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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論文范文1
〔實例1〕某調查報告稱,某村2001年出生嬰兒10人,其中男嬰6人,女嬰4人,出生性別比高達150,嚴重失調。
〔實例2〕某鄉給某村下達人口計劃,其中一項指標是計劃生育率,要求當年的計劃生育率不低于95%,而該村一般每年出生不足20人。
〔實例3]某地計生委根據群眾舉報,查出某縣一個超生5胎的情況,據此稱該縣超生問題嚴重。
〔實例4〕某縣總人口不足50萬人,近年來在孕婦中推廣服用“福施福”。上級要求檢查服用“福施福”后,人口缺陷發生率是否逐年下降。還有不少地方把孕產婦死亡率是否逐年下降當作生殖健康服務工作的考核內容。
這幾個例子所出現的問題都是以個案或少量發生的情況,說明一個地方宏觀的情況。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所分析的對象(人口)或事例具有群體性,這個群體是由每個個體的人或事件集合而成。每個個體是否發現這種現象是偶然的,作為表現群體規律的統計數據,只有當群體具有相當的規模后才有意義。群體的規模太小,盡管對每個個體的統計是準確的,指標的計算也是正確的,但計算結果并不能客觀地反映群體的規律。
如實例1,一個村的出生人數僅為10人,計算的出生性別比要么是100(“絕對平衡”),要么就是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實例2中計劃生育率受出生總數的影響,要么計生率正好100%,只要有一個計劃外出生,計劃生育率就低于95%。例4涉及的出生缺陷發生率或孕產婦死亡率一般統計時均以10萬作為分母,對于一個縣,每年出生幾千人或1萬多人,即使按照出生缺陷、孕產婦死亡發生的平均水平,每年也只有幾例,偶然性很大,在統計數據上很難表現為逐年下降。至于例3,以一個特例說明全縣的情況,更是欠妥。各種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教材上并未說明各項統計指標適用的人群至少要達到多少,但一般說來這些統計指標絕大部分不能用于分析規模在幾百人到一千多人的村級情況,許多指標在縣、鄉級使用也不太合適。多年來各級是通過報表收集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數據。報表由上級制發,基層單位按統一的口徑填報每個項目,然后逐級匯總、上報。這樣以來,上、下級的報表式樣相同,只是數量大小有差別,于是,上級單位計算哪些指標,下級單位“照葫蘆畫瓢”計算相同指標。特別是實行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制后,各項工作任務和責任要逐級分解、落實,相應地,工作指標也被層層分解,上一級控制的指標(如出生率、計劃生育率)也被一直套用到基層單位。在這種情況下,群體性的要求很容易被忽視。
2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
〔實例5〕1995年8月,在全國上半年人口形勢分析會上,某省計生委分析本省當年上半年二孩出生數量比上一年同期減少的原因時稱,由于自當年起全省廣泛推行“三結合”,許多群眾為了發家致富,主動退出二孩指標,于是二孩出生明顯減少。筆者的同事立即對此理由提出了置疑:既然是主動退出二孩指標導致二孩出生減少,那么原來應在1995年上半年生育二孩的婦女至少在1994年上半年就應退出二孩指標,而那時候,該省并未開展計劃生育“三結合”;至于1995年上半年開展“三結合”后退出的二孩指標,其二孩出生減少的效果應在1996年以后才能表現出來。群眾退出二孩指標與二孩出生數量的減少在時間上出現了“矛盾”。
〔實例6〕許多文章分析婦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孩子越少。
這兩個例子說明分析人口出生數量的變化應考慮人口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人口首先是生物意義上的人口,具有自然屬性,同時,人口生活、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具有社會屬性。人口現象的發生既受自然屬性的影響,也受社會屬性的影響。從根本上說,社會屬性對人口現象的影響和制約是有條件的、間接的。而自然屬性的影響和制約是無條件的、直接的。社會屬性的影響和制約常常要通過自然屬性來實現。在分析人口現象的時候,首先要解釋人口的自然屬性,然后再解釋社會屬性。就實例5而言,從婦女退出二孩指標到二孩出生減少,至少間隔10個月,即婦女的懷孕期,無論推行“三結合”力度多大,婦女10個月的懷孕期不能縮短。退指標的發生與出生數的減少在時間上不“同步”,至少要“滯后”一年。也就是說,1995年上半年因開展“三結合”婦女退出二孩生育指標不會影響這個時期的二孩出生數量。關于實例6,一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屬于社會屬性,婦女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確會影響其生育行為。然而,影響生育的自然因素,直接因素是避孕節育行為,具體地說,影響生育的生物因素包括推遲結婚(不發生)、采取避孕措施和流產(終止妊娠)。婦女文化程度影響到上述生物因素發生變化(如文化程度高,能夠更好地掌握避孕知識,可以提高避孕的有效性,減少懷孕的可能),并通過上述因素影響生育孩子的數量。直接講文化程度與孩子數量的關系,未免有些牽強。
3定量與定性
〔實例7〕各地每年都要分析當年的人口形勢,將當年的數據與上一年的數據進行對比。許多分析報告在列舉了對比數據后得出結論:“今年的工作比上一年有明顯的進步,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上了一個新臺階”。但如果我們仔細察看各項指標的數量,發現變化并不大,如計劃生育率由88.5%上升到89%,出生率由15.4‰下降為14.9‰(這其中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也能導致出生率下降),多孩出生由165人減少為149人,多孩率由2.2%下降為2%等等。根據這些數據的變化,得出的定性結論應當是:“工作穩步發展,人口增長保持平穩的態勢”。人口和計劃生育的統計分析主要是指對數據的分析,并由“定量”的描述引申到定性的判斷。如果忽視定性的分析,那么,所謂定量分析不過是數量變化的文字描述而已。把握好定性分析的關鍵在于,定性分析應以定量分析為基礎,即“定量”在前,“定性”在后。那種先“定性”,再計算數量變化的做法,違背了“定量”與“定性”的基本規律。這樣進行的定量分析,只是給定性的結論加一些數量的點綴。
4模糊和精確
〔實例8〕某地區的一份材料稱,根據20年來每年總和生育率的變化,推算本地區20年來少生了1831275人。
某縣計生委利用農村趕集日人口比較集中的機會,出動服務車,設置咨詢臺,向群眾宣傳計劃生育知識,提供咨詢服務。縣計生委的匯報材料稱,“一個月來在集日上接受宣傳、咨詢的群眾累計達到127328人次”。
乍一看,實例8和實例9中的人數和人次數的統計和計算十分認真仔細,數字如此精確,令人欽佩。但轉念一想,不免生疑:實例8中利用總和生育率計算少生人口,需要以年齡別生育率與分年齡婦女人數相乘計算出生人數,一般來看,每個年齡組的計算結果都不會是整數,只好四舍五入。每一年若干個年齡組累計下來,個位數已經含糊不清了。再把20年的少生人數累計起來,怎么可能精確到個位數呢?況且20年間,該地區的人口并非處于“封閉狀態”,各年齡組人數因為人口遷移而變化,也會影響到計算少生的數量。至于實例9,在一個開放的、人們頻繁走動的集市上,如何判定哪個人接受了宣傳,哪個人接受了咨詢,并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即使有標準,實際操作中也很難把握,因此,根本沒有可能逐人統計。實例8、實例9中看似精確的數據令人感到滑稽,倒不如模糊一些,說“20年大約少生了18萬人”,“一個月在集市上接受了計劃生育宣傳、咨詢服務的人次達10余萬”,或許有幾分可信。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口和計劃生育所涉及的是宏觀層面的事情,與此相應的統計數據所反映的是大致的狀態或趨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做到精確。許多同志在應用統計方法時,往往注意的是方法本身的定義和計算過程,而對計算中數據的來源不了解。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屬于社會經濟統計范疇,很多數據是通過抽樣調查獲得,允許有一定的誤差;即使是全面的調查(如人口普查、全局報表),在實施過程中,也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干擾或影響,存在著調查誤差,這是無法完全避免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數據存在一定的誤差,這是人口和計劃生育統計的特點之一。超級秘書網
5原因與結果
〔實例10〕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人口出生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提高多少個百分點”的說法。這種說法的依據是利用相關分析法對全國各省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均GDP的數量變化進行計算,得出二者之間的函數關系式和相關系數。把人口出生率作為自變量,看自變量的單位變化影響因變量(人均GDP)變化的數量大小。
