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新常態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新常態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1
低碳經濟的概念
低碳經濟，是指以低污染和低能耗為基本特征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在這種經濟模式下，經濟發展能夠與生態環境相平衡，通過技術創新、產業轉型等手段開發新能源、實現資源的高效可循環利用，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低碳經濟有以下三個特性：第一，經濟性。低碳經濟追求的是以更加環保和高效的方式實現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不是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治理環境問題。第二，創新性。低碳經濟的發展依靠的是技術的創新，通過對能源利用技術等的革新，提高生產效能，從而實現綠色發展。第三，可持續性。低碳經濟的根本目標在于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可持續，既實現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水平，又保障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
財政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現狀及問題
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步伐放緩，在“新常態”的背景下，中國如何降低資源能耗、治理環境污染又保障經濟的長久健康發展、履行大國責任成為全球矚目的問題。
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現實嚴峻。一方面，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困難重重。在“新常態”背景下，我國進一步強調經濟結構的轉型調整，但是，第二產業所占的比例依然很高，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雖快但貢獻率仍有待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我國的能源結構調整進展緩慢。我國是以煤炭為能源結構主體的國家，且需求量巨大，而提高煤炭的利用率、降低其污染物排放的技術難度較大。同時，我國促進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力等資源的利用和推廣需要循序漸進，資金、技術、管理等配置很難一步到位。能源結構的調整從根本上講，需要實現技術的創新。而技術的突破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和高素質專業人才的長期鉆研，我國在技術創新的財政支持方面尚欠缺長期的投入機制。
財政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四點：
環境稅收體系不健全。目前，我國還沒有真正建立環境稅制，對能源消耗所造成的負外部性成本缺乏補償機制?，F有的資源稅、增值稅、消費稅等稅種雖然針對資源利用進行了一定的稅收調節，但并未突出其補償能源消耗造成的負外部性成本功能，且標準遠低于發達國家，因此，其環保節能的作用較弱，利用稅收手段進行有效調節的目的難以實現。相較而言，英國、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環境稅收體系較為完善，不僅能夠利用稅收收入補償企業生產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也能夠通過提高企業成本、利用稅收調節和引導企業進行技術革新，利用新能源和節能技術進行生產。
財政支持投入不足且手段單一。一方面，通過我國公開的政府預算可以看到，財政支出用于資源和環境治理的金額較少，所占比例遠低于英美等發達國家。據測算，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資金缺口較大。另一方面，財政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手段單一。在目前我國采取的政策手段中，占最大比例的是財政支出和財政補貼手段，而其他財政稅收形式利用的較少，如間接稅收優惠、專項基金等手段都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我國碳交易市場尚不成熟。我國雖然是世界上參與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最多的國家，且市場份額居全球首位，但是，由于缺乏交易系統等建設，我國長期在世界碳交易市場上一直都處于低端位置。2017年，我國全面啟動碳交易市場，成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場。但是，我國的碳交易市場尚不成熟，和發達國家相比，不僅起步較晚，且相關的金融體系建設較為落后，對碳金融的認識也不夠深刻，交易平臺尚不成熟，交易價格不合理。這不利于我國進一步推進節能減排、促進技術革新、發展低碳經濟。此外，我國碳交易市場上的碳金融衍生品較為缺乏，金融體系發育不足，不利于多元化的投資。
金融支持體系不完善。目前，我國金融機構并沒有形成完善的支持機制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對能源等領域的技術創新企業的貸款等支持體系尚不健全，缺乏綠色金融理念。金融機構需要建立間接融資等多方位的體系支持低碳企業開展研發創新，并加大支持力度，依靠金融創新服務于低碳產業和低碳技術。同時，金融機構要加強對貸款資金的追蹤管理，從而保障企業資金的利用效率和管理。
財政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針對上文分析出的問題，本文對財政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提出以下四條政策建議：
建立和健全環境稅收體系。在資源稅改革和環保稅推出的背景下，要加緊落實環境稅收體系的相關政策，充分發揮稅收的調節和引導作用，通過提高企業稅收成本的手段促進企業實現綠色技術創新和綠色發展轉型，突出環境稅種的環保節能的功能。同時，稅收收入作為負外部性成本的補償，應成立專項基金，用于環保技術的研發和生態恢復的投入。
加大財政投入，豐富支持手段。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加大政府預算中用于資源和環境治理的比例，并整合專項資金、完善資金管理配套措施加大對節能環保技術的支持力度。同時，要豐富利用財政補貼、財政貼息、以獎代補、稅收優惠和政府采購等多種形式支持低碳經濟的發展，并優化補貼等支持環節，充分調動企業積極性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此外，對于企業引進技術和設備，也需要提供一定的稅收政策優惠，以便于企業充分利用各方面資源提高生產質量和綠色研發。
完善碳交易市場，開發碳金融衍生品。一方面，我國需完善碳交易市場，在排放權交易中加強金融創新，并積極拓展綠色中間業務，開展風險投資基金等。另一方面，我國應借鑒國際經驗，開發各類碳金融衍生品，如碳基金、碳期權、碳期貨、碳信托基金等，豐富投資渠道，并完善相關機制降低投資風險，推動市場發育。此外，對于低碳企業上市融資，要加強政策支持，設立綠色通道，促進并鼓勵企業加大技術研發投入和綠色生產。
建立綠色金融理念，健全金融支持體系。金融機構應樹立綠色金融的理念，積極建立銀行綠色信貸、間接融資、信用擔保融資、風險投資機制等支持體系，并完善相應的配套機制，完善環境評級標準和風險評估機制等，從而發揮金融的支持和引導作用。同時，要加強對貸款等資金的追蹤管理和監督，并通過融資政策引導企業開展能源審計，從而支持低碳經濟的發展。
新常態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2
關鍵詞：新常態；民營經濟；生態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5）21002503
1新常態與民營經濟生態環境
經濟新常態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的從非常態逐步走上升級后常態的過程，給民營經濟帶來了內外部環境的深刻變革，主要體現在：
1.1“降速”時間窗：動力與效率
新常態意味著經濟增長的降速換檔，中速發展一方面是因為“基礎抬高”，更因為支撐舊常態的經濟增長動力衰減。習慣于原有“供給推動”的民營經濟正悄然面對“變革時間窗”，這必然給長期粗放增長的民營經濟帶來不適，被迫重尋動力與效率之路。但只要經受住陣痛，主動變革，不斷向創新與管理要效率，民營經濟必將迎來更大發展。
1.2結構優化升級：戰略再平衡
產業結構優化是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級化，是通過產業調整，實現產業協調發展，滿足社會不斷增長需要的動態過程。民營經濟是國家經濟的重要組織部分，只有把戰略與產業合理化、高級化進程相鏈接，才能真正實現動態均衡發展。新常態下，民營經濟必須主動適應、協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把握新常態帶來的發展機遇，勇立潮頭，才能再創佳績。
