從實踐層面看，無論是對案例教學法本身的認識，還是案例教學法在教學過程中的實際運用，都還存在不少偏差。這些偏差不僅可能導致“案例”僅僅作為理論觀點的例證，而且可能遮蔽案例教學在《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中的作用。

一、《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實踐存在的主要問題

作為一種教學方法，案例教學的基本功能在于理論聯系實際，為理論講授提供經驗證據，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營造友好的教學環境，促進“有效教學”。若把案例教學法等同于“舉例教學法”，［1］則大大縮小了案例教學的作用領域，也偏離了案例教學的核心價值。從這個角度看，目前《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實踐至少存在以下四方面的問題：首先，在案例發掘主體上，限于授課教師單一主體。任何一種理論觀點，都可以輕易地找到經驗證據的支持。對案例教學所承載的教學模式改革而言，發掘案例的過程甚至比案例本身更為重要。但在《傳播學》課程教學過程中，很多教師依然習慣“包攬”一切，根據自己的經驗、立場選取甚或解讀教學案例，學生少有機會參與到案例的挖掘、選擇和討論過程之中。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教師所選取的案例往往成為傳播學理論的“佐料”，案例在激發學生聯想記憶、促發學生反思理論生成語境等方面的作用難以發揮出來；另一方面，缺乏學生參與的案例引介依然是偏于“是什么”的“陳述性知識”傳授，容易壓制案例教學潛在的互動討論空間，也無助于革新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其次，在案例選取視野上，囿于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經典傳播案例。作為西方傳播學的主流學派，基于實證主義方法取向和多元主義價值立場的美國經驗學派及其相關的研究案例往往成為《傳播學》課程教學的重點內容。比如，羅杰斯有關艾奧瓦雜交玉米種的研究、拉扎斯菲爾德等人的“伊里調查”、麥庫姆斯和肖針對總統選舉報道對選民的影響所做的調查等等，都是《傳播學》課程教學廣泛使用的教學案例。問題在于，一方面，由于方法論和學術立場的差異，傳播學在近百年的發展歷史中逐漸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流派，包括美國的經驗學派、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加拿大媒介環境學派、英國文化研究學派、法國符號學派等。唯有展示不同學派的理論觀點和經典案例，才能更準確、更全面地還原傳播學的知識譜系。另一方面，傳播學進入中國已經有近40年的歷史，如何在消化吸收西方傳播學理論的同時積極探索傳播學的“本土化”，建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傳播學理論體系，是擺在學人面前的重要課題。再次，在案例選取領域上，偏于大眾傳播實踐特別是傳統媒體實踐。根據傳播規模的不同，社會傳播可以劃分為人內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群體傳播、大眾傳播五種類型。由于傳播速度快、受眾范圍廣、影響力大等特點，大眾傳播往往成為社會各界的關注重點。在各個版本的《傳播學》教材中，有關大眾傳播的議題探討始終處于顯性地位，控制研究、媒介分析、內容分析、受眾分析、效果研究等傳播研究的五大領域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據大眾傳播模式設定的。應該說，在《傳播學》課程教學中，以大眾傳播實踐為主選取教學案例無可厚非，但有三個問題亟待澄清：一是大眾傳播并不等同于新聞傳播，選取案例時不能過多聚焦廣播、報紙、電視等新聞媒體；二是不能回避大眾傳播在新媒體背景下的深刻變化，案例選擇不應偏向理論內涵相對定型的傳統媒體傳播實踐，而應注意借助新媒體實踐案例討論傳播學理論的適用性；三是大眾傳播并不等同于社會傳播，既然課程名稱為《傳播學》而非《大眾傳播學》，教學過程中的案例選擇就不應過分偏向于大眾傳播實踐而忽略其他社會傳播實踐。最后，在案例使用方式上，多為驗證式釋例。在《傳播學》課程的案例教學實踐中，“案例”至少有三個具體應用領域：一是理論導入，為帶出理論知識作鋪墊，如通過《國王的演講》等影視劇臺詞引入有關“傳播過程與模式”的探討；二是驗證理論，為理論觀點提供證據支持，如以“老人摔倒扶不扶”的媒體報道風潮及其社會影響討論傳播效果的認知、心理與態度、行為三個層面；三是拓展理論，為反思和重構傳播理論提供經驗對象，如以微信朋友圈討論群體傳播在新媒體時代的變化。