計劃生育論文范文2
關鍵詞:產業生態,新型工業化模式,可持續發展
一、經濟全球化與產業生態化
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局一份報告(2003年),在現代經濟史上,全球化浪潮出現過三次。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于1980年,這次浪潮完全不同于以前兩次:多數發展中國家進入全球化市場,另一些發展中國家卻在社會發展進程中脫離世界經濟逐步邊緣化,導致收入下降和貧困增加;國際移民和資本轉移在前兩次全球化浪潮中微不足道,如今變得非常突出。貨物運輸、旅游和通訊速度明顯加快;一些亞洲國家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世界經濟由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其突出特點為:
(1)經濟活動的中心由物質生產轉向知識生產,知識本身成為生產中的首要因素,知識、能力等無形資產的投入對經濟活動日益起著決定性作用。(2)發展中國家日益成為全球經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明顯的變化是:20世紀60年代早期,全球貿易大多數來自發達國家;如今在142個WTO成員國中,70%是發展中國家,商品貿易占全球貿易的三分之一以上。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其中,全球化進程較快的國家有巴西、中國、墨西哥、菲律賓、泰國和印度等。(3)貿易、資本、金融和人員流動越來越突出,呈現全球一體化的趨勢。貿易自由化使全球經濟逐步融合,以跨國公司為主要載體推動了產業結構全球化調整,人員跨國流動和國際旅游的蓬勃發展形成了巨大的全球化服務市場。(4)新的國際規則日益發揮出重要的作用。WTO自1995年成立以來,對引導國際貿易發揮著重要和深遠的影響;此外,還有其它一些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規則,若干國際標準系列(如國際標準化組織,即ISO),以及地區性或雙邊性貿易協議等,對促進經濟全球化也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在工業革命中,制造業是經濟持續發展的驅動力,而以全球一體化經營的跨國企業,引領著全球化的進程。
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利用先發優勢,將傳統產業和非核心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使國際產業發展呈現出如下特征:
(1)信息化、網絡化:新技術改變了企業與其它社會實體之間的關系,影響著產業的結構和組織,影響著企業的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根據各個生產環節的不同功能和階段,整個工業活動正在世界各國分散開來;同時,為保證整個生產過程的有效性,各生產環節依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2)產業集聚化:工業企業在地理分布上的集聚越來越重要,甚至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國際上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成為當代產業發展的重要特征。但是,在新的競爭環境壓力下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嚴重挑戰,需要進行以下轉變:從追求大規模的靜態外部經濟效益,轉移到培養基于新技術、新技能和新網絡的動態創新能力上來。
(3)產業生態化:以往的經濟發展模式(包括發達國家的歷史發展和目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現狀)為實現工業化和GDP增長,以大量資源消耗、大量廢物排放和低利用效率,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形成人類活動與自然系統的對立與沖突(AudraJ.PottsCart,1998;LloydConnellyetal,2001)。這種線形物質能量流動的經濟系統已經導致資源消耗和超出自然消化吸收入類垃圾的能力(J.Korhonenetal;2003)。通過改變新的組織形式、調整政策來恢復和保持各種形式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的調節能力,將人類活動、土地利用、自然循環和功能協調整合為一體的生態系統,日益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
二、產業生態——國際產業轉型與世界發展潮流
1990年代以來,德國、日本、美國等國家正在把發展產業生態型經濟、建立生態型社會看作是深化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德國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國家,早在1972年德國就制定了廢棄物處理法。在英國,1999年專門成立區域發展局,研究經濟發展與改造,負責促進地區經濟、社會和環境的整體協調和長期的全面規劃(ChrisShearlocketal,2000);芬蘭是世界上已經進入產業生態良好循環的國家之一。芬蘭2/3的土地為森林覆蓋,但森林年砍伐低于年生長量(2001年增長724萬m3,年砍伐只有448萬m3);芬蘭林業70%的燃料來源于廢料如紙漿和鋸渣廢料的黑酒精(J.Korhonenet81,2003)。
產業生態(1ndustrialEcology,又稱循環經濟)依據自然生態有機循環機理,在自然系統承載能力內,對特定地域空間內產業系統、自然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進行耦合優化,達到充分利用資源,消除環境破壞,協調自然、社會與經濟的持續發展。作為1990年代剛剛興起的一門綜合性、跨學科的應用科學,產業生態學是研究各種產業活動及其產品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跨學科研究(Al-lenbvandRichards,1994;AudraJPottsCart,1998;Allenby,1999a,xi;MichaelHHuesemann,2001;T·P.Seageretal,2002;Raftlsenmann,2003)o國際電力與電子工程研究所(1EEE)在“持續發展與產業生態學白皮書”報告中指出:產業生態學是一門探討產業系統與經濟系統以及它們同自然系統相互關系的跨學科研究,是研究可持續能力的科學。
產業生態是一種新形態經濟或生態型循環經濟,這就需要改變現有土地利用的思維模式,改變產業流程減少廢物排放,使產業適應環境而不是改變環境來適應產業(AudraJ·PottsCart,1998)。目前不可持續發展主要原因在于人類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以不同的系統發展原理運作而導致的結果(J·Korhonenetal,2003)。因此必須把人類活動、土地利用、自然循環和功能協調為統一的生態系統,通過改變新的組織形式、調整政策來恢復和保持各種形式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的調節能力。未來可持續能力決定于調節社會、經濟與生態系統功能延續性及其相互關系的資源管理系統(DavidJ·Brunckhorst,2002)。產業生態將不可持續變為可持續發展,是通過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進化到一個新系統的狀態而不是依賴效率提高的發展模式來保留現有系統結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生態原理應用到經濟系統,不能直接將生態原理照搬到經濟系統上。因為自然演化畢竟不同于經濟系統演變,自然系統沒有人類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文化,自然也不能象人類經濟系統那樣有意識地進行規劃;信息流動和反饋也不盡相同。因此,采用新陳代謝方法并不意味著自然生態系統原理搬到經濟系統就可以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三、中國產業生態經濟發展現狀與問題
目前,中國正在經歷著一場深刻的、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工業革命。二十多年來,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最有影響和最不可預知的力量之一,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產制造中心,對各種原材料—從花生到生鐵的巨大需求,使世界初級產品市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1)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導致資源供給嚴重不足,對外依存度嚴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2003年中國消耗了世界鋼鐵總量的40%,消耗了水泥世界總量的50%,石油進口8000萬噸,對外依存度達35%,糧食缺口1100億斤,大量進口造成國際糧食價格上漲;而巨大的資源消耗所創造的GDP僅占世界總量的4%。種種跡象表明,要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發展勢頭,必須轉變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改變資源消耗過快、資源利用率過低、資源再生使用率過低的粗放經濟。