1.3支撐轉移：創新驅動與消費拉動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增速持續下降，直至2012年，增速下行態勢有所緩解，但下行壓力依然很大，新常態呼喚著技術革命及其它新動力機制。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推動了新產業、業態與模式的興起，為經濟穩定運行提供了必要支持，但是增長動力依然不足。在出口受阻、粗放投資惡果頻現的今天，民營經濟發展基點必然是創新驅動與消費拉動。
1.4制度變革：挑戰更是機遇
新常態帶來經濟基本面大范圍的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方面暴露的問題越發明顯，制度變革將成為“新常態”下均衡增長點形成的重要推動力，改革紅利也將成為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得天獨厚的優勢和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必要保障。這不僅給民營經濟提出了適應經濟新形勢的挑戰，更將為其轉型發展提供不可多得的機遇。
2南通民營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群生態分析
2.1群落生態優勢顯現，新常態均衡逐步建立
2.1.1突圍常態資源困境，推動南通民營經濟穩步發展
21世紀，南通實施了“滬蘇通”小金三角、跨江聯動、沿海開發三大戰略，地區生產總值從2008年的2510億元發展到2014年的5652億元，八年翻了一番多，成為長三角北翼經濟總量最大、最強城市。新常態下，全市著力“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經濟社會發展穩中有進、有優、提質，帶動民營經濟穩步向前推進，截至2014年末，南通民營企業注冊登記數達22.7萬戶，注冊資本總額7425億元，居江蘇省第二位。民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中最大的增長極，對全市經濟增長貢獻份額超過60%。
2.1.2經受轉型升級陣痛，構筑南通民營經濟產業高地
隨著新常態秩序的逐步建立，南通民營經濟轉型升級步伐加快。2014年完成“個轉企”413家、新增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327家，新培育100家行業領軍企業和400家成長型、科技型民營企業，多數企業保持20%以上的發展增速，對產業板塊、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全市新增民營高新技術企業330家，實現高新技術產業產值超4800億元，同比增長17.5%，高于規模以上工業增幅4.3個百分點。全市16家企業入圍全國民企500強，列全省第三；18家企業躋身全省民企百強，列全省第一。
2.1.3收獲經濟政策紅利，放大南通民營經濟集聚效應
新常態下，南通積極探索民營經濟新舉措，鼓勵引導民營企業跨所有制兼并重組、交叉持股，全市民資與外企合作率達37%，嫁接央企、國資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邁出發展新步伐，互聯網經濟與實體經濟加快融合。在化解要素瓶頸方面，深化政銀企聯動合作，全市新增24家注冊資本3000萬元以上創投和股權投資機構、5家小貸公司。系列政策的拉動，使民營經濟成為南通經濟增長的主引擎，推動南通經濟全面健康發展。
2.2經濟結構轉型艱難，群落環境優化任重道遠
2.2.1產業低端重疊，低維度競爭導致效率提升困難
南通民營企業多屬低端制造與服務領域，處于“微笑曲線”底部微利區，在技術創新、產品設計、營銷體系建設等方面競爭力不強，產業層次低。以船舶產業為例，南通船舶產業經多年發展和積累，具備了較高知名度和影響力，但技術含量較低，沒有船用主機等大型成套動力技術、高附加值船舶配套產品，僅生產部分鋼結構、艙口蓋等粗放型配套產品，低維度競爭的結果是行業整體效益不斷下降。低維度重復競爭延滯了南通民營經濟整體發展水平和發展節奏，導致區域民營經濟整體競爭優勢無法有序建立。
2.2.2民營經濟個體弱勢明顯，協同進化機制缺乏
南通民營企業單體規模較小，缺少具有競爭優勢的大企業（大集團）。多數民企個體生態位處于行業低位，起點低、業態重疊，更缺乏專業化協作和分工，難以形成舉足輕重的龍頭企業和規模優勢。2014年，進入中國民營企業百強行列的只有南通三建、二建（44、77位）。這說明了南通建筑之鄉的實力，也說明在其它產業上南通民營企業的弱勢地位。從南通民營經濟生態態勢看，規模以上民營企業單體規模小、集群特征不明顯、總體質量不高，導致區域民營經濟影響力難以有效提升。
2.2.3自主創新不足，民營經濟生態特征缺少個性
目前，南通民營經濟自主創新能力與國內外先進企業還有很大差距，落后技術、工藝和設備還在大量使用，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較少。群落整體自主創新意識不強，技術開發能力不足，產業發展所需關鍵技術及核心設備進口依賴度較高。規模以上民營企業研究開發經費投入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不足1%。長期創新投入不足，導致南通民營經濟群落中，多數企業特色不明，生態位處于低維度重疊區，區分度差，缺少深度市場細分，整體市場資源爭奪激勵，限制了民營企業群落的整體發展。
3新常態下南通民營經濟生態發展路徑與對策
3.1產權路徑：突破單一產權依賴，完善民營經濟治理結構
3.1.1提倡混合經濟，優化南通民營企業治理結構
目前，南通民營經濟主體主要包括鄉鎮企業改制、家族企業兩大類，其治理結構均帶有先天缺陷，成為南通民營經濟跨越式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南通民營經濟生態發展的關鍵是建立與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根據公司制度明確企業產權，實現產權明晰化；通過建立現代企業組織制度，明確企業責權利，實現管理創新與科學管理。政府應鼓勵民營企業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主動變革，通過多主體引入、多產權結合，優化治理結構，創新管理機制，突破資源與體制約束，以混合經濟，引領民營經濟生態發展。
3.1.2促進資源整合，實現南通外生型民營經濟區域生態均衡
資源整合是民營經濟實現以較少資源投入，調動可用社會資源，實現生態發展的基本手段。南通民營經濟群落“生態承載力”相對穩定，必須走“總量控制、內涵發展與外向拓展”之路，核心要求在于“競合”、“協同”。政府應引導民營企業通過建立產業合作聯盟，整合產業鏈各環節，通過跨地區、行業、所有制的兼并重組，實現優勢資源集聚與效率提升。通過優勢種群培育，減輕域內企業生態壓力，打造南通民營經濟群落標志性品牌，擴大國際、國內影響力。
3.2技術路徑：政策引領與有效激勵相結合，創建民營經濟創新發展通路
3.2.1堅持制度拉動，優化南通民營經濟技術創新環境
南通民營經濟技術發展面臨的最緊迫問題是制度供給嚴重不足。制度變革與建設滯后，是民營經濟在“量”與“質”上落后的主因，是南通推進民營經濟技術創新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政府要對民營企業技術創新的方向和重點實行戰略指導，通過區域經濟政策，引導資源配置方向，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效發揮導向作用。同時，政府應努力為民營經濟技術創新建立良好生態環境和規范的管理體制。市政府在民營經濟轉型升級、創新主體與資源配置方式等方面進行了初步探索，但提升縱深還很大，尤其是對技術創新鼓勵、培育政策。
3.2.2堅持培優扶強，推進南通民營經濟建立技術創新優勢
低維度重復競爭的現狀說明了南通民營企業群落缺少鮮明的創新理念和動力機制。政府應通過政策與資金引導，逐步培育民企群落內生創新機制，鼓勵民營企業向科技化方向發展。鼓勵并幫助民營企業建立獨立、合作創新研發機構，加大研發投入，提升研發、創新能力，通過核心技術研發，占領產業鏈高附加值環節，打造知名度、信譽度、科技含量、市場占有率、經濟效益“五高”產品，發展適用技術，解決技術難題，形成特色產品和服務。以技術創新與開發機制和技術聯盟，鑄就南通民營經濟技術高地。
3.2.3創新人才培育與引進機制，建立南通民營經濟創新人才高地
創新的關鍵是人才，政府應建立人才引進與培育政策，引導并鼓勵民營企業引進高級人才，建設高素質企業家隊伍、專業技術隊伍和技術工人隊伍。通過必要的制度安排落實高技能人才激勵政策，幫助企業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以人才帶動企業創新，以創新延展群落生態位寬度與深度，實現群落內企業生態位的合理分布，提高企業運營能力與盈利能力，增強群落整體競爭力，實現南通民營經濟的協調共生與可持續發展。
3.3融資路徑：建立民營經濟融資立體通道，形成民營經濟可持續資金保障機制
筆者在《基于生態位理論的南通培育民營大企業戰略研究》課題研究時，針對南通規模以上民營企業發展問題進行調查，136份有效問卷中將“融資難”作為民營企業發展首要問題的有95家之多，占比高達七成。政府應以長鏈產業發展思維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題，鼓勵引導民營企業以產業鏈資源優化配置和基礎，打通企業上下游產業的關系，通過產業聯盟貫通資金通路，加速資金循環。通過長鏈金融建立產業信貸鏈條，優化金融服務體系，實現資本在產業鏈上的合理配置。依靠產業集聚和金融集聚，構筑南通民營經濟整體競爭優勢。同時，制訂鼓勵民營企業上市、走出國門等系列配套政策，全方位打開南通民營經濟大發展的生態空間。
3.4戰略路徑：優化民營企業戰略管理環境，保障民營經濟健康發展