二、《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的改進對策改進

案例教學的前提是糾正對案例教學的認知偏差，將案例教學從“舉例說明”的思路框架中擺脫出來，突出強調其推進教學模式改革、服務應用創新型人才培養的可能性作用。在此基礎上，針對《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的實踐誤區，還應在建設路徑、視域取向、內容取向、使用方式等方面予以改進。

（一）建設路徑上，積極調動學生共同參與案例教學如何調動學生參與教學過程，已經成為教育教學改革的關鍵性議題。在《傳播學》課程的案例教學實踐中，可供借鑒的學生參與路徑至少有三條：一是發掘學生個體及其家庭生活經歷中的傳播經驗，如組織學生訪談父輩的媒介使用經驗，據此討論媒介技術的歷史變遷、傳播制度與媒介規范理論、“集體記憶”等傳播學理論知識；二是組織學生針對教師提供的新近傳播案例進行討論；三是調動學生參與《傳播學》的案例庫建設，如組織學生自行尋找社會傳播實踐案例，并要求學生運用傳播學相關理論知識進行解讀。

（二）視域取向上，突出強調中國本土傳播經驗倡導學生在本土化語境中深入思考西方傳播理論的適用性問題，引導學生將傳播學理論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議題結合起來，是《傳播學》課程教學的重要面向。體現在案例教學過程中，這種對傳播學的“本土化”探索可以從兩方面努力：一方面，在援引西方傳播研究經典案例時，要有意識地還原研究案例及其理論建構的歷史與社會情境，并將其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歷史積淀、基本國情、傳播制度相對照。例如，“議程設置”理論是基于對1968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媒體報道與公眾議程之間關聯的考察提出的，但在本土語境下，政治議程和媒體議程的設定模式與美國并不相同，其與公眾議程之間的關聯顯然需要重新考察。另一方面，要在理論闡釋和理論延伸環節，注重引入本土的研究案例和傳播經驗，如致力于消除“數字鴻溝”的“黃羊川模式”及其學術探討，［2］認知傳播中的“面子觀”，［3］等等。

（三）內容取向上，兼顧各類社會傳播實踐大眾傳播是《傳播學》課程教學最為核心的討論議題。在案例教學過程中，大眾傳媒的傳播實踐理應是關鍵的案例來源。與此同時，案例的選擇需要把握好以下三個問題：一是關注新聞媒體以外的大眾傳播實踐，兼顧雜志、電影、音樂等大眾媒介的文化傳播實踐；二是突出新媒體傳播案例，借以反思大眾傳播模式在傳播者、傳播渠道、傳播內容、受傳者、互動機制、傳播效果以及傳播制度在新媒體語境下的深刻變化，比如網絡圈子傳播的“信蜂”現象、網絡吐槽文化的興盛等；三是關注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等其他社會傳播類型，兼顧選取面對面交流、QQ群、微信群、小廣告、戶外廣告、海報、戲劇、公文等社會性媒介的傳播實例。

（四）使用方式上，重視案例在“知識生產”方面的作用如前所述，盡管“案例”在教學過程中的基本功能是為理論知識提供經驗依據，但如果將案例教學等同于“舉例教學”，則會大大縮小案例教學的作用領域。從本質上說，“舉例教學”是重復性的知識傳授，而“案例教學”則包含“生產知識”和轉變教學模式的意義指向。對傳播學這一遠未成熟的學科而言，借助案例的深度探討正是深化傳播學學理建構的重要途徑。特別是在信息傳播格局急劇變遷的當代社會，傳播現象紛繁復雜，可供觀察和探討的傳播現象既包括國際傳播、危機公關、廣告傳播等新聞媒體及新媒體的傳播實踐，也包括科技傳播、教育傳播、環境傳播、健康傳播等社會的媒介使用與文化生產，相關的傳播與社會相互建構的鮮活實踐正在成為反思、重構或生成傳播學理論的重要契機。總的來說，對《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而言，如何借由師生共同發掘、分析和討論本土語境與新媒體語境下的傳播實例，破除教師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和“傳統媒體”中心主義的教學傾向，增進學生在本土語境與新媒體環境中理解、應用和反思西方傳播理論的能力，始終是值得深入探察的教學研究領域。

參考文獻：

［1］王秀芝.案例教學中需要研究的幾個問題［J］.中國高等教育，2006（12）：44-45.

［2］王錫苓，李惠民，段京肅.互聯網在西北農村的應用研究：以“黃羊川模式”為個案［J］.新聞大學，2006（1）：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