(2)生態環境嚴重透支。隨著經濟以每年8%、9%、甚至10%的速度發展,中國的生態環境正面臨著迅速退化的災難:270萬平方公里耕地被沙漠吞噬、70%以上水系被污染、400座城市缺水等等。大量數據顯示,當前中國經濟存在的最大問題不是電力、鋼材供求緊張,以及投資增長過快等可能引起的傳統性產業結構失衡和金融風險,而是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忽視生態所出現的生態環境危機。目前,中國發生的環境危機與世界其它地區的環境問題有著本質的區別,其它大多數地方退化只是程度大小而已,而在中國則是無可挽回的:中國北部幾十條大大小小的河流已經干涸,中華文明的母親河黃河,每年大多數時間河水也開始斷流。華北許多城市地下裂開了巨大的地洞。沙漠覆蓋了中國18%的土地面積,并以每年幾十萬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張。全國30%以上的地方遭受酸雨侵害。除非中國對目前的發展方式做出徹底改變,不然的話,大片區域的生態崩潰似乎是確定無疑的。有關專家斷言:如果中國不迅速轉變生產方式,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將出現在中國。
(3)社會文化出現了毀滅性破壞。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占用大量耕地,糧食產量大幅下降;而過去一味建造高樓大廈和基礎設施的種種弊端,已經在很多地方顯現出來:美麗的風景、廟宇樓臺、圣水神山、精雕細刻的傳統手工藝和城市景觀被清一色的混凝土建筑、瀝青馬路所取代,古老的運河、城墻被鐵軌、環城公路截斷,龐大的城市吞噬了大片農田,許多城市無可挽回的被開發成清一色的灰色城鎮,失去了往日的魅力。那些最具民族文化和傳統特色、外國游客一心想看的東西被胡亂建造的新式樓房無休止的吞噬,居住環境日益惡化。
四、產業生態與綠色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無數事實證明,傳統的分散型產業經濟發展模式已經產生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并影響可持續發展的投資環境和人文居住環境。我國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政府決策者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時認識到這一點。國家環保局副局長潘岳在《中國需要綠色革命》中指出:中國的工業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容量已到支撐的極限,西方的“資源饑渴”發展模式并不適合中國。可持續發展與新能源使用成為我們唯一的可行之路。2004年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貫穿到區域經濟發展、城鄉建設和產品生產中,使資源得到最有效利用。
在我國,產業生態與循環經濟方興未艾。值得關注的是,在珠江流域,分布著兩個非常典型的產業生態模式,為中國未來新型工業化發展模式提供了啟示。
(1)中國農業生態模式的典范——桑基魚塘
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是聞名中外的典型農業生態模式,具有四百多年的歷史,是經過長期歷史演變發展而來的科學的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也是我國農業生態的典范。聯合國人與生物圈計劃把基塘系統列為研究項目之一,并在全球推廣應用于低洼地改良,開創了改造低洼積水地的新途經。
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魚塘成功實現了物質的循環利用,把種桑、養蠶、養豬和養魚有機結合起來,是按一定面積比例建成的基面與魚塘相結合的人工生態系統。基面種桑、桑葉養蠶、蠶沙養魚、塘泥肥桑,充分顯示出水陸相互交換、植物和動物相互交換的高效能量轉化過程,具有較高的物質循環和能量轉化率,氮磷鉀三要素的循環效率分別為0.43、0.46、0.96,循環效益綜合指數達1.85。并有較強的抗干擾能力和較高的穩定性,充分發揮了自然資源的生產潛力,達到系統的最大產出,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協調發展。
(2)產業生態工業模式的典范——貴港生態工業園
貴港國家生態工業(制糖)示范園區是我國第一個產業生態工業園,是以制糖工業為支柱,以貴糖(集團)公司為龍頭,圍繞蔗糖生產整個生態產業鏈展開的。目前,貴糖已形成以甘蔗制糖為核心,甘蔗—制糖—廢糖蜜制酒精—酒精廢液制復合肥,以及甘蔗—制糖—蔗渣造紙—制漿黑液堿回收兩條主線的工業生態鏈。此外,還形成了多條副線工業生態鏈。這些工業生態鏈相互利用廢棄物作為自己的原材料,初步實現了生產過程良性的生態循環,既節約了資源,又能把污染物消除在工藝流程中。貴港生態工業園實踐證明,產業生態不僅使區域環境質量得到了改善,由于生態工業鏈使制糖過程中各環節的廢棄物得到充分利用,其綜合生產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也大大提高。
計劃生育論文范文3
1.1模式組成
合肥桂和農牧漁發展有限公司循環農業模式由3個子系統組成,分別是:農田生態系統、畜禽養殖和養魚系統以及蚯蚓養殖系統。
1.1.1農田生態系統
桂和公司循環農業模式中種植業以水稻糧食作物為主,養牛場產生的牛糞在貯肥池中經過發酵作用后可作為糧食、蔬菜的肥料。如牛糞經蚯蚓作用后產生的蚯蚓糞用于公司的蔬菜種植,蔬菜種植面積33.3hm2,主要生產一些“反季節”蔬菜,年產量約在3000t,年產值可達600萬元。蚯蚓糞作肥料種植蔬菜,增強了土壤的肥力,種出來的蔬菜不僅質量好也保障了食品的安全。
1.1.2畜禽養殖和養魚系統
桂和公司畜禽養殖以養牛為主,養殖需要大量的飼料,以農作物秸稈為原料公司探索出一個“粗飼料為主,精飼料合理搭配”的飼養方法:養奶牛用75%的粗飼料、25%的精飼料;養肉牛用90%的粗飼料、10%的精飼料;粗飼料由50%的青貯玉米秸稈、50%的干稻草加工而成,精飼料由50%的玉米、10%麩皮、20%的豆粕、8%的菜籽粕、12%的棉籽粕及一些其他成分加工而成。該方法較好地利用了農作物秸稈等農業廢棄物,為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開辟了廣闊的空間。養魚的飼料以牛尿經沼氣池處理的沼渣及沼液為主,通過發酵的沼液及沼渣能夠滿足養魚塘生態系統內各種生物所需的營養,魚的產量和質量亦得到提高,魚餌不足的問題得到解決。
1.1.3蚯蚓養殖系統
桂和公司現有存欄奶牛1700余頭,年出欄肉牛7000余頭。這些奶、肉牛每日排糞量相當可觀,如果不適當處理,就會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用牛糞養殖蚯蚓既能減輕畜禽廢棄物對環境的危害,生產的蚯蚓糞可以作為肥效高的有機肥,養殖的蚯蚓可以出售,達到了較高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
1.2效益分析
1.2.1生態效益
隨著畜禽養殖業的發展,特別是規模化養殖的高速發展,使畜禽養殖由過去的分散經營、飼養頭數少、主要分布在農區轉變為現在的集中經營、飼養頭數多、分布在城市郊區或新城區。在此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畜禽糞便,如果不能合理地處理這類農業廢棄物,對生態環境會帶來相應的污染。桂和公司將牛尿廢水等經發酵池處理后,所得的沼渣用于魚塘飼喂,這樣減少了養殖過程中污水、廢水的排放,降低了對養殖場周邊壞境的危害,同時沼渣飼喂魚能滿足池塘生態系統內多層和多級分布的生物增殖所需的營養。此外,桂和公司用牛糞養殖蚯蚓,牛糞經蚯蚓處理后產生的蚯蚓糞是很好的肥料,改變了土壤結構,提高土壤肥力,另一方面降低了畜禽糞便臭味的產生,對生態環境保護具有一定的益處。
1.2.2經濟效益
桂和模式遵循“4R”理念,提高資源利用率,對環境友好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效益。沼液投放到水中培水養魚,基本上不用再投放別的飼料,667m2水面黃白鰱年產量平均可達500kg、創收4000多元,桂和擁有的33.3hm2水面每年便可創收200多萬元。飼料的加工也可創造出可觀的收益。每頭牛每年平均需要粗飼料約13000kg,公司8000頭牛每年需購買干稻草和青玉米秸稈約104000t。如果收購干稻草的價格按0.42元•kg-1,收購青玉米秸稈的價格按0.4元•kg-1,按照以上的配比,公司每年購買干稻草和青玉米秸稈的花費為4264萬元。每頭牛每年平均需要精飼料約17000t,其中玉米8500t、麥麩1700t、豆粕3400t、菜籽粕1360t、棉籽粕2040t。除去玉米不算,如果收購這些農產品下腳料的價格分別是麥麩2.1元•kg-1、豆粕4.7元•kg-1、菜籽粕3.4元•kg-1、棉籽粕3.8元•kg-1,公司每年購買這些農產品下腳料的花費為3192.6萬元。這樣每年公司通過收購農作物的秸稈和農產品下腳料,就為社會帶來了7456.6萬元的收益,還避免了因露天焚燒而造成的環境污染。