鑒于南通民營企業低維度競爭、系統整體效益低的現狀，政府應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引導民營企業綜合考慮企業及企業生態系統環境，建立戰略優化機制，營造協同共生的群落生態系統。通過適度培優扶特措施，幫助民營企業實現戰略調整，走出生態重疊區，自主優化或遷移。培養民營企業自律精神，幫助民營企業通過行業分析、市場分析與企業定位，培育企業特色與核心競爭力，錯位經營，優化區域經濟協同、互補態勢。
3.5文化路徑：幫助民營企業構成現代企業文化，培植企業文化傳承與生態生長土壤
新常態下，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飛速發展、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市場模式變革都對民營企業的文化變革提出了緊迫要求。政府應通過政策引導，幫助民營企業建構與互聯網時代相適應的生態、速度、創新等現代企業文化。政府應有效激勵民營經濟從創業型向管理型的轉變，把握轉型升級與組織變革良機，提升企業文化，鞏固企業文化的“軟管理核心”地位，用優秀企業文化來導航和支撐企業戰略目標，用文化打造企業品牌、提升企業競爭力，幫助民營企業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成為時代經濟的中堅力量。
參考文獻
[1]張占倉.中國經濟新常態與可持續發展新趨勢[J].河南科學，2015，（1）.
[2]賀中輝.經濟新常態下民營經濟的民展策略探討[J].管理觀察，2015，（3）.
[3]丁任重，孫根緊.新時期我國民營經濟的轉型與發展[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1，（12）.
[4]朱天高.基于生態位理論的南通培育民營大企業戰略研究[J].現代商貿工業，2014，（14）.
新常態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3
關鍵詞：經濟新常態；企業財務風險；防范措施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各類市場主體不斷發展、壯大，趨于多元化，經濟活躍度增強，同時，企業也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發展速度等發生了一系列變革，這些都為企業財務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和風險。針對這些潛在的財務風險進行分析，采取有針對性的防范措施具有十分重要地意義。
二、經濟新常態背景的基本特征
(一)經濟增長速率從高速增長開始轉換成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過程中，其增長速率不可能一直處于較高水平，會經歷回落、放緩、趨于平穩、波浪式發展的過程，這也是必然的經濟規律。我國經濟在保持了較長時間的“8以上”高速增長后，近年來增長速率已逐步放緩。
(二)經濟結構逐漸轉型升級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的經濟結構也在發生改變，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達到50%左右，中國經濟已正式邁入“服務化”時代。同時，產業結構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進行轉型升級，傳統產業面臨轉型境地，大量依托互聯網、信息化、科技化的新興產業蓬勃發展。
(三)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隨著國家政策導向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國內企業的競爭逐步從依賴資源、人工、土地等低成本要素向創新驅動轉變，科技含量和商業模式創新等成為市場競爭的關鍵。由創新驅動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基礎性向市場性轉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發展理念，這為企業能夠更廣泛的參與市場競爭提供了平臺和基礎，同時也對企業自身實力和發展質量提出了更高地要求。
三、我國企業出現財務風險的成因
(一)宏觀環境的復雜多變性宏觀環境主要包括經濟環境、市場環境、科技環境、社會文化環境等，是影響企業發展的重要外部因素。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發展，各國經濟休戚與共。企業在進行財務管理時必須密切關注外部宏觀環境變化，“看好錢袋子、筑牢資金鏈”，否則，因某些外部因素變化將給企業發展帶來巨大影響。
(二)企業自身實力和發展理念的局限性經濟新常態下，國家為扶持產業和中小企業發展，出臺了眾多優惠政策，“創新、科技、環?！钡犬a業成為市場熱點和發展重點。隨著企業轉型升級，甚至“跨界”或多元化發展，財務管理面臨著更大地風險和挑戰。同時，受財務管理理論發展、國家政策、管控側重點以及信息化技術等因素影響，企業財務管理也面臨創新和轉型問題，但受企業自身實力和發展思路的影響，財務管理要求更高、難度增加、風險加大，卻往往難以“一挽狂瀾”。
(三)企業融資渠道和資金運營壓力巨大近年來，雖然資本市場表現活躍，各類投行、基金入市，融資融券、可轉換債等金融產品不斷豐富和完善，金融機構貸款政策放寬并向小微企業傾斜，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受整體經濟下行因素影響，出于風險管控和合規因素考量，除部分大、中企業能夠憑借自身實力和行業背景，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得融資支持，甚至主動參與資本市場形成競爭優勢外，多數中小企業，尤其是傳統企業，仍然面臨融資難、渠道單一等問題。同時，在市場壓力增大和人工、資源等要素成本上升的情形下，資金運營面臨巨大壓力，現金流往往難以為繼。
四、對于我國企業財務風險的防范措施及建議
(一)提升危機管理意識和風險防控水平經濟新常態下，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企業必須結合所在行業和發展實際，切實提高危機管理意識和風險防控能力，調整或做好危機應對預案，尤其要重點關注財務資金流和上下游業務鏈。同時，建立健全以財務管理和市場發展為中樞的分類、分級風險防控體系，確保企業在危機管理中能夠最大限度利用資源選擇最優策略。
(二)創新企業財務管理模式在經濟新常態和新形勢下，企業必須與時俱進調整財務管理戰略。要打破傳統的財務管理思路和邊界，通過創新財務管理模式，不斷優化企業內部財務管理結構，保持穩健發展。同時，充分利用信息化技術和手段，打造契合企業發展實際的財務共享中心和系統平臺。通過財務數據與業務數據的融合，形成企業內部“中臺”系統，以大數據提升決策效率和精準度，推動企業管理的精細化發展。
(三)建立健全項目投資財務評估體系面對新形勢下經濟和市場環境的劇變，短期內企業的發展策略要從擴張型向穩健型轉換。投資項目選擇要更多賦權創新和技術指標，集中優勢資源重點推進中短期項目。運用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論建立項目投資財務評估體系，通過建立模型對投資回報率、資金回收節點、預計損失資金等多項指標進行量化分析。同時，要建立嚴格周密的資金管控和審查機制，確保專款專用，并通過管理提升壓減投資回收期，提高投資收益的回款效率。
(四)以“現金為王”理念重塑資金運營體系在市場繁榮和經濟向好發展的情形下，企業容易受利益驅動，高估投資回報率，而放松對“資金鏈”的警惕，然而自身財務管理水平和資金實力往往難以與發展規模相匹配。企業必須加強財務管理內控體系建設，在資金運營方面要深入踐行“現金為王”理念，加大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等催收力度，保持經營性現金流為正。同時，通過發行債券、債轉股、引入戰略投資者等方式，積極拓寬融資渠道，保持企業資金鏈運轉穩健、通暢。
新常態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4
[關鍵詞]地理標志保護 農產品 國際競爭力 標準化 產業化 品牌
我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地理環境和氣候多樣，具有悠久的農耕文明及深厚的飲食文化，許多以原產地名稱聞名于世的傳統名特優農產品具有較大發展潛力和保護價值。雖然加入WTO后農產品出口量有所上升，但由于科技支持乏力、現代農業組織發展滯后、農業標準化程度低、品牌影響力小、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等原因，在激烈國際市場競爭中多數處于不利地位。作為產品質量的重要認證和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內容，地理標志深受國際市場認可，其在促進農業發展過程中起到以下作用：一是推動地理標志產品質量標準化；二是促進地理標志產品生產產業化；三是加快地理標志產品品牌建設。地理標志保護對提高農產品生產及加工水平增強市場競爭力具有豐富和深厚的意義，為我國農產品出口提供了便利（王志本，2005；章勝勇等，2007；鄧啟明等，2011）。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而地理標志對農產品的有力保護，對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增強農民收入具有重要意義。對地理標志保護提升農產品國際競爭力進行研究既有理論價值，也有現實的實踐意義。
一、地理標志保護增強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機理分析