2基于桂和生態養殖模式探究循環農業
合肥桂和農牧漁發展有限公司以“4R”理論為指導,以養殖奶、肉牛為重點,兼顧發展水產養殖、蚯蚓養殖和生態農業及食品深加工,整個產業鏈上下游連成一體、相互銜接形成循環體系,蘊涵著循環農業的理論精髓和大量實踐。循環農業是循環經濟理念在農業經濟建設中的體現和應用,它以物質、能量梯次和閉路循環使用為特征,遵循“4R”原則,即減量化原則(Reduce)、再利用原則(Reuse)、再循環原則(Recycle)和可控制化原則(Regulating),運用科學技術成果和現代管理手段組織農業生產,使農業資源、環境和經濟有機融合,實現生態的良性循環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循環農業和傳統農業的主要區別在于產業發展理念、生產方式和產業模式3個方面。首先在產業發展理念上,循環農業注重把循環經濟理念應用到農業生產中,倡導對農業生產過程和農產品生命周期的控制;其次在生產方式上,循環農業摒棄了傳統農業高投入、高產出、高消耗、高排放的生產方式,加強資源的高效率利用,減少外部投入,降低污染排放量;最后在產業模式上,傳統農業往往忽略了與相關產業的聯系,局限于內部的小產業,循環農業則從整體角度構建農業與其他相關產業的物質循環產業體系,構成大產業系統。循環農業核心是運用可持續發展思想、循環經濟理念、產業鏈延生理念,提高農業系統物質能量的多級循環利用,因此其本質特征是產業鏈的延生和資源節約。通過廢棄物交換、循環利用、要素耦合以及產業連接等方式形成網狀的相互依存、協同作業的農業產業化網絡體系,其資源得到最佳配置,廢棄物得到有效利用,環境影響減少到最低水平。
3循環農業模式
循環農業模式是在遵循“4R”原則的基礎上,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為指導理念,根據循環農業特征和目標并結合外部環境特征,對農業生產進行系統規劃和統籌安排,達到農業資源合理利用的目的,從而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3.1循環農業模式設計的目標
發展循環農業是為了提高農業生產中廢棄物綜合利用率,變污染負效益為經濟正效益,保護農村自然環境,促進農業生態化發展,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雙贏,推動農業可持續化發展。因此循環農業模式設計的目標主要有以下方面。
3.1.1保證農業經濟可持續化發展
循環農業模式設計的重要目標是保證農業經濟的可持續化發展,充分實現農業的經濟效益。當前農業發展面臨的資源與環境的約束越來越明顯,因此必須要改變農業發展方式,提升農業效益。循環農業作為農業經濟增長的新方式,運用可持續發展思想,兼顧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解決了農業生產發展、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的矛盾,實現農業生產各環節的價值增值和生態環境優美,使農業生產和生活真正納入到農業生態系統循環中,實現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和農村建設的和諧發展。
3.1.2保護農業資源
循環農業模式設計從合理高效利用農業資源的角度出發,保護耕地、土壤和水等自然資源,選擇種植適宜的農作物,減少耕地的浪費,充分利用好每一塊耕地;同時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污染,降低農業生產過程對土壤和水資源的危害。
3.1.3降低農業廢棄物的排放
農業廢棄物主要包括作物秸稈和畜禽糞便兩大類。合理利用農業廢物,變廢為寶,降低污染是農業生產過程中能否實現循環利用的關鍵環節。針對合理利用農業廢棄物設計的循環農業模式不僅可以延長農業產業鏈和產品鏈,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升農副產品的附加值,而且還可以促進農業清潔生產,減輕環境處理負荷,全面消除廢棄物的直接污染,保護農業生態環境,以較低的物能消耗,取得最佳的生態、經濟、社會效益。
3.2循環農業模式分類原則
3.2.1生物立體共生原則
這一原則是根據各生物類群的生物學、生態學特性和生物之間的互利共生關系而組合的循環農業模式。該模式中處于不同生態位的各生物類群在系統中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建立一個空間上多層次、時間上多序列的結構,更好地利用太陽能、水分和礦質營養元素,從而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其主要模式包括立體種植類型、立體養殖類型和立體種養類型。
3.2.2產業鏈延生原則
以農業廢棄物資源的多級循環利用為目標,通過將加工業引入到以種植業和養殖業為主體的循環鏈條中,從而延伸產業鏈條,提高經濟效益。根據生產結構的物質循環方式,可以分為種植業內部物質循環利用類型,養殖業內部物質循環利用類型,種養結合的物質循環利用類型,種、養、加三結合的物質循環利用類型,種、養、沼三結合的物質循環利用類型和種、養、加、沼四結合的物質循環利用類型等。
3.2.3區域整體規劃原則
根據這一原則,運用生態規律將山、水、林、田進行全面規劃,將工農商聯合成一體,提高自然環境調節能力,從而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此類模式是多元產業各層次的時空配置與整合而形成的復合循環農業模式,它除了具有更大尺度的生態功能外,還表現出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這種整體規劃的循環農業模式可以分為:農林牧復合循環農業模式、農林漁復合循環農業模式、農牧漁復合循環農業模式和林牧漁復合循環農業模式等。
3.3循環農業模式在實踐中的運用
3.3.1種植-畜禽模式
種植-畜禽模式是最為常見的循環農業模式。該模式的組成與結構較為簡單,生產者主要表現為種植業,包括糧食作物、蔬菜與經濟作物等。畜牧業的養殖品種主要為豬和牛,畜牧業的飼料來源于剩余的糧食和作物秸稈。對于種植-畜禽模式來說,畜禽養殖從飼料中獲得物質和能量,其中相當數量要消耗于畜禽代謝和儲存在畜禽產品中,排泄的養分只占飼料中的一部分。另外,種植業中所獲得的養分不能全部供給牧業,在物質循環上,農牧業對彼此都有一定的限制。因此,為了高產穩產要注意減少物質循環損耗,以增加模式內部物質流的有效數量,同時探索牧業以外的肥料來源和農業以外的飼料來源。
3.3.2種植-畜禽-沼氣模式
該模式中農田作為生產者,種植的主要是水稻,畜牧業的品種主要為豬和牛。農田的秸稈一部分還田,一部分與畜禽糞便投入沼氣池,通過微生物發酵;沼液沼渣用于肥田,沼氣用作部分燃料。種植-畜禽-沼氣模式減少了非生產性消耗,農作物秸稈一方面秸稈還田,同時作為飼料,通過畜牧業轉化為畜產品和糞肥。畜牧業產生的廢棄物下到沼氣,池產生的沼氣供生活燃料。該模式以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為導向,既提高了資源利用率也降低了農業生產中對環境的污染。
3.3.3種植-畜禽-沼氣-養魚/蔬菜模式
與“種植-畜禽-沼氣”模式相比而言,“種植-畜禽-沼氣-養魚/蔬菜”模式中種植業仍是以水稻為主,但是比重有所下降,而蔬菜的種植比重提高,同時發展了漁業生產。漁業除了為人類提供優質的動物蛋白外,還以塘泥肥沃農田,作物的非經濟產量部分以及田間雜草、畜禽糞便經發酵作用后產生的沼液沼渣可用作魚的餌料,使農業廢棄物得到了較好的利用。水陸結合,農漁相促,提高了資源利用率,減少了非生產損耗。
4小結
計劃生育論文范文4
心理學研究認為,個體感恩意識不僅是道德層面的內容,其深層次的影響因素在于“感戴”這一個體心理加工過程,即個體傾向于以感恩情緒來回應他人幫助的一種穩定、跨情境的特質性情感。感戴水平高的個體傾向于將積極結果歸因于“許多人的努力”,更能夠領悟到他人的幫助與支持,也會有更多的感戴情緒,對社會有更加積極正向的認知。相反,感戴水平低的個體傾向于將積極結果歸因于自身,對于社會支持的體認與感戴情緒就會較少。國內感恩教育的相關研究多以綜合類大學生為對象,研究方向多從感恩教育環境、感恩文化建設、感恩教育載體等理論角度出發,對于感恩教育實操性工作模式的研究鮮有涉及,以藝術類大學生為對象的感恩教育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藝術類大學生畢業后主要從事藝術創作工作,影響的是社會群體的精神層面,如果創作者本身不具備感恩品質,其作品也只能是冷漠理念的傳遞。目前,大學感恩教育尚未課程化,因此班級就成了此項教育工作的重要陣地,而班級因對學生具有特殊意義,也有著開展感恩教育工作的優勢。在這樣的背景下,探索藝術類大學班級化感恩教育的模式是必要、可行且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對于大學感恩教育的研究也是一項重要補充。本研究選用國外相關研究中較為成熟的感戴問卷,選擇性別、生源、民族、年級、專業、是否獨生子女、是否單親家庭、是否學生干部、是否參加過志愿服務等多個背景變量,以浙江某藝術高校學生為樣本,考察大學生在各個背景變量上呈現的感戴特點,在調研數據的基礎上,結合感戴心理加工過程的特點,從提升個體感戴水平的角度來探索班級化感恩教育模式。
二、研究方法
(一)被試
采用整體隨機抽樣方法,分別從造型學院、設計學院、傳媒動畫學院、建筑學院等四個二級分院抽取被試,共獲得有效被試652名,其中男生204名,女生448名;大一學生182名,大二學生219名,大三學生150名,大四學生101名;造型專業學生220名,設計專業學生232名,建筑專業學生168名,傳媒專業學生32名;漢族學生626名,少數民族學生26名;城鎮學生496名,農村學生156名;獨生子女416名,非獨生子女236名;學生為單親家庭的有43名,為非單親家庭的有603名;學生干部188名,非學生干部464名;曾參加過志愿服務的學生423名,未參加過志愿者服務的學生229名。
(二)測量工具
測量工具為感戴量表(GratitudeQuestionnaire)。感戴問卷共6個題項,經本研究翻譯、試測、修改后修訂成的5個題項的中文版。每題項采用“1.極不同意”至“7.極同意”的形式分級計分,第3題反向計分,總分越高,感戴狀況越好。經翻譯修訂后,本次測量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6。
(三)測評程序與數據處理
本研究采用以班級為單位的團體測試,對回答問卷的要求進行了測前說明,以保證大學生的積極配合,被試約在10分鐘內完成問卷,對全部數據使用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管理和處理。
三、研究結果
經統計,大學生感戴得分的均數為34.36。經差異檢驗發現:在性別、年級、是否單親家庭、是否學生干部、是否曾參加過志愿服務等幾個背景變量上存在顯著差異;在專業、民族、生源、是否獨生子女等四個背景變量上,感戴得分沒有顯著差異;女生的感戴得分顯著高于男生;來自完整家庭學生感戴得分顯著高于單親家庭學生;擔任過或正在擔任的學生干部得分顯著高于未擔任過的學生;參加過志愿服務的學生得分顯著高于未參加過的學生;不同年級學生間差異顯著,大一、大二、大三感戴得分呈逐漸上升趨勢,均高于大四學生。
四、班級化感恩教育模式探索
根據以上數據,可以發現,藝術類大學生感戴現狀具有這樣的特點:獲得社會支持多的(女生、雙親家庭學生)、有較豐富社會實踐經驗的(學生干部、高年級學生)、有助人體驗的(志愿者)群體,他們的感戴水平較高,而“班級”正是個體獲得社會支持、提升社會實踐能力、服務他人最直接、最容易的途徑。數據結果進一步證明了進行班級化感恩教育途徑研究的科學性與可行性。根據感戴的心理影響機制來看,感戴水平高的個體能夠對現實做出更加客觀的評價,能夠看到個人的“積極結果”來自許多人的努力,而這些正向積極的認知讓個體產生更多的感恩情緒和行為。所以如何通過環境去影響個體的認知,成為班級化感恩教育模式研究的落腳點。結合藝術類大學生感戴現狀的調研數據,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建立班級支持系統
數據顯示,女生及來自非單親家庭的學生,其感戴水平顯著高于男生及單親家庭的學生。女性在社會群體中相對弱勢,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到他人的幫助也會相對多于男性。而雙親家庭在物質與精神上所給予個體的支持也會比單親家庭多,兩個群體具備一個共性,即更多的社會支持。班級就像一個大家庭,應該成為班級成員獲得社會支持的重要途徑。班級支持可以從這兩個角度進行:針對經濟困難,學業困難等群體的幫助型支持;針對有特定需求的服務型支持。針對不同群體特點,成立由教師、班委、學生組成的各類“支持小組”,獨立開展工作,具體分類為:班級經濟困難生支持小組,可以由班主任、生活委員、困難生代表、普通學生等幾類人組成,可提供的支持有:掌握班級困難生的家庭情況,關注他們日常生活,為學生提供資助信息并協助申請,審批班級困難生資格申請及資助額度審定等。班級學業支持小組,由專業教師、學習委員、成績優秀學生組成,可提供的支持有:組織班級學習經驗交流;邀請教師或研究生舉辦讀書會;針對特定課程舉辦師生溝通會;掌握班級后進生的情況,幫助他們分析學業落后的原因,提供一對一的幫扶等。服務型支持小組如:班級就業與實習信息小組,由輔導員、班委、感興趣的學生組成,可提供的支持有:就業信息;實習崗位推薦;就業政策咨詢等。班級文娛小組,由班級文體委員、特長生、有興趣的學生組成,可提供的支持有:各類文娛活動的組織策劃;根據班級學生的情況成立不同的興趣小組;豐富班級課余生活等。以上是對部分“支持小組”的例舉,班級可以視自身的情況來設立,鼓勵班級成員根據自己某一方面所長或興趣為大家提供支持,同時也可以得到大家為他提供的資源,形成“助人自助”的班級支持系統,讓每一個成員在需要時首先可以從班級——這個離自己最近的“家”里獲得支持。
(二)建立“人人參與”的班級管理體系
本研究中,大一、大二、大三學生的感戴得分呈逐漸上升趨勢,大三學生得分顯著高于大一學生(p=0.007<0.01),而大四學生的得分出現明顯下降。與此同時,學生干部的感戴得分也顯著高于非學生干部(p=0.002<0.01),這個結果提示我們,社會活動的增加能提升個體的感戴水平。隨著年級的遞增,社會化活動逐漸增多,從社團活動到校園文化,從行業競賽到實習就業,學生在這些社會行為中逐漸形成自己的社交自尊,學習多角度地看待事物,因此,也能更多體認到他人給與的幫助。而對于大四學生的感戴得分顯著低于其他三個年級學生的結果,本研究分析,這和大四學生面臨畢業、就業雙重壓力有關:每一個人都希望為自己大學生涯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傾盡全力投入畢業創作,學生之間競爭氛圍濃郁;同時,畢業生需要獨立面對畢業后去向、就業單位、就業地域等人生重要選擇,個體的自身價值凸顯,對外界的關注力相對減弱,從而影響其感戴得分,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社會活動對于個體感戴水平的影響。參與班級管理工作是學生體驗人際互動、提升社會活動能力的最直接、最簡單的方式。班級是組成大學校園的獨立細胞,每一項學校的舉措都會折射到班級,其既要適應大環境的循環,也有完成自身的代謝,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傳統的班級管理一般由輔導員、班主任、班委(3-5人)來完成,容易出現大量工作積壓在少數人身上、管理權利過于集中等問題。如果將班級工作分成不同的各個板塊,對應每個板塊成立負責小組,每個班委負責督導1-2個小組的工作,班主任督導班委的工作。班級成員根據自身情況來申報不同的小組,雙向選擇,最后將每一個成員都納入到班級管理工作中來,建立一個“人人參與”的班級管理體系,鼓勵班級成員共同管理。這樣不僅能夠增加個體的社會活動,提升感戴水平,又有益于形成一個民主、透明的班級氛圍。
(三)營造班級志愿服務氛圍
本研究中,曾參與志愿服務的學生感戴得分顯著高于未參與過的學生(p=0.000<0.001)。這一結果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感戴特質分高的個體有更多親社會行為;第二,助人行為、體驗他人對自己的感激之情等可以提升個體的感戴水平。筆者認為,感戴特質的確存在個體差異,但公益、助人等親社會行為也會進一步強化這種特質。大學生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背景和服務社會的熱情,自從共青團十三屆二中全會上首次提出“青年志愿者”稱號以來,大學生公益組織開始如雨后春筍般在全國各個高校內蓬勃發展,逐漸成為社會公益的重要群體。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班級的志愿服務氛圍就有了生長的土壤。而“氛圍”的營造還需要一個長期的“存在形式”,即引導有興趣的學生搭建班級志愿者活動平臺,以此作為學生參與志愿服務、展現志愿者風采、營造班級志愿服務氛圍的載體。一個平臺的生存有賴于四個重要因素,即項目、團隊、宣傳與發展方向。首先是項目。不同于社會公益組織,大學生公益平臺輸出的資源主要是專業,因此結合自身專業特長是重點。同時,學校要向學生提供一定數量的志愿服務崗位。如果是長期項目,那么在項目策劃時,首先考慮能發揮學生自身專業特長的長期項目,如針對特殊群體的藝術類支教服務、針對普通群體的藝術推廣普及活動等。其次,團隊是平臺生存發展的保證。引導有志愿服務意向的學生成立核心團隊并明確分工,制訂科學、合理的志愿者管理制度,同時對志愿者進行一定的培訓,比如支教類項目需要的教學經驗、義賣類活動需要的市場活動經驗等,可以通過教案展示、經驗交流、資深成員帶新成員等多種方式豐富學生的實戰經驗。再次,有了好的項目與團隊,就需要提升這個平臺在班級中的知名度。志愿團隊氛圍的營造與宣傳密不可分。面對信息時代的大學生,平臺可以選擇QQ群、微博、微信平臺等網絡載體,志愿崗位信息,招募志愿者,及時跟進最新的志愿活動動態以及展現志愿者的風采,讓志愿服務信息成為學生學習生活的一部分。最后是發展方向。班級志愿服務可以有兩個維度,對內以服務學生為方向,逐漸成長為“班級互助平臺”,實現公益生活化;對外則以公益創業為目標,面向社會需求,尋找公益創業品牌,向公益專業化發展。
(四)開好“班會”
計劃生育論文范文5
關鍵詞:生態倫理;集體意向性;解決路徑
本文系河北省講師團系統科研課題:“河北省生態倫理文化與集體意向性問題研究”(課題編號:201439)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8月7日
一、河北省生態倫理問題
黨的十報告將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獨立成篇集中論述,并系統性提出了今后五年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要求,強調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要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2014年2月公布的全國十大污染城市中,河北省占據6座城市;2013年5月,媒體曝光河北省6家地下排污違法企業名單。2013年1月至2014年,河北省霧霾天氣成為了城市空氣關鍵詞。這一系列的問題的凸顯,表明環境問題已經不單單是環保部門所關注和解決的領域,其設計生態文明、生態環境、企業責任以及企業的集體意向性等諸多領域的問題。在解決生態文明的問題中,生態倫理文化是一個廣泛議題,同時,與目前人類的諸多行為關系密切。為了使生態得到真正可靠的保護,應制定出具有強制性的生態政策。在制定生態政策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個人偏好價值、市場價格價值、個人善價值、社會偏好價值、社會善價值、有機體價值、生態系統價值等價值關系。在個人與整體的關系上,應把整體利益看得更為重要。所謂社會善價值,就是有助于社會正常運行的價值;而個人善價值代表的則是個人的利益。可見,生態保護政策不僅觸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問題,而且主張社會價值優先于個人價值。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中,集體意向性所呈現的特點,更能準確的說明上述問題,尤其是集體行動者的行為表現,對當今的生態倫理文化的影響巨大。