1.地理標志保護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1）地理標志保護的基本概念
TRIPS 協議第22 條第1 款規定，“地理標志系指下列標志：其指示出某商品來源于某成員地域內，或來源于該地域中的某地區或某地方，該商品的特定質量、信譽或其他特征，主要與該地理來源相關聯?！彼粌H與其地理來源相關聯，更與當地特有的自然條件和人文要素密不可分，代表著商品特有的質量和信譽特征。地理標志保護就是通過立法等一系列手段對地理標志進行切實有效的保護。
（2）地理標志保護的基本特征
地理標志使地理標志產品從一般農產品中脫穎而出，并提供了其在國際市場中多方面的競爭優勢來源。因其具有以下特征：
①地緣信息突出。地理標志的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它明確指示了商品的特定地理來源。同時，只有產自特定地理來源地，并與該地理來源的自然條件或人文因素之間存有客觀聯系，并直接體現相關品質和信譽等特征的商品才能被地理標志保護。
②優良品質保障。與傳統的數量型農業相比，地理標志產品不僅體現在農產品品質的特殊性上，還體現在品質的優良性上。如果沒有地理標志產品的優良品質作為保障。就無法形成有效的特色農產品的市場需求，也不可能帶來較高、持續的經濟效益。
③知識產權保護。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把地理標志與商標、專利、版權并列，作為一項獨立的知識產權加以保護。該知識產權體現在地理標志農產品外包裝，不同國家的消費者通過地理標志可以輕松選購地理標志產品。
④經濟效益提升。地理標志內含的經濟價值，是一種無形財產。地理標志作為一種知識產權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地理標志產品質量和信譽特征的高要求，可以有效的打破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大大提高了經濟效益。
2.地理標志保護增強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作用機理
市場機制下的農產品貿易本身就充滿著競爭，農產品出口，在獲得更大的市場的同時，也受到了國家與國家之間更為激烈和多樣的競爭。參照競爭力的相關定義，我們將國際競爭力界定為一個國家農產品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并能夠持續獲取利潤的能力。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是由多個因素構成的，具體表現為三種形式：價格競爭力、質量競爭力和品牌競爭力。這三種形式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決定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強弱。地理標志保護增強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機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推動地理標志產品質量標準化
國家質檢總局規定地理標志產品的通用技術和地理標志產品專用標志以及各種地理標志產品的質量、特性等方面必須符合強制性國家標準。第一，要求產品的原材料產自特定地域，并具有與生產地域的范圍及地理特征相關的標準；第二，要求產品在特定地域、以特定的技術規程進行生產，包括對產品傳統加工工藝、安全衛生、加工設備的標準；第三，要求產品必須達到與其生產地域特定地理特征相關的理化、感官等特色標準，以及有關產品品質與功能的質量標準。因此，地理標志保護是對地理標志產品質量標準化的有力推動。
（2）促進地理標志產品生產產業化
地理標志以特定地域的共同傳統為基礎，并被位于該地域的特定產品生產制造者共享。外地企業要想使用該地理標志，只能進入該地投資生產；此外，地理標志產品執行國家統一的標準。這些特性將分散經營的名、特、優產品按統一的標識、標準統一起來，形成了規經經濟的效果。目前有些地區采取“地理標志＋龍頭企業＋農戶”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將政府資源（地理標志）、企業資源（商標）和農戶資源（）優化組合起來，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有助于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3）加快地理標志產品品牌建設
當前缺乏農產品品牌是我國農產品參與國際競爭力的軟肋。而地理標志產品的產生于發展與其特定得天獨厚的人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一般在市場上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美譽。這也為地理標志產品品牌的建立奠定的基礎也提供了地理標志產品被認知的信譽先導。生產者和企業通過將地理標志產品產業化和標準化的基礎上，再配合技術和營銷的支持，實施地理標志產品品牌戰略，在國際競爭中贏得穩固的一席之地。
二、地理標志保護增強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典型案例分析
新常態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5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周期；經濟新常態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7）05-0051-05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可以說我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發展的關鍵階段。如何對這一階段進行很好的分析和理解，進而抓住機遇實現新一輪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結合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對解釋我國經濟新常態具有深刻指導作用。
一、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概述
馬克思早在1847年就提出了經濟周期，他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產生，這種正確比例必然消失？鴉由于自然規律的必然性，生產一定要經過繁榮、衰退、危機、停滯、新的繁榮等等，周而復始地更替。”[1]109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主要分析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關于經濟周期的長度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通過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歷程的研究，對周期的長度進行過描述，如“在世界貿易的幼年期，自1815-1847年，大約是五年一個周期；自1847-1867年，周期顯然是十年一次?！盵2]554“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等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后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3]694從這些論述中似乎可以得出周期時長為五年或者十年的結論，但是實際上，馬克思對周期長度的判斷并非如此。馬克思所說的五年或者十年一個周期針對的是當時已經發生過的，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所呈現的周期長度，而并不具有固定的規律性。所以馬克思也曾經說過“可以認為，大工業中最有決定意義的部門的這個生命周期現在平均為十年。但是，這里的問題不在于確定的數字。”[4]207“直到現在，這種周期延續時間是十年或十一年，但決不應該把這個數字看作是固定不變的。相反，根據我們以上闡述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規律，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數字是可變的，而且周期的時間將逐漸縮短。”[3]695所以說，在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中，經濟周期的時間間隔并不是固定的，它是根據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經濟體的發展情況而變化的。
（二）關于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