當前的各種集體意向性理論,大致可分為兩類:個體行動者理論和集體行動者理論。前者認為,對集體意向性的分析必須與社會在根本上完全由個體構成的事實一致,心靈只可能存在于個體中。后者認為,集體行動者與個體行動者是一樣的,是基本的行動主體,具有同樣的本體論地位。意向性是取決于環境、理念、意志的人性的意義傾向。若把意向性理解為人性的某種意義傾向,那么集體意向性,就是個體表現出來的集體的存在意義傾向。那么,由此可以推論,集體內表達集體的意義性的意向,都是集體意向。集體意向性,不能簡單的理解為是個體相同的、一致的意向,它們必須表達集體的某種意義性,是集體意志的表現。既然是集體意志的表現,在此,我們討論生態倫理文化問題時,從這一角度來看,影響生態環境的并非單獨個體意向或意志,而是以集體名義發出的意向性信號。這種集體意志的表現,可以是某一大型企業,抑或是某一行業中的所有企業。例如,河北省公布的《河北省重點污染源“千家”重點監控企業名單》中,以石油化工業、造紙業、制藥業等為主的一批企業“榜上有名”,這些企業對生態的污染,即是其集體內所表達的集體意義性意向。
二、集體意向性對生態倫理的影響
倘若將企業看作單獨個體,那么某一行業中的諸多企業可認作集體;或者,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所有的企業可認作一個集體。在此,可以援引布拉特曼對集體意向性的解釋,他用“共同意圖”來解釋帶有共同知識的個體態度,布拉特曼認為:“共同意圖主要存在于參與者的態度及其那些態度之間的關系之中但任何參與者的態度本身都不是共同意圖。”也就是說,孤立的個體不能夠具有集體意向性,集體意向性必須存在于諸參與者態度間的關系之中。作為并不孤立的諸多企業,在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在行業內部,或者整個經濟大環境之中,可以說是“默契”的形成了一種不言而喻的共識,只要經濟效益能夠提高,生態的問題可以暫時忽略。由此,長此以往,生態倫理一詞的使用已經不亞于“環境或自然問題”一詞的使用,并且當再次提及“經濟學與生態學之間的對立”,并非是指兩門科學之間的對立,而是指短期經濟利益與長期環境利益之間的失衡與沖突。
就河北省而言,楊國占曾公開表示,河北產業結構偏重,鋼鐵、建材、石化、電力等“兩高”行業比較集中,鋼鐵粗鋼產量超全國總量的1/4;能源消費量居全國第二位,單位生產總值能耗比全國平均水平高59%;以煤煙型、顆粒物為特征的大氣污染較重,氮氧化物、煙(粉)塵排放量居全國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居全國第二。總之是產業結構不合理所致。然而,仔細分析這些產業,不論是鋼鐵、建材,還是石化、電力,都是河北省乃至全國的重頭企業,為本省、本地創造著高利潤,帶來高經濟增長。因此,地方利益的驅動、企業效益的驅使,使得河北省諸多企業的發展仍然不顧生態倫理的問題嚴重性。意向是指人們對待或處理客觀事物的活動,表現為人們的欲望、愿望、希望、謀慮等行為反應傾向。人的欲望、愿望、希望、謀慮等可分為肯定的和否定或正向和負向兩種。肯定或正向的意向就是對某種客觀事物的接近、取得、保護、接受、擁護、吸收、助長、產生、造成等;否定或負向的意向就是對某種客觀事物的避開、丟棄、反對、破壞、抵抗、限止、消滅等。意向是個體對態度對象的反應傾向,即行為的準備狀態,準備對態度對象作出一定的反應,因而是一種行為傾向,或叫做意圖、意動。“當作為意向主體的集體隨附于個體,即如果每一個體的意向不變,集體的意向也不變;但是,如果其中某一個體的意向發生變化,集體的意向未必發生變化。在這種意義上,作為意向主體的集體又是以個體為基礎的,從而使得個體主義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旦個體依附于集體的意向,或者當某些個體在無形中達成了一致的意向,所顯現出來的集體意向的作用顯得尤為突出。以石化產業為例,河北省缺乏一個航母型的石化項目,而華北地區乙烯當量缺口是每年300萬噸,這個市場的剛性需求都被成百上千的小化工企業瓜分了,河北不做,河南、山西、山東同樣會做。如果國家有關部委早些時候批復河北的煉化一體化項目,中下游的小化工企業自然就被淘汰了,那就沒這么多污染了,渤海污染的問題將會得到有效治理。因此,政府應該采取疏而非堵的方式進行升級和調整。
三、集體意向性視域下的解決路徑
倫理規范需要依存于人的心靈,需要解決規范作為制度性實在的問題,在本質上必須是一種集體性意向或者稱為“我們-意向”。生態倫理學的基本原則是:人與自然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生態倫理學要求雙標尺的標準:既要有利于人類利益,又要有利于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要求人類行為同時符合這兩個尺度。要實現經濟學與生態學之間的真正和諧,就必須將只有富裕企業才辦得成的“虧本”的環境保護轉變成一種在國民經濟和企業經濟上“贏利”的環境保護。為了達到這種和諧,由市場決定要素成本與價格必須成為“生態學的真理”。實現這一目標并不能靠政府干預,而應將費用的負擔逐漸從勞動和資本這些生產要素上轉移到能源、原料、土地使用、空氣和水這些使用要素上。但是,單靠市場機制,很難確保人類與生態之間的和諧,很難確保正確地對待動植物以及生態系統,很難確保考慮后代的利益。因而,應通過制定生態保護政策來引導人們轉變道德觀念。任何政策的落實都需要得到公眾認可,生態保護政策更需要公眾發自內心的擁護。生態倫理所要求的道德觀念,不僅把道德的范圍擴展到了全人類,而且超越了人與人的關系。生態政策必須兼顧生態系統的價值,兼顧不同利益的協調。
河北的新能源發展才剛剛起步,作用有限,最好的替代能源當然是天然氣,但天然氣的供應比較短缺,每個地方都需要,能否分給河北,這取決于很多因素。例如,鋼鐵行業,很多專家學者的產能過剩論調并沒有解決實在問題,實際上每次限制的同時都催生了一大批小的民營鋼鐵企業,污染問題積重難返。世界上的產業沒有先進和落后之分,只有裝備、技術和工藝的落后先進之分。如果說河北要真正調整產業結構,那應該是舉全省之力上些源頭性的循環經濟項目。河北當反思“兩高”行業引發污染的難題,因為河北治污不力影響的不僅僅是河北的天空。構建生態倫理學的必要性,所謂生態倫理學,是指以研究生態道德為對象的一門科學。所謂生態道德,是指由一定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以善惡標準評價的,依靠人們的內心信念、社會輿論和傳統習慣來維系的,調整人與自然環境之間關系的原則和規范的總和。河北省諸多龍頭企業,在完善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是集體意向性對生態倫理文明影響的最直接體現。由此,我們可以從這一角度深入發掘,將企業的集體意向性與生態倫理文明的建構有機結合,來分析河北生態倫理文化建設與河北生態問題的解決等問題。
第一,集體意向性這一概念本身是借用現代西方哲學的一個術語來表達帶有價值取向的社會群體共同具有的心理狀態。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其所具有的價值取向即為利益的獲得。但是,當企業的利益獲得影響到公共生存利益、生態環境等一系列問題時,生態倫理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必然對其進行反思與約束。一個社會群體中表現出的對政治權力、意識形態、國家法律、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集體贊成、認同、接受、服從,或集體否定、拒絕、排斥、反抗等態度、信念、心理傾向以及社會群體的集體利益訴求、政治意愿和集體的社會實踐行為等。其現實狀況背后潛藏的是整個行業甚至整個民族的集體意向性。
第二,解決上述企業的贏利與污染的問題,必然要以市場為導向。采取集體意向性中的共同價值取向為引導機制。深入分析,不難看出,諸多造成環境污染的企業,是忽略了企業在創造利潤、產生價值的過程中所帶來的環境負面效應。當一個企業通過一種方式為其帶來巨大利潤的時候,整個行業必然跟隨效仿,這是市場的本質。由此,造成的環境問題、帶來的生態倫理問題,被追逐利益的諸多企業“被動”忽視,在這里,我們不能說其沒有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是當一個行業都進行這樣的操作與“忽視”,集體意向性的體現尤為突出。甚至可以這樣說,整個行業中的每個企業都因在“集體意向”的價值取向中,形成了一種莫名的被保護,一榮皆榮、一損皆損的價值取向,讓企業的發展,變得唯利是圖,忽視了社會責任及其帶來的嚴重后果。
第三,鑒于上述分析,政府出面加大整治力度是解決的必然路徑之一。例如2013年8月,河北省被央視曝光的14個問題中已有10個完成整改。其中,央視報道的玉田縣窩洛沽橡膠生產聚集區內310家小企業已全部停產;渠梁河4家熱鍍鋅廠生產設施已全部取締拆除;建邦鋼鐵公司停產整治;遵化市6家小石灰窯徹底拆除;黎河兩岸鐵選企業全部停產整治。可見,政府的工作力度與行政手段是必然選擇之一。但是,并非需要整個涉及污染的行業都進行全面關閉,這本身不符合市場機制作用,還有可能帶來負面的社會生活成本增加。因此,應充分利用新能源的價值,使得企業不單純依靠行政命令來避免污染,而是通過更為合乎市場運作機制的方式,利用新能源、新技術來引導企業實現“贏利”的環境保護。也就是說,在企業的運作過程中,通過集體意向性的價值取向,優先發展一批節能環保企業,同時通過市場機制實現贏利,這樣,必然引導整個行業的企業發展趨向這一模式,實現生態倫理文明的真正建構。
主要參考文獻:
計劃生育論文范文6
關鍵詞: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個;優化路徑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12)02-0149-04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指出,“我國學生適應社會和就業創業的能力不強,創新型、實用型、復合型人才緊缺”,在第七章“高等教育”部分明確提出,要“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推進創業教育”。可見,加強大學生創業教育,既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要求,也是推進我國高等教育科學發展的迫切需要。大學生的任何創業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進行的,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是大學生創業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影響大學生開展創業活動的重要因素。從校園文化視角分析大學生創業環境及其優化路徑,對于改進我國大學生創業教育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一、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的內涵
1.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的概念辨析
對于創業環境概念的界定,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探討,按不同觀點可將其歸結為三類:“平臺論”,即把創業環境看成是政府和社會為創業者創辦新企業所搭建的一個公共平臺;“因素論”,即把創業環境理解為影響創業行為的各種因素的組合;“系統論”,即把創業環境看作是融入各種創業環境要素的一個復雜系統,認為,創業環境就是指創業者周圍的境況,是創業者及其企業產生、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由創業文化、政策、經濟和技術等要素構成,是多層面的有機整體。當然,由于創業環境的內涵和外延都很豐富,因而很難準確界定其概念。借鑒“因素論”和“系統論”的觀點,筆者認為,大學生創業環境是指對大學生及其創新事業的產生、生存和發展具有促進或制約作用的一系列外部綜合因素的有機整體。
創業文化環境是大學生創業環境的子環境。近年來,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很少涉及該領域。綜合國內外關于創業環境、創業文化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是指家庭、大學及社會對大學生的創業行為和價值所持有的態度,以及形成創業文化氛圍的各要素所構成的有機整體。本文主要是研究校園文化視閾下的大學生的創業文化環境,即一所大學在長期實施創業教育的過程中,對大學生創業行為和價值所持的態度,以及形成“崇尚創業、鼓勵創業、寬容失敗”的創業文化氛圍的各要素所構成的有機整體。正如復旦大學副校長桂永浩所言,“大學的創業文化,應該為學生的創業提供一種思維的可能。我們很難說一個比賽、一節課、一場講座就能夠構建起高校的創業氛圍,這應該是一個整體”。
在校園文化視閾下,理性分析大學生創業的文化環境,我們不難發現,其在特征上具有鮮明的“二元”屬性。其一,作為校園文化環境的子環境,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具有整體性、復雜性、主導性和包容性等校園文化環境的共性特征。其二,作為以創業為主題的校園文化環境,其又具有與創業實踐和創業理念密切聯系的時代性、開放性與實踐性等個性特征,這也是其區別于校園文化環境中其他子環境的顯著特征。
2.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的基本結構
從文化形態學的角度,可將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分為精神文化環境、制度文化環境、物質文化環境和行為文化環境等四個子環境。校園文化視閾下的大學生創業精神文化環境是指一所大學受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的影響,長期形成的由創業精神、創業哲學和創業價值觀念等構成的精神成果的有機整體,既包括富含創業內涵的大學校訓等傳承傳統文化的物質成果,也包括當代校園文化中所蘊涵的創業光榮的導向、創業教育研究的學術思想及主張等精神成果。大學生創業制度文化環境是指由大學生創業教育制度體系、大學生創業實體組織管理機制以及各級各類社會制度中有關大學生創業教育、大學生創業實踐內容等所構成的有機整體。大學生創業物質文化環境是由大學為鼓勵和推進大學生開展創業教育、創業實踐所提供的場所、資金、設備以及大學生創業實體等物質資源構成的有機整體。大學生創業行為文化環境是由大學創業教育活動、大學生創業實踐活動及教師創業研究活動等行為構成的有機整體。在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內部,各子環境在自成一體的同時,又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著。精神文化環境規定和制約著其他三個子環境,而制度文化環境、物質文化環境和行為文化環境則是精神文化環境的保障和體現,對精神文化環境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四個子環境構成了有機的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系統。該有機整體各要素間的綜合效應、協同作用或多或少地影響著大學生的價值觀念、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是大學生及其創新事業存在、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促進或制約大學生開展有序、有效、有度的創業活動的精神力量。
二、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的個
創業教育的關鍵在于培養人的創新能力和創造能力,而這種創新和創造的能力必須通過專業知識的熏陶和人文精神的激發才能生成。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說:“一種生機勃勃、穩定和諧、健康向上的環境氛圍,本身就具有廣泛的教育功能。”因此,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不僅是大學校園文化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動大學生創業教育發展的重要載體,其在創業型人才培養過程中所具有的目標導向、品質優化、能力提升等功能是不容忽視的。
1.目標導向功能
良好的創業文化環境是培養創業型人才必備的土壤。也是促使大學生萌發創業意識的必要條件。在不具備客觀創業條件的情況下,可充分發揮創業文化環境的目標導向功能,包括人生價值導向、行為目標導向、職業發展導向等,使大學生樹立創業意識,端正創業動機,培養他們的創業興趣。如果學校對在校大學生的創業行為能夠給予經常性的支持,積極宣傳成功校友的創業事跡,并鼓勵大學生開展創業主題活動,則易使大學生形成“創業光榮”、“創業不可畏”等意識,使他們能夠積極參加創業教育實踐活動。2010年,在滬教育部直屬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協作組圍繞“大學生創業環境”這一主題,面向全國高校、大學生及已創業大學生群體進行了專題調查(下文簡稱“創業環境調查”)。在10 674名受訪在校大學生中,創業意識較弱的占64.9%,沒有創業計劃的占80.8%。受訪高校、大學生和已創業大學生中認為“目前自主創業大學生的數量少”的比例分別為73.9%、47.6%和46.2%。與美國、英國、日本等創業教育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創業意識較薄弱的在校大學生所占比例高得驚人。在已創業大學生“走上創業之路的最直接因素”調查中,選擇“崇拜企業家和創業成功人士”、“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的分別占45%和44.6%,而選擇“學校的鼓勵和引導”的僅占25.2%,這說明創業文化環境具有較強的目標導向功能,同時也反映出我國高校的創業文化環境相對
落后的現實。
2.品質優化功能