馬克思在其《資本論》著作中，明確提出了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為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如“這種由若干互相聯系的周轉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資本被它的固定組成部分束縛在這種周期之內），為周期性的危機造成了物質基礎。……雖然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4]207從這段話里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這是因為在危機爆發后，企業面臨兩個選擇，破產或者轉型。因此資本家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除了更多的剝削工人的利益之外，只能采取其他的措施去提高生產效率，這就倒逼資本家去增加投資改善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改進生產技術和方法，如此來滿足新的市場需求。因此，這里說“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4]207。第二，“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4]207這也就是說當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達到一定的臨界點之后就會出現新的經濟危機。這是因為，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會帶來產品的大規模改善升級和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從而滿足社會新需求，從而形成新一輪的經濟繁榮。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需求的不斷改善，當社會總供給超過社會總需求的時候新一輪危機就會再度出現。
（三）關于經濟周期的產生原因
恩格斯（雖然標題里只列出了馬克思，但考慮到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的極大重合性，在引用馬恩全集時，也會引用部分恩格斯的著作內容，當然這并不會影響本文的主旨。）曾經這樣論述：“大工業的巨大的擴張力――氣體的膨脹力同它相比簡直是兒戲――現在，在我們面前，表現為不顧任何反作用力，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進行擴張的需要。這種反作用力是由大工業產品的消費、銷路、市場形成的。但是，市場向廣度和深度擴張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規律支配的。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沖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為它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盵5]626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中，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會不斷的擴大生產，但是由于人們的購買力落后，消費力不足，限制了市場的擴大。這種不斷擴大的生產與有限的消費之間的矛盾對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對立。正是這種對立使得生產擴大的同時又破壞再生產的條件，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出現了繁榮和危機的交替。而這種供求之間的對立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造成的。這才是經濟周期產生的最根本原因。
在此基A上，馬克思具體從消費不足、比例失調和利潤率下降三方面解釋了經濟周期產生的原因。
1.消費動力不足。在馬克思的理論中，資本家的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資本家勢必要想盡各種辦法來增加產品的剩余價值，那么除了更多的剝削工人之外，資本家會將積累的財富更多的用于擴大再生產，而用于其個人消費需求的財富減少。同時廣大雇傭工人的收入較低，消費能力較差。這就造成了需求不足，生產過剩的局面。而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實現的先決條件就是社會總產品的全部實現。如果出現社會總產品的大量過剩就會出現危機。所以，社會的有效需求決定了生產的邊界，一旦沒有需求支撐的生產盲目擴大，就會導致經濟出現衰退，甚至發生危機。
2.投資比例失調。馬克思在社會再生產理論中將社會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他指出這兩大部類之間的比例失調會引發經濟危機。因為資本的逐利性使得資本家所有的生產資料只會投向利潤更高的部門，而不會在意社會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各部門之間的分配比例問題，從而造成社會生產各部門比例失調，進而引發經濟危機。
3.利潤率趨于下降。馬克思說“利潤率的下降會延緩新的獨立資本的形成，從而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發展的威脅。”[2]270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資本家雇傭越來越少的勞動力，大量的勞動力失業，這就造成社會勞動力相對過剩。勞動力失業沒有收入就不能進行消費，社會消費能力下降就會造成總需求的不足。另外，利潤率的下降會使得資本家對投資失去信心，轉而減少用于擴大再生產的資本數量，導致資本過剩。這樣時間一長就會造成經濟衰退甚至爆發危機。馬克思在這里還指出資本家由于利潤率下降而出現違約，大量的違約使得信用系統出現緊張甚至引發經濟崩潰。
二、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視角下的中國經濟新常態
（一）我國經濟新常態出現的必然性
在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中，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是周期產生的根源。雖然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仍然存在著周期性經濟波動的可能性和物質基礎。首先，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貨幣的作用使得買賣可能完全脫離，供求可能完全失衡，經濟增長的波動不可避免。同時，貨幣信用關系得到廣泛利用。因此，從經濟關系的本質上講，我國存在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其次，我國同樣存在固定資產大規模更新改造的問題。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大工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而大工業的發展需要的就是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這種大規模投資和大工業生產之間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我國經濟波動的物質基礎。所以說經濟周期波動是商品經濟社會的普遍現象，它與社會制度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按照經濟發展規律，當一個經濟體的經濟高速發展一段時間之后，都會出現增速換擋現象。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發展都經歷了一個從7%的高速發展直接降到3%左右中低速發展的過程。經濟周期性波動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如圖1所示，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共經歷了四次大的周期性波動，當前正處于第四個周期波動當中。我們采用“波谷-波谷”的周期劃分方法，從圖中可以看出，1978-1981年是第一個周期性波動的衰退階段，我們認為此前已經經歷了一個完整的周期。從1982年到1990為第二個周期性波動階段，1991年-1999年為第三個周期性波動階段，2000年至今為第四個周期性波動階段。這里我們將1987年和2010年兩次經濟增速上升看成是更長收縮期內的一個反彈，而不是新周期的開始。因此，中國經濟進入發展新常態，增長速度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下降到6%-7%的中高速增長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也是符合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的。
（二）經濟新常態下將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動力的轉換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更新既是產生危機的物質基礎又是擺脫危機的物質基礎。這是因為大規模固定資產的更新從根本上說就是新一輪社會生產的開始，在更新過程中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得到重新配置，因此工人的收入也將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更新意味著經濟體中的產業結構、區域結構、供求結構、分配結構等都將發生變化。因此，進行有序的依次遞進的固定資產更新將會促使社會經濟結構向更高一級發展轉換，進而逐漸形成新一輪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這種大規模固定資產的更新將會促進技術進步和管理創新，使得企業的生產效率提高，也就意味著經濟增長動力將會發生變化。
我國當前處于經濟發展新常態，要想走出當前的經濟發展中低速的階段，重新實現高速發展，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必然要進行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更新，而這種更新將會帶來經濟結構的調整升和促使發展動力向創新轉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經濟增速換擋的背后其實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升級。我們從產業結構來看（如圖2），從2013年開始我國的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開始超過第二產業，達到了46.7%。而之后的兩年，我國的第三產業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在2015年達到了50.2%。按照經濟發展規律，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服務業的增長速度將超過第二產業而成為經濟中的主導產業。而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這輪調整正是第三產業快速發展的大好時機。在城鄉結構方面，我國的城鎮化率逐年提高，到2011年末我國的城鎮常住人口比重首次超過了農村人口，達到了51.27%。之后的幾年，我國的城鎮化率不斷上升，到2015年已經達到了56.1%。這說明，在新常態下我國的城鎮化速度在不斷加快，城鄉二元結構逐漸改善，區域發展將逐漸趨于平衡。
按照馬克思的周期理論，固定資產的大規模更新是伴隨著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這種更新會帶來社會生產質的飛躍，使得社會生產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當前的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要想實現質的飛躍，解決供求之間的總量矛盾和結構矛盾，必須突破我國之前一直延續的低端加工制造的粗放增長模式，借這次新常態經濟結構調整的契機，加快開展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實現增長動力向創新轉變。
（三）經濟新常態下要加快調整收入分配和增加有效需求
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將通過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等方式來擴大生產，但是要想實現經濟均衡發展，擴大的生產要有對應的消費需求來消化。民眾的購買力不足將會導致生產過剩，從而出現經濟衰退甚至危機。因此，在當前我國出現明顯生產過剩的新常態下，增加有效需求也是當務之急。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經濟危機的出現。這是因為資本家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用于消費的很少，而占社會成員絕大多數的雇傭工人收入很低，處于相對貧困的狀態，這就意味著全社會的有效需求將會小于社會總供給，進而出現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6]我們從馬克思的周期理論延伸思考下去，將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即絕大多數人收入較低，而只有較少數人獲得高收入，將會造成社會有效需求不足，而這部分高收入群體為了獲得更多的財富不斷擴大生產，進而導致社會總供給過剩，當收入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生產的相對過剩，經濟出現周期波動。當前我國的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年拉大，我國的基尼系數1981年為0.29，到2016年已經達到0.465。如圖3所示，我國的基尼系數從1994年開始超過國際警戒線0.4的標準，并在2008年的時候達到最高0.491，此后在國家的宏觀政策調控下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高于國際警戒線的標準。說明我國的貧富差距不斷在拉大。過去30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是依靠高投資、高出口來拉動的，而消費這架馬車在勞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經濟發展中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狀態一直沒有改變。而這種持續的高投資如果沒有較高的需求水平的支撐將會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大量企業破產，工人失業，進而引發經濟的波動。2001年我國加入WTO，廣闊的國際市場很快緩解了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生產相對過剩。但是2008年以來，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世界經濟一直呈現低迷的狀態，我國的外部市場需求逐漸萎縮，到如今我國生產相對過剩的矛盾開始凸顯。因此，當前我國要想走出經濟發展新常態，增加有效需求是必然選擇。這個時期的有效需求應該主要是消費需求而不是投資需求。因此，要激發廣大勞動者的消費需求，首先要不斷調整分配結構，縮小收入差距，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從而增加社會的有效需求，助力實現供需平衡。
（四）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要以供給測改革為引領，保持宏觀經濟比例協調
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實現的必要條件。而保持兩大部類的生產的均衡是實現總供需均衡的必要條件。馬克思的總供求均衡理論包括總量均衡和結構均衡，而且結構均衡是總量均衡得以實現的基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一個主要矛盾就是供給與需求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主要表現為供給側對需求側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后。我國的需求結構已經發生明顯的變化，第一是房地產和汽車為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2013年以后我國的房地產行業和汽車行業均進入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第二是居民的消費形式發生變化，我國居民消費已經由模仿型排浪型消費轉入個性化、多樣化消費階段。第三是居民服務需求占比明顯提高。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爾系數的持續下降，我國居民對于旅游、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的需求快速增長。第四是工業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對技術研發和物流等生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我國的供給側結構變化滯后，明顯與需求結構變化不相適應。首先表現為各種無效的和低端的供給過多，其中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大量的傳統行業出現產能嚴重過剩。二是有效的和中高端的供給不足。國內商品和服務無法滿足居民對于高品質的追求，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到國外去采購日常用品。三是體制機制改革落后，導致生產要素難以實現更加自由的流動，難以從無效供給領域轉向有效領域。因此，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實現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是我國走出新常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然選擇和有效途徑。同時，在經濟新常態中要注意保持宏觀經濟比例的協調，主要包括生a資料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之間的關系、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的關系、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等。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頁.