良好的創業文化環境有助于大學生形成“開拓創新、與時俱進、兼容并蓄、果敢堅韌、合作共生”的文化精神,更有助于大學生發現自我、完善自我和發展自我,促進其主動圍繞創業選擇,設計自己的價值目標、職業追求、學習形式和生活方式,從而塑造兼具創新性、獨立性、敢為性、適應性、外向性、合作性的個性心理品質。這些既是大學生創業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創業取得成功的重要影響因素。在“創業環境調查”中,受訪的在校大學生中,認為創業應該具有“強烈的創新和挑戰的精神”和“較強的風險承受能力”兩項素質的比例分別為68.4%和54.4%,略高于其他非個性心理品質的素質選項。而受訪的已創業大學生中,認為創業應該具有“強烈的創新和挑戰的精神”和“較強的風險承受能力”兩項素質的比例則分別為58.6%和49.3%,雖然與在校大學生的看法略有不同,但明顯高于其他非個性心理品質的素質選項。受訪的已創業大學生中,認為“良好的心態”、“堅強的信念和良好的心理素質”是創業成敗的主要影響因素的比例分別為33.3%和24.1%。
3.能力提升功能
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既是創業文化環境的校園表現形態,也是構成大學生創業環境的校園文化要素,從形式到內容均具有較強的創業屬性。校園內開展的與創業有關的理論學習活動、創業文化活動、創業實踐活動等,既為大學生學習創業基本理論知識創造了條件,也為培養大學生的創業能力提供了空間。在“創業環境調查”中,有59.8%的已創業大學生認為“自身能力”是“影響大學生創業成敗的主要因素”,而絕大多數已創業大學生則認為大學階段的社會實踐、擔任學生干部職務、各類社會兼職、專業見習實習、模擬創業活動等經歷,能較好地幫助他們提高創業能力。
與廣義的校園文化環境相比,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雖具有校園文化環境的共,但其所具有的約束、凝聚、娛樂、社會、審美等功能的體現不甚明顯。創業文化環境還具有鮮明的個,如目標導向、品質優化、能力提升等,當上述功能被賦予了創業內涵后則顯得更為具體、更為生動、更具特色,主要體現在創業教育培養目標的實現和大學生創業素質的提升兩個方面。
三、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的整體優化路徑
目前,我國的基礎教育教學中存在著重整體輕個性、重紀律輕膽識、重道德輕財富等現象,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業意識、創業精神、創業素質等的形成缺乏孕育的土壤。由于歷史的原因,使人們養成了“等、靠、要”的依賴思想,扼殺了創業所必需的創新意識和創造意識;害怕失敗、嘲笑失敗的文化氛圍使許多大學生安于平穩,不思進取。這些文化上的負累,對于特別需要協作精神、創造精神和進取精神的大學生創業者而言,自然會產生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在“創業環境調查”中,受訪的已創業大學生對“支持、鼓勵創業的文化環境”表示“不滿意”、“一般”的比例分別為27%和47.7%,認為“高校針對大學生進行的創業教育和創業實踐活動還不夠”、“關注創業、鼓勵創業的氛圍尚未形成”是“目前創業環境存在的主要問題”的大學生所占的比例分別為51.7%和39.8%。由此可見,大學生創業的文化環境已成為影響大學生的創業熱情和創業成效的重要因素,在客觀上弱化了創業教育的效果。筆者認為,高校可通過明晰創業教育理念、完善創業教育機制、更新創業文化設施、豐富創業主題活動等路徑,整體優化大學生創業的文化環境,使之更加有利于創業教育的開展。
1.明晰創業教育理念,優化精神文化環境
創業教育理念是校園創業文化環境的靈魂,也是優化創業文化環境的核心內容。在黨和國家大力倡導創業教育的背景下,高校在大學精神的培育過程中,要特別注重培養大學生的創業觀念和創業精神,使其成為辦學的新理念和新思想。在“培養職業型與創業型公民――中英高等教育就業與創業論壇”上,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副校長PeterJones曾表示,“培養大學生的創業精神,這是大學的責任”;英國國家大學生創業促進委員會研究與教育部主任Paul D Hannon則認為,“創業精神無處不在,如果不具備創業精神,就不可能為學生提供就業的機會,我們必須對大學生進行投資,創業精神是年輕人在人生中必需具備的素質”。創業教育要由“培養學生的適應能力和求職能力”轉向“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業精神和創業能力”。為此,高校可借鑒百森商學院的“為未來幾代人設定‘創業遺傳代碼’,以造就最具革命性的創業一代”的創業教育理念,明確開展創業教育的價值取向,把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業精神、創業能力作為教育的指導思想乃至辦學宗旨,把創業型人才作為高校的培養目標,注重培養學生的自主創業能力和獨立工作能力。
理念僅是形而上的東西,理念的核心內核必須外化為師生的共同行動,即在實踐中應更新創業教育理念,完善人才培養方案,推進校企間的合作,使開展“創業教育、培養創業人才”的思想深入人心,從而最大限度地調動師生員工開展優化創業文化環境活動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同時,還要充分利用廣播、校報、校園網、櫥窗等輿論陣地,大力宣傳創業教育的意義、措施及目標,及時宣傳體現創業精神。創業意識及創業能力的校風、校訓和典型的人物及事件,努力在校園里形成“推崇創新、尊重創業、支持冒險、寬容失敗”的精神文化環境。
2.完善創業教育機制。優化制度文化環境
完善創業教育機制,優化創業文化環境的制度文化子環境,有助于克服傳統教育機制中存在的不足,從而推動創業教育的發展,實現提高創業型人才培養質量的目的。在學校制度層面上,高校要按照現代大學制度的要求,圍繞創業型人才培養的目標,從教學組織、創業文化、創業實踐、資金保障、質量監控、教師選聘等方面出臺相關政策,從而健全創業教育制度,努力形成有利于創業教育開展的科學機制。在辦學理念方面,許多高校都把“創業型人才”納入人才培養的目標中。在教學管理方面,許多高校設立了創業實踐學分和創業課程學分,成立了大學生創業指導委員會和創業教育研究所,具體指導、統籌學校的創業教育。高校還應改革學籍管理制度,允許大學生休學保留學籍、推遲畢業或修滿學分提前畢業,方便其抓住時機進行自主創業,以增強其創業意識,培養其實踐能力。在學生管理方面,應主動適應創業型人才培養的要求,從內容、形式和方法上改進學生管理工作,讓學生在相當自由的時間和空間里,圍繞自己確立的創業目標自主學習知識、掌握技能,營造有利于培養創新能力和創業能力的育人環境。具體措施包括:實行年級輔導員制和“導師制”、加強和改進班主任工作、選拔優秀的高年級學生兼任低年級的輔導員助理、提高他們的組織管理能力等。此外,還可建立創業獎學金、創業種子基金、創業學分等激勵機制,調動學生接受創業教育、從事創業活動的積極性,促使學生的創業行為由自發走向自覺。
同時,高校應積極引導和鼓勵科研人員將成果迅速轉
化為生產力,促進更多的人投身創業,增強高校科研人員的創業意識,改進現行科研評價制度,進一步優化高校的創業文化環境。此外,要通過開放辦學的方式,整合各種資源,積極搭建產學研合作平臺,促進科研成果向創業項目的轉化,增加創業項目的科技含量,從而有效提高大學生機會型創業的比率。
3.更新創業文化設施,優化物質文化環境
物質文化環境是實現創業教育思想的有形載體,也是優化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的基礎。當前,高校應建立科學的創業教育理念,加強物質文化建設,尤其是能夠體現創業精神的學校標志和文化設施等物質文化環境的建設,及時更新創業成功人士宣傳畫廊、創業教育主題網站、創業教育標語條幅等,重視大學生創業孵化園、咨詢中心、創業主題雕塑等創業教育場所和文化景觀的建設。有條件的高校還可組織編寫學校創業教育史和校友創業的成功案例集,創建學校創業教育陳列窒,通過資料記載和實物展示等方式,反映學校創業教育的歷程,記錄大學生的創業事跡,進一步豐富創業文化的物質載體,利用創業文化物質環境激發大學生內心深處的創新意識和創業意識。
4.開展創業主題活動,優化行為文化環境
豐富的創業主題活動既是培養學生素質的重要載體,也是培養大學生創業意識、個性心理品質和創業能力的重要渠道,具有加深創業文化積淀、濃厚創業文化氛圍、豐富創業文化內容的重要作用。開展創業主題活動,優化行為文化環境,是優化大學生創業文化環境的關鍵所在。
開展豐富多彩的創業文化活動。高校應在校園文化活動中滲透創業教育的內容,積極組織大學生開展一系列有特色的創業文化活動,調動受創業文化環境浸潤的大學生參與優化行為文化環境建設的積極性,自覺培養大學生的創業意識、個性心理品質和創業能力。如南京大學經常邀請校內外專家和商界精英為學生開展創業講座、創業沙龍、財富故事會等活動,還舉辦了創業文化節、創業事跡報告會、創業演講賽、創業計劃大賽、創業培訓班等活動,并結合專業特點開展模擬股市競賽、商務談判大賽、廣告策劃大賽、公關大賽等與創業教育密切相關的專業比賽活動,促使創業教育的第一、二課堂聯系更為緊密,有目的地培養了學生的組織能力、表達能力、動手能力、交際能力和協作能力,逐步提高了學生的創業能力。條件成熟時,高校還可通過打造創業文化品牌、傳唱創業歌曲、統一創業標志等途徑,提高大學生對創業精神的認同感。
加強創業型學生社團組織的建設。創業型學生社團也是高校對學生進行創業意識培養和技能教育的有效載體。學校應鼓勵和倡導學生創建有利于創業教育開展的創業型學生社團,大力支持學生開展以創業為主題的社團活動,培養學生的創業意識和創業能力。如許多高校建立了大學生創業協會、創業俱樂部等創業型學生社團,志趣相投的同學在一起相互學習,相互激勵,共同開展創業文化活動。另外,一些高校還將未來企業家協會、攝影俱樂部、法律咨詢服務社、勤工助學服務中心、家教服務中心等傳統社團按照創業理念進行“經營管理”。