[2]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新常態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6
青木昌彥是國際經濟學會主席，在斯坦福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任教，于 1998年獲得國際熊彼特學會熊彼特獎。他是最早關注中國經濟變革的世界著名經濟學家之一，深諳中、日、韓等東亞經濟體的發展之道。青木先生4月在京開會期間，《中國經濟報告》特約記者和他就中國經濟“新常態”以及中日經濟改革與比較等領域的話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與以往不同的新常態
中國經濟報告：世界和中國都在經歷著巨大的變化，在你看來，中國經濟新常態與過去相比有哪些主要的不同特征？
青木昌彥：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在經歷了前所未有的35年高增長后已進入新常態時代。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當下都迎來了一個可以媲美“工業革命”和“計劃經濟體制終結”的重大轉折期。在人口、就業等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結構上，一些不可逆的變化正在開始發生。這些動向會對未來產生怎樣的影響？思考這一問題時，比起短期的需求面的要素（比如消費、投資、出口，即所謂“三駕馬車”），更要重視中長期的供給面的各種要素。這樣，有關人均GDP增長的人口、制度、經濟的相互關系就會明朗起來。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中國的GDP（以當前價格計）在2009年就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如果以購買力平價來測算實際GDP，中國的經濟增長成績將更為驚人。中國2013年的實際GDP達16.149萬億美元，大約相當于日本的3.5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測算）。盡管在人均GDP水平上，中國依然落后日本約70%，但根據我利用省級數據進行的估算，中國沿海地區的人均GDP已達13449美元，僅落后日本約60%?！靶鲁B”作為經濟學上持續增長的供給要素的新階段，有著以下的特征。由于農業就業比率的下降促進經濟加速增長的庫茲涅茨效果和由于勞動人口比率的增加促進經濟加速增長的人口紅利的效果逐漸減小，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可能性開始轉向依賴全要素生產率增加的階段。要回應這一挑戰，關鍵在于在人力資本積蓄的同時，進行企業經營和治理的改革。而要實現這些，則需要考慮如何在經濟領域實現法治。在資本收益率高于經濟增長率的少子老齡化社會，中國現階段出現的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的解決之道都取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與之相輔相成的公司治理改革。
中國經濟報告：你前面提到，中國按實際人均GDP計算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那么中國能否繼續維持與過去相當的高增長率？如果不能，有哪些因素在決定和影響著新常態下的增長機遇？
青木昌彥：這可以用事實來說話。首先來做個簡化計算，把人均GDP增長率分解為不同的供給來源。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增長可能性的公共政策討論往往集中在短期的需求因素上：出口、投資以及公共和私人消費――俗稱的“三駕馬車”。然而對長期增長潛力的評估卻離不開供給方面的因素。中國在2008-2012年年均8.62%的人均GDP增長率可以分解為如下幾個來源：
（1）工作年齡段（15-64歲）人群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對人均GDP增速的貢獻約為0.46%；（2）工作年齡段人群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學校教育增加），給人均GDP增速帶來的負面影響約為-0.57%；（3）從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A部門）向高生產率的城市部門（U部門）的勞動力轉移，即所謂的庫茲涅茨效應，貢獻值約為3.11%；（4）城市部門員工的人均生產率提高，貢獻值約為5.46%。
在研究中，我曾從歷史和國際比較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成績（圖1），這幅圖展示了日本、韓國和中國在過去半個世紀的人均GDP增長軌跡及其供給源頭分解結果（借助各個國家的官方數據）。對三國的柱狀分解圖進行對比，我們能立刻得出如下幾個印象：
（1） 庫茲涅茨效應是三個國家高增長時期普遍發生的現象，日本（1955-1970年），韓國（1970-1990年），中國（1982-1987年，2000-2012）。
（2） 在三個國家的高增長時期，人口紅利也普遍存在。不過這個效應在逐漸減弱，日本在1990年后甚至最終出現負效應。
（3）工作年齡段人群的勞動參與率變化對人均收入增速可以產生不容忽視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取決于下面將談到的若干社會因素。
（4） 由于庫茲涅茨效應和人口紅利的減弱趨勢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歷程，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可持續增長的可能性將主要依賴城市部門人均生產率的繼續提高，尤其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中國經濟報告：那么，哪些供給因素決定著經濟新常態的特征？
青木昌彥：圖1所包含的是從國別比較和歷史背景得出的信息，這將有助于我們再來分析各種供給因素對新常態面臨的發展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可以看到，經濟新常態的特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庫茨涅茨效應能否繼續發揮作用，從人口紅利到后人口轉型的成敗，影響勞動參與率的社會因素，全要素生產的增長等方面。
無需為庫茲涅茨效應的消失而惋惜
中國經濟報告：結合一些有此經驗的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中國的庫茲涅茨效應能否繼續發揮作用？
青木昌彥：歷史上的第三位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哈佛大學的西蒙?庫茲涅茨觀察到，農業部門在產值和就業比重中的長期下降是“經濟增長的數量特征”。這一實證研究結論是基于其對當時還極為缺乏的歷史和國際比較數據的艱苦的收集分析。法國用了60年時間（1880-1950年）才使農業就業比重下降了19個百分點（從52%到33%），德國用51年（1882-1933年）下降了13個百分點（從42%到29%），美國用40年（1870-1910年）下降了19個百分點（從50%到31%），等等。除19世紀早期引領工業革命的英國外，農業就業人口比重的減少過程都是相當緩慢而長期的。相反，圖2表明，東亞各經濟體的這一過程被壓縮到更短時期完成。中國沿海僅用了20年（1990-2010年）就下降了近28個百分點（從50.0%到23%），內陸也下降了25個百分點（從68%到43%）。1990年，制造業的人均產值比農業部門高出4.0倍，2008年高出5.1倍。因此，大規模和快速的庫茲涅茨效應成為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高速增長的極為顯著的促進因素。
從圖2中還能得到一個有趣的對比結論，可能與預測中國未來的增長軌跡有關。日本和韓國的農業部門就業比重分別在1970年和1990年下降至約20%，同高增長時期結束的時點基本吻合。在20%的分界線之后，兩個國家農業部門就業比重的下降變得相當緩慢，主要是通過農村家庭的子女上學而進入城市部門。兩國的農業都主要依靠人數逐漸減少的老一代人來維持，由政府的產品價格補貼政策提供保護。
中國經濟報告：結合中國的情況，新常態下的庫茲涅茨效應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青木昌彥：由于中國沿海地區的農業部門就業比重目前可能已達到20%的臨界點，內陸也處于逼近過程中，關于庫茲涅茨效應的影響，中國社科院的研究者利用官方2009年居民調查數據測算出，當時仍在農業部門就業的農村居民人數約為2.11億，而離開農村、在城市部門就業的人數約為1.86億。中國政府在2014年確立了一項重要政策，計劃到2020年再從農村轉移出1億就業人口并幫助他們在城市安家。然而2009年的調查發現，仍在農村工作的人口中約70%的年齡已達到或超過40歲。此后數年，肯定又有大量年輕人離開農村，留下的人的整體年齡更為老化。在我看來，為實現上述的宏大政策目標，有兩個議題亟待重視。
第一個議題是，年齡偏大的那些勞動力的技能是否在農村之外有合適的就業出路。社科院的研究者認為有此可能，因為城市就業環境需要高技能與低技能工作的互補。第二個議題是，年齡偏大的這些人是否有搬離農村的激勵？我聽說存在40歲以上的農村移民返回戶口原籍的U型回歸現象。假如這的確是個不容忽視的普遍情況，背后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些年齡偏大的人群對社會保障以及子女上學負擔的憂慮在增加；另一方面他們在農村的土地權利可能有所升值，能部分緩解上述的憂慮。
U型回歸現象本身可能有雙重影響，對城市部門的庫茲涅茨效應產生消極作用，但返鄉農民已掌握的城市部門生產技能可以擴散到農村及其附近區域，是種反向的庫茲涅茨效應。為把兩個方向的勞動力流動的潛在好處都發掘出來，就必須從法律和行政上去除現有戶籍制度對社會保障、入學招生以及農村土地權利的制約。社科院的研究者測算，由此帶來的“改革紅利”可能給2015年的GDP增速貢獻2.03個百分點，此后逐漸下降到2020年的1.61個百分點（由于人口老化，人均GDP的增速可能更低）。如果政策目標實現，這個效應最后也將基本消失。他們的上述測算低于我估計的2008-2012年的庫茲涅茨效應（3.11%）。所以無論如何，庫茲涅茨效應在2020年之后的中國都將變得微乎其微，就像目前的日本和韓國，特別是如果到時候已引入了能促進生產率提高的農村。庫茲涅茨效應是欠發達經濟體在增長階段的獨特現象，無需為其最終消失而惋惜。
中國經濟報告：可否詳細講解一下圖中人口紅利轉型的意義和影響？
青木昌彥：從人口紅利到后人口轉型：圖1顯示了人口紅利的重要影響，其定義是工作年齡段（15-64歲）人群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增加導致人均GDP增速的提升，分別針對日本（1955-1970年）、韓國（1970-1990年）和中國（1982年至今）的高增長時期。這些現象的出現，分別是由于各國在二戰、朝鮮戰爭和災難之后的生育率高峰以及嬰兒死亡率下降所致。先不考慮中國在1970年代引入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隨著日本、韓國這類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可持續增長的前景開始更多地取決于勞動力質量的提高，而非數量增加。然而，人力資本價值的提升同時意味著家庭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包括學校教育、家長的時間和精力以及其他培訓等。結果自然導致生育的子女數量減少，這個現象被人口學家和統一增長理論稱為人口轉型。此外，隨著生產、生活以及醫學的進步，相對于新生兒的數量來說，曾經帶來人口紅利的那代人的長壽會最終導致人口紅利減少，甚至造成負面影響。這個新的趨勢如今被某些學者稱為第二次人口轉型或者后人口轉型，該現象在東亞地區變得尤其突出。
再請看圖3，縱軸上的年份位置根據每個國家進行了調整，使各國的工作年齡段人群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的高峰重合：日本是1990年，中國是2012年，韓國是2015年。在此時點后，人口紅利將加速衰減。盡管存在時滯，三個國家在這方面還是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性。不過也有點值得注意的差別――中國在高增長時期之前有著更高的生育率，在隨后至今有更高的人口紅利，在未來的短期內受負面影響的進程也較慢。然而聯合國在2012年開展的預測所采用的總生育率是1.6左右，似乎過于樂觀，超出了201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1.4左右的官方估計值（按某些人口學家推算更是只有1.2左右）。如果把這些可能的偏差考慮進來，負面人口紅利對人均收入增長率的拖累很可能更大。徹底取消獨生子女政策或許有助于緩解這一下降趨勢，并增強民眾的個人選擇自由，但影響有限，因為后人口轉型的一個根本原因是收入的增長（壽命延長）以及家庭對人力資本投資的理性計算。
影響勞動參與率的社會因素
中國經濟報告：在負面人口紅利的拖累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中國如何才能更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本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有可以借鑒的經驗？
青木昌彥：如果說庫茲涅茨效應的逐漸消失以及后人口轉型的快速到來是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那么要實現可持續的人均GDP增長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提高勞動參與率，并持續提高城市部門的人均生產率。就前者而言，日本近期的經歷可以有所借鑒。有兩個人群對人均GDP增長做出了貢獻，25-39歲的女性人群的勞動參與率在2000-2012年大幅提高，同時總體的生育率也有適度反彈，從2005年谷底的1.26回升到2013年1.43。上述變化結合起來表明，跟隨歐洲國家的腳步，日本女性因為結婚和生育而從勞動力市場退出的習慣到今天可能已經被扭轉。雖然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在傳統上高于東亞的其他國家，她們對于高技術崗位的更多參與依舊可望成為維持中國人均GDP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
應對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下降的另一個可能性，是提高年齡偏大人群的勞動參與率。在2000-2012年，日本的60-64歲的男性人群的勞動參與率提高了2.81%，70歲以上的男性有8.7%仍在工作。中國目前的男性60歲、女性55歲的強制退休年齡也需要采取某種方式相應上調。前面圖1顯示，中國的勞動參與率自1990年來實際有所下降，這似乎與學校教育時間的不斷加長有關。在2009-2013年，高中入學率提高了2.7%，大學及大學以上教育的入學率提高了4.0%。教育投入的增加會在短期內導致人均GDP增長率降低，但如果能與需求匹配，還是對未來人力資本的物有所值的投資。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下一步發展的關鍵
中國經濟報告：新常態下用以保持人均GDP增長的關鍵一步是什么？
青木昌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關鍵，公司治理也同樣至關重要。新常態下保持人均GDP增長的最重要源泉是城市部門的單位員工生產率的不斷提升。城市部門的單位員工生產率等于全要素生產率同資本―產值比（資本密度）的加權之和，權重分別為：1/（1-θ）和θ/（1-θ），其中θ是資本在產值中的比重。由于缺乏與圖1所采用的部門數據相匹配的可靠官方數據，這里暫時無法提供對上述兩部分的估計值。但測算中國各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多項學術研究表明，2000年代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有所下降，也就是說人均產值增長主要是依靠資本積累。資本積累如果沒有伴隨人力資本的相應增加，最終將受到規模收益遞減的制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正接受學校教育的年輕人群的勞動參與率提高會帶來令人鼓舞的效果。
全要素生產率源于無法用直接投入測算的人力資本與實物資本的“新的組合方式”。眾所周知的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熊彼特定義的“創新”。實現方式之一顯然是通過技術方面的創新，而這需要投資以及增加科技領域的資源投入。不過同樣需要強調的是，人力資源與金融資源在企業組織層面的創新組合也大有可為，可以更靈活地應對新興技術和變化的市場環境。發現和利用這些機遇是職業經理人的任務。
當前，對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政府擁有和控制的控股公司層級進行體制改革，引入混合所有制形式，已被列入重要的改革議題。然而此類所有制改革應該與公司治理結構改革配套實施，以增強企業管理層的職業化程度，根據企業經營標準對其進行考核，擺脫政治因素的干預。目前正在打擊的企業腐敗現象非但在道德上應受到譴責，同時也是效率低下的明證。因此很重要的一點是確?；旌纤兄破髽I的董事會根據清晰而公開的規則進行選舉，并且對市場和公眾負責。
中國經濟報告：皮凱蒂撰寫的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讓我們關注到，西方國家的“超級經理人”獲得了超出其業績的報酬，導致更多財富向少數人集中。他認為這在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的經濟環境下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用沉重的財產稅進行矯正。那么隨著中國職業經理人制度的推廣，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否也不可避免？
青木昌彥：有個辦法可能使中國避免這一陷阱，這取決于混合所有制如何構建。如果把目前國有資本的相當部分委托給多家退休基金，在金融市場上進行職業化管理，那么這些基金的受益人（退休員工和現有職員）也可以分享金融資本回報率提高的收益?；蛘哒f，公司治理改革可以取得一舉兩得的效果，既通過高效和創新的企業管理來促進可持續的人均GDP增長，同時為后人口轉型時代提供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
中國經濟報告：你對中國未來更好的發展，還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建議？
青木昌彥：有人指出，中國和韓國都不可避免會進入類似的負人口紅利的人口變化軌道，步日本、新加坡和臺灣的后塵。或許還有人提到，在日本的公共討論中，盡管傳統的排外心理和反對勢力仍很強大，但通過教育和培訓放松移民引入作為應對后人口轉型可能的解決方案已成為嚴肅的議題。在中國，人口遷移帶來的庫茲涅測效應還可以在未來5年左右填補人口紅利縮減的缺口；然而要想通過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運轉來實現此政策目標，就必須對戶籍制度進行改革，并做好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所涉及的各級政府之間的協調。已有的建議包括，即將組建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的國有股份可以用來為社會保